第十二章 王正洋枪毙在操场边

　　两个警察进代家沟不久就出来了，出来时一行二人变成了三个，除了两个警察，还有一人，正是王正洋。
　　王正洋瘦高个儿，长头发，苍白的脸，双臂合拢，垂在胸下，草绿色军装的袖筒早已破烂，一只长，一只短，短袖筒怎么也遮不住戴在手上的光闪闪的手铐。怎么，王正洋犯法了！
　　“王正洋犯啥法了？”我问站在沟边看热闹的寇叔，寇叔说：“听人说，犯的是强奸罪。”我问：“啥叫强奸罪？”寇叔把我脑袋从脑后向前一摸，说：“你们娃们家不知道，不知道就算了。”旁边鲁财娃子小声说：“他犯的是强奸幼女罪。”并且小声对身旁的媳妇说：“有人说，他把自己的女儿春苗儿强奸了！”春苗儿！她昨天还和姐姐、李香在一起找猪草哩！春苗儿是我三年级同学，她家住在代家沟大桂花树底，王正洋就是她爸爸。她爸爸多年前戴着大红花，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到过一个叫巴基斯坦的国家支援人家修铁路。秦家宽表叔说，王正洋十来岁的时候就成了孤儿，父母亲都是在“大跃进”时死的，都是得了黄肿病而死的，他被送到代家沟垴的幸福院和许多孤寡老人聋子哑巴在一起生活，他很聪明，又上过几年学，被指定给老人们记伙食账、打饭。幸福院周围有几十亩黄土巴地，大多数人虽然笨一点儿但能做气力活的也很多，照样面朝黄土背朝天，背粪、下种、收割、打场。王正洋不做重活，却指挥着那些没爹没娘或没儿没女的“幸福”着的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把代家沟垴的所有荒坡一把火烧光，开垦成耕地，王正洋吃得白白胖胖，每年被评为“大枫树公社幸福院”优秀工作人员，年年得到一朵大红花。
　　最大最漂亮的大红花，当然是他参军时胸前挂着的那一朵。
　　大枫树公社革命委员会武装部长屈爱民领着公社青年干部和妇联主任端着盆子，盆子里是用麦面打成的浆糊，手上捏着刷子，看见电话杆或成块的石壁就贴上红纸黑字标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一人参军，全家光荣！”、“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祖国的钢铁长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打倒美帝国主义！”……再热的天，屈爱民都要在头上捂着军帽，他是大枫树公社武装部长，办公室里自然挂满了长的步枪和短的手枪，最里面的小屋里还堆放着两大木箱手榴弹、两小木箱各种型号的子弹。
　　“其实，屈爱民是一个大老粗。”包家沟口民兵连的民兵们总是在背后这样评论他，说他第一次到沟口民兵连开会，人们非常高兴，都说刚来的部长肯定要给民兵连每个民兵发手枪和子弹，听说还特别强调要加强沟口的女民兵的训练工作，但屈爱民的那次讲话让沟口的每个人挂在嘴上，“笑话”了好几年。屈爱民双手撑着自己魁梧的上身，他穿着军装，但没有领章、帽徽，他的说话声音很大，但结结巴巴，一句话很难说完整，别人听到耳朵里就变了味。屈爱民嘴唇抖动了好大一会儿，才慢慢地、结结巴巴地，但声音宏亮地说：“我是县委武装部长……派来的，要搞好大枫树公社的……工作的，特别……要搞……女民兵……的工作。昨天晚上，我和你们妇联主任搞了一夜……工作，她是一个有知识的人，她的……很深……，不，我是说她的知识……深，我却是一个大……老粗……，究竟有……多粗，你们妇联主任……她……知道！哈哈哈哈，我知道她的……深浅……，她知道我的……长短……”妇联主任早让他说得脸色通红，鼻尖冒汗，她坐在主席台屈爱民的旁边想站起来解释什么，但却没有机会。屈爱民还在声音宏亮但结结巴巴地说：“民兵训练，首先要有……枪，我这次来，就是要给你们发……枪！”民兵们非常兴奋，拍手称快，并小声议论说：“这回真的要发枪啦！”屈爱民说：“一人一根……”民兵们高兴，拍手，“这是……不可能的。”民兵们虽然有点不高兴，但还是拍手，心想一人一根本来就不现实嘛。屈爱民说：“两人一根……”民兵们想这也可以呀，两人就两人吧，仍然拍手，“但，这也是……不可能的。”民兵们有点失望，很多人不拍手了，只有三两个人还在拍手。屈爱民说：“五人一根……”民兵们心想五人就五人一根吧，只要有枪就行，于是还有一些人仍然拍手，屈爱民最后说：“但是……木制的！”“哎，木制的土枪拐拐子呀！”民兵们个个哀声叹气，终于对每人拥有一根“三八”步枪或一只“五四”手枪彻底绝望了！但第二天照样到代家沟的沙坝上练兵，民兵连长龙王沟口的大个子陈文芳在部队就是正规部队连长，但不知为什么照样回大枫树当了农民，他站在石坎上，一声令下：“持枪！”民兵们忙把枪托抵住自己的腰眼，枪刺和枪身平行，右手握着枪身，左手握住枪柄，两眼放射着对美帝国主义的深仇大恨，牙关咬得咯嚓嚓直响，腰板笔直，等待下一道命令，陈文芳坚决地大声命令道：“突刺——刺！”民兵们的喊声便山摇地动，垮山沟的石头又从山顶上滚下了山坡，“杀——！”“向上——刺！”“杀——！”“向下——刺！”“杀——！”“向后——刺！”“杀——！”“连续——刺！”“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
　　我最害怕屈爱民啦，一是因为他经常与枪为伴，他和鲁继星达达上山打猎后，背回来的麂子、獐子、狐狸总是血肉模糊，缺胳膊少腿，妈妈给弟弟说：“快睡，快睡，不睡的话，一会儿屈爱民来了，他用炸药包子炸了你。”真的，有一天傍晚，屈爱民把沟口生产队的所有民兵集合起来，大声宣布：“明天，我们到南门山长途拉练，大家明晨四点必须起床，我在高音喇叭……旁边燃放炸药包子，这就是……信号。”晚上我悄悄告诉自己明天早上醒早点，好听听炸药包子的响声，但半夜了我还在床上来回翻身，妈妈说：“快睡快睡，明天早上还要上学！”我认认真真一遍又一遍地数着数儿：123456712345671234567……不一会儿真的睡着了，过了不知多长时间，“轰隆”一声巨响，我吓得从床上跳了起来，弟弟从床上掉了下去，碰在床腿上，头上碰了一个大包！“天啦！这么大的声音！”爸爸也感到十分惊奇，他没想到公社武装干部的炸药包子竟有这么大的威力！后来，一听说屈爱民要放炸药包子，包家沟口的小娃们准吓得乖乖儿的，像一只小狗一样，让他干什么他就去干什么。
　　我最害怕屈爱民，二是因为他把鲁绪林整得好惨，鲁绪林那么牛、那么刁的人都被他整得那么惨哇哇的，人们不得不服了他呀！鲁绪林又瘦又高，脖子长脑袋长脑门尖而凸出，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干起活来松松垮垮，是一个名副其实“腰长肋骨稀，干活怕出力”的人，也是一个被人骂成“蛇钻进沟子都懒得拔”的人。鲁绪林的脑袋经常剃得光溜溜的，说起话来嘴巴张得很大，嗓门儿提得很高，嘴唇不停地动着，但嘴唇很薄，“嘴唇薄的人都能说会道”，奶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鲁绪林真的能说会道，一付百年难见的好口才，而且还会写“呈子”。爸爸告诉我：“呈子就是状子。”我问“啥叫状子？”爸爸说：“就是打官司的诉状。”“啥叫打官司？”“一个人与另一个有了矛盾，例如打了架，被偷了东西，被泼了大粪，受害的人不服气了，别人解决不了，公社也解决不了，就要向人民法院告状，告状就是打官司，打官司就要递交呈子。”爸爸告诉我，鲁绪林写呈子在小神河一河两岸最有名气，一是他读了许多古书，有些知识和文化，私下曾宣称自己研究过古代的“刀笔吏”，该赢的官司非赢不可，要输的官司能起死回生，二是他写呈子要收礼，有人说他帮人写一个呈子要收一斗麦子或两斗苞谷，还有人说他写一个呈子要收两斤茶叶或两斤白糖，天啦，茶叶和白糖都是凭票供应，弄上一斤两斤茶叶或白糖的，还真是非常不容易哩！爸爸说，鲁绪林最爱喝茶，喝了茶水才能写出最“好”的状子。他喝茶的“专用”茶缸内壁永远是黑色的，比山洞还黑，茶缸里三分之二是茶叶，只有最上面薄薄一层层儿水。他喝茶叶有瘾，所以他到别人家做客，不吃饭不喝酒都行，但没有茶水，却连一会儿都坐不住。鲁绪林虽然能说会写，但他干活不卖力，是枕头包有名的“懒汉”，一年的工分挣得最少，年年都是“缺粮户”。鲁绪林帮人写呈子，谁让他告他就告，他自己想告谁就告谁，他竟然告状至太极县革命委员会，说大枫树公社有些干部搞阶级斗争扩大化，除了斗争地主富农，还把一些中农和下中农整到石头上罚站，殴打，不让睡觉，还指使生产队克扣像他这样“良民”的救济粮，等等，因此，鲁绪林这个人在大枫树干部中的印象最坏，终于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眼中钉、肉中刺。
　　“鲁力，今天公社开大会，校长让在我们班上找个发言的，还是你发言吧。”班主任柳治军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说，我问：“开什么会？”“批判会。”“批判谁？”“鲁绪林”。“鲁绪林！我还得把他喊哥哥哩，他和我同辈儿！”我很惊奇，批判会倒是经常开，斗私批修、批斗地主富农、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林批孔，但今天要批判鲁绪林，这的确让我惊奇。班主任柳治军也恍然大悟似地笑了笑，说：“真的呀，‘鲁绪林’，你还要把他喊哥哥哩，那就算了，我去找代文轩发言吧。”代文轩比我大五六岁，高两级，也是他们班里学习最好的一个，因为家庭成分问题耽搁几年没上成学，所以知道现在的学习机会难得，非常刻苦，每次学校或班上搞活动他都是最积极的人。柳老师对代文轩说：“批判稿子嘛，最好写了，今天批判鲁绪林，就要批判他好吃懒做，好逸恶劳，不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破坏‘抓革命，促生产’，诬蔑、陷害革命干部，是社会安定团结的绊脚石。你最后一定要这样写：像鲁绪林这样的跳梁小丑要阻挡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真是白日做梦，痴心妄想，必将被革命的洪流彻底淹没，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身碎骨。”柳老师所说批判稿的写法，怎样写、写哪些话、语气如何表达，其实我们每个学生都知道，都会写，都会写得通顺流畅，朗诵起来慷慨激昂。
　　批斗会现场设在代家沟口的沙坝上，全校师生统一组织参加批斗会，高音喇叭放在一张木桌上，它已不知疲倦地唱了一个又一个歌曲了，太阳把人晒得冒了汗又把汗晒干了，一摸脸蛋，白色的汗渍沾到指蛋上，有鸡蛋壳那么厚厚一层。怎么，鲁绪林咋还不到场？正在我纳闷时，几个持枪的民兵把鲁绪林正飞快地押向会场，“不行，你们为啥批斗我，我犯了什么法？不行，你们把绳子给我解开！”鲁绪林身体蹦得很高，他的长脑袋在正午的阳光下闪闪发亮，不，他的脑袋青筋直爆，唾沫星子从他的嘴里飞溅出来，在阳光里变成金色的碎片洒落在七月的沙滩上。他死劲向外撑着双臂，不停地大吼：“不行，给我解开！凭什么你们绑我，你们一没有法院的判决书，二没有检察院的逮捕证，你们也不是公安局的人，你们凭什么绑我，你们还打我骂我，我就要告你们！我就是要告你们！”学生们看到这种情形个个目瞪口呆，吓得不敢看别处，我的双手吓得直抖擞。“把他的脑袋给我摁下去，不准他大闹会场。”屈爱民果断命令道，于是又冲上去两个民兵用力把鲁绪林的脑袋往下压，终于压下去了，但鲁绪林猛一纵身，脑袋硬是昂扬了起来，一个民兵没有站好，鲁绪林的这一跃，把他弄了个大爬扑，险些狗吃屎，那民兵脸色寡白，嘴里不停地嘟嚷：“狗日的，怎么这么大的劲！”鲁绪林疯狂了，他用尽浑身力气在沙地上狂蹦乱跳，谁也摁不住他，并且不断大声地怒吼狂叫：“屈爱民，你们为啥绑我？为啥打我？为啥批判我？是不是我写呈子告了你们？你们做了坏事，老百姓为什么不能告你们？你们为什么怕老百姓告状？说我懒，懒人不是我鲁绪林一个，枕头包有的是，大枫树有的是，神河有的是，太极县有的是，全中国有的是！难道你们不是懒虫吗？你们这些当干部的一天到底干了些什么？你们为啥不抬石头？你们为啥不修梯地？你们为啥不上坡背粪？你们为啥不下田插秧？你们整天只知道开会，只知道学文件，只知道整人，今天整这个明天整那个，把人整死了，你们高兴，整得越惨，你们越高兴，整死的人越多，你们越高兴！你们这些人，见了有权有势的领导像狗一样听话，却把我们这些老实听话的老百姓像狗一样往死里整。你们上哄下压，你哄我我哄你，‘队哄社社哄县，一直哄到国务院’，毛主席被你们哄得团团转，你们却把老百姓从不当人，现在的老百姓猪狗不如，生不如死，却什么真话都不敢说，说真话你们就要往死里整。你们一天光知道玩儿，光知道吃，什么也不会做，只知道开会，只知道开会整人，你们工资却一分钱不少，月月发，天天发。你们吃的都是细粮，顿顿吃肉，天天喝酒，我们连肉汤都喝不到，连骨头都啃不到，为什么？就是因为你们是共产党员吗？就是因为你们是共产党的干部吗？就是因为你们有权有势有枪有炮有坦克吗？你们才是懒人，你屈爱民才是懒人，你们才是一些不要脸的东西！你们把坏事做绝恶事做尽，你们不得好死啊！你们断子绝孙啊！放开我！放开我！我要告到北京去！我要到北京告你们去！是的，我们这些老百姓拿你们没有办法，你们有枪，你们有炮，你们有手榴弹，你们还有坦克，但我不相信党中央国务院也拿你们没有办法！毛主席周总理也拿你们没有办法！放开我！放开我！狗日的东西，狗日的屈爱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我要告你！我要告你！我要告你！”屈爱民根本就不听鲁绪林的吼叫，他狠命地将鲁绪林踢倒在地，又猛地弯下身子，随手在沙滩上抓起一把黄蒿，死劲塞进鲁绪林的嘴里，并尽力往喉咙里塞，边塞边说：“我让你吼！我让你吼！我让你吼！”嘴里塞满黄蒿的鲁绪林并不害怕屈爱民，仍然呜呜啦啦地叫骂着：“狗日的屈爱民，驴日的屈爱民，你让我死，你也得死，你们这样的人不得好死啊！你们一定没有好下场啊！你们子孙万代都没有好下场啊！”屈爱民忽地一下从腰间抽出了手枪，指着鲁绪林的脑袋瓜子大声吼道：“你再吼，我就把你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我就用这把枪在你脑袋上钻眼，让你脑袋开花，把你脑袋打成个豆腐渣，看你还吼不吼？”说罢又抓起一把黄蒿死劲儿往鲁绪林嘴里塞，连鼻孔都塞满了，鲁绪林脑袋直往上昂，双腿直跳，身子直往前冲，脸憋得通红，又变成紫红，最后变成黑红。我吓得直想哭，但又不敢哭，心里疼得流血，但不敢说出来。我知道那黄蒿臭不可闻，苦不堪言，找猪草时我们连看都不看它一眼，因为猪宁愿饿死也不会吃它，现在一大把黄蒿却塞在鲁绪林的嘴里，肯定难受极了，哎呀，多亏没让我写发言稿批判鲁绪林啊，多么可怜的人啊！真的，他好像也没有犯什么法呀，不就是爱帮人写状子打官司嘛，不就是收了别人的礼品嘛，不就是爱跟公社的干部顶嘴辩解嘛，又是五花大绑，又是打，又是骂，还要往嘴里塞进去臭不可闻的黄蒿，还说要把鲁绪林往死里整！我们包家沟口的小娃们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也学会了绑人，但那是闹着玩儿的嘛，又不是真绑。我们小娃们在沙滩上也开“批斗会”，我们也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过毛主席“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伟大思想，但我们是互相批斗，既斗别人也挨别人斗，公平公正，谁也不吃亏。我们斗人的时候当然也要五花大绑，我们几个人先把寇兵娃子抓住了，绑了起来，寇兵娃子笑着说：“绑轻点，绑轻点嘛！”我拿着一根一丈多长的葛藤，双手握住中间，用力搭在寇兵娃子的后脖颈上，然后飞快地在他右胳膊上缠了三转，陈家雀儿飞快地在他左胳膊上缠了三转，我们分别在他的左右手腕上打上一个小结，然后把左右手的两根绳头从后面一下子合拢来，两头一结，用力上提，穿过他后脖颈的那根横绳间，然后回过绳端，用力往下一拉，“娘啊妈呀，狗日的，我说叫你们轻点轻点嘛，你们咋这么蠢啊！”寇兵娃子疼得眼睛仁都暴了出来，他一下子扑到在地，大哭起来，“日你妈，叫你们轻点，叫你们轻点，你们咋这么蠢，你们是真的要绑我呀？你们真的想把我当地主反革命收拾啊？你们不要我的命了吗，是不是？你们两个狗日的东西！等一会儿轮到我捆你们时，准把你们两个狗日的，往死里捆！”我和雀儿赶紧为他松了绑，以免过会儿轮到他绑我们时把我们绑得更紧，那样就疼死啦！
　　几个民兵累得汗水长流，脊背的衣服湿得贴在肉上，屈爱民的腰上别的那只黄亮亮的手枪盒更显眼了，手枪盒是黄色的，手枪把儿也是黄色的，枪管、枪栓、扳击都是黑色的，枪把上却拴了一束长长的红绸飘带，跟党旗国旗团旗红领巾的颜色一样红。看到这样的手枪我就想，我长大了，有一把这样的手枪，该多好！但我拿着枪，打谁呢？凭什么拿把枪就要打人呢？真的，有了一把手枪我还真的不知道打谁哩，我还害怕别人夺了枪去打我哩。毛主席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拿了枪去夺取哪个人手中的权力呢？夺了权力想干什么呢？干好事还是干坏事……黄蒿还在鲁绪林的嘴里塞着，是不是黄蒿把他熏晕了呢？他的眼睛开始眯了起来，一只腿跪在石头上，另一只腿还用力地撑着，虽然有些颤抖，但没有跪下，他的胳膊、手掌、手指早已被麻绳勒得乌青乌青，没有一点儿血色，再过一会儿就要烂掉。屈爱民走到架着高音喇叭的木桌旁，拿起红绸子包着的扩大器庄严宣布：“批斗大会，现在开……始！”鲁绪林听到屈爱民的声音后，忽然，像一头打架打疯了的黄犍牛似的，蹬蹬几步跨到屈爱民的身边，一堵山一样浑身向前撞去，“嘣”地一声，鲁绪林将自己的脑袋撞在木桌上，高音喇叭“刺儿”地一声像一只陀螺一样翻滚在地，同时桌子也翻滚在地，鲁绪林早已滚倒在地，屈爱民也吓得身子晃了一下险些来了个狗吃屎，参加大会的人“哇”地一声，身子一齐向后仰了一下，所有嘴巴一齐惊恐地张大开来，眼睛睁得鸡蛋大，瞳仁像要迸出去。我坐在第一排，鲁绪林正好滚倒在我的脚边，他的脑门撞出一道白印，白印很快变红，不一会儿，鲜血流得就像会场旁边小神河的水一样汹涌澎湃，我刚要拾起身子想把鲁绪林拉上一把，却发现屈爱民早就站直身子，一个箭步跨到鲁绪林面前，大声命令道：“站起来，不要装死！”我吓得赶快缩回身子，什么想法也不敢有了，等我再看鲁绪林时，他已被几个民兵架了起来，他的脸上糊满了鲜血，一只鼻孔也在“扑哧扑哧”冒着红泡儿，他的眼睛闭着，好像晕迷了过去，嘴里的黄蒿有一些已经掉在地上，掉在地上的黄蒿被鲜血染成“红蒿”了。屈爱民和几个民兵小声议论了几句后，民兵们便把鲁绪林架着往公社方向走，屈爱民面向参加大会的全体社员和学校师生，再次郑重宣布：“破坏分子吓吓吓……晕了头，他会装装装……死，但，我们以后还要批批批……斗他，这样的反动反革命破坏分子我们一定要要要……往死里整。”批斗会就这样草草散场，代文轩没有上台发言，他感到非常失望，满脸的不高兴。柳老师了解他的心情，耐心地安慰他，说：“过段时间这个会可能还要开，除了鲁绪林可能还要批判别的人，发言稿留下，放好，不要丢了，下次开会一定会用上，下次发言还是你，以后机会多着哩。”
　　鲁绪林真厉害，他的光脑袋能把高音喇叭撞哑！然而，屈爱民更厉害，他能把鲁绪林整得那么惨，那么可怜，显些当场整死！然而，我们这么多的人眼睁睁看着眼前的一切却不知如何是好，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什么都没有看到一样，人人好像都是聋子、哑巴、瞎子、僵尸、死人，我们也很“厉害”嘛，我们大枫树人，为什么都这么“厉害”呢？是什么原因让我们大枫树人如此之“厉害”呢？
　　武装部长屈爱民给王正洋胸前挂了一朵又大又红又圆的大红花，红花下边挂着的红纸上写着“光荣花”三个字。王正洋父母旧社会都是苦大仇深的农民，死的很早，这样可怜的孤儿才有今天这样的荣誉呵。“党中央规定，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是‘红五类’，王正洋就是标标准准的‘红五类’，不让王正洋这样出身的人去当兵，谁去当兵？”屈爱民对生产队长李玉升说，李玉升立即召集会议，全体社员一直推荐王正洋参军入伍，于是“光荣军属”的红色牌子就挂在了“幸福院”大门上，王正洋的家就安在公社的“幸福院”嘛！
　　王正洋当了三年兵就回来了，个头高了一些，脸黑了一些，天天穿着卸掉了帽徽和领章的军装，左手腕上戴了一块“上海”牌手表，都说上海的东西质量最好，他用的“中华牙膏”就是上海制造的，都说闻起来有苹果或橙子的水果香味哩，苹果好吃吗？橙子是什么样的？我不知道，这些都是山外人吃的水果。我只知道“夜夜甜”很甜、野核桃很香、五味子很怪、“八月炸”很软、野草莓很好看但没人敢吃！王正洋退伍回来，不能再到幸福院了，生产队帮他在大桂花树底盖了两间土墙石板房，从此他便有了自己的家。
　　当兵光荣，退伍也光荣，但王正洋却整天闷闷不乐，他为什么闷闷不乐呢？寇叔对他进行了分析，说：“现在当兵，一些人由士兵提为干部，当了班长、排长、连长，以后还要像龙王沟的鲁继炫一样当将军哩。另一些人转业了，到了手表厂、收音机厂、机械制造厂、拖拉机厂，有的转业后到法院当法官，到公安局当警察，到县政府当干部，屈爱民就是当兵转业后才当上武装部部长的。王正洋当了几年兵，没有提干，没有转业，回来了，却没有家，真是落了个‘一头儿脱落了一头儿散落’了，‘两头儿没一头儿’了，几年的兵白当了，可怜人永远是可怜的人啦！”李玉升队长有一天就批评王正洋，说：“好歹也是个军人出身呀，没有提干没有转业回到农村也得好好干活呀，现在落了个军官没当成，农活懒得做，什么也做不好了，百做百不成儿了啊！”王正洋仍然表情木讷，还不如当兵以前在幸福院过得快活。
　　王正洋的大哥王正江批评他：“好歹也得成家了，你看你一个人住在独庄子上，整天睡觉不起来，明天饿死在床上，别人还不知道呢。”王正洋眼睛睁大了一下又沉下脸来。“当了兵的人连一个媳妇都说不了，真丢……人！”还是屈爱民好事要做到底，他找到王正洋，说：“那个时候，让你当……兵，我们对你寄托了多大……希望。现在，回来了，争口气嘛，成个……家，好好干……活，才有出息的……嘛。”王正洋扬起头，说：“没谁跟我嘛！”屈爱民说：“我……给你找……一个……媳妇儿。”
　　王正洋和南门山的刘红花结了婚，刘红花长得白白胖胖，两把帽辫子长得和大腿根子一般齐，穿着黑细布裤子、毛蓝布上衣，见人就招呼见人就笑，妈妈看到刘红花后就说：“你看这世上的人嘛，咋说得成！王正洋这娃还真找了个好媳妇哩。”刘红花经常从我家门前经过到公社去，或者到供销社去，也没见她买过什么东西，反正总是爱跑，见人就招呼就笑。
　　刘红花第一次到我家是为了借粮，妈妈问：“你们两口加上一个小娃才三个人，粮食不够吃？”刘红花哭了，说：“他一天光睡觉，不做活，挣不到工分，咋能分得到粮食！”妈妈笑着说：“是啊，他不做活，你爱跑，那肯定是没有啥吃的嘛。”不过妈妈还是给她量了一升大米，刘红花高兴起来，说：“秋粮出来了，给你家还一升黄豆。”妈妈说：“也好，等秋季粮食出来了，还了就是。”过了很长时间，妈妈听说刘红花到包家沟口很多家里都借了粮，都说要还黄豆或还芝麻的，后来人们都对她产生了疑问：“她全家一年又能分得多少黄豆、多少芝麻呢？”
　　过了几年，春苗儿上学了，春苗儿就是王正洋和刘红花的女儿，上学后和我同一个班，坐在我的前排。春苗儿有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她比同岁的女娃子要高一些，胖一些，但她比其他女娃子话少声音也低得多，班上话最多声音最大最尖的是吕红，她是我的同桌，是新调来的公社吕书记的女儿，是我们班最骄傲、最霸道的人，谁也不敢惹她，谁她都敢惹。到了三年级，春苗儿经常迟到早退、旷课，老师问她啥原因，她说：“我达和我妈天天吵嘴、打架，他们说要离婚！”老师问：“他们打架，你更要好好学习呀。”春苗儿说：“他们不高兴了就打我，放学回家没有饭吃，我不想上学了。”过了不久，春苗儿果然再也不上学了。
　　王正洋和刘红花日子过不成了，离婚了，春苗儿判给了王正洋，刘红花没有房子住了，便回到南门山的娘家住，她时不时从我家门前经过到公社去，有人说她去找公社武装部长屈爱民，她时常到屈爱民那儿去，也不知道她去干啥，有人看到她晚上去，早上才离开，说了一些难听的闲话，说她和屈爱民“有筋”。
　　王正洋也时常到公社去，他的目的是要粮食吃，他理直气壮地说：“为什么不给粮食，你们为什么不管复员军人的死活？”公社干部起初还同情他后来却讨厌了他，屈爱民还骂他：“不要脸东西，把一个军人的脸都丢光了！连碗饭都混不到嘴，滚！”王正洋被骂得狗血淋头，灰溜溜回他代家沟的大桂花树底去。大桂花树底潮湿阴暗，两间土房龟缩在树荫里，像树叶里卷着的一只枯叶蝶。
　　春苗儿不上学了，在家找猪草喂猪，上坡干活挣工分，到沟那边的大伯家借粮借醋借盐借碗，他家的碗打得只剩下两个了，只有盛饭的，没有装菜的。后来春苗儿到大伯家时眼睛总是红红的，好像天天都在哭着，春苗儿大娘总感到春苗儿想说什么，但问她她却什么也不说，转过身就走了。王正洋越来越懒惰，李玉升又骂他：“王正洋，你看你脑袋都睡软了、睡瘪了，部队咋么就炼了你这样一个兵油子哩！真是丢尽了你王家的老先人！也丢了我们大枫树的人！你也想方设法把日子过好点嘛，你不吃饭你女人女儿还要吃饭呀。”骂也好批评也好帮助也好，王正洋反正不想上坡干活，他要到公社去要、去讨，他坚定地说：“我就不相信，公社就真的不管咱老百姓的死活！”
　　公社曾给王正洋发了几次救济粮，但每次总只能管上三两天，给了，他才走，没有了，他又来，公社的人烦死了，见他就躲，最害怕的还是炊事员，王正洋一来，往公社厨房门口一蹲，定着眼珠看炊事员炒菜做饭，蒸的韭菜豆腐包子，他先拿一个尝尝，煮的绿豆南瓜汤，他先舀一碗，一口气就喝光。炊事员说：“看你连个叫花子都不如，丢人，还是个复员军人哩！”要知道少一个馍或少一碗汤，炊事员当场就打不够饭，公社干部要么批评要么扣工资，气得炊事员拿起饭刷子砸向王正洋的脑袋，王正洋轻轻一躲，刷子却落在赶来端饭的屈爱民的头上，屈爱民愤怒地抓住王正洋往厨房外拖，王正洋没有拼命挣扎，他乖乖地出去了。屈爱民回转身对炊事员说：“以后他再来，给我用火钳擂他的脑袋。”炊事员说：“狗日的讨厌死了，害得我做饭都做不安宁。”屈爱民说：“当年让他当兵，还指望他成大器哩。”炊事员说：“他哪点儿像个当兵的样子，把当兵人的脸丢光了。”屈爱民边说边端了一碗汤、两个包子走出厨房，正走过过道时，一双大手抓走了他的两只包子，“让我吃！”王正洋抢走了两个包子，不顾一切地往嘴里塞，他一点都不怕热包子烫破了嘴唇烫卷舌头，屈爱民气得大手一扬，半碗绿豆南瓜汤从上到下全部浇在王正洋的身上，王正洋也被激怒了，他把还没有嚼烂的半拉包子吐在手掌上，“嗖”地一声扔过去打在屈爱民的脸上，屈爱民挥舞双拳直冲王正洋面门打来，两人抱在一起，滚成一团，吕书记听到后赶过来大声命令道：“都给我住手！”先住手的当然是屈爱民，他飞奔进自己的办公室，随手找来一把手枪，高高举起，歇斯底里不停地大声咆哮：“把你个狗日的东西，打死了去！世界上从没见过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你这个不知好歹的东西！你这个恩将仇报的东西！你这个腐化堕落分子！你这个曾经混进革命队伍的判徒，内奸，两面派，反革命分子！”屈爱民把子弹“啪”地一声上了膛，打开保险栓，正要对准枪口时，吕书记忙给炊事员使了个眼色，炊事员大步跨上前去，用力抱住屈爱民，劝说道：“算了，算了，他算什么东西，跟他这样的人发火，恶心，不值得！”屈爱民也不再坚持用手枪打死王正洋了，他被拉进书记办公室，整整一个晚上都在和吕书记谈心解闷，几个月脸色都不见好转，而王正洋则被赶出公社门外，他满脸青紫，破衣烂衫糊成个泥巴蛋蛋儿。
　　春苗儿大妈问春苗儿：“你的腿怎么啦？走路咋成了跛子？”春苗儿哇哇大哭起来，大妈莫名其妙，左劝右劝最后终于弄清春苗儿整天哭泣的秘密。王正洋成天到晚睡在床上，春苗儿忙着干活、做饭，累得筋疲力尽。一天王正洋不知在谁家混了一顿酒喝了，摇摇晃晃回到家里看到春苗儿睡着了，王正洋晕了头，他的眼里看到的不是春苗儿而是刘红花，他浑身燥热，头脑发胀，眼神模糊，面目狰狞，像一头泥浆中冲出来的野猪，见啥就撞，见什么就咬……春苗儿在床上哇哇大叫，她的父亲王正洋已经不是人了，变成了一头野猪了，不！变成了一只豺狼了，豺狼饿极了，连自己刚刚产下的狼崽也活活地吞食了……
　　春苗儿大妈被惊吓得浑身颤抖，她结结巴巴地说：“哇呀，好可怜的娃呀！哎呀呀，这个大不成器的东西，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这个烂心烂肝的东西，天打五雷轰呀！哎呀呀，天打五雷轰呀……”她诅咒够了却小声对春苗儿说：“可不要告诉别人啊，那，会要了你爸的命的！”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王正洋糟蹋自己女儿的事还是被公社知道了，公社迅速报告公安局，公安局先派人暗地里做了调查，再派樊警察等二人把王正洋用手铐铐走了。
　　三个月后王正洋一案就被审判终结，王正洋以强奸幼女，且情节特别严重的罪名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大枫树公社强烈要求把王正洋拉回来在代家沟口执行枪决，以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县法院认为，本案涉及未成年人隐私，不便在当地再制造影响，拒绝了公社的要求，但考虑到王正洋这样的人应该做为一个反面典型教育惩戒社会上其他一切好逸恶劳、腐化堕落的极少数反动分子，所以决定要把王正洋连同另一名反革命报复杀人犯从太极城的看守所绑赴神河，设立刑场，执行枪决。
　　刑场设在神河中学操场边，行刑当天，人山人海，赤岩、吕河、石门、楼房、金寨等南区所有公社的人都来了，大枫树来的人最多。我也和陈家雀儿等几十个娃们一道，走了三十多里路赶到神河看枪毙人。我站在人群中看到戴着大沿帽的法院法官一声令下：“现在对人犯王正洋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两个法警押着五花大绑的王正洋飞也似地从会场中央奔跑出来，人们哗地一下闪开一条通道，王正洋被绳子绑成了一个黑疙瘩，他瘦成了一把把儿，脊背上拖着一个白纸条子，上面写着“强奸犯王正洋”，他一个跟头栽倒在地又被抓了起来，他被押到大槐树下被用力一推，一个滚儿就滚到乱石堆里。一名法官拿着照相机给王正洋拍了一张相，一名法警抬起一支步枪，枪口离王正洋的后脑勺子不够两米远，我挤到前面去，但我一看见枪就马上捂住耳朵，只听“嘣”地一声，就像一个打在脸上的耳光那么大的声音过后，王正洋像黑石头一样向前倒去，他的腿用力弹了两下又收进黑疙瘩里，然后一动不动了。我转到前面去看，哎呀，王正洋的脑袋瓜子前半基本上完好，就是后脑勺钻了一个大洞，白色的脑浆流到他的衣服上，像刚杀的过年猪的猪板油，奇怪，怎么没有流血呢？
　　王正洋的大哥王正江也来了，他拿了一张白棉纸轻轻盖在王正洋的脸上，后来的人再也看不到王正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了。
　　王正洋死了，时隔不久，那棵不知什么时候就存在的大桂花树忽然半夜里翻了蔸，连干带枝全部砸在两间早就要垮掉的瓦房上，哗哗啦啦，房倒屋塌！
　　刘红花又从自己的娘家嫁给了陈高明，春苗儿和她妈一起来到了陈家，春苗儿这年刚刚十三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