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春《小北京演义》第十四回 起义县长徐仁山 十堂会审高德辉

　　民国韩城十一章(3)
　　
　　起义县长徐仁山
　　徐仁山（1880——1925），原名徐容，韩城南原城北村人。他自幼好学，博览群书，常对人说：“展卷有益，”并说：“勤有功，戏无益。”，年长，就学于合阳县理学先生谢伍宗门下。反对八股，不投考场，专攻治世之学。三年后还家，以教书为业。后任秦陇复汉军参谋，临潼分县县长，韩城县长等职，中国同盟会会员。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进北京，慈禧太后偕光绪逃至西安避难，适仁山访友西安，这时，正值秦晋大荒旱，两料无收百草干，黎民百姓陷于吃树皮、挖草根的灾难中。开始，老佛爷（慈禧）还假仁假义舍了几天饭，给死人葬埋赐席不要钱。以后饥民人死像墙倒，老佛爷便熟视无睹，置若罔闻，但在皇城之中，每天早晨的朝王队，却骑马坐轿，人欢马叫，卫士持枪开道，饿民因为迥避行动缓慢者，立时被戮死。
　　徐仁山看到这些贵族不知亡京恨，逃难之中犹至逞威作福。他不禁仰天长叹：“疱有肥肉厩有马，野有饿孚谁去观？”觉得不推倒腐败的满清王朝，就有亡国的危险，他暗暗立志，要参加孙中山的革命党。
　　1910年刘锦轩介绍他加入中国同盟会，同年被选为孔乐团副团正。
　　1911年9月，韩城大学生薛正清来韩招收秦陇复汉军敢死队，激于反清救国之志，他任韩城敢死队队长，参战于咸阳桥一带。
　　由于他打仗英勇，且善指挥，复汉军大统领张凤惠将他派往第五标统曹印候部作参谋。因他与张晓山、牛梦周三人调和了清将升允与民军的战争。张云山、郭希仁都说：“仁山足智多谋，胆识过人，办事很有能力。”张凤惠就给仁山题词：‘画计筹谋，胸有成竹’刻在头等功牌上（此牌至今犹存他家）。
　　接着，张凤惠委他任临潼分县县长，他勤政爱民，将历年遗留未决的民案，一一审清判明，大得民心。他还倡导勤俭度日，丰年要当歉年过。为了节约，他自己经常吃米儿面，因而人称“米儿面县长”。
　　民国六年（1917），他因政局不定，辞官还乡教书。由于军阀混战，土匪滋生。他和刘锦轩、鱼存之，又将一度解散的孔乐团恢复起来。
　　1918年古历五月下旬，徐仁山参加了韩城同盟会反军阀，反贪官的斗争会议，派仁山联系南乡的孔乐、勇盛、公益三民团起义，将军阀走狗野狸子击毙于太枣沟中。
　　同年七月十九日，由鱼存之率领孔乐团进城，活捉了贪官李天午。由徐仁山在县府大堂主审了李天午的罪恶，依法逮捕下狱。因徐仁山做过县长，且为人正派，起义的孔乐、勇盛、公益三民团，便公推他做了起义县长。他一上任，布告全县秋粮豁免，一切苛捐杂税取消，百姓如释重负，呼他“徐青天”。
　　陕西督军陈树藩闻知韩城驱逐了他的亲信李天午，大发雷霆，于同年11月下旬，委派另一亲信曹可风（合阳人），以武力到韩，强行接任了徐仁山的县长。当时，勇盛团正强亦乾与公益团正郭景议认为：“韩民要地方人当官治理，他有爱桑梓之情，百姓自然受益非浅。”基于此论，他们会见徐仁山，表示驱逐曹可风，再度拥护徐上台，徐思韩城地方武力，难敌督军雄兵，推辞自己受鱼存之之约，将赴杨虎城军队任参谋。此事便从此告结。他任民意县长三个月，却留下了好名声。
　　
　　樊厚甫与象山中学
　　樊厚甫（1886——1953），名坤，韩城县南堡安村人，少时入私塾，清光绪年间，曾就读于潼关师范讲习所。辛亥鼎革，讲习所停办，回乡从事桑梓教育事业，历任芝川职业小学教师，韩城中学教师及校长（三任），先后40余年，可谓：“门徒遍天下，桃李满韩原。”
　　樊厚甫精通文史，讲课素来不需要课本，上课即讲，如数家珍。教学方法又能深入浅出，旁征博引，分析入徽，又能结合文史诗词，杂以名人轶事、趣闻、巧对等，丰富多彩，引人入胜。有时情由文生，讲得绘声绘色，活脱活现。忽而扬眉吐气，忽而慷慨激昂，甚至挽起衣袖，一足登座，竖起拇指。振臂高呼：“贤哉！××人也；大哉！××英雄也。”老师讲得有味，学生听得入味。他的课，从来没人打盹睡觉，仿佛不听他的课，便不过瘾。
　　樊厚甫每年都要领学生旅行。浏览韩原名胜古迹，例如登上司马迁庙顶，瞻仰史公遗容（塑像）他便讲述司马迁之生平与著述《史记》；登上“苏武庙”，他便讲述苏武牧羊北海19年，矢志不变节，终于还身祖国。既览中华河山之胜，又进行文史教育，培养学生热爱祖国，学习先贤做人的道理，这种结合实物教学的方法，收效更大，引起许多老师效法。
　　他常对学生讲：“文从胡说起，诗从放屁来。”鼓舞学生广开思路，大胆创作，不要受旧框框的局限。
　　1935年农历三月二十七日，“高神殿”古会，有四台大戏，对演对唱，田家自乐。参加这次赛戏的村子有南陈、北陈、南苏、北苏、铁牛苏村（杜家苏村）。苏村社家占的东西两台；两个陈村占的南北两台。苏村社家请樊厚甫代拟戏台对联，联曰：
　　暮春扬徵羽，漫莫道陈陈相因，革命旗，凯旋歌，赛过二南雅化；
　　四戏奏宫商，愿观众面面顾到，西厢曲，东谱诗，媲美三苏文章。
　　樊先生中年丧妻，旋即续弦，襄事者请拟喜联，他顺口答道：
　　了了草草这件事；红红绿绿又一场。
　　对联平白如话，道出喜事从简之意，文俗而意深。出口成章，才思之捷，可以想见。
　　先生另一特点，生活质朴，不留头发（光头），不吸烟、不喝酒、不赌博，潜心教学工作，对于权贵之门，避而远之。常言：“得英才而教之，其乐无穷，何必他求矣！”
　　1942年秋，他的学生为了纪念他终生从教的功德，主动集资，为他在居水之阳，象山之丘建了“厚甫亭”。风和日丽，伟然直立，象征着先生功在韩原，德高望重，他的著作有《文学概论》《历史辑要》《韩城县乡土教材》等。
　　
　　薛正清弃官
　　薛正清（1884～1952），字正楼，别号炎公。他父亲是献策杀了慈禧太后庞臣（阉宦）安得海的薛晓湘。正清天资聪颖，加上其父的庭训有方，7岁能诗，9岁能文，12岁便成了“小画家”，15岁通医理，熟脉诀，对药物学研究最感兴趣（正清祖父是名医）。他的才趣向各方面发展。薛晓湘引导孩子要博学，反对孩子读死书。及长，送他赴朝邑“文介书院”与华阴“云台观精舍”深造，后毕业于北京新华商专经济系。
　　薛正清在童年时，就接受他父亲“以拯救苍生为已任”的思想，忧国爱民，在北京看见清政府衰败无能，辱国丧权，“洋鬼子”占了我们的国土作“租界”，竟然为所欲为，逮捕拷打中国人，不振兴中华，将有亡国灭种之忧。他参加了孙中山在日本创建的中国同盟会，暗中进行“灭清兴华”的活动。同时，与陕西同盟会的负责人张风惠，家乡韩城同盟会的杨一鹤、刘锦轩、鱼存之、徐仁山等取得联系闹革命。
　　辛亥革命爆发前夕，张风惠电催他由京返陕，组织秦陇复汉军，进行反清大暴动。薛正清赴西安见张风惠，张命他组织革命“敢死队”千人，作为军中精锐。正清即回家乡，会见同盟会同志，组织了敢死队300余人，由鱼存之任队长，徐仁山任副队长，开赴西安会师。临行前，薛正清讲了话，晓以革命大义。在送别时，刘锦轩作诗壮其行，诗曰：
　　前仆后继洒热血，视死如归救百姓。
　　愿将头颅抛异地，化作浩气若长虹。
　　韩城敢死队兵至临潼县境，即接到赴咸阳西参战的命令，正清率军，与清军在咸阳桥遭遇，激战4小时，清国败逃，我方死伤甚重，后来，正清在《哭秦中起义以来诸先烈》诗中说：“愿踏碎地球，生死两无真。”就道出了革命烈士的胸怀与高尚节操。
　　薛正清历任秦陇复汉军大统领秘书，中国农商部总务厅厅长，第七次国际劳工代表大会中国代表团顾问（在瑞士日内瓦集会），中国驻德大使馆参赞，冯玉祥国民第二军团总都参议，河南省洛宁、修武、中牟、偃师等县县长、国民党最高法院荐任书记官等。
　　抗日胜利后，蒋介石一意反共，积极准备打内战。“反饥饿、反独裁、反内战”的呼声响彻云霄，许多革命志士在血泊中倒下来，国家的命运，个人的安危，使他犹豫、徘徊、苦闷……，他不愿再做国民党的仆从者，想倒向共产党一边闹革命，深感年老，力不从心，最后弃官从医，继先祖旧业，济世活人。从此，挂起了“炎公医寓”的招牌，对权贵避而远之，活动在广大的人民之中，对贫苦的患者，不收诊费，义务包治到好，当时被呼为‘穷人的父母’可见医德的高尚了。
　　1952年正清病故于韩城故居城内莲花池巷，在送葬时，韩城县长吴沙浪赠送挽联说：“六任县长，廉洁奉公；两袖清风，荣归故里。”他一生居官清正，一尘不染，取“正清”为名以自励，的确也做到了。著有《西欧旅行记》、《炎公诗集》、《疑难病新解》等。
　　
　　高锡瑞智取山大王
　　高锡瑞（1900～1975），一名凤临，号淡翁，韩城芝阳乡高家坡人。受业于蓝田理学家牛兆濂门下，他一生从事教师工作，先后50余年。对于理学、音乐、天文、诗词、书法等，均有研究，学识渊博，著作等身。精通《易经》，以文王八卦，断人吉凶，因而被人誉为高半仙。解放后，任政协韩城委员会一届委员。
　　1927年，高锡瑞在高家坡滩凹的山岗上，兴办了【芝溪岗书院】远近慕先生之名，前来负笈求学者甚众。这时，在梁山落草为王的高凤鸣，闻听高半仙可决人疑难吉凶，专程前来求卜。
　　“山大王”高凤鸣开口问道：“先生观我是怎么一个人？”
　　“高半仙”高锡瑞回道：“你是杀人如麻的绿林英雄。”
　　高凤鸣见他一下点明了身份，半响说不出话来。
　　高半仙知其有难言之苦！接着问道：“算卦不留情，留情难算卦，我是根据你的相貌五官说的，准吗？”
　　“准！”高凤鸣只说了一个字。接着问道：“先生你看我这人今后有无出息？”
　　“你报上生辰八字。”高凤鸣报后，半仙推算一番说：“你今后还要化凶为吉，升武官，为国立功。”
　　“嘿嘿！我这一字不识的莽汉，受村盖子的欺辱，愤而杀死他，畏罪上山落草，由于我体壮力大，胆量过人，打起仗，不怕死。举枪人倒，弹无虚发，打败了追捕我们的官军，山大王受伤死了，弟兄们推出来当头头，我不想干，又无处藏身，就为这事，前来请先生指出明路一条。”
　　高锡瑞对他讲了“周处除三害（除虎、除龙、除本身作恶）的故事，使其移性，痛改前非。
　　高凤鸣据其理，不禁感叹地说：“从今我要学周处，为民除害，先由我本身做起，不再上山为王去了，就在先生书院当学生，听从教诲，打仗行阵的武事，不知先生能教吗？”
　　“孔子曰：‘有文事，必有武备’。我教你《孙子兵法十三篇》，此书乃我国军事经典著作，你要学通它，用之不尽，取之不竭，必成中国名将。”
　　高凤鸣一听，大喜。双膝跪倒在先生面前，请求收下他这门徒。锡瑞觉得教育之贵，贵在引导人弃恶从善，满口答应。
　　凤鸣将身边带的银元150块，上交老师，作为学费和自己的食宿之用。要读兵书，没有文化怎么行呢？对于他这年已33岁的大龄学生，只能从“一二三四五，人手足刀尺”教起了。真奇怪，想不到这个莽夫，天资聪敏，不到一月，学会《千字文》、《三字经》，半年之后对《蒙学十讲》、《中国名将传》、《三国志》都能看懂。老师又结合《名将传》中的人物，如文天祥、岳飞、张巡、史可法、石达开等的故事，使他以名将作为典范学习，激发他爱国家、爱民族的思想和情感，并强调文天祥《正气歌》中的主旨在于要让人做到“时穷节乃见”。
　　凤鸣通过一年来的学习，知道了做人的好多道理，立志要“革心换肠”、“脱胎易骨”重新做人。这时，高老师才开始教他兵书，要求他通读熟背，会讲。并说：“凤鸣在书院学习了3年，能诗能文，改变了他的气质，由莽夫变成雅士。
　　1939年，抗日师长柳子俊，闻听他是一个文武双全的军事人才，招他作了营长，在山西太行山打游击，随他前去的还有同学19人，凤鸣军纪严明，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屡建奇功，1940年8月，高凤鸣被提拔为团长。
　　
　　王友直当西安市长
　　王友直（1902～1992），字正卿，韩城市东少梁村人。1924年考入上海大学，同年加入共进社、共青团、中国国民党。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参加罢工总工会工作。1926年被中共中央派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由共青团员转为联共党员。1928年毕业后，由联共中央派住苏联远东边疆苏维埃政府少数民族部任副主任兼伯力市苏维埃政府少数民族部主任。1930年任列宁学院翻译。1931年8月回国，任中共上海浦东区委组织、宣传部长。1933年被捕，1934年出狱脱党。曾任《中国日报》编辑、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星子特训班政治总教官。1937年回陕后，任西安行营秘书、陕西省各界抗敌后援会常委兼主任秘书、第十战区抗敌动员会秘书处处长。1944年任陕西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1947年任西安院辖市市长。1948年与共产党地下组织发生关系，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从事民主革命工作。解放后，历任陕西省第四届政协委员，第五、六、七届省政协常委，民革陕西省委顾问，民革中央团结委员、顾问、监察委员等职。他的历史有《王友直回忆录》一书，由本人口述，宋玉莹笔录、整理。
　　王友直是怎么当上西安市长的呢？王友直1947年当了西安市长，当时，有人猜测说，他和国民党总裁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是留苏同学，一定是经国在父前推荐他而成功的，其真相并不如此。
　　据《王友直回忆录》中说：“抗日战争期间，我到成都、重庆三次参加训练班受训时，都被蒋介石传见过。蒋每次都问我：“你和经国是同学吗？常见面吗？”问话时，手中拿着名册，名册上对每个人都作了简要介绍。蒋介石和人谈话时，总爱问别人读过什么书？大家都知道他喜欢王阳明的哲学，就都投其所好，说自己读《明史》，我亦不曾例外。蒋介石听了很高兴。这时，我看到侍从人员给我丢眼色，意思在说谈话时间已该结束了，我便起身告辞。委任我为市长以后，我到南京见过行政院院长张群，他对我讲了内情：‘关于西安市长人选，陕西省长祝绍周保荐了你。胡宗南保荐了顾西平（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他们均有各自的目的，恐怕错用了人，对自己不利。当时，于右任先生（国民党监察院长）的意见是选择陕西人，中常会便通过你为西安市长’。”
　　王友直说：“我这个市长是在祝绍周与胡宗南斗争的夹缝中产生的。过去，我当教育厅长时，胡宗南不同意，要推荐杨尔瑛；我当市长，他还是不同意，两次落空，故而对我不满，加剧了我和胡宗南中间的矛盾。他派汪震（胡的四大金刚之一）做市政府的秘书长；其实在监视我的行动，他了解我过去是共产党，对我非常不放心。以后，我和共产党建立了单纯联系关系，与胡宗南在西安解放前夕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三千六’卫百福
　　卫百福（1901～1978），韩城北原张村人，念过私塾3年，因家贫，以卖羊头肉为生。
　　1915年，时年15岁，当时韩城地区流行秧歌小唱，他在赶集中观看了秧歌演出，入迷入痴，遂拜名艺人“盖韩原”为师学艺。由于其师外出取经求宝，吸收了眉户、道清、花鼓戏的长处，渗入韩城秧歌中，创出了新腔调。一年后，卫百福登台演出，艺压前贤，声价百倍，成了韩原位居名流之首的旦角演员，观众赠他艺名“三千六”。
　　由此，村村乡乡争请他演出，往往正月开始，演到收麦口。由于秧歌调是民间艺人即兴之作，边编边演。1929年丑角‘干嘴子’中讽刺时政，引起当时县长谷朝宾的不满，对秧歌加上‘靡靡之音，伤风败俗’之罪，大捕艺人。在大池埝演出中，范甲珠、刘喜康被捕。卫百福因男扮女妆而幸免。
　　对秧歌艺人演技的称赞，至今韩城还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
　　“一盆血”、“半盆血”，
　　“人参苗子”世上缺。
　　“丈八元”、“云遮月”，
　　建德、天保名齐列。
　　上面所说的，都是秧歌演员的艺名。血者，红的意思，‘盆半血’是‘一盆血’的学生，因‘青出于蓝耏生于蓝’故称‘盆半血’。名旦‘丈八元’原名殷子云，昝村乡吴村人，观众对他的表演编有快板说：“鸳鸯走，大摆手，各州府县都没有；杏子眼，两盏灯，走起过场像股风；面似出水荷花瓣，两眼黑珠滴溜溜转。”
　　卫百福是后起之秀，他字正腔圆，音宽声厚，婉转入味，声情并茂，跑园场两脚直如线，游离飘荡，如仙女平步水面，怡然自得。他的唱腔有如音沉井底，高达云头。他的扮像赛过妙龄姑娘，舞态百出，一频一笑，都有传神夺魄之能。观众对这种艺术美，无法作出高度评价，只好借妇女身价（彩礼）来评比，意思是说：“丈八元如果真系女儿身，要达到求婚目的，所送聘礼银元，必须堆成一丈八尺长（每枚百度一分，即1800元），否则，井内的蛤蟆想吃天鹅肉——白想。”
　　由于卫百福在台步、唱腔、扮像、舞态等方面，都有他独特的创新，压倒了‘丈八元’故而身价更高，聘礼银元涨到3600枚。这就是他艺名的由来。
　　
　　强仲廉冒风险
　　强仲廉（1907～1973），原名强励，陕西省韩城市芝阳乡东赵庄人。1937年在北京辅仁大学肄业。返乡后，任韩城初中教师和主任。1945年秋，加入中国民主同盟组织。1946年任韩城教育科长3个月。旋即调任韩中校长。1947年在西安兴国中学任教。解放后，历任大荔师苑、陕西师范专科学校教师。陕西师院讲师、商县师院副教授。他治学严谨，爱生如子。
　　1946年，强仲廉任韩中校长时，反动教师赵伯令（一贯道坛主，后被镇压）与敌三青团书记高淮承、教育科长薛炳之勾结，意欲煽动学潮，把靠近地下党的强仲廉，逐出学校，另委派他们亲信任校长。赵伯令暗中煽风点火，组织了极少数学生无理闹事。在严寒的冬天半夜里，把强仲廉推推搡搡，揪到校门外，接着几十名学生高喊口号，声声要打倒他，有的人竟拳打脚踢他。
　　正在危急之时，进步老师打铃召集学校的同学集合，一时铃声如雨，人声鼎沸。他们预先布置的侦察人员告急说：“快跑！全校同学，要和我们作对……
　　赵伯令觉得自己的势力薄弱，暗中指示闹事的学生，以整化零逃跑了。强校长被师生迎进校中。当晚召集了紧急校务会，全校教职员都到会场，赵伯令也若无其事地坐在一边，目的在观察会场动静。
　　当提出如何对待闹事学生时，许多有正义感的老师愤怒发言：“把闹事代表查清开除，参加闹事者记大过，以观后效。”有的老师提出：“对闹事事件，上报县政府，让政府处分他们。”
　　强校长最后发言说：“学校起风波，不怪闹事的同学，全怪我平日对同学教导不够，这是我的失职。要处分，就处分我一人，不关连任何闹事的同学。”
　　总务主任贾德升（韩城地下党负责人）接着发言说：“我完全同意强校长的意见，同学年轻无知，肯定是受了坏人的唆使，上当受骗，今后教育他们走正路，提高认识，努力学习，发奋向上，以功补过就行了。”
　　赵百令认为这是分化他与闹事学生的力量，目的在孤立他。他唯恐天下不乱，黎明前，偷偷叫开高淮承的大门，把闹事失败的过程全盘说出，求高作出新主张。高说：“他们要息事，咱们要火上泼油，偏要主动处分学生，使学生和他们搞对立，闹个满城风雨，看看怎么收场？”
　　第二天，高淮承与薛炳之主动来校询查，装出假相说：“听说学生闹事，要把强校长赶出去。这简直是胡闹，我们代表三青团教育科，要求对闹事者从严处分。”
　　强校长回答说：“这是我个人的事，与学校无关。就性质说，我们对同学，只有教育的责任，没有处罚的权利。谢谢你们的好意。”
　　高、薛二人，见无缝插针，只好告辞。这场风波，很快平息了。事后，地下党同志对他交口称赞说：“强校长的精神与风格，可谓‘光华于危难时闪现’。”
　　
　　白求恩来韩城
　　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为了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于1938年1月20日，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冒着生命危险，一路辗转，经过炮火连天的敌战区，进入韩城，然后奔赴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延安。
　　3月7日，白求恩由山西省河津县黄河东岸乘船渡河，进入韩城境内，3月10日下午5时徒步到达县城，住在北关东街（现井把湾巷）的“隆兴旅社”。上级党组织要求县委护送白求恩去延安，因北路不好走，改走南路，等候西安派车迎接。这样，白求恩就暂住韩城。
　　白求恩到达县城的第二天，立即主动到后方医院（西城门外玉虚观）给伤病员治疗。同时，他不顾疲劳，还给附近求医的百姓看病。由于他医术高超，很受广大医护人员和患者的欢迎。后方医院的外科主任和全体护士，纷纷要求跟他一起到延安去。
　　当县委派人慰问他时，白求恩谦逊地说：“我们路过韩城，不愿打扰任何同志。你们的情意我很感谢，我还没有开始工作，你们便关心慰问，使我太惭愧了。至于送的礼物，我更不能接受。党对我的生活已安排得很周到了，也不需要这些，请多多见谅！”
　　3月19日，迎接白求恩的卡车来了，白求恩随即出发，两天后到西安，四天后到达延安。
　　
　　‘十堂会审’高德辉
　　高德辉（1909～1932），小名增蕴，出生于韩城南乡高坡村一个书香门第，其父高士龙是清末举人，博学多才，为人方正，教子有方。德辉幼年随父读于乾城蚕业学校。1925年毕业于韩城初中。同年秋考入西安敬业中学高中部。这时，共产党前驱魏野畴，经常到各中学作公开演讲。宣传马列主义，高德辉受到启发，走上革命的道路。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韩城工农赤卫队政委，中共陕西省委巡视员等职。
　　高德辉1930年释放返家后，他不忘干革命，随即到李象九（共产党人，时任冯玉祥第一师三旅旅长）部队任学兵营一连连长。李象九向德辉说明这个营是搞共产党的武装，故而德辉乐意与他共事。未料，李旅长在河南许昌和尚桥与蒋介石的夏斗寅部作战失败，德辉郁郁返回，但他对革命并不气馁。经他父介绍他到察哈尔民政厅任职员（厅长是他父老友）。
　　1931年5月间，他与山西太原地下共产党员向辰书信来往（双方都用化名），被敌人查获，从字迹上认为是他的笔迹，以嫌疑犯逮捕。
　　察哈尔在当时中国是比较落后的地方，人们受反动宣传，认为共产党人是政治犯，罪大无比。国民党省党部如获至宝，要籍此事向蒋介石“邀功领赏”，故意扩大事实，任意宣传，使不明真相的人民群众当作特大新闻。
　　以省主席为首，组织了省党部、省法院、省检察署、省公安局、省卫戍司令部、省警察署、省民政厅、省社会处、省军法庭首长10人出庭审讯。地点放在省体育场，时间是同年古历中秋节，当日报纸以特大新闻报导。
　　霎时，轰动了全市百姓，观者人山人海。街道为之阻塞，比看名角演戏还热闹，体育场周围的屋顶、树上、高墙头都挤满了观众，人们没有见过共产党人是多么神奇的模样？要开开眼界。
　　上午10时许，在军警百人押解下，荷枪实弹，如临大敌，高德辉虽然身带法绳，却神色镇定，态度自若，见了民政厅的同事，如同平日亲热地打招呼，对于军警的制止，毫不理睬。
　　面对布置得如同阎罗殿的‘十堂会审’，他视作儿戏，一再质问道：“你们无故逮捕我，声称我是共产党，理由是我与太原共产党员薛向辰有书信往来。薛是不是共产党人，我不得而知。他给我的信中说，他看到我在察哈尔报纸上发表了一篇《联合起来，救亡图存》的文章，他深感我的呼吁是出于爱国激情，唤醒国人，同仇敌忾。我想，不愿当亡国奴的炎黄子孙，没有人不赞成爱国救亡，若果说有，除非是那些丧尽天良的大汉奸。若说我有罪，便是爱国罪，任你们杀，任你们砍，我死而无怨！留得赤胆忠心在，自有后人评是非……。”
　　高德辉同志把生死置之度外，慷慨陈词，直使满堂的审讯官瞠目结舌，面面相觑，只得宣布退堂再审，打破了他们邀功领赏的美梦。
　　从此，他们哪里敢进行公审？软的不行来硬的，对他进行拷打。同时，让他住在条件最恶劣的牢房中，吃发霉的包谷、喝生水，故意折磨他。德辉因此患了腹泻症，大便一日十多次，往往倒身在地，但他宁愿病死，不向敌人屈服。
　　经过4个月的监狱生活，社会舆论哗然，爱国青年学生联名向省主席提出抗议。省主席考虑到社会压力太大，只得批示：‘对高德辉具保开释，民政厅除名，限10日离开察境。’
　　高德辉由察哈尔返回家乡后，继续干革命。1931年冬，他在高家坡创办“农民夜校”，宣传革命思想，发展党员，为党培训农民骨干。1932年春，奉陕西省委指示，在上官庄学校成立了“韩合工农赤卫队”，徐岱云（龙亭乡城南村人）任大队长，他任政治委员。由100多人，发展到300多人，他们以巍山为根据地，打土豪、分粮食。不久，敌军冯钦哉部队以数倍于我的兵力，向巍山扑来，路过赵峰村时，烧了赤卫队中队长冯抗勇的房屋。经过一场激战，因敌我力量过于悬殊，为了保存实力，赤卫队暂时隐蔽，以利再战。
　　穷凶极恶的敌人，要把赤卫队赶心尽杀绝，同年6月14日，敌军营长杨景福带兵包围了北寿寺村，抓走赤卫队队员和农民18人，其中4人在芝川镇被砍了头，这就是有名的‘六?一四’惨案。德辉与岱云同志遂即上西安给省委作汇报，省委决定他去杨虎城部一个步兵团作兵运工作。同年10月间，他请假回家探亲。恰值敌人对共产党进行“清剿”，他不幸被捕下狱。
　　伪县长白子玉，将德辉交予在韩驻军营长潘禹九收审，潘呈报西安绥靖公署批准就地处决，在同年11月22日，德辉同志被押向城南居水桥刑场受刑，他沿街高喊“打倒国民党！打倒蒋介石！共产党万岁！工农红军万岁！”壮烈地牺牲了，时年仅24岁。
　　
　　张子超巧斗敌人
　　张子超（1906～1984），名云蛟，小名养成，字子超，韩城龙亭乡东范家庄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党在韩城早期搞地下组织的领导人。与他后来搞革命的还有薛子芳、冯光波、樊德音、鱼文波、韦梦若（后叛党被镇压），被称为革命的“六君子”。他历任中共陕西省委派出的韩城农民运动特派员、韩城南区区委书记、韩城县委农运委员、陕西省委巡视员、韩城一高学校教师、韩城师范、韩城中学教师、西安市文史研究馆秘书等。
　　1927年夏季，子超住在家里，他家瓜棚与穷苦农民张永义瓜棚相近，他先是讲故事，说笑话，和永义混熟了，便谈到永义家的穷迫为什么不能改变？其原因是国民党为资产阶级办好事，剥削压迫广大劳苦农民。要翻身，就要打倒国民党，参加共产党搞革命，穷人才有出路。永义听得入神，要求参加共产党，张子超便同时接收他和小学教师张先民加入组织，成立了韩城县第一个党支部，他任书记。后来子超任区委书记，范家庄支书由张永义担任，又发展了几个农民党员。
　　1937年9月初，朱德总司令率军由芝川口东渡抗日时，张永义报名参军，由士兵迁升团长，后任冀察绥三省游击总司令，在漳河流域一带打得日寇闻风丧胆，保卫了广大人的民群众，大家亲热的称他“黑老张”。
　　张子超有识才之明，不愧为革命阵营中的“新伯乐”。作家杜鹏程（《保卫延安》的作者）奔赴延安革命圣地，就是受到他的革命思想启迪而去的，同时，他还介绍了韩城大批青年上延安，如刘钢民（曾任陕西省统战部部长）、高步林（曾任陕西省公安厅厅长）等。
　　抗日开始，张子超在韩城一高教书时，他住在“尊经阁”（藏书楼），写了一幅对联：
　　遥望那白山黑水，大好河山遭破碎；
　　且看着铁马金戈，救国健儿雪耻辱。
　　此联气势磅礴，言词奔放，反映了他爱国的胸怀和激情。
　　抗日初期，为了鼓励青年参加抗战，他还编出《党晓渊从军》（真人真事）一剧，各学校竞相演出，下乡宣传，一时轰动全县，许多爱国青年，受到戏剧的感染，提高了爱国思想，纷纷要求参战，奔赴前线抗日。编剧人张子超的大名，随着戏剧的翅膀飞腾起来了，妇孺皆知。时至今日，谈起抗日，大家还念念不忘地说到“晓渊从军”的演出和作者张子超。
　　1939年，国民党109师移防韩城，敌师政工处大捕共产党人，白色恐怖笼罩了韩城，张子超也上了他们的“黑名单”，属捕杀之列。有一天，张子超到教育局访友，当他返身刚要走出大门时，迎面出现了4个带手枪的人，他们正是前来抓张的敌特人员，打问到张因事到教育局，追捕到这儿来的。
　　敌特一人问张说：“你见张子超在局里吗……？”
　　这时，张情急智生，回道：“他正在局长房子说话。”
　　由于他沉着冷静，面色不改，从容不迫，敌特当然不加怀疑，且怕局内的张子超警觉，逃跑了，立即闯进局院，直奔局长室，适逢内面有客人一位，敌特没说二话，把他五花大绑带走了。局长惊得目瞪口呆，不知身犯何罪？不敢多言。
　　事后，查明错捕了人，不是张子超，但是好进难出，给他卡了个“共产党嫌疑分子”的帽子，花了法币5000元，才被释放还家。由此可见敌特是怎样的凶暴了，也说明张子超临危不惧，机警过人。
　　
　　吉文超打出‘暗边区’
　　吉文超（1915～1968），陕西韩城南涧西村人。1932年8月在韩中上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转北平私立中华中学读书。1937～1947年，奉省委指示，在东府发展党员，创建游击队。历任黄龙垦区工委书记，黄韩城第三游击支队副队长，黄南武工队队长，黄南游击总指挥部政委。1947年秋，韩城第一次解放，吉文超任县长，县委书记。此后，历任西北局机要人员培训大队长，长春铁路管理局政治部主任、局党委副书记。四机部干部教育司司长等职。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含冤逝世，1982年夏，得到组织平反雪冤。
　　1946年夏，洛川特委任命吉文超为韩城第一游击支队队长。文超率领12名队员从富县茶坊镇（特委设此）出发，经黄韩城区进入韩城地界。
　　游击队袭击了白马滩伪保公所，缴获了9支长枪。士气大振。当他们路经大岭时，中了敌人的埋伏，遭到惨败，吉玉敏等6名同志壮烈牺牲，白云山负伤被俘，张清杰、米生发失败后逃散，吉文超和他的警卫员阮得胜回到茶坊镇。
　　吉文超不怕牺牲，继续战斗，终于打通了陕甘宁边区渭北的交通线，使韩、合、澄、黄等县形成具有初步规模的根据地，当时被誉为‘暗边区’。1947年4月，在西北局的指示下，成立了黄南游击总指挥部，由苏史青任总指挥，吉文超任政委，组成一支千人大军，配合王震将军的二纵队、王世泰率领的四纵队，于同年10月，解放了韩城，随后整编为正规军，转战到祖国各地。
　　1947年吉文超任陕东工委副书记兼黄龙工委书记时，在山沟侦察地形，突遇合阳县伪保警队前来进剿，他连忙奔进树林中，敌人尾追不舍，他情急智生，脱了衣服，挂在大树上。敌人以为他藏身大树，不再追赶，集中火力，瞄准射击，但不见人体落树。上前一看，原是衣在人逃，知道上当，这时，要再追赶，已来不及了。
　　又一次，在山村开会，敌人前来包围，他命其他同志先走，留下他烧文件。眼看是走不脱了。敌人发现情况，分兵两路。一面进行追击，一面上楼搜索，在“乒乒乓乓”子弹入膛声中，他从楼上的窗户钻出去，双手抓住椽头，吊在空中。敌人上楼，扑了个空，待敌人离开下楼时，他又从楼窗返身回来，神不知，鬼不觉的从虎口脱险了。
　　
　　吴沙浪解民苦
　　吴沙浪（1916～1993），一名吴国昌，韩城乔子玄乡马村人。193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在家乡组织游击队，任队长、政委等职，与敌人作出生入死的斗争，战果辉煌，被人民呼为‘救生主’。全国解放后，历任韩城县第一任县长、渭南专署副专员、陕西省总工会主席、陕西省农业银行行长、陕西省人委副秘书长兼交际处长、陕西省人防办公室主任与党组书记等职，曾当选为第五届省委委员、省革委会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七届、第八届执行委员。1993年5月31日病故西安，享年77岁。
　　解放前，吴沙浪在韩城地区组织发动了反高利贷，反贪污的群众斗争，经常带着游击队，神出鬼没地为受压迫的穷人伸冤雪耻，大大长了人民的志气，灭了敌人的威风，因而人民视他如神明，他走到哪里，哪里的人民对他如同自己的亲人一样，相依为命。
　　1939年3月的一天，他独自一人去南涧西村会见战友吉文超，被敌人发现，群起尾追捕拿，他急难脱身，闯进一百姓人家，说明情况，主妇老大娘立即把他引进新婚的儿媳洞房中，让媳妇装病卧炕，把吴沙浪搂抱怀中，隐藏在被窝中。
　　这时，敌人一哄闯进院中，口口声声逼问老大娘家中是否窝藏了共产党？老大娘心平气和地说：“刚才有一大汉从我家越墙逃走了，我儿媳病重，昏迷不醒，我心乱得要死！你们如果不信，就随便搜查吧。”敌人看见年轻美貌的娘子，料想她绝不会把陌生的汉子藏在自己的被窝中，恐怕越墙的吴沙浪远逃了，便折身而去，吴沙浪免掉了生命之忧。事后，才知道这位老大娘，名叫董云香，此情足以说明依靠群众，战无不胜。
　　解放后，吴沙浪初任县长，盘韩城区一位28岁的年轻妇女，名叫李亚琴，到县政府告状，哭诉她是有夫之妇，家留孩子，被当地一位恶霸占了十年之久，难以脱苦！当时，新婚姻法尚未颁布，吴沙浪问明她属‘小妾’，便以边区一人不能娶二妻为由，派人送回冤妇，在恶霸面前，强制他同意离婚，使阔别了十年之久的恩爱夫妻与母子重新团圆。结发夫深为感激，流着泪说：“解放前，十多年我诉苦无门，跑断两腿，未料吴县长一语判案，将爱妻送回家门，大德大恩，我至死不忘啊！”一家三口，天天清晨向南遥跪吴县长，表示他们感激之情……。
　　
　　苏资琛反蒋
　　苏资琛（1893～1974），原名养源，韩城薛曲村人，后迁居城内高家小巷。苏资琛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青年时期，就投入爱国民主运动；后从事民主抗日活动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他历任韩城中、小学教师，杨虎城十七路军总指挥部少将参议与三十八军政治处长、合阳县长、韩城县参议会议长、陕甘宁边区参议、边区政府委员、陕西省农业厅副厅长、政协陕西省委员会副主席、陕西省副省长、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等职。
　　苏资琛是以不畏权贵出名的人物，1941年大荔专区专员蒋坚忍（据传是蒋介石的远门侄子），为了捞一把政治资本，要下属各县献他“寿屏”一幅（恰好12县，合起来成全屏），歌功颂德。对于这种“沽名钓誉”的丑恶行为，旧政客违反民意而强行迫做的官僚作风，苏资琛恨透了。他嫉恶如仇，以韩城参议会议长的身份，当场拒绝。事前同他联络好的合阳县议长党睛梵、澄城县议长党仙洲也相继而反对。各县议长惧于蒋坚忍的官威，不敢出面说话，经苏先生首先出面，也纷纷附和，众志统一，行动一致，使蒋专员的美梦变成泡影。
　　事前，有人警告他说：“你这样做，当面锣，对面鼓，恐怕很危险。”
　　他正色道：“敢摸老虎屁股，就不怕它咬，我要为人间留一点正气。”
　　蒋坚忍为此事，对他恨之入骨，但惧于他的社会地位与社会影响，不敢挟嫌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