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春《小北京演义》第十三回 揭露剥削《公社论》 来到韩城刘志

　　
　　民国韩城十一章(2)
　　
　　夏雨：听说吉春1976年著有《公社论》，揭露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手段？
　　春风：是的！
　　《公社论》第一章第一节有“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手段”：
　　中国虽然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国家，虽然是一个地广人众、历史悠久而又富于革命传统和优秀遗产的国家；可是，中国自从脱离奴隶制度进到封建制度以后，其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就长期地处在发展迟缓的状态中。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
　　自从一八四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地主阶级勾结帝国主义，依仗国内的反动统治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农民，他们建立地主武装、私设牢房、关押拷打农民、逼租夺地；他们抓丁卖丁、敲榨勒索农民；他们利用族权、迷信和反动会道门，欺骗毒害农民。
　　地主阶级不仅从政治上压迫农民，而且在经济上残酷地剥削农民。地主剥削农民的手段繁多而且狠毒，他们剥削农民的手段，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地租剥削。这是地主剥削农民的主要方式。他们通过劳役地租（农民直接在地主的土地上服劳役，实物地租（农民租种地主的土地交谷物）货币地租（农民租种地主的土地交钱），还有押租、虚田实租、大斗大秤，预付地租，逾限加成、无偿劳役，收租酒，送礼等，剥削农民的劳动果实。解放前，全国农民每年被地主剥削的地租，约有六百亿片粮食，据调查，一九二七年，江西省的各县中，地租占全部收获量百分之五十以下的有十二个县，占百分之五十五的四个县，占百分之六十的六个县，占百分之六十五的一个县，占百分之七十的四个县，占百分之八十的一个县。这个材料说明，大多数县的地租占农民的收获量的百分之五十以上。有的地方，剥削程度更为严重。例如福建省沙县，据一九五0年调查，土地改革前，每亩平均产谷七斗七升，但交给地主的地租平均每亩五斗三升八合，外加牛租二斗。就是说，仅地租一顷就占产量的百分之九十六，农民几乎全部为地主干了。
　　二是雇工剥削。地主、富农对农民的雇工剥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长工。雇工的在半年或一年以上。长工的劳动范围很广。有的专门从事农业劳动，有的专门放羊放牛，有的从事农业劳动兼家务劳动，有的专门从事家务杂役，有的专门从事工商业活动。另一类是短工，或叫“散工”、“零工”、“日工”、“忙工”。短工一般是在农忙时给地主、富农干活。地主对长工的剥削，一方面强迫从事长时间的紧张劳动，另一方面只给极低的工资和非常恶劣的生活待遇。例如，黑龙江省双城县有个名叫姜大麻子的地主，规定长工每年正月初六上工，一直干到腊月二十三才能歇几天。平时，天不亮就要长工下地干活，天黑得看不见，才许收工。长工高庆山给姜大麻子当了半辈子长工，弄得连裤子也穿不上，只好扎着麻袋片子。还有一个姓莫的，兄弟六人给姜大麻子扛活，拿的工钱还不够养活家里的八口人。
　　三是高利贷剥削，有单纯的高利贷剥削，还有与商业结合、与地权结合、与变相劳役结合的高利贷剥削。旧中国的高利贷，不但名目繁多、花样百出，而且利息特别高。通常年利率都在百分之五十、百分之百、百分之二百以上。甚至有高到这样程度的：一九四五年七月，湖南省宜章县地方李世俊借给农民李来胜伪币六千元，五天利息一千八百元，两个月零二十天，本利就滚到七十五万四千七百三十六元。许多农民一旦借了高利贷，严重的灾难就降临了，不是倾家荡产，就是家破人亡，或是几辈子也还不清。例如，福建省宁德县农民王致善的祖父向地主王文琴借了十元，当年因娶妻，债款无法归还，几年后，本滚利，利滚本，越滚越多，更还不起。在地主的百般逼迫下，他的祖父只好将自家仅有的一亩地卖掉。但地价不够还债，他的祖父只好忍心将大儿子卖了二十元，还是不够清债，于是再送二儿子去地主家当长工。这个儿子受尽虐待，劳累过度，回家病死。二儿子死后，这笔债务仍未还清，三儿子又将给这家地主做长工顶债，做了三年，人因积劳成疾，没钱医治，又病死了。这十元的高利贷，夺去了三个儿子和一亩土地！
　　四是商业剥削。地主的商业剥削，主要靠贱买贵卖，投机倒把；预购赊销，高利盘剥。据江苏省一九三0年调查，在三百七十四个地主中，有六十七个地主兼营商业，为剥削农民的方式之一，广开赊销业务；农民欠肥料赊肥料，缺种子赊种子，要衣服赊给布疋，就是油、盐、酱、醋、香、烛等等都赊。农民一上了这种钓钩，便成为地主商人刀俎下的鱼肉，任凭宰割。例如，广东、福建一带，普通农民种甘蔗二、三亩，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需要投资二、三百银元。农民没有资金，只好赊贷借款。赊种子、肥料等实物多以高于市价一倍的价格折成货币，然后再加上一分半以上的月息。到了冬天，所收甘蔗，除了偿还债利外，农民再没有什幺剩余了。
　　五是苛捐杂税剥削。这是地主阶级利用反动政府对农民剥削的一种方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捐税，名目是很多的。和农民直接有关的，有各种农产品税、地税、土地改良特税、屠宰税、筑路税、监狱建筑税、壮丁税、保甲税、慰劳税、粪税、清乡费、伤兵捐、门牌捐、还神捐、卫生捐、保安捐等几十种，加上临时性的摊派，捐税的名目就更多了。例如，一九四二年，四川省剑阁等十八县苛捐杂税的名目有六百一十六种之多。而整个国民党统治区的捐税，据统计总共达一千七百五十六种。当时人们哀叹说：“自古未闻尿有税，如今只剩屁无捐。”据一九三一年的天津《大公报》报道，当时陕西省伪政府所收的出卖儿女捐有二百万元。据韩城县一千一百二十六户调查，旧社会每年向国民党反动政府所交纳的公粮和地方粮折款十三万元，每户平均一百二十元，占到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四十到五十。星火乡一九四七年向反动政府交纳的公粮、保伙食粮、学校粮、牲口粮、地方不敷、保经费、壮丁费、服装款、扣放款等折合六万五千七百三十六元多，约占当年总收入的百分之一百二十，每户平均一百六十元，农民一年的劳动果实，还不够“刮民党”的掠夺，这是多么惊人呀！
　　夏雨：啊呀！地主阶级利用反动政府对农民就这样残酷剥削！怪不得穷人起来反抗闹革命！
　　
　　夏雨：刘志丹来过韩城打土豪？
　　春风：为了扩大红军的影响，刘志丹率领八百名战士，来到了韩城，把总部设在香山寺。
　　香山寺，在梁山的西南一段。古寺建在山顶，周围群山环抱。在青松翠柏之中，红墙碧瓦时隐时现。近前一望，香山寺虽然面积不大，但气势非凡，殿阁巍峨，如同一只美丽的凤凰，正欲展翅翱翔。
　　相传，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这香山寺隐居过。以后人们为了纪念他，才根据他的雅号“香山”命名的。
　　部队来到香山，韩城地区的地下党的负责人范音、田方、杜明、许云等同志，立即前往香山寺接洽。
　　刘志丹和县委负责人接洽后，决定在官庄一带发动群众，开展分粮吃大户的斗争。
　　“欢迎红军！”
　　“打倒土豪！”
　　官庄群众高呼口号，敲锣打鼓，夹道欢迎高德辉的队伍。
　　会场上，人山人海。
　　刘志丹满面春风地登上戏台，用宏亮的嗓子讲开了话：
　　“同志们！乡亲们！
　　红军，是咱们穷人的队伍，是帮助穷人翻身解放的武装！?我们这次来韩城，主要任务是：协助地方党组织，建立和发展赤卫队，开展分粮吃大户的斗争！我们穷人挨饿受冻的原因，根本不是什么‘命里注定’的，完全是由于土豪劣绅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穷人要有饭吃，有衣穿，只有一条路：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这样，才能打倒土豪劣绅，才能翻身得解放！”
　　这慷慨激昂的讲话，博得了台下一阵一阵的掌声，博得了群众一遍又一遍的欢呼。
　　“红军万岁！”
　　“打倒土豪劣绅！”
　　……
　　夏雨：会一散，游击队和赤卫队的战士们，分头领着人群，包围土豪劣绅的院子，打开了官庄地主冯仁、北寺地主孙颜、高河地主李文、东庄地主徐囤等大户的仓库，把粮食和衣物分给了广大的贫苦农民……
　　一堆堆的火焰在燃烧！那红色的火焰在欢笑！烈火，烧毁了地主老财的地契，烧毁了束缚穷人的文约！
　　
　　夏雨：是张子超建立韩城地下共产党吗？
　　春风：属实。原来，中共秦西省委用国民党秦西省临时省党部的名义，派张子超任韩城地区农民运动特派员。
　　张子超先到韩城地区，发动群众，反对许伯的收枪阴谋。在薛华等人的协助下，在林白、西马、西沟一带，建立农民协会，成立农民自卫军。
　　接着，张子超引着杜明，秘密地到了韩城南区，发展了范音、田方、许云三人为党员。
　　恰好秋收时，一位旧日同张子超干过事的徐汉武来此活动，向张子超讲了一些党内情况。张子超便把要在家乡建立党组织的想法，嘱托徐汉武特告省委。徐汉武去西安后，过了二十天，给张子超寄来了“耿老夫子很赞念你”的隐语信，意思是说：他将张子超的打算，报告了省委书记耿光，完全赞同他的意见。
　　十一月初有一天，张子超和张勇、张民，秘密开了个会，成立了范庄支部。
　　随后，张子超又到北区和学校活动，发展了十七、八个党员，又建立了四个支部，经上级批准，于二八年四月下旬正式成立了中共韩城县委。张子超任书记。县委化名叫“龙明清”。
　　1929年春，张子超和吉昌利用农治训练班的机会，在课堂上公开揭露县长谷朝扣发仓粮、加重赋税、诬良为盗、贪赃枉法等罪恶。
　　谷朝知道后，立即以“共产党嫌疑犯”逮捕了张子超、吉昌，秘密解送西安。
　　省委任命范音为韩城县委书记。从此，经过秘密串连，成立了赤卫队，队员发展到三百多人。
　　月亮穿越着块块白云，时隐时现。一细看，才弄清楚，是块块白云在飞行，把月亮遮得时亮时暗。
　　夏夜，是美丽的！微风轻轻的吹着，那碧绿的庄稼，散发馨香的醉人的气息。穷人们被这火热的传奇般的生活陶醉了，沉浸在甜蜜的睡梦中。只有那池塘边的青蛙，榆树上的知了，有节奏的唱着抒情的歌曲，好象是在比赛似的。但是，不管青蛙怎样鼓劲地喊破嗓子，总是没有知了那整齐的轻轻的歌曲动听。
　　突然，北寺村北，发出了两声吠叫。这叫声，在大地沉睡了的静夜，划破了白云，回响在村中的巷道、院落。坐在巷口土地庙前的三个巡夜人，瞌睡顿消，警惕地向四处窥望。
　　一会儿，有两个黑影上了斜坡，鬼鬼祟祟的溜到村头。
　　“干什么的？”三个巡逻人员同时喊出了声。
　　那两个黑影听出是几个人的声音，害怕了，拔腿就往坡下跑。
　　赤卫队长段江带领那两个队员，握枪追捕。段江站在坡旁隐蔽处喊：“站住！再跑嘣了你两个！志杰、贾颜！快上坡挡住！”
　　两个黑影人一听，前后都有人追挡，吓软瘫了，跪在路中央，举起了双手。
　　三个人追到跟前，搜了那黑影人的全身，发现没有带家伙，就押解到游击队总部去了。
　　一审问，供出了真情。
　　这两个黑影人，一个叫柳根，一个叫袁声，都是县团总周有权派来侦察红军的密探。
　　高德辉等人，详细分析了韩城地区的敌情。一致认为，蒋坚忍的人马走了，单剩下县团总一支武装，只有二百人左右，决定将红军游击队开进县城。
　　一千多名游击队战士，在高德辉的指挥下，浩浩荡荡地朝县城进发。沿路群众见红军纪律严明，不踏庄稼，不扰民户，专打土豪劣绅，都站在道路两旁欢迎，有几个村口，还设立了开水、米汤站，请战士们解渴。
　　就在巡逻队逮走陈老汉等人的当天下午，红军已过了毓秀桥，开到了南门下。这时，县衙内的官员和武装的团队，早已跑进西川去了，只留了几个守城门的敌人。
　　红军没打一枪，冲进了县城，放出了监狱里押着的人，又打开粮库，把谷物分给了广大市民，还张贴出布告，标语。
　　夏雨：赵家楼大院（吉春《黄楼梦》中为“黄楼”），在白杨村的正中央。院基足足有十亩地大，是个长方形。院子的前门，在村西头，后门在村东头，把其他家户分成两半截。
　　这连三的四合院，都是砖包到顶的木构瓦房。前门，也就是正门，高大而森严，门旁坐着两个龇牙列嘴的石狮子，门额上书着“德辉梁山”四个大金字。门内，一眼就望见照壁上的很大的一个福字，据说是当年从碑林那儿拓印来的。
　　进了院子，顿觉阴森，高大的门房，南北两座楼房，加上能摆二十席的大厅，把太阳光遮完了，院子铺砖的缝内，长出霉味的苔毛。
　　这正四合院中的屋檐下，有洞槽档水，称为四檐八滴水，下雨时，从四边台上转，不湿脚。东房是过厅，一般不让走，除非是迎送高官和红白大事，才敞开厅内东边带花纹的木扇门。
　　从厅的南北夹道，走过中间四合院，也是有南北两座高大的楼房，院东边不是大厅，而是高大的赵家楼。这赵家楼，五层有十五丈高。据说，周有权的爷手里盖的，他不服气村中涝池边的一棵大白杨树，就把赵家楼盖得比白杨树高了三丈，名曰“压邪”。
　　夏雨：这赵家楼就是马家骏教授推荐吉春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黄楼梦》小说中的黄楼吧？！
　　春风：是的。
　　赵家楼的下层大，上层小，四方形，跟砖塔一样。全部用青砌一裹到顶。建成时，名曰“看家楼”。因日晒雨淋，青色渐渐变成泥黄色，村里村外的人便称赵家楼了。
　　赵家楼的里边，皆用木雕而成。从楼梯到楼板，是用东北的好松木板子。因怕生虫朽烂，楼梯楼板都用黑漆漆了个精光。
　　从赵家楼底层的圆洞门走过东边，又是个四合院。后院的房子，没有前两院房子高，皆是宽敞的厦房。西边厦房是长工住的和倒草料的，各占一屋。东边厦房是喂骡马的，没隔，是通屋。后门房很大，屋里放着轿车子和家俱。后门宽大，没有青石铺的硷台，车子能平进平出。
　　传说，这连三的四合院，是光绪五年盖成的。光绪三年前，有权爷手里囤积了一批搜刮来的粮食。在光绪三年大旱时，用驴打滚的利息放了出去。光绪五年收了大利，家有万贯。他就仿照北京的四合院式样，盖了这“萬”字大院。
　　高德辉率领红军，带着陈老汉和小妞妈，到了白杨村，包围了赵家楼大院。战士们喊开门，没人开。他们就从农户里借来了几个梯子，搭在背墙上，爬上了房顶，持枪喊话。还是无人应。其实，母老虎等人已躲在赵家楼三层内打颤呢！几个飞檐走壁的战士，迅速地溜到前院中，开了大门上的栓，砸了大门上的锁！
　　站在门外的战士，象潮水般地拥进院内，拥过大厅，冲到了赵家楼下边。赤卫队长许云站在黄楼旁，向楼上喊：“快下来！把粮交出来！”
　　楼上的母老虎，听出了喊声，忙叫儿媳从楼窗的圆眼内伸出头来答话：“哥哥，不救别人也罢，你就救救亲妹妹吧！”
　　“这里没有你的哥哥！不让分粮，谁也救不了你！”许云厉声回道。
　　楼上又没动静了。许云就布置人抱来柴草，堆在楼下层内，点着了火，浓烟上腾！
　　突然，四层楼上，用小簸箕将银元、大烟土往下倒。
　　游击队停止了烧楼。命令母老虎等人下来。
　　母老虎从赵家楼上哆哆嗦嗦地往下走，一格踏空，摔了个狗吃屎，轱辘轱辘地滚到了楼板上，跌得脸青嘴破，真成青面獠牙的血口！
　　她象猪一样地哼着，二堂忙上前把母老虎扶起来，搀着下了楼。
　　随后下楼的是她的儿媳，还有长工、丫头和那个巡逻的保丁。
　　母老虎一下楼，就被战士们揪到了四合院中间，二堂也跪到跟前。
　　这时，陈老汉和小妞妈急疯了，猛扑到母老虎面前，打了几下，哭喊着：“今个非掏了你的心肝不可！你蒸死了我那七岁的小妞啊！我要剥了你这狼皮！……”
　　陈老汉和小妞妈又撕又咬母老虎，被战士们扶住了。
　　高德辉来到院内，审问开始了：“怎么害死小姑娘的？你老实交待！”
　　母老虎吓昏了，感到末日来临，不吭一声。
　　“我们高指挥问话，快说！”几个战士吼道。
　　母老虎吓得更厉害了，浑身发抖头捣蒜！她颤颤的声音说：“我没有……害小妞。”
　　夏雨：小妞妈扑到母览虎面前，指着她的鼻头问：“我小妞在你家是不是？现在人呢？你逼老妈子烧笼锅蒸小妞是也不是？你叫一个男的把我小妞尸骨撂到河滩是不是？”
　　“小妞……是跑了……”母老虎死也不敢认账。
　　这时，高德辉让战士把跪着的二堂吊了起来。
　　二堂经不住拷问，说了实话：“太太……不，是母老虎，把小妞儿蒸死，叫我背到河滩喂狼，我背下了坡，想这七岁小娃怪可怜，就放进崖边一个小窑去了。”
　　二堂一对证，母老虎只得认罪。
　　春风：高德辉大声宣布：“母老虎作恶多端，害死民女，令人发指，就地正法！”
　　一声令下，几个战士拉着母老虎，拽出大门，按在村东的黄河岸上，令她面东跪着，只听三声枪响，母老虎脑子开花，身子从岸垅跌下了黄河，溅起了一片水花！
　　白杨村的乡亲们，还有那龙坡村的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枪毙了母老虎，除了一害！
　　接着，高德辉命令打开楼仓，给老百姓分粮分衣物。
　　战士们拿着簸箕和斗，把那麦子、谷子、玉米，往群众的口袋内装……
　　还有那绫罗绸缎等衣物，战士们从赵家楼上抛到了巷内，任人去拿……
　　就是“龙凤鹤绒被”、“百鸟出窝床”这样宝贵的衣物，穷人们也惊讶地摸着，有几个青年还滚在床上边舒服了一会儿。
　　农民，是最看现实的！他们亲眼看见红军除了母老虎大坏蛋，亲手得到了分的粮食、衣物，高兴极了！都说：“高德辉真勇敢！红军真是穷人的队伍！”这两个村的许多青年，眼红了，纷纷找高德辉要求参军，征得家庭父母同意，当时红军游击队就吸收了十名新战士。
　　这十名新战士当中，有高德辉的伯父周堂的孙子周林。周堂老汉过去根本不让儿子出门干事，这次他开通了。他手拖两个儿孙，逢人便说：“红军真是救命恩人！儿孙都叫参军，杀尽土豪劣绅，叫天下穷人都过好光景！”高德辉微笑着说：“大伯，你的心意我们领了。两个都去，不行，周林一个去好了。你年龄大了，留周侠在身边，做庄稼、担水！”
　　侄儿这几句话，象一股暖流炽热了周大伯的全身！他流下了感激的热泪！穷苦人们的红军首长，深知咱农民的家底啊！考虑得那么周到啊！
　　陈老汉和小妞妈，得知小妞儿的尸骨放在河滩坡底的小土窑里，就要下坡去看。几个战士扶着他俩去了。陈老汉和小妞妈找了一阵，早没人影了，就哭奠了一番，包了一手帕黄土，又回到了赵家楼大院。
　　陈老汉和小妞妈一下子跪到高德辉面前，再三感谢红军报了仇，雪了恨。
　　高德辉和警卫员连忙扶起陈老汉和小妞妈，给了些银元，让回河南老家去了。
　　夏雨：高德辉完成了打击的目标，率领红军战士返回了县城。
　　晚上，戏院内举行了军民联欢晚会。县城戏院，实际上是露天广场。广场的北边，是戏台。因戏台小，又临时向南扩搭了一截。戏台顶上，插着六杆红旗。戏台沿上，挂着六盏红灯，这是用红纸剪的花子，贴护到气灯罩周围而成的。戏台中间东西是用木门隔的，门内是戏子化妆和休息的，演员出台从木门两边的小门走。这木门上写着一副对联：
　　吩咐班中人须细心做几句忠奸故事
　　叮咛台下者当留意看一番善恶结果
　　横额是：莫作戏看
　　戏台的山墙两边，接了一段台子，用桶粗的松木柱子立的杆。
　　这两边杆上，又用红长条纸写着两行对子：
　　趁此端阳佳节演几个节目揭露社会黑暗
　　赞我红军英明打土豪劣绅唤醒苦难同胞
　　戏台座北面南，南边是二十亩地的广场。这天晚上，成千上万的群众，象过年一样，穿着新衣裳，张灯结彩，敲锣打鼓，北寺、白杨等村，还扭着秧歌。戏台下边，摆着两排桌凳。前排坐着高德辉等红军首长，后排坐着范音、田方、杜明、许云等县委和赤卫队负责人。桌凳南边的中间，是整齐的红军战士，两边和后边是黑压压的人群。
　　联欢会开始了。军乐队奏起了《国际歌》：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
　　《国际歌》，这庄严雄伟、气势磅礴的词曲，第一次震荡了韩城人民。它号召“饥寒交迫的奴隶”、“全世界受苦的人”团结起来，“要为真理而斗争”！它庄严宣告，要把那“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一无所有的奴隶“要做天下的主人”！它以通俗简练的语句，唱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尖锐地提出了“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并作了响亮的回答：“是我们劳动群众。”它号召人们打破精神枷锁，认为“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接着，红军游击队指挥高德辉和县委范音书记，分别代表军民团体，在会上致了词。
　　最后，剧专演出了《柜中缘》，社团演出了《农村悲剧》、《长工的生活》、《贪污土劣的下场》、《晓渊从军》等自编自演小戏。
　　陕甘游击队完成了发动群众、扩大革命影响、帮助地方党组织建立赤卫队和打土豪、分粮吃大户的革命斗争任务之后，决定从香山寺离开韩城回陕北。
　　春风：原来，在北寺斜坡捉住的那两个敌人侦探，还在香山扣押着。陕甘游击队和赤卫队从县城转移到香山后，讨论了对这两个敌探的处置问题。
　　这时，赵村的一个老太婆拄着拐仗来寻高德辉，央求地说：“周指挥，那柳根是我娘家的侄子，家里很穷，还有一个老母亲无人照管，你们千万不要枪毙他！”
　　高德辉和县委几个同志商量了一下，觉得柳根被捉后，给红军供了不少情报，比起那个袁声来，要好一些。于是，游击队决定：释放柳根，枪毙袁声，贴出布告。
　　柳根释放时，再三保证说：“我再也不给国民党干了，回家好好种地，照管母亲，当个孝子。”
　　结果番地事变遭屠杀！
　　正当陕甘游击队准备回陕北的时候，蒋坚忍从西安派的两个团星夜赶来了。这两个敌团，和逃到西川的敌县团队勾结一起，包围了香山的游击队。这天夜内，没有月亮，黑沉沉的，伸手不见五指。
　　战斗首先在赵村打响，敌人的机枪不断头的扫射着，手榴弹扔向家家户户的院子，引起了一片爆炸声，不少屋子起了火，浓烟和火光腾空而冒……
　　熟睡了的群众，被这突然的爆炸声猛地惊醒，急忙爬起来，摸不着头脑，乱哄哄地跑出门外，躲在玉米地里。
　　村西的游击队岗哨，猛烈地还击着敌人的进攻，不让敌人再前进一步。
　　敌团的营长张福景，急得团团转。
　　这当儿，一个便衣打扮的人，在两个兵痞带领下，来见张福景。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游击队释放了的柳根。
　　“张营长，红军已经枪毙了你的外甥袁声，现在正在香山，准备撤走！”柳根立得端端正正，报功似地说。
　　张福景一听，恨之入骨，骂道：“他妈的！枪毙了我外甥，我叫你们也不得好死！”
　　柳根见张营长发了大火，又趁机说：“他们把我俩吊起，打得很惨，这口气非出不可！”
　　“血洗香山，寸草不留！”张福景气急败坏地喊道。
　　柳根献殷勤地说：“香山一带的地形我最熟，愿为党军效劳！”
　　张福景正愁无法前进，听柳根这么一说，连连喊道：“好，好，马上带路！”
　　敌军在柳根的带领下，从南边绕过了西边村口的岗哨，直插香山而去。
　　话说游击队总部，早已听到了枪声，再从山下四边岗哨了解到，游击队确实是被敌军包围了。
　　高德辉一面给香山脚下增派兵力，一面召开紧急会议。
　　会上，高德辉指示赤卫队，要在陕甘红军游击队撤离后，分散隐蔽，保存实力，以利再战。
　　几分钟的会一散，陕甘红军游击队由高德辉率领，向北边打边撤，向黄龙一带转移。
　　韩城赤卫队向西南方向突围，约定六月十三日晚上在北寺村屈祖家碰头开会。
　　香山战斗一结束，敌团和县团队撤往县城去了。
　　地下县委负责同志和赤卫队负责同志，如约来到屈祖家里，开了半夜会。范音、许云等，根据高德辉临走时的指示，把赤卫队分散隐蔽，一有机会，化零为整，打击敌人的薄弱环节。又决定，应在学校中秘密发展党员，开展合法的斗争。还研究了准备在县城设立“书报社”，暗中传送进步报刊，唤起民众。鸡叫两遍，参加会议的同志，走出北寺村不到半里路，敌军就包围了北寺村。
　　原来，敌军营长张福景在驻扎县城后，从柳根口中得知，北寺村是共产党的窝子。他便请求团长段麻子批准，自带一营人马，直奔北寺村，进行血腥扫荡。
　　天还未明，敌营就包围了北寺村。有些群众发觉后，就往沟里躲藏。这时，段老汉跑到沟边，被敌人发现，用枪打死了，滚下沟坡。
　　敌营军队，砸开家家户门，见东西就抢，见人就绑，见房就烧，见小孩就戮……
　　张福景把北寺村糟蹋够了，就将捆绑的十八个男人，拉到灵芝轧花厂，叫柳根当面辨认。
　　柳根走到站立着的十八人面前，奸笑着，踢这个，指那个：“这是宁宝山，这是郭思恩，是他两个那次绑我和袁声的！”
　　“拉出来，捆在十字架上！”张福景象狼嚎一般地吵道。
　　四个敌人便将宁宝山、郭思恩拉到南边，捆绑在十字架上。
　　柳根又走到剩下的十六人面前，鼠眼乱瞅，手又指戳开了：“他，还有他，捆我和袁声时，他两个在场观看。”
　　“拉出来，也绑在十字架上！”张福景又象豹子一样嚎叫。
　　四个敌人又将这万才儿、沈存儿拉到南边，捆绑在十字架上。
　　张福景厉声问道：“你们四个，谁是共产党？谁打死我的外甥？”
　　“快说！不说就日塌了你们！”柳根狐假虎威地逼问。
　　一片沉默，无人开口。
　　张福景气得象条疯狗，吼叫：“把衣裤给我扒了！把烙铁给我烧红！是石头也得开口！”
　　柳根忙给张福景递上一支香烟，哈腰给张点着。张福景狠抽了两口烟，手往腰里一插，命令道：“不说？给我烙！”
　　只见两个敌人从厂房内拿出两把烧红的烙铁，朝宁宝山、郭思恩的脊背遍烫！
　　宁宝山咬着牙，忍受着，没哼一声。郭思恩骂开了：“你们这伙王八蛋！将来不会好死！”
　　那捆绑着的万才儿、沈存儿，浑身颤抖！
　　张福景狞笑了一下，吵道：“再拿烙铁，烙那两个！”
　　两个敌人又从厂房拿出两把烧红的铡刀，朝万才儿、沈存儿烙去。只听“呀呀！”地哼叫。
　　张福景指着宁宝山、郭思恩嚷道：“你们不说？我看你俩个是共党分子！再把铁棍烧红，给我从尻子上戮！”
　　两个敌人又从厂房内取出两根烧红的铁棍，向冯、蒋二同志的肛门捅往肚内，然后往出拉，连肠子都拉了出来！真是惨无人寰！
　　宁宝山、郭思恩咬牙切齿，昏了过去。
　　张福景出够了恶气，嚎叫道：“把这四个拉到河边枪毙掉！你们这十四个，先不杀，押回县城，改日再办！”
　　
　　春风、夏雨还了解到民国时期韩城志士：
　　爱国举人杨一鹤
　　杨一鹤（1883～1959），一名梦令，韩城芝川镇人。著名画家、书法家、社会活动家。毕业于杭州美术学院。1910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从事反清活动。
　　他历任杨虎城将军的私人秘书、韩城县长。解放后，任民盟韩城县委员会委员，韩城县政协副主席。
　　1900年，他18岁，考中秀才，不久，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太后偕光绪逃命西安，义和团抗战失败，清政府为了保护他衰败的统治权，遣李鸿章与各国订了不平等条约，致使民生凋蔽，人民生活更加困苦。
　　1917年（民国6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树立了旗帜，任大元帅，号召反对北洋军阀，陕西以国民党于右任、井勿幕为首，创造了“靖国军”，杨虎城被编为陕军第三混成团第一营营长，他奉命进驻韩城，消灭镇嵩军张华堂部队，临别时，于右任对他说：“韩城有同盟会同志杨一鹤（芝川人）、刘锦轩（马陵庄人）、鱼存芝（后窑头村人），你到韩城后，持信与他们接上头，大有帮忙。杨虎城率军至韩城南大门的“龙亭镇”时，化妆成老百姓，分头见了杨、刘、鱼三人，说明于右任的安排。大家集中杨一鹤家，对虎城设筵欢迎，并研究了对敌策略。
　　振蒿军高华堂，素闻杨虎城善战，便勾结义门村民团团总周济华（清末举人），通过周，联合全县民团“保高灭杨”，结果，杨虎城在北原的郭庄寨，打了败仗，手心带彩，被层层包围，难以脱身，求救于同盟会同志，杨一鹤与刘锦轩、鱼存芝商议，由鱼率领孔乐团敢死队，解了杨虎城之围，并答应护送杨军平安出韩城，在行军路过芝川时，杨深感一鹤救命之恩，与他结为兄弟。从此，杨一鹤身随杨虎城军旅，任其私人秘书、参议等，活动于关中、陕北地区。
　　1927年，杨虎城主持陕西军政时，委任杨一鹤为韩城县长。杨任县长期间，选贤任能，除暴安良，减轻赋税，重视教育，颇有政绩。
　　1936年，杨虎城与陕西省主席邵力之来韩视察，杨一鹤趁在芝川镇“芝阳桥”迎接之机，建议将频临危险的石桥重新修建，以利交通。杨将军捐资、邵主席拨款援助。总监造由一鹤担任，他赠杨将军对联说：“卫青升幕府，杨仆将楼船。”“芝阳桥”1937年秋焕然一新，行人歌功颂德。
　　1940年，正值抗日战争进入高潮，一鹤激于爱国心，给芝川府君庙盛会题写对联，联曰：
　　支援前方，方为上；
　　抗日之秋，秋丰收。
　　血和肉（联额）
　　他为人正直，多才多艺，工诗善文，把乡贤司马迁视为典范，每岁清明节，必躬身扫墓，以示不忘。1945年冬，地方修缮司马庙，请他书写献殿对联，他以篆字题联，联曰：
　　上起轩辕，下迄天汉，
　　远窥秦岭，近绕黄河。
　　此联情景交融，气势夺人，别有情趣，令人敬佩。被木刻成牌，悬挂于殿堂明柱之上。
　　1937年冬，朱总司令率军由芝川口东渡抗日时，他情不禁地作了一幅写生画，在那画面出现黄河滚滚东流去，千军万马乘雄舟的壮观场面。这不仅仅是一个画家的技巧问题，更多的是他的思想情感的再现，他把此作做为珍品保藏，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记录，不幸毁于文化革命“四旧”之火，令人婉惜。
　　
　　刘锦轩诗讽袁世凯
　　刘锦轩（1881——1928），名耀莹，别号龙门狂生。龙亭镇马陵庄人，清末秀才，教育家，“中国同盟会”会员，韩城同盟会负责人。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锦轩由临潼横渠书院考入陕西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次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大肆杀掠，锦轩激于爱国情深，放声痛哭不已，产生推翻满清之志。
　　他毕业后，留校任教，1906年，经老师党晴梵（合阳人）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他宣传革命，发展会员，密谋暴动，被叛徒出卖，遭到同州府衙的通缉，逃回家乡，与当地同盟会会员杨一鹤、鱼存之等组成中国同盟会韩城联络点。为了推翻满清，秘密发展革命武装，在南原后窑头村建立了三义会，召集爱国青年百余人，习拳练武，学习兵法，等待时机，武装暴动。
　　辛亥革命胜利后，锦轩再度任教二师，1915年曾组织学生上街游行，声讨袁世凯称帝。
　　大军阀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果实，在北京宣布称帝，由于做贼心虚，他听到街上卖“元宵”声，疑其在喊将“袁”（元）消（宵）灭，不是好兆头。便下圣旨道：“元宵改为汤圆，即日起换新名，有敢违旨者斩。”并派亲兵，上街巡视，有不知旨意者，被就地枪毙者达30余人，冤哉！冤哉！刘锦轩对此事深为痛恨，作打油诗讽刺道：
　　袁贼称帝骨子空，元宵何罪姓名更？
　　八十三天圣驾倒，燕市呼卖仍旧声。
　　
　　鱼存之击中野狸子
　　鱼存之（1886——1961），初名维庸，字存之，韩城龙亭乡后窑头村人，清末生员，废科举后，以教书为生，1906年参加中国同盟会。任南原孔乐团团正，后任杨虎城将军军需处长、参议、私人秘书等，时达30余年。
　　土匪出身的野狸子（严锡龙）奉陕西督军陈树藩之命，搜刮韩城民财5万两白银，先行运走。他押着几十车铜元，坐着绿呢大轿，得意忘形地向大荔前进。轿的前后左右都是他的“马弁”（卫士），这些马弁的枪头很准，可以击中飞鸟，谁也难以近身。
　　鱼存之率领的民团，都是土枪、大刀、长矛，怎么能对付洋枪呢？当野狸子轿至太枣沟中，四面土山上的伏兵四起，击鼓呐喊，向绿轿扑去。野狸子闻声出轿，卸下黑墨眼镜，立在轿顶上指挥战争，他认为老百姓是乌合之众，没上过战场，又没有好武器，不必害怕，下令马弁还击四面民兵。
　　由于匪军集中火力，民团伤亡数十人，队伍霎时乱了阵，纷纷后退，野狸子兴奋了，大喊：“冲啊！杀啊……向东打……向南打……
　　鱼存之急了，他隐身在一棵大树后，举起当年杨虎城赠送他的七九枪，描准野狸子的西瓜光头，“叭”的一声，野狸子耳朵负伤，急忙钻进轿中，鱼存之高喊：“野狸子中枪了，弟兄们！冲啊！杀啊！……
　　一时士气大震，反扑上去，鸟枪在前，刀矛在后，满山遍野，喊声如雷，马弁30余人，吓得缩成一疙瘩，民团上前，刀矛并举，直刺横砍，马弁全部作鬼，把野狸子戳死轿中。野狸子虽死，民团恨他罪恶滔天，将他的尸体，你一刀，他一矛，剁成肉泥浆。
　　清扫战场，把匪军死尸，都抛进河水中。最后收拾野狸子的残尸时，百良城民兵李顺堂说：“鱼团正，我想，野狸子的家属，一定要搬尸，用棺材把他收敛起来，日后，还可捞一笔大钱。他弄走的金银，让他又还回来，你说好吗？”
　　鱼存之觉得他说的有理，便让他料理此事，看守棺材，有情好报。
　　
　　冯仰华探天极
　　冯仰华（1867——1937）字瑞生，号紫云观山人。韩城市富村人，清光绪29年举人，曾任清末陕西省咨议局参议员。民国成立，历任省议会候补委员、韩城县议会书记长、劝学所所长、农会会长，省政府咨议，县志编委会编辑，县孔道会会长等职。他终生献身教育，执教五十余载，先后任韩城县立高等小学校长、两任县蚕业学校校长、县职业学校校长，晚年讲经于文庙明伦堂。他学识渊博，道德文章绝伦，威信很高，凡来韩城执政的官员，莫不登门拜访。名人王捷三、苏资琛、樊厚甫、段兰生、党晓渊等皆出于他的门下。
　　远在明洪武年间，二十里川有一渠名叫“九埝渠”，富村、南北周村受益的农田有970余亩，农民不愁温饱，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
　　后来渠决河冲，年久失修，在天旱之时，农民望雨雨不来，看渠无水干着急，连年旱象不减，六料薄收，只得吃野草，食树皮，饿死者大有人在。年轻的冯仰华，急人民之急，思人民之苦！他孤身上西安请求巡抚拨款修渠，以重民生。巡抚观见仰华气宇轩昂，谈吐不凡，立即拨款，派员修复了“九埝渠”，解除了旱魔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