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梦断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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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荣家是村里的外来户，住在村子南头，开始凿窑洞时，苏木匠就选择了这个地方，主要原因是不想和村里人过多地打交道。
　　在一面山坡前凿了一个马道，有三丈多深，然后在窑面上凿出一个窑洞，两边打了两眼小窑，一个做厨房，一个作为哥哥苏征的住室。窑里潮湿阴暗，但冬暖夏凉。夏天猛地从外面回来，不敢直接进窑洞，要在外面等一会儿，等身上的汗落了，才可进去。否则冷热相激，要把人弄出毛病的。
　　苏荣家成份不好,但苏木匠有手艺，苏荣的母亲善良，手巧，给这家裁衣服，给那家蒸馍，因此在村里人缘好，到处受人欢迎。生产队的队长是李文经，一个当了多年生产队长的人，人称“老队长”，威信很高。他对苏荣一家很好，也就是他接苏荣一家来这里落户的。他人很精道，很会来事。但后来的队长就一任不如一任了。生产队搞不好，社员们吃不上，队长换了一个又一个，到最后，只要是个男人，成份好，不缺胳膊少腿，都干过队长。好人都不愿干了，就选那些缺心眼的来应付。一个叫和尚的人，是个半吊子，生产队实在没有人愿意当队长了，就选了他。他把队里的粮食全部上交公粮，弄得社员们饿肚子，春上青黄不接时，年年到岭上借粮。苏木匠回来后，想让儿子苏征再去念些书，就托人给和尚说情。但和尚竟说：“这是贫下中农办的学校，地主娃子怎么能上呢？他儿子得参加生产劳动！”一句话，断送了哥哥苏征上学的路。后来和尚得了癌症，死时很可怜。苏荣的母亲还去看他了。
　　作为外来户，苏荣一家很受岐视。苏荣从小就常听妈说，“咱是外来户，凡事都要让着点。吃亏人常在哩。”苏荣家住在最南头，紧接着的还有几户富农、小土地出租，都是些“不善兮”的主儿，而贫下中农都住在村子中心，中华地面。这样每每遇着分粮食，地富们就要吃亏了。如分玉谷、红薯，队长总是从北头往南头分，等到分到苏荣家时，剩下的都是不好的了。而且往往分到半夜三更。分萝卜、白菜都是如此。但如果庄稼堆子开始不好后来好的话，队长就决定从南头往北头分。也就是说苏荣家永远分不到好庄稼，这中间的差别是很大的。这吃的还是明亏，暗亏更不知有多少了。小小年纪，苏荣就品尝到一种强烈的不公平。
　　生产队这种体制，让苏荣感到强烈不满。上学之余，苏荣还得参加生产队劳动，先是挣3分，后来挣到5分。在生产队劳动，社员们偷奸取巧，不好好干活。上工时，不是去厕所，就是到大树下歇凉。或者有时去晚点。和苏荣一茬的这几个女孩，也学会了捣蛋。上工时不见她们的影，而记工分时她们总比苏荣工分多，苏荣比不过她们，感到一种深深的失落。
　　天寒地冻，滴水成冰的日子，忽闻说周总理去世了，学校里让同学们做小白花，准备悼念，忽然又说不让悼念了。苏荣心里觉得很忧愁，她常听父亲讲，周总理对于国家太重要了，中国现在是靠他在支撑着呢。又时常听广播里说，周总理在医院接见谁谁谁。但没想到他会逝世。班里的同学根本不知道悲痛，照样嘻嘻哈哈，打打闹闹。上课秩序混乱，一个老师竟说，“高兴恁狠干啥？想当总理哩？”他们都把这当儿戏了，苏荣心里说不出的滋味。
　　接着又是天安门事件，悼念周总理，从广播里听一个叫吴德的讲话，还从哥哥住的小窑墙上糊的报纸上，记住了几句诗“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一会儿这样说，一会儿那样说，也不知道谁说的对。
　　一天下午，她们放学刚走到校外的大渠边，学校的大喇叭响了，里面传来播音员极其低沉的声音，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了。她们十分惊慌，一个个不敢说话，一时楞住了，竟觉得六神无主。苏荣想，毛主席怎么会死呢？在此之前，她有时脑子也闪过一个念头，毛主席要是死了，我们怎么办？忽然又觉得这是罪过，不能有这样的想法。再说毛主席怎么会死呢？不敢想，也不能想，想想都是反革命。而现在，学校的大喇叭竟然说毛主席死了，他老人家死了，我们怎么办？谁来管我们呢？六个女伴一时无言，心突突乱跳，都觉得十分惶惑，一路无语。
　　接着就是吊唁毛主席，学生都到公社设的灵堂里去吊唁，然后到县城人民会堂去吊唁。天上下着漓漓小雨，淋在人身上粘乎乎的，很不舒服。天地间笼罩着一片阴郁。有人哭得昏死过去了，有人被抬出去了。苏荣站在人群中，低着头听哀乐，她不敢扭头看任何人，只瞅着自己的脚尖。人人都悲痛之极，这是一个偌大的气场，这么多人站在一起听反复播放的哀乐，心再硬的人也会悲痛的死去活来。好象不悲痛，就是一种罪过似的。苏荣心里闷闷的，混混沌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接着就是粉碎“四人帮”，各种诗词铺天盖地。苏荣抄了不少，课堂上还学了一首：
　　神州同歌华主席，
　　巨浪排空挥战旗。
　　浦江滔滔迎朝曦，
　　篡党恶帮倒在地。
　　伪君子剩下了一张特务皮，
　　白骨精使尽了巧心机，
　　新工贼磨牙暗角里，
　　老文痞摊出了修家底。
　　挥钢钎，捅穿他们的恶狼皮，
　　举铁拳，砸烂这伙吸血的老狐狸！
　　时间就在混混沌沌中过去了。转眼高中毕业了。同学们依依惜别，互赠礼物。苏荣忽然感到很惶惑，难道这就结束了？这一辈子就再不能上学了？
　　苏荣在学校里独来独往，现在她忽然感到自己很需要朋友，但平时很少结交朋友。毕业了，男同学互相赠什么不清楚，女同学之间是互赠手绢，还有一种圆圆的小扇子。苏荣就买了许多手绢和小扇子，赠给几个要好的同学，红梅、当荣、窗玲等。
　　同学们依依难舍，送过来送过去，你到我家吃饭，我到你家拜访。热闹了半个月。大家都是回去务农，只有红梅有了工作，要到新疆去。原来红梅的父亲在新疆工作，文化大革命武斗时在混乱中被人打死。红梅妈前去寻找，她父亲的单位答应等红梅长大了，给她安排一份工作。
　　苏荣知道这事后，唏嘘感叹了许久。一是唉叹红梅父亲死得惨，二是羡慕红梅有工作。7月23日这一天大家终于离校了，苏荣在日记上写到：“今天我高中毕业了，就要和亲爱的同学分别了，我们依依不舍，相互送行。但是千里送行总有一别。毕业了，就要开始新的生活，我要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永远向前进，不做堕落人。在以后想起这段时间，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才能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无愧于自己的一生，决不辜负老师们的希望。”
　　青春的理想如灿烂的朝霞，虽然环境恶劣，条件艰苦，生活粗糙，但挡不住苏荣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苏荣觉得生活还是美好的，未来是充满希望的。虽然她很茫然，不知道生活之舟向哪里航行。她的日记写得慷慨激昂，热烈空洞，她的心里很茫然。怎样才能一步一个脚印，永远向前进，不做堕落人呢？
　　两年高中，几乎没有学到什么知识，回到家乡，又得和父母一样参加农业劳动，修理地球。
　　毕业后，苏荣和大家一起很自然地参加了生产劳动，十七岁的女孩子也是大人了，每天可以挣六分。谁知半年后，1平地一声雷，社会上忽然传来消息，国家恢复高考了，不论成份，谁都可以参加考试，只要成绩好。
　　苏荣和父亲半信半疑，本村的于老师，就是“吊死鬼”民钦的爹，这时在城郊高中教书，从学校回来，告诉苏荣的父亲，说让苏荣参加高考吧，这次不论成份了，全靠成绩。于是苏荣就开始找课本复习。
　　首先是没有课本，苏荣上高中时的课本，上面什么内容也没有，她就到处借。她到城里借曾上过县一高的表姐的课本。表姐是教育回潮那年毕业的高中生，课本上还有一些内容。苏木匠劝表姐和苏荣一道复习参加高考。但表姐不愿参加，她说都毕业这么多年了，况且当时也没有学下啥东西，不想“瞎子点灯白费蜡”。苏木匠就说表姐没志气，苏荣借来课本，利用下地干活之余偷偷摸摸在家复习，还不敢让人知道。
　　高中课本里的知识，她都没有接触过。她只得又找来一些初中课本，从头学起。物理上的电学、力学，数学里的函数、对数、排列组合等知识，她都没有学过，复习起来很吃力。她想考文科，但苏木匠说，文科生容易犯政治错误，五七年打右派，整的都是那些搞文科的搞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真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并且当时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就这样，苏荣选择了她最不擅长的理科。忽忽悠悠复习了不到两个月，就到了考试的日子。她就和村里的其他几个高中生一起参加了高考。
　　考场设在县一高，考生年纪有大有小，苏荣她们刚毕业，只有17岁，年令最大的一位是苏荣所上高中教物理的老师，姓贺。贺老师坐在第一排，埋头只顾答题。离他近的两个女同学，向他要纸蛋，抄了两个数学题。苏荣离贺老师很远，她也不敢前后左右看，什么也没有抄上。考的什么内容，都记不得了。只听人们说题很简单。但再简单苏荣也不会啊。第一次高考糊糊涂涂就结束了。这一年考上大学的，全大队只有在县教育局工作的贾锁的女儿小芬。
　　贾锁家在白水峪大队，他的夫人也是学校的老师，他们得知消息早，等到社会上人们都知道时，他女儿都复习好长时间了。小芬考上了地区医专。那时人们把考上中专、大专都叫考上大学。大队还有两个平时学习好的没有考上，一个是民办教师沈萍，一个就是苏荣。
　　苏荣上小学和初一时，都是方圆附近人们公认的好学生，至于春秀、淑玲等和苏荣同令的村里的女孩子，本来都不行，去考试就是趁哄哄的。考不上也就偃旗息鼓了。但苏荣考不上大学，就在心中打下了一个结。她决定复习一年再考。
　　苏荣对考学，还有一个疑问，那就是到底论不论成份？表面上说是不论成份了，但成份的阴影还在，谁知道在实际执行时，是不是还要论成份？大队干部对苏荣参加高考，就非常不满意。他们认为地主的子女都能考学了，那不是要变天了？再一个苏荣高中毕业了，就自然成了生产队社员，受生产队的管。她要参加高考，去复习，就得给队长请假。这时正是和尚当队长。苏荣妈去给和尚说情，让女儿去复习高考。但和尚说不行，队里学大寨运动正忙，谁也不能请假。
　　苏荣妈再三求情，她对和尚说：“我可以一晌不少地参加劳动，来替女儿。你就让她参加高考吧。”队长勉强同意。于是为了争气，为了不让别人说闲话，苏荣妈一晌不少地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天寒地冻，到几里外的地方修梯田，别人可以干干歇歇，而苏荣妈却不能缺一晌。
　　盛夏酷暑，她和年轻妇女一样顶着烈日给棉花打药。下地回来，她还得抓紧时间干家务，苏荣不在家，没有一点帮手。日积月累，苏荣妈病了。就在苏荣快考试的时候，母亲得了肾盂肾炎，非常严重。治疗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医生给开些青霉素针剂，由苏木匠每天给苏荣妈打针，一个疗程40多天。苏荣妈的臀部上扎满了针眼，青一块紫一块，整天用热毛巾敷也不起作用。有一次病犯了，家里没有人，非常厉害，差点要了命。而这一切，苏荣都不知道。
　　春节过后，苏荣就到原来的城郊高中复习。学校伙食很差，还很贵，苏荣舍不得买饭，靠哥哥每星期定时送馍，主要是玉米面馍，偶而也带些白面馍。那时候麦面很缺，一个夏天每人分不到五十斤小麦。家里人都舍不得吃，专门给她蒸些送来。每当接到哥哥送来的馍，苏荣心里都很难受。她觉得自己学习不好，不应该让家人这么优待。她越是这样想，心理负担越重；心理负担越重，上课就越容易走神，不能集中精力听讲。
　　每次哥哥来给她送干粮，都让她心思加重。在城郊高中复习的大都是附近村子的同学，远处的不多。学校夜里也没有安排住宿的地方。有的同学在附近租房，苏荣和同村的几个女同学就睡在教室里。夜里她们把课桌拼接起来，铺上小褥子睡觉。早上起来，再把桌子拉开。夏天教室里有很多跳蚤，把人咬得不得安宁。城郊高中的老师都是从初中选拔上来的，教学质量不行。苏荣在这里复习了半年，又参加了一次高考。
　　等到出榜的时候，她悄悄到县委门口看了，那张大红纸上没有她的名字。她不想问任何人，也不敢去查自己的分数，还是听别人说，她考了240分。而这一年的中专录取分数线是245分。
　　从县城回来的路上，苏荣浑身无力，好象筋被人抽了似的。内心的痛苦无法言说。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哥哥。对不起亲朋好友，他们对自己的希望多大呢。父母、哥哥，还有妹妹，他们把家里地里的活都包了，腾出时间让自己专心复习，结果没考上，有什么脸面见他们呢？村里人笑话，讽剌挖苦，自己怎么就争不起气呢？自责，自渐，无地自容。虽然父母都很理解她，谁也没有责备她，但她自己难受得吃不下饭。
　　苏荣没有考上，回到家里就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在地里干活时，大队支书的女儿芬子就在一边敲敲打打，讽剌说：“哼，叫我说那就不中，老坟上就没有长那棵蒿！考大学是那么容易的？照眼出气哩。”苏荣听了，心里憋着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