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初识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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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荣搬到乡下，美好的日子才过了一年多，家里就发生了一场影响她成长的大事。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第一个运动叫“清理阶级队伍”。当时有个政策，哪里人必须回哪儿。特别是对于地主成份的人，都要求谴返回原藉。苏荣一家搬到白水峪时，队里只给出了一张“准迁证”，但没有在公社安上户口。白水峪生产队的老队长说，先搬来再说。队里让你参加劳动，又给分粮食，你怕啥？以后慢慢上。苏木匠也是存了一个“先斩后奏”的心眼，我搬了再说，到底你能不给我上户口？让我当黑人黑户？谁知后来公社两派闹意见，一派同意给上，一派坚决不让上，结果就是上不了户口。这可是个大问题，没有户口，就不发布票，不发布票，一家人就没得穿。那年月，黑人黑户可是不得了的事。这成了苏荣家一块心病。好在队里让参加劳动，又给分粮食，倒也无伤大雅。然而不久运动开始了。
　　1969年农历正月过后，苏木匠到后凹大队干木工活。这些天他正在学习毛泽东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似乎是有什么预兆，苏木匠天天晚上赶回家，一来回有二十多里路，他一路小跑，练习跑步。
　　一天中午，他刚来到干活的地方，白水峪大队的支书就跑去找他，对他说：“明天先停一天工，大队要开会，你必须参加。”这位支书其时是从正在公社召开的三级干部会上来的，他是代表公社党委的意见来通知的。第二天，是全大队群众聚在一起召开批斗大会，被批斗的主角就是苏木匠。支书故意说的轻描淡写，让苏木匠没有准备。
　　这次会议是公社领导安排的，会场声势异常浩大，全大队社员都参加了，会场外有民兵站岗，会上大队干部，还有几个积极分子相继发言，历数苏木匠父兄的罪恶，历数苏木匠本人的“罪恶”，把二十年前的老底都揭出来了，说得怕怕加厉害。
　　这里的村民也不了解苏木匠的历史，只听会上说得那么可怕，于是议论纷纷。
　　苏木匠蹲在会场的墙角听人家发言，会场的威势、气氛让他感到压力很大很大。他垂着头，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他是没有发言权的，人家想咋说咋说，又不能争辩。按照公社的安排，批斗会的第二天，苏木匠将要被送回原藉，也就是五十里外的北边乡北边村。
　　苏木匠17岁就离开北边乡了，那里除了两个侄子外，也没有什么亲近人了。这时让他回去，房无一间，柴无一根，一家人怎么生活？
　　批斗会的前一天下午，班主任老师告诉苏荣，明天你不要来学校了，大队要在这里开大会。老师是暗示她，开批斗她父亲的大会，她不要来参加了，否则那场面对一个孩子来说太残酷，太难堪。老师这也是好意，其实其他同学都参加了。
　　批斗会结束这天晚上，村民们都知道消息了，纷纷前来苏家看望。苏木匠搬到这里后，和村里人关系很好，他经常义务给东家打风箱，给西家修猪圈，还带了几个徒弟。苏木匠有文化，还懂得一点医学知识，山乡里缺医少药，这家孩子发烧了，那家大人气喘了，都去叫他。另外，苏木匠是个能工巧匠，他盘的炉灶格外省柴禾，他打的水磨轮子格外轻巧，因此大家都喜欢他。现在忽然要被送走，人们有些接受不了。小山村虽然也处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阶级斗争也搞得如火如荼，但村民们毕竟纯朴，他们才不管你会上说的如何可怕，他们自有他们自己的判断标准。在他们眼里，苏木匠是个好人。于是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有的拿两个煮鸡蛋，有的烙两个饼子，前来看望苏木匠，送他路上吃。
　　人们默默地，气氛很沉重。苏木匠无言地垂着头，听人们的安慰话，他的压力太大了，昨天会上的气势足以让人惊心动魄，明天又要被送回去，现在到处打人成风，谁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呢？
　　苏荣妈出出进进，一边忙着接待左邻右舍，一边忙着给苏木匠准备路上吃的东西。苏荣平常是个很吃嘴的小姑娘，但这天妈妈烙的饼，她却一口也吃不下，一个劲哭。苏荣五岁的小妹妹，一点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不懂得大人的愁苦，这时还偎在苏木匠怀里，说“大，我给你唱小河的水吧。”说着清脆的童音就唱了起来：“小河的水，清又清，庄稼盖满了沟，解放军进山来帮助咱们闹秋收，拉起了家常话，多少往事涌上心头……”，听到小女儿童稚的歌声，苏木匠忍不住泪水滚滚，人们看到这情景，有的背过脸去。这是生离死别的场景啊，谁都知道苏木匠回去后将面临什么，他还能活着回来不能？这时苏木匠平时最好的一位朋友，他的徒弟，也就是介绍他来白水峪的文涛，在苏木匠的耳边悄悄说道：“活人还能叫尿憋死，还能就这一条路？”一句话提醒了苏木匠，他的心动了一下。但他也想起昨天会后，一个和他还沾点亲戚的田五说的话：“唉，满身的污点，活着还有啥意思？”这话也让苏木匠心里一动。生存还是死亡，这还是个问题！
　　夜深了，前来安慰的邻居们都走了，苏荣和妹妹熬不过，也睡着了。苏木匠夫妇相对无言，儿子苏征也没有睡，三个人静静地坐着，也不知等待什么。
　　天色渐渐发白，从窗格子里可以看出东方的天空露出了一片微明，眼看天就要亮了。按照大队的安排，明天先让民兵送苏木匠回北边，接受群众批斗，然后苏荣母子再回去。但苏木匠明天回北边遇到什么情况，谁也猜不出。挨批斗是避免不了的，说不了还得挨打，打个什么样，谁也不知道。唉，还不如象田五子说的那样，死了算了，活着带累一大片人，有啥意思？想到这里，苏木匠站起身要出去，拉开门拴，忽然看见崖头上有烟头的火光闪了一下，还有一声轻轻的咳嗽。
　　有人在监视自己，儿子苏征这时喊了一声“大，你去哪儿？”让苏木匠清醒过来了，崖上有人在监视，他想寻死的路也行不通，况且他死了，这一家人怎么办？三个可爱的孩子怎么办？他不能死，他要活着，几十年风风雨雨，再艰难自己都过来了，现在这个坎难道迈不过去了？苏木匠仔细思考着文寿那句话，是啊，活人还能让尿憋死，难道就这一条路？
　　天渐渐大亮了，大队派的民兵也来了，一个叫留义，一个叫来民子。两个人奉命押送，苏木匠背上简单的行李，一身换洗衣服，一双雨靴，一个背包，留义背上干粮袋子，来民子跟在后面，三个人出发了。
　　他们沿着木梨河的岸缓缓而行，这是去北边的小路，一路上人很少，三个人都无言，默默地赶路。苏木匠沉思着，思谋着文涛的话，他想回去是决没有好果子吃的，不说二十年前的阶级仇了，就是现在眼下的风气，批斗会上给你来一顿打，现症难受啊，“三十六计走为上”，毛主席不是说“敌强我躲，敌进我退”吗？为何不跑呢？自己有手艺，走到哪里都饿不死。跑，但不能让这两个民兵跟上带灾，得把他们的手洗离。来民子是苏木匠的徒弟，跟上自己学木匠二年了，留义呢，也可以说是“忘年交”，两人经常在一起谈天说地。苏木匠准备过了交界，北边乡的人来接迎时，再跑。
　　正想着看见远处来了一个人，走近一看，原来是自己的侄子苏旺。苏旺家就在北边乡。两人装作不认识，错过了河。苏木匠想，苏旺一定有重要信息要对自己说。想到这里，他对留义说：“刚才过去这人欠我俩工钱，我给他干过活，我得给他说说，让他把钱送到我家。”留义说：“去吧。”苏木匠大步流星撵上苏旺，两人装作说话的样子，苏旺低声对苏木匠说：“夜黑里，人家研究开批斗会，大队有人要求打死你。县武装部的人说，不能打死人，怎么打都行，但不能出人命。隔壁书彩姐听见了，连夜让我给你捎信。我想人家送你，肯定走小路，就连忙赶过来，给你报信。你赶紧跑吧。回去可不得了。”说完两人赶快走开，苏木匠还故意回头大声说了一句：“你最近赶紧把钱给我送到家里。”对方说：“没事，我记住了。”接下来又走了一截路，苏木匠故意把一只雨靴弄掉。
　　眼看快到两乡交界了，苏木匠对两民兵说：“哎呀，我的鞋咋不见了？只怕是刚才给那人说话时，给弄丢了吧？我得去找找。”留义把馍布袋往苏木匠怀里一塞，说：“你去吧，我俩在这儿等着。”苏木匠往回走了一截，拐过一个弯，看不见留义他们了，“哇蹦”子蹿开了，他顺着河岸对面的山坡，一口气跑到山梁上，才坐下喘了一口气。俩民兵左等右等不见苏木匠，留义说：“老苏跑球了，咱们回家吧。”来民子一听，愣怔了一会儿，说：“啥，跑了？那咱回去咋交待？”说着就想哭。留义说：“跑了就跑了，又不是咱放跑了，回去他咋日骂咱咋受得了。走，咱追一截，能寻着最好。”两人往回追了一截，苏木匠早跑没影了，两人垂头丧气走回来。事实上，刚才留义把馍布袋给苏木匠时，就是有意放他一条生路，关键时候，他没有忘记把干粮交给他。长路漫漫，这时候馍比什么都重要。留义可能想，自己根正苗红，回去尽大受个处分，人民内部矛盾，小事。而放人家苏木匠一条生路，这可是积德行善的大事。但这话不能给来民子说，来民子老实，胆小，转不过弯。
　　天色渐渐黑下来了，苏木匠在岭头上休息过来后，他顺着来时的方向往回走，他这时最担心的是家里人是否被送回去。人家说是先送他回去，然后家里人再坐车回去。苏木匠沿着公路方向的山坡上走，这条公路和送他回的小路方向是平行的。他一直走到自己村子的对面，站在对面山坡上望家里。他想，如果家里有灯光，说明人还在，若没有灯光，就说明家人也被送走了。
　　苏木匠站在对面山坡上望了好大一会儿，望着对面自己家窑洞里黑咕隆冬，没有一星灯光。他心想完了，可能全家人已被送回去了。他很失望，转过一个山头，朝另一个方向走去，他准备先到亲戚家躲一阵子，打听一下消息。
　　苏木匠跑了，第二天一早，大队派生产队干部把苏荣母子4人送到北边乡北边大队。北边大队一看这情形，连声说，不要，不要，男人跑了，我们要这娘儿几个图养活哩？无奈苏荣母子4人又随护送的队干部回到白水峪村。从此，母子四人就守着这两孔寒窑，艰难度日。
　　两个护送的民兵受了处分，被送到公社办的学习班里学习了两个月。公社干部对这件事十分愤怒，下令把生产队分给苏荣家的麦子没收。两个民兵又担当了这个重任，奉命把苏荣家的粮食挖走。但麦子已经磨成了面，他们就把面挖走了。但早上挖走，晚上又悄悄给送回来了，故意造个声势。村里人也都说，没户口也得叫人家吃饭呀，社会主义不兴饿死人呢。
　　父亲逃亡这一年，哥哥苏征才14岁，就辍学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他每天上山挖药，担回来晒干送到供销社卖掉，再换成粮食；或者上山拾柴禾，卖给五里外的石灰窑，挣俩钱帮补家里。苏征小小的身板还不硬实，一次只能挑几十斤。母亲总是嘱咐他，和别人厮跟上有个伴，千万不要一个人跑到危险的地方。一提起父亲，苏征就哭。而苏荣到底还小，混混沌沌，光知道玩。母亲则起早贪黑给人家做针线活，纳鞋底，纺棉花。纳一双鞋底挣1元，纺一斤棉花是2元。村里人同情她母子，隔三差五，这家给送一碗面，那家给送一瓢糁子，就这样维持生活。夏天收麦季节，苏荣和哥哥就跑到远处拾麦穗。拾麦穗得等第一遍拾过交给生产队后，才能拾了归自己。但社员们同情苏荣一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且在抱麦铺时，故意漏掉一些，让他们兄妹拾走。最多一次，他们一上午拾了一大捆麦子，回去母亲棒槌打了，用升子一量，啊，整整五升麦，合30斤，够他们吃10来天。母亲高兴极了，苏荣兄妹俩也非常高兴。
　　有一次，苏荣和哥哥到大后沟拾麦子。这天中午，电闪雷鸣，天上下起了大雨。苏荣兄妹，还有村里几个女孩子，都赶忙到崖坎下面去躲雨，而这些崖坎的最下面就是木犁河。有两个女孩钻在下面一个崖坎里。她们只顾躲雨，哪知道河里忽然发大水了，水涨得很快，瞬间便漫上河岸，眼看要淹住下面两个女孩子的脚了。而这两个女孩却吓呆了，愣在那里不知道怎么办。苏征到底是男孩子，胆大，他不顾瓢泼似的大雨，转身跳下崖坎，抓住两个女孩的胳膊拚命往上拉，他把她们刚拉到上面崖坎，河水就漫过了刚才她们藏身的地方。好险啊！苏荣和几个女孩都吓哭了。雨不停地下，河水翻卷着往上涨，他们抱住哭成一团。还是苏征不停地安慰大家，不要怕，不要怕，水一会儿就下去了。雨停了，河水小了，他们才回到村里。两个女孩的家长感谢不尽，说今天要不是苏征，他们的女儿就被水刮走了。这一年夏天，苏荣和哥哥总共拾了五斗麦。
　　秋天里，他们就到收割后的庄稼地里，拾豆子，溜玉米穗。生产队有几个老太婆，莲蓬妈、面换子妈，还有八婶、七奶奶，对苏荣母子都非常好。她们在前面的玉米铺子里掰着，每一铺子故意留下好几穗，埋在下面，给苏荣挤挤眼，暗示让她拾。苏荣拾满一筐后，提回去又来拾。这在苏荣一家最艰难的时候是起很大作用的。长大后苏荣每每想起这些面孔，总感觉很温暖。
　　父亲跑了，苏荣一家没有户口，不能参加生产队劳动，不能分粮食，不给发布票。吃穿都成问题。苏荣的母亲就经常去找大队干部，找公社书记，找县革委的领导。她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村妇女，也不知道人家的门朝哪儿开。她就不断地跑啊，找啊。早上跑去，晚上再跑回来，来回20多里。每逢母亲去城里找公社干部，苏荣就在家里看妹妹，天快黑时，她就开始往前面的大路上瞅。眼看一个人从前面的塌塌桥过来了，但走近了，不是母亲；接着再瞅，又一个人过来了，但走到岔路时，朝河西方向去了。她就十分失望，母亲把孩子丢在家里，心里也很着急，她总是赶死赶活也要赶回来。
　　苏荣最愁的事，就是夜里磨面。她们住的崖下面就是水磨。每逢磨面，母亲和哥哥去磨，苏荣就和妹妹在家里。磨面要排号，一般白天不行，大部分时间是安排在夜里。苏荣夜里害怕怕，妹妹小，不懂事，该瞌睡就睡了，而苏荣不敢睡。她听着老鼠“吱吱”叫，害怕，听见外面猫头鹰叫，更害怕。深夜，水磨“哐嘡、哐嘡”的踏锣声，显得格外空旷，荒凉，更增加了她的恐惧。
　　苏荣最怕的东西是“鬼”。白天她割草路过一座坟地，不管有人没有，都要停下来给坟鞠个躬，在心里念叨着，不要吓我啊，我是尊敬你的。有时一个人在家，望着对面坡地边的坟上有白纸条在飘，她也以为那个鬼。唉，也不知从哪里知道的那么多“鬼”的故事。
　　苏木匠逃跑后，母亲经常去县城找县领导、找公社干部要求安户口。村里的乡亲们都鼓励她，“去找他们，你净找了，新社会还能让饿死人？”母亲三天两头去城找，家里无人照看，母亲决定让苏荣辍学回来照看妹妹。苏荣心里不愿意，但也没办法，她是个懂事的孩子。就这样苏荣在家里停了四个月，她每天带着妹妹，也帮助母亲做些家务活。学校的事似乎离她很远了。
　　苏荣家隔壁的窑洞搬来了一家新邻居，女主人就是小学校的李双老师。苏荣家的事李老师也清楚。李老师就对苏荣母亲说：“老苏跑了，家里生活困难，这是事实。但苏荣还小，在家里也帮不了你什么，你应该让她继续上学。耽误孩子上学，这可是一辈子的事。我给学校说说，学费可以晚些交。你让她明天到学校吧。”就这样，苏荣再次跨进了学校的大门。多少年以后，母亲每每提起这场事，总是说：“多亏了李双老师，要不是她可真就把你耽误了。
　　以后苏木匠到处漂泊当盲流，靠手艺糊口。一直到林彪“9·13”事件爆发，他才回到白水峪。在这两年零十个月的时间里，他受尽了磨难。苏荣兄妹和母亲同样受尽了磨难。
　　1971年10月下旬，林彪事件传达到基层。这天学校里开大会，宣布林彪叛逃事件，还有“571工程纪要”，林彪要害毛主席等，苏荣听的心惊肉跳。从学校回来，她是多么想把消息告诉母亲，但她记住学校说不让给父母说。但苏荣忍不住，还是把消息给母亲说了。母亲也很高兴，她说：“林彪死了，你大该回来了。”
　　苏木匠是这年的10下旬回来的。他没有先回家，而是直接去了驻队干部老莫那里，有点投案自首的味道，他给工作队长老莫交了30元钱，说是副业收入，工作队长召集社员开了个会，把帐都算到林彪头上，算是承认了苏木匠。过了不久又给苏木匠安了户口，一家人生活开始走向正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