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 四十年后重相聚(外一篇)
作品名称:海河之恋 作者:耕石 发布时间:2013-12-21 09:56:51 字数:3921
1995年国庆佳节,我们班上的同学自发地组织了一次“四十年后重相聚”的返校活动,那是一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同学聚会,因为它重现了四十年前同学们亲密无间的生活情境。
我的母校是天津工业学校,简称天津工校,中专程度,由天津市工业局主办,校址在原北洋大学旧址。恰巧那一年的那一天,天津大学举行百年校庆。天津大学是1951年9月22日由北洋大学与河北工学院合并的(校庆以北洋大学建校计),我们是1952年9月进入天津工校的,1955年的9月毕业分配,1958年又从天津大学抽调力量在我校旧址重新组建河北工学院(今河北工业大学),所以我们是从这两个院校的夹缝中挤出来的。又因我们班上都有同学在这两个院校任职任教,因此我们班和这两个院校也有着一定的连带关系。
那时我们班在天大的同学还是很看重我们,提出邀请我们参加校庆(因为来的不易),但没有邀请函,我们也不愿意参加,人家都是世界级专家学者,我们算作老几?再说,百年校庆固然隆重,但岂有自己聚会情谊更浓?
我们班上共有同学57人,除6名已故同学外,51名同学到会42人,未到的9名同学中还有一对夫妻和另一名同学带来了祝贺。
从签到的通讯录上看,这些同学分布在:新疆、青海、甘肃、陕西、安徽、湖北、江西、内蒙古、上海、北京和天津共10个省、市和地区。
1955年,这些20岁不到的小孩子,就这么飞散到祖国的四面八方。
岁月悠悠,不堪回首,然而,40年后的那一时那一刻,往昔的友谊历历在目。
10月1日我们首先进行了座谈。
王晶:只有在纸上才能见到她的名字,班内外的同学连同助教老师,没有一个不叫她大姐的。她曾是校团委副书记,班上的顶梁柱,我的栽培人。在她的推荐下,我代表学校首次出省,带队到山西太原郊区的西山煤矿去实习;在她的鼓励下,我在两校(当时院内还有一个土木工程学校)6000名师生面前传达了“访苏观感”的报告;在她的培养下,我由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孩子变成了一个组织能力超群的团支部书记;在她的关爱下,我抗争了一次无端的“失恋”;在她的呵护下……我的眼泪落在键盘上了……就是这样的一位大姐,58年竟被划成“右派”,后来她重上大学,才当了教授……可是她在会上仍然谈笑风生,妙语连珠,青春气息不减当年。
赵祝平:我最亲密的挚友,自称是我的“朋友同志”,在校的三年里一直陪伴着我。我当班长她当学习委员,我当组委她当宣委,我当支书她当组委,视线一直不离开我的行为,才使我逐渐成熟。后来她在西北电管局当调度室主任,从小落下的髋骨变形残疾还要等到退休以后回老家来开刀。
孙德伟:班上最后一任班长,分配最远,当时还叫迪化,是乌鲁木齐市建设发展的见证人,后来在新疆化工设计研究院任领导职务,下面是他在会上写的一首诗:
冬去春来年复年,
今朝欢庆大团圆,
世事沧桑情依旧,
白发童心忆当年。
刘宝琛和赵蘅:我们班上两对夫妻中的一对,当时没分配在一起,是赵蘅从安徽合肥到青海西宁去找刘宝琛的,合肥与西宁在当时从城市条件上讲是两个概念,他们为了爱情舍弃了安逸,在“提着马灯建电厂”的条件下,40年风风雨雨,坚贞不渝,为我们树立了爱情的楷模。那年刘宝琛已经是西宁市供电局的副局长,赵蘅退休前是省供电局调度室主任,退休后反聘到系统的一家咨询公司。她在会上有一句话至今还在我的耳边回响:“如果让我闲着我就觉得自己死了,只有搞点事才觉得自己活着。”是啊!闲着,死了,搞点事,才活着……无私奉献的精神渗透到了骨子里。
郎砚芳还是那么一副好嗓子,她在会上重新唱起了40年前的那首苏联歌曲《共同举杯》:“在美好的节日里,让我们来吧,大家欢聚在一起,让我们牢记,这珍贵的一切,唱起来愉快的歌……”
王宗泽:天津华光电子器件长厂长(原团小组长),不仅为这次联谊会的召开付出了两年多联系和筹备工作的辛勤努力,而且提供了全部活动经费……
就是这些人,这些事,打动了节日期间为聚会服务的全体工作人员。
座谈会一直进行到下午一点半过后。在天津交通部一航局工作的刘永源同学为我们安排了全部生活,在午餐上我们吃到了久别的天津炸虾段,北京的涮羊肉和烤鸭,喝了刘宝琛从青海带来的青稞酒,丰盛的午宴令人陶醉,但是我们没有“一醉方休”,而是随着敬酒重新展现着我们往昔的文娱风采。
王晶大姐出了新招,穿着她自己昨天才赶制的衣裙为大家作了服装表演;张泽麟还是那么能说会唱,他的一段黑头“铡美案”比年轻时的嗓子更浑厚;刘培鸾的笑话仍然令人捧腹;老班长为大家跳起了新疆舞;郎砚芳重展她的金嗓子;北京的,天津的同学为了欢迎我们远道而来的同学准备了集体小合唱,最后刘宝琛和赵蘅带头跳起了交谊舞,要不是食堂等着开晚饭,我们会把舞会一直进行下去,就像穿上红舞鞋,一直跳个不休。引得食堂的、招待所的人们都过来看,并为我们鼓掌。一位炊事员感慨地对刘永源说:“没见过,也想不到,别说40年前,就是现在的同学,也没见过这样亲热的。”
第二天上午我们重返母校,在班主任杨心吾老师和王新发老师的带领下参观了校园(当时还是河北工学院),对母校的发展变化感慨万端。最后来到北大楼照相,这就是我们三年来学习在一起、生活在一起、打闹在一起、欢乐在一起的地方,现在已经是“天津市二级保护文物”。下午我们游览了水上公园,在“天塔”的脚下合了影。然后乘车返回古文化街,参观了天津泥人张和杨柳青年画专卖店,以及儿时无数记忆的地方。最后来到食品街狗不理分店会餐,算是天津的同学尽地主之谊,也算作全班同学最后的一次告别晚宴。
转瞬又一个十八年过去了,我手头有一盒一百三十分钟的录相带,后来我把它刻成了光碟,记录下十八年前的那一刻,然而六十三年前的“那一刻”,却永远刻在我的脑子里。
外一篇:高原绚丽夕阳红
节日里,能和远方阔别的同窗好友在电话里聊上数十分钟,该是何等的惬意!尤其是老两口。
有一年的春夏之交,一天上午10点多钟,座机的电话铃声响了,走去拿起听筒,对方一个熟悉的女声:
“听得出我是谁吗?”
我脱口而出:“小赵蘅!”马上改口道,“现在已经是老太婆了,说起来你还是我的姐姐。”
“你的小说我看了,你的记性真好,过去那么久的事情都还记得。”
怎么不记得呢?她小小的个子,同学们都戏称她长了一身“铁骨肉”,外号“小萝卜”,脸蛋总是红润润的,无口无嘴,开口一脸笑,从来没有看见她皱过一次眉头子,精明干练,这就是我们的“小赵蘅”。她和刘宝琛是我们班上两对同窗夫妻中的一对,从工校二年级开始相好,毕业前明确了恋爱关系,二人携手一生,直到今天。
那还是1955年9月下旬,国庆节前夕,我们一批分配南下的同学搭乘京汉铁路的火车到达郑州,赵蘅换乘东进的火车去了安徽,宝琛搭乘陇海线西去青海,我继续南下到了汉口,然后乘船到了宜昌。同学们就这样南北各西东,分散到祖国的四面八方。转过年来春节过后,我收到了由留校同学编写的“通讯录”,得知赵蘅分配在合肥面粉厂,宝琛分配到西宁电厂。用现在人的眼光,要求调动应该是由最艰苦的环境调到舒适一点的环境,可是那时的青年“傻”得出奇,赵蘅选择了西去海拔3000米的西宁,成了高原上空的一只雏鹰……
四十年后,同学们都想念的过去,同窗的友谊,校园的欢乐,无不魂牵梦萦在每个同学的心中。1995年国庆节期间,由留在天津的同学积极筹办,召开了一次以“四十年后重相聚”为主题的同学聚会。会上得知,有几位同学已经先离我们而去,悼念过后同学们犹如敞开了一扇乐园的大门,无不欢欣雀跃,倾述衷肠。四十年的阔别,四十年的怀念,四十年的悲哀与伤痛,四十年的艰苦与磨砺一扫而光,同学们都沉浸在青春流逝过后的欢愉之中……
赵蘅和宝琛是到会42位同学中唯一的一对夫妻,又是大家所喜爱的两位同学,无疑使同学们特别关注。在宝琛介绍完他们的生活经历以后,有同学提出让赵蘅补充他们的爱情,特别强调要“浪漫一点”。赵蘅迟疑了一会,然后无不幽默地说:
“爱情?什么叫爱情?没有爱情,我怎么会从合肥追到西宁——那叫什么建设电厂啊,简直就是开荒。要说浪漫可够浪漫的,风——强劲的西北风;花——冬天冻不死的野草花;雪——两尺厚的积雪;月——月亮可倒是够美的,又圆又大,皎洁明亮,可不见得每月的十五都出来,就是出来了,每天累得直不起腰,谁还有心思欣赏它。”——这就是他们的“风花雪月”。
又十年,老两口已经70岁了,每年的旅游是两老的爱好。那年取道来到宜昌,赵蘅对我说:“我和宝琛说,趁还爬的动,无论如何要到家里来看看你。”她仍然是那么精明、干练,只是话多了许多,“你这地方不顺路,要么早来了。”这都是实话,我离开天津五十年,还是第一次有家乡的亲人踢我家门槛,尽管现在已经是异地同乡了,喜悦与幸福传递给了我的儿孙……
转瞬又一个八年,电话成了我们亲情与友情的纽带。这不,去年春天老两口又打来了电话,说是要到深圳看望女儿,给我留下了手机号码,叮嘱道:“我们不在家里也别忘了联系。”
遗憾的是,那次去深圳宝琛突发了心肌梗塞,不得不在外地做了支架手术,手术后赵蘅就把病情告诉我,说是手术很成功,让我放心,并提醒我要多多保重,注意这注意那,很像一个大姐姐。宝琛在女儿家里休养了三个月,少不了我多次打电话问候。回西宁后不久,就给我打来了电话,告诉我他们回家了,说是宝琛的身体恢复的很好。今年元旦的第一天,电话里我们三人又讲了将近半小时,得知赵蘅的一条膀子发抖,医生初步诊断是早期帕金森病,但不用吃药,进一步观察……
就这样,我们联系至今,前不久恩施地区的巴东发生了5.1级地震,和宜昌毗连,看了央视新闻第一时间就接到了两老打来的电话。
我虽然没去过西宁,但看见了“高原绚丽夕阳红”,他俩即将为祖国献了青春献终身……
谨此新的一年来临之际,祝愿他们老两口健康长寿!
【已完本】
(2013-12-20 脱稿于湖北宜昌腾龙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