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青年篇第六章 相见恨晚

　　
　　其实我最不擅于交朋友，一旦交成就愿意一辈子下去，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要说交朋友我有过很多次机会，要是考虑到将来不能长期往来，干脆一开始就别交，免得将来牵牵挂挂，与人与己都不利。但是有一个人我们成了朋友，要不是后来的生活变迁，说不定现在还有往来，这人是我隔着胡同的邻居，我们的友谊在不声不响中，甚至是决定我命运的关键因素。
　　那还是初中二年级的暑假刚开始，我路过吕家胡同，只听见一片悦耳的音乐。我循声而去，只见胡同里的第一个门开着，院子里有几个年轻人在演奏乐曲，他们的年龄大致和我不相上下，玩的乐器我不太熟悉，演奏的曲子我也听不懂，但听起来很好听，于是我站在门口听。一曲奏完，一个人向我走来，他是这里的主人，平时见过面，但没有说过话，更不知道叫什么名字，见了我很有礼貌地问：“你是李家胡同的吧？”我说：“是。”他说：“进来吧，我们一起玩。”我身不由己地随他走进去。他给我搬来了一把椅子，我坐下来，只听他对大伙说：“步步高”，于是他们又演奏起来。可是这个人没参加，而是挪把椅子和我攀谈起来。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
　　“王世祺。”
　　“有个叫‘全喜’的是你吗？”
　　“是的，院里人给我取的小名。”
　　“我听过你讲电影故事还记得吧？”
　　“记得，可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孙景波，总看见你一个人走来走去的。”
　　“是的，我不大爱和别人一起玩，再说院子里也没人玩。”
　　“会乐器吗？”
　　“笛子和口琴。”
　　“那好呀，我们正差一支笛子。”
　　“我那是一支坤笛。”
　　“什么叫坤笛？”
　　“用嘴直接吹的，没有膜，我二姐送给我的。”
　　“也行，什么调的？”
　　“我用口琴校过，是A调。”
　　“那好，明天带来和我们一起玩吧。”
　　就这样，我结交了这位终生难忘的朋友。
　　孙景波比我小两岁，仅低一个年级，是三十六中初一的学生，他一直在这个院子里住，也是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大闺女”。由于有两个妈妈，性格很孤僻。爸爸是小资本家，开着一家小印刷厂。他是大娘生的，上面还有一个姐姐，由于他爸爸有了他姐姐以后娶了二娘，和他妈妈分居过日子，所以孙景波比他姐姐小十岁。二娘的子女很多，对他很冷淡，所以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就养成了孤僻的性格。他谁也不跟玩，连那些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也都视同陌路，正因由此，又培养了他多才多艺的技能。
　　他的才艺令人难以置信。我加入了他们的小乐队，那也是临时凑合起来的一些同学，放暑假了大家自带乐器聚在一起玩一玩。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不少音乐知识，能区分广东音乐和民族音乐，欣赏到了二胡独奏，知道了刘天华和瞎子阿炳，听到了悦耳的扬琴声。很难相信，这架扬琴竟是他自己做的，一个斜方型的盒子，揭开盒盖是扬琴，既简单又好看，演奏起来又好听。很快我知道了，孙景波有很多怪乐器，比如：拿起板锯是“锯琴”；抓起瓶子是“埙”；几个玻璃杯子装上水，敲打起来就是“木琴”。当时有一种小孩子玩的乐器叫“凤凰琴”，也叫“中山琴”和“大正琴”，一个长条形的木盒子（琴座），上面架一块木版，木版上装着铁皮子做的琴键，木盒子上有四根弦，下面有一个圆洞，用一块小化学片（硬塑料，当时叫赛璐珞）弹出声来可以充当扬琴。孙景波还不满意，他把上面装琴键的木架子拆掉换上一个高码子，分开拨弦是“古琴”，用小药瓶子在弦上滚是“夏威夷吉他”，用二胡的弓子在弦上拉是“小提琴”。其实他擅长吹萧，吹起《病中吟》或是《良宵》来，你不知道那声音就在你身边还是从远处来的。我不仅被他折服，而且被他陶醉了，和这样的朋友在一起简直有些飘飘然的感觉。
　　这还不算，孙景波还擅长玩杂技，四个碟子六个碗一玩就是老半天，毽子踢起来像是用猴皮筋栓在脚上，瓶瓶罐罐都可以“抖空竹”，随便抓一个坛子就可以玩跷跷板……
　　“你这些都是跟谁学的？”我惊异地问过他。
　　“自己，没别人。”
　　“可不是一般的好。”
　　“我从三岁就开始练。”
　　“那么乐器呢？”
　　“没事做干嘛去呢？我又不愿意跟别人玩。”
　　是的，他是不愿意跟别人玩，我是跟别人玩不好，要么我搬来津塘支路已经十多年了，怎么今天才开始相识？我问他：
　　“今后你是打算进音学院还是杂技团？”
　　“我什么都不想，只想学建筑。”
　　“学建筑，盖房子？”
　　“城市规划。”
　　“你的思路实在太开阔了。”
　　“你看现在的天津城有多乱，哪像个有五百年历史的大城市？可惜了的一条海河，把城市分成了两个世界。将来我要规划一个城市，把它建设成一个美丽的大花园……”
　　这是我们共同的思想的基础，我的理想是“要把祖国建设成美丽的大花园”，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就把我们扭到一块儿了，语言也就随之而展开。我们有说不完的话题，也有着道不尽的乐趣。朋友应该是怎么样的呢？起初我们并不明白，现在共同发现，原来每个人的心灵里都有着一座“矿山”，有待用友谊的“铲子”去挖掘。我们彼此谈了每一句心里话，也彼此谈了对每个问题的看法，正所谓良师益友，彼此使心里化不开的问题都能够得到共鸣。我们互相弥补着各自的不足，玩得不想分开，也是又一种新的游戏，决定了我何去何从。
　　孙景波家住的也是一个杂院，不过人户少，院子也宽，两排共六间房，他家住一排三间，妈妈一间姐姐一间他一间。他还有个同胞弟弟叫孙景涵，在二妈家上小学，姐姐孙景慧是一家工厂的会计，恋爱四年了还没结婚，据说两个人一年顶多看两次电影，有时对象来了也是坐在家里弹琴读书帮妈妈做饭，姐姐会弹古琴，像《苏武牧羊》一类的曲子也很忧伤。孙景涵不常来，来了也不住下，孙景波屋里虽然有他的小床也是空着，这样就使得孙景波有足够宽敞的地方玩他的游戏。
　　“电”在当时是一门新兴科学，被称作“第二次世界工业革命”。自从瓦特发明蒸汽机以来，造就了世界第一次工业革命，带动了人类的进步，因此“电”在当时被青年人看作既伟大又神秘。对我这样的青年人，从小受过苦，深造又无望，对电有着一种特殊的向往。对孙景波来说，从小不愁吃不愁穿，前途一路顺畅，所感到的只有神秘。因此我们玩起了小电机，不是买电机玩，而是从旧货市场买材料，照着书本自己做电机，矽钢片（硅钢片，当时叫矽钢片）不合适我们就用铁皮剪子剪，买最粗的针做电动机轴，既做电动机又做变压器。那时他已经上初二，电机原理一类的知识还没有学，而我学了，也只不过学了点浮皮，这样我们“理论结合实际”越玩越带劲。他还做过一个矿石收音机，能收中央台、天津综合台和朝鲜台，足见他勤奋好学，无所不能，不知不觉我们对学习有了更大的提高，也有了更广泛的兴趣。光做电机没用，我们又发挥了各自的手工才能，买马粪纸（也叫草板纸）和蜡光纸做吉普车、做电梯、做小火车，给收音机做外壳。做“火车”用包装木箱上用的铁饶子放在锯开小口的木块上做“铁轨”，摆在地上就可以跑；做“电梯”的时候我们去了一趟劝业场，记忆中当时我走过的地方只有“天百”和劝业场有电梯，“天百”的电梯是实心门，从外面看不见里面，劝业场的电梯是折叠门，两层栅栏，跑上顶楼可以看见转动的机器，于是我们仿照实物做机器做滚筒做坠板做盒子，用鱼弦作“钢索”，再在墙上固定两条带轨道的木架子，在一个纸盒子的外表贴上不同颜色的蜡光纸，“电梯”就跑到屋顶上去了，里面装上几本书，想放多高就放多高，引来不少人看，我爸爸和四姐姐也都来看了，那个高兴劲儿啊，就像都成了小孩子。
　　劝业场五楼有一个画室，里面有一副炭墨画，有真人大小，画的是电影演员韩蓝根在捏脚，他坐在一条板凳上，痒痒的脚登着板凳，呲着牙咧着嘴，两只手使劲儿地“捏”，那个像啊，就如真人在你面前。我们欣赏了一阵子，评头论足，欢欣之余也见孙景波的知识，原来他也会画炭墨画，只是不怎么好，可是他讲得出道道来。回家时顺便到大光明电影院看了一场《宝石花》，我们的欢乐就这样在亲密无间中度过。转瞬一年多过去了，他教会了我打扬琴和凤凰琴的四种玩法，暑假他教会了我学游泳，寒假他带我一起去滑冰（我没学会，因为买不起冰鞋），他听我讲故事，我看他画画，我们一起做作业、一起做游戏，一起看电影、一起聊天……友谊给了我温暖，给了我欢乐，给了我知识，也给了我勇气,从此我摆脱了“小闺女”的习性，也决定了我将来上工业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