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重生 六

　　1963年秋天的一天，母亲的奶奶路过父亲家门口，正好碰见我的大爷爷大奶奶在自家门口闲聊，看见我母亲的奶奶刚好从门前过，就招呼过去坐一会儿，闲聊间，大爷爷突然想到我父亲，就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我给你孙女做个媒，将你孙女儿说给我弟弟家的孙三，那些年我们街上几乎都是叫排行，你在家中排行老几就在前面冠上你的姓氏，比如我父亲排行老三，就称呼你孙三，你有子女了，你的子女都有排行老三了，就叫你孙老三，子女就叫孙三，再有小一辈老三，就叫小孙三。
　　大爷爷这突然一说，母亲的奶奶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一下不知怎样应答，当时就没说话，估计那时还没考虑过这个问题，而且母亲的奶奶是个及其善良和蔼可亲的人，在旧时听着三从四德长大，如果不是母亲的爷爷去世了，这个问题也不是她该决定和能决定的，再说母亲的年龄也不大，祖孙相依为命，一时还没那个意识去考虑和面对这个问题。
　　母亲的奶奶回家没提谈这个事情，以为就是说说了事，没去当真，谁知第二天一早，大爷爷就提着一斤白糖一斤冰糖到了母亲家里，将东西放到桌子上对母亲的奶奶说，太亲家母，昨天我们说的事就定下了，等他们年龄到了就结婚，当时的结婚年龄是男方二十，女方十八。大爷爷说完就走人，母亲的奶奶那一刻真的像傻掉了一样，望着桌子上面的东西发愣，母亲的爷爷去世前，家里一切事情都是丈夫做主，有时告诉她一声，有时不告诉她，她也从不过问，只知道埋头苦干。这次母亲的事，是自己要独自面对的第一件大事，而且弄得如此被动，在母亲奶奶的心目中，感觉被大爷爷摆了一道，但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并且人已经走掉了，东西放在了自己家里，事情也只能这样了。当母亲听说此事时，想到离家近，可以不用离开奶奶太远，便于照顾，而且又是街坊，互相又见过面的，都是正经家庭的子女，就没说什么。
　　后来母亲才听父亲说，当时大爷爷准备提去的是半斤白糖半斤冰糖，是父亲不同意，才换成一斤的。母亲的终身大事就这样稀里糊涂定下了，其实大爷爷去过母亲家里没几天，就有人上门给母亲提亲，对方是个部队的军官，说是只要母亲同意，结婚后可以随军，母亲的奶奶是个很善良，及其本分的人，觉得女孩子的婚姻就是一句话，定下了就不能反悔，于是拒绝了对方。1963年冬天，我奶奶离开家的第三天早上，大奶奶去母亲家对母亲说，魏大女儿，你去看看孙三嘛，已经两天两夜水米不进了，怕是过不了这个坎。母亲去的时候，父亲躺在床上，说话的力气都没有，看着家里的情况，两人商量好，提前娶母亲进门，好照顾家里的兄弟妹妹。第二天早上，母亲和父亲就去公社要求办理结婚证，当是我母亲十六岁，父亲十八岁，向公社的干部们说明了家庭情况后，几个干部凑到一起商量一下，再说奶奶离家那天也拉拉扯扯去过公社，基本情况还是了解的，所以就特事特批办理了结婚证。
　　父亲那时已经在理发店当学徒，负责担整个理发店的用水，每月8块钱工资，当理发店的学徒很辛苦，一开始要担几年的水，然后要洗几年的头，才能让你动手学理发，学会了工资就跟别的员工一样。全街就一个理发店，乡角又宽，一天要担很多水。
　　拿了结婚证后，父亲去给母亲扯了几尺红色花纹的毕机布，请人用手工给母亲缝制了一件衣裳，结婚当天自己一家和隔壁大爷爷一家还有奶奶娘家的几个侄儿到场，坐了三桌。母亲就这样和父亲一起，开始了自己的苦难人生，共同撑起也支离破碎的家。
　　母亲的奶奶是个思想很传统的人，坚持留在家里自己独自生活，认为不管是女儿还是孙女，终归是嫁出门的女，泼出去的水，嫁给别人就理所当然是侍奉夫家的人，自己作为一个娘家人，去孙女的夫家，显得明不正言不顺。何况当时父亲家里也没有多的房间可供母亲的奶奶住，母亲也就不在坚持。
　　其实当年不管是母亲还是母亲的奶奶，思想都是相当单纯和善良的，看到父亲家里母亲另嫁，留下兄妹三人，妹妹和弟弟都在读小学，的确需要一个人来照顾这个家，都一致认为，既然定了婚，就是夫家的人，只要夫家有需要，就该义无反顾地去承担起一份责任。
　　1964年初，商店里招工的名额越来越紧俏，很多年岁大一点的人想方设法退休让自己的子女顶替，有些家庭子女多的，为了让自己的子女多安排一个，尽快有个稳定工作，除了自己退了让子女顶替外，还将自己的子女过继给有工作的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顶替了谁的工作，就得替谁养老送终。
　　母亲的奶奶看到母亲从商店退出去就没法回去，也去要求自己退了让孙女顶替，街上没有大的企业，除了综合商店外，就是伞社和筷子厂，伞社和筷子厂都是手工企业，属于一个机构，除了一个卫生院，还有后来的市管会和公社，这么大的一街居民，就这几个部门，不但居民多，而且几乎家家都是多子女，三四个，五六个，八九个，街上子女最多的数母亲娘家的一个隔房亲戚，一共生了十二个，最小的儿子和我是同学，而且像卫生院这样的单位只有不到十人，市管会也是几个人，还有一个搬运社，有十来个人，当时的搬运社都是有点什么问题的人，一个是犯了点什么错，时过境迁后就安排进搬运社，一个是家里特别困难又一把年龄了没成家的光棍。还有就是家里困难，自己除了有点劳力什么都不会做的人。还有就是街上上场那里有个铁匠铺，有两个人上班，另外就是学校，其余就没什么能容纳一些人上班的集体或企业，再有就是街上的下场角的地方有一个很大的林场，除了种少量庄稼外，主要种植果木，对外加工一些挂面。这林场一般的人进不去，都是些退伍军人，在部队立过功的，回地方又有关系可托的，再有就是公社市管会的血亲。所以在林场工作的人个个都是凶神恶杀，不可一世。
　　费了很多口舌，母亲顶替了自己奶奶的工作，被安排在我家斜对门往下场方向六七间门面的地方一个餐馆上班，而餐馆的隔壁就是我奶奶上班的粑粑铺，都属综合商店管，母亲上班的餐馆是街上最大的馆子，逢场天生意特别好，卖包子馒头，凉面稀饭，炒菜蒸菜凉菜，还卖面条豆花。
　　母亲天资聪慧，反应敏捷，好学易懂，手脚麻利，不辞劳苦，记忆力强，口齿伶俐，声音清脆，为人正直，性格随和，招呼应酬逢人一口笑，嘴巴又甜。在餐馆上班很讨前辈的喜爱，都乐意传授一些自己的经验给母亲，母亲虽然读过几年小学，都是断断续续在上学，读书的时间加在一起最多有两年。母亲的口算很好，餐馆里的前辈又利用工作之余教会了母亲的珠算，母亲的很多特质和潜质，表明母亲具备了一个生意人所应具备的条件和头脑。所以母亲在总多学徒中，很快脱颖而出。
　　经营餐馆，招呼应酬第一重要，其次是喊菜声音要洪亮，因为内堂很进深，客人点好菜后，你要在外堂将客人要的菜通过喊话传进内堂，声音不但要响亮，还要绵长，这样才显得有热闹的气氛，如果嗓子不好，几个回合就哑了，声音像个破锣一样，还会有人爱听吗？其次是记忆力强，不管好多客人点菜，都是吃完算账，你得将每桌人吃的什么，很快很准确地算出来，算多了客人不高兴，算少了客人走掉了，而且最好是心算，如果你抱个算盘不方便不说，客人还觉得你小题大作，居高临下。
　　短短几年时间，母亲从学徒做到商店会计，后又做过出纳。母亲顶替她奶奶的工作时，与母亲和父亲协商好的，每月从母亲的工资中提取六块钱给母亲的奶奶，作为她奶奶的生活费。那个时候商店还没有一套科学的完整的新老接替的运作方案，退休的人没有退休工资，谁顶替了工作就是退接双方自己协商，然后从接替者的工资中扣除，退休人员的工资仍然由商店集体支出，这样的抄作方式省去了很多纠纷的滋生，不然像一些抱养的如果退休工资由接替人自己支付的话，时间一长就会后患无穷。不难看出当时商店的这一举措还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和先进性的。一些孤寡职工没人接替工作，就在商店一直上班，直到干不动为止，然后由商店按上班职工的人头从每人的工资提成一点，再集中分发给那些人，每人也就是三四块钱。
　　母亲的工资只有八九块钱的样子，除去提成和母亲奶奶的工资，所剩无几，养家就全靠父亲的工资，一家四口的所有用度不到十块钱，叔叔和姑姑又在读书，穷得衣服裤子都没有换洗的，每天下班忙完了家务，进房间的第一件事就是烘烤衣服，干了第二天才有穿起出门的，就一条裤子都是屁股上补了几层巴，每天吃两顿饭，都是由我父亲平均分成四小碗，一人一碗，没有一点多的。经济一直是我父亲在管，只要是牵涉到叔叔和姑姑的事，父亲都要亲历亲为，生怕有一点差次，在父亲心里，叔叔和姑姑是自己的责任，就连分饭父亲都觉得只有他分才能公平公正，才能放心，只有不厚此薄彼才能保证四个人都能活下去，父亲那时的心情就像母鸡护小鸡，怕叔叔姑姑受委屈，这种公平公正一直持续着，直到母亲怀孕都没有丝毫改变过。
　　1964年8月，母亲怀孕了，原本瘦弱的身体加上妊娠反应使母亲更瘦弱了，上班累了的时候，饿得头晕眼花，有时突然想吃什么东西，想得直吞口水，母亲身上没钱，也从不对父亲讲，知道家里没有多余的钱，实在想吃得紧，晚上做个梦得吃了，第二天就不再想。母亲怀孕六个月的时候，有好多天连路都走不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挣扎着扶着墙壁去我家附近的曹子贤医生那里看病，医生看了脉象后没有说话，母亲问他自己到底是得了什么病，是不是快死了，医生说没什么病，你得的是空壳病多吃点就没事，母亲一下背转身哭着离开了医生，
　　在母亲心里，对于这个特殊的家庭，自己是双重身份，一个是嫂子，一个像后娘，所以不管自己在什么情况下，从来没有要求一丝一毫的特殊，那怕是多添一口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