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重生 二

　　1950年爷爷当上仓库记账员后，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爷爷觉得十年寒窗苦没有付诸流水，而是让自己作为文化人第一批被区公所录用，就像古时的状元及第般的荣耀，光宗耀祖。
　　1951年的一天，四周盘踞在山上的土匪，发起暴乱，狼烟四起，举刀带枪，冲向仓库，将囤积的粮食抢了个颗粒不剩。仓库里工作的一干人等挨个审问，各自都有不在现场的人证物证，审去审来一无所获，最后认定爷爷的通匪嫌疑最大，家庭最困难，爷爷教过私塾，人脉最复杂，又最清楚粮食的数量。在到处取证无果，爷爷死口否认，区公所的干部一次又一次突击到家里搜查，都是颗粒不见，父亲几兄妹食不裹腹，衣不遮体，面黄饥瘦的情况下，难以定罪，勒令爷爷停工就地管制改造。爷爷停工期间，家里没有收入，实在过不下去了，就将自己门面打开，靠借贷自己开了小饭馆，一家人辛辛苦苦艰难度日。
　　不管何时何地，奶奶的任性一如既往，不知省事度时，不懂适可而止，不管事情大小，脾气一上来，每次都要一哭二闹三上吊缺一不可。家庭吵闹，夫妻打架原本是很正常的事，无非是茶余饭后的笑料而已，1958年，区公所新调来一个姓杨的书记，是区公所的一把手，腰扎皮带，斜插勃壳抢，权利之大可以上嘴唇定生，下嘴唇定死，一天晚上，奶奶爷爷又吵上了，刚好又被这个管天管地的杨书记听见，暴吼一声：这家人这么闹，让他们到乡下去改造去吵。第二天爷爷一家被下了户口，撵到了当时的青春1队落户，在乡下过了近一年时间，奶奶吃不了那个苦，寻死觅活，闹着返回了街上。又设法开起了小饭馆，但一家人没上成户口，供应的东西一点没有，生活更加艰难，奶奶手里一直留得有钱，顿头上吃的一样的东西，奶奶自己饿了又去外面买来吃，家里其他人一直处于饥饿状态，而且奶奶不识数，她手里的钱都是团成疙瘩，这个墙壁塞点，那个床铺的谷草角落里藏点，这些事父亲都是后来才知道的。
　　1959年的一天晚上，姑姑看着碗里的食物，一个劲的哭，说什么都不肯吃，姑姑一向挑食，家里吃红薯，吃野菜，就伤心地哭，饿得奄奄一息，依着门坐在门坎上。爷爷见姑姑饿得皮包骨的样子，很心痛，端着碗里的菜糊糊，想哄着喂姑姑吃一点，可是姑姑看着碗直流泪，说饿死都不吃这糊糊。往常看姑姑饿得不行，就会想法借点米回去熬点粥给姑姑吃，有时实在是借不到米，不知道怎么办好。爷爷真怕姑姑饿死，急得高声骂姑姑。
　　杨书记听见爷爷的骂声，掏出腰上撇的驳壳枪，叭叭叭地几枪扫射在我家房顶的屋脊上。打得瓦砾四溅，大吼着说这个孙思古，还没有改好造，罚他一人下乡去改造。就这样爷爷又回到原来的青春1队，这次下乡改造，就像坐牢二进宫一样，爷爷被罚每天挑大粪，一百多斤一挑，街上没有一家人的口户，乡下没有爷爷的粮食，每天吃点野菜糊糊，有时连野菜都没有，树皮草根都找不到一点。爷爷的心身千疮百孔，生命走到了极限，于1961年6月14日中午在家中去世，享年45岁，可怜爷爷饱读诗书，才华横溢，一身傲骨，风华正茂时归于泥土。
　　爷爷的去世将还未成年的父亲叔叔和姑姑的命运推向了万劫不复之地，那年父亲16岁，叔叔12岁，姑姑9岁，家还是那样一贫如洗，奶奶还是一样不知冷热和痛痒。1960年父亲他们差点饿死，家里实在没有一点可以充饥的东西，街上乡下好多人开始吃泥巴，那时称这种泥巴是仙米，父亲他们也出去挖这种泥巴吃，就是那种泥土里夹含的一种白色的泥块，乳白乳白的，软软的，糯糯的。吃了三天的仙米，父亲的肚子鼓胀起很大，无法排泄，非常难受，很多人都是吃了这种泥巴，无法排泄而死，不管走到哪里，到处都有饿死的，病死的，走着走着就倒在地上，听说还有活人吃死人的现象。恰好这时区公所调来个姓朱的女秘书，给全家人上了户口，有了点供应的口粮，父亲才躲过这一劫。
　　1963年街上的搬运社来了个外地来的姓陈的搬运工，大龄未婚，身材高大，有文化，会唱玩意儿，玩意儿就是几个人围坐在桌前，敲锣打鼓，自己边敲边唱，有时一个人唱一个角色，有时一个人唱两个角色，唱一些川剧折子戏和一些民间编写的笑话段子。有钱的人家红白喜事就请去唱，主人家管饭，还会给一点钱，唱玩意儿的几人可以一人分一两毛钱。经人介绍奶奶和这个搬运认识，当时这个搬运的名声不太好，大龄未婚的主要原因是有点什么问题被劳教过，其实那时很多荒唐事，劳教改造的不一定都是坏人，但人与人之间有些人或事在那个特定的环境是很难有公平公正的判断的，所以奶奶和这个搬运的交往也会招到一些议论，尤其是再嫁时丢掉几个尚未成年的儿女，更是遭到了非议，按照正常的逻辑，母亲再嫁都是为儿为女，但奶奶不是那样，奶奶的很多举动和性格都与成长的家庭教育和环境有关，说穿了奶奶的自私和无知不仅对家庭造成了伤害，奶奶自身也是个受害者，这点从后来奶奶的工作情况和人际关系可以看出，奶奶也因为自己的性格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累。
　　奶奶结婚走的那天是1963年的冬天，父亲和叔叔姑姑一直哭，不要奶奶走，奶奶收拾带走的东西时，将自己一直以来藏着的钱悄悄地从各个角落里找出来，床脚下，铺草下，通往前面茶馆的石梯顺着的石墙缝里，父亲和叔叔发现了这个秘密，见奶奶去意也决，悄悄地在家里其它地方的角落找到了一点，也就几块钱，奶奶不太识数，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到底哪些地方有，她其实也不清楚，那时不要说手里有钱，关键时刻有一碗稠点的米汤都能救活一条命，奶奶将钱牢牢的抓在手里，东藏西藏，这一举动，饿死了家人，养活了不相干的无数，因为半条街的人饮用水都从我家后门外的水井里担，只有我家外面的茶馆进去到后门出去，还有就是隔我家两间门面的区公所后来的人民公社进去通过那里的后门出去，挨着的几家都是纯粹的私人住房，没有专门的过道，那个特殊年代又有多少人愿意或敢在区公所进进出出呢，所以大部分街坊都从我家后院去担水，通往后院的石梯，石壁都是那种很大很厚的长方形石头砌成的，年深日久，石壁的缝隙很多，正好供奶奶藏钱，在奶奶的意识里，藏在石壁缝隙比藏在家里安全，至少家里人不容易发现。就是奶奶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让进进出出和茶馆喝茶的人去石梯旁上厕所的人拿了些钱去，一是被别人拿了奶奶不知道，二是奶奶知道也不会说出来。一个家庭主妇存钱很正常，但钱不知道用在刀刃上，只知道抓在手里，有钱却没有用于救命，这就违背了存钱是为了预防万一的初衷。所以奶奶的很多错就在于没有文化，不懂得事态的轻重缓急，只知道享受和索取，不懂得宽容和奉献。这些在奶奶后来的生活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奶奶再婚离开家的那天，好冷好冻，叔叔的脚长满了冻疮，最严重的一只脚感染化脓了，流脓流血，牢牢地粘在包着脚的烂棉花上，是剪下的坏得不能再穿的棉裤裤脚，整个弄到脚上包着用绳子绑住。奶奶挑着收拾的一大箩筐东西要出门，父亲和叔叔还有姑姑好绝望，拖着箩筐的绳子哭，不让奶奶走。
　　可是奶奶去意也决，很生气，僵持不下，哭哭啼啼扯到隔璧的公社去想要留住奶奶，叔叔当时好可怜，跛着一只脚，手里柱着一根担水用的扁担，哭着追到公社，三兄妹拉着奶奶嚎啕大哭，仿佛天塌地陷一般，好多街坊邻居都哭了，纷纷指责奶奶太狠心，可是再多的眼泪留不住奶奶，再多的责备无济于事，奶奶走了，抛下尚未成年的三兄妹，走得那么坚决，无牵无挂，亲情和血缘在那一刻一文不值。
　　父亲一下子懵了，像只迷失的羔羊，满眼满心的绝望，觉得肩上的担子好重，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来，奶奶离开的当晚，三兄妹躲在被子里哭了一个晚上，一夜之间，父亲成了一家之长，成了叔叔和姑姑的救命稻草，叔叔和姑姑的命运那时就在父亲的一念之间。父亲是个思想相当传统的人，长兄代父长嫂代母的思想从小就被爷爷灌输着，男人的责任和观念，在父亲的脑海中早也扎根，看着叔叔和姑姑，父亲明白三兄妹的聚和散，生与死就如千斤重担已经落到了自己肩头，这是不可改变的事实，眼泪养不大自己和兄妹，父亲下定决心，三兄妹要生一块儿生，要死一块儿死，一个也不能抱养出去，否则上对不起祖先，下对不起兄妹。
　　那时父亲和母亲刚订婚不久，母亲的家就在我们家往公社方向走十来间铺子的地方，母亲是个苦命的人，跟着自己的奶奶相依为命，长大成人。外婆的娘家在乡下，就是后来的建设大队，也是后来叔叔和姑姑下乡插队的地方，外婆和外公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合的，当时外公自己有了心上人，他和外婆的婚姻是父母包办，外公一直反对这桩婚姻。外公年轻英俊，分流倜傥，很有学问，能说会道，在街上人缘很好，黑白两道行走自如，是个在街上可以呼风唤雨的人物。外婆跟众多的女子一样，目不识丁，再加上外婆身材高大，体型骨骼像个男子，也不会收拾打扮自己，嘴型有点地包天，宽皮大脸，皮肤粗且黄，说话还不太利索。
　　外婆外公结婚后，外公根本不理外婆，整天在外不想回家，日夜思念自己的心上人，与酒为伴，郁郁寡欢,原本就不太好的体质，更加小病不断。外婆在家勤勤恳恳，侍候公婆，任劳任怨，外婆是那种很内秀，很安静，很豁达，随遇而安的人。除了长相说不上漂亮之外，有很多的优点，性格很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