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重生 一

　　1974年，母亲在外地工作的民业主解散了，回到家里，在原来工作的综合商店所属的茶旅店上班，因为茶旅店是连在一起的，租的一个房东的房子，有三百多个平方左右，综合商店所属的很多行业都是单独核算。有副食，餐饮，理发，还有后来发展屠宰牛羊来自己出售牛羊肉的几个人都属商店管辖，那时什么都是公有的，私人哪怕是要饿死都不敢自己单独干点什么，帽子满天飞，谁要乱说乱动一准被上纲上线，小则公社大小会批斗，大就坐牢改造。
　　茶旅店的房子是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共三大间门面，从门面延伸进去有十几步石梯下去通往后花园，后花园左侧有一扇很高大的带木门的石拱门，门外的左侧是公社的小会议厅和很大的食堂还有厨房，平街的门面就是公社的大礼堂，间隔只有两间门面和一条抽来通往担水洗衣的地方的小巷子，隔的这两家门面没有后院，所以我家的后院就在公社的伙食团和小礼堂的高高的堡坎下。那两家门面的后面是住房，不宽，后门出去的很大的空地都是我家的，那时栽的很大的洋槐树，洋槐树的花乳白的一串串的，吃起来酸甜酸甜的，所以每当洋槐树开花的季节，街上好多的小孩都到我家后门口玩，为的就是摘洋槐花吃，父亲发现我们也在吃洋槐花，说这些东西原本就是不能吃的，怕有毒，我们很少吃，至少当着大人的面是不太敢吃的。
　　我家的门面沿后门的青石板路一直通往街后面的农村和我们大半条街的人们挑水的水井，水井的右侧是我们街上最大，水质最好也最深的大堰塘，供街上大半条街枯水时甚至全街的人们浆衣洗裳和游泳。每年都会淹死人，后来我叔叔的小儿子就是在十岁那年被淹死的。
　　后花园的背后也就是中间那间门面的背后是很大的堂屋，堂屋两边是厢房，也是我们几大家子人住宿的地方。住房是跟大爷爷他们分了的，当时堂屋没分，大事小事都会在堂屋里举行，是共用的，如果要分断的话，堂屋就会一分为二，毕竟祖上是大户人家，大爷爷大奶奶都还健在，还是沿袭着一些老规矩，所以堂屋还是要搞一些祭祀，逢年过节，虽然是各吃各的，但都会摆在堂屋吃，这样热闹，还有就是每当这时大爷爷大奶奶就会觉得仿佛又回到了从前。
　　石梯下来通往后花园的很大一段空屋是我们几家人的厨房，和茶旅店的厕所，厕所旁边还有一养猪的大猪圈，养猪是后话，一开始是一空着的猪圈。我们的房子宽且高，连接墙壁的大木柱是那种很长很粗的大圆木，清一色的瓦房，瓦间插盖着很多用于照明的玻璃瓦，房屋高到任何一间都可以另外砌楼，毫无空间压抑之感。后来石梯的空余空间就另外搭建了一间房间，下面是茶旅店的厕所，上面是旅店的房间，因为是在厕所上面，这间房间的住宿费是最便宜的，一般都是那些出门贩卖牛的叫牛骗耳的人做，还有就是那些路过的很贫穷的人住。其他的房间就是那些公干的住，像石油，建筑，公安干警，城里的大医院派人到各乡区收医疗欠账，还有就是外地大单位搞运输的司机们住。
　　我们的房子是祖上传下来后从爷爷那辈分家没分房契的，爷爷那辈是两弟兄，三间门面各一间半门面，以门面的分界处为界，对进去一直到底都属于各自所有，前面的门面租给商店后，租金分成两份平分，我爷爷在父亲很小的时候就死了，奶奶另嫁后另立门户，住在我家街对门的场背后，那时财产传儿不传女，爷爷这份就是父亲和叔叔分，出租房子时姑姑已经独立了。隔房的大爷爷家有三儿两女，女儿远嫁，租金就三弟兄分，其实那时大奶奶和大爷爷都健在，但子女都也成人成家，所以租金就由三弟兄分，大爷爷和大奶奶跟最小的儿子一起生活。听父亲说租金少得可怜，就是意思一下，老房子是祖传的，祖上是大户人家，曾在朝廷当过官，家族原本很兴旺的，从爷爷的父亲那辈就开始落魄，原因是吸上了鸦片，很多祖上的东西都败光了，就剩下这栋房子。生活紧张那几年，我们家饿死了爷爷，还有我父亲上头的两个哥哥和父亲下面的两个弟妹，还有我叔叔下面的八叔九叔。活出来的就只有我爸，排行老三，叔叔排行老六，姑姑老七和我奶奶。所以后面定的成分含混不清，一会儿商人，一会儿小土地出租兼工商，一会儿工人，一会儿又是中农，据父亲说早年间奶奶和爷爷总是吵架打架，奶奶在娘家时娇生惯养，有点任性，我们后面住房的旁边又是公社，干部些嫌闹，就说这家人这么吵，让他们在乡下去吵，全家人因为奶奶的原因。被赶往乡下，在乡下我奶奶吃不了苦，又要死要活的闹着回了街上。因为我母亲生下我的时候在养路队上班。又有了工人之说，所以我大点的时候上学老是填不准成分，后来父亲说他和母亲都在综合商店上班就填小商合适，再后来我就一直填小商了。
　　父亲说就因为祖上家大业大，后来虽然穷，那时讲成分还是有点担心，所以房子租金商店领导说了算，哪敢多说，一开始那几年一分钱租金都没收到，后来每月三元钱，直到1980年收回门面的时候时的租金才五元一个月。母亲在茶旅店上班非常辛苦，有七间房间，二十几张床位，三间门面的两边隔的房间，中间就是茶馆，有十张桌子，是那种大方桌，坐八个人的，人多的时候坐十人。是街上唯一的茶旅馆，全街的人都在茶馆里打开水吃，八旁的茶瓶五分钱一瓶开水，在茶馆吃茶五分钱一碗，上好的细瓷盖碗茶，每天满座，有的一碗茶就喝一天，上午喝了，自己找个地方放好，回家吃过饭又来接着喝。茶馆和旅馆包括母亲在内三个人，两处轮流值班，包括夜班，三个人自己担水，洗床上用品，茶馆烧开水的锑壶十几斤重，十张桌子轮流冲茶。就在这个茶旅馆，母亲为了养活我们累了一身病，差点不治，也就在这个茶旅馆，母亲的善良和孝顺让多灾多难的母亲得到了重生。
　　写了我们家的老房子，写到我母亲曾经历生死的茶旅馆，就在我想要开始直接写母亲的出身和一生的际遇，还有母亲的离奇重生时，突然想到关于老房子的一些荒唐故事以及我爷爷饿死的真相，很多事情的来弄去脉以及那个年代的悲欢离合，在叔叔得知我写这样一篇文字时，很关心支持我，给我详细地讲了全家人在老房子被公社干部撵到乡下，后又为什么爷爷一人被饿死在乡下的情况。老房子为什么租给了茶旅馆，房租是多少都一清二楚。既然要写老房子里的林林总总，还得继续赘笔下去，先写清楚老房子的事，才能写得到母亲在茶旅馆的一切。
　　爷爷和大爷爷从小饱读诗书，特别是爷爷，文采在整个街坊上是顶呱呱的，所以爷爷常年以教私塾为生，诗词歌赋样样精通，全街上下包括场前场后，方圆几十里红白喜事需要字墨，都会请我爷爷到场，尤其是写祭文，逝者的后人一边说爷爷一边写，，一气呵成，写得自己流泪，逝者的后人流泪，念祭文的道士和听热闹的街坊流泪，在当地很有名气，我奶奶娘家很富有，但一字不识，那个年代女孩子一般不用读书，读书被理所当然的认为是男孩子的事。再说解放前的女孩子几岁就要缠脚，在家跟父亲姓，出嫁从夫姓，连名字都好像不需要，就是张氏李氏而已。
　　很多女子都是解放后才改的名字上在户口本上。奶奶在娘家当小姑娘的时候可威风了，上面全是哥哥嫂嫂，奶奶是独女，又是家里最小的，十分得宠，用奶奶的话说就是没有哪个哥哥嫂嫂敢骂她一声，她要什么都要依她，从缠脚的事可以看出奶奶在娘家得宠的程度，奶奶八岁的时候开始缠脚，只缠了三天，家里人经不住奶奶的哭闹，又都心痛她，就随了奶奶的个性，将缠脚布放了，那时的女孩，脚大就为丑，出嫁时下花轿就会有人提开你的裙摆，先看你的脚，从脚来判断你娘家的家教，以及判断你的女红怎么样，那时的女红就是女孩的针线活。我奶奶的女红当然是不怎么样的，娘家轮不到她做，奶奶说她小时也不太喜欢针线活。奶奶在娘家可谓要风得风要雨得雨，霸道任性，但奶奶是个标准的美人，水汪汪的大眼睛，双眼皮，白净的皮肤，柔柔的丝发，圆脸薄唇玲珑鼻，个子适中，爱穿戴爱整洁的习惯一直持续到奶奶78岁去世为止。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后，奶奶带着丰厚的嫁妆和霸道任性嫁给了爷爷。
　　奶奶和爷爷结婚后，爷爷继续教私塾，奶奶在家闲着，闷了就带着针线活去堂屋听爷爷教书，奶奶的记忆力极强，天长日久奶奶尽管一字不识，但爷爷教的好多课文都能背下来。有时爷爷病了，没法上课，奶奶就带着学生读课文。奶奶七十多岁的时候，像三字经，增广贤文等，只要有人跟她起一句头，还能一字不差的背出来。
　　爷爷是典型的读书人，体弱多病弱不禁风，除了读书教书，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文人都有一个通病，就是好酒，几个读书人在一起畅谈文章，吟诗作赋，少不了饮酒助兴。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别人请客，仰慕爷爷的满腹才华而已，再说爷爷的钱都在奶奶手里，几个人聚在一起无非就是几碟小菜，喝点小酒。但奶奶就是不依不饶，奶奶在娘家的时候，都是一家人围到她转，吃的穿的都是优先，所以在奶奶的个性中，几乎没有关心体贴，理解包容的习惯，哪怕是丈夫和子女。而且钱只知道紧紧地撰在手里，分不清事态和轻重缓急，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就两个字，没有。
　　每次爷爷在外面喝酒，奶奶就要去爷爷喝酒的餐馆又哭又骂，回到家还要继续闹，在奶奶的心中，下馆子是很享受的事，不能少了她。有次爷爷在家斜对门餐馆喝酒，奶奶拉着我父亲去餐馆找爷爷，那时父亲只有几岁，当奶奶在馆子门口哭闹时，餐馆里的恶狗一口咬在父亲的左脸上，几乎咬去左脸上能够咬下来的肉，留下了永远的伤疤。
　　这种吵闹一直伴随着父亲叔叔姑姑的成长，解放初期，街上成立了区公所，管辖着几个乡，区公所的很多干部都佩戴有枪，就像可以主宰人们生死的土皇帝，私塾不存在了，可爷爷满腹文才，名声在外，被区公所录用，安排在专门囤积几个乡的粮食仓库管理账目。爷爷吃上了公家饭，是天大的喜事，没想到那个土匪猖獗的年代，给爷爷带来了灭顶之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