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双胞胎

　　引子
　　
　　我出门的路被弟弟堵住了。弟弟像清晨的一堆垃圾堵在门口。
　　弟弟杨涛成天无事可做，一天中唯一的一次出门就是上厕所。家里三间小平房，父母住一间，我和弟弟住一间，还有一间用作客厅兼做饭厅。平房边上搭一巴掌大的木板棚做厨房。家里没有厕所，上厕所成了弟弟一天中的大事。家里刚从乡下搬上来时，弟弟每天在那木板棚里，坐在母亲特地从街边地摊上买回来的一只高脚痰盂上，解决一天中的大事。待弟弟完事了，母亲再端着那高脚痰盂，晃晃荡荡到小巷尽头的公共厕所去倒掉。后来，在那巴掌大的木板棚里，面对着锅碗瓢盆弟弟坐在那高脚痰盂上很不自在，一点都不轻松。母亲也老了，腿脚不灵了，终于有一天，一不留神脚下被小巷里的暗石绊了一跤。人倒没摔着，那痰盂里弟弟身上拉出来的东西晃荡出来，溅了她一脸一身。那以后，弟弟便每天用两条小木凳从家里朝门外摆了出去。
　　每日清晨，母亲出门去买菜，门外行人稀少，那清凉的风迎面吹来，弟弟用两条小木凳朝门外摆去。两条不足一尺高的小木凳前后交替着，扑哒，扑哒，把小巷里的空气敲打得雾气沉沉的。两条枯枝般的细腿在小巷里拖出两道长长的印痕，像清晨的清洁工用扫把扫出来的一般。一群学龄前的顽童簇拥在他身后，嘻嘻哈哈的像看猴子把戏。那早起送蜂窝煤的老者从小巷公共厕所里拉完尿出来，也停下来歇一口气，看着弟弟艰难地朝着厕所移。
　　遇上雨天，母亲便打着一把伞跟在弟弟身后，弟弟朝前摆一下，母亲便朝前挪半步。头顶上的雨伞被雨水敲打得“卜笃、卜笃”响。母亲佝着腰，护着弟弟，雨水顺着母亲的脊背往下流……
　　弟弟终于离开了门边，开始一天的大事，朝着小巷尽头的公共厕所摆去。
　　我走出门来，母亲提着菜篮站在门边，身边那棵叫不出名的树在我家搬来之前就折了顶，只剩一根粗壮的树干。那枝枝杈杈上被母亲挂满了装着杂物的塑料袋、篮子、破铁桶之类的东西，显得不堪重负。母亲显然在等我。
　　“周婆婆说了，小涛要是开个店，有政策的。”母亲的目光随着弟弟像只蜗牛一样在巷子里艰难的朝前移。
　　我昨晚陪客人一夜没睡，脑袋里此刻空空荡荡的，两眼茫然地望着母亲的脸，一圈一圈的皱纹像水波荡漾，晃得我头昏眼花。
　　“有政策的。”母亲又说。
　　周婆婆常常来我家窜门。周婆婆快七十的人了，大女儿在县医院当医生，二儿子在工商局上班，三女儿在教育局，四儿子在部队上当军官。四个孩子，要男有男要女有女，要文有文要武有武，都成家立业了不用她操心，她便每天到居委会里义务替别人操心。她尤其替母亲操心，每次一走进我的家门，便坐到那把父亲退休带回家来的旧藤椅上，先对母亲说一通政策，然后皱紧眉头望着弟弟叹长气。一旁的母亲紧跟着叹一口气，说：“要不是那年下放，我家小涛也许跟他哥哥一样，大学毕业生，参加工作了。”
　　周婆婆说：“是呀，双胞胎嘛。”
　　周婆婆说：“要不，你家小涛也该娶媳妇了。”
　　母亲看一眼脸色红润的周婆婆，说不出话来。母亲只有叹气，叹出的气悠远绵长，像老家龙塘下那条悠悠流淌的小溪……
　　
　　１．双胞胎
　　
我珍藏着一沓照片，这些照片被一层一层的塑料纸包裹得发了黄，边角都起毛了。那些照片开始是夹在家里唯一的一面小方镜的背面，搬家的时候，母亲见我仔仔细细一张张取下来，对我说，那个年代一般的乡下人一辈子都照不上相，她跟着父亲第一次进县城后，第一件事就是找到县城唯一的人民照相馆照了很多相，那时候照相是三毛六照一下，要是加洗一张的话加五分钱。
　　母亲说话的时候，我一张张翻看着照片，有站在布景画前照的，有倚着假山照的；有和父亲一起照的，也有单独照的。那些母亲都有几分拘谨。其中有一张一寸的半身照，照片上的母亲面目清秀，清丽端庄，剪着齐耳短发，一双眼睛清澈透亮，让我久久放不下来。
　　母亲是经她哥哥也就是我舅舅介绍嫁给我父亲的。那时舅舅和父亲是同乡同事还是好朋友，一起在县人民政府工作。有一天，两个好朋友在共同完成一项党和人民的重要工作之后，开开心心去食堂吃晚饭，走进县政府食堂的时候，食堂的师傅们已经在稀里哗啦打扫卫生准备关门了。两个人只好回到宿舍，就着父亲带的家乡的花生米喝着舅舅带的家乡米酒，畅谈着美好的未来。酒过三巡之后，微红着脸的舅舅像开玩笑似的对父亲说，同志你也该成个家了，实在不行就把我妹妹嫁给你吧。已经有些晕的父亲突然想起好朋友在老家还有个妹妹，分明也是看着长大的，话一挑明，好像那人就一直在那等着自己似的。
　　父亲一点都不感到醉了，一个劲地跟舅舅碰杯，第二天就请假跑回了老家祥云村。
　　母亲是凭着自己的一双脚，跟着父亲从老家一路走进县城的，从老家到县城一百多里路，整整走了一天。母亲跟着父亲走出老家那座老土坯房时，天还没亮，天空中繁星点点，凉风习习，村里几声狗吠算是为他们壮行。老家那条通往县城的沙子马路在夜空下像一条白色的带子通向远方，母亲跟着父亲迷迷糊糊地朝前走着，心里却像这天色越来越亮堂。天亮了，母亲跟着父亲继续在老家通往县城的路上朝前走，一直走到天黑。走在前面的父亲问她，还能走吗？已经筋疲力尽的母亲，望着县城昏黄的路灯说，不走了，早知道宁愿留在老家土屋里。
　　母亲不知道，她跟着父亲离开老家天亮后，住我家隔壁的春婶看见我家老屋门上一把锁，很快在村里奔走相告，逢人就说母亲是嫁了个好老公，跟着老公到城里享清福去了，再也不用在老家农村种田了。令春婶万万想不到的是，母亲又回来了。母亲跟着父亲在城里只呆了一年多，就碰上全国搞运动，运动中好多城里人都被下放乡下。母亲又回到了老家，不同的是，手里多了一对未满周岁的婴儿。
　　母亲抱着我和弟弟走回我家祖上留下的那土坯屋前，看着走时亲手锁上的那把锁长满了铁锈。母亲呆在门前。
　　“多好的一对伢仔！”春婶走过来，逗着我和弟弟。
　　母亲回过神来，望着一左一右双手抱着的一对宝贝，脸带微笑，这可是山村的土地无法培育出的优良品种，都白白胖胖眼睛溜圆的。毕竟没有枉进一趟县城。
　　母亲把我和弟弟交给一旁直搓双手的春婶，上前用那双被县城的风水养育得有些白嫩的手费力地打开了那把长满铁锈的锁。门发出一声干涩的“吱呀”声，一坨沉灰掉进母亲脖颈里，母亲惊了一跳，一阵冰凉直透内心。母亲脸都青了，心里突然冒出一种不祥的预感。
　　母亲没功夫细想，她实在是又累又饿。屋子里布满了灰尘和蜘蛛网，母亲从春婶家借来扫把把屋子痛痛快快打扫了一遍，然后用从县城带回来的从父亲单位拿回家的一卷旧报纸，将老屋漏风的土墙糊了一遍。老屋在母亲手里渐渐地重新亮堂起来，比她离开时更多了几分生气。
　　打扫好屋子后，母亲把那些堆在角落里的过去用过的农具家什一件件翻出来，清理打扫。母亲每天要在生产队里上工了，不上工就赚不到工分，没有工分就拿不到队里供应的口粮，离开了口粮一家人无法生存。母亲上工去，就用两只箩筐分别装着我和弟弟，把我们丢在阴暗潮湿的家里。我们正在学走路的时候，却被困在一只小小的箩筐里面。没人管我们，我们不会别的，只会放声大哭。我哭一声，弟弟也跟着哭一声。有时候是弟弟先哭一声，我看着他哭，也跟着大哭起来。我们比赛着，每次都是弟弟哭得比我更凶，仿佛更不满于呆在箩筐里面。我们直哭得死去活来，英子家那条老狗急得围着箩筐嗷嗷直转。英子放牛回来后听到哭声，便跑进我家，走到箩筐跟前，一边摇动箩筐，一边用衣袖帮我和弟弟揩干眼泪。然后从身上摸出一个红薯，轮流塞进我和弟弟的嘴巴里。
　　母亲每天都要天快黑时才从队里收工回家。夏天的傍晚，家里蚊子特别多，叮满了我和弟弟的脸，嗡嗡嗡分明是要把我们抬走。看见母亲，我们哭得更伤心。母亲进家门后放下手里的农具，来不及喘一口气，心疼地抱起我和弟弟亲上一阵，很快又把我们塞进箩筐，任凭我们哭得更凶。母亲还得去点灯做饭，要不然我和弟弟不光被蚊子叮，还要挨饿。我们不停地哭，直到英子端着饭碗走进我的家门。
　　英子是春婶家最小的女儿，父亲早逝，两个姐姐远嫁他乡，两个哥哥也都成家分开过了，留下英子和春婶相依为命。母女俩住在我家隔壁的土坯房里。她第一次进我家门时，看着我和弟弟只会不停的搓着两只小手，就像看着母亲从城里带回来的两件洋玩具，不敢用手去碰。
　　母亲鼓励她说：“英子，快抱抱小弟弟。”
　　英子看一眼春婶，伸手抱抱我，又抱抱弟弟。显得很费力的样子，一张小脸憋得通红。
　　母亲笑得很开心的对春婶说：“我要有这么个女儿就好。”
　　春婶说：“她没那么好的命，能做你女儿。”
　　母亲忙说：“快别那么说。”
　　春婶说：“你要不嫌弃，就把她当自己女儿吧。”
　　英子每天都在吃饭时端着碗来到我和弟弟面前。回老家后，由于劳累和缺乏营养，母亲彻底断了奶水，我和弟弟只能提前吃米饭。英子碗里那菜汤浸泡过的米饭被我们咂得津津有味，我们哭得实在是又累又饿了。
　　我和弟弟早早学会了吃饭，母亲想我们也早早学走路，晚上，母亲把煤油灯放在门槛上，昏黄的灯光在我家门前的土坪上晃动，母亲把我和弟弟交到站在土坪两端的春婶和她六岁的女儿英子手里，然后走到土坪中央，拍着两手，一会儿朝我喊：“波波，到妈妈这边来！”一会儿又转身对着弟弟：“涛涛，快来！”我和弟弟赤着小脚，发出叽叽嘎嘎的笑声，从两边趔趄着朝母亲扑去，扑进母亲的怀里。
　　箩筐渐渐装不住我们了。一天傍晚，劳累了一天的母亲从队里收工回家，见我哭得正欢，箩筐直摇晃，忙丢下手里的农具，把我抱了起来，嘴里数落说：“就你不安分，看弟弟睡得多香！”
　　母亲左手抱着我，右手伸向另一只箩筐去抱弟弟。忽然看见弟弟细嫩的额头上黑黑的叮着一只胀鼓鼓的花脚蚊子。母亲忙把我放回箩筐里，去拍打那只罪大恶极的蚊子，打得满手是血。弟弟依然在箩筐里沉沉地睡着，一点反应也没有。母亲拿来一条毛巾揩干净弟弟额头上的血渍，嘴里“崽呀，肉呀”，心痛死了。揩着，揩着，母亲感觉不对劲，忙丢下毛巾，仔细摸摸弟弟的额头，天啦，简直是摸着一块烧红了滚烫的生铁！她把弟弟抱了起来，慌忙中连箩筐也夹带了起来，急得在原地不停的转。
　　母亲冲着隔壁直喊：“春婶！春婶！快来呀！我家涛涛发高烧了！”
　　春婶牵着英子匆匆忙忙赶了过来，那样子真像是来救火的。
　　母亲确实慌了手脚，她是第一次碰到这种事情，只会一个劲地让春婶摸。春婶让母亲把弟弟平放在床上，解开弟弟的衣服，然后用草纸蘸上煤油在弟弟全身上下不停的揩。揩了半天，弟弟仍像死人一样一点反应也没有，那烧半点没退。
　　母亲完全没了主意，春婶忙说：“快喊，把他喊回来！”
　　母亲站在大门口，对着黑黢黢的夜空大声喊：“杨涛，回来！”
　　春婶依偎在弟弟身边大声回应：“回来了！”
　　“杨涛，回来！”
　　“回来了！”
　　“杨涛，快回来！”
　　“回来了！”
　
　　母亲一遍一遍的喊，春婶一遍一遍的应。那呼唤声在苍茫的夜空里廻旋着。
　　弟弟仍然是一点反应也没有，高烧不退，那魂儿没有被喊回来，不知在哪里游荡，任母亲喊破了喉咙。母亲实在喊累了，喉咙里喊出血来，最后喊不出声音了。母亲跌坐在门槛上，绝望地望着黑沉沉的夜空……夜空吹来一阵凉风，母亲一个激愣，从门槛上爬了起来，把我托给春婶，抱起弟弟走出了家门。她要抱着一息尚存的弟弟走十多里山路到公社卫生院去。
　　这天夜里我是和英子睡在一起的。英子喂我吃饱以后，带我上床。我搂着英子，显得特别乖巧，整夜未发出一声哭闹声，英子身上那一股悠悠的体香让我香甜入睡。
　　我躺在英子怀里睡得香甜的时候，弟弟却在公社卫生院的病床上打着吊针。一夜一天过去了，几大瓶药水灌进了弟弟幼小的体内，弟弟仍然昏睡不醒。
　　母亲真的没有办法了，在公社邮电所里给父亲单位打过好几个电话，父亲就是不能回来。他在单位被同事揭发了，正在县里忙着交待问题，不能随便离开。在卫生院的第二天夜里，母亲正靠在弟弟病床前迷迷糊糊的，自从弟弟发病以后她就一直没吃没睡，人都虚脱得快变成一具空壳了。迷糊中母亲感觉被人拍了一下，她努力撑开眼睛，在晃动的灯影中一个穿着塑料雨衣浑身上下湿漉漉的人影站在面前。那人揭开头上的雨衣帽子，揩一把脸上流淌的雨水，父亲这张清瘦的脸渐渐明晰了。母亲再也撑不住了，倒在了父亲的怀里。父亲终于回来了。父亲好不容易有个脱身的机会，连夜冒雨走了八十多里路从县城赶回公社卫生院。
　　弟弟一直昏睡了三天三夜，在各种药液的作用下最后终于醒了过来。醒过来后的弟弟，两腿却永远站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