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第一节

　　千山万壑　
　　江华洲
　　
　　“之”字形的机台路像一根长线在崇山峻岭之间绕来绕去，尽头连接着的机台，就是它放飞在远处高山上的一只风筝。
　　第一章　　
　　一
　　
　　我在铁砂沟的时候，施敬儒在七号机，郝文浩在八号机，方姝在三八钻，林旭东在工程队……我们都是1975年内招的那一批青工，有一百多号人，来自全国各地，在大队部集中时才相互认识。后来我曾想过，如果不是1975年的内招，施敬儒和郝文浩这一对双塔会去哪里呢？也许会被招进省体工队，年轻时在篮球场上叱咤风云，退役后进一个体面的单位，舒舒服服过完这一辈子。
　　方姝也不用愁。她的本钱不在于惊人的漂亮，而且能歌善舞，写一手好字。内招之前，她在我们大队知青点，一年多的时间没下几天田，而是到处去演出，是公社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台柱，走到哪里都有人在后面指指点点。她参加全县文艺汇演的大幅剧照张贴在县城大街和公社的宣传橱窗里，很长时间都没撒换。其中一幅是演出结束后与领导的合影，她蹲在前排正中的位置，后面是县委书记和县长。如果内招再晚一点发生，她就不是和我成为同事了，而是被县里挖走。据说领导已经表了态，县里最好的几个单位任由她挑，去县广播站还是去县剧团由她决定，如果她想进县政府工作也不是不可以考虑，有一个办公室正需要一个她这样的人。
　　林旭东长着一双忧郁的大眼睛，是我们那一批青工中最让人琢磨不透的一个人。刚到铁砂沟他一点都不起眼，干活笨手笨脚，杠子一上肩就呲牙咧嘴，腰都直不起来，后来就让全大队的人刮目相看了，那时候经常收到大笔的稿费，叫我们这些人羡慕得不得了，如果能够活到现在，他没准就是一名大作家。
　　最让人揪心的是小赖子。这个在队部大院土生土长的小老广，最大的噩梦就是摊上了一个凶神恶煞的父亲，这给他一生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叫人一想起来就要扼腕叹息。他后来养了一只鹰，一只猎狗，有一杆猎枪，已经是一名出色的猎人，只差一点就赶上“返粤大潮”，回到了他那“螃蟹满地跑到处是鱼虾刮台风屋顶都会被掀掉”的广东老家，从此做一个幸福快乐的人。
　　那些年我们用的还是“老五百”，这种钻机非常笨重，一天打不了几米，声音特别大，人在机台上，哪怕把嗓门喊破了别人也未必知道你在说什么。数年下来，我们都变成了大嗓门，和外面的人说话常常会招来对方的白眼，那分明是说，兄弟，没什么事得罪你吧，要这么大喊大叫！
　　三八钻的情形要好多了，虽然刚开始也用过“老五百”，但很快就换上了小口径金刚石千米油压钻。“老五百”打出的岩芯像狗啃似的，坑坑洼洼，要多难看有多难看。油压钻呢，轻便，速度快，切割岩石就像切豆腐，岩芯的口径只有“老五百”的几分之一，且光滑如镜，一截好几米长，要用榔头敲断了方能装入岩芯盒。
　　工程队是服务单位，钻机打到哪里他们就得把路修到哪里，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只是他们的日常工作之一。他们还要拆卸安装钻塔，往机台上送各种各样的钻探材料，钻机搬迁他们又是主力军。夏天他们总是上早班，天还没亮出门，到了中午就可以下山，下午呆在家里，睡觉，打牌，下棋，争吵，日子过得还是很开心的。
　　可谁会想到，后来会有那么多可怕的事件发生！
　　修路的时候，一块高空坠落的岩石从齐肩处把林旭东的一只胳膊卸掉了，往火车站去的路上，那只断下来的胳膊还被一名护送人员抱在怀里。施敬儒抄近路去三八钻救火，直到大雪融化我们才在一座悬崖下面找到他。在一个雷雨之夜，小赖子遭遇了山洪爆发，人和一座简易木桥一起被冲得无影无踪。郝文浩照理说是不应该有任何事的，可是有一晚，快到交接班时，他却突然软绵绵栽倒在泥浆池里，把他抬上来，嘴巴鼻孔里塞满了泥浆。
　　还有一些事发生在师傅和随队家属身上。
　　随队家属出事纯属意外，谁摊上都得认，躲是躲不掉的。两名师傅就没什么好说的，完全是自找的，而且很不光彩。其中一名师傅自觉没脸做人，卧了铁轨，被呼啸而过的火车压成两截。另一位师傅跳了水库，我们找到他时，他浮在水面上，远远看过去，乌黑的头发像水草一样随波而动。
　　与这两名师傅相比，我们这批青工丢人现眼的事也不少。夜里，程建兵去钻人家的热被窝，被人堵在门口，脸上砍了好几刀。他后来特别惨，不但成了丑八怪，还变成了独眼龙，一只眼球没有了，额头上有个大窟窿，深深地陷下去一大块。
　　祝树根经常翻墙去隔壁的房间。他不是梁上君子，也正是因为如此，一旦东窗事发，对方下手才会特别狠。这样一来，二分队多了一个瘸子，他是被楼自成抡圆铁棍把腿打断的。
　　还有谢莉芙，这个二分队水做的女人，不知让多少男人神魂颠倒血管贲张。程建兵一辈子打单身她不要负全部责任，但她也脱不了干系。问题在于，二分队并不止程建兵一个人上过她的床，究竟有多少男人和她有染她自己都说不清，就连她的儿子都不是她和罗群的，罗群做了冤大头还无处诉说。
　　更早之前，钻树林的事时有发生。这也是迫于无奈。在当时的条件下，还不允许一对相亲相爱的情侣光明正大在一起。再说我们也年轻，血管里的荷尔蒙浓度极高，心里装满了年轻人都会有的冲动和渴望，偷偷摸摸，到林子里去行点方便之事也是很正常的。
　　这未必都是坏事。还有一些好事。我们曾举办过一场让人感动千年的盛大婚礼。这样的婚礼只能出现在铁砂沟，发生在我们之中。
　　这些事已过去了很多年了，变得越来越模糊，就连一些人的脸孔都很难想起，以致我常常怀疑，在我们的青工时代，我曾遭遇过一位名叫施敬儒的大汉吗？是不是有一个名叫齐曼妮的女子经常让身边那些结了婚的男人神魂颠倒？谢莉芙有那么浪荡吗？林旭东真的在二分队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方姝和潘天亮那场二分队男女老少都参加的婚礼到底是怎么回事？三八钻那把冲天而起的大火是真还是假？我们在铁砂沟的生活真的有过那么多的血腥？这些问题实在是太多了，把我的头都想痛了。可有些时候，我躺在家里的沙发上，或者立在窗口，看着外面的风景，胸口又会抽筋般疼痛起来。
　　我这一生许多一想起来就揪心的疼痛，许多无法抹去的记忆，都和铁砂沟有关。
　　
　　1975年内招是这样的，国家体恤我们父辈的艰辛不易，由国务院下文，同意从事野外工作的四个部内招，其中就有地质部。接到通知后，我们大队反应迅速，马上从各个单位抽调了一批人上来，稍作培训旋即带着内招文件奔赴全国各地，要把我们这些人从茫茫人海中打捞出来，带回我们大队。
　　问题肯定不少。就说我吧，生活在城市，一天没下放，单位派去的招工人员是不会卡我的，但地方政府的各个部门会层层设卡，他们不能让我白捡个大便宜，最终要拿到那张由劳动局开出的工作介绍信特别麻烦。
　　有一个男青工是从云南招来的，他哥哥是我们大队一名地质技术员，充其量只能说和内招沾了一点边。但内招面向的是职工子女而非职工子弟，有种种条件限制，结过婚的肯定不行，家里有两个符合招工条件的孩子只能上来一个。究竟他用了什么办法瞒天过海，大概只有他自己清楚。
　　至于临时改户口改血缘由此家过继到彼家，这样的情形也是有的。最有意思的是我们大队一名从部队下来的中层干部，内招文件下发之前匆忙把自己的小姨子送到我们大队的知青点，以为沾了这一点关系就能把他的小姨子招进来。
　　子弟学校的青工就简单多了。不知是不是提前得到内部消息，1974年7月，首届高中生一毕业就匆匆去了知青点，而此时知青点还像一座工地，一些房子尚未完工。内招开始的时候，我们大队最有公关能力的人全部集中起来，专门负责与地方政府沟通。代价是难免要付一点的。在一个谋求一份工作比登天还难的年月，成立一年多一点的一个知青点一下子走掉几十人，而且是事业单位编制，谁见了不眼红？作为交换条件，我们大队给了地方几个指标。他们也是以内招的名义招进来的，全部是领导干部的直系亲属。
　　刚与来自子弟学校的青工接触我就有这种感觉，这些人都很活跃，个个多才多艺，玩什么都溜溜转。在大队部集中的那段时间都是他们唱主角，大凡热闹的地方一定有他们的表演，哪怕就是聚在一起聊天也是他们海阔天空口如悬河滔滔不绝，我们不过是一群瞪大眼睛的看客，有时因为自己的原因招来哄堂大笑还不知是怎么回事。
　　来自地方的青工就逊色多了，绝大多数都是农村青年，土头土脑，没见过什么世面。有的还来自偏远山区，如果不是碰上1975年的内招，头顶上可能永远只有巴掌那么大的一块天。其中一些女孩子小学没毕业，几乎就是文盲。她们都是第一次出远门，刚刚见面时话都不敢说，看人时偷偷地一瞥，然后迅速把头低下。
　　老大哥汤光甫这一年已经二十五岁，是我们中最年长的青工。我们后来都称他财迷，如果不是内招，以他小学读了九年的独特经历，不要说日后上医学院穿白大褂成为乘龙快婿，在农村打一辈子光棍都说不准。
　　那些日子，大队部一片喜气洋洋的气氛。随队家属成群结队，步行去县城给即将出远门的儿女们采购生活用品。路上经常能听到这样的对话：
　　“于嫂，买了什么好东西？”
　　“哪有什么好东西，不过就是些零零碎碎。”
　　说话的是一高一矮两个女人。从城里回来的矮个子女人手里拎着一只铁桶，铁桶里装着牙膏牙刷香皂茶缸肥皂盒几件内衣。
　　“这下开心了吧？”
　　矮个子女人笑得嘴巴都合不拢，“开心开心，哪能不开心，你不也一样？”
　　“丫头分哪里？”
　　“还不知道叻。”
　　“会不会留在大队部？”
　　“管它分哪里，有份工作就谢天谢地。”
　　我们分散站在北大门附近一带，围成好几个圈，心里都有一份别样的期待。
　　一条沙石马路连接外面的省道。两边是农田，大约一百米处是一座只能过一辆大卡车的水泥桥。一道山梁横在桥那边，路劈山而过，留下的斜坡又长又陡。
　　有人来报到了。先是坡顶冒出了两个脑袋，然后是两个人，其中一个挑着行李，步履匆匆，一看就知道是专程赶回老家把儿女护送来大队部的陪同人员。
　　院子里响起了一片欢呼声。
　　“又来了一个！”
　　“男的还是女的？”
　　“看不大清楚，好像是女的！”
　　北大门两侧很快排起了长队，不管男孩还是女孩，只要步入大院，都会受到我们的夹道欢迎。
　　十一月初，一个阳光灿烂天高云淡西风猎猎的日子，我们挤在三辆敞棚大卡车里离开大队部，在我们身后还有四辆满装行李的车子。一面鲜艳的红旗迎风鼓荡插在最前面的车子上，旗帜下面，清一色的都是女孩子。
　　很多人聚在车库门前送行。有人拼命摇手，有人大声呼喊，有人抹眼泪。
　　出队部大院门时，三辆大卡车上歌声飞扬。
　　是那山谷的风，
　　吹动了我们的红旗；
　　是那狂暴的雨，
　　洗涮了我们的帐篷。
　　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
　　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
　　背起我们的行装，
　　攀上了层层山峰。
　　我们满怀无限的希望，
　　为祖国寻找富饶的矿藏。
　　
　　是那天上的星，
　　为我们点燃了明灯；
　　是那林中的鸟，
　　向我们报告了黎明。
　　……
　　我们就是唱着这首《勘探队员之歌》，豪情万丈，奔赴铁砂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