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白虹 第四章

　　
　　宋友文对耿石很亲切，经常找他闲聊，处处关心，大有王德怀对他的关怀之势。有一天耿石回家，刚刚吃了晚饭正在洗碗宋友文就来了。耿石连忙擦干了手，宋友文并没有坐，东瞅瞅西看看，关切地说：
　　“我今天是来看看大娘的，大娘，您老人家还好吧？”
　　耿大娘给他沏了茶请他坐下：
　　“还好还好，让领导关心。”说完就到厨房收拾去了。宋友文坐下来对耿石说：
　　“听说耿大爷来了一百天就不幸去世了，真想不到，节哀顺变吧。我不是什么领导，作为老朋友早该过来看看。”
　　“谢谢你了。”
　　“我对你很了解，可是你变了。我知道和父亲的不幸去世有关，变得很沉闷。记得我第一次找你讲技术课的时候多精神！说话都有一种振奋人心的力量，可是现在总是低着头在思考。都思考些什么呢？我知道你心里有话要说，说不出来肯定憋闷。说出来吧，没什么，我想你的意见肯定会对党的整风有很大的价值。”
　　“我真的没有什么意见可提，有的也只是对吴承南，群众把意见都提出来了，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不一样，他们是他们的，你是你的，要一针见血才有力量。”
　　耿石马上想到那次和赵厂长的谈话，可以说是“一针见血”了，可是又起了什么作用呢？一种思潮形成一股势力是很难阻挡的。与此同时，他始终没有忘记王德怀对他的履次训导，每次谈话他都提到了吴承南。起初，他还站在客观的角度，认为王德怀对吴承南有成见，久而久之通过他的亲身体验，看清了吴承南确实是个“坏事的蛆”。可是他在市里层层面面都有他的亲信，他怎么敢碰他呢？于是说：
　　“你今天是来看我娘的，有些话咱们以后单独谈好吗？”
　　“好的好的，不能拖得太久。”
　　“明天上午就在我的寝室等你。”
　　“好的，随便聊聊，明天八点半我到你寝室去找你，”说着他站起来，“就这么说定了，那我就告辞了。”
　　第二天早晨上班时，耿石对周卓英说：“宋友文一定要找我谈话，八点半在我的寝室，有要紧的事到那儿去找我。”周卓英二话没说去收拾屋子，顺便提了一瓶开水，发了两个茶窝子。八点半耿石准时到了寝室，不一会儿宋友文来了，他后面跟着冯懋伦，绷着脸，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本，对耿石像是不认识似的，耿石也没有理他。谈话还没有开始，冯懋伦打开了笔记本，掏出钢笔准备记录。耿石问宋友文：
　　“这是做什么？不是说随便聊聊吗？”
　　“别误会，个别谈话我们都做了记录，怕把重要意见漏掉了，回去也好整理。”
　　“这就是说，一定要把我的意见记入档案了？”
　　“哪里哪里，你太多疑了，我们说好的，随便聊聊。”
　　“那又何必做记录呢？”
　　冯懋伦插嘴道：“只不过是一个程序。”
　　“非记不可吗？”
　　“这是上面的规定，不能不执行。”
　　“那我就不谈了。”
　　宋友文说：“怎么行呢？已经说好的，再说已经列入了今天的议事日程。”
　　“那好吧，既然你们这么重视我的意见，我索性写一篇大字报，也免得你们做记录。”
　　宋友文喜出望外：“那太好了，我们就盼望着你的金玉良言。”
　　这正如《三国》里火烧战船的故事。曹操不能说无能，怎经得起诸葛亮、周瑜和庞统的算计，再加上一个愿打愿挨的黄盖，这样耿石这条“毒蛇”就真的出洞了。
　　从寝室下楼经过行政股，耿石领了两张标语纸和一支新毛笔，回到办公室就要写。周卓英问他：
　　“这么快就回来啦，都谈了些什么？”
　　“什么也没谈，写大字报。”
　　“你真的要写大字报啊？”
　　“不写行吗？几双眼睛盯着我，还有一个笔记本和一支钢笔。我何必让他们劳神，弄不好还走了我的意思。”
　　“我也觉得你不写不行，在那些大字报上你成了焦点，要是不说话就等于你都承认了。”
　　“我倒没什么，总要替赵市长、几个厂长和李主席说句话吧。”
　　“我也是这个意思，把我和王小曼也扯进去了，真无聊。”
　　“现在就觉得心里憋一口气，咽也咽不下去，吐也吐不出来，要不是考虑到娘，这口气早出了，与其被憋死，不如被他们打死。”
　　“这个你放心，万一他们要把你怎么样，娘有我来照顾。”
　　耿石奋笔疾书，连草稿也没打，题目是“培养个人主义野心的温床”，从和赵厂长谈话的有关内容下笔，例举了他进厂以来的所见所闻，以及吴承南每次对他和在公众场合所说的话，指出了吴承南是如何把小城电厂当作自己的地盘，排斥其他领导，树立个人威信，致力于培养一种消极氛围，使它成为一张温床，助长他个人主义野心无限发展。从侧面证实了周星海和王树成的大字报：“他有很多事情瞒着党支部干，重要决定也是甩开其他委员，瞧不起厂长和工会主席，个人说了算，大有架空党组织之势和具有个人主义野心。”
　　周星海，资本家成分，爱人是“光耀”电灯公司大股东温某的女儿。温某“三反五反”时被划为“反动资本家”，此前曾把部分股权让给了女婿，因此周星海也被划为资本家。此人高中毕业文化程度，现任生技股股长，很有思想头脑和工作能力，对耿石的工作给予了很大的支持，深受耿石的尊敬。但是他为人谨慎，见人一脸笑，轻易不说话，这时也贴出了唯一的一张大字报。
　　“在一个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企业为什么会这样呢？”耿石在他的大字报中做了两点分析：一是由于吴承南主持了党支部和团支部的具体工作，使厂内的“政治空气不浓厚”；二是对吴承南这样的干部“缺乏监督”，斯大林曾经说过，“对干部不进行监督，再坚强的干部两年就有可能成为堕落分子……”
　　大字报写完耿石犹豫起来，这张大字报能贴吗？王德怀临走的时候最后一段话又在他的脑海里回旋：
　　“我马上要走了，这回可能是常驻，对你我关照不过来了。对哪些意见该提不该提，哪些话该说不该说，你自己要很好地把握。”
　　耿石反复地检查着，思想展开了激烈斗争，觉得这些意见只是给吴承南提的，即便涉及到了这个厂，也是多年来党教导他这样看问题的。可是吴承南这个人听得进去意见吗？要是和社会上一样，岂不是引火烧身？可是，如果不站出来替赵厂长说句话，良心上又何忍啊……
　　在他反复思考的时候，周卓英看了他的大字报，鼓励他说：
　　“写的好，我看没问题，你不贴我去替你贴。”
　　耿石的大字报一贴出，其他的大字报一下子停止了。又过了几天，院子里用芦席搭起了围墙，凡是能贴大字报的地方都占满了，第二轮“铺天盖地”淹没了耿石的大字报，从标题到内容，无一不对耿石的“论点”进行批判。
　　耿石心慌意乱：“我明明是这么说的，他们为什么要那么批呢？”
　　周卓英说：“不怕他们，跟他们顶，我不相信你耿石辩不赢他们！”
　　愿望归愿望，现实归现实，所有的问题不容耿石再争辩，尽管后来又写了几张大字报想说明问题，结果适得其反。
　　小礼堂的舞台上挂了一条横幅，用白色标语纸写了三个大字：“辩论会”。
　　舞台的下面摆了一张黄色的长条桌，桌子的后面放了三把椅子，没用麦克风，椅子上坐了三个人：诸葛孔明、周公瑾和庞凤雏，在耿石的身后坐着黄盖，曹营的战船就要被大火烧过来了。
　　吴承南很久没有出来演戏了，这时他充当了周公瑾的角色，在桌子的中间正襟危坐，挥动帅旗指挥着东吴的兵。那次“辩论会”上耿石心里才明白，原来那诸葛孔明不是宋友文，而是冯懋伦，而那黄盖就是去年“三八”妇女节结婚的小两口。
　　正在这紧要关头，忽然刮过来一阵强劲的“西风”——人们没有想到，谁也不会想到，不仅耿石想不到，吴承南本人更想不到——正当他春风得意正好向耿石下手的时候却被调走了。说是市里原来的华光硫酸厂扩建为磷肥厂，吴承南被调去当厂长兼党支部副书记。下一场“辩论会”便没有了吴成南，那台前幕后蹦蹦跳跳的也不过是那几个人。奇怪的是，一个书记两个厂长和一个工会主席谁也没有参加过一次“辩论会”。
　　那不是“辩论会”，而是一场场舌战群儒的“群英会”，耿石凭着一条舌头和两片嘴唇斗过了陈不楚和田月秀等一些人，但是“辩论会”逐步升级，分别发展成了“批判会”、“批斗会”和“坚决打退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斗争会”
　　“你说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企业都是培养个人主义野心的温床，那就是说我们工人阶级都是个人主义野心家了？工人阶级是野心家，那谁又不是野心家？”陈不楚说上句，田月秀接下句：
　　“我看你才是真正的野心家，不但想吞掉电厂，还想吞掉全市，连县里你的毒舌都伸到了！”
　　还有什么好说的呢？简直是天方夜谭！“无限上纲”也没有这样上的吧？但就是你说东他说西，风马牛不相及。
　　耿石欲哭无泪，辩解说：“把‘毒舌’伸到县里去，那是领导派我去工作，也是我的事业……”他的话刚出口，田月秀马上接过去了：
　　“你的事业就是要消灭共产党！欢迎国民党重新上台！”陈不楚当仁不让：
　　“别看你巧舌如簧，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说我们厂的政治空气不浓厚，怎么能够挖出你这个大右派？！”
　　“你的野心不小啊！”田月秀接着说，“对共产党的干部都要进行监督。你知道吴承南是什么人吗？他是共产党的干部，就是党的代表，反对他就是反对共产党！”
　　天哪！越说越离谱了。会场上忽然响起了两声口号：
　　“打倒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耿石！”
　　“坚决打退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张狂进攻！”
　　口号的回声有气无力，当时群众还弄不清眼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坚决跟党走已经成了群众骨子里的重要因素，党让做什么就做什么，有人喊口号也跟着喊呗，要么怎么叫群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