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5 狗急跳墙

　　不用去打听，约莫两支烟的功夫，吕华明径直朝果园走来。他那又浓又黑的头发像刺猬样奓着，面孔黧黑，一看就是那种搞事“下得法”的忠厚农民“干部”。然而，出人意外，对上边来人调查的内幕，他竟守口如瓶，人们使尽法子也挖不出他一句多余的话。但他请走了几位村民代表，说是去村委会接受调查组的“座谈”。
　　下午，在果园里干活的人们，包括逗留在这儿的张朝稼游魂看见，约在三点多钟的光景，三辆黑轿车经过这儿开回去了。
　　翌日，与头一天一样，也是上午九点多钟的样子，轿车又开来了。来之后，找了一些村民去“座谈”，下午三点左右又开了回去。
　　听吕华明说，村里原本安排徐树英过南河到东芝城买菜回来，就近在农户家里做饭给调查组同志吃“工作餐”的，包括陪同的镇长和副市长也是这意思。谁知调查组的同志硬说“不准在村里进餐”。他们饿着肚子座谈，谈完后回玄洲镇上“连中带晚”合并吃，听司机说“吃了还自掏腰包交进餐费给招待所，回去后才能领补助”。
　　第三天变了，仅驶来一辆车，说是“调查组的人由省里人陪着在镇里继续调查”，市、镇的人则下村来弄个详细。
　　再后来就没了消息。
　　果园里干活的人们等了上十天之后，“村民代表”吕天信下果园干活，才向村民们宣传：“朝稼叔的事惊动了中央高层，来的钦差大臣是农业部的方司长，专门负责减轻农民负担的。他们在我们这儿调查了上百人，找朝稼叔的家人了解了情况，还给朝稼叔家捐了钱。也查了账，包括村的账，镇的账。说是我们村和玄洲镇前些年的农民负担有过重现象，主要是建学校和修公路，都是超前投入问题，不能全怪村里，主要是镇里有决策失误。总的看，去年以来，农民负担基本没超。当然，对朝稼叔家的困难，中央领导很是惦记，责成我们玄洲镇委书记承包，包他家脱贫致富。”
　　“啊？‘基本没超’？”
　　“前些年的‘过重’怎么处理呢？”
　　“要他们退！”“对！退！”
　　“去年的提留不高？每亩‘一百老甩’还不高？”
　　“莫看他们不在村里吃饭，做样子，嘿，什么时代能改掉官官相卫？！”
　　“还要查！不要他们当官的查，我们选代表去查，把账查透！”
　　“请村民代表写提案交上去，让村民来查账！”
　　“听说每年给那个鬼管理区交管理费好几万，按规定能收什么‘管理费’么？”
　　“又没正式收据，真的收了那么多？收去那么多又用来搞了什么正经事？不查行吗？不行！要一查到底！”
　　“对，查到底！”
　　“不能让他们剥削了我们，我们还不晓得讯，割了我们的肉，我们还不知疼！”
　　游魂张朝稼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吕天信万万没想到，他的话像一瓢水，干活的人们像一满锅烧开了的油，被他的一瓢水给激凌得“噼湃”炸响，烫油飞溅，几句话惹了祸。他吕天信正派，村民们相信他，但他胆子太小，小得“不如小老鼠子”，值此“炸锅”之时，他出来和稀泥呢，又惹不起这群发了威的村民，不出来劝阻嘛，又是自己挑起来的，怕杨正夫找他算帐。真是“老鼠子钻风箱，两头受气”啦。吕天信无奈，只得低头不做声，脸却急得发白，连手都在发抖。
　　“炸锅”的人群里，有位面容清癯、双目清亮、身肢冲挑的年轻人。他与大伙儿一样卸掉喷雾器坐在梨树荫下的砂地上，可他并未参与议论，而是略显忧郁地注视着说话的人，沉静地吸纳着入耳的信息。
　　张朝稼认得，他叫吕天模，去年才从出外承包的马洲卷铺盖回到老娘身边。在那儿，他因种植白瓜歉收，又不愿低架子承认自己无能，无法交清原先定得较高的提留，而被妻子黄丹赶出了家（在承包地里做的守田屋）门。他也就索性搬回“娘家”，一边在老娘田里干活，和帮邻里侍弄果树，一边照护八十岁的老母。此时，他开了口：“我来代你们大伙儿去上访吧！”
　　就像黑松林里陡然钻出一个李逵，十几双眼睛“刷”地投向他。
　　面对人们的惊诧，他加重语气重复：“是的，只要你们信任我，我就代表你们去市里上访吧！”
　　羊洲村的几十条汉子包括张朝稼的游魂，几分兴奋夹着几分紧张，更涨满期望地聚拢到吕天模跟前。这楞小子出门闯了几年，看来不仅长了见识，也长了胆子与反骨啊！大伙不得不对他油然起敬。
　　“谁都不愿当出头鸟”的村民们义愤填膺之际，突然冒出个楞小子吕天模来勇打头阵，大家自然与他一拍即合，开始了他们少有的叛逆的策划。
　　张朝稼晓得，如今的村民都有血性，他们被改革开放和家庭承包制的多年实践培养出了自由散漫的心性，可他们面对“大路不平”时，虽多半具有“满腔义愤”，却难见有“旁人参修”，他们都颇乖巧，不会轻易“当出头鸟”，只止于随大流地“大声呜热”。不怪他们呀，因为社会和政权在处理重大群体事件“秋后算账”时，多半会拿“领头的，出众的”是问，“出头的椽角先烂”嘛。
　　是社会现实一次次逼着人们当起了“缩头乌龟”样的“大路货”。可吕天模这次“不怕黑”，他下定了决心。他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说出“我来代你们大伙儿去上访吧！”他掂量得出这句话的份量。他吕天模不是不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道理和“伸起脑壳接石头—苕坨”的洲谚，也不是不晓得自己“究竟有几斤几两”，更不是不了解人家杨正夫在羊洲乃至玄洲的“势力”与“根基”。他可不是“二百五”！
　　他是被“逼上梁山”的。
　　他们家“男将”多，但不顶用。四弟兄，除他以外，个个都像“走了症的闷鸡子”，既不能说又不能搞，既不会“号”动人又不会跟“狠人”，唯有一身憨力。这样的汉子在人民公社时代还能吃香，进入“分田单干”之后，就落伍了。因此，他家与张朝稼一家一样，在羊洲是从未进过杨正夫等头面人物的视野的，所以也是没有一点发言权的，因而也是经常被别人像捏泥巴坨样随手摆布的。
　　有几件事令吕天模终生蒙羞，且永难洗掉屈辱。
　　先是三哥的屋场问题。在羊洲，按传统，屋场不仅关系到生产、生活是否方便的问题，更涉及到一个农家的前途、命运问题——风水呀！大哥吕天榜的屋场被划在本组的村落之外，像只孤雁，没一点人气；姐姐吕天葵的屋场被圈在一个老堰塘填成的洼地上，前后都被别家的树林荫着；二哥吕天尚的屋场，是个死了的“孤老”的老宅地。
　　大哥、姐姐和二哥的屋场问题就不争了，因为那是老书记张朝金手里的事。轮到三哥吕天有，总该分一块稍微强点的吧，何况事前也找新书记杨正夫说了情。可到头来还不如大哥和姐姐家的，竟被抛到一个张家的坟场上，当门就是张家祖坟！而与三哥同一批申请宅基地的三家农户，都把新房盖在了原来第三生产队的晒场上（上好的风水呀）。刚得知这一分配结果，年过古稀的老娘“耻着一张老脸”上门去求杨正夫，杨正夫还当面答应了的，且那三户的新宅基地旁边也还剩有屋场。然而，临近“放线”时，怎么也找不着杨正夫的人，镇城建土地所的人还翻出批准材料给吕天有看，上面也确实注明在张家坟场。后来，三哥老拖着不开工，指望杨正夫松动，但终究“铁板钉钉”，杨还说“是镇里定死了的，我说了也没用”。全家大小齐认定：杨正夫调戏老实人哪！
　　再就是他们家的责任田问题。第一轮土地承包之时，吕天模家只两个劳力参加分田，即大哥和姐姐。分田之后，二哥、三哥相继成长为劳动力，田就明显不够了。老娘找了村里无数次，都以“没腾出空田来”为由予以拒绝，而此间偏偏又有相同的户得到了“新田”。这还不说，前河堤外开出了大片大片“黑田”，好多农户都获准去种上了，就是不肯给天模家“施舍”一点儿。随后，几个哥哥又娶了嫂嫂，除去出嫁了的姐姐，又增加了劳力，便更缺田了。长期的“僧多粥少”，加上几个哥嫂除了种田又不大会干别的赚钱活路，就导致了吕天模家的长期“遭孽巴沙”。
　　三是吕天模自己的“饭碗”问题。吕天模1987年高中毕业，因人多田少，挤在自家田里“窝工”没啥收益，眼看就要到结婚成家的年龄，可急坏了稍稍有点本事的姐姐吕天葵。听说三洲联合小学正缺代课教师，请羊洲推荐一名高中生，再也坐不住了。由于前两件窝囊事的发生，吕天葵已不敢去求杨正夫了。她想来想去，最后想到了亲“姨老表”胡万合（胡万合的妈张传凤是天葵母亲张传梅的亲妹妹）。胡万合是镇干部，有实权，玩得开，还是杨正夫的姨爹，只要他胡表哥开口，杨正夫那儿肯定没问题。她提着礼物上门，好话说了几大担，胡万合才满脸不屑地“唔”了一声。吕天葵连忙道谢，恨不得给表哥磕头作揖。过了几天，胡万合叫吕天葵“自己去见一下人家杨正夫书记，他答应帮忙。你们自己好大的面子，也不去上门求求？”吕天葵自然硬着头皮、低眉垂首地去了，结果被杨正夫劈头盖脸地羞辱了一通：“姨爹是给我说了的，学校里也是差人，可那是吕天模能吃得了的‘一碗苜蓿子面’？我姨爹都说你们‘也不称一称自己有几斤几两’！”听了这“丢在河里能闹死鱼”的话，吕天葵不晓得自己是怎么从杨正夫的屋里出来的，她恨不得去跳河！吕天模得知后，浑身冒火，七窍生烟，又无处发泄。尤其是后来听说吕天青的高中仅读了一年的妹妹吕天芹去三洲小学代课后，更是把火都窝在了心里。让吕天芹上，无非是她有一个在县财政局工作的哥哥吕天青喳。
　　
　　
　　“下得法”：羊洲土话，形容办事得力、干活踏实的人。
　　“一百老甩”：羊洲土话，形容多出老远。这里指比一百出头多出很多。
　　“二百五”：羊洲土话，指不清白、没准头、高高低低之人。
　　“男将”：羊洲俗语，指男劳动力，有时也专指丈夫。
　　“遭孽巴沙”：羊洲土话，意谓又穷困又无望脱贫。
　　“黑田”：指未上账不交税费的新垦地，相当于政府机构或小集体的“小金库”。
　　“丢在河里能闹死鱼”：羊洲暗语，喻指歹毒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