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的疼痛（一）

一
父亲说，走吧。
　　我便挑起行李，跟在他的后面走了。父亲每次都这样，送我去学校，都要我自己挑行李，他就在前面悠哉游哉地走着。我才十六岁，肩膀还很嫩，二十多里路常把我弄得皮开肉绽，父亲却一点都不心疼。有一次我问他，你不挑东西，干吗要送我呢？父亲诡秘地笑着，就是不做声。我望着他，觉得他很陌生，似乎和我没有多大关系。于是，我便在心里恨恨地骂了一句，他妈的。他猛然回头看着我，像是听到了。奇怪，我在心里骂，嘴巴皮都没动一下，他怎么听得到呢？到底是我父亲。我不敢再造次，低着头在后面走着，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我是到另外一所中学去。
　　我以前上的那所中学应该朝相反的方向走，我在那里读了一年，便读不下去了。其实我自己并没有感到读不下去，而是他们不让我读下去，理由是我与一位叫小芹的同班女孩子好上了。期末的一个晚上，我和小芹一个人拿着一本书在后花园的槐树下亲嘴，被一位路过的女老师看见了。她义不容辞地把我们抓到了校长办公室。
　　她抓住我们走出不远，我感觉刚才女老师出现的地方又出现了一位男老师，我微微侧过头，是教我们体育的那个“枪手”。他每次带我们上课，都穿着一条或者是红色或者是绿色的运动裤，裆部由于过紧而呈手枪状，故得“枪手”之美名。尤其是上体操课，在单杠或者双杠上做动作，枪手的两条腿绷得比竹竿还要直，中间那团东西时而像驳壳枪的枪把，时而像冲锋枪的枪栓。我们揣摩学习的时候，一般分成男女两大阵营，女同学都默默地站在一边，顶多发出会心一笑，要是一不小心挡其正锋，还真担心那把枪会射出一梭子；男同学则不停地讨论那把枪的奇异变化，蝇声蚁语中泄露出种种猥亵和放肆。等枪手一下杠，两个阵营马上便合二为一，仔细听他用手比划着讲述分解动作。
　　女老师带我和小芹到校长办公室时，电影正好散场，校长和他一家人把椅子放回办公室，碰见了我们。女老师当即把我和小芹亲嘴的事一五一十地向校长汇报了，校长听了直发笑，挥挥手说，有事明天再来吧。我看见气氛这么轻松，还以为没什么事了，虽然羞得不得了，但心里还是松了一口气。
　　第二天，我和小芹一大早就被叫到了校长办公室，校长脸上再没有昨天晚上那样的笑了。他冷峻地宣布，开除我们学籍。我们听了这个消息后，互相望了一眼。小芹的眼圈红红的，而我因为看不见自己，不知道王子凡当时是一副什么鬼样子。我惟一记得的是，我没有说一句话就出了校长办公室的门，还险些被那古老的木门槛绊了一跤。
　　我回到家里，父亲问，考得怎么样？我说，不怎么样。过一会儿，我就说我被开除了。父亲很久没吭声，我怕他打我，怯怯地说，我比过去发狠多了，学得也不错，就是开了点小差。父亲还是不吭声，我知道他自己在消化怒气，否则他一出手就会打死我的。
　　父亲一直到晚上才和我说话，他先是要我在墙角跪着，我就跪了下来。良久，他说，再给你一次机会吧，也只有这一次了。
　　我们要去的这所学校叫达德，父亲曾经在这里教过书。走了两个小时之后，我们进了校门。父亲带着我去找校长。
　　据说，父亲与校长在十多年前有过一段渊源，那时父亲在达德中学教语文，暑假，校长带着学校的全体党员教师（我至今都不知道我父亲什么时候入党的）到县委党校（我至今都不知道县委党校的门开在哪里）脱产学习两个月，主题是反对资产阶级的精神污染，规定谁也不准请假。七月的一天，父亲接到一个口讯说是我被我妈生下来了。他向校长请假说要回去看看。校长说，这表明你的精神污染还没有被清除掉，不能回去。父亲说，我家里添了口人。校长说，添了头猪也不行。
　　他话音未落，人就滚到地上去了，父亲的拳头还悬在空中滋滋冒烟。于是，等到父亲第一次见到我时，我已经哭了一个多月了。
　　我和父亲站在校长面前。他也许知道，我就是他说的那头猪。他说得没错，我小学没考取初中，初中又没考取高中，要不是父亲大人在教育界混饭吃，我就他妈的只好打游击去了。父亲骂我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蠢得做猪叫！”我一直不承认自己蠢，但我从不否认自己是头猪，因为我的确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我从一生下来就被一种莫明其妙的疼爱与期待混杂的毒药折磨着，斥骂与罚跪都是披着爱的外衣的狼，没有人不说是“对我好”，我却很少感到好过。
　　父亲并没和校长说上几句话。我突然看见一个奇异的景观，比“枪手”还要奇异，校长的背后一条尾巴冉冉升起，翘到了天上。我觉得很好奇，便走过去拿了玩。
　　父亲厉声斥道，没礼貌，快叫龚叔叔！
　　校长转过身，摸着我的脑袋。“难道你没尾巴吗？”
　　我的手下意识地摸摸屁股。“没有，我的尾巴还没长出来。”
　　校长哈哈大笑，好像是哈哈镜里的一个人，尾巴也跟着抖动得厉害，竟然从我的手里滑脱，缩进西装里去了。“你去瞧瞧你父亲，看他的尾巴在哪里？”
　　父亲露出尴尬的神色，低声说：“我的尾巴被夹住了。”
　　校长又哈哈大笑起来，他的声浪差点把我和父亲冲出了办公室。我攥紧父亲的胳膊，两个人都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在抗洪抢险。终于顶住了。校长把脸扯平，慈祥地说：“这小子留下来吧，编到４２班。”
　　不知从哪里闪出一个人，把我领了出去。
　　４２班在教学楼一楼的最东头，我进去的时候一抹黑，什么都看不见。我想，这校长纯扯蛋，把我弄到这么黑一个班。过了一会，一双皱巴巴的手，像是从坟堆里伸出来的，阴凉地握住我。我吓了一大跳，这是人还是鬼？“我是你的班主任，姓吴。”
　　他瘦小得出奇，像一个被风吹得七零八落的稻草人。他的脑袋歪栽在脖子上，时刻有人头落地的危险；一副沉重的眼镜让鼻梁不堪重负，眼睛鼓胀而鼻孔被压缩成两粒。他的衣服、裤子、鞋子都是黑色的，他的全身都是黑色的，除了镜片后面躲着的一小块白，沾了一点点光，倏倏地移动着，好像在物理实验室里看到的遥远的天体。
　　我渐渐看清了他，也看清了教室里原来坐满了人。我被安排在第一行最后一排，右边是壁，前头是窗，后面是门。这里可是交通枢纽。我自己不由得笑了。这时，教室里的灯哗啦啦全亮了，刚才是停电。光明是可以人为制造的，而黑暗却不行。有人喊我的名字，这是我最敏感的。
　　班主任吴老师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去。
　　吴老师的办公室离教室好远，要过一道回廊，上几十级台阶，在半山腰的一栋平房里，同时也是他的住房。他的房里已经坐着一个女孩子，包菜头，高高大大，坐在那里很大方，不像是学生，可能是位年轻老师吧。
　　吴老师对我说：“教科书都在桌上，你每样拿一本吧。”我便上去拿。正好《地理》课本在那个女孩的手肘边，她顺手递了一本给我。我突然礼貌起来：“谢谢老师！”她扑哧一声笑出来，却没有回话。我出了门。
　　上课了。吴老师带着那位女孩进了教室，他指着第二排的最后一个座位，那个女孩就大步流星地走了过来。她的胸脯挺得老高，让我想起女子百米赛跑到终点时撞线的一刹那，我想，我要是那根线就好了，可以他妈的狠狠地撞她一下。正想着，她已经坐在座位上了。
　　“我刚才望着你笑，你怎么不理我？”她侧过头问这边。
　　她是在和我说话。
　　“是吗？没看见。”我答道。
　　“那你看见什么了？”她问，眼睛微微眨了一下，仿佛落了一粒灰尘在里面。
　　“干嘛要告诉你？”我故意冷了调子。
　　“为什么不能告诉呢，这班上就我们两个是插班生，关系不一样嘛。”她的眼睛又眨了一下，好像是在她说的话末尾画上一个句点。
　　“我看见黑板上面爬着一只虫子。”
　　“哈哈哈哈。”她笑得也太放肆了，尽管她使劲地捂住嘴巴，这不仅止不住笑，反而使那笑更加现形。吴老师鼻子上的镜片再厚，也不会看不到。只见他一晃就到了女孩跟前，瞪大着眼，像一条死鱼一样地盯着她，终于把那笑给吓了回去。他猛地一个转身，一晃又到了讲台上。
　　女孩弯着腰，身子俯在桌子上，低低地说：“你知道吗？他是全县语文教学的王牌。”
　　“没想到他这么矮，步子倒是又大又快，好像有点轻功。”
　　“轻功个屁，文化大革命被他的学生打得只留下了一条命。”
　　“你怎么知道得这么多，你到底是什么人？”我装作电影里的腔调。
　　“我是，我是江东支部的特派员，组织上派我来与你联系。孤帆远影碧空尽——”
　　“惟见长江天际流。”
　　“好，接上头了。”她向我伸出手来，我与她轻轻击了一掌，说：
　　“同志。”
　　她又要哈哈大笑了，可能是突然想起死鱼，倏地收了回去，这一收把她的脸涨得彤红。我注意到有些同学望着我们了，大概是认为我们干扰了他们的注意力。这能怪谁呢？自己的注意力自己集中不了，还望着别人。这时，我心里一惊，因为，我发觉父亲站在窗户外面，他透过玻璃使劲往里面瞅，想看我坐在什么位置。
　　但他没有看到我。他的脑袋在玻璃上别过来别过去，那样子非常滑稽。我故意缩起身子，往墙上靠，让他看不着我。女孩说：“你怎么像个缩头乌龟。”我说：“我看见窗玻璃上爬着一只虫子。”
　　女孩看了过去，说：“哎呀，那是一条毛虫。”
　　我说：“你不能这样说我父亲。”
　　“她是你父亲？那你比你父亲强多了。”
　　“不是强多了，是帅多了。其实我父亲年轻时也挺帅的，我看过他和我妈的结婚照，那样子神气得像个王子，人一老就像个活宝了。我老了肯定也是。”
　　“人家结婚吗，当然应该神气啦。再老，结婚总是会神气的。”
　　“老了结婚还有什么意思，崽都生不出一个。”
　　“结婚就一定要生崽吗？”
　　“结婚不生崽，我们从哪里来？”
　　“李雁君、王子凡同学，请你们不要交头接耳。”又惊动了吴老师，不过这次他没有显示“轻功”，而是站在讲台上死鱼一样地盯着我们。
　　隔得远，自然吓不着她了，她下意识地坐直了些，嘴巴却没停：“哦，王子凡。”然后对着我点点头。我回了句：“啊，李雁君。”也对着她点点头。
　　下课了。我第一个走出教室，父亲的脑袋还在窗坡璃上别着。他大概听出了我的脚步声，说：“我瞅了一老气，硬是找不到你。”眼睛却继续向教室里看，好像那里面还有他儿子似的。
　　“我坐在墙边上，好隐蔽。”
　　“走，我把你的行李都搬到寝室了，你自己去铺床吧。”
　　“你在教室外面闲呆着。还不如帮我把床铺了。”
　　“你小子还蛮牛皮，老子想看看你上课认不认真！”
　　“好好好，去铺床，快走。”
　　我推着父亲往寝室走，生怕吴老师一出教室，父亲会去打听情况。
　　寝室在教学楼前面一栋，里面阴暗、潮湿，有点像生理卫生书上描绘的卵巢。讲起生理卫生我就想起一件趣事，我读初二时发了一本叫《生理卫生》的新书，开学第一天大家照例要把新书都翻上一遍，以前这个时候课堂里都闹哄哄的，讨论得很起劲，这会儿怎么没一点声音，安静得出奇。有好事者偷偷绕教室一遭，发觉男女同学都在不约而同地看那本《生理卫生》，那上面图多，画得吓死人了，越是吓死人越是吸引人，真的没办法。教这门课的是一位姓杨的男性青年老师，他教到《膀胱》那一节时，亲自拍着自己的裆部告诉我们：“这里就是膀胱。”弄得女孩子全部把头埋到课桌底下去了。
　　父亲一直带着我走到顶头，那间寝室的前面有一汪水，水里垫着一线砖头，乘脚的。父亲踩到第三块砖头的时候，不防那块砖头下面不实，脚踩下去，下面的空隙便喷出一股脏水，灌了父亲一裤脚。更糟糕的是，父亲气急败坏地还跺上一脚，下面的脏水更来劲了，冲得裤子里里外外一塌糊涂。
　　我在后面笑着说：“你要是再跺上一脚，那我们父子俩干脆在这池子里洗个澡算了。”
　　父亲没有计较我的玩笑。我问他：“你不是来过一次吗？”
　　父亲闷闷地说：“那提了行李，没事。”
　　我不知道提着行李与这件事有什么必然联系，但我没有再问父亲了。我们进了寝室，四个高低床，只有右边靠窗的上铺空着，那自然是我的地盘了。我打开行李，将草席往上面一摊，再系好蚊帐，就行了。父亲坐在对面下铺，一边抽烟，一边看着我做事，他木然的表情像我课桌里那本字典的封面，我最讨厌字典了，但又不能丢开它。我认得的字真的有限，考试的时候还得找它老兄帮忙。
　　我蹦下床。父亲蹦出一句：“你就像只跳蚤。”我正在穿鞋，觉得父亲的比喻十分贴切生动，答道：“你说得那么书卷气，不就是臭虫么。”我正想将还没套进鞋里的臭脚丫伸向父亲，身子都转过来了，突然发现前面坐着的是父亲，才极不情愿地把鞋子穿好。
　　父亲说：“我得走了。”
　　他到了门口，怔了一下，不知是想和我说什么话，还是有点怕门前的那汪水。我站在他后面，没有管他。他就出去了。
　　我没有送他，这样做也许不对，但当时我的大脑没有命令我这样做。
　　还有一刻钟吃中饭，我去水房洗饭盆和勺子。再回到寝室时，里面挤了五六个人，这大概都是我的室友了。我一进门，大家都望着我，谁也不做一句声。我把饭盆放到桌子上，寝室里只有这一张桌子，在窗户下。这时，有人发言了：
　　“我的床上搞了这么多烟灰，谁弄的？”
　　大家互相望着，我不好望谁，便看了那床上，是有些烟灰，我父亲刚才坐在那里。
　　“我在问话，听见没有，没人承认呀，婊子弄的好不好？”
　　我走过去，揪住那小子的衣领，他比我还高一点，所以我不能把他提起来，而是用力按住他：“你再说一句！”
　　“是你呀，早承认不就没事了吗？”他的声音里竟然没有丝毫怯意。
　　“你嘴还这么臭的话，我就撬掉它。”
　　问题是，我还没开始撬，他就先动手了。我倒在我下面的那个铺上，嘴角渗出了血丝。等我好不容易站起来，那个王八羔子早就不见踪影了。我朝前面走了几步，一个声音说：“别去惹他，你不是他的对手。”
　　他过来伸出手说：“我叫童超，睡你下面。做个朋友吧。”
　　我用手漫不经心地碰了他的手一下，我的心情还沉落在刚才的痛苦里。这时，铃声大作，仿佛撒了一把盐在我的伤口上。我烦得要命，拿起饭盆就朝外面跑去。
　　二
　　我们的学校在一个叫金井的镇上，占了镇东边的一座小山。山上除了学校的几栋建筑外，几乎全是茶树，间或有几撮枞树和杉树，绿得蛮有信心的。
　　这座小山远比学校对我有吸引力，因了这座小山，我对这所学校有点儿喜欢了。我原来的那所学校也在一个山上，但光秃秃的，只有几根故意栽种的槐树和樟树，也都是一副活得不耐烦的样子。那天，我和小芹在校园里穿来穿去，找了好久，才认为那棵槐树下面比较安全。结果，事情还才开始，就败露了，原来老师们也选中了那里。与老师争地盘，学生总不是对手。
　　这些事我想得通，我和小芹做的事如果由大人来做更合理，我们是活该被捉。但当时我和小芹都想亲嘴，那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说服不了自己不要亲嘴，我说服不了自己的手不要往小芹的裙子里去，而小芹也没有说这样不好或者拦住我的手，不过，那时她的嘴巴和手也都没空。
　　就是这件事把我们开除了，他们没说任何理由，为什么做了这件事就得开除？从老师和同学们对这件事的反映来看，他们不太恨这些事，只是好奇，甚至比我和小芹更好奇。还有，他们好像有点怕，又好奇又怕，所以，迫不及待地赶我们走，像送瘟神。比我们更好奇的留下来了，而我们却要走人，因为我们是这场戏的主角。
　　我没有和小芹告别就走了。听说，小芹回到寝室后哭了，她可能会怨我，虽然我没有强迫他，但是我先站在那棵槐树下不走了，她才停下来，我们才开始亲嘴的。如果我再跟着她走一会，也许能找到一个更隐蔽的地方，那就不会撞上老师了。
　　我其实很想去看看小芹哭的样子，我还想和她吻别，后来一想，与其那样浪费时间，还不如去赶最后一班车回家。于是，我把书本一古脑撂在寝室的墙角，扬长而去。后面追上来一个女老师，是校办公室的：
　　“喂，王子凡，把你的除名通知单拿去。”
　　我背过身，一边往后退着，一边大声喊道；
　　“拿去给你的儿子刮屁股吧！”
　　这个女老师四十多岁了，一直生不出崽。我就用这样的方式来安慰她，否则的话我对不住这所学校开除我。
　　从小山上下来，进教室晚自习。
　　我的位子上有人坐着。我一见到他，就下意识地去摸摸嘴角。他看都没看我，坐在那里和李雁君聊天，不知什么事那么高兴，两个人前仰后合的。我把嘴角的血丝揩下来，抹在自己的衣袖上，我每记起那次被打，嘴角就要淌下血丝来，每次我都要揩在衣袖上，右边的那只袖子快揩满了，这回我是第一次往左边的那只袖子上揩。
　　“刘大伟，上晚自习了，请回到你的座位上去。”
　　“王子凡，我跟你换个位子，好不好？”
　　刘大伟讲完这句话，我才发现，我的桌子上放着他的课本。我走过去，掀开抽屉，里面都是他的东西。
　　“刘大伟，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换座位呀。”
　　“你经过我同意了吗？”
　　“刘大伟在４２班做事，要谁同意？你去问问。”
　　我知道这回非拿下他不可，否则就没有出头之日。我陪出一副笑脸，转向李雁君说：“那你换不换？”李雁君摇摇头。我迅即抓起李雁君桌子上的铁制文具盒，狠狠地向刘大伟的头上砸去。
　　“哎呀！”
　　刘大伟大叫一声，额角顿时鲜血直流。然后，我双手锁住他的喉咙，低沉地告诉他：“你他妈的有种，老子也是敢抵命的。不信你试试。”
　　正好达德吴老师进来了。他的眼珠子都快爆出来了，幸亏有厚厚的镜片挡着，他连忙扶了一下眼镜，吼道：“王子凡，快松手！”
　　我的手松开了。手上沾着刘大伟的血，我将它们拭在右边的衣袖上，令我以前揩在上面的自己的血丝黯然失色。
　　刘大伟去了医务室。吴老师要我去他的办公室，这是我一天内第二次去他的办公室。我一边走，一边瞧着自己衣袖上的血迹，心里涌起无限的快感。直到我在椅子上坐下来，我才想到，可能闯了大祸，
　　“你讲讲事情的经过。”吴老师点燃一支烟，坐在我对面，他并不是很严肃，脸上还挂着轻巧的笑。
　　我就把事情的经过讲了。
　　“这么简单？”他似乎意犹未尽。我讲完了，他过了好久才这么问。
　　“这么简单。”可我实在没兴趣讲得那么详细。
　　“这么简单就打起来了？”
　　“嗯。”
　　“你刚来，就打架，这样子不好。为了维护班级荣誉，这次我就不告到学校去了，但下不为例，听见了吗？”
　　我喜出望外，但没有显露出来，只是平静地答道：“谢谢老师，听到了！”
　　我正要走，吴老师又在后面说：“响鼓不在重敲，但愿你是一面响鼓。”
　　从吴老师的办公室出来，我禁不住一路小跑，扑嗵！那些台阶像在一起玩恶作剧，猛然把我放倒，尾椎骨重重地跌落在水泥地面上，痛得我眼泪水都滚出来了。好在是晚自习时间，周围没人看见，这一跤等于没摔。我赶紧挣起，用手揉摸着尾部，那个地方好像肿得很大。
　　回到教室，我瘫坐在位子上，浑身没有一点力气。奇怪的是，全班同学都一齐望着我，像望着一个英雄，从他们眼神里跑出一窝蚂蚁，窸窸窣窣全爬到我身上，弄得我痒痒的。刘大伟的位子还空着，他今晚绝对不会再来教室了。
　　我感觉最特别的眼光，来自距离我最近的地方。但我没有去看她，我对她非常失望，这时我莫明其妙地想起了小芹，那是一个端庄文静的女孩，不太说话，但她总有办法让你明白她在想什么。
　　那天，我本来没料到她会和我亲嘴，我打架的胆子大，但这样的事平时也只敢放在嘴巴上，与同学们诡秘地谈论一番。那个晚上，学校放电影，很早就有人背了凳子在那里占座位，我不太喜欢看电影，因为我不喜欢里面的演员，所有的演员我都不喜欢，演员都是婊子，跟谁都可以亲嘴上床，真是不可思议。王子凡总是在学校挨批评，王子凡未必比那些人还坏。
　　我一个人顺着校园的围墙朝东走，手里竟然拿着一本语文书，这在平时是从没有过的。笔直走出去是一条小河，正好在河边碰上了小芹。如果你不信，我敢打赌，我们没有约过，虽然她就坐在我的前面。整个那天下午我们没讲一句话，我望着外面两只麻雀打架去了，那两只麻雀也有味，我们上一下午课，它们就打了一下午架，我们放学了，它们也不打了，一只麻雀爬到了另一只麻雀的背上。我看得清清楚楚。
　　小芹问我，为什么不去看电影。我说，不喜欢看。我问小芹同样的问题，小芹答得不一样，她说，懒得看。我们是从两个不同方向来的，但现在向同一个方向走去，我们也没确定要去哪里。小芹手里也拿着一本书，不过是英语。但小芹实在是一个很汉语的姑娘，她小巧玲珑得像一件工艺品。
　　我们谈了几句学习之后，小芹问了我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你是不是有点喜欢我？”我吃惊地看着她，老实说，我压根儿没有考虑过这样的问题。但她真正一问起来，我还觉得自己的确有点喜欢她。不管我在后面怎样讲小话做小动作，小芹从来没有提出过抗议，不像我后面那只小妖精，总是牛屎一样：“王子凡，你再讲话，我就告诉老师了。”小芹很文静，无论我怎么闹，偶尔回头借橡皮擦或商量一个题目，声音细细的；还有，我喜欢看她扎在后脑勺上面的羊角辫，像一朵喇叭花，而不是狗尾巴草。奇怪的是，她的成绩比我还差。
　　我坦白地说：“是的。”
　　小芹似乎欣喜地看着我，说：“不知怎么搞的，我也有点喜欢你。”
　　我说：“可我们没打什么交道啊。”
　　“是呀。其实，你在后面搞的鬼名堂我都晓得。”
　　“那你为什么没一点反应？”
　　“我怕老师看见。喂，你觉得喜欢一个人对吗？”
　　“喜欢一个人还不对，未必要恨一个人呀。”我随口答道。
　　“不能这么说。我们这个时候，好像是不能喜欢一个人的。”小芹把笑收起来，她说得很认真。
　　我也不能不认真一点：“你在心里喜欢，学校又怎么会知道呢？”
　　“喜欢一个人总会有所表示的，学校一发现了，就不得了。”
　　“喜欢就喜欢呗，还要表示什么？”
　　小芹歪着头盯住我：“哎，你是装蒜，还是真的无知？”
　　我摇摇头。
　　小芹则先把头低下去，然后细细地说：“比如搂抱，亲嘴……”
　　我吓一大跳，大声说：“那是谈爱哩！”
　　小芹又笑了：“看样子你不是真调皮。”
　　我说：“那我们也学电影里的样子，来一段，怎么样？”
　　小芹说：“学电影里的干吗？我们自己来自己的，但要找个好地方。”
　　河边上没树，旁边人家多，肯定是不行的。于是，我们开始一边想一边走，想得越来越慢，走得越来越快。最后，鬼使神差地来到了学校的后花园，这里平日很少有人来，何况今天大家都看电影去了，我们就在那棵槐树下“演电影”，小芹的舌头先探进我的口里，像一条温暖的小蛇，搅得我的全身发颤。小芹的身子抖得更厉害。我受不了了，突然想推开她，但为时已晚，那个女老师出现了。
　　三
　　那束特别的目光一直望着我，我硬是压住自己不去看她。那时，如果我的眼神不听指挥，受她蛊惑，我就会扇自己的耳光。
　　“王子凡，王子凡，你的后面，瞧你的后面——”她说话了。
　　我不得不憋了她一眼：“后面怎么啦，关你李雁君什么事？”
　　“你的后面好有意思唉。”
　　我的屁股后面一直有些痛，我痛她怎么会晓得呢？难道真出了什么问题吗？我用手去摸摸后面，顿时，我的脸吓得煞白。那是一根尾巴，竟然伸出来了，好像还在长。天啦，我紧紧捂住那玩意，但感觉它在我的手心里继续长。
　　“快把它塞到裤子里去。”李雁君好像也着急了。
　　我连忙站起来就要解开皮带，李雁君捂住脸说：
　　“嗨，去厕所弄吧。”
　　我急登登地就去了厕所，幸好男厕所里没有人解手。我选了一个最暗的位子蹲下来，一边装作屙屎的样子，一边用手把后面的尾巴打了一个结，接着站起来穿好裤子，扭过头去看一下，好像没什么异样，才回到教室。
　　我呆呆地坐着，好半天回不过神来，我怎么这么快就长尾巴了呢？这是不是不正常？我有点害怕了。
　　“我会替你保密的。”
　　我感激地望了李雁君一眼，幸而她看见了，否则不知那尾巴要长到什么程度。我想起校长的那根长尾巴，它是什么时候长出来的呢？
　　“你不要紧张，其实好多人长尾巴的，就像人成熟了长胡子一样。”
　　李雁君懂得真多，也许正如她所说的，没必要大惊小怪。长了尾巴又怎么样，长了尾巴也是一条好汉。我的心里好过多了，只是看书不进，书上面全是小尾巴在动，让我怀疑是不是书读得多了才长出尾巴来，一想又不对，那么多成绩比我好的怎么没长尾巴呢？再一想也不对，谁说他们就一定没长尾巴呢？我平时没有留心，因此，我决定以后要记得这件事，在厕所和澡堂，是最容易考察出成果的。不过，这样的场合，自己也容易露馅，所以要格外小心。
　　我第一个回到寝室，刘大伟果然呆在寝室里，见我进来，他先是愣了一下，很不自然，接着却望着我笑了。他的额角上扎着绑带，绑带上还渗出些血迹。我很绅士地把手伸过去，我们握手言和，这是用鲜血奠定的和平。我的嘴角蓦然抽动了一下，仿佛在发表抗议，但抗议是无效的，好比两个国家刚打完仗，国家元首就拥抱在一起了，士兵的抗议也是无效的，因为他们不懂政治。
　　我更不懂，政治是啥玩意？各种科目中，政治课本最薄，也最没味，最难学。干什么事都要用某个原理去指导，世界上的事都是为了原理而生的吗？我最不服原理了，政治考试总是不及格。有一次我对一个同学说：“政治和外语都是婊子。”那个同学说：“你这话要在文化大革命，早就把你当反革命抓起来了。”他没弄懂我的意思，我十几门功课只有政治和外语最不带劲，最缺乏安全感，经常把我的总分拉下去一大截。人家都说我成绩不好，说穿了就是政治和外语不好，在我看来，她们是两个恶丑的女人。
　　我没和刘大伟说话，我们还没到可以说话的时候。
　　我小心翼翼地爬上了床，我老是想着那条尾巴，它把我的傲慢削弱了不少。刘大伟一定看着我爬上床的，他会想：
　　王子凡上床的姿势会给我什么启示呢？我也许可以从他上床的姿势里找到对付他的办法。
　　我上了床以后好半天还在后悔，我不应该把屁股全部暴露给他，何况寝室里没有其他人，他的注意力完全可以集中在我的屁股上。我摸了摸后面，好在尾巴并未露出来，但总会有些蹊跷，以后还是要多加小心。
　　我解开裤子，尾巴的那个结早已自己开了，很温驯地垂着。我用手量了一下它的长度，好像没长了。只要再不长了，还是藏得住的。我吁出一口气，发现寝室的哥儿们都回来了，他们一个个眉飞色舞地谈论着学校里的女孩，这是每天睡前的必修功课。
　　我来之前，这个寝室就有一条不成文规矩，如果谁在卧谈会上谈论学习，就属犯规，必须受到处罚，到校门外的小吃店请客，外加下一个晚上免谈，口都不准开，只有听的份。这种处罚对谁都是一种耻辱，据说只有郑海波被罚过一次，以后好长时间，他老是寻机报复，支起耳朵找别人的破绽，至今未有斩获。这是童超告诉我的，他要我小心郑海波的“笼子”。我说，打死我，我也不会去问人家劳什子学习，除非在考场上。
　　郑海波说，隔壁４１班新来了一个女孩子叫韩小娟，胸脯就像停机坪。
　　童超说，那你的飞机可以从那里起飞啦。
　　郑海波说，不行，那会飞机失事。
　　刘大伟说，失事怕什么，做鬼也风流啊。
　　郑海波说，哪个像你，恨不得往李雁君的裤裆里钻。
　　刘大伟说，喂，你们注意李雁君那对奶子没有，他妈的那才叫肥实，直怕下得一窝猪崽。
　　童超说，刘大伟同志适宜于搞计划生育工作，或者说，妇女工作。嗨，王子凡，你一个人在那里手淫呀，屁都不放一个。
　　我想，我要是不说话，别人肯定会觉得不正常。于是，我拿腔捏调地说：“我是上级派来，专门搞妇女，工作的……”
　　这时，睡在门边的郑海波低声喊：“老师来了！”
　　我们一齐闭嘴。果然有脚步声从走廊那头传过来，一步一步，踩得夜晚咚咚直响，偶尔停下来，放出一句：“哪个还在那里讲话啊？”其实什么声音也没有，是讲话的那个人自个儿在那里讲话。
　　一栋楼装了这么多人，却没有一点声音，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这应该不是符合自然规律的，要这么多人都不讲话，实际上是把他们憋到梦里去，每个人都做些乌七八糟的梦，上窜下跳，梦都打架，夜晚的安静都是假的，是老师人为制造的。
　　学校就是一个专门造假的场所，台上讲的是一套，台下做的是另一套，老师的讲义都是老黄历，一二三四五，他自己都不知道对不对，但考试的时候非填他的答案不可，活见鬼。老子以后要是当了官，有了权力，第一件事就是把所有的学校都给砸烂，孩子们想读书的读书，想作田的作田，想做工的做工。共产党的宗旨不是“解放全人类”么，哪一天世界上的学校消失了，人类也就解放得差不多了。
　　“今天１２８寝室表现不错，难得。”老师走到我们寝室门口了，但没有过来，他被那凼水拦住了，“１２８寝室，这凼水如果明天还在这门口，就要扣你们班上的卫生分！”
　　“喵——”郑海波发出一声猫叫。老师在外面跟着叫道：“再出声要扣分了！”
　　又是一片安静。这种安静就像一张薄薄的纸，一戳就破。老师一走，安静还延续了几秒钟，叽叽喳喳的声音又起来了。
　　刘大伟说：“郑海波，你是属猫的吗？你要再叫一声肯定会逗来一只雌猫。”
　　童超说：“郑海波那是在嚎春。”
　　郑海波说：“哪里有属猫的？天干地支都不懂，配跟老郑说话？”
　　“郑海波，你还在讲话！”哇，是吴老师。
　　他是怎么来的，一点声音都没有。我们都硬生生地把话截断了，因为一点声音都没有，所以无法断定吴老师是走了还是没走。我们等了好一会，还是不敢再做声，就这样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我们生活中平凡的一天化作了一阵鼾声。
　　第二天中午，童超不好意思地对室友们说，对不起，要搞卫生，我们寝室前面这凼水已经引起公愤了。
　　童超贵为寝室长，本来应该是发号施令的，看他请求室友们的口气，真替他这个寝室友难受。好在他平时能与普通老百姓打成一片，没有太大的寝室长架子，因而我们这些刁民也不想在他最难受的时候刁难他，不过，大家为怎么搞引起了一点争议。
　　刘大伟主张把这凼水平摊到各个寝室门口，那么整个一楼过道都可望利益均沾。
　　童超说，那不行，别的寝室会有意见。但谁也不能否认，这是最简单可行的方法。
　　郑海波提议，用撮箕将污水撮到桶子里，再运到外面花坛去。
　　刘大伟说，撮箕倒是公家的，用谁的桶子？用你的桶子好不好。
　　我想了一气，没有更好的办法。便问童超，怎么刚刚开学，这里就积了一凼水？童超也纳闷了，真的，我们谁也没往这里倒过水，这凼水是从哪里来的呢？他又问刘大伟。刘大伟眉毛一瞪，问我，我问哪个？我又不是寝室长！我说，你不是可以问属猫的郑海波吗？他那样聪明伶俐，人见人爱，肯定连天干地支以外的事情都知道。郑海波拍了我一掌，你还别说，我真的知道这水从哪里来的，可能只有我是知情人，但是我不说。刘大伟说，你憋在心里会烂肚肠的，还是赶快招了吧。郑海波眼珠子向上一翻，好像那答案在二楼或者更高的什么地方，他的眼珠子落下来了好久，嘴巴却没有张开。童超说，郑海波只晓得这是一泡猫尿，我们开始干吧，等下又要检查午睡了。
　　开始干，怎么干呢？由寝室长仓促决定，用郑海波提供的办法，桶子嘛，肯定只能拿寝室长的啦。刘大伟还算肯干，拿起撮箕就撮，黑乎乎的水被搅起来，散发出一股异味。
　　郑海波又在那里叫：“刘大伟他妈的最精了，他首先就把撮箕拿去了，剩下要我们来捡砖头。”
　　砖头浸在水里，上面那部分还像是红砖，下面一截则完全被和平演变了，红色早已在腐败的气味中流血牺牲，我们从那故旧的棱角中可以看到它视死如归的英雄气节。这样的砖头拿在手里，分量是够重的。我们的手虽然只有那么干净，但要和这种东西打交道，我们还是小心翼翼，特别是从砖头的侧面或底部，经常有数公分长的爬虫，仿佛是英雄气节的一种物质表现形式，威风凛凛地反抗我们强有力的手指。别小看这些爬虫，它们的突然袭击曾经击溃过寝室长童超的手指部队，当童超“哎呀”一声将捡在手里的砖头抛出两米多远时，他的魂其实跑得更远。后来，再去翻看那块砖头，令寝室长惊魂丧胆的爬虫正好被砖头的一个断面砸成两段，它的尾部和头部分别在断面的两侧忍痛互相致意。
　　吴老师过来了。
　　“还没午睡呀？”远远地，他就打招呼了。
　　“特务连说，这凼水再不弄掉，就要扣我们班的卫生分了。”童超向吴老师汇报道。
　　“哦，那就弄掉吧。刘大伟带伤搞劳动，不错。你们要快点，不要耽误自己休息，也不要影响别人休息。”
　　吴老师一走，我就问童超，“特务连”是哪个？
　　童超诡秘地笑着说，见到他你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