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缘】惜梅（一章——十七章）

　　一
　　夕阳，拖着疲惫的身子依然是那样红火、圆润。一天的忙碌，丝毫没有消减它依然的炽热。经过漫长的抛物线，不自主而又顺其自然地一头扎进西天的尽头。给沸腾烦嚣的大地，留下一次又一次的遗憾。
　　喧闹走进寂静，黑暗替代了光明。
　　白日，自然是美丽的，有旭日东升，艳阳高照，有阳光雨露，莺歌燕舞，更不乏那春光明媚，鸟语花香。即使是冬，也有瑞雪纷飞，松青柏翠和巉岩峭壁。
　　大地，经过一夜的沉睡，到被一阵阵晨钟敲醒，不停地滚动着，熬煎着，绕着太阳，日复一日地旅行。既害怕，又期盼着那沉重的暮鼓声，渐渐地，渐渐地，钻进了又一个夜幕。
　　夕阳在西天，贴挂的时间很漫长，也制造了不少的美景。有时遇到几座黑白相间又层次分明的老云接驾，有时则与晚霞婵媛，有时落进红葡萄酒一样的一片浆红，有时落进乳白的牛奶浴的浴池里，砸得那酒红或那奶白四处飞溅，勾勒出一幅飞金流银簇拥着一轮夕阳的气势恢弘的重彩画。
　　有时像一团火，有时像一鼎金，有时又像一块银。有时独自悬空，有时紫气缭绕，有时落入一片片树木、花草，或农田的背后。
　　一位老妪，看上去很遥远，在即将的夜色里缓缓蠕动。起初，只是一个点，渐渐的像一支在燃烧着，流淌着泪的蜡烛，或一棵被风霜经年剥蚀渐渐矮小了的木桩，慢慢地，慢慢地，竟变得像走动着的活化石。越近时，已是一尊保持着劳动形态的伟大的雕塑，甚至一尊古老的龙门石窟或一尊肃穆的敦煌。
　　这是一尊暮色的生灵，一个纯贞的生命，一位伟大的母亲，一颗未陨的巨星。
　　在夕阳西照的地平线上，她是那样的崇高与神圣，那样的灿烂与辉煌，又显得是那样的刚毅、坚强、安宁。
　　老妪慢慢地走来，在暮色中，踏着荒芜的小路，掠过树林，掠过一片片的田亩，掠过一片片的山坡和野草。
　　这一路是那么的久远与漫长，青丝变成了白发，笔直的身躯几见驼背，几见佝偻。两眼失去了当年的光华，也已昏花。老人的心也在渐渐地衰竭，甚至从一簇火焰，到一堆灰烬。
　　欢歌笑语，随着岁月飘逸，已越来越悠远。无限的寂寞，孤独与怅惘，掺伴在坚强、刚毅的脸上，涌起朵朵颦蹙与愁苦。
　　老人已经习以为常，日落伤感，月缺伤怀，溪水常常漂流着她的眼泪、哭声与啜泣。
　　如梭的岁月，牵引着她的幼稚、乖巧、成熟直至衰老。
　　今天，已是从肢体到精神，相互配套地，颤抖、迟缓与麻木。
　　老人有她的精神慰藉，也有时不时地，自我地，不可抑制地欢欣与微笑，有时竟咯咯有声。那就是女儿的光彩照耀了她，让她也常常心花怒放。
　　女儿旖旎在红城市医院，心脑血管主任医师，在职读过了研，考入了博，已评定为教授职称。常常在电视“心脑血管疾病预防与治疗”讲座栏目中出现。
　　老人每到周六的晚八点，务必坐在电视机前，拨到这个频道，专心的，认真地收看。并不在乎内容如何，只是两只昏花的老眼，躲在污浊的老花镜后，随着女儿的表情，随着女儿的嘴脸，随着女儿的手势，随着女儿的身影，左右上下摆动。时不时的还发出啧啧的叹息与啊啊的赞扬。只要是在这个节目里，老人的脸就总是堆满笑容。常常把脸贴近荧屏亲昵，一个人对着电视机说话，点着头，或不由自主的潸然泪下。
　　女儿现在已是三十出头的人了，已有了女儿，工作好，又住在大城市里，这是老人的精神兴奋剂。一周七天，老人有六天的期盼，盼望女儿来电话，盼望女儿在电视机里出现。平时也在不住的叨念着，即使家里没有别人，她也不停地“女儿呀，旖旎呀”地小声或在心中呼唤着。
　　女儿已经是她的全部，是他的唯一，是寄托，是支柱，是灵魂，更是她的生命。
　　老人心里常常盘算五一、十一或春节等长假的日子，既盼女儿回到家里来，又怕女儿假日里不会在电视荧屏上出现。逢到那段日子，老人倍受折磨，明知假日里，女儿那个专栏不会播出，但也习惯的到时间就坐在电视机前。
　　女儿假日能回家来的希望，老人总是把它放在最小值。虽然把期望放得很低调，但电话铃声还总是时时刻刻在耳边缭绕。昏花的老眼，死盯着家里的院门与房门。哪怕是微风轻轻拂过，稍有一点动静，就以为是女儿回来了。有时是一只猫，有时是一条狗，甚至一只鸡，一只小鸟、一只老鼠的一点儿小动静，都会撞开老人的心扉，掀起心潮的波澜。无论是什么，哪怕是一只蝴蝶飞过，一只蜻蜓煽动的翅膀，老人都要从炕上，挪动到地面，摸摸房门，看看院门。每次的失望，都让老人的脸上，老泪纵横。每次都是打了个“嗨”声后，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大半还是守候在电视机旁。即使并非是晚上八点时分。
　　一次收电费的女孩儿来她家，老人凑到女孩儿近前，一遍又一遍地细看，嘴里还不住闲儿地叨念，“女儿啊，旖旎啊”的，弄的女孩子好生莫名其妙。
　　她希望她在她的屋子里多呆一会时间，哪怕几分几秒。
　　她非常珍惜她给她带来的安慰与希望，即使是一场误会，但愿这误会演绎得更经久、更漫长。
　　以后的日子，老人在盼望女儿的同时，也盼望那收电费的日子早些时候到来，尽管每月的电费只有八毛钱。
　　女儿很孝顺，常打来电话安慰妈妈，只是每次电话里，妈妈总是在哭泣中，也说不上几句话。挂断电话的前后，让旖旎很难受，妈妈哭诉着，女儿也每次都是泪流满面。所以，每次给妈妈打电话都很难，也很谨慎，如其双双哭泣，倒不如无声的思念。
　　女儿几次劝慰妈妈，到红城去住，到自己身边，老人都不同意，甚至放来了搬家的车，她都死活不动。
　　老人死死地呆在这个家里，像是在守候着什么，又像是有着另一种期盼与约定，女儿只好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与无奈。
　　旖旎是一位漂亮的女孩儿，一米六二的个头儿，浓眉下一双明亮的大眼睛，从小到大，直至上了大学，到参加了工作，总是保持着水分充足的一张苹果脸。两盅酒窝不深不浅，一条笔直的身躯，不胖也不瘦。干净利索，做事麻利，说话温柔和蔼。在妈妈身边时，常常用一双细嫩的小手，抚摸妈妈那饱经风霜的脸，每次都以一个深深地吻，作为一场亲昵的结束。
　　妈妈常常是闭上两眼，像是在半醉中品尝陈年的美酒。此刻，老人会忘记一切，心里的伤痕，也由此一次次地被抚平。
　　女儿从小学时就常给妈妈唱歌，唱《世上只有妈妈好》、唱《父亲》、唱《母亲》、也唱“山青青，水浪浪……”，有时还给妈妈跳两步，看着妈妈的表情，直到妈妈露出那忧愁凄楚的笑容，即使这笑容有点苦涩，有些勉强，或不那么甜蜜。
　　二零零一年大学毕业，辽宁医大，心脑血管疾病的高材生。在红城市人民医院工作得很不错，每年都是劳模或先进工作者。
　　她从小就喜欢妈妈，后来的日子，又没有了父亲，虽和妈妈不能常在一起居住，心里却和老人家相依为命。
　　现在，也有了自己的家，丈夫与自己是同行、同学、又同一个单位。女儿已经五岁，上了托儿所大班儿。
　　旖旎是个心胸开阔的女孩儿，每天每日总是欢欣鼓舞，爱唱也爱跳。单位每次排练文艺节目，她都是当然的组织者、编导，还得挑起主演的大梁。她们的节目还常常在电视台播出。妈妈虽眼神儿不及，但女儿的声音，女儿的身影，哪怕是一微秒的出现，她都抓得牢牢的。
　　特别是节日里，文艺节目妈妈从不放过，至于什么内容，可以百倍的忽略，妈妈要看的，只是她的心肝宝贝女儿。
　　妈妈仍住在小县城里，已六十岁出头了，一生的操劳，让她过早的衰老，不光出现了驼背，连手指也弯曲了，四十岁多一点的时候，头上就出现了白发，五十岁时已经全都白了，牙齿也已半数脱落。
　　妈妈的妈家，距离这里很远，来往得也很少，距今最近，也已有二十年，那是送旖旎的姥姥回老家，以后再也没有回去过。
　　爸爸在世的时候，妈妈从不提起故乡，更没有向女儿讲诉过她的往事，或说起她的童年，或与同学，或与小伙伴，或与亲戚邻居的故事。也从没有说起她在哪里念过书，做过什么工作，连自己念到什么文化，同学是谁、老师是谁也未曾提起。只是女儿很小的时候，姥姥来过她家，一住就是几年，那是女儿的爸爸胡国才排行老三，不幸患了肾病的日子，一家人的心都很沉重、忧郁。
　　姥姥在这里的时光，给这个家庭增添了不少气氛，但那时被病魔闹的，家境贫寒，简直要吃不上饭了。
　　苦日子里，时间很漫长。
　　妈妈一生中，没有过坏脾气，但也似乎是，很少有过笑容，就是三十几岁，姥姥住在她家时，也总是那么一本正经的。
　　那年月妈妈整天和蔬菜打交道，一干就是二十多年，直至女儿的爸爸过世，旖旎参加了工作，才与缱绻相依的萝卜白菜生死别离。也难怪，那样的岁月，还能有什么开心的呢？
　　不过，那时旖旎还小，和姥姥玩儿得高兴时，也常常给姥姥唱歌，姥姥听了，有时也很高兴，但有时却说：“别唱了，上了学再唱吧。”有时还嗔怪孩子：“行啦，等爸爸病好了再唱吧。”
　　姥姥住在她家时，最让妈妈终生难忘的是，姥姥对旖旎说过的一段话：“宝贝儿啊，你妈妈小的时候，也像你这么活泼，还参加过战宣队儿呢。”曾唤起妈妈美好的回忆，但可惜的是这美感稍闪即逝。
　　那时妈妈的话语就非常少，和女儿的爸爸结婚那么多年，互相没有真正地唠过家常，也没像样地研究过一件事儿，更没有什么亲昵。他只知道干活，后来得了肾病，连活也干不了了。不过他对她只知道使劲儿地好，不是感情，也无造作，也许只是一种本能。直到妻子心甘情愿地、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的一只肾脏给予了他。时到今日仍夫妻俩双双缄口，从未向女儿说起过。
　　胡国才当过几年兵，总是穿着他那身黄棉袄，就是春秋，也只是把棉袄棉裤的棉絮掏出去，穿着那身黄色的外罩。从来也不洗一水儿，更不用说熨烫了。这都赶上赁来的了，晚上睡觉都不愿脱下去，太脏了，也只能妻子像扒皮似的，从他身上拽下来，得浸泡上几个小时，洗的时候还得用很大的劲儿，才能洗出个七分净。
　　他是个说不清道不明的老实人，有时脾气还很倔，也很犟。不会与妻子交流，也是个拿不出什么主意来的人，倒也好，顺心眼子时，只要是媳妇说的，鸡毛也当是令箭，你指哪，他就打到哪。
　　不吸烟，但年轻时好喝点儿酒，自打得了肾病后，酒也喝的少了。
　　他最愿意的事，就是开四轮子，或骑摩托车，愿干的活，他也不分个黑夜白天，若真的他不愿干的，连瞅都不瞅一眼。
　　后来，家穷的拿不上手儿了，四轮、摩托也都没有了，还带着病，给工地打了好几年的更。旖旎记事儿的时候，就见妈妈总是温顺的体贴他，照顾他，惦心他的吃、穿和病。妻子毫无怨言，有时他在外边办砸了的事，还得妻子出面去给收场。
　　一次，从黄金六社一张姓家，买了一千斤玉米种子。八毛钱一斤，总价值八百元，他交了四百元的定金，回到家来，也不向妻子学说。没过三天，乡种子站“吉双二号”到货，每斤五角五分钱，这下可急坏了他，从吃晚饭，乡广播站播出这条消息，一直到半夜十二点，他在地上，走过来，又走过去的，一边打着“嗨”声，一边用巴掌拍自己的脑门子，有时还狠狠的自言自语，“这……这……”
　　妻子问怎么了，他还不说，有时还跺着脚的恨自己:“糊涂......糊涂......咋这么混呢？……”
　　以往的经验告诉妻子，这又是在外边办了什么事儿，不是吃亏了，就是上当了，至少是没沾着便宜。他呀，一口咬不着个豆儿，腮帮子都鼓大包。但，大包没少鼓，好像是一个豆儿都没咬着过。
　　在妻子一再追问，又哄又骗的情况下，他才说了实情。
　　原来，听说今年种子价格，得长到一块钱一斤，他就打起了小算盘，也顾不上到乡种子站打听打听，就买了张家一千斤，合计就这一入手一出手，轻松二百元钱来了。还乐滋滋的琢磨，“要涨到一块二毛钱，就一下子赚他四百元”，那年头儿够买一台轻便摩托车了。
　　广播站这条消息播出后，给正在喝小酒的他，当头一棒。见他右手一抖，差点儿把酒盅儿掉在桌子上。立马，筷子就扔下了，随后问道：“广播里说啥来着？”女儿乖灵地对着他的脸喊：“卖种子的！”爸爸二话没说，就从炕上“腾”的一下子跳到了地下……
　　妈妈听了，只是倚在屋地靠北墙立柜的一个角旁，默默地好一会子没说话，事后分析，妈妈那也是挺上火的，尽量地控制，也是在爸爸面前故作镇静。
　　爸爸、妈妈、还有女儿，那年旖旎也七、八岁了，都沉默着，屋子里没有一点动静，气氛很紧张。
　　后来，还是妈妈打破了这沉闷与寂静，对爸爸说：“你这个人啊……今天太晚了，明天吧，我到老张家去看看。”接着妈妈又说：“也别让人家亏着，多少咱们得损失点儿，让人家做一回买卖也多少得挣着点儿。”
　　爸爸听了妈妈说“让人家也得挣点儿”，就像被霜打了的草似的，蔫儿了，精神头没了，目光也不敢对大家了，耷拉下脑袋，瞅着地面说：“完了……完了……这买卖还没做呢，就赔了……”
　　妈妈只能劝慰，还得带上教育的成分，说：“别着急也别上火，已就办了，赔了也不能后悔。”又问道：“你不是交定金了吗？”
　　爸爸低声下气的“嗯”了一声说：“四百元呢。”
　　“这就是已经成交，好说好商量的，给人家点儿喜兴钱儿，这就算是挽救一步，咱们没理呀，只当花钱买教训了。”妈妈对爸爸说。
　　“那咱们也没动他家的货呀。”爸爸小声地说。
　　“不行啊，交了定金，就是定了人家的货了，咱们不能拿不是当理说，蜷着腿走不了路，卷着舌头怎么说话啊？”
　　爸爸哼哼了两声，递不上报单。还说不出个子午卯酉来。
　　第二天一大早，妈妈做完饭，嘱咐女儿说：“宝贝儿啊，饭菜都做好了。一会儿给爸爸收拾吃饭，我去黄金六社老张家。”
　　妈妈是个很会办事的人，和气又有人缘儿，东西两院儿、南北二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对老人又孝顺，叔嫂间、姑嫂间、妯娌间又很和睦，是个越得理越让人的好媳妇。自从结婚后，至少有五至八次，原先叫大队，现在是村委会，找过她去当妇女主任，或是计生办主任，她都坚决地，婉言谢绝了。到现在也让人费解，“这是为什么？”
　　这次为爸爸买玉米种子的事，去黄金六社老张家，也是抱着试一试，商量商量的心里去的，不行，就认了，缓一缓气氛，稳定稳定丈夫的情绪。事情已办到这个地步，还得听人家老张家的。
　　没料到，张家老弟一见是嫂夫人来了，赶忙迎进屋里，问寒问暖的，又主动说:“昨晚一听广播，我就想这事了，哪能捡这么大的便宜呢。”又说：“嫂子，没事的，四百元钱你拿回去，不就解了吗。你家哥哥平衡了，我也心安了。咱们好买好卖，谁也别吃亏，捡的钱呐，不好花。”
　　妈妈听了很感动，眼泪都要掉下来了，急忙从手里的四百元钱中抽出一百元，给张老弟，说：“可不能让你白费心，就算你大哥请你喝酒了。”
　　张老弟说啥也不接，互相推辞了好一阵子，最后还是张老弟让他媳妇硬把钱揣进了嫂子的衣兜里。嫂子一再道谢，几次真心的把这一百元钱留给张老弟，都没奏效。
　　妈妈回到家中，爸爸正在屋里转来转去呢，孩子已把饭菜收拾到桌子上了，他也没吃。
　　见妻子回来，就不无担心地问：“怎么样？”
　　妻子赶紧地说：“人家把钱给你拿回来啦。”边说边把钱掏出来，塞进丈夫手里，等丈夫情绪稳定了下来，妻子又把那一百元钱，推来推去的事学说了一遍，谁能想到他竟能说出这样一句：“要不的，这钱就挣到手了。”
　　妻子简直哭笑不得，说：“你呀，一肚子红花没开呀，老实人，还竟些弯弯道呢。”又说：“寻思一出是一出，都是酒架的。”
　　胡国才也许是那几年兵当的，总想学个“军人作风”说话就“老子这个……老子那个的……”有时还学部队首长的腔调：“我命令你……我们要以战斗作风……突击完成……”这个那个的。到有个军人思想，还常哼哼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什么的。那作风就很难说了，没看他干出个什么雷厉风行的事儿来。胡国才的爸爸是多年的老队长了，会办事儿、有人缘儿，在当地维持的不错，再加上胡国才当过两年兵，又听领导的话，那真是一心一意拥护共产党，忠心耿耿热爱毛主席。就凭这些，还真的就在大队当上了民兵营长。
　　有一颗红心，但没那个能力，每年民兵训练，全大队基干民兵八十多人，参加的，就那么十来个人儿，还不到中午，就都跑回家了，他也说不出个子午卯酉来，干生撅尾巴气。
　　妻子劝他别干了，他还说啥也不撒手。回到生产队里，人家也不拿他当个干部，不喝酒像绵羊似的，要喝点儿小酒儿就武马长枪的，常常惹点儿小祸，醒了酒就蒙头转向的了，是事儿也安排不了。
　　这人就是见了酒亲，喝点儿酒就醉，还好喝，三天两头，不是打起来了，就是骂起来了。在家还好，妻子也惹不着他，老老实实的听喝，一出家门，就不是他了。
　　记得一次中午，胡国才回到家里来了，还愤愤的嘟囔：“妈的，我就不愤他那个劲儿了，老家伙，我怕你个啥……”
　　妻子听了，赶忙上前问：“喝多少啊，又怎么啦？”
　　他也不吱个声，只是边擦嘴角的唾液沫子，边说：“就收拾你了，看能把我咋的……”
　　妻子听出是又在外边捅篓子了，就赶忙往外跑，，不料，一出门就碰上了生产队里的人，其中有王大成等，向妻子说：“去看看吧,你家酒仙儿把老林头给打啦。”
　　妻子听了，走路腿都不听使唤了，连忙问：“打啥样，在哪呢？快，我去看看……”
　　王大成等几人，领着妻子径直奔生产队。
　　妻子见老林头在长条椅上躺着，吓的手都哆嗦了，紧忙说，“林大叔，怎么样，不行快到医院去。”
　　林大叔见是胡国才媳妇，就慢慢坐起来，说：“他嫂子，你可咋将就了呢，这也不让人说话呀，不瞒你说，他也不懂个人语呀。”接着林大叔就把事情的原委详细地说了一遍。
　　“这不是挂锄了吗，公社号召修路，我作为咱大队的治保主任，就被派下来包星字井这个队。是，他是民兵营长，没用他，可那是大队书记的事儿啊，与我有啥关系，打我包上这个队，他就吭吭哧哧地不和我说话，找茬，我真看他老爸的面子，不跟他一样的，可他不行，一个劲儿地往前赶。”
　　林大叔说着，喘了一口气，又接下去：“任务都下来多少日子了，公社、大队都督促多少次了，今早我见人齐，就和大家商量商量，分分段儿就干呗，再过几天又到雨季了，谁知他没等我说完，就放上横了，说分到西洼子他就不去，他就在东岗子干了。”
　　“谁还不知道东岗子好修，西洼子得动用车马，拉土垫啊。”林大叔又补充一句说：“你说他，边说还边骂骂唧唧的，‘他妈老子这，他妈老子那的’……”
　　林大叔又接下去：“你是谁的老子啊？一口一个老子，一口一个老子的？我这么一说，他就冲我来了，我说大伙都和和气气的，鱼帮水，水帮鱼，把这台戏唱下来……”
　　“你听他说个啥？”林大叔还在气愤中。
　　国才媳妇一边点头听着，也和林大叔搭着话，重复林大叔的话问：“他说啥来着？”
　　“我不管你唱下来还是哭下来，反正分到西洼子我就不去。”
　　“他这还是说话吗？”林大叔接下去又说：“最后，决定抓阄儿，他也倒霉，可可就抓到西洼子那段儿上去了。”
　　“他嫂子，你说他咋样？”
　　“嗯，他咋样？”
　　“把阄儿给撕了，这也没谁跟他一样的，虎吗，都不搭理他，都看他老爸的面子。谁知他倒爹长妈短的骂了起来，说这次抓阄儿不算，得重抓，还说他不抓到东岗子不算完，简直没个人味儿。”林大叔还是挺气愤，又接下去说：“大家没人吱声，他又骂大伙，你们他妈的都哑巴啦？老子说话他妈的就不好使啊？”
　　林大叔说到这里，摇了摇头，喘了口气：“他嫂子啊，没为别的，我就说了一句‘抓了阄儿，你一个人就想推翻啊，也太不说个理了。’他就噘上祖宗了，连推带搡的，把我推得跟头把式的。”林大叔稍停几秒钟又接下去：“我是说了句‘你还反了呢’他就出手打了我一拳，这时人们都上来了，七手八脚的，也把他捶巴了一顿。”
　　林大叔说到这里指着大伙“这不是吗，都让我躺着‘放赖’报警，让派出所来吓唬吓唬他。”
　　正说着，派出所的警车真的到了，一进院就叫胡国才的名字，问哪去啦？
　　胡国才媳妇见此情景，可吓坏了，赶忙上前去解释说：“他回家了，驴脾气，说不清道不明的，就跟我说吧，我是他家里的。”
　　派出所民警说：“跟你说啥呀，你到是个好人，可你家胡老三动不动就闹事，这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不杀一杀他的威风，这个地方还能消停吗？”
　　正说着，林大叔过来了，说：“拉倒吧，这种人就别跟他一样的啦，将就几年，岁数大大就好了，也是喝了点儿酒，没啥大尿，别听他瞎嚷嚷，惹了乱子，害怕了，这不溜了吗？”
　　派出所民警说：“不行啊，我们摇车大辆地来了，不见到他怎么行啊。”
　　警车开到他家院子里时，胡三儿吓得都哆嗦了，也不会说啥了，女儿见此情景也哭了，看爸爸的样子也挺可怜的。
　　那位年轻的民警严肃地说：“胡老三，跟我们走一趟！”
　　胡国才从炕上往地面下时，腿也不好使了，不小心，一个跟斗栽倒在地上了。
　　那个民警说：“打人的尿呢？”
　　他边起身，边对民警说：“我没打，我没打，我没打人啊。”
　　这时，林大叔、王大成和妻子都赶到了。劝说，别把他带走了，林大叔对民警说：“这个人，脾气大胆儿小，担不起事儿，就别吓唬他了，让他下保证，作检讨。”
　　民警对林大叔使了个眼色，说：“让他说吧，保证哪几条？”
　　林大叔对胡国才说：“你听着没有，你下了保证，要通过就不带走你，还不快去谢谢呀？”
　　胡国才听了，这才敢抬起头来，对民警说：“我保证，我保证，我保证。”
　　“你保证啥呀，也没有内容啊，保证今后还打仗斗殴啊？”民警问胡国才。
　　“不，不，不，再不敢了，”胡国才慌慌张张，磕磕巴巴地说。
　　“你作为一名大队干部，应该是教育别人，帮助别人才是，你这还像个干部了吗？”民警训斥他：“今后改着点儿，那酒少喝点儿。”
　　女儿替爸爸着急，也看出妈妈感到很没面子。
　　妻子是个好脸儿的人，总想让胡国才在人群里像个样是的。即使这个人死犟，他那身黄棉袄，妻子也总是给他浆了洗，洗了浆的。剪头、洗脚、刮胡子，都是妻子的事。几天妻子不给他收拾，就树耳张飞的，不像个人样了。
　　妻子知道不能带走，可对着大家，也挺抬不起头来。对林大叔更是大叔长大叔短的亲近，表示感谢。
　　派出所的车走了，人们也都散去了，妻子对胡国才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又操起家中的活计。胡国才也吓破了胆儿。
　　自打女儿记事儿，就见妈妈总是郁郁寡欢，有时表现得很累，但又总没有歇下过手脚的时候。
　　妈妈话语也很少，常听邻居婶子大娘说妈妈是“贵人语话迟啊”，又说妈妈是一本正，闲言淡语一句也没有过。
　　女儿从未听过，妈妈讲过过去的故事，有时候，哼唧着要妈妈讲，妈妈常常是“嗨”了一声，有时就说“电视里的故事，比我讲的不更好吗？”
　　但女儿却发现过，妈妈偷偷地哭泣。
　　有一次，爸爸不在家，晚七点多，妈妈当女儿在外屋睡着了就到里屋，先是小声啜泣，后来哭出了声。
　　女儿听了，就悄悄地爬起来，蹑手蹑脚地下地，连鞋也没敢穿，一点儿一点儿，挪到妈妈身边，见妈妈用大棉被，把脸全捂上了，这样可能是声音会小得多，闷声闷气的，声音传不出去。
　　妈妈只是哭，并没有叨念什么。
　　女儿怕妈妈发现，一小会功夫，就又悄手蹑脚地回到了外屋，上炕还假装睡着，不多会儿，也真的就睡着了。
　　事后想问妈妈，但没敢。那时女儿虽只有六七岁，但也知道，“不要伤了妈妈的心。”
　　女儿还发现，几次妈妈去她们家北的大沟里，大沟十几米深，有十几间房子那么宽，是一条顺水沟，那时还不知这条沟能有多长。都是大白天，在那的时间也有长有短，每次回来，她都仔细地看妈妈的表情，多半是脸上有擦抹的痕迹，有时还是深深的泪痕。
　　有一次大风天，妈妈从北大沟回来，女儿就上前搂住妈妈的脸，见脸上的泪痕，她也哭了。妈妈实在控制不住，抱起女儿放声大哭。
　　女儿没有问过妈妈为什么，当然妈妈也不会对女儿说起。
　　这次妈妈哭得很放纵，像开了水库的闸门一样，哭完，见妈妈好轻松，像是很开心。也好幸运，没有被别人听见。
　　这场大哭，妈妈像是一肚子委屈，都倒出来了一样，看上去，轻快了许多，许多，许多。
　　妈妈的哭泣女儿发现过，但妈妈常常陷入深深的回忆，是她无法知道的，但也还是多次地发现，她的这种表情。每次都是陷得很深，很深，甚至，到投入时，女儿说话她都没听见，极度投入时，拽她的衣襟、薅她的头发，她都没反映。
　　妈妈有时也偷偷地露出笑容，有时还笑出了声。每逢这时，女儿也就不忍心去打扰她。
　　女儿多么希望看到妈妈的笑，更多么希望听到妈妈的笑声。即使在妈妈的回忆里，即使在妈妈的睡梦中。
　　也许，这就是妈妈一点儿精神支柱或极少的心里寄托。
　　现在女儿想，说不定妈妈此刻是在依此疗伤呢。
　　旖旎在红城上班的日子，基本上每周都要回家，交通也很方便。周六下班，坐大客回乾安陪妈妈，周一仍乘大客，回到红成市人民医院，上班还赶趟。后来实行双休日，这样就能在家陪妈妈两天。
　　妈妈和女儿多半唠些姥姥家的事和妈妈这一生的经历，大概是人老了或许是爸爸不在了的关系，她把压在心底，差不多一辈子的故事都讲给了女儿听。有的还是隐私或秘密。
　　女儿为妈妈这一生中的辉煌而欣慰；也为妈妈后半生的遭遇而凄怆。常常是与妈妈唠着唠着，就双双落下心酸的眼泪，到了过于悲伤之处，甚至母女俩抱头痛哭。
　　有些情节，有些人物，旖旎与妈妈看法相同，也有时与妈妈持不同意见，但女儿没有伤过老人的心，不赞成的，也不去以理据争，就随妈妈的观点，跟妈妈一起敷衍。
　　妈妈的故事讲得很生动，虽年纪大了，又有一点点呆滞，不过，走过来的路，老人家还是记得牢牢的。可以理解，这就是本能与惯性。
　　妈妈讲的故事既不是《一千零一夜》里的天方夜谭，也不是《三国》、《水浒》和《西游》里的英雄、妖魔鬼怪和打杀争斗，更没有《红楼梦》里的精巧细琐与缠绵悱恻，但很感人，很生动，女儿从中学到了不少做人的道理，也为妈妈的无辜遭遇而愤愤不平。
　　妈妈是现代封建势力的牺牲品，被善良、道德、理性所鱼肉，甚至，吞噬了她年轻美丽的生命。
　　直到现在，老人家还心有余悸地，在为女儿，为所有的女性而时刻担忧着。妈妈每次讲起那些过去的故事，还是那么地投入，绘声绘色，严肃而认真。
　　女儿聆听着。所有知道这些故事的人们无不为老人的不幸而惋惜、怜悯，以致肃然起敬。
　　妈妈讲诉着自己一生的故事，印在女儿心上，同时也感动着现实的人们。
　　
　　二
　　我的名字叫杨惜梅，两个姐姐名字中间都是个惜字，我是二月二十七日出生，恰逢梅花绽放，“二月梅花三月桃”，故得此名。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出生在松辽平原一个农户家庭。爸爸一直在村里、社里当干部，听妈妈说，那个时候爸爸是村政府的村长，所以，自从我记事，就听人们都叫他杨村长。
　　爸爸一辈子老实厚道，又劳而苦干，几个哥哥姐姐都勤劳、简朴，也很仁义，很受十里八村儿乡亲、邻里的夸奖。
　　七周岁我上小学，那是一九五九年。五八年就上过大跃进的幼儿园。虽说是大跃进年代的产物，但孩子们单纯、幼小的心灵，所接受地唱歌、跳舞的教育还总是知识的积累。
　　记得当时的歌有《社会主义好》、《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康定情歌》等，到现在我还能记得那优美的歌词“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还有当地自编歌曲，记得我们那里自编歌曲，其中一首的歌词有“永安乡，是鱼米乡，山清水秀好风光，高粱高，谷穗长，黄澄澄的玉米闪金光......”
　　在那个年代里，还组织文艺节目演唱会，诗歌竞赛等，有拉场戏，也有相声、快板儿、数来宝。大秧歌很常见，参加的人也很广泛，老头、老太太，年轻少壮的小伙儿，擦胭抹粉儿的大姑娘、小媳妇。有时，我们小孩子也在里头混，也随大人们“辫蒜辨”“卷白菜心”。
　　有时，大人们还把我们小孩子组织起来，叫什么“祖国花朵秧歌队”和“小歌星演唱团”等，我和我们幼儿园的小朋友，还到家乡以外的村、社参加过汇报演出呢。但到现在也不明白什么叫汇报演出。
　　幼儿园也实行“四集体”，大概就是吃、住、学习、劳动都在这个集体中，我们小孩子虽然没什么劳动，但也随着这么叫下来了。
　　我们都在大食堂吃饭，一些孩子一起睡在大炕上，当然分开男女了。
　　房子是村中各农户的，也都调到一起调配使用了，每家每户都不用做饭，到时间，社里一敲大钟，人们就奔大食堂。
　　我们幼儿园别的不知道，就是阿姨，也叫老师，领着我们玩儿。老师也是选了又选，挑有文化的。记得老师也教我们A.B.C.D.E等拼音字母，基本和现在的幼儿园差不多，所说多，就是老师常常教我们见到男的，喊叔叔好，见到女的，就叫阿姨好，见到年纪大的男的喊“爷爷好”老太太喊“奶奶好”……那年月这就叫“社会主义新风格”或“共产主义新风尚”。
　　我们这群小孩子，离开了妈妈，一离就是十天半月的，但我也没听谁哭着闹着找妈妈，真是人随王法草随风啊，就连小孩子也一样。
　　那时我当的也叫班长，还给左胳膊上挂上了两道杠。
　　这些都发生在一九五八年秋季以后，大人们都在搞粮食大会战，深翻土地、改土造田等，到处张灯结彩，每隔一段路或到一个村子，就见一座牌路门，两边都是大幅标语，也有大宽幅横批，都是写着“敢叫日月换新天……”、“共产主义早来到……”什么的。
　　我们穿的是统一服装，常常排着队，手持鲜花迎接参观团，或欢送什么模范什么代表，到哪哪哪参加什么大会，或列队迎接什么干部、什么来宾等，记得有一次欢迎的说是副省长。
　　又一次，几个村子的幼儿园，汇合在一起，由一位四十来岁的阿姨指挥着，到公路两旁夹道欢迎，说是外国小朋友参观团。
　　我们都是蓝裤子，白上衣，天虽没冷，上衣下部也扎进裤子里，还没入少先队，但个个也都戴上了红领巾。女孩儿头上打着蝴蝶结，手里捧着五颜六色的鲜花，男孩儿的头还像山西人那样，包一条白毛巾，手里举着彩旗，蹦蹦跳跳的，甭说心里啥滋味了。
　　有时到人民公社所在地，还到过县城里演出。记得那年九月末，我们到县评剧院，参加演出。那里老威风了，坐落在农安古城的城中央，对面是农安古塔，听大人们议论，这里当年是黄龙府，金兀术在这里做过皇帝，相当于现在的北京。
　　评剧院主三楼，左右各两层配楼，中间两扇朱红色大门，两配楼各设安全门。门前是青石台阶，两侧各立九根汉白玉圆柱形栏杆，栏杆顶部，都是雕刻精致的汉白玉石狮子，石狮子有大碗口粗细，两拳头螺起那么高，鼻阔口方，眉清目秀，连眼毛、胡须都一根是一根的，活灵活现，栩栩如生，蹲在不到一米高的栏杆上，像是在守候，又像是在整装待命。栏杆与栏杆间，镶有汉白玉平板连接，每块平板上，都刻有不同的图案，有荷花、牡丹，秋菊、兰草，有鹦鹉、紫燕、蜻蜓点水、鲤鱼卧莲，每块平板的边框，都刻着万字连万字，套环连套环，好看至极，让人赏心悦目。门前算是一块长方形广场，南北长约十米，东西宽达四十至五十米，中间有座人造拱桥，桥下没有水，也没有桥洞，只是地面有个二十五度高的拱形，以示别致和渲染。两侧栏杆外，是两排枝繁叶茂的青松，松高五米，均匀地横向排列，每排八棵，青松前簇拥着翠柏，和用斜插的青砖作围栏。
　　我一个农村孩子，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景致，吓得气都不敢大出，心里产生不少的疑问和探奇，但手都没敢沾一沾。
　　这是一个夜场演出，报幕员手持麦克风，在明亮的灯光下，宣布“农安县迎十一庆国庆大型文艺演出现在开始”，台下上千人鼓起热烈的掌声，乐队顿时奏起《骑兵进行曲》，那时《骑兵进行曲》常常播放，每天早晨来广播，就用这支曲子作开头。
　　我这次表演的是歌舞，当主持节目的阿姨，在大喇叭里喊道“下一个节目是，永安公社先锋村先锋幼儿园，杨惜梅小朋友表演的歌舞，题目是《让我们荡起双桨》。
　　听到呼唤我的名字，激动得眼泪都要掉下来了，觉得浑身的血液，流动得特别快，脸上一阵阵火辣辣地发烧，既高兴，又害怕。但我还是很快镇静下来，抑制着兴奋，从舞台幕后，右边的边角手持鲜花，脚步不快也不慢地走上前台。虽然心嘭嘭跳得厉害，但表情，却装作很自然很平静。
　　《让我们荡起双桨》是一首老歌，歌词是“让我们荡起双桨，船儿推开波浪，海面倒映着美丽白塔，四面环绕着绿树红墙……红领巾、阳光、水中的鱼儿、船儿轻轻的飘荡……”等儿童熟悉而又富于形象的语言，以及生动的比喻，拟人的手法，再现了我们新中国儿童，在欢庆国庆的日子里的喜悦心情。
　　老师告诉我，这是一首很美的儿童歌曲，你能载歌载舞地，把这首歌表演好，献给国庆节，是小朋友对伟大祖国的贡献，对人民的热爱。我在舞台上有意识地镇静，上台前就有过心理准备，观众再多，我也要像在对老师一个人表演一样。所以，这次表演很成功，荡起双桨的手势，小船轻轻飘荡的动作，迎面吹来凉爽的风的表情，都很到位，台下千人掌声雷动，还伴有阵阵的喝彩声。
　　我一个农村孩子，这时，真的仿佛走进了仙境。直到现在，我也没找到，用什么语言能形容出，当时半似飘忽、半似沉醉的感觉。
　　从前台撤回后台，老师一把把我抱起来，还有带队的阿姨，我清楚地看到了她们，眼里都噙着幸福的泪花，连声说：“真好，真好，太好了，为我们永安人争光了，为先锋村争光了，为小朋友们争光了。”
　　这次我得了全县一等奖，团委的、县妇联的、县文化馆的、还有评剧院的叔叔阿姨们，都扯着我，与我一起照相，鼓励我，上学后要努力学习，长大成为一名表演家、艺术家，为祖国为人民做贡献。
　　这次发了奖杯，还有一个小红本儿的荣誉证书，证书上还贴上了我的照片，写着我的名字。老师说，长大了考学时，凭这份证书还能加分呢。
　　我虽才七岁，但荣誉感却很强，高兴得几宿没睡好觉，每每一合眼，舞台上的灯光，乐池里的乐曲，观众的掌声，叔叔阿姨们的鼓励，和我表演的每一个细节，就浮现在眼前。
　　回到公社，又得到了公社领导的接见。每提到我，就总要说起我的爸爸，“杨村长有这么个好女儿，长大一定有出息，”也有人说“杨村长老两口子老实厚道，却教子有方，几个孩子都不错”。
　　那时我大哥已经当兵了，大姐在上高中，他们在当地口碑都很好，大哥当兵前就是乡政府的通信员，大姐二姐上小学时就都是校干部，刚上初中就都入了团。
　　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对我有很深的影响，所以我每做一点事，都要争个好，常想，要以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为榜样。
　　我从小心就很善，常常是悲天悯人，一见到孤寡病残，或老年人，心里就产生一种同情感，看到聋哑，双目失明或智障，或行动困难者，常常背地里落下眼泪，见老年人行动不方便，就上前搀扶，有时为他们的痛苦，而心如火焚。
　　村东头孙大娘是公社的五保户，年轻时就失去了丈夫，这后半辈子就靠自己，在社里劳动生活。后来老了，社里的活干不动了，每年只能靠公社拨点工分儿，领回所分的定量口粮，凑乎过着贫苦的日子。
　　只有点口粮怎么能活命呢？还得有烧柴、油、盐、酱、醋、葱、姜、蒜，光这些还远远不够，刮风下雨，有个病灾怎么办？
　　我是渐渐地，把老人的吃喝穿用，生活起居接过来的。
　　老人住的房子紧把屯子东头，房屋很矮小，有左山右山，没有前檐后檐，有前窗，没有后窗，房盖有檩无椽，一铺小炕，宽不足四尺，长五尺不足，锅台连着炕。
　　孙大娘劳累一生，到老了，身子几见萎缩，面部肌肉也横七竖八，竟垄沟垄台，眼睛也昏花得伸手不分五指了。
　　小屋外没有院落，房东墙就在大沟的堰上，出房门有巴掌大的一块小空场，这就算她的生活基地，四周用干枝条夹一圈杖子，以防鸡、鸭、鹅、狗进入，也有点儿防风防沙的作用。
　　小园有三十平米左右，东南角常年垛柴火，能占去十多平米，余下的就种点儿茄子、辣椒、豆角、黄瓜的，有时还栽两垅葱，一挤吧就满了。
　　前些年孙大娘也是春种、夏耘、秋收、冬藏。到我七岁那年，老太太又患上了腰腿疼的病，每天起炕很费劲，平时坐在那就起不来。这样，每天早晨七点左右，我务必到她家，扶她起来，再把饭简单的给她做上。
　　七岁的孩子，能做出个什么样来，但她家的锅台也矮小，我还真没觉费多大的劲儿。老太太爱吃稀的，我每天都给她做米粥，有时没有米，就做玉米糊糊粥，有时熬菜，有时就吃点儿咸菜。
　　冬天，到了晚上还得给老太太烧炕。
　　这样持续两年，第三年头上，我已经上二年级了，就纠集了几个小伙伴儿，有于书云、张淑芳等同班同学，她们也是我们一个屯儿的，有时也和我一起去，这时孙大娘就不像前几年了，行动很困难，有时大小便失禁，我们就给收拾，衣服也得比过去洗的勤了，差不多每天都要换一遍。一个月至少洗三次头，有时我们就带去洗发膏。每洗一次得换两遍到三遍水，才能洗净。
　　孙大娘很受感动，每次我们去，老人家都哭眼抹泪的，我们就安慰她。
　　公社、村委会，这时就叫大队了，年节也来慰问她，总是送些慰问品。
　　伺候孙大娘，我是默默地，一坚持就是好几年。到我上三年级的时候，已经轰动到县里去了，广播、报纸的记者来采访，又录音、又照相，还在广播里播放，把我的照片也贴到了《古城周报》上。
　　伺候孙大娘，是发自内心的，虽然才十来岁，但老人家的贫困与艰难，特别是疾病，自然并深深的，嵌入了我的心灵，走进了我的生活。每天，每时每刻地挂在我心上，实在地说，后来就到了影响我学习的程度。
　　有时在课堂上，呼啦就想起来了“大娘是否吃上午饭啦？”、“大娘的药今天已经吃没了，没有药了可怎么办啊？”有时遇阴雨天，总要想大娘的房子，能不能漏雨啊？窗户和门是不是已经关好啦？
　　我幼小的心灵，孙大娘甚至占据了一大半。我们的感情也越来越深了。后来，我每次的去和走，老太太都是以泪洗面，不止一次地说：“惜梅啊，大娘这后几年的命，是你给的呀！没你这么伺候，我早就死了。”“大娘也牵挂你呀，大娘没别的，只有每时每刻的祈祷与祝福，让老天保佑你一生平安。”“孩子你错不了，好人必有好报。”
　　大娘这样地活到七十多岁，一次突然的疾病，夺去了老人家的生命。也失去了我的一份亲切与牵挂，让我好一阵子心酸与思念，当初的一些日子，心里总是没着没落的，特别是每到该给大娘做饭或洗衣服的时刻里。
　　可怜啊，只有屯邻，没见到一位亲属，包括婆家与娘家的。
　　后来，听大人们议论，老两口是从河北逃荒过来的，没儿没女，这边也没结什么亲戚，听说有个侄子，当时也没人去告诉信儿。
　　孙大娘走了，我很失落，每天都不止一次地，或远或近，望着小屋子和小园地流下思念的眼泪，“大娘，走好吧，惜梅在目送你。”
　　人啊，老了难啊，孤独更难啊。我感觉到了，亲情对一个人生存的重要，我越发地孝敬我的父母，亲近我的兄弟姐妹。
　　在幼儿园当班长，上小学一年级，老师又让我当班长，我当时想，是不是因为我老爸当村长我就总当班长啊？
　　我们班的老师姓徐，是从九台师范毕业的，刚参加工作在永新小学，后调到我们学校。徐老师说：“很欣慰，我能成为你们有生以来的第一任老师，但愿你们中能有大出息的，或出几个教授、或出几个科学家。”
　　徐老师说：“同学们，咱们之间很近，在家靠父母，到了学校就要靠老师啦，希望你们都像我的小妹妹小弟弟一样，我一定做好你们的大姐姐，或做好你们的母亲与阿姨。”
　　徐老师是一位二十三四岁的大姑娘，一米六五的个头，身板儿标直，细弯的眉毛下，一双水汪汪会说话的大眼睛，嘴角上总是挂着微笑，说话温柔又和蔼，我很羡慕，有时，我也暗暗地学习徐老师的一举一动。特别是她那两条乌黑发亮，编得粗细均匀的长辫子，我不止一次的想窃为己有。所以，认识徐老师不久，我的头发也留起来了，不到半年功夫，也真的扎起了一对小辫子。头发长得那么快，是不是眼馋徐老师的辫子，馋出来的呀？但我的一对小辫子，又小又短，只是两个小妞妞，和徐老师的辫子没法比，但我会努力的。
　　我是班长，和徐老师接触的多，自然从徐老师身上学的东西也就多。她还常带我到她的宿舍，给我讲她学生生活的故事，还拿出厚厚的一本大影集给我看，指点哪位是她们的老师，哪位是她要好的同学，哪位是校学生会的，哪位是班团支部书记等。
　　一次，许老师指着一位英俊男生的照片问我：“惜梅，你看他怎么样？”
　　我看着这张照片，也顺其自然地描述了起来，说：“好啊，这么多，顶数他漂亮，浓浓的眉毛，大大的眼睛，方脸盘儿，高鼻梁，两肩端平，像是在看着我们微笑。”
　　听我这么一夸奖，徐老师也笑了，说：“更重要的是，我这位同学很有才气，学习在我们班是尖子，数学好，也特别爱好文学，读了不少的大部头著作，诗词歌赋无所不通，还写得一手好文章。”徐老师还说：“惜梅呀，写文章就是用笔说话，但用诗词歌赋写出来，就比用嘴说出来，要漂亮许多，甚至美上千万倍。”
　　徐老师见我没有插话，接下去又说：“他还给我写过不少的好诗歌、好散文呢，等上五六年级时，我给你看看。”
　　一二年级，我还不满十岁，哪懂那么多啊，又加在老师跟前拘谨，就不那么随便。所以都没等听懂，就连连答应：“啊，是，是，啊”的随和着。
　　不算幼儿园，徐老师是我的启蒙老师，或许就成为我一生成长的楷模。我自然而然的，一步一趋地模仿着她，说话、走路、微笑、更注重的是她的思想。
　　许老师人特别的好，小学一年到六年，一直是徐老师教我们，现在想，后来的一切，都在受着徐老师的影响。
　　到五六年级时，我已十三四岁了，成熟的也比较早，渐渐地已像大人，知道稳重了，个子也长到了一米五六，学着徐老师，说话也是慢条斯理的。
　　五年级，我就当上了校学生会主席，又叫少先队大队长，左臂挂上了三道杠。学校有些简单的活动，常由我操持。
　　也巧，徐老师同时也任上了大队辅导员，我与徐老师配合得很默契，到今天，我还在怀念和徐老师在一起的日子。
　　我好想念我的徐老师啊，不知徐老师现在怎样了。
　　五年级时，是一九六三年，我虚十二岁，那年春季，毛主席号召向雷锋学习，孙大娘就是那年正月去世的。虽然孙大娘走了，但我的事迹，却引起了社会的重视，公社领导，县委宣传部，县教育局一次次找我谈话，总结我的事迹。
　　开始并没在意，经领导一整理，上升到理论，又冠以助人为乐、高尚情操、良好的道德品质等，我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莫名地产生了一种荣誉感。
　　后来，直闹得学习都受到了影响，大后来，简直就上不了课了，给我总结材料，写发言稿，又教我上台演讲。先是照稿宣读。后来又教我脱稿，还教我在演讲时的表情。后来的后来，一段时间就脱离了学习，脱离了班级，脱离了学校。
　　有一点很好，我的事迹还挂上了徐老师，一谈话我就总不忘“这都是徐老师教育的好。”
　　这样，徐老师一段时间也脱离了学校，和我一起参加了农安县委组织的学雷锋报告团。这年从五一到十一，我和徐老师，随学雷锋报告团，走遍农安县各社、镇，巡回演讲了五十多场次。
　　徐老师有她自己的节目，更重要的是辅导我演讲，材料整理的好，思想拔得高，每次演讲，到关键时刻，都有多数听众感动得流泪。
　　我在演讲时，没有一次不是在哭诉着，这是对孙大娘的怀念，更是对一位一生中，干干净净靠双手劳动，而到老来却是穷困潦倒、贫苦孤独、伤残多病生活的怜悯。
　　我永远不会忘记孙大娘，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伟大贡献，但她代表了普通的劳动人民。老人家干干净净的清贫，却像一池净水，常常洗涤着我的心。演讲团团长，是一位县一级的干部，常指着我对徐老师讲：“这小姑娘有出息，长大一定能成为国家栋梁。”
　　小孩子，没有那么明显的时间概念，只有一个接一个的盼，盼暑假，盼寒假，盼春节，盼元宵，更盼六一自己的节日，就这么一个盼字，算是把时间的脚步放缓，要不是有这些个盼，早就像大人一样日月如梭，白驹过隙，一晃百年了。
　　十三岁的暑假过完，开学已是六年级了。寒假过完再开学，就已经十四岁了。暑期，该是小学毕业，考初中了。我开始感觉到对小学，对童年的珍惜与留恋。
　　徐老师也说过，到中学、高中、大学，学习的压力就重了，等走上社会，那就得挑起社会与家庭的重担。我暗想，这六年级的后个学期，一定要过得有意义。
　　我是少先队大队长，徐老师是大队辅导员，所以，对少先队的一些活动，我总是毫无保留地对徐老师说。有时是征求意见，有时是争得她的支持，更有些是把徐老师当做大姐姐，甚至母亲一样，无话不说，无话不讲。
　　我对徐老师说：“今年暑期就毕业了，将离开这座学习、生活六年之久的母校了，”这时我的眼睛湿润了，“徐老师啊，舍不得离开你……”说到这句话，我控制不住，哽哽咽咽地哭了，
　　“惜梅呀。小鸟总得出窝啊，”徐老师声音也颤抖着，“人啊，就是一岁比一岁高的攀登着，摆在你面前的路还很长啊！”
　　我的心思很沉重，不由自主地拉过徐老师的手，只有哽咽，说不出什么话来。
　　徐老师说：“咱们共同努力，让这学期过得更有意义。”
　　没过几天，我对徐老师说：“今年的六一儿童节，对于我们六年级来说，已是最后的一次了，明年的六一就不属于我们了，”接下去
　　我又对徐老师说：“今年一定过出特色来，留给未来的回忆。”
　　徐老师以赞同的口气，说：“那好啊，就靠你们设计了，我全力支持。”
　　就把我几天来的设想，又加和大队另几位委员商量的，说给了徐老师，“今年六一，我们全校去波罗湖旅游，登五台山，在湖边拣野鸭蛋，上山采山杏，找宝。”
　　徐老师听了，满意的笑了，说：“那好啊，我们还可以编排点小节目，对着家乡的山，对着家乡的水演唱，那会更有意义。”
　　没过两天，徐老师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对我说：“你们登山游水庆六一的计划，校长同意了，还夸奖你们的创意很不错。”
　　在徐老师的主持下，我们开了大队委员会，具体研究部署了行动规划与日程。
　　这时仅是开学第三周，距六一儿童节还有两个多月，时间充裕，但我们对自己的要求高，所以，任务还是很重的。
　　由我们几个大队委，事先去旅游目的地，勘察一番。从波罗湖的湖边，到五台山的山腰、山顶、几个二三十米深的山沟等，都仔细地察看了一遍，一是熟悉一下地形，二则是怎样编制安全规定。
　　从旗帜，到演出道具，至锣、鼓、镲，小号、喇叭，都一一折腾一遍。
　　还和同学们强调服装，但那时国家还处在三年困难时期，百姓家家都不宽裕，所以只能强调“有好衣服穿上，没有更好的就把身上穿的洗干净。”
　　这些都是事前的准备工作，更重要的还是，徐老师提出的演点儿小节目。这一个“小节目”，我们大队委几位同学，就忙了这两个多月，从编稿儿到选演员，到排练，又到服装、道具等，都要艰难的，认真的，尽善尽美地搞好。
　　我想，这是留给母校的最后印象，下定决心，一定要搞好。
　　稿子也是集体创作，每天要比其他同学，早到校两个多小时，晚上放学，也要比其他同学，晚回家两个小时。好在那个季节天气渐好，白天的时间也长多了。
　　表演的准备工作，我很认真，也强调其他参演的同学，一点也不能马虎，有时还把与我就近的同学，约到我家，在爷爷的房间里，又是个唱啊，又是个跳的，常常一排练，就到晚上的十来点钟，爷爷总是在窗外，一是不打扰我们，二则也是在听听看看。
　　这两个月里，每个星期天儿，我们演出队的谁也没休息过，都早早就到我们的教室，也都带上中午饭，一排练就是一天。
　　这些个星期天，徐老师不在场的时候很少，除回九台老家外，没有不参加的。每次她都认真地看，细心地指导，总是那么耐心，那么一丝不苟，对每一个细节，都反复锤炼，反复研究，反复推敲。
　　唱词、动作、过场、一直到曲调，她都指导得是那么娴熟、到位、又那么内行，我忍不住地问：“徐老师，你咋啥都懂啊?”
　　她笑了，轻声对我说：“从小学起，一直到师范毕业，我都是校文艺队的。”
　　徐老师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我对徐老师越发的尊敬。临毕业的日子越来越近，我的心思也越来越多了。徐老师是我的好姐姐，好嫂嫂，哪怕是我婶婶，艳羡的奇妙幻想，在我幼稚、单纯、天真的心灵中油然而生。
　　春天是美丽的，柔润、温暖的微风，时时都在轻轻地，抚摸着你的面颊，小溪潺潺，泉水咚咚，地面的小草，在微风地吹拂下，微波荡漾，涌起一浪浪绝妙的绿色涟漪。紫燕在你身边飞来飞去，喃喃鸣叫。
　　远处，偶尔泛起朵朵白云，笼罩着山峦、河流、田野或牧场，酷似在梦幻里，在仙境中，又似电影的银幕、电视的荧屏。
　　孩子们嬉笑打闹，撒开脚步，用一条蛛丝，竟把五颜六色的纸鸢送上了天空。
　　山坡，黄牛轻轻摆动着长尾，低头啃草，山上的白杨引来腊眉栖息歌唱。
　　天渐渐的热了，女人们，已经开始更换鲜艳的衣裙，男人也把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扔掉棉絮，穿上了漂亮的单衣。
　　耲耙、犁杖也已下地，不远的远处常常是杜鹃的“布谷”声伴随着农民催赶牲口的吆喝声。
　　六一这天终于到了，我们先锋小学师生三百多人，开始了徒步跋涉十多里地的旅游行程。
　　学校坐落在苏吉沟西岸五百米，公社所在地的一条中央大道南侧，大门北开，校园东、西、南、北长宽各三百米，呈正方形，占地九十亩。院墙高二点六米，由手托红砖砌成，墙底部马莲垛打底高八寸，敦实牢固，往上则一顶一横三七尺寸，顶部盖帽六层，由两横并排两层、三顺一层、再一横压中一层、最后一顺两层起峰。
　　院门东西两开，扇高两米，扇宽两米二十，厚四寸，红松板材整拼，门框宽八寸加固，门板每距三寸镶嵌圆帽方梗透过彩钉，表层均涂大红油漆，拉手儿分左右，两颗直径五寸，黄色铸铜狮子头，紧扣铜质门环，门环直径八寸，根部从狮子口中吐出，两门环犹如两口挂钟。朱红、金黄虽背着太阳，仍自有光芒。远近看去，美观大方。
　　院内四角和围墙前两米，是两排针叶油松，油松已十几年，高近六米，干粗四寸有余，枝繁叶茂，形如伞冠。
　　校门两侧分左右，两尊青石雕刻麒麟，慈眉善目，姿态安详，栩栩如生，与底座连体，高达两米。
　　上午八点，旅游队伍出发，旗队开路，先国旗，后校旗、队旗，之后红、绿、粉、蓝、黄五色彩旗，再后，是同学们每个人手里举着的三角小红旗。
　　这次活动，是以少先队庆六一的名义出现，所以，总指挥由徐老师担任，我是少先队大队长，所以，徐老师给我冠以副总指挥的头衔，各班即中队，班主任和中队长，任中队指挥。徐老师宣布三条安全规则，三条纪律后，上午八点准时出发。
　　出校门，分两纵队西行，至公社办公大院西侧南拐，向旅游目的地进发。一路锣鼓喧天，旗帜飘扬，喇叭、小号、喊声、笑声，此起彼伏，歌声由口琴、手风琴、笛子、巴乌、葫芦丝伴奏，给春意盎然的大地，注入了活力，增添了色彩与生机。
　　波罗湖，北、西环山，南、东漫浅，方圆面积一百多平方公里。它的形成已无从考证，只有二三百年以内的，一些历史与传说，也许，二三百年前，人们还没到过这里。从附近的屯名、乡、镇名称分析，这是一片几百年前蒙古人或称鞑靼人开辟的荒原，东岸架苏台（台---发上声音），西岸艾干吐，南岸巴吉垒，北岸苏吉良子等的原名原称，到现在还都这么叫着，足以证明，开辟年代距今不会很久远。
　　波罗湖有很多传说，有的八九十岁的老年人，还曾亲眼见证。
　　据称，只近在一九五一年、五零年，或一九四七、四八、四九年，但不知要上溯到多少年，湖里有一支大蜡烛，白天无影无踪，一到太阳落山，大蜡烛就在湖心点燃，灯光闪闪，硕大明亮，整夜不息。无论刮风下雨，也无惧电闪雷鸣，直至第二天太阳升起，才渐渐消失。
　　那时岸上好奇的人，也曾划船，往蜡烛燃烧，明亮的地方去过，但每次都是无功而返。岸上的人明明看到，小船已划到蜡烛燃烧的那个地方，但划船人回到岸上，一问，都说是“到近前什么也没看见。”
　　那暂，没有手机，也没有对讲机，无法岸上指挥，也无法通讯联系。几百年来，不知这样试过多少遍，结果都是这样的千篇一律。
　　还有传说，距今也只有七八十年或更多一点时间，波罗湖干了，长出满湖面的大白菜，到秋，这菜又大、又嫩、又脆，附近百姓就车拉肩挑运回家，直运了一秋半冬，也没运完……
　　在那前后的年代，还长出过一湖的苘麻，也是百姓纷纷收割回家，或成麻、或成绳、或织出麻袋卖出或自用。
　　这湖至今还出产工业用硝、工业或食品用碱。六七十年前，远近的人们还到岸上搭窝铺，砌锅灶，在这里熬食用或工业用盐，有的熬盐人，在这窝铺里一住就是几年或十几年，以熬盐为业。其中也不乏无家可归的人或远来的逃犯。
　　后来，也就在一九五零或五一年以后，祖国全面解放了，繁荣富强了，兴旺了，海盐投入了这里的商店、供销社和其它市场，熬了多少辈子“土盐”的故事，才退出历史的舞台。
　　旅游的目的地还有五台山，这个五台山可不是山西的五台山，而是波罗湖西岸，山中的一座有五阶台阶的小山。
　　五台山由五阶如台阶的山坡组成，从山脚到山峰，海拔不过千米，但五级阶梯，间隔匀称，间距不超百米，横南北，坐西朝东，北携山湾儿，南指土庙子，傲显威风。
　　期间榆、杨两树种相搏，也有垂柳，但不见挺拔，松柏数量极少，多有山杏成片。时值初夏，果实虽未成熟，但也既酸又甜，常有人们，特别是妇女，成帮结伙上山采摘。树间多有牵牛、马莲、榛棵子、狗尾巴草，在一片片菅草坪中，自由横生。
　　牛、马、驴、骡、羊群，在山腰戏耍，时有牧笛悠扬，衷曲纤长，把个小小五台山塞得流满，装点得既清秀醇香，又热闹非凡。
　　今天，儿童节的日子里，我们的旗帜，我们的锣鼓，我们的号声，我们的歌唱，又有孩子们或远或近，二人成对，三五成帮，八九成群，在山沟或山梁，窜来窜去，蹦蹦跳跳，渲染了这山的清，水的秀，一幅山水、人物美景图，浑然天成。
　　湖光、山影，天工巧合，构成湖呈剔透，山现玲珑。
　　孩子们穿红挂绿，舞动着彩旗，玩儿得开心，玩儿得尽兴，从湖边到山脚，如一条七色缎带，又像一座盛装索道或桥梁，为节日的波罗湖与五台山，增光添彩。
　　同学们有采山杏的，有找宝的，也有到湖边找野鸭蛋的，个个忙着累着，满头大汗，有的背上的背包，由始至终没摘下来过，中午饭都没顾得上吃。
　　那时没有麦克风，也没有扬声器、更没有摄录和大喇叭，若是今天该有多好。
　　下午三点，鸣金收兵。决定文艺节目回校后明天演出。
　　原班队伍，集聚波罗湖畔，五台山下，清点人数、物品后，扬起大旗，排开凯旋的队列，唱着歌，细数一天的收获，起步返程。
　　六一过去，再有一个月，就进入总复习。那年月儿考初中，比今天考大学还要难上多少倍。常常是十取一、九取一，或八取一。
　　一个中学的学区范围内，常常是，上游就有五六十个班的六年毕业生。就算五十个班，每班四十人，这两千多人竞考一个中学，最多能招收四个班，才二百人，还不是十进一吗？
　　一九六五年的暑期里，我终于盼来了“十进一”的录取通知书，通知书上用烫金仿宋体印着“入学通知书”五个大字，末了在年月日上面盖有“农安县第七中学”的公章。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一刹那，是我十四岁以来，第一最最激动、最最幸福的时刻。我想在第一时间，把这么大的好消息，报告给徐老师。但她已回九台休暑假去了。
　　我就捧着通知书，念给爸爸妈妈听。哥哥姐姐，嫂子，都很高兴，两个小弟弟更是手舞足蹈。
　　
　　三
　　一九六五年暑期过后，开学就上中学了，这个暑期过得很愉快，也很漫长。意识到了盼望的日子里，那种煎熬、幻惑与憧憬的感觉。
　　梦里常常在三盛玉中学的校园里，听到一排排玻璃窗里传出朗朗读书声，和校园周边的榆树、杨树，还有哥哥姐姐们说过的，长出蜻蜓翅膀的玻璃树，与篮球场、排球场、足球场。
　　这个暑期，我做过很多的梦，都是那么惬意，那么美好，那么开心，那么浪漫，那么地让我，不愿醒来。有时翻了翻身，也不想睁眼，把醒来的意识压得低了又低。想尽量地重新入睡，去寻找，去接续那甜甜的梦。
　　一次，梦中进入了学校的航天实验室，驾起了一架喷气式战斗机，拉起引擎，飞上蓝天，就不用说，简直了，无法形容。在天空中俯瞰地面，见到的是起伏的山峦，咆哮的大海，还有在我身前身后的白云，头上八月的骄阳，是那样的比以往更娇艳，更美丽，更炽热，更明亮。像是离我很近很近，又好像是伸手就可以揽在怀里一样。
　　阳光是那样的柔和可亲，像是在抚摸我的胸怀，我的腰身，我的面颊，我春意盎然的心。
　　其实明知道，一个中学哪有什么航天实验室啊?都是听哥哥姐姐们说的，就张冠李戴地，胡乱安排在梦里。
　　只不过是体味着幸福的感觉罢了。
　　这个暑假，我开始少出家门了，有点儿大人的样子了。考上了中学，生怕东游西逛的，让人看好像臭显似的。尽量避免露出沾沾自喜的表情。但心中的喜悦，实在是按耐不住。时常在背地里偷偷地笑，有时还笑出声来。
　　我一向不懒惰，接到考上了中学的通知书后，就更加勤快了，每天帮妈妈摘菜，洗衣服，喂鸡喂鸭，有时还帮妈妈做饭、做菜。
　　也想帮老爸一把，但他的忙我是帮不上啊。这时老爸已经是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了。我只能够他在家吃完晚饭后，给他捶捶背，揉揉腿脚，还十有九回遭到老爸的拒绝，常常是：“去吧，那能当个啥事儿，还不抵我自己多活动活动呢。”
　　眼看要到九月一日开学的日子了，妈妈就开始张罗。几次见老人家，一提到我要去住校了，就眼泪止不住地偷偷往下流，每次我都装作没看见。可是，妈妈的泪水，也每每勾起我对家的眷恋。开学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我不愿离开妈妈，不愿离开爸爸，还有我的姐姐，两个小弟弟和大嫂。此情景，每次都要泛起对徐老师的思念。
　　这是小学时期的最后一个暑假，过不了几天，就离开我的母校了，感到徐老师是那样的厚重、温存，和蔼、可亲，常常唤起我对她的缱绻与依恋。
　　我多次独自地，走进相伴六年的校园，用手拍拍操场上，我曾在多次集会和做间操时，登上去过的讲台，深情地一次次抚摸飘着五星红旗的旗杆，看看那一棵棵的树，那一片片的花，那一排排的教室，一列列明亮的玻璃窗。
　　每次都要到我学习、生活过六年之久的教室门前，或隔着三毫米厚的玻璃窗，往里张望。看着我坐过的课桌和坐椅，不止一次，不由自主的眼泪，不知不觉地从眼角，通过面颊到嘴边，又到下颚，扑簌簌地流淌。
　　低头看看胸前，想起我佩戴过六年的红领巾，看看我的左肩，仿佛我的胳膊上还佩戴着，那白地红绣的三道杠。
　　噙着眼泪，低下头去，看看地下铺设不知多久了的青色方砖，抬头看看校园上空的一片蓝天。高处时有飞鸟掠过，身前身后紫燕呢喃。校园此时是那样安闲、静谧，尤其每日的清晨，总是充满甜兮兮的沁人心脾的空气，即使傍晚，那微微的薄雾，如云如烟，润泽你的手脚、嘴脸，虽是穷乡僻壤的边远农村，这雾霭缭绕的校园，也曾唤起我对课本儿里描述过的大山、江河、湖海的遐想。
　　每次临走出校园，我都要摸一摸大门前玉麒麟的腿脚，心中暗暗地说，长大了我要像你一样，给人们创造福祉，带来吉祥。
　　时间无论怎样漫长，总是在行进中。八月三十一日，我与另两名与我同时考入的同学，一起去三盛玉中学即农安七中报道。每个人都扛着一卷小行囊，里边少不了被褥、牙具、书包，条件好的，还要带上几件换洗的衣服和一些生活用品，诸如玩儿的球类，脸盆支架，或大一点的拎包、晾衣绳等。
　　从我家到七中只有十多里，但那年月用车用马都很费劲，因在集体，各家各户没有支配权。
　　通往七中的是一条沙石公路，这条公路在我没出生前，就不知已经存在了多少年，路面平整结实，足有八米多宽，路两侧是半米多深的壕沟，沟里有水有鱼，清澈见底，小鱼儿如梭畅游，在阳光下闪烁着金光银光，两侧的草丛中，有稗草、蒲草、蓑衣草，有红眼儿巴、小叶樟，还有一米多高的芦苇和苜蓿草，底部是三十公分深的清水，水中有鱼，大的鲫鱼半斤多重，小的无法细数。附近百姓三三两两披着蓑衣，戴着草帽，挑着鱼筐，拎着须笼，每当太阳落山，就钻进草丛，窜来窜去，或打开手电，或挑起灯笼，选择鱼多的地方，埋下须笼。
　　须笼是用榆树条编织的一个圆筒，一头粗，一头细，细的一头约小碗口粗，是用来扑了鱼后，将鱼倒出的出口；粗的一头，从口部往里越来越细，编进一节漏斗形状的“倒须儿”，鱼从这里进去，就“请君入瓮”了，想出就出不来了，细的那头已在埋设时堵死。
　　须笼在有鱼的地方埋设一宿，或一定时间，鱼进得差不多了，捕鱼人就将须笼端起，把细的一头堵塞的草团子拽出，这满满的或不满的须笼鱼就倒出来了。
　　我也随爸爸到这捕过鱼，不过次数很少，因为这不是女孩子的活。哥哥、弟弟常来，每次都是满载而归。
　　这天下午四点钟到校，因为七中离我家不算太远，又因哥哥姐姐都是在这念的初中，对于我来说，还算熟悉。
　　这之前我也来过，所以，从家到七中的路，走起来就没那么紧张，和伙伴儿们边走边玩儿，比起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心里轻松多了。
　　七中的大院子足有八百亩，东西八百米，南北千米有余，走起来二里多地。坐落在三盛玉镇东北角的一个小鼓冈上，地势明显的高，站这里往下看，小镇的商铺、买卖、作坊，那可真的尽收眼底了。
　　校门朝南，门口宽十二米，两边门桩高四米，用红砖砌成，八十厘米见方，白色瓜子儿石贴面，顶部，五毫米厚玻璃“坐斗”式灯箱，内装五颗炽光灯泡，呈虎蹄形。一点儿五毫米厚铁板焊的大门，高两米，两扇对开，两门下角，各安装一铸铁脚轮儿，滑动在弧形轨道上，门面用黑色亮油喷饰，迎着太阳，光芒四射，灿烂耀眼。
　　门桩以上，是一条宽达一米五十，长十米有余的横匾，匾额上骄傲地用王羲之行书流体镶嵌：“农安七中”四个大字，笔画粗细在一尺或八寸，突出牌匾版面二十公分，每字占匾面一米二十见方，字，空心铜铸，流金抛光，远远望去，如八九点钟的太阳。
　　走进校门，是一条由南向北，足有十五米宽的中央大道，道两旁是一溜溜红砖青瓦起脊排房，这就是教室。大约北行五百米，再往北就是东西垄向的农业基地，可耕作面积不少于三百亩。
　　新学期已经开始，又有三百多新生入学，学校提前准备了一周时间，安排报到、登记、班级分配、宿舍分配等事宜，又换餐券，又以图版指示校内外环境。
　　校园内外不只一处，扯起红地儿黄字大橫幅标语，上写着“欢迎新同学入学”，或“向新同学致敬”、“新生是我校的生机”、“新生是我校的未来”等。
　　九月一日上午，发放教材，下午让同学们自由活动，买一买纸、笔、本儿和一些生活用品。
　　那时，物资很便宜，但受三年自然灾害影响，物资供应不足，质量也很差。我与我们一个屯儿的，这次又分到一个班的同学于书云一起上街，买了些当用的东西，书云和我买的东西都一样。唯独不同的是，我另多买了一本儿精致的红面白纸绿格日记本，本宽十八公分，长二十五公分，上面烫金“日记本”三个大字，准备下周回家，带回去赠给徐老师，我与于书云都分到了一年三班，班主任是一位四十多岁的男老师，叫李春芳，是本乡本土人，伪满国高毕业，已经从事教育十八年，建国前参加工作，教过村小，以后调中心校，一九五六年成立农安七中，又调到七中任教。
　　李老师个子不高，脸微瘦，高鼻梁，一双不大不小的眼睛，炯炯有神，总是不停的转动，显得特别的机灵。
　　听大年级同学说，李老师非常正统，也非常严谨，说话、办事一字一板，从不含糊。他的课你必须专心，稍有疏忽，当堂不过关。
　　在李老师自我介绍时，他反复强调：“我是你们的班主任，也是你们数学课的科任，”还说：“你们都刚刚离开家，大多数没出过远门儿，有事多多和我联系，把我当作你们的父亲，也可以把我当作你们的母亲。”
　　后来，我们对李老师知道的就多了。由于他教学认真、努力，教中心校毕业班时，每年的升学率都居全县之首，所以，一连几年的模范教师，但由于家庭出身“成分高”，就只能走“白专”道路，没当上过领导。
　　九月二日早自习，我与书云一进教室，她就扯了我左衣角一下，小声说：“哎，你看那。”我往左一侧头，见她脸朝黑板南侧，用下颚指了指，随着她的下颚，我发现一张八开大纸上，用毛笔写的“班委会”三个大字下，“班长杨惜梅”，我一愣，想：“谁选的呀？”
　　正在我心里有些莫名其妙时，李老师走进来，对全班同学说：“耽误大家一会时间，公布一下这学期我们班的班委会。”说着就转向那张“班委会”组织表，用手指着宣布“班长杨惜梅”，就在我愣神儿的刹那，李老师朝着我叫道：“杨惜梅到前边来，和全班同学见面。”
　　我走到前边，给老师敬过礼后，面向全班同学，给大家深鞠了一躬，行了个大礼。李老师又接着宣布：“副班长，郝运来，也到前边来……”接着，学习、组织、生活、文体、卫生、劳动各委员，都到前面和全班同学见面。
　　我们班六十多名同学，来自万顺、杨树林、三盛玉、永安、四个公社，还有几名同学来自前郭尔罗斯蒙族自治县。
　　接着，李老师又向大家宣布：“今后大家有事，就与班委会联系，中学生了，不能像在小学时那样了，要锻炼自己的独立能力，和与大家和睦相处的融合能力。”
　　“今后，咱们全班就是一个大家庭，有事就找我这个家长，我不在就找班长，找各委员。”接下去就把各委员的工作范围，向全班同学公布了一遍。还说：“有时，班长或委员比我权利都大，比如，评优秀，评三好，就由组织委员，评助学金，就得由生活委员，评选文艺、体育优秀、得奖，就得文体委员，”并提醒大家：“班委会可不能小瞧了啊。”
　　一经当了班长，就要尽心尽力，把这个班搞好。我暗下决心，一定让我们班，在学习、生活、卫生、团结、劳动等各方面都搞上去，成为全校，最低是我们一年段，先进班。这么想的，我也是这样做的。
　　六三年春，毛主席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那正好是我和几位小伙伴儿在照顾孙大娘的当口，曾轰动一时，还参加过县报告团，对我是个很大的教育和影响。现在，孙大娘她老人家走了，但学雷锋做好事，利于社会，利于公众，为人民服务的事还很多很多，我们要像雷锋一样，全心全意为人民。
　　班委会组建一周，开学仅十天的周六下午，我就和副班长郝运来研究决定，周日先小范围的上街，帮各单位扫卫生。
　　小范围，就是我们班委会几个人，先来一个试点性行动。班委们都很赞同。
　　周日，学校食堂开饭比平时稍晚，由于班委几位同学这是第一次行动，对于某个人，或许是出生以来的第一回，所以，大家都很认真、很重视，就一致决定，早饭前行动。
　　学校食堂贴出通知，“周日、节假日，每日两餐，早九点开饭，晚三点开饭。”这显然是对我们新生昭示的，今天，我们班委会的同学，都起得比较早，六点钟就集聚在教室门前，有的班委同学说：“四点就醒了，再也没睡着。”也有的说：“昨晚就惦心这个事，想一步步该怎么办，一宿都没睡实成。”
　　的确，新的环境，新的事件，新的理念，新的感觉，燃烧着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身心，我们跃跃欲试的企盼与热情。
　　是天真烂漫的积极态度，催化着稚气尚存的猎奇心里，是童心故作老道，还是要为社会，全心全意地奉献，连自己也说不清楚。
　　一种急于求成的感觉，险些让我们放弃了今日的早餐。这才发现，郝运来是一个细心的人，在我们临出发时，路过学校刚刚开门的大食堂，他就跑过去，向厨房师傅请了个延时假，说我们八个人，或许得十点回来吃饭，但没有说去干啥。
　　那是个集体的年代，凡是“公”字头的单位，即百货或粮油等，都要八点半钟开门，遇周日、节假日，干脆就关门休息。但也有些诸如修理、小吃、杂货铺、理发、小卖店，等疑似私字头的，虽节假日，还是早早上班。
　　我们七点走出学校大门，到正街已是七点半钟，有的买卖已经开门。
　　我们今天的行动，项目单一，很大意义是“初试”，就是帮街面单位打扫卫生。
　　有些商铺还没开门，就拣开了门的商铺进，我们也知道，凡事，都有第一次，头三脚难踢，需要摸索着前进。走进一家小吃部，由我说明来意，一位服务员很不满意的说：“我们饭店最注意卫生了，给我们扫卫生，那不是扫我们的脸吗？”
　　我只能好言相劝:“你们饭店卫生很好，但我们是些一年级的中学生，刚从家门出来，没经验，挑卫生好的来做，是在学习和锻炼，更重要的是，向大姐或阿姨们学习的，学习你们的服务，学习你们的管理，学习你们的作风和思想。”
　　服务员大姐见我们很诚恳，再加我们对他们卫生的肯定，就向里间喊了声：“经理啊，一帮中学生给扫卫生来了，说是学雷锋做好事。”经理搭言问：“咱们还用人家给扫卫生吗？”服务员回说：“我说了，但他们说，挑卫生好的单位做，一是学习，二是锻炼。”经理在里间哼了一声，说：“那就让他们擦一擦玻璃吧。给他们点儿学习、锻炼的机会。”
　　我们听了都很高兴，还没见到经理的面，就异口同声地喊：“好的，请经理放心，我们一定做好。”
　　说着，我们打水的打水，洗抹布的洗抹布，郝运来等男生就上了窗台。
　　这时经理像看见了似的，在里间喊：“是不是上窗台了？可要注意安全啊！”
　　我们又是异口同声地答应：“好的，谢谢经理。”
　　时间不大，也有两个多小时，我们看看挂在窗子对面，北墙上的大挂钟，时针已指向了十点整。
　　旗开得胜，让我们忘记了劳累，小小的成就感，化作微笑，化作幸福，浇灌着我们的成长，铺设着我们美好前程的路。将要鸣金收兵前，我习惯地说：“伙伴儿们，要做就得细，就得好，检查一下，有没有漏洞。”
　　大家都手里拿着抹布、刷子或小瓦铲，歪着头，对着这四口八扇、二十四块玻璃，另加，每窗口上的一横条亮子，共二十八块，仔细的查了又查，看了又看。有一点污痕，或一点模糊，都要擦了又擦，抹了又抹，蹭了又蹭，直至大家，都露出满意的笑容。
　　郝运来等几名男同学，还隔着玻璃，顶鼻子，对眼睛，互相地亲呐，吻呐的，贴面作鬼脸等。像品尝自己酿造的美酒一样，享受这第一次的甘甜与喜悦。
　　活动的范围渐渐扩大，从班委会扩大到各小组的组长，又发展到志愿者。就这样，到年末，即形成了全班行动。
　　当一种事物形成规模，就要及时地作出适当地规范，要有规有法，有距可导，有章可循，理顺程序，修补缺失，堵塞漏洞，走出一条既平凡又平坦的路。
　　到年终，我们班已经有组织，有规律，有成效地对街面几家商铺、店馆，以及客运站、卫生院等，形成了不成文的，卫生包保“约定”，基本上每隔三周，循环一次。
　　底子打好了，规律形成了，我们隔周一次的工作也很得手，时间长了，和各单位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受到社会的认可和赞扬。这项活动我们一直持续到念完初中，即使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也基本没有间断。
　　第一学期的寒假过后，开学已是一九六六年三月。这是一个万物复苏的季节，我也迎来了新学期的第一次好运：开学没过两周，时任校团委书记的张凤仙老师，就到班上直接找我，到她的办公室，我感到张老师很亲切，似乎很多地方，有着徐淑琴老师的影子，也是那么高的个头儿，也是那么油亮飘逸的秀发，也是那么笑容可掬，所有的区别，只是张老师比徐老师略显年轻。
　　“你还出席过县报告团呢吗？”张老师问，“小学时就有过这么过硬的事迹，很了不起呀!”张老师接下去说。
　　“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过去的成绩是现在和未来的良好基础，自去年考入咱们学校以来，你又发扬光大了，做得很不错，”张老师说：“杨惜梅同学，你们班学雷锋见行动，为街上几个单位搞卫生的事迹，校团委很重视，准备进一步总结，拿出肯定性意见，发扬光大，号召全校向你们学习，掀起全校范围的‘以一年三班为榜样的学雷锋见行动’”活动。
　　最后，张老师转个话题说：“准备五一前，在四个一年级建立班团支部，”又告诉我说：“你应该写入团申请了。”
　　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个做梦都在想往的希望，张老师说了，我非常高兴，很快答应。
　　我们班还有郝运来和另三名班委，与我同时写了“入团申请书”后，填了《入团志愿书》。
　　四月二十八日，校团委书记张凤仙老师，正式通知我们五个人，已由校团委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从这一天起，我就是团员了，在欣喜之余，不由地唤起我一些回忆和向往。
　　团员，是比普通青年更优秀的标志，在家时就听哥哥姐姐们常说起，团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此刻，我又在想像“一颗金黄色的五角星，在一环黄色的圆圈围拢下，镶嵌在一面鲜艳的、象征革命胜利的红旗上，由齿轮、麦稻穗簇拥，‘中国青年团’五个字的绶带，象征着共青团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团结各族青年奋勇前进”的徽章在胸前闪闪发光，该是多么的幸福、荣耀啊！
　　真的，就在这个五一国际劳动节之际，校团委召开了“庆五一新团员入团宣誓”大会。会上由团委书记张凤仙老师宣布，大会开始，接下来，是由校团委请来的，公社团委领导同志讲话，嗣后，张凤仙老师宣布：“下面由杨惜梅同学代表新团员发言。”
　　虽说事先张老师已通知了我，但也有点儿紧张。毕竟经历过“报告团”，所以，还是很快就平静了下来。
　　我的发言很简单，表述了团员在青年中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又向大会表了我今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决心。
　　宣誓由张凤仙老师在前，我们这批新团员随后，在主席台上，面向主席台后幕上悬挂的，左右两面党旗、团旗中央的巨幅毛主席像，由张老师带领，都举起攥紧拳头的左手，大声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守团的章程，执行团的决议，履行团员义务，严守团的纪律，勤奋学习，积极工作，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会上，校团委书记张凤仙老师，又宣布了校团委“关于建立农安七中，‘一年一、二、三、四班’团支部的决议。”还宣读了校团委关于任命这四个班团支部书记的认命书。
　　我被任命为我班团支部的支部书记。
　　这一系列程序，有的地方有悖于团的章程，也许这就是战争年代组建方式的延续。会间，合唱了《接过雷锋的枪》、《唱支山歌给党听》和当时流行的苏联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
　　这次庆五一和新团员入团宣誓合并在一起。所以，一直是由校团委书记张凤仙老师主持，最后张老师宣布：“由校长刘焕义老师，做这次大会的总结讲话。
　　刘校长是一位办学多年的老校长，已年近五十，但始终如一的精神十足，勤奋好学，办事严谨，是农安七中的创办人。当初办校，白手起家，跑财政局、教育局，征地、规划、建筑，在一间临时的小棚子里，住宿、办公、就餐，一滚就是两年多。那时的建筑手段笨重，看着一栋栋的教室，就是一时半时不完工。农安七中建成后，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五年暑期，已向社会培养了，一千多名品学兼优的初中生，有的考入农安一高，有的考入农安师范或九台师范，有的考入其他中专，更大一批是走出农安七中大门，就直接参加了工作，有的当上了乡村小学教师，有的从事工业或卫生工作，大多是回乡成为有知识、有文化的新型农民。
　　刘校长的总结讲话，首先简单地介绍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来历和意义，他说：五一国际劳动节，源于美国芝加哥城的工人大罢工。一八八六年五月一日，芝加哥的二十万工人，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而举行大罢工，经过艰苦的流血斗争，终于获得了胜利。为纪念这次伟大的工人运动，一八八七年在巴黎举行的代表大会上，宣布将每年的五月一日，定为国际劳动节。”
　　讲话中鼓励全体师生，要珍惜这个伟大的节日，自立自强，努力学习和工作，以优异的成绩，为我们学校争光，为我们的民族与国家争光。
　　讲话还对我们团员，特别是今天宣誓的新团员，提出了殷切的希望。
　　这年的六月份，县委宣传部两次来人，与校团委找我谈话，还带来了我的，多年伺候孙大娘的事迹材料和在七中这一年来的表现，树我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和学雷锋标兵。发文号召全县青年向我学习。
　　树我学雷锋标兵有情可原，树我学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我感到有些牵强，但当时是轰轰烈烈地学习毛主席著作高潮，自然，我也按老师和校团委的指示，个人或与班级同学，学过几篇，诸如《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这三篇著作，后来称老三篇，不光读，我还能背诵得很流利。
　　学生得以学为业，当然也少不了一些必要的社会活动，这样可以培养一个人的适应能力，和为集体为社会，出以公心的道德情操。
　　在小学，一直到初中，我都是努力学习，每天五点钟起床是我的老习惯，时间长了，到时候就醒。这对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孩子，应该是件很难的事，但我自制力很强，开始时用闹钟，后来就形成了规律性的习惯。
　　我应学的课程，从不偏科，但由于班任李春芳老师教我们数学，我的数学课就突出了一点，上初中两个月，就担任了我们班数学课代表。
　　今年五月四日，县教育局举办的第十三届，初中一年级数学竞赛，我赛出一百分的优异成绩，获全县第一名，除奖杯、证书外，还得到了教育局长的接见，回到七中，又得到了刘焕义校长的接见与鼓励。
　　
　　四
　　一九六六年，是个很不平凡的一年。
　　我得了奖杯与证书，又荣膺积极分子和标兵的称号，但到下学期就有了变化，这个变化不只是我们学校，公社、镇、生产大队、小队，乃至全国。广播、收音机、报纸，报的内容也大有变化了，街上还贴出许多大字报。
　　最初，我们学校还由长春市派来两名，叫文化大革命观察员的。这两位观察员，到今天也不知是哪一级，什么单位，哪个系统，代表谁进驻我校的。
　　这个暑假，过得很不轻松，家乡也在运动着，生产大队、生产小队，都抓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父亲是大队党支部书记，也打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后来就叫“走资派”。
　　父亲的罪名有三个，一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是地、富、反、坏、右的孝子贤孙，三是包庇重用阶级异己分子。爸爸压力很大，说：“这三个罪名可够喝一壶的了。”但有这三个罪名的人多了，也就不大在乎了。
　　起初，是在大会上提意见，后来，开大会时，让爸爸到前边站着去，叫做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斗争。
　　最后，给爸爸脖子挂上个“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大牌子。我看着爸爸被斗的样子，心里很难受，常常躲到一旁去哭。
　　晚上爸爸回到家，我就哭着问：“爸呀，咱咋的啦？”爸爸就面带苦笑地回答：“你爸还能咋的，犯病的不吃，犯法的不做，什么事也不会有的。”
　　爸爸接着又摸着我的头，轻松地说：“运动吗，就是这样，爸爸经历的多了，肃反、三反五反、整顿落后地区，以致社教，都是搞
　　清楚就完了。”“这次的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发动的，最后也还是不会冤枉好人的。”爸爸补充说。
　　我看着爸爸若无其事的样子，听爸爸说一些自我安慰的话，也感到心里踏实了一些。
　　暑期结束，开学上初中二年级了。这时学校就有一批学生，戴上了红袖标，上面写着“红卫兵”三个大字。就是这些红卫兵，夺了学校领导的权，刘焕义校长和党支部书记赵宇迪，都被打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靠边站”了。
　　校园里，教室屋里，教室外墙上，都贴满了大字报。内容大体都是给校领导提意见，后来意见提到各班班主任身上了，以致普通老师。不是当权派，就是反动学术权威，严重的还戴上了“牛鬼蛇神”的帽子。连我们班的班主任李春芳老师，也成了封、资、修的马前卒，推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黑五类”。到后来，还挂上了“特嫌”的牌子。说是在长春松北联中念的中学，该校的学生、老师，都是集体加入国民党的三青团。说李春芳是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
　　这时的课还怎么上了？由上到下统统称为“停课闹革命”。自然，我也在其中了。
　　由于爸爸是走资派，当时我没有入上红卫兵。
　　红卫兵的条件是要“根儿红苗壮”，也就是要父母、家庭、社会关系都没一点污点，那叫“红五类”。
　　团员、标兵、积极分子，演讲团，都不顶用了。
　　入不上红卫兵，戴不上红袖标，那些红卫兵开会，还不让我们听，红卫兵的一些活动，不让我参加，我实在是受不了，压抑、苦闷、简直精神都要崩溃了，一颗火一样的心，被冰雪所埋葬，阵阵作痛，眼泪唰唰地往下流，泪水是冰冷的，像是在我的脸上凝固着，视线极度模糊。
　　班长、团支书，甚至成了罪恶的名称，取而代之的是红卫兵战斗队队长、战斗兵团司令、红卫兵第几几纵队队长等，颇有些部队编制的架势。
　　除了大字报以外，就是每天在学校食堂屋里屋外，常常贴出的海报。这个时期的海报，严格说也就是公开的通知，特殊的年代，在前面冠以毛主席语录，就是政治号令了，人人都得听从，你要不听，就是对毛主席不忠。
　　如，前面的毛主席语录是“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后面是“几点钟，到哪里开批斗某某的大会”。你若没参加，就能上纲上线为“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反对毛主席”。
　　又如，要完成一项任务，前面就冠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毛主席语录，就不管你是否吃饭，是否睡觉了，要说点儿客观，说点儿理由，都是对毛主席不忠，严重了就是反对毛主席了。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毛主席语录常见的有“世界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能温良恭俭让。”“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
　　那个时期人们的精神可以说是高度紧张，这海报天天有，还不只是一张两张，有活动的革命组织还不只是一伙两伙。
　　海报的内容常常是“定于某日某时在某地，召开批判斗争‘走资派某某某’，或批判斗争‘反动学术权威某某某’，或批判斗争‘牛鬼蛇神某某某’或批判斗争‘什么什么份子某某某’大会，望广大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参加。”
　　落款都是，某某造反兵团，或某某造反司令部，或红卫兵某某纵队、某某支队等。现在听起来好笑，你可知道那个当时吗？谁见到还不望而生畏啊？
　　那时不是革命小将就是造反派，造反指的是造资本主义势力的反，挂不上这个头衔儿的，就是革命群众。
　　我多次申请，后来，这红卫兵的神秘感也稍有淡化，经兵团司令部再三研究，决定吸收我参加红卫兵，但要求我，必须和走资派的父亲划清界限。
　　我是在父亲是冤枉的，李老师是冤枉的，刘校长、赵书记是冤枉的的心理矛盾中，加入的红卫兵。那时年纪小，一是赶时髦，二是不受歧视，三是找一点慰籍。兴趣儿、打算、目的什么也没有，更不用说什么野心了。
　　虽然也加入了红卫兵，但情绪始终很低落，整天惦记着爸爸的事，不能常回家去看看，又不方便打听。所以，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以往的欢快、以往的精神、以往的歌声、以往的笑声，都荡然无存了。我常常呆若木鸡，说话、办事，连对同学的称谓都很谨慎了。
　　这时的刘校长、赵书记，已经被革命小将，各自关进一个教室“停职反省，交代自己的反革命罪行”了。连校团委书记张凤仙老师，也已被批斗几次，她的问题是“阶级路线不清”，说她发展的团员中，有的是地、富、反、坏、右份子的子弟，又因校团委里有一位委员的舅舅，家庭出身是富农，张老师又多了一个“包庇重用阶级异己份子”的罪名。
　　批判斗争张凤仙老师的大会上，让她交代发展地、富、反、坏、右子弟入团是什么目的，竟扯上了“培植自己的反动势力，伺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以实现篡夺红色政权的狼子野心”不沾边儿的罪名。后来我想起此事和此情景，心中感到好笑。
　　所说的地、富、反、坏、右，就是当时的政府和群众，对一部分人的管制，而给这一小部分人，定的罪名。这些罪名加到这部分人身上，叫做“戴帽”，戴上地、富、反、坏、右帽子的人，甚至就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不可以当领导，不可以当模范，不可以参加工、农、商……等等一切一切的管理，更不能入党入团。说到底，只有老老实实干活的义务，没有任何权利。他们的家属、子女、亲戚都受到株连，也被定为社会关系复杂，而不得重用。
　　地，即地主份子。就是刚解放时，土地改革斗争中，根据农户拥有土地数量而定的。各地也不一样，有的地方全家人口，每口人平均占到八亩地，就化为地主家庭。还有的地方，须每口人均到一垧或两垧才够上地主家庭，这个家庭的当家人，就被定为地主份子，戴上份子的帽子。
　　富，即富农份子。是指当时拥有的土地数量不够地主标准，但家里有钱，钱的人均金额，达到化为富农标准的，就定为富农家庭，这个富农家庭的当家人，就被定为富农份子。和地主分子一样，也得戴上份子的帽子。
　　反，即反革命份子。是指被查出当过土匪，遗留下的国民党军队连级以上军官，或国民党、三青团骨干，伪满残余，还有国共战争时，给国民党效力的人，也包括日本统治中国时，帮鬼子干坏事的汉奸等，都定为反革命份子。戴上反革命份子帽子。
　　坏，即坏份子，是指偷偷摸摸，屡教不改，打仗斗殴，装神弄鬼，赌博、强奸，以致有过其他危害社会罪行的，就给戴上坏份子的帽子。
　　右，即右派份子。是指我们党在一九五六年，提出的双百方针中，有过激言论，被定为有反党言论的人。多数是在知识界或意识形态领域的人。也有的是在领导层，甚至有中央一级的，我们在乡、镇、农村，看到的就只是教师等，打成右派，戴上右派份子帽子的。
　　这五种人，统称五类份子，以后就不提右派份子了，改为四类份子，即地、富、反、坏。但在我们那里，右派仍在管制之列。
　　张凤仙老师，因只是个团委书记，在一个中学里，也算不了主要领导，所以，批了几次也就算拉倒了。以后就和普通老师一样了。
　　运动不到半年，校长刘焕义，因承受不了一次次地调查、审问与批斗的心理压力，乘看守他的红卫兵小将不备，逃出关押室，投井自尽了。后事只有家人自己处理，帮忙的人都没有，生怕牵连上。说肯定有重大现行罪恶，革命组织将其定为，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反革命份子。
　　运动进一步深入，到七月末就有消息说，毛主席就要在北京天安门，接见我们红卫兵小将了。同时，全国的红卫兵小将，也将掀起，革命大串联的高潮。
　　我们学校的红卫兵，闻风而动，积极组织队伍，举起“向毛主席致敬”、“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标语牌，开始是徒步行军，意思是，学习老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革命精神，后来，也坐了汽车、火车，向北京进发了。
　　当时的情景我历历在目：自愿组合成一个队伍，坐车不花钱，吃饭、住宿有红卫兵接待站。就凭我们在学校开出的一张介绍信，吃的竟是馒头、大米饭，住宿统一安排，条件还不错。
　　八月的天气，不冷不热，吃得好，住的好，再加要见毛主席，革命热情高，别的就什么也不顾了。
　　大串联临出发前，也不能不惦心老爸呀，就回家住了一宿，见老爸各方面都挺好的，走资派也没人揪没人斗了，只是支部书记的权被造反派夺了，无官一身轻，也不去大队了，天天到生产队干点活儿。
　　老爸从来就是人缘儿好，队里安排他看生产队大院，这就是个呆着的活。我每次回家都嘱咐他，别多管闲事。
　　党支部办公室已经由“贫协”和“造反大军司令部”占领了，原来挂了多年的“中国共产党农安县永安公社委员会先锋大队党支部”的竖条双行刻字牌匾也被“农安县永安公社先锋大队贫下中农协会”和“农安县永安公社先锋大队红色造反大军司令部”两块横幅匾额所取代。
　　两块横额各长足有十五米，宽也有一米八到两米，横向两层架在原党支部办公室的房前檐之上，一进院，就给人一种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的感觉。
　　我们串联的队伍，共十八人，有二年级，也有三年级的，我这年虚十五岁，是比较小的，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们，一路没少照顾我，我的个子也不高，他们都叫我小不点儿，总怕我走丢了。但我很自强，跟他们跟的紧紧的，有时上车，我还跑到前边去，给他们占座儿。
　　大串联，实在是大串联。一路上，每到一处红卫兵接待站，都一遇就是好几伙。
　　我们从三盛玉徒步到农安，在接待站，随别的串联队伍，一起包大客到长春，这时，农安到长春还没通火车呢。这汽车的大客，我还是第一次坐。觉得真舒服、真快。
　　到长春，大客司机就把我们直接送到接待站，还说：“你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我得好好为您们服务啊。”又问：“是不是要去北京见毛主席啊？”
　　我们骄傲地齐声回答：“是啊。”
　　他又说：“要是和毛主席握着了手，回来一定还坐我的车，我也和你们握一握，分享分享幸福。”
　　我们都笑着答应。
　　长春是吉林省的省会城市，曾是伪满时期的“新京”。也是个美丽的文化名城，拥有数十座名牌儿大学和大专院校；也饱含着日本侵略中国，奴役中国人民的辛酸血泪。
　　我们都要求在长春多看一天，走一走，参观参观吉林大学、地质宫、白求恩医科大学、汽车厂、长影等，还想看看日本时期的关东军司令部和伪皇宫，还有南湖、净月潭、人民广场、斯大林大街和苏联空军纪念塔。
　　都是这些年来在家或在学校，听大人或同学说过，还有的是在书本儿学过或看过的。大哥杨喜雨，曾在长春地质学院读过书。
　　大家的要求，得到了自然形成的领队，钟秀兰同学的支持，她说：“行，不耽误见到毛主席就行。”我们听了都开心地笑了。
　　钟秀兰是个开朗的女孩儿，仅比我大两岁，就像比我大过多少岁的大姐姐一样，一路上如母亲，又照顾这，又照顾那，又顾这个，又顾那个的，总是张罗在前，吃、住在后，常常得不到休息。
　　钟秀兰同学我们都叫她钟姐，一米六五的个头儿，黑黑的眉毛，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一笑俩酒窝，面容和善，总是给人一种和蔼可亲的感觉。说话快，办事麻利，我一想家，或有别的不顺心的事，就凑到她跟前，也不用说什么，看到她笑容可掬的神情，就一天的乌云全散了。
　　我们在长春逗留了两天，走马观花，又紧张又疲惫的，才看了一半儿，使我最有记忆的，是大哥念过书的地质宫，简直像教科书封二彩色插页的天安门，看时也有人说：“这就是仿照天安门，小鬼子建造的。”也有人说：“还有地道呢，直通伪皇宫，小鬼子野心可大了。”
　　地质宫，有像天安门一样的城楼，主楼两侧有佩楼。主楼整设为五层，占地三万平，钢混结构，重檐大屋，琉璃瓦盖顶，碧绿苍翠。
　　主与佩，前墙后墙、左山右山、前檐后檐，雕廊画壁，古色古香，高低、宽窄、长短错落，红、绿、黄、蓝、黑、白纷呈。
　　楼前有东西走向马路，中央设宽敞的南北大道，大道穿越空阔的广场，南望新民大街，东西与解放大路贯通。
　　主入口，屋檐分两层，朱红明柱各六根，门前伸延高大台阶，三层二十一蹬，左右金龙蟠玉柱、狮子滚绣球各一对，两侧汉白玉雕花栏杆，观礼台可纳千人。
　　台阶下栽植青松，松下，花草丛生。楼前广场，东西宽近五百，南北长千米有余，占地约五十万平，供三十万人活动。
　　内楼设中央大厅，正中央处，悬挂郭沫若所题“地质宫”三个大字匾额，故称其地质宫。
　　该宫殿建设，是长春市，第一座超大型仿古建筑，也是该市当年城市建设的标志。
　　斯大林大街，是长春市区的主干道，北起火车站前的站前广场，南至工农广场以南，全程十几公里，是长春市乃至亚洲最长的街道，其宽度能容六排汽车，加两侧绿化带与辅道，至人行路，宽可达五十米。
　　路两旁有胜利公园，儿童公园，吉林大学，财贸学院，五商店、二商店，市人民医院等；街路上又有站前广场，新发广场，人民广场，解放广场，自由广场和工农广场等六座广场。
　　人民广场是市区最大的广场，纵横各百米有余，占地足万平方。多条马路通向市区各个方向，如一枚多级开关，是长春市真正的交通枢纽。
　　广场中心，铺设多条甬道，甬道与甬道间，是齐排排一米高的榆树隔墙。外缘随广场圆形一周的柏树，像一只只企鹅比肩而立，又像一排排哨兵，迎风傲雪，默默地守候。最外一圈，是苍翠葱茏的古松，枝繁叶茂，覆盖六米开外。
　　广场外沿，铺设一圈花岗岩边石，高八寸，厚六寸，长一尺二寸。圈内称广场，圈外则是绕广场四十多米宽的环形马路，再外，则是八卦形平坦大道，通往东、西、南、北，东南、西北、西南、东北市区各方向。
　　路边石与广场内绿地接壤处，有隙米二，用塑料花盆儿栽植草本一年生花卉，整齐覆盖，突出地面不足半米，鲜艳夺目。
　　八月，天高气爽，花朵在绿叶簇拥下，五彩缤纷，争奇斗艳，玫瑰紫红，牡丹粉白，马兰湛蓝，又有芍药、月季、杜鹃，花朵形态各异，散发出扑鼻而又沁人心脾的芳香。
　　广场圈内圈外、中心，安装各式各样灯饰，有方形，有圆状，有形似彩球，有形如葵花，也有一组三灯或一组五灯的组合，美观明亮。
　　灯杆银灰，根粗四百毫米，五至六米高处仅二百毫米，呈拔稍形，上部据灯形分叉，有形如蜘蛛，众小围一大，有形如悬垂，珍珠倒挂，也有日照中天，更有月羞云崖。
　　灯下常常是，二人或三至四人宽敞大方的条椅，供游人小息，也偶遇情侣坐在椅上，说笑、攀谈、戏耍。
　　广场中央是苏联空军纪念塔，塔高约二十米，塔身方形，有匾牌，位于南侧，从上至下，俄中两文书写，一行大字“苏联空军纪念塔”。塔下，地面起，第一层底座见方，南北、东西各二十米，一层向上至塔根平台，层层错落，共二十四阶梯，平台十米见方。
　　平台上常有人，或闲逸，或游者，或妇孺，或儿童，抬头仰望，以示纪念、尊敬。
　　围地有射灯数束，夜里发出耀眼光芒。
　　斯大林大街的建设，先后经历百年，几个不同的历史朝代。据考证，最早见于清光绪三十三年，即公元一九零七年，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我国东三省，曾先后命名为长春大街、大同大街等。据资料介绍，日本人在建大街时，强占了很多百姓的土地、房屋，曾有百姓为日本强占所逼，自杀身亡。
　　抗日胜利后，苏军进驻长春，在人民广场中心，修空军纪念塔，把这条街更名为，斯大林大街。
　　在长的两天中，对于我来说，是初谙世面，大开眼界。在农安见到了电灯，长春见到的这些，更使我终生难忘。听说该看的多了，由于钟秀兰大姐一再强调，不能耽误见毛主席，就在第三天，这回是坐火车，去北京了。
　　“去北京”，“见毛主席”，这样的词语让我无比兴奋，每每提到，真的就热血沸腾了，心里美滋滋，乐悠悠的。
　　长春的文化大革命，搞得比三盛玉激烈上百倍，大字报满大街，大标语横七竖八的，比我们学校多得多了，并且，提到的人物都很大，竟是我们听过的，还有听都没有听过的省委书记、省长一级的。
　　这儿的场面大，人物的罪行，也是我们在学校没听到过的，什么叛徒啦，什么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啦，还有台湾国民党在大陆的建军啦，等等。都是些新鲜又不懂的罪名。
　　大街上的大字报，也比三盛玉那小地方的水平高，有一些是带漫画的，还有一些人物的照片，也贴到大街上了。街上常常出现“游斗”的，被斗的戴着尖儿帽，胸前挂着什么什么罪名的大牌子，还用粗体大字写上被斗人的人名，人名上还打了红叉。后面是革命群众，小伙不下几十人，中伙不下百人，大伙可达数千人或更多。大伙多为大专院校，手里挥舞着旗帜，嘴上高喊着口号。
　　我们在长春这两天，每天看到不下几十伙。被斗者的尖儿帽，也形状各异，有粗有细，有高有低，高的竟能达两米，有的尖儿帽上写字，有的不写，但尖儿帽的颜色，通通都是白的。写字的无非是什么什么走资派、叛徒、特务等罪名，有的“特务”前还加了个“狗”字。
　　我看见一伙斗一个人的尖儿帽上，写着“狗特务王树林”，这个王树林，胸前挂的大牌子上，还画了一条狗在啃骨棒儿。只见那被斗的王树林，已是近八十岁的样子，得由革命群众搀扶着才能走路。有条件的团伙，还驾着大汽车，被斗人在车大箱最前边，保险杠处站立着，革命群众坐在车厢里。左右大箱板、后大箱板，前保险杠上，都用大白纸，黑笔写着“打倒什么”“打倒什么什么，再踏上一只脚”“让什么什么永世不得翻身”等。还开动了大喇叭，白天、夜里吵个不停。每“揪出”一个人，就由大喇叭报“好消息，好消息，某某某，潜伏多年的国民党特务，揪出来了！”或说是“国民党的建军司令、师长、团长、或营长、连长、排长”等。“被革命群众揪出来了……取得了又一个伟大的胜利……大快人心……”等等。
　　说不准是哪一天了，反正是八月上旬，这是一九六六年，我们自称十八勇士的串联大军小分队，离开长春，向北京进发。
　　日子多了，经验也就多了，这回知道到火车站坐火车了。红卫兵不买票，但没火车票还过不去检票口。我们就随别的串联队伍，从远离火车站一站地的小南，顺火车道线儿，溜进站台。还真有运气，竟坐上了去北京的六零特快。
　　大哥哥大姐姐们都担心我，可我偏偏要撵到他们前头去，抢座、占座。一眼看到了行李架，知道有用，也占了一截，包儿、兜儿，不够用，就脱下外衣，一占就是十来个座。他们上车时都哈哈大笑，说：“小不点儿啊，小不点儿，你都赶上地出溜儿了，抓都抓不住。”
　　在车上，都不甘寂寞，唱歌，讲故事。猜谜语，说笑话，大家在一起，就什么愁事儿都没有了。爸爸的事我也常常想起，但我知道，爸爸是个心宽，想得开的人，也就放心了。
　　大姐钟秀兰嗓子好，也会唱，是校学生会主席，又擅长文艺，一路上我向她学了《康定情歌》、和电影《怒潮》插曲《送别》，大姐半开玩笑地说：“小丫崽子，竟往情歌上用劲儿。”
　　我听了说：“大姐，我哪懂什么情啊理的呀！就是觉得好听。”
　　我们班的于书云，给我们讲《王小哭瓜》又讲《王小臥鱼》，都是些孝敬老人的故事，她说:“长大日子过穷了，妈妈要吃肉，，我就从身上割一块，给我妈煮上。”一个男同学问：“你属啥的呀？”，书云没好气儿地撞他说：“属驴的”，那位同学小声小气儿地说：“那给你妈吃的还是驴肉呢。”大家都哈哈大笑。
　　连说带笑，没觉怎么的呢，乘务员就报：“前方到站，廊坊车站，到廊坊下车的同志，请把东西准备好……”
　　这时，我们班的郝运来，站起来惊讶说：“哎呀，这不要到了吗，这火车趴着走还这么快，那要站起来走，不早就到北京了吗！”大家听了，哈哈大笑地说他：“你这个傻冒！”
　　当天到北京，下了火车，见人山人海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串联的红卫兵。
　　这也是头一回听到，这么多南腔北调的，看到这么多前奔儿楼后勺子的山东人、山西人、河南、河北、湖、广、四川人，上海、天津人，云南、贵州人，甘肃、青海人。
　　黑脸膛儿，红脸膛儿，穿红挂绿的，头上包着白毛巾的，脑袋缠着盘布的，穿长袍的，穿短褂的，还有，只穿一只袖，另一只胳膊袒露着的，大热天的还戴一顶狐狸皮的帽子，帽檐歪斜着。听人们说“这是藏族同胞”，又有头戴闪光的银色头饰，身穿七色彩织的女孩儿，说“这是苗族”，又有蒙古族、朝鲜族、还有把头发辫成足有二百根小细发辫的女孩儿，说“这是维吾尔族”。
　　说吴语的、说粤语的、说闽南话的、说客家话的，也有说广西白话的，等等，但最多的还是普通话。见世面，见人面，让我目不暇接，耳无闲隙。眼花缭乱。好一幅“全国各族人民云集北京活画图”。
　　我们到处打听消息:毛主席哪天接见啊？在什么地方接见啊？
　　郝运来是个聪明的孩子，说：“那还用问，天安门呗。”
　　钟秀兰满有主意的说：“那我们不如先占地方去。”
　　于书云说：“谁知得几天啊，占上地方，吃饭咋办啊？”
　　说着说着，不知不觉，我们挤上了公交车。谁知咋这么随便啊？第一次到北京，咋就这么自来熟呢？
　　原来，这是专门接待红卫兵的车，说我们是毛主席请来的红卫兵小将，到北京来做客的，一定得招待好。
　　在北京的红卫兵接待站可不一样了，住在大柵栏儿的四合小院里，虽说是上下铺，但不挤不闹，早晨油条、大果子、浆子，中午两菜一汤，大馒头，晚上米粥、花卷儿、小咸菜。
　　“好极了，北京的饭菜就是香。”我满意地说。
　　“是北京的饭香吗？那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饭，还能不香吗？”郝运来接过去纠正说。
　　不能光在接待室里吃啊，想去街上看看北京的景致，不能光看天安门啊，但人们传说，接见就在这一半天了。
　　钟姐又坚持到天安门等着去，一算，这天是一九六六年的八月十五日，有人说二十日接见，还得等五天，也有说，“或许就在今天呢，八一五是好日子，日本鬼子投降，我们光复的日子”。
　　后来我们决定，今天就“进驻天安门广场等着去！”
　　我们满怀信心地跑到天安门广场。哎呀，齐刷刷的，这才叫人的海洋呢。都戴着红袖标，举横幅的，拿小旗儿的，红彤彤的，还有一大半人手里举着《毛主席语录》，我们光听说还没见到过呢。
　　我们啊，落后了，就从背包里掏出在家准备好的横幅、红旗和小旗，又由钟姐张罗，也给每人搞到一套《毛主席语录》。
　　接过《毛主席语录》，就甭说多高兴了，那时我们已经会叫“红宝书”了，拿到红宝书，眼泪都掉下来了。翻到扉页，对着毛主席像，亲了又亲，亲了又亲。
　　钟秀兰大姐打提前量，占地盘儿的主意好是好，没料到，别人也想到了。于书云说：“全国人都能想到了，但不知要等到多暂啊！”说着就翻开《毛主席语录》，大声念到：“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也别说来的早晚了，比早的还有早的呢，比晚的还有晚的呢，要见毛主席的心情，早晚都是情。
　　就这样，大家挤到了地方，坐下，看样子是安营扎寨了。
　　我们在接待站，带去三天的馒头，每个人的小背壶里，都灌得满满的。
　　钟大姐像号召，又像发布命令一样，半开玩笑，诙谐地对大家说：“同志们，从现在起，我们准备打持久战，无论是三天五天，还是八天十天，哪怕是半年一年，我们都要坚持到底，眼下坐的这块地儿，就是阵地，要坚持到最后的胜利。”她还举起拳头：“人在，阵地在！”说完哈哈大笑起来。
　　这回不是讲故事了，按广场众多的串联队伍的模式，我们默读红宝书，背诵《毛主席语录》，有时为调节气氛，就由一人领读，大家跟着复读。
　　三天，真的是三天。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凌晨五点，突然，人群，不，是人海，人的海洋，卷起了巨大的波澜。广场，似乎全国，乃至整个世界，掌声雷动，万众高呼：“毛主席来了，毛主席到我们中间来了，”“毛主席来了，毛主席到我们中间来了。”这声音是那样的亲切，那样的神奇，那样的沉重，那样的浑厚，那样的强烈，如暴风骤雨，如雷霆万钧。
　　广场大喇叭，发出震撼世界的声音：“搞好这场文化大革命，关键在于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的首创精神。”“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看到毛主席了，我真的看到毛主席了。此刻，我什么也顾不得，简直忘掉了周围的人，周围的一切。
　　大约六点钟，就在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的时刻，不敢相信的奇迹，在我身上发生了——毛主席在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陪同下，来到了我们中间，来到了我的身边。
　　我的个子不高，可很结实，钻过几个人空儿，抢在了前面，在毛主席距我三米远时，我使尽全身的力气，拼命地又向前移动了有两步，已经被拥挤的人架起来了，忘记一切地，把手向前伸过去，毛主席就在我眼前，就在我身边，老人家伸过来了他那巨大、温暖的手，对着我的小手，很不相称地握了握。
　　此刻，我的心沸腾了，我的血液又一次沸腾了，人也沸腾了。
　　此刻，我飘忽了，脑子里一片空白，以为是一场梦。曾几次地拍拍脑门，摸摸自己的脸，万分珍惜地，看了又看自己的右手，似乎这只手在变。变得更坚实、更有力、变得好神奇。
　　此刻，在努力地清醒，感觉到了，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这时，身边的同学，也有不认识的人，都夸大了我的存在，伸出他们的手，争握毛主席握过的，我的那只手。也不知握过了多少次，直至毛主席和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
　　我不止一次地在心里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我不止一次地想：“我是世界上最最幸福的人”
　　见到了毛主席，又和他老人家握过了手，在我的人生历程中，是一次伟大的辉煌，将激励我奋勇前进，为人类贡献终生。
　　事后多次地伸出我的右手，仔细地看了又看，看了又看，不止一次地吻了又吻，亲了又亲。
　　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一座古老的文化名城，一定要各处看一看，但在这个特殊的年代，一些名胜古迹，都封存了，所以，没有看成，就只能留下这个遗憾，给未来一份企盼吧！
　　再有，见到了毛主席的幸福感，使身边或脑际中的另类，都为其所淡化。
　　
　　五
　　大串联的队伍，或南下，或北上，都在继续着，到北京，本应仅仅是一个中间站。见到毛主席，是大串联的伟大收获，鼓起了革命的勇气，增添了革命的动力，北京是一个最大的加油站。
　　南下有的到上海，有的到南京，有很多到革命根据地井冈山，也有的到毛主席家乡，湖南的韶山，还有的要循着当年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足迹，到江西、到福建，到湘江、到乌江、去遵义，还要到赤水河、金沙江、大渡河、泸定桥……
　　北上的，要去甘肃、陕北，到延安，也有的要见识一下，杨靖宇将军当年游击抗日的长白山。
　　但，无论是南下，还是北上，多是大专院校的，小学生几乎没有大串联，我们初中生到北京，看到了毛主席，已经是很不简单了。
　　大姐钟秀兰，不光人好，有能力，还很有主见，她和我们说：“咱们这就很不错了，进了北京，也见到了毛主席，特别是小不点儿，还和毛主席握过了手，托毛主席的福，，一路平安，一点儿事没出，就是祖上有德，同学们，偷着乐吧。”
　　她停了停，接下去又说：“咱就打道回府吧，给老爸老妈报个平安。”大家听了，都默默点头。
　　我惦记爸爸，听钟姐这么一说，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到了嘴边。钟姐赶忙过来说:“小不点儿，你的收获最大，你最有福气了，最该乐的就属你。”说得我擦干了眼泪。
　　第一步得先到长春，我们就搭乘送其他大串联队伍的车，到火车站。这可不像来时那样了，比那时的人多多了，我们还是没有买票，又是从车站西侧的路口儿，大模大样地混了进去。
　　车上的人也太多了，三人座至少坐五人，两人座竟坐四人，过道、接口、连行李架上都上去人了，厕所敞开着，也站进人去了，座位底下也钻进了人，挤得嗷嗷叫。
　　我们十八勇士也没辙，就算你是十八罗汉，也只能和人们一块儿挤。上车时，有人竟从车窗子上去的，我看了，也照样学样。
　　郝运来站在车厢下，先是于书云蹬着他背到背后的手，再蹬上一步，踩着肩头爬进了车窗。就这个环境，就这个形式，车厢里的人还真帮忙，一搭手，于书云进去了。
　　我见状，也来个照葫芦画瓢。好着赖着，十八勇士算是都挤进了车厢，至于座位吗？就别提了，挤个啥算个啥，坐哪哪好，就当地板是卧铺了，车跑起来，悠悠地，还催眠，是一种享受呢。
　　晚七点多发车，结果晚了半个多点儿。那个特殊时期，列车晚点，已是家常便饭。八点钟，天已经黑下来了，各处的灯，已陆续点亮，北京，进入了美丽的夜色，在列车启动前的一段平静时间里，我不由自主，本能地盘点起在北京这一周时间的所见、所闻、所遇、所感、所思、所想。
　　进了北京，第一眼看到的当然是火车站，农村孩子，看到这等雄伟壮观的场面，简直不知所措，心情无法表达。
　　站舍大楼坐南朝北，东西宽有半华里，南北比东西稍扁，也有农村四十间房子那么长。就光站舍占地也不下七八十亩。前面是站前广场，占地面积也不下四五十亩。
　　站舍中央六扇大门三开，下部平接地面，上部拱起，三对扇以外，两边各一佩门，可看不可开。再左右两侧，各造一座钟楼，十米多高，约八米以上，各是一座走时走点的大钟，大钟之上，两层塔楼，最上层呈塔尖状。钟楼两侧，又是长长的配楼，末了两端，是上部仅一层起尖儿的塔楼。整体红黄，两色纷呈，金碧辉煌。浓郁的民族风格与当今建筑完美结合。毛主席亲笔的“北京站”三个大字，在站舍之上闪闪发光。
　　门前熙熙攘攘，万人涌动。站前广场前，八排车道，两旁路灯，银灰色的灯杆与绿化树干相间，路灯与站前明亮的灯光辉映，给人一种心旷神怡之感。
　　故宫，虽是大部分关闭，但一些外观，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看过了外观，看了些图片，又见一些文字介绍，说占地七十二万五千平方，有我家一个生产小队耕地面积那么大，建房都没说出准确数字来，有传说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又有介绍说，实查为八千七百零四间，足以说明间数之多。
　　宫墙高十二米，围墙延长三千四百米，接近七华里，又有护城河，宫廷建筑全一色的木质结构，黄色琉璃瓦屋顶，青白石底座，饰以金碧辉煌的彩画，金雕玉镂，龙飞凤舞。
　　故宫南北长九百六十一米，建筑面积十五点五万平方，俨然一座森严壁垒的城堡。四面各设开门，正面名午门，东有东华门，西有西华门，北名神武门，对应神武门有用土石建筑的“景山”，满山松柏成林，烟雾缭绕，形成屏障。
　　故宫为世界五大宫殿之首，法国凡尔赛宫，英国白金汉宫，俄克里姆林宫，美白宫均次之。
　　故宫分外朝、内廷两大部分，外朝以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三大殿为中心。其中的太和殿，即俗称的“金銮殿”。
　　故宫各宫各殿，雕廊画壁，以龙为多见，紫禁城是龙的世界，造型千姿百态，栩栩如生，以示皇帝既真龙天子。
　　可惜故宫没有全面开放，但也看了些表外迹象，又因时间仓促，只能留下遗憾、无奈、希望与期盼。
　　也看过了天坛、颐和园、民族文化宫、抗日战争纪念馆等，但都是一走一过。我一直都在暗下决心，将来考北大、考清华，在北京好好地看一看。
　　火车开动了，北京的一周，让我留连忘返，特别是见到毛主席那幸福的一刻，老人家高大的身躯，慈祥的笑脸，温暖的手，让我终生难以忘怀。我不止一次的想到，“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也不止一次的想到，“回到家里和哥哥姐姐有说的了”，还不止一次的想到“可以好好地安慰爸爸妈妈了”。
　　这一路人太多、太挤，什么兴趣也没有了，十八勇士也东的东西的西。我好在有一块地板坐，还常常人来人往，从我身边挤过，有的还按着我的头过路，但并没有打乱我对未来的向往与憧憬。
　　想过和大哥一样当兵，穿上绿军装，想过和大姐一样，当一名人民教师，站在讲台上，哎，就是不想当爸爸的村官儿。土里土气，和土坷垃摔一辈子跤，人想事情入迷了，时间就过得快，还没有眨一眨眼，一宿过去了。火车过了沈阳、铁岭、四平，下站就是长春了。最亲切的还是家乡，听了列车广播室预报，就要到长春了，我挤挤插插地站起来，从窗子往外看去，一望无际的绿色大平原，高梁已拿头，谷子已秀穗儿，玉米已结棒儿，隔着车窗，远远的似乎嗅到了，五谷的飘香，虽是五点多钟的大清早，但也见地里有人群晃动，也许是农民在撒农药，也许是在放秋垄，那个年代，不管干什么，都是集体行动，大帮哄。
　　回到学校，已是八月下旬，天气一早一晚儿，稍有点儿凉。这联，一串就是二十多天，我们还是时间短的，后来听说，有的在外边一串就串小半年，直到春节才回去。都是些孩子，家里非常惦心。
　　队伍返校的当晚，我就和钟姐请假说：“钟姐，我实在太想家了，太想了……，”话音没落，就见从操场跑过一群同学，进屋就找我握手，说：“杨惜梅，握握你的手吧，就算是我们也握过了毛主席的手了。”又有的说：“你们队里的人都见到了毛主席吗？”以郝运来为首的我们十八个人，都异口同声骄傲地答到：“那当然！”又有人问：“毛主席他老人家好吗？”我们就回答：“像书上的照片儿一样。”还有人说：“和纪录片儿电影里的一样，神采奕奕，满面红光。”
　　我握过毛主席的手，最幸福，最重点，最有发言权了，说：“毛主席穿上了绿军装，头上红五星，两面红领章，可精神，可威风了，他老人家那大手，又厚又大，热乎乎的，真的给了我十足的信心、勇气和力量。
　　人越聚越多，差不多见面的人，都要和我握一握手。我满足了大家的要求。
　　后来，连几位老师都来了，也是和小孩子一样，和我握手。
　　张凤仙老师也来了，还鼓励我：“惜梅同学，好样的，继续前进，有出息。”
　　我们这十八勇士，只能第二天回家了。
　　在家待了两天，都按约定的时间回来了。这时老师已经不大组织我们什么了，因为学生中又有军长，又有司令，老师还能管着军长、司令吗？
　　这时，我对文化大革命是积极的，有毛主席力量的鼓舞，我做起事来很主动。从家回来就立马到红卫兵司令部，请求工作。一位三年级的大男生，对我说：“和毛主席握过手的人，心红热情高，你看什么适合你做的，你就做点什么吧，只要对文化大革命有利就可以。”
　　以后我知道了，他就是咱校红卫兵司令。听他这么一说，我就试探着说：“那我抄大字报行吗？”
　　“行行行！”他边答应边翻全校的红卫兵花名册，像是翻到我的登记了，还一边点头一边叨咕：“嗯，班长、团支书……”
　　我心想：“可别不同意啊。”
　　翻了花名册，他的主意也没改变，帮我找了纸、笔等。还授权我组织三到四个同学，组成抄大字报小组，把校内所有的大字报都抄下来，梳辫子，整理好，编上号，以后有重要用途。
　　我和钟姐、于书云等几个女生一说，都欣然领命。
　　抄大字报也不是那么简单的，要按时间顺序，要分开什么内容，是哪个人的问题，是谁写的，即使落款儿是“革命群众”也得注明。每整理一本儿，前面都要编好目录。
　　梳辫子，就是把抄来的大字报，根据内容归到哪个人身上，或是走资派里哪个人的，或是反动学术权威里哪个人的，或是牛鬼蛇神里哪个人的，或是什么份子里哪个人的。在每个人的名下，还要分开几种罪，有多少条等。
　　一天忙到晚，抄了这张抄那张，旧的抄完又有了新的，于书云与钟姐也和我一样忙，但一条线的活，我们都很满意。
　　看着一本本装订成册的抄件儿，也有一种成就感，但揪这个斗那个的我们就不参加了。
　　直到年末，上头传下来“首都召开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会议精神，根据这个会议精神，我们学校也开始了“文艺革命”活动，组织排练文艺节目，演出等。后来全国性的，统一号召学唱革命样板戏，实行文艺革命。我们学校，也组织了文艺宣传队，叫，“农安七中毛泽东思想革命文艺宣传队”后来改为“农安七中毛泽东思想革命文艺宣传战斗队”，人们就简称“战宣队”了。
　　那时，只能学唱革命样板戏，有《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
　　我是个积极向上，热情高的女孩子。特别是这次见到了毛主席，真的浑身是劲儿，干什么都抢在前头，干什么都不觉得累。
　　这次的“战宣队”，由张凤仙老师组织，钟秀兰大姐参加了，我也主动参加，还有郝运来、于书云和三年级几名同学，主要选些会弹、会拉、会唱的。
　　我们排练的第一个节目，是京剧《红灯记》，扮演李玉和的是一位三年级大男生。郝运来个子小也排了两场，形象不行，就换下来了。
　　李奶奶自然是钟姐了，那个姿势，那个唱腔，把头发往后一搂，脑后打个繤儿，穿上肥腿裤，脚脖扎上黑色腿带，面部按五十多岁的模样，画出皱纹和抬头纹，特别外眼角，还画出几条鱼尾纹，显得刚毅、果断、干练，一副饱经风霜的脸谱。上衣是带大襟的旧蓝布短褂，脖领打结的蒜头纽襻，系得严严实实的。
　　出场时，还用双手从两肩往下“嚓嚓”划拉两下，就别提多带劲儿了，特别是脚下的一双圆口尖头儿，长六寸、宽四寸，前脸儿两朵小红花的绣花鞋，显得比李奶奶还李奶奶。
　　上得场来，这“李奶奶”还亮亮嗓”，“啊嘿！啊嘿！”的声音像铜钟一样宏亮。衣服虽旧，但没有补丁不行，钟姐就脱下来按到桌子上，缝上两块半白半灰的旧布补丁，一块缝在右肩，一块缝在左膝，这就是劳苦大众的象征。
　　我当然要着力打扮这条辫子，我认为，这条辫子就是李铁梅的性格，柔韧、坚强。假辫子接到我的头发上，用红头绳在接口儿处扎上辫根儿，一道儿一道儿，一圈儿一圈儿，足足扎有二十来圈儿，这样又结实又形象。
　　这之前就听说过，演李铁梅的唱段，到关键，一个恨的动作，竟把接上去的辫子拽掉了。所以我十分注意。
　　红地儿绿花的绣花袄，樱桃般大小孔雀蓝的扣珠儿，系进核桃般大小，黒布缝梗云子卷儿形扣母上，花袄底角儿和腋下开襟儿，用红、黄、绿、蓝、黑五彩丝绦镶边儿，衣领与肩背接口处，绿色布梗条断开。小袄新鲜别致，颇具女儿风范。
　　自打排练《红灯记》，我们队里的十几个人，都没睡好觉，到十点钟了还都学唱不停。哎，不上课的学生，也真自由啦！
　　有时张老师就过来制止，但这股劲头儿，如脱缰野马，无可羁勒。
　　排练近一个月时间，我们战宣队，有了约法三章：
　　一、排除干扰，一心学戏、演戏，不为学校无产阶级大革命的一些现象所诱惑，不参加批斗，不写大字报，不参与集合或游行；
　　二、努力排戏、演戏，去除一切私心杂念，听从“战宣队”的领导与安排。不旷工、不离队、不因个人小事耽误排戏、演戏的大事；
　　三、下乡演戏要接近群众，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不搞特殊化，不挑剔食宿，有能力的，要为驻地老百姓挑水、扫院子、抱柴火，发扬老八路作风。
　　以上约法，报请革命组织领导机构批复后施行。
　　一九六七年新年前夕，我们背起行囊，拿起乐器与道具，下乡演出了。出发前张老师和大家谈定，晚上演戏，白天还要学戏。要发扬不怕苦、不怕累，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第一目的地，是学校就近的七道梁子。队伍一到，也是由革命组织与贫协接待。贫协主席是一位老革命，土改时的农会会长，非常热情，给我们派饭，还按家告诉，要把‘战宣队’的革命文艺战士招待好。我们都吃得好，住得好，革命群众的热情，对我们也是极大的鼓舞。
　　演出在生产队队部进行。由于从文革开始，至今没有过文艺活动。今天，已经是两三年了第一回，有的人家跑出几里路，把家里的亲戚都接过来了，第一场的演出，人就很多。
　　那时这个屯儿还没有电灯，就在戏台四周点了七八个保险灯，通明瓦亮，照亮了半个屯子，男女老少都非常高兴。
　　老年人也都来了，说：“都几年了?一点儿文艺都没有了，老的不让唱了，新的这才出来，一定能好。”
　　我们精心排练的第一部戏《红灯记》，今天演出了。
　　李玉和的形象，人们最熟知了，自称铁路“扳道岔儿”的，其实，他既是当时革命人的形象。有着很高的革命警惕和挺身而出的献身精神。朴实大方，头戴一顶铁路帽，显得既精干又威严。浓眉大眼，鼻阔口方，整齐的蓝色铁路工装，佩一条白色围巾，显得风度翩翩。手中的红灯，闪闪发光，突出了重点人物的英雄形象。还有鸠山、王连举等反面人物，也演饰得非常认真。
　　演出是以样板戏为标准，渲染故事情节，扑捉人物心理活动，表现重点人物的突出形象。力求场面宏大，高效果，高质量，清晰、贴切、逼真。试图第一次演出的第一场戏，一炮打响。
　　磨刀人、交通员、慧莲和大婶儿，虽戏份儿不多，但也演得既认真又熟练，起到了陪衬、辅助、烘托气氛的作用。
　　李玉和的“穷人孩子早当家”唱段，自然、有力，给人以规律和必然，唱出了劳苦大众的智慧和力量。
　　铁梅“都有一颗红亮的心”也唱得铿锵有力，有一种催人上进之感。
　　磨刀人，吆喝一声，“磨剪子来戗菜刀”，给人一种革命人与劳动人民结合的默契，是战胜敌人的条件与基础。
　　鸠山：“我……我……，怎么掐断了?......”表现出日本侵略者在坚强的革命势力面前的恐惧与无奈。
　　李玉和“密电码埋藏粥底搜不出”的唱段，表现出了革命者的机智、勇敢、在敌人面前主动打赢的必胜信念。
　　铁梅拿起信号灯，端详、深思，表现了我们党，我们的人民，“革命自有后来人”的自信心。
　　铁梅“应该挑上八百斤”的唱段，与“穷人孩子早当家”呼应，异曲同工。
　　李玉和、李奶奶、铁梅的多个唱段，都非常精彩。如：“你要把冷暖记心头……”、“小铁梅出门卖货看气候……”、“……血债还要血来偿……”、“锁不住我雄心壮志冲云天……”、“我看到革命的红旗高举起……”、“爹爹给我无价宝，光辉照儿永向前……”、“嚼碎仇恨强咽下，仇恨入心要发芽”等等，都表现出革命人不畏艰险，不怕牺牲，为革命视死如归，坚强的革命信念与革命责任感。
　　鸠山，“来来来，老朋友，先干上一杯”、“不错，就是它，就是它，黄历？要带回去研究研究”等，表现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人民强大革命势力面前的色厉内荏，污浊、卑鄙、龌龊，虚伪与恐惧。
　　演出如戏如真，也让我为“战宣队”骄傲与自豪，得到了上千观众的掌声与喝彩，都异口同声地喊：“好！好！好！”。
　　在结尾的一场戏中，不少观众竟不约而同地随唱起来，形成了强有力的互动。
　　《红灯记》演完后，观众情绪高昂，都在喊：“下一个，下一个，”表现出了群众对文化生活的渴望。
　　我们还准备了独唱、合唱、快板儿、相声、数来宝、小歌剧等，部分也在今晚的舞台上亮了相。
　　演出结束，已是午夜零点。由于明天还要下地劳动，只能，“戏曲声声犹未尽，观众无奈忍离散”了。
　　这是第一场演出，张凤仙老师与钟秀兰大姐，满意之余，感到我们的底子还太薄，学的戏还少，压力很大，就对大家说：“大家要再加一把劲儿，练好基本功，多学几部戏，力争满足群众的渴求。”
　　当晚就组织了学唱《沙家浜》，分配了谁演阿庆嫂，谁演沙老太婆，谁演胡司令，谁演刁德一等。
　　这就得钟姐演阿庆嫂了，我倒成了沙老太婆了，就忍不住哈哈大笑，对钟姐说：“这回该你管我叫大姐了吧？”钟姐也笑了。
　　“李玉和”，这回演胡司令了。郝运来终于上场了，刁德一他演得还真挺像。
　　歌曲，那是小菜一碟儿，光钟姐就能包场。平时总听她唱，我们也学会了一些，《在北京的金山上》、《毛主席呀派人来》、《洪湖水浪打浪》、《高高的兴安岭》、《谁不说俺家乡好》，还有马玉涛的《马儿啊你慢些走》等等。
　　我也学了几首，钟姐还抽时间教我们“战宣队”集体演唱，准备演出大合唱。
　　我们晚上演，白天排练，一晃就是一个多月的时间。张老师强调的帮老百姓干活的计划落空了，但另外的约法还都照章执行。
　　一个月时间，演遍了全公社十六个生产大队，《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等，还有些小节目，都很受欢迎。
　　春节将近，我们这些“小戏子”，开始慌慌过年了，都有点儿想家，也学不进去了，就请示张老师，张老师见状，稍加考虑，顺势说：“大家研究研究吧，现在是自觉革命，也没什么领导请示的了，再说了，要请示，还不知请示谁呢。”
　　“战宣队”的同学都说：“春节放假是一定的，还是研究一下节后什么时间集中，下步怎么行动吧。”
　　于是，从闲唠，形成了个正装其事的全体会议。
　　张老师说：“今天就是一届一次全体会议，将决定我们向何处去的问题。”张老师的风趣儿与幽默，逗得大家都笑了。
　　其实，张老师也看出，到年关了，孩子们都想家了。
　　研究决定：
　　一、明天放假，就地就近，各回各家，强调过革命化春节，不铺张、浪费，不大吃、大喝，见人有礼貌；
　　二、注意安全，谨慎燃放烟花爆竹，提高警惕，加强四防，做安全、文明过革命化春节的小卫士；
　　三、春节后，过完元宵节登校。活动场所还是二年三班。
　　郝运来家离学校较近，那天早点儿来，把炉子点着，屋子烧得热热乎乎的。
　　四、准备扩大“宣传队”队伍，下步演出到全公社一百多个生产小队，送戏到屯，送戏到行动不便的军烈属、五保户家，登门“唱堂会”。
　　回到家不过五天，就是春节。这年的春节处处都在强调革命化，屯中也在闹红卫兵，家家查看有没有封建陋习，不让供灶王，不让供天地，更为严重的是不让供祖宗。
　　我们家的祖宗是祖上传下来的，连我爷爷都不知道有多少年了，颜色都变成深褐色的了，上边的人名都看不清了。
　　红卫兵来收缴时，老爸上前说：“革命小将”，能不能让我把祖宗上人名的名字抄下来，留个纪念？
　　红卫兵说：“封、资、修的余毒太深啦，本来就是当权派，可不能不老实啊。”又问我爸：“懂不懂破四旧，立四新啊？”
　　把我老爸问的闭口无言，倒退了三步远，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只能眼看着祖宗离开我的家门，打了个“嗨”声。
　　大姐赶上了，觉得是老师，上前想讨个面子，也不行。到现在，我们家祖宗上的人名也没搞清楚。
　　我无能为力，只能按战宣队的规定，过革命化春节了。
　　这年的春节，除大哥在部队革命化以外，另一些哥哥姐姐弟弟都在家，都很高兴，只是没有祖宗供了，少了不少过年的意思，但一想也不只我一家，也就算了。
　　吃鱼、吃肉、放鞭炮，依然照旧，也还是东邻拜年，西舍祝贺，走亲戚，会同学，还与于书云跑了趟九台，特意去看徐老师。
　　徐老师已经成家了，啥都挺好，只是在这次运动初期，摊上点污染，有大字报含沙射影地说，她和校长有暧昧关系，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在学校还问过张凤仙老师“啥是暧味关系”。
　　张老师说：“你还小，不该知道。”
　　我听了，越发想知道这个秘密是怎么样回事了。但知道不是好事，要不怎么能说是“污染”呢？
　　我与书云去看徐老师，也有这个因素。
　　坐了三个小时的汽车，中间还换一次乘。上午八点从永安出发，中午十一点才到。我六年级毕业那年，徐老师就把她九台的地址告诉了我，这次我拿着徐老师留的地址，用半个多小时，才好不容易打听到。
　　徐老师家住九台县委党校后院，对象是党校的，也是一位老师，是她小学到师范的同学，算青梅竹马。
　　我与书云找到徐老师家，一进门，徐老师当然感到很突然，一把搂住我俩，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我俩也流下了眼泪，像久别后，与想念的妈妈相逢一样。
　　约有三分钟，还是许老师坚强地抬起身，回手扯过毛巾，把眼泪擦干，又把毛巾递给了我和书云。
　　这时，徐老师赶忙给我们倒水，说：“实在是想你们啊！睡觉常常梦见你们。你们是我教走了的毕业班，印象太深了，感情也太浓重了啦。”
　　我俩安慰徐老师说：“等我们毕业后，还到你身边，晚上到学校陪你，给你做伴”。
　　徐老师说：“孩子啊，还能了吗？到那时你们都长大了。别想那么短浅，还是要考大学，当教授，当科学家，我书念的就少了，现在后悔也晚了。”
　　我们还问了姐夫怎么样，徐老师很满意地说：“他很好，对我也很好。”又对我们说，：“找对象可不能马马虎虎啊。”接下去又像是说走嘴了似的纠正：“不不，你们现在还不能想这件事。现在就是学习，学习上去了，以后什么都会好的。”
　　这次看望徐老师，我们没有提那张大字报的事。
　　我们向徐老师汇报了参加“战宣队”排练、演出的事，徐老师很高兴，说：“好好干，你们会有出息的。”
　　接下去她又像是有了新的发现，告诉我们：“中央有精神了，三月七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中小学复课闹革命》”并嘱咐我们说：“还是得好好学习啊，这才是根本。”
　　我们想看看姐夫，徐老师说出差了，得三五天才能回。就把影集又搬出来，指给我们很多姐夫的照片。我俩实在是没事，想徐老师了，就跑来一趟看看，中午在徐老师家吃饭，没什么拘束，吃得饱饱的，下午又乘大客，当天回到了家。
　　我们本该叫徐老师阿姨，但她说，人与人的年龄差儿，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小，比如现在你们十五六岁，我二十五六，再过十年，你们二十五六，我才三十多，还不是姐姐吗？
　　回到家以后，就又是新学期的准备了，收拾一下行李、衣服、书本儿什么的，过了正月十五，就又上学了。
　　这次的任务很明确，就是还要下去演出。徐老师说的中央精神，我们只能等待。
　　
　　六
　　一九六七年暑期至六八年暑期，已是初中三年级了。纯粹是在校又混了一年，知识没学着，可人却渐渐大了。这一年里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文革的两派，大辩论，武斗，大联合，直至一九六八年六七八月份，各地纷纷解放老干部。到下半年，从报纸上看，从广播里听，总是哪哪哪成立了革委会，哪哪哪建立了红色政权。大约年终前，叫做，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也就是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全面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从一九六七年下半年，至六八年上半年，学校一直是，今天复课，明天又闹革命；明天闹革命，后天又复课。反反复复，闹得人心没个稳定。
　　好歹，熬到了这年八月末，也是和文化大革命前一样，举行了毕业典礼。
　　毕业了，这时我的班主任李春芳老师，已经是“狗特务”被关了起来，也无法和李老师告别了，再说，“狗特务”谁敢啊！
　　我在校基本上没参加那时的斗、批、改，李春芳老师的班任，实质上也没给我当几天。所以，对这三年初中的校内生活基本是轻、浅、淡、泊，只有大串联、在长春、在北京、见到毛主席，和毛主席握手、“战宣队”等，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就这样初中毕业了。回到家中，家人都很高兴。妈妈说：“平平安安就好，你没看到什么节骨眼儿了，还没听广播里说吗，哪哪哪儿，两派打起来了，哪哪哪儿，两派放火烧了什么什么大楼，我可担心了。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
　　爸爸也随着全国山河一片红，老干部解放了，又当上了先锋大队的革命委员会主任了。见我回来，也和妈妈一样说法：“平安就好啊，也十七八的大姑娘了，外边这么乱，这回老老实实地在家呆着吧，慢慢地有机会找点事儿干。”
　　屯邻见面都很热情，差不多都一种说法：“惜梅到哪也错不了，孩子老实厚道，又愿帮助人，终究得有个好出息。”
　　也有的说：“孩子又有文化，人品又好，听说在学校干的不错，将来也不是在家呆着的人。”
　　还有人问起见到毛主席，和毛主席握手的事。
　　回到家，究竟是要干点啥，不能呆着。这时社会上正流行“我们也有两只手，不能吃闲饭”的口号。
　　一天晚上，我和爸爸说：“老爸，明天我到生产队干活去，挣一分儿是一分儿，也不能总在家呆着啊。”
　　爸爸同意了，说：“刚毕业，我也没说，你自己愿去就去吧。干点轻微的，少挣点儿，别累着。”
　　这时已是九月中旬，农村秋收前的闲暇季节。但那个年代，第一，种地方法、种、肥都很落后；第二，农民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没有放假的时候，就是春节也得到生产队干活，没活也得找活，叫“过革命化春节”。
　　这大九月，一不年，二不节，怎么也能找出活儿来，往往找不到活儿的队长或代工组长，人们就叫他“眼里没活儿”，“眼里没活儿”的领导就离掉蛋儿不远了。
　　我到生产队，是想参加大劳力积肥，往水里扔草皮，叫压绿肥，意思是把草和泥土，沤在一起，沤这一秋冬，到第二年春起出来，就是肥料。
　　我走向人群，他们都说：“你个小孩子，干啥呀干，等忙产忙割时干几天就行了。再说，用人的地方多着呢，社直，大队，哪还安排不了你。”
　　说归说，干归干，我还是一坚持就是小半年，一直到春节。割地、打场、选种，翻秋茬子、打秋垄，我阵阵拉不下。半年下去，手像小黑乌鸦爪儿，脸像麻土豆儿，天冷就戴上狗皮棉帽子，穿上大头鞋，捂上棉手闷子，只干活，不乱说话。
　　每天我上工比他们都早，活应手就先干着。
　　这样下去，就有人说了：“孩子，好啊，就这么干，不过半年就有人提拔你了。”
　　我压根儿就没往那上想过，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子，能想到那去吗？只是想，这书就念到头了，那几年学校也不正经的上个课，也没有中考、高考的说道，想不出别的前景来，到生产队干活儿，似乎就是唯一的出路。
　　但没想到，还真遇上了好运。
　　过了春节，已经是一九六九年的二、三月份了，公社综合厂需要一名出纳员，不知哪位好心的领导推荐了我。
　　一天，在我们屯儿住的综合厂木业车间张木匠，一大早就到我家，通知我说：“惜梅呀，好事儿，综合厂的王厂长说，让你去给我们厂当出纳员，让我告诉你，说你要同意，明天就到综合厂找他。”又补充说：“王厂长给你爸打过电话，你爸不在，所以让我直接通知到你本人。”
　　我抑制着激动的心情，向张师傅道了谢。
　　张师傅走后，我对妈妈说：“妈，看我爸了，也不关心关心我，”
　　“哎呀，你爸这季子都忙啥样了，天天也不回个家，这阵子不是备耕生产呢吗？每年都是，一到出了正月，就张罗种子、化肥的，十一个小队，那个还不得到啊。你这个差事，还许是你爸给安排的呢”。
　　我已经十八虚岁了，还小孩子心儿。一是有工作了，二是能挣现钱了，这一宿都没睡好觉。心里盘算上了班后怎么干，开支了给老爷、姥姥、爷爷，爸爸妈妈还有小侄儿，都买点啥，又想起了徐老师，还想给徐老师再买一本儿笔记本儿，又想在笔记本儿上都写点儿啥，还想到了钟姐，还想到了张凤仙老师，想起在一起的日子，唤起我深深地思念。
　　时间一去不复返啦，与她们的日子，让我很是留恋。想着想着，不由地流出了眼泪，感到一阵阵酸楚，一阵阵茫然。唉，仅三年，若十年，二十年，又该是怎样呢？
　　第二天清晨，我起得比往天早，想到生产队里，向队长先请个假，因昨天队长去公社开三级干部会议，回来时已很晚了。
　　队长不是别人，是我二叔，爸爸的亲弟弟。
　　我到二叔家，二叔早就起来了，没等我说，二叔就说：“不是到综合厂上班吗？”
　　“你咋知道呢？”
　　“我咋不知道呢，你二婶儿听你妈说的。”
　　“哎呀，看我妈呀，还不知这班儿能不能上成呢，就到处说上了。”
　　“那不是你二婶儿吗，也没跟别人说。”
　　“我是想先请个假，等真正的上了班，再给你们一个惊喜，谁知我妈老早就先说出去了。”
　　“是你妈为你高兴，行啊，这年头找个工作不容易啊，这也是你这些年来表现得好，人家才想到你。惜梅呀，到那好好干，给咱老杨家争光。”
　　这时二婶儿过来接着说：“人家惜梅竟争光了，连县里都讲过话，从小儿就知道帮助别人。”
　　“二婶儿，那都多少年的事儿了，谁还提它了。”
　　到综合厂，见了王厂长，谈的挺好。每月工资三十二元，工作范围做出纳，兼搞一搞厂里的宣传。
　　我对王厂长表了谢意，也简单的表了表决心：“王厂长，谢谢你能想到我，我一定把出纳工作做好，把咱厂宣传工作搞上去，不辜负你和全体员工及师傅们的希望。”
　　出纳的工作就是一收一付，把钱管好，把账记好，不丢钱，不差账就行了，这宣传工作可就无尽无休了。
　　我想了宣传工作的思路，向王厂长汇报，王厂长也没细听，就说：“交给你了，你就干，宣传的事你比我懂，你怎么想就怎么干，错了我兜着，一定压过供销社、粮库、卫生院等社直那几个单位。”
　　我找木业车间张师傅，让他给做一块板报，好好地给上副框架，立到综合厂大门旁，用彩色花纹做边栏，正中上方画上三面红旗，两侧画出红色缎带和麦稻穗。四角扣云子卷儿，以示吉祥。
　　板报开辟《毛主席最新指示》、《学习毛主席著作心得》、《学雷锋见行动》、《车间班组生产与生活》等几个专栏。
　　栏目内容有的天天更新，有的几天一换。
　　可别说，挺有效果，厂内各车间的工人常去看，厂外的观众也不少。特别是《车间班组生产与生活》，常常报道各车间班组生产进度，完成任务百分比和车间班组对口赛的事儿，工人们可关心了，人人看，天天看，有时还找我问这问那，对厂里生产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学雷锋见行动》专门儿报些好人好事，对厂内“我为人人”起到了良好作用。
　　我还建议，在厂内建广播室，也得到了厂长的支持。每天播放新闻，听国家大事。也开辟了几个栏目，每天分早、午、晚三次播音，具体时间与上级广播时间错开，《革命歌曲大家唱》、《综合厂的今天》等，与板报有机结合，把个二百多人的综合厂，搞得红红火火，热热闹闹。
　　我一天天忙里忙外，工作劲头足，革命热情高，和工人师傅来来往往，有说有笑。
　　不到半年，公社革委会的领导就找王厂长，要我到公社安排工作，说借用，又叫“抽调”。
　　那时政府部门不能随意用人，要借用也得原单位开支，所以，无论哪一级政府机关或部门，要用一名非国家干部的人，采取的办法就是“借调”。
　　王厂长这胳膊拧不过公社那大腿，七月份，就把我从综合厂“借调”到公社去了。
　　管组织的找我谈的话，说让我参加斗、批、改工作队，是“借调”，还由原单位开支，工作关系还在原单位。
　　参加斗、批、改的深层意思，到现在也说不那么准确，反正就是，到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去，参加批判坏人坏事儿呀，抓革命促生产啊等。
　　整理的材料，一摞子一摞子的，现在看都是些没用的事儿。当时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还分阶段，这斗、批、改阶段，按当时的意思理解，就是把揭发出来的问题，进行斗争、批判、进而改正，或改革。
　　我参加到公社斗、批、改工作队以后，一直是和一位当过几年兵，复员回乡的欧阳同志在一起。第一个任务是解决全公社的三卦，完后又给一部分表现好的四类分子，其中也包括了右派分子摘帽。
　　解决三挂，具体说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揭摆出的问题，落实不下去，解决不了，做不出最后结论的，只好放下，再搞别个问题去，这就叫挂起来，具体哪三挂，现在回忆，大体就是历史问题没弄清、家庭出身定不下来、现行问题没落实之类。
　　我与欧阳同志一起解决三挂。当时公社革委会一位抓斗、批、改的副主任尚琴和我是这样谈的：“你刚出学生门儿，泼辣热情，革命斗志高，给你配备一位复员军人，他沉稳、低调，在公社工作过一段时间，我们发现他遇事有点‘右’的思想倾向。”
　　给我配备一位男同志，我属实不大习惯，在学校时，与郝运来等都是些小孩子，这次是一位复员的解放军，我总觉得很不方便。所以，尚琴副主任和我谈，我只是听了，没有做任何回答。再说，让我负责，感到担子有些重。
　　她可能看出了我的心理活动，接下去又说：“欧阳同志像是个书生，在部队是搞文秘的，现在还在学习，常见他看《文学概论》、《中国文学发展史》和《古代汉语》、《现代汉语》什么的。他说等恢复高考时，还要考大学呢。”
　　我从头到尾也没说什么，尚琴副主任又说：“就这么定了，以你为主，这也是公社领导意图，锻炼锻炼吗。”
　　欧阳同志我还没有见着。第二天，尚琴副主任就催我到她办公室，拿出薄厚不均的一些材料，一份一份的指给我，说某某某是落实经营地主问题，某某某是解决国民党三青团问题，某某某是持有枪支问题，某某某是还乡团问题，又有我乡长叛变问题，还有中央大排问题，等等，等等。
　　我一看脑袋都多大，这哪是三挂呀，简直是滴噜嘟噜乱挂，我暗想：“这哪是头、哪是尾呀？”
　　尚琴副主任说：“你俩就在我的办公室，我只把这一串钥匙交给你就行了，有开门的，有开卷柜的。”还指给我一张办公桌说：“这是你的办公桌，欧阳的办公桌在那边。”
　　我只是点头聆听着，尚琴副主任又补充说：“有不懂的就问我。”
　　面对这一大摊子，老虎吃天，无从下口，坐下是愁，站起来也是愁。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说是这么说，这有心人的心得从何想起呀？想吧，做吧，就指望着“实践出真知”了。
　　于是，我就坐下来，苦苦思索，翻翻看看想想，摸摸这，动动那，但还不知从哪下手。
　　第三天我找尚琴副主任，说：“看了一部分材料，但不知从哪着手。”
　　尚副主任微笑着问我说：“欧阳过来了吗？”
　　“没看着。”我回答。
　　“让他明天过去，有人给你参谋就好了。”尚副主任轻松地说。
　　我推迟说：“让他负责吧，我跑腿儿一定跑好，我哪能干这么大的事啊？”
　　“我也是十八岁就参加工作了，还是党支部副书记呢。十七岁入党，年龄差一点儿，特批的。”说到这她看了看我：“工作也和游泳一样，没下水前，总是怕凉怕热的，一旦下了水，就可以自由自在地游了，凉了热了就都是你的动力了。”
　　第二天快十点钟了，我在办公室还是翻呐看呀的，突然有人敲门。我把门给开了，进来一个人。不用问，就知道是尚副主任说的欧阳同志了。
　　穿一身黄军装，个子在一米七零以上，浓眉毛，大眼睛，长方脸，高鼻梁，留有二八的分头，上衣领内雪白的衬领，脚下一双黑色亮面万里式牛皮鞋，右肩挎一军用挎包。
　　他慢慢地走进屋，没打招呼，也没有其他的见面形式，很平淡。没有微笑，也不见冷漠，似乎一副和蔼的面容，但这和蔼却埋得很深很深。
　　早就知道东南角靠窗子的那张桌子是他的，在那张椅子上坐下，没有靠近椅背，笔挺的直坐着，没有开口，像是在思索，目光始终没有打量过我。
　　我自然回到我的位置上，继续翻看那些陈糠烂谷子。这样持续了有十多分钟。我想，按尚琴副主任说，这就是“参谋人”了。只好先开口：
　　“是欧阳同志吧？”
　　他点了点头。
　　“我们这三挂一大堆，乱七八糟，也无从下手啊。”
　　“再多再乱也是由一个一个组成的，那我们就一个一个地下手，办完一个，再来一个……这不就有头有尾了吗？”他慢条斯理地说。
　　我听有道理，就自然自语似的说：“哪个是第一个呢？”
　　“先办哪个，那个就是第一，办一个少一个，总有办完的时候。”
　　就这么两句话，我心像开了两扇门。但我没有回答他。
　　以后的几天他都没有来。我向尚琴副主任汇报说：“我知道从哪入手了，已经开始工作，但只我一个人。”
　　尚琴副主任说：“那个欧阳也太右，这件事他本身就不积极，苏秘书那头还总扯他去写材料。这不是吗？昨天又陪县革委会宣传组的人，到羊角营子，整理良种繁育场的典型材料去了。我们不指望他，指也指不上，就咱俩合作吧。”
　　我与一位公社级副主任怎么合作呀？肯定她儿事忙，还得我自己干，自己也可以，多挨点儿累，但怕弄不好啊！
　　又想，若真的和尚琴副主任在一起，也比欧阳好些，他的那副神情也太别扭了，像是很傲慢。也真得“一个一个地下手”。我从那一摞一摞的材料里，挑出一摞薄一点的。开头吗，先试着，摸石头过河，找水浅的路。
　　这一份竟是距一九六九年三十多年的事儿。四合大队一孤身老人，运动中自我交代曾于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九年，在黑龙江省珠河县，珠河警察署当过警长，自称无罪恶，现名牛占勤，当年叫牛海波。
　　从头到尾看了，有交待材料，有贫协审讯材料，有群众批判、斗争材料，还有向上级申报将其逮捕的材料。
　　这第一份，哪里是第一手呢？我还是犯难，无奈，只能找尚副主任，她说：“等一等，明天。”又说：“欧阳是我哥的同学，是我在公社班子会上推荐来的。”
　　我一听，就知道是在等那位“参谋人”呢。
　　尚副主任名叫尚琴，大我五六岁的样子，只念过小学，也考入了农安七中，但由于家境的原因没有念。十五岁就当生产队的妇女队长，十七岁做大队团书记，又作党支部副书记。后来参加县社教工作队，文革中也当过红卫兵。
　　红色政权成立，她进入了三结合的公社革命委员会，任副主任。
　　人，精明强干，长相也很秀气，中等身材，不笑不说话的一副面容，谈吐利落，即兴发言的能力很强。
　　她等“参谋人”，我也只能了。
　　第二天，尚琴到我们办公室说：“牛占勤的警长问题，需到黑龙江省珠河县去外调，要查珠河县公安局的沿革。”接下去又对我说：
　　“惜梅，咱俩谁也去不了。”
　　“那就让欧阳同志去吧。”我没加思索，脱口而出。说完还有点儿后悔，想自己是不是说话超越范围了。
　　尚琴点了点头，说：“就让他把材料熟悉熟悉，做做准备。”
　　大约一周的时间。一天上午八点钟，欧阳一进屋就坐到了他的办公桌前，撂下挎包，掏出挎包里的材料。一晃，我见有的按的手印儿，有的盖的公章，看样子是出去外调回来了。
　　他铺下纸，操起笔……
　　我见状，什么也没说，就轻轻地走出办公室。
　　中午，到公社大食堂吃饭，在餐厅里，尚琴到我桌前坐下，距我很近，说：“回来啦？”
　　我知道是指欧阳，就点了点头。
　　这时与尚琴混的有些熟了，没达到与徐老师那样的感情程度，但最低也有与张凤仙老师那样的随便些了。
　　还觉得点了点头，似乎是不尊重人家，不说是主任了，可这也是大姐呀。我咽下一口饭，对尚琴说：“回来了，材料都摆在桌子上了，也不是写什么呢。”
　　“这个人干点啥都靠写，嘴有点驽，刚一接触，像是架子有点大，可也是咱这土生土长的人。别看他爱写，也没念几天书，与他没必要拘束着。”
　　下午，我回到办公室，好像他在等，见我坐下了，就正装其事地对我说：“我把这次外调的情况向你汇报。”
　　我听了，简直不知说什么是好，赶忙：“别别别，怎么能向我汇报呢？”
　　他没有理会，就谈起牛占勤在珠河县当警长的事儿：“珠河县已改名尚志县了，牛占勤当警长的当年叫牛海波，查了尚志县沿革，确有其人，也确有其事，但当地的几个老年人，认识牛海波的，都说人挺好，无罪恶……”
　　说着，他递过一份《关于四合大队牛占勤当过旧时期警长的调查报告》，说：“这个报告后，加上咱们的‘予以解放’的意见，报公社革委会，这不就完结了一个吗？
　　就这样我们先后解决了张吃素屯儿、刘大户屯儿两家当年耕种“学田地”，疑似经营地主，而不够地主成份的问题；兴山大队张傻子当过土匪炮头，属于一般随从，不够反革命份子的问题；还有王天贵逃兵误划作叛徒、李凤堂持有枪支，早在土改时就交给了联防队的问题……
　　一着一件，都落实的有理有据，证据、材料、结论，都经得起反复推敲。
　　三挂问题，全公社多达三十多件，我们用了半年的时间。结束，已是一九七0年的春节以后了。
　　这期间曾多次到沈阳、大连、鞍山，以致近处的长岭、前郭县，最远的还到过山东、河南、河北和四川。外调的事都由欧阳负责；内查，即在本公社调查，基本都由我来承担。
　　外调，每次都要配备一人，算是由两人办案，但每次我感觉都是欧阳一个人说了算，不过，还没发现什么偏颇和差错。
　　三月末，公社已经组建了党委。第一件事儿，就是把我们几次报请的材料，在党委会上研究，并以红头文件形式批复。
　　几乎一件件冤屈的人和事，都得到了正名。公社党委《关于对斗、批、改工作队呈请牛占勤等人三挂问题落实政策的批复》，发到各生产大队，也发给了三挂问题的本人。全公社曾一时有过一段反响。
　　趁热打铁，五一刚过，我们就着手了给表现好的四类分子摘帽工作。这是落实上级指示精神的一项工作，没有上级指示精神，连想都不敢想的事。
　　哪个份子该摘帽，哪个份子不该摘，界限很难掌握。实在话说，很有风险，掌握不准，那年月就可能把错误的帽子扣到自己头上。
　　对于每个份子来说，是得到政治生命的大事。哪个表现得好，哪个表现得不好，哪个表现得坏，界线很难掌握。涉及到份子仍然站在敌对方面，还是重新回到革命队伍里来的大事。
　　当时看，这将决定他们的下半生，甚至子女一生的命运的大事。这时我懂的事就多一点了，感到压力很大，责任很重。
　　尚琴副主任主抓斗、批、改。这时她已经是公社党委委员了，还在农安县党代会上，当选为中国共产党农安县委员会委员。
　　她的工作很忙，还常常出席县里的一些会议。“摘帽”的工作基本就由我来承担了。
　　至于欧阳，来来去去，来去无定，有时苏秘书抓去写材料，有时就到大会议室布置会场，会议记录、大会食宿，啥都跟着忙。稍有点时间，回一趟办公室，也是只顾看他那一本儿一本儿厚厚的书。他的书我从没看过，就从书名来说，肯定我也看不懂。
　　给表现好的四类份子摘帽是件好事，也是一件难事，要与本人谈话，要到生产队里、单位去调查，还要有群众评议，最后必须生产队长、大队党支部书记或单位领导签署审查意见。
　　第一个测评的是聚宝大队邵万清，已经快八十的人了，还是民国时期当过四十八天土匪。为这段历史问题，儿子的团县委书记被撤职，还定为“隐瞒父亲重大历史问题”而开除了党籍。邵万清就在被发现历史问题的同时，戴上了反革命份子帽子的，这一戴就是十几年。
　　经查，该人表现一直很好，不乱说乱动，出门无一次不请假，家里来客人，也无一次不到大队治保主任那挂条。对那段历史问题，表示深恶痛绝。这把年纪了，还总想立功赎罪，曾义务地给住户附近的农田看过猪、鸡、鸭、鹅、狗，不让它们进地祸害庄稼；还自己主动地小修小补屯中的路。
　　我们下去，一说为邵万清测评，老百姓反映都很好。这样，我们就按有关公安机关的文件，一一打了材料，取了证明。
　　又到平安大队于洪涛屯，为地主份子吕世忠测评。吕世忠五十多岁了，两个儿子，老大三十多岁，为家庭地主成份，没说上媳妇。
　　吕世忠，土改的当时不够地主，据说，因人老实，当地划成份时，为凑数，才深文周纳，把他划为了地主成份。
　　多年来，表现的很老实，在生产队劳动任劳任怨，给五保户抹墙，搂柴火，还曾下水救过落水儿童。“给吕世忠摘帽”，群众都异口同声。
　　这样先后走过十二个大队，拟摘帽二十多人，调查取证上百人，开群众大会不下三十次。其实，这是个不小的工程，涉及挽救多少子女、子弟、儿孙后代及本人的大事。
　　按程序，我们把整理好的材料，上报公社党委。公社党委很重视，派原公安特派员下去抽查，抽查结果，对我们的工作予以肯定。
　　这批摘帽材料，也是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就批下来了。由原公安特派员，现保卫组组长老梁同志到原份子的所在大队、小队或单位予以公布，并每个摘帽份子一份公告。
　　公告上写道：某某，原系什么什么份子，在党的政策感召下，经多年来群众监督，政府改造，能够悔过自新，曾有过什么什么什么立功表现。根据“某某公安机关关于给表现好的四类份子摘掉四类份子帽子”的文件精神，经群众评议，斗、批、改工作队考察，公社党委批准，现予以摘掉什么什么份子帽子。从即日起，成为有公民权的合法公民。
　　落款是，永安公社革命委员会。一九七0年某月某日。
　　在一年时间里，我们做了两件大事，得以落实政策的人，万分感谢，群众满意，党委对我们的工作也予以肯定。
　　一年多时间里，顾不了头，也顾不了脚。一天到晚的下乡、看材料、写材料、开会、汇报，真的一点闲空儿都没有。
　　我桌上摆的一台，当兵大哥给我买的六波段收音机，连十分钟都没听过。
　　个人卫生，也实在没办法，洗脸、刷牙、梳头不能少，这屋子可就跟我遭了罪了，只是每天给它五分钟，大面儿扫一扫，窗子从没擦过，墙上也落满了塔灰，四个墙角，都有扇面大小的蜘蛛网。
　　一次尚琴开玩笑地说：“拍电影破败镜头，还不用道具了呢。”
　　眼看就是十二月份了，这一年下来，我深深地喘了一口气，决定用一天时间，打完这一年的卫生歼灭战。
　　这天一大早，还不到七点钟，我就从家里拿了水盆儿、抹布、拖布、刷子，还有上天就准备的两袋儿洗衣粉，统统搬到我们办公室，看样子是要大干一场了。
　　我一个人，把带来的三个盆儿都装满了水，然后把门反闩上，拿把椅子，上来下去，擦左擦右，擦里擦外，擦前擦后，开始了大清扫。
　　擦到欧阳办公桌，心想：“这个人天天捧着个书本儿，像个老朽，自己连擦一擦桌子、椅子都不能？”索性，转移到了尚琴的那套总也不大用的桌子、椅子上，欧阳的那套准备最后擦。
　　一天的累，过去了，两大任务也完成了，晚上回到家，吃的也饱，睡的也香，一觉睡到大天亮。
　　第儿天上班，一进屋觉得好清新，好明亮。但立马儿发现，昨晚欧阳的桌子、椅子忘擦了。
　　正准备到大食堂找刘师傅借盆儿打水，把欧阳的桌子、椅子好好擦了。不巧，他进来了，到他的办公桌旁，没有坐下，站住了，看看我与尚琴的桌子、椅子，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看看天花板与四面的墙壁，又把目光向地面扫了扫，竟点了点头，微微地笑了。
　　我很不安，想上前解释，但觉得，还不如不解释的好。
　　没有十分钟，他带着微笑离开了。
　　我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手足无措，赶忙去大食堂，借了工具打了水，小心翼翼地开始了第二次卫生。
　　
　　七
　　永安公社斗、批、改工作队，全县出了名，政策落实快，问题查的清。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党委委员尚琴同志几次到县里介绍经验。县革委会主任，军方代表李青松亲自来永安，组织全县斗、批、改现场会，推广永安公社斗、批、改经验。
　　也确实，按永安的做法，大大推进了全县斗、批、改的进程。
　　但事物总没有划一的平衡，个别公社的斗、批、改，还停留在揭摆后，没有收口的状态中。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为此，县委、县革委决定，在全县实行斗、批、改工作队大调换。或甲、乙公社工作队对换，或三角或多角对换，为尊重当地群众主权，把原来的工作队统一改名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实质还是工作队性质。
　　我们公社与光明公社对换。
　　光明公社，位于波罗湖南岸，永安公社居波罗湖北岸，两社隔湖相望。
　　波罗湖是一块不知年代的湖泊，要追溯，得说到开天辟地、地壳变迁。曾经是我们小时候的旅游圣地，那里有很多稀奇古怪的故事，现在已经是农安县的旅游开发区了。
　　光明公社斗、批、改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永安，工作肯定轻松，他们一则解决运动中新出现的问题，二则巩固斗、批、改成果，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更有实际意义的是第三条“抓革命，促生产”。
　　而光明公社的斗、批、改，就不那么容易了，当时是全县的老大难。我们到那里，甚至要从头抓起，要付出很大力气。
　　我们两方的队伍，都一百多号人，异地作战，吃的、住的、办公，又要熟悉地理，又要熟悉环境，更重要的是人，身在他乡，要和这里的人混熟，腾腾火火地打成一片，很难。
　　这次大调换，县革委同时也下来人了，每公社都设临时工作组，做调换后的安置工作。
　　一九七0年三月的一天，外面还扬着小雪，永安公社光明毛泽东思想斗、批、改宣传队全体队员，陆续走进光明公社大会议室。
　　会议室布置得很隆重，主席台上额，横幅红地儿黄字，原宋体“欢迎永安公社毛泽东思想斗、批、改宣传队进驻我公社”，两边是一副对联，上联写：靠毛泽东思想战天斗地抓革命促生产，下联是：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学活用搞好斗批改。墙上是一条条彩色标语，写道“向永安公社学习，向永安公社致敬”，“欢迎永安公社毛泽东思想斗、批、改宣传队进驻我社”，“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等等，等等。
　　会议室一色的木质长条靠背座椅，地面铺的红砖，前后两座大火炉，又是三月，屋子暖洋洋的。
　　主席台高出地面一米多，两边有上下阶梯。主席台面对观众的是一座演讲台，高一米二左右，上面放一只不锈钢银白闪亮的话筒，话筒头部用红布包裹，演讲台着酱紫色，观众一侧，正中间镶嵌一颗拳头大小的红五星，五星左右各镶三道杠，三杠上下短，中间长。往里是主席团或来宾座席，再往后是虎头山上，农业学大寨背景，两侧用紫色大绒制作的一道幕、二道幕，以示深沉、威风、隆重。
　　大会主持人，光明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王宪斌同志，表示了欢迎后，宣布大会开始。
　　首先是一军方郑参谋，代表农安县革命委员会讲话。
　　讲话分三点：第一，肯定了永安公社毛泽东思想斗、批、改宣传队，过去在本公社的工作成绩，进而总结了永安公社斗、批、改的先进经验；第二，指出这次进驻光明公社的目的、意义与工作重点；第三，强调要抓革命、促生产，在春耕即将来临之际，怎样做好车马绳套，种子、化肥等各项的备耕生产。
　　接下去，仍是由郑参谋宣布，这次进驻光明公社斗、批、改宣传队的组织名单：第一个宣布的是，农安县县委委员，永安公社副主任尚琴同志，任永安公社驻光明公社毛泽东思想斗、批、改宣传队队长，兼总指挥；接下来宣布，杨惜梅同志任副队长，兼副总指挥。
　　我听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同时头有些发胀，感觉到了自己很不自然。队友把目光投向了我，我只能把平静挂在脸上，遮掩着内心的恐慌与激动，但无需也无法做出任何表示与回答。
　　又宣布，欧阳玉珊同志主持办公室工作，文秘兼文字材料主管。
　　我听到欧阳玉珊，一愣，后又冷静下来，这欧阳是复姓，也没想到他还有什么名字，更不知道叫玉珊。
　　又宣布了分派到各大队，支队长的名单。
　　我知道，这都是尚琴姐事先与县小组的安排。
　　尚琴姐颇有能力，也很喜欢我，虽然只大我六岁，但在我面前，就像长辈一样，教育我，鼓励我，关怀我。
　　会后，由光明公社后勤组，给我们安排了食堂、宿舍与办公室。尚琴姐主动要我和她住在一个宿舍，并我俩铺位挨着。在公社大食堂里间，三人间的火炕，我俩人住，很宽绰，我俩都感到很舒心。
　　我们不知欧阳安排在哪住了，知道其他队员，都随支队长奔赴了各大队小队的战斗第一线。但我们三人，每天还是要在斗、批、改办公室工作。
　　安定完了的第二天，我们三人开了个碰头会，分析了光明公社的斗、批、改形势，问题与动向，决定在揭深摆透的基础上，推广由易到难，由浅入深，一个一个吃掉的成功经验。
　　三月二十日，还在惊蛰节气里，春寒料峭。光明公社大会议室，座无虚席，有公社干部、大队干部、小队队委会全体，还有各小学及光明中学的全体教师，又社直诸如粮库、供销社、邮局、卫生院、银行、运输站、道班、农电、畜牧兽医、文化站、广播站，更大的队伍是永安驻光明的全体宣传队员，总共四百多人参加的“光明公社斗、批、改誓师大会”隆重召开。
　　大会由斗、批、改总指挥尚琴同志主持，宣布“首先由宣传队副队长，副总指挥，曾荣获全县学雷锋标兵荣誉称号的杨惜梅同志，作动员报告”。
　　这是前两天“欢迎大会”后的当晚，尚琴给我下达的指令，她说：“惜梅，你已经是副队长，又副总指挥了，不能总是畏首畏尾
　　呀，过几天的誓师大会上，你做动员报告。”
　　我说：“我说个啥呀？”
　　她说：“让欧阳给你写，前几年参加县演讲团，你不是讲过吗？”
　　我说：“那时我还小，讲的都是些小孩子的事。”
　　她说：“这大了，还禁禁啦？都成年人了，也该出息了。”
　　“让欧阳给你写。”她重复了一遍后，接下去又说：“熟了就脱稿，不熟就照本儿宣刻。让你讲什么，我和他说，你拿过稿子只管熟悉就是了。”
　　看着尚姐急切的神情，听着她苦口婆心的说教，我笑了，但实在还是有“洗澡下水前的感觉”。心想：“这和演讲可不一样，那是讲诉，这可是在发号施令啊！”
　　“但也要加进你的意见啊。”尚姐接下去：“在家搞得不错嘛，努点儿力，大胆些，还是要创优异成绩。”
　　“欧阳怎么写，我就怎么讲，我还加什么意见了，念明白就不错了。”
　　我越发感到尚琴姐可亲、可近、可敬了。她早就不让我叫她主任，说过：“哪来那么多的官衔儿，都是些兄弟姐妹，叫尚姐就够亲切了。”说这话时她还抚摩着我的脸：“有你这样的小妹，还是我的骄傲呢。”
　　我像演戏一样，大模大样地走近演讲台，把讲稿放在话筒前，左撤两步，向全场与会的四百多人，深深地鞠了一躬，问了声“大家好”。
　　这是在演讲团训练的，虽然已经过去几年了，一到讲台前，还会再现当年那种感觉。
　　按写的材料，讲了四点：首先，肯定了光明公社的广大革命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勇于揭发，勇于批判，与封资修顽固势力作斗争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列举东谢大队、西谢大队、石广大队以及元宝山大队批判走资派，抵制自由化生产，抵制资本主义势力等感人事例，对运动中涌现出的好人好事，予以表扬和鼓励，号召与会全体人员并通过你们动员全公社人们，向这些典型事例的好人好事学习。团结奋斗，搞好斗、批、改，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其次，动员广大群众和干部，特别是与会的革命同志，要坚持不懈地学习毛主席著作，以毛主席语录为经典，学好、用好《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老三篇”。要活学活用，带着问题去学，有针对性地学，用毛泽东思想解决工作中、斗争中的疑点和难点；再次，要斗私批修，切实实现抓革命、促生产。谈斗私批修，要突出一个“敢”字，敢于同反动势力作斗争，敢于破旧立新，敢于铲除遗风陋俗……。进而，谈抓革命、促生产，谈把斗、批、改落到实处，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漏掉一个坏人。
　　最后，谈及我们永安社，驻光明公社毛泽东思想斗、批、改宣传队，人多，成分复杂，水平有限，请光明的广大革命群众，本着斗私批修的革命精神，多批评，多帮助，多提宝贵意见。
　　我是以忐忑的心情，加上对这次动员大会的责任感，而讲的这番话。开始是照稿讲，后来我自己觉得讲的有点乱，再后来就按稿上的题纲发挥了。
　　讲到结尾，我说：“我还很年轻，我们的队伍也尚未成熟，缺乏斗争经验，我们做的有错误，请诸位毫不保留地提出批评指正。只要对革命有利的，我们就改；只要对革命有利的，我们就照办。
　　这时，会场暴以热烈的掌声。有人领呼口号，“向永安斗、批、改宣传队学习，向永安斗、批、改宣传队致敬！”、“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气氛很浓、很热烈。
　　但我究竟不知自己讲得怎么样，走下讲台，心里还是久久不得平静。
　　接下去是各大队革委会代表发言，都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上表了决心，提出了下一步，抓革命、促生产，斗私批修的具体方案。
　　大会由尚琴队长做总结。肯定了我的讲话，强调实际工作中必须执行。又把各大队的发言中，决心大，指标高，措施具体的表扬一番。最后她说：“说一千，道一万，还是得看两个字，就是‘落实’。天上不会掉馅儿饼，老天有眼，不会白白地养活懒汉。”
　　会议圆满结束，我把讲稿还给尚姐，她说：“放你那，再看几遍。”
　　看得出，她对他的文字能力很信服，我留下还是交给谁，心里有点犯难。也好，就算是尚姐留给我的纪念。不光文章，欧阳写得一手好字，谁看了谁夸，曾在部队书法大赛中获优秀奖。
　　誓师大会后，又把永安的宣传队全体成员留下，“吃顿偏饭”。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语录，又传达了县委、县革委关于抓革命、促生产，搞好今年春耕生产的文件。
　　最后询问了大家，下去后食宿安排得怎么样，生活上有没有什么困难？工作开展情况，斗、批、改，有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难点。
　　会上，解决了个别队员家中有急事，须回家办理和家人来电话，我们办公室人员，要即时、如实转达等事项。会上大家畅所欲言，会后，各自奔赴各自的战场。
　　欧阳玉珊在誓师大会上没有出现，只是用了讲稿，他的影子在我眼前，稍闪即逝。那年代笔杆子吃香，我想过，他是不是永安公社的张春桥或姚文元啊，至少是个戚本禹吧。
　　尚姐很信服他，我又想起了，他是不是她的“参谋人”啊？
　　想这些时，我很轻松，很自如，不带一丝一毫的唧唧哦哦与窃窃私语，只是眼前又闪过了一次，他那身草绿色的军装，特别是冬天，总是披着那件军大衣，也没见他戴过帽子，无论春夏秋冬。
　　不想了，不想了。一个情窦未开的女孩子，想哪场的大男人啊！我心中不断地，闪电般地，快速地摆动双手，一个紧接一个地“不！不！不！不！不！不！”
　　会后，我们又在研究下一步方案，欧阳同志当然参加。就当前形势，赶早不赶晚，到春耕旺季，集中起来开会就费劲了。决定，我们马上下去，典型大队，薄弱大队两头抓。一总结适合光明的经验，二解决薄弱大队，甚至小队的困难。
　　这次会议，欧阳提出：“万万不可忽视当地革委会的积极作用；当地革命群众的积极因素；当地一切可以团结与利用的力量。”
　　我与尚姐一起下去。队伍从永安来时，我俩的自行车就带来了。
　　第一站是东谢大队，这个大队距离农安县城较近，土质好，每年的收益很不错，是个较好的大队.这里的斗、批、改，在光明来说也是较好的。
　　我与尚姐先看了他们的斗、批、改材料，后又听了我们宣传队支队长的汇报，觉得他们的工作比较好搞，指导我们的宣传队员，一定要依靠大队革委会的力量，注意政策，发动群众。团结群众。
　　我年轻火力旺，看了几份鸡毛蒜皮的小问题，也扯在三挂上了，就表态“帕斯”。尚姐没出声，但也流露出支持的表情。
　　这个大队的四类分子中，有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年地主分子，当年曾冠以开明绅士，后来学习毛主席著作大潮兴起时，又有人背地里称他“李鼎铭先生”。
　　这位老人名叫刘生，土改前，住农安县北部与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交界的地方，当年和县教育局梁局长交上了朋友，梁局长就把国家拨给县教育的一方子学田地，划给了他，由他租种并经营。
　　在那里插下窝铺，后立了屯儿，叫刘生屯儿。规模挺大，地有几百垧，雇工几十人，骡马成群，车辆成挂，当年称其“在农安县北部一跺脚，南部就哆哆乱颤”的风云人物。会说会道，官私两项都吃得开，远近知名。曾土匪进了他的家，一条布丝儿没拿，一粒粮米没抢，空手出门，回头还得称“大哥，有用得着弟兄的，尽管吱声。”
　　那时刘生家也二十多口人，遇上灾年，就把自家仓库的粮食倾仓借出，说“只要咱家人没饿死，就不许看着别人家饿死人。”说是借，但从没听说谁还过，也没听说他家往回要过。
　　十里八村儿，婚丧嫁娶，听信儿就到，无论穷富，用车即车，用马即马，用人则人。一次，长工李老三孩子，跑到房顶上去玩儿，不慎掉到地上，摔得嗷嗷叫，他听到赶紧跑过去，抱起来直奔医生家，掏钱给孩子接骨抓药。
　　到年终，李三儿要还钱，他百般说：“不要，不要，不要，一个扛活的遇到这么大的事儿，还得了。在我身上小事一段。”并强调李三儿：“这钱一笔勾销了，再就不要提了，等你儿子长大成人，叫我声刘大伯，就心满意足了。”
　　感动得李三儿两口子直掉眼泪，要跪下磕头，他急忙制止说：“你们两口子这不是骂我呢吗？”
　　等到了解放战争时，国民党的中央大排和共产党的八路军，在这一带展开了“拉锯战”。今天中央军打进来了，这里就是国民党的天下；明天八路军赶走了国民党，这里就是共产党的天下。这样地拉来拉去，拉死了不少人。
　　这时，共产党除当地农会、联防队、县大队以外，还有土改工作队，一有机会，就斗地主，分田地给农民百姓。工作队的人，都是纯牌儿的共产党八路军，多数是南方人。刘生屯儿的工作队队员是个江苏人，叫杨志忠，据说当时是个连队指导员，这个人后来回江苏省，当过副省长。
　　杨志忠虽是共产党的八路军，但和当时的地主刘生，却相交甚好，刘生常为共产党提供国民党中央大排的一些情报，也给了工作队不少工作与生活上的方便。据说，家里曾养过八路军的伤病员。
　　一次国民党的中央大排，突然打进来了，杨志忠撤退、躲避都来不及了，刘生见状，急忙把他扯回家，说：“来，我这保险，他们不能搜查。”可谁料到，几个国民党兵竟撞开刘生家院子的大门，窜进了刘生的家。千钧一发之际，刘生急中生智，打开衣柜的柜盖，把杨志忠藏了进去，上面还覆盖了几件衣物。
　　几个国民党兵进屋来了，刘生有说有笑，极力寒暄，直至把他们送走，杨志忠躲过了一场生死大难。
　　多少年来，互无音信，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杨志忠在副省的位置上退了休，政策允许了，人也得闲了，于一九八四年夏带上妻子儿女来刘生屯儿，想见刘生一面。
　　可这时刘生已经在光明公社石广大队，于几年前，满意地离开了人间。
　　这是刘生的整个故事。我与尚琴姐看他的材料时，那还仅仅是一九七0年，老人还健在。材料里有当年八路军给做的鉴定，还有盖着方形印章的，农安县第六区人民政府的年终考评，都是说些好话。在档案里，这些材料的纸都变得焦黄的了。
　　看了全部材料，也是我先开的炮：“这样的四类分子，就应该摘帽。”尚姐也点点头说：“都是有点怕担责任，那怎么行，要出以公心，主持公道，一定要去除私心杂念。”
　　最终落实还要靠宣传队。刘生的材料，我与尚姐和支队长作了交代，让他开几个会，把材料整理好，一切手续齐全，抓紧上报，让老人早日回到我们中间来。
　　就这样，我们走了全公社十三个生产大队，问题一个一个的都解决了，跑了二十多天才喘一口气，有点松了一把绑绳的感觉。
　　回到公社所在地我们的办公室，已是下午六点钟，门上着锁，肯定屋里没有人。开了锁，我与尚姐一进屋，就见欧阳的桌子上，堆得乱七八糟，又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又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唐诗三百首新注》、《宋词浅解》、《元曲四大家》……等。
　　我想说“真是的，这个老夫子。”后来我回头看看尚琴姐，把话又咽回去了，怕这样不尊重，惹得尚琴姐不高兴。
　　斗、批、改的眼前问题，该解决的都得到了解决。
　　这时，春耕已经开始，抓革命、促生产，最终还得落到解放生产力上，就光明的春耕问题，我们与公社革委会，共同招集了，三级干部的动员大会。
　　会上介绍了东谢、西谢、兴隆、花店几个大队的革命生产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先进经验，传达了县委、县革委关于转发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三个文件。
　　这是文革中，深入斗、批、改的重要措施，称作“一打三反”。
　　文件传达了，只是吹吹风，下点毛毛雨，要开展起来，还得些时日。
　　就在这个档口，省文化厅也派人到光明进驻，说要搜集整理光明民间诗歌，发扬光明的诗乡传统，开拓诗乡的文化革命精神。
　　经请示县委，搜集整理工作也得以纳入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工作内容。
　　这是一项我们宣传队很陌生，而当地群众却很熟悉，又很亲切，进而更加热衷的一项大好事。据一些同志讲“光明是全国的诗乡，中央的典型，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年代，特别是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双百”文艺方针和科学发展政策推动下，全公社民众诗兴大发，写诗上万首，出版诗集多本儿。诗人以农民为主体，更有各行各业。有的已经成为市级、省级诗人、作家，有的还成为了中国诗歌学会会员。有的农民诗人还到北京，参加诗歌大赛、诗歌研讨会等。”
　　典型诗人有王振海、李永学、贺兰玉、宋光明、赵敬书等。
　　他们的诗歌，形体多样，形式自由，语言流畅，寓意深刻，感情奔放，精湛洗练，并推陈出新。内容多为对家乡的赞美，对社会主义的褒扬，对新生活的热爱，对劳动人民的夸奖。
　　省文化厅同志讲，这次搜集整理，重在弘扬党的“双百”文艺思想，发掘在最基层，在农民中的，“下里巴人”诗歌作品，用真实、朴素的文艺形式及文艺作风，抵制、批判舞台上的才子佳人儿，帝王将相。
　　这是一项任务，县革委斗、批、改办公室的领导，电话里指示我们，“一定要纳入你们宣传队的重要工作日程。”甚至强调“这涉及到我们农安县的文艺方向的大问题。”电话中还透露给我们，“农安的文艺成果还有‘黄龙戏’‘大鼓书’等，也在搜集整理中。”
　　搜集、整理，纳入了我们的工作日程，通过会议，学习、领会上级指示精神，作出行动与落实的决定。
　　这天下午，我与尚琴姐回到我们的办公室，欧阳同志正在，见面没有寒暄，倒让我对着尚姐好笑，尚姐也憋不住地笑出了声。
　　尚姐边笑还边吐字不清的嗔怪我：“干啥呢？惜梅！”
　　弄得这位欧阳先生，莫名其妙又不知所措。他从坐位上站起来，左转头，看看左肋下，又到左胳膊左脚；又右转头，看看右肋下，到右胳膊右脚；又低下头看看前胸；又转头看看后背，什么也没发现。
　　这一举动更把我俩乐坏了，简直到捧腹大笑、哈哈狂笑、甚至“仰天长啸”。
　　究竟笑的是哪一出，到现在也还是悬案。以后的日子里，与尚姐一提起这件事儿，还是止不住地一场大笑。
　　见欧阳有几分尴尬，尚姐赶忙打了个圆场：“这个李师傅啊，也打脚小一点儿呗，今早从家来，竟把他老伴儿的绣花鞋穿来了一只，真让人好笑。”
　　这时，欧阳像是消除了窘迫与不安，说：“我还当是我怎么着了呢！”说着，又像一支笔似的，直直的，不靠椅背儿地坐下了。
　　我又想笑，可尚琴姐已经正装其事地坐下了。从挎包里拿出县里发来的正式文件，在我们三人中传达了中央文件和县委、县革委关于落实中央文件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的指示精神。又把省文化厅同志关于在光明征集诗作的意图详尽地说了一遍。
　　欧阳的姿势，让我想到一个词，“正襟危坐”；又让我联想到一种事物，叫“烟囱”，永无摧眉折腰，不见吸纳，只有喷吐。后来，我把他演绎成“头上喷射着滚滚浓烟，”又天真地想到眼睛、鼻子可怎么办，耳朵可怎么办？……他是尚姐哥哥的同学，肯定比我大了不少，我常常是一想起他就无以名状的发笑。
　　一打三反就是打击现行反革命，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但运动还没正式开始，从中央到地方都处在宣传阶段。
　　研究了省文化厅，关于搜集整理光明公社农民诗歌，巩固、培养和发展农民诗人的具体做法与步骤。
　　在这个问题上，撬开了欧阳玉珊的嘴巴，我也觉得他最有发言权。谈格律、谈平仄、谈对偶、谈对仗，讲传统诗、讲自由体、十四行诗、朦胧诗、蒙太奇，甚至从《诗经》谈起，到兴致，还背诵起《明月何皎皎》：“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帷，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他说这是中国最早的《古诗十九首》里的一首，还给我们讲这也是东汉末年下层文人的创作，它的作者就相当于光明公社的诗人。
　　这个欧阳，可有说话的机会了，就像醉了酒似的，又背诵起了南唐后主李煜的《相见欢》：“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我与尚姐听着，但不懂，我讨嫌地问了一句：“咋竟一些忧啊、愁啊，胭脂啊，泪啊的？”
　　他说：“古代人也没有文化大革命啊。”
　　“别讨论这个，换个话题。”尚姐制止说。
　　最后决定，由欧阳玉珊配合文化厅的同志，负责搜集整理工作。由他下去，抓各支队长，让支队长带路，走访三十岁以上当年有点文化的人，把压箱底儿的好诗好词翻出来，让它重见光明。
　　欧阳同志第二天就下各大小队，我与尚琴姐在家，这也是换一次岗。总指挥、副总指挥双双在家坐镇。
　　不过两周时间，欧阳玉珊回来了，自行车货架上、大梁上，大包小裹，嘀里嘟噜。看他那神情，就像上山挖到了半斤、八两重的人参一样，乐得嘴都合不上。这都快两年了，我还从没见过他像今天这样高兴。
　　“什么宝贝呀，把你乐这样？”这是第一次和他这么大胆的说话。也是见他高兴，捧个场，同时也是在拉一点轻松。
　　“我干什么去了，你还不知道吗？搜集来这么多珍品，叫谁还不乐呀？”他一边说着，一边往下卸东西。我想帮个忙，可他说：“不用，不用，别弄乱了。”
　　到办公室，他像珍惜出土文物一样，捧出一本儿本儿给我们看，并说：“真没看出来，也没想到，农民的诗写得这么好。”说着说着，就翻开一本儿念上了：《波罗湖》作者贺兰玉“小鸟在你身边飞过，大雁在你头上翱翔。青风是你飘逸的秀发，月羞日华为昼夜明亮。晨曦、晚霞向你致意，白云悠悠为你俏梳妆。你曾是我的理想，你曾是人们的愿望。多少神奇的故事、古老的传说，在碧波中流淌，随浪花荡漾......”
　　《岁月如歌》作者赵敬书“你曾两只神蜡，照亮夜空。你曾播种苘麻白菜，养活劳苦大众。你曾战胜风霜雨雪，你曾击退电闪雷鸣。治愈满目疮痍，红旗、号角，马达、引擎，把千年的沉睡唤醒。”
　　光明，是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小镇。土地肥沃，文化底蕴深。据传说，这里曾是蒙元时期，一位蒙古将军的驻军营垒，所以，当年称“巴吉磊”。
　　这里的群众性诗歌文化，兴于建国初期。多写些农民翻身得解放的喜悦心情，表达对新国家、新社会、新生活地赞美与热爱。
　　曾全民皆诗，一九五三年，以《走婆家》为代表作的二十多首，登载在《吉林扫盲报》上。一九五六年又有登载。一九五八年被吉林省命名为诗乡。
　　这段时间涌现出很多农民诗人，他们的诗歌创作和那个时代的火热生活，紧紧连在一起，这些以王振海、高恩等一大批诗作者创作的大量脍炙人口的诗篇，后来结集出版了《巴吉磊乡农民诗选》，当时在全国发行。
　　巴吉磊诗歌全国闻名，时任东北局书记的宋任穷同志，亲临视察，对诗歌活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赋诗一首：“农民自古有诗章，万颗明珠土下藏，一经东风吹雨后，满园草绿百花香。”
　　一九六0年“巴吉磊诗乡”为国家命名，当时的代表作品有王振海的“口唱山歌手摇鞭，心甜如蜜靶地欢，鞭儿扫落天边月，靶走切平万座山。”
　　王振海作为巴吉垒诗人代表，曾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
　　欧阳玉珊将这些诗作都做了整理，誊清、装裱、装订，并引致其诗兴大发，也佩写一首，以示炫耀：
　　【犁】
　　犁，早上好了铧，
　　就等咱一声令下。
　　翻起三尺油砂土，
　　金黄种子地下撒。
　　为革命种田劲头足呵，
　　垧产万斤手里掐。
　　老贫农王大叔抿嘴乐，
　　犁吧，咱们的天下。
　　
　　忆当年，
　　给地主扛长活，
　　拎过这犁把。
　　一犁足有千斤重，
　　累得腰酸腿发麻。
　　播下仇恨的火种，
　　开出斗争的火花。
　　甩开犁把闹罢工，
　　紧跟毛主席，
　　打出新天下。
　　
　　喜如今，
　　胸有朝阳手扶犁。
　　一脑子打算、
　　满肚子红花：
　　黄河田抢墒播种，
　　长江田顶浆把垄打。
　　
　　要为革命多贡献，
　　“学大寨、赶小乡”
　　誓把“纲要”跨。
　　犁如飞梭铧如箭，
　　对准帝、修、反，
　　箭箭不虚发。
　　
　　犁，
　　早上好了铧，
　　就等咱一声令下。
　　犁得五洲风雷滚，
　　犁得四海翻浪花。
　　走一犁啊红一线，
　　革命蓝图心坎挂。
　　毛主席挥巨手，
　　我们前进。
　　一个红彤彤的
　　新世界。
　　就在这犁下！
　　一九七0年三月
　　
八
　　接上级指示精神，“回乡闹革命”，仅仅五个字，比八级台风还硬，把我们从光明卷回了永安；驻永安的光明宣传队也回了光明，只两方带队相互做一下交代，就算完事儿。
　　我两队的交代，在永安公社我与尚琴的办公室举行。当然的相互夸赞了一番，“你们那里的风土人情好，待人诚恳，实在，热情……”之类的客套话，或“一定要把你们的精神发扬光大”，“向你们学习”“我们的工作能力有限，做得不足之处请多多包涵”等。
　　这下一步，就是真正的进入了“一打三反”运动了。
　　“一打三反”是指按照一九七0年中共中央发出的三个文件开展的运动。即一月三十一日发出的《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二月五日发出的《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
　　在当时“左”倾思潮的指引下，以政治运动的形式，对一部分坏人确实给予了相当严厉的打击。
　　死刑的决定，原本应该在最高法院，但为了在短期内达到效果，所以把杀人的权力下放到省一级，省一级只要把杀人人数报到中央备案就可以了，然后省一级将权力进一步下放，一步步地下放下去，县一级都有权力宣布执行死刑，而且是立即执行。
　　一月三十一日发出的《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指出，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有反必肃”的教导，对反革命份子的各种破坏活动，必须坚决地稳、准、狠地予以打击。为此：一、放手发动群众，用战略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使群众认清，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是打击帝、修、反别动队的斗争……号召广大群众，对反革命分子检举、揭发、清查、批判，从而把隐藏的敌人挖出来；二、要突出重点，打击的重点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对那些通敌叛国、阴谋暴乱、刺探军情、盗窃机密、杀人行凶、纵火放毒、反攻倒算、恶意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和抢劫国家财产、破坏社会治安的现行反革命份子，必须坚决镇压。三、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清敌我，区别轻重，根据“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的原则，对不同的犯罪，予以不同的处理。对于那些气焰嚣张，罪恶累累、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反革命份子，要坚决杀掉……四、要大张旗鼓地、广泛深入地做好宣传、动员。杀、判之前要交群众讨论。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杀、判时，要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判，立即执行……五、要统一批准权限……六、要加强领导……
　　望各地接此通知后，认真讨论，切实执行。
　　一打三反运动，已是文革后期，中央意图是要巩固文化大革命成果，保持革命斗志，打击运动后期坏人反攻倒算的反革命气焰。
　　同时的文件还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一小撮阶级敌人不仅在政治上伺机反扑，而且在经济领域里，对社会主义也发动了进攻，他们同暗藏在国家财经部门的坏人，内外勾结，利用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煽动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趁火打劫，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破坏备战，破坏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有的侵吞国家财物，霸占公房、公产……私分公产、公物，有的倒票，倒卖国家物资，有的私设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地下包工队……有的大搞黑市活动，牟取暴利……企图瓦解革命队伍，破坏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粉碎阶级敌人在经济领域的进攻，是保卫社会主义的斗争，是全党的一件大事，必须把这场斗争看作，如同打击现行反革命一样重要……
　　一、……放手发动群众，打一场人民战争，掀起一个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的高潮……狠狠地打击阶级敌人的反革命气焰……
　　二、……批判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
　　三、四、五…..
　　第三个文件是中发【1970】6号《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
　　中央重申：
　　一、严禁新建、扩建和改建楼、堂、馆、所，已施工的要一律停下来。
　　二、任何地方不准兴建高标准的城市建设工程……
　　三、四、五、六、七。
　　一打三反就是根据中央的这三个文件精神开展的。我们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一是运动新，二是内容深，三是涉及广，四是文件强调“稳、准、狠”。
　　听了文件如进入了战场。
　　那是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确实经了风雨，见了世面，若是今天，这三个文件会让我毛骨悚然。
　　那是一九七0年，正值林彪、“四人帮”篡夺了党和国家政权的时候，当时谁敢违抗啊，但我见在执行上，多数领导，包括说了算的干部，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消极怠工”。
　　公社党委当然得重视，开了动员大会，由原斗、批、改宣传队改为“一打三反”工作队，还是那种形式派往各大队、小队。
　　每个队员的心情都很沉重，也真说不准，哪里会冒出个反革命。
　　就这么一冷一热，一清一黄，不知不觉已是一九七一年了，还是我们这个办公室，基本还是我们这几个人，可感到这次的气氛很凝重。
　　我有点抱怨地对尚琴姐说：“又是运动，又是运动，我们都成了运动游子了。”
　　尚琴姐是副主任，县委委员，对此从不乱说。我想：“不在人家当官儿，不照书本儿不说话。”我很佩服她那种沉着、老练、安稳、准确，又颇有见地的高尚品格和能力，有种自愧不如的感觉。
　　我和尚琴姐在一起的时间也不算短了，她深深的影响着我。
　　她说：“没有运动社会就静止了，就不会发展。政治、经济、文化都要及时调整，运动就是调整的手段。
　　又亲切地对我说：“惜梅呀，事事都有规律，事事都要细心观察、发现、总结。你这一生才搭头儿啊，又要善于积累，积累就是财富。我听了，心里觉得暖乎乎的。
　　这次我们也改变了过去那种办公室、指挥部的工作作风，与下边的支队一样，下到基层，落实到抓一个大队，一个小队或一个单位，切切实实地亲手抓，掌握第一手材料。
　　这次的“一打三反”，我们认识到了它的重要性和严肃性，公社领导也非常重视，新派来的党委书记梁振林同志任“一打三反”办公室主任。动员大会上，他亲自讲话，派往各大队的支队长，也由公社党委会研究决定。
　　尚姐把我们想实实在在地抓一个大队的想法，在公社党委会上作了汇报，获得了党委的通过，还得到了梁振林书记的支持和表扬，说：“下到基层，抓一个大队，从你们主抓的大队中总结经验，指导全局，利于全面工作的开展，对于你们年轻干部也是个锻炼。”
　　我们三人办公室研究决定，把我们的点儿选在了先锋大队。
　　当时我不大同意，因为是家乡，不好开展工作，又则，老爸又是这里多年的支部书记，现在又是革委会主任。我觉得和老爸在一起受拘束，工作不方便，怕老爸那严肃、认真，一本正的态度。
　　还有一条，老爸总好管教我，动不动就是：“你们年轻人也不行啊，咋这么不守铺儿呢，咋这么没有根据呢，咋这么，咋这么……”再不就说我“毛手毛脚，不稳当……”
　　尚姐说：“别那么想，其实你老爸很好，要不我咋能选先锋大队呢，就图个老书记，现在又是革委会主任，稳当，诚实、有经验，群众基础好，我们年轻人一旦有个漏洞，掉脚，老人家能给兜一把。”
　　把办公室迁到了先锋大队的决定，通知了各支队，并同时也说明意在现场办公，和大家一样与基层贴得更近，得到的材料更真实，更准确。
　　先锋大队距公社不到半公里，一千五百多口人，耕地面积一千多垧，十二个生产小队，另有学校、卫生所、粮米加工厂和兽医站。
　　大队南部与波罗湖比邻，土质肥沃，地势平整，农民每年收入不错，大队经济条件也挺好。
　　我们到大队，第一个见面谈话的就是我老爸。我让尚姐谈，尚姐还非要看看我是怎样在工作中处理父女关系的。
　　我只能和老爸说：“老爸，今天可得我领导你啦。”
　　老爸说：“哪天还不是你领导我，竟听你们的了。”
　　我说：“老爸，开始啦。”
　　老爸说：“你就说吧，我虽不会记录，但一句都不会忘的。”
　　于是，我就正装其事地向老爸讲述了这次“一打三反”的意义、目的，说明必要性和中央对“一打三反”的重视程度，口头传达了中央三个文件的基本精神。
　　尚琴姐最后还提醒：“从中央到省市，以致农安县委，公社党委，对这次运动都很重视，希望杨书记能够积极配合。”
　　老爸也是年龄的关系，或是阅历广的原因，我听公社的人们说起他都感到太“右”，我也有这个感觉。
　　尚琴姐说这些，老爸没吱声。我很着急，怕让我尚姐难堪。
　　大约有十分钟时间，这十分钟好漫长啊！让我好生难熬、难耐。
　　“那就按中央精神呗。”老爸说。
　　哎呀呀，这是一句什么话呀？我甚至要接着替老爸说下去。
　　还好，老爸还真的就接下去了：“那就接光明宣传队的茬往下搞吧，把几个事儿都落实了。”
　　欧阳插话说：“杨书记，能把光明没搞完的几个事儿，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老爸应了一声，接下去说：“按中央‘一打三反’精神，首要的应该是，宋家小队社员有几个人，一到夜间就常常看见南甸子发射信号弹，光明公社宣传队也查过、访过，有两次还组织民兵夜间到南甸子蹲过坑，但都是无功而返。”
　　老爸还说了另外几件事，欧阳玉珊都一一地做了记录。
　　谈话的最后，尚姐说：“杨书记，我们这次‘一打三反’工作队进驻先锋大队，共有十五人，每个小队一名队员，”又自我指了指：“我们三人是公社‘一打三反’办公室人员，也兼咱先锋大队。这次咱公社是党委梁书记挂帅，我们也是你大队党支部与公社党委沟通的联络员。”
　　老爸露出一丝微笑：“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呀，惜梅年纪还小，尚主任就多帮助吧。”接下去又说：“惜梅回家不止一次地说过，她尚姐真好。”
　　尚琴笑了笑：“你生下的好闺女，积极热情，敢想敢干，将来是把好手儿。”
　　备耕时节，人手都很忙，所以，这次没有集中开动员大会或叫誓师大会。到生产小队，发动群众检举、揭发，特别强调重点揭摆反革命破坏活动的人和事。
　　此时，重点安排了宋家小队对信号弹一事的观察，并要求，一旦发现线索，立即报告我们。又到过南甸子一代左近的屯子，做调查，附近屯儿也有同样的发现。
　　为此事，尚琴副主任还亲自到县公安局，咨询并报案，公安局初步分析，怀疑是敌特行为。
　　这是一件无头案，直至今天也没弄出个头尾来。但，为此事，也曾送过两个人给县公安局。
　　一位是自称大夫给人看病的游医宇某，流窜到永安后，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其身份、职业、住址、又哪里来，要去哪里等。说出个地址，我们去查，结果是“查无此人”；
　　另一位是从农安来永安的大客车上，下来的一位瘸子，刚下车时走大路，一拐一拐的，至少能评为三级残废，但又有人发现，他往海清朱屯儿走时，见路上没人，就嗖嗖嗖，一阵风似的，身轻如燕，竟能达到二十麦的速度，到了南甸子东邻的海清朱屯儿，又瘸的不得了，并手上拿着拐杖，见有人就拄着，没人就用手拎着。
　　此人也经大队治保主任查过，是无证件、无固定住址、无职业的三无人员。
　　除了这些，周边屯屯、人人、事事，都像用刮头篦子刮头一样，刮一遍又一遍，数不清筛查了多少遍。
　　后来，这信号弹事件，每次形成文字时，竟加上了双引号，无人可查，无物可查，无地可查，无据可查。只好发现一次，向县公安局做一次报告。到底是由人所为，还是像波罗湖多少年来，两只神蜡一样的自然现象，至今不得而知。
　　“信号弹”谜案，牵涉了我们办公室人员和在宋家小队包队的“一打三反”工作队队员，最终，我们还是踏着光明公社宣传队的足迹，又一次次地无功而返。
　　信号弹并没有对群众生产、生活、乃至安全，构成威胁，所见到的只是革命群众对敌斗争的警惕性，越来越高。
　　当要认识某种事物而无从着手的时候，死缠着不放是固执；已是食之无味，还感到弃之可惜，则是藕断丝连。
　　对信号弹一事，我们在县公安局备了案，就宣布告一段落。
　　这时我们已和大队党支部、革委会联起手来了，根据文件精神，查贪污、盗窃、投机倒把。
　　通过群众揭、摆，发现李家湾儿秋收到场院的粮食，有被盗迹象，我们就在这个生产队，一连开了三个晚上的群众办案大会，确定丢失粮食的数量，查证被盗时间，搜集脚印、指纹等证据，群众挖掘迹象，提供线索，不漏掉一个相关人和责任人。
　　最后查明，看场院人与其伯父联手作案，为监守自盗。
　　问题查清了，有物证、有人证，有当事人的供诉，又有询问笔录与交代材料，各项手续齐全，程序合理，就连同完整材料，将案犯移送公社学习班。
　　那时的公社学习班，全称为“农安县公安局永安公社不法人员学习班”。
　　盗贼王守义，本队社员，人称外号十三香。事出后主动交代，积极退赃，有立功赎罪表现，又是铁杆儿贫农，根儿红苗儿壮，只是心眼儿花花点儿，无任何其它罪恶，所以，没有上报县公安局，留公社学习班，继续学习改造。这也多亏老爸杨富田的一再周旋。
　　十三香在公社学习班，还有了立功表现：在学习班的学习改造和专政人员的帮助下，揭发了他姑家大表哥张某，窜通供销合作社林某，通过供销社主任孙某倒卖大车轮胎的事，用文件衡量，属投机倒把，正在线上，那年月这种查案子的方式，叫做顺藤摸瓜。我们就找张、林、孙，分别谈话，很顺利，只有那位主任觉得面子过不去，支支吾吾，打了几句糊涂语儿。
　　后经尚琴副主任一番教训，才说出事实真相：是在县采购供应站大车轮胎分配时，他向站长多请了十只轮胎，属计划外，所以，货提到永安供销社仓库后，授意林某非正常卖出。
　　十只轮胎卖完后，本金归还供销社，应该得一块非法利润。
　　众位不知，十只轮胎可见利润八百元！那时社员一天挣十工分儿，到秋收分配时，一般的生产队，只能勾上七八角钱，极少有勾到一元钱的，八百元，两个棒小伙子干一年都挣不来。
　　现在回想，这“一打三反”，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也有一点道理。
　　正如一群迷路人，在一片漫无边际的荒原上奔跑逃命，恐惧、疲劳、无助，又万分饥饿中，偶然遇到一只兔子，在大家的奋力下，这只兔子成为了一只烧烤美餐，为了吃得均匀，每个人都能活命，大家规定，这只美餐，“我们只能动口，不准动手”，大家用口不用手吃到的，仅能够自己活命，也保证了大家的活命，保证了逃命的人群，不发生肢体冲突，制止了自私的侵害，有利于团结、奔逃；可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下，有人暗地里伸出一只手，窃得了这只兔子的一部踢腿，或一条肋骨，哪怕是仅仅的一个尾巴。我们想向，这一部分的缺失，会引起多少只渴望活命的眼睛，一旦发现这只“口”以外的“手”，饥饿的人群甚至把口一齐伸向他，为活命，更为对他的惩罚，甚至都能把他的肉，变成兔子的肉吃掉。
　　张、林、孙三某的肉，险些就成为了兔子的肉。最后处理决定:林、孙退回所得利润，张某进公社“不法人员学习班”。
　　令林、孙叫苦不迭的是，“我还没有见到过一分一厘的利润，如何退得。”
　　原来，此事也惊动了县采购供应站，十只轮胎，悉数按他们的出售价补收了价款。
　　这时欧阳对林、孙二人说道：“你俩就是卖血，也得把这笔自己认为的冤枉钱给交上，息事宁人，不然，你俩的公职还要不要了。”
　　二人一听，这才是指点迷津，如是，交钱、点头称谢。
　　张某也没占到便宜，既进了学习班，得到了专政人员的“帮助”，也交了如林、孙一样的“非法利润”。张某一枪俩眼儿，国家一石二鸟。
　　那时的运动一个接一个，大运动中还套着小运动。也难怪，哪个运动也不白搞，总有些不干不净的人，不干不净的事，就像打扫灰尘一样，扫了一遍又一遍，正像毛主席语录说的“扫帚不到，灰尘就不会自己跑掉。”
　　先锋一队有情况，说有两个木匠外出单干，那时候就是个事儿，也正好进了“一打三反”的靶标，文件里那叫“地下黑包工”，走资本主义道路，挖社会主义墙角，还有说是社会主义蛀虫，也有说是动撼了社会主义基石，反正得“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还得说不打不足以平民愤。也倒是，在大帮哄的年代里，每人每天只能挣几毛钱，你外出单干，一天就挣几十元，顶我们多少人，能不让人眼红吗？这就叫“一人饱暖千家怨”啊。
　　两个人都是木匠，一个姓陈，另一个姓戴，各干个的，不是一伙出去的。陈木匠先出去的，戴木匠见陈出去挣着钱了，自己也就出去了。也说不准还有第三个，第四个呢……生产队长姓王，外号人称王老好，要不是社员反映，他才不吱声呢。
　　我们找了“老好”，他说：“不出去挣点咋整，陈木匠家孩子有病，前几天我给跑信贷社，贷了二十元钱，抱孩子去龙泉医院看的，二十元一撒手花没了，他这才走的。”
　　“老好”接下去又说：“戴木匠我不知道，还正给生产队敨犁杖呢，扔下就走了，他呀，我可管不了。”
　　“老好”是老实人，这老实人说话就有份量，连哼哼都带三分煽动性，我听了有点气愤：“这戴木匠也太不像话了，怎么能攀陈师傅呢？”
　　欧阳开始还是很冷静，呆了一会却摇头说：“惜梅呀，不在你爸说‘这不行’。”
　　我很慎重，正在想，“我怎么就不行了？”还没等我话出口，他就接下去：“我们工作队执行的是政策，战斗武器是文件，可不是感情啊！”
　　这时，我知道了自己的错处，但没有出声。
　　尚琴姐冷静着，看上去很沉闷，好像心里有什么巨大的压力。看了看欧阳，又看了看“老好”，说：“吃饭，吃了中午饭再说。”
　　我们都是骑自行车下来的，先锋一队位于公社正北一华里，中午饭回公社吃蛮好。
　　在餐厅，尚琴姐又通知我与欧阳：“午后一点钟，咱们回办公室。”
　　下午一点的会议上，尚琴姐开诚布公地说：“陈木匠叫陈忠，媳妇曲晶是我同学，妈家住民主五队，我俩小学在一个班。前几天我回家，遇见过她，怀抱的小男孩儿才两岁，先天性心脏病。脸色蜡黄，嘴唇酱紫，脑瓜儿挺大，脖子很细，一喘气，胸脯和两肋一劲儿忽闪，看上去很无力，眼睛也不爱睁。
　　曲晶看见我就哭了，说的挺凄惨，临分手，我给她掏出二十元钱，说啥也没要……”
　　说到这里，尚姐控制不住的眼泪流了下来，但马上又用手帕擦干，既表现要坚强，又实在为难地，用手轻轻地在办公桌右下角拍打两下，打了个“嗨”声说：“陈忠无奈，曲晶也好可怜啊！”
　　欧阳也为此所感动，扬起头，望着室内的天花板，想了一会儿，像是有了主意，但又很突然。
　　“尚琴，”他称呼得是那么自然：“我给你讲个故事，惜梅也听听。”
　　尚琴没说话，我说：“讲呗，洗耳恭听。”
　　“你们去过关帝庙吗？”
　　我俩都摇头。
　　这时他好像摸清了我们的底细似的，知道了我们都是“关帝盲”，就大胆地、放开地、自如地讲开了：“关帝，指的是关老爷，就是我们常叫的‘关公’，姓关名羽，字云长，三国时期蜀国大将。”讲了这么几句就问我们：“你们知道周昌吗？”
　　尚姐摇了摇头，我说：“不认识。”
　　“不认识？多亏不认识，你若认识事儿就大了”接下去他又讲：“周昌是给关老爷牵马、扛刀的。”又问我们：“你们知道，周昌也是一员大将，为啥给关羽牵马、扛刀吗？”
　　我俩都回答：“不知道。”
　　他就给我俩讲了起来：周昌也是一员虎将，但比关羽的名气差得很远，就有点儿不服气。一天他提出要与关羽比力气，并下了赌注，说：“谁输了就做赢家的牵马童。”
　　关羽从一只鸡身上拔下一颗鸡毛，对周昌说：“你把这根鸡毛用力抛出去，看你能抛多远？”
　　周昌接过鸡毛，用力向前抛，抛出不过三尺远。
　　关羽对周昌说：“你仅仅只抛一根毛，才抛出三尺远；看我的，这有上千根的鸡毛，我抛出去，看能比你远多少？”
　　说着就把这只鸡抛出去足有三四十尺远。然后问周昌：“比你的力气大多少？”
　　周昌佩服得五体投地。自此后，心甘情愿地为关羽终生牵马、扛刀。
　　听到这，我问欧阳：“那么多古代大将，为什么专给关羽修‘关老爷庙’啊？”
　　欧阳点了下头，像是咽了口唾液，说：“我就想讲这个故事”。他把坐椅向前挪动了一下，两手都放在了桌面上，颇有一副讲评书的架势。“那我就不客气，开始讲啦”：“关帝庙”是管天下风调雨顺的，关老爷为主，周昌为奴。一个正襟危坐，一个在旁为老爷擎着大刀站立。有民间向关老爷借风求雨的，关老爷就手捋长须呼来唤去，民间就风调雨顺。
　　一日，关老爷出门不在家……讲到这，他笑了笑，又接下去：“咱们就说他去看望大哥刘备去了吧”。
　　我与尚姐聚精会神地点了点头。他又接下去：老虎不在家，猴子称大王了，周昌美滋滋地坐上了关老爷的正中宝座。还翘起二郎腿，坐椅前仰后合地乐上了逍遥。
　　他刚坐下，就来一农民求雨，说：“老爷呀，下些雨吧，我们农民的农田旱得都要烧焦了”。
　　周昌还没等回答，就又一位开染织厂的老板来说：“老爷呀，让老天大大的晴朗吧，我们明天好晾晒染织出的一大些大布。”
　　他正在为难无法回答呢，又进来一位果农，求老爷说：“我的果树正在开花，将定果，求老爷，可千万别刮风啊。”
　　周昌听了，刚要点头答应，又进来一位江边摆渡的船工，说：“老爷呀，求你了，明天我要出航，请给我一股八级东风，我要西行。”
　　这把周昌可难坏了，憋得满头大汗，坐立不安，在一遍一遍的想，“这可怎么办啊，这可怎么办啊？”
　　讲到这里，欧阳停了下来。我着急了：“讲啊。怎么办了？”
　　欧阳反问我们：“你们说，该怎么办？”
　　尚琴姐说：“怎么办，这与陈忠、曲晶有什么关系？”
　　这时欧阳又接下去：“周昌正在为难，关老爷回来了。”
　　我问:“关老爷回来又怎么样了？他有办法吗？”
　　欧阳觉得到了火候，就整了整精神，提高嗓门儿：“关老爷让四位来访者听好，说道‘风在江边过，不走果树园；白天日出晒大布，夜晚下雨浇庄田。’四位来访者跪地，叩拜称谢，周昌亦夹其中。”
　　尚琴笑了，我也笑了，但没敢像上次那样让他尴尬。
　　尚姐说：“谁能有关羽那两下呀，让他来解决一下陈忠、曲晶两口子的难题吧。”
　　欧阳蛮有主义地说：“陈忠的手艺据说很不错，桌椅板凳、立柜高低柜都行，咱公社书记室的双面大班台和会议室的椭圆形会议桌，不都是他的手艺吗！”
　　尚琴点点头：“那是。”
　　欧阳直截了当地说：“把他安排到综合厂的木业车间，不就都解了吗。让他挣着现钱儿，孩子病能治，生产队也不为难了。”
　　见尚琴姐无明显反映，欧阳又接下去：“由公社下个调令，‘老好’也好说话了，陈忠有了综合厂工人的合法身份，出去挣钱，除交单位上缴款，余下的不就自己支配了吗？孩子看病不就有钱了吗？”
　　说着又看了尚琴姐一眼：“还不就是党委一句话吗，甚至你和综合厂王厂长说一说都行。”
　　尚琴听着，但始终没表态。看得出，欧阳有点儿着急了。
　　我是综合厂的人，真想自己跟王厂长求个情，但又一想：“我在综合厂仅仅是个小出纳员，在那也没呆几天，哪能办那么大的事呢。”
　　这时，尚姐好像是看出了我的心思，就对我说：“惜梅，明天上班你直接回综合厂，找王厂长，就说我安排的。”停了几秒钟她又接下去，像是自言自语的小声说：“安排一个木工用不着公社党委。”
　　第三天，陈忠进了综合厂。
　　果然奏效，第五天，戴木匠没有了攀比，也自觉的回来了。
　　“一打三反”从开始到现在，哩哩啦啦已经快一年了。
　　最后一项，检查全公社大小队两级会计的账目。由“一打三反”工作队，调动全公社大小队会计，由公社会计辅导站部分同志牵头，分三个大组，九个小组，逐大队、逐小队，逐单位排查。
　　之前，安排自查、自报，即核算单位由“一打三反”工作队员负责，有会计、本单位负责人、出纳、组成自查小组，查后如实上报。而后，根据自查自报和我们掌握的情况，进行有的放矢地，抓住全公社有问题的核算单位，进行全面、认真、彻底核查。
　　时间用了两个月，自查一百五十多个单位，重点抽检十八个单位，做到了无死角，无漏洞，无偏差。各级核算单位账目基本清楚。
　　从一般到重点，再在“一打三反”文件内容范围内，全公社查出双山九队抗拒征购，私分粮食的违法活动：事情发生在一九六七年，正值文化大革命，揪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形成高潮的关键时刻。
　　双山九队，在一下台干部的策划下，串通生产队长、代工组长和几个社员，把三万多斤优质玉米搅拌进泥土，谎称“土粮”，不计生产队产量，不顶人口口粮定量，瞒产私分给了部分农户。
　　双山九队，有耕地面积一百零八垧二亩八，好年头垧产也就在两千斤左右，而这年，年终总产，账面仅有十三万斤，平均每垧只均一千二百零一斤还不足，差距忒大。
　　那时是统购统销年代，自一九五三年开始，就粮食有粮票，农村农户吃定量粮，布有布票，买衣买布，除花钱外，还要花布票。后来，三年困难时期（一九五九年、一九六0年、一九六一年）开始一直到改革开放，甚至到一九九三年左右才逐渐把票证全部取消。
　　这段时间长达四十多年。听老人讲，统购统销开始的一九五三年，我们家那里每口人分得口粮量五百六十斤，这之前，农民口粮不拘数，人吃马喂，猪、鸡、鸭、鹅、狗，随便。
　　那年头儿，一是我们国家只有六亿人，毛主席诗词里不是说吗，“六亿神舟尽舜尧”；二是合作化以前，农民土地产粮量，相对也较高，听老年人说，那年头平均每垧地，好年成能打十多石粮，“石”在北方是容积单位，一石等于十斗，一斗等于十升，一升等于十合……这都是从古传下来的计量单位，现在基本不用了。一石粮核现在五百斤左右，那么垧产十石，即是五千斤左右。
　　我们这里，一九五三年是互助组，五四年就是农业合作社了。
　　严格说，农民入社都带有强迫性质，谁要不入合作社，就叫“单干户”，“单干户”就要处处受歧视，受打击。
　　一九五四年合作化开始，还有个八农户有车、有马、有地。拉硬，就不入你的农业合作社。没两年，就受不了了，家有当干部的，“停职”，入党入团更不用想了，买种卖粮都受限制。农安县六区区长就是因说服不了他老爹，险些丢了官的。
　　合作化得把农民的土地、牛、马、驴、骡，车、犁、耲、耙、绳套等农具都入社，有的大件儿，如马牛、车犁等也作价，但价都很低，价款记在你的往来账上，作为投资，或说入合作社的股份，这笔“社员股金”，说有能力时返还，可到现在也没见有几份儿得到的。还有的地方把这叫“社底儿”，只是叫法不一样，别个没跑出范围。
　　刚入合作化时，农社里牛马成群，车辆成帮，到了这年冬天，由于经营管理不善，农民的小农经济思想与缺乏集体主义概念的意识，相互作用，形成一种“事不关己”的倾向，致使农社里的牲畜喂不好、饮不好、保暖不好，加之那年冬天又很冷，牲畜死了很多，到春起，甚至死了有一半儿了。山坡、野地，到处可见。
　　据双山九队老人讲，“刚入时，全社（基本是一个自然屯儿一个社）十二辆大马车，第儿年春天，连五六辆都套不出去了。到最后些年，再就没超出三辆过。
　　这些年来，社里的物资一直是“大家拿，拿大家”的状态，社里干部开会常批评说：“西方有个‘加拿大’，我们这里成了‘大家拿’了，拿吧，把农社拿黄了，看你还到哪去拿？”
　　这四十多年，票证种类一年比一年多，而分得数量却一年比一年少。一九五四年每人分得布票三十六尺，到一九六一年，每人只分得二尺七寸，有人戏说：“屁股大的人，做裤衩还得露半个屁股呢”。
　　三年困难时期，农民分得口粮量，俗称“留量”，每年只能二百多斤。“留量”是根据你所在的生产队，粮食总产量去除征购、种子、饲料后，平均每口人能分得粮食的数量。
　　那个年代，还有棉花票、线票、糖票、食用油票、针织品票、袜票、鞋票等，城市除以上票外，还有豆腐票、副食券等，吃一块豆腐花钱还得花票。无论城市还是农村，生活稍有宽裕或挣工资的人，要买块手表，买台自行车，也得凭票。烟酒也凭票，粮票中还分细粮票，只有拿细粮票到饭店才能吃到白面馒头、大米饭等细粮。
　　当时还没有家电，后来有了家电，彩电、冰箱，也凭票。
　　票的年代持续了四十多年。粮食不够吃，就“瓜、菜代”，“三合面儿”“秸稞熬出的淀粉”等度命。
　　把话拉回到正题上，“一打三反”查账小组，查到双山九队一九六七年的账时，见粮食产量差距这么大，觉得有问题，分别找队长、会计谈。
　　队长郭绍和百般不承认，会计只说不知道，也许真的不知道.又找党员，又找老贫农座谈。粮食产量过分的低，郭队长没理由解释，我们又采取政策攻心，交代党的宽、严政策，郭队长见实在是躲不过去了，就做了全面交代，详细地叙述了全过程：这年秋，在生产队场院里，打完了苞米出完了风。出风也叫扬场，就是把粮食往高扬，通过高处的风，把杂质刮走，干净的粮食落地。干干净净的苞米三万多斤，有七八大车，像小山儿似的，在阳光下闪着耀眼的光芒，一色的优质吉双二号，准备送公粮。
　　不巧，这几天队里大车没空。放到第四天头上，正好是公社召开三级干部大会，队委会一级的都参加了。那时的队委会一般包括正副队长、会计、保管员、代工组长、赶头车的大老板儿、妇女队长和党员组成。队委会，就是这个生产队的最高权力机构，可以决定队里的一切事物。
　　这大小队干部都不在家，公社干部也不能来，私分这三万斤苞米的机会可就来了。分下去，不入账，这样每口人能多分到一百五十多斤，向国家交征购粮就以后再说吧。
　　出这个馊巴主义的是，几年前一个落选的大队副主任，他不出头不露面，操纵郭队长，蒙蔽赵会计，纠集几个不明真相的社员，把这金灿灿的优质苞米，参拌上了泥土，堆入东南角的土苞米里。按土粮分了下去。并暗中示意社员，一不准说出去，二掩藏好，三尽早消化掉。做到嘴巴严密，行动诡秘，赃物绝密，必要时宁可深埋烂掉，也不让他们得到证据。
　　这年，每口人私下分到一百五十多斤优质玉米，而征购没有完成，国家蒙受了一定的损失。当年这种现象叫做瞒产私分，是要坐大牢的。
　　这么大的事一瞒就是三年，这次“一打三反”赶上了火候儿，工作队查清核实后，材料报公社革委，又由公社革委报县司法机关，郭队长和那位下台干部因罪获刑。
　　“一打三反”在我们这里轰动不大，据材料介绍，全国处决现行反革命、关押政治犯、经济犯、贪污盗窃犯，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数字都很惊人。
　　
　　九
　　到一九七一年夏，“一打三反”运动基本结束，我们办公室又一次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这年国家开了一个口子，就是从一九五八年开始，至今十三年间未从社会录用过国家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的工人、干部，或任何其他人员，而这年开始从社会招录选拔了。
　　一开春儿，公社就成批量的报请县人事局、劳动局，批复了供销社营业员、粮库、粮食所的工人、店员，也有一部分学校的代课教师和民办教师转为了正式拿国家工资的老师，还有农电所电工、邮局乡邮员等。
　　我们先斗、批、改，后又一打三反办公室的人员，公社党委也在考虑怎样安排。
　　据尚琴讲，公社党委对我们办公室两年多的工作很满意，说不光热情高，工作能力也很强，人的素质也都很好。
　　初步安排，我杨惜梅到先锋小学暂时任教，后一步，待组织问题解决了，还要调回公社；欧阳玉珊同志可能到文化站负责。
　　尚姐说的挺公开，没有一点遮遮掩掩，说明党委是让她给我们透个信儿，吹吹风，听听反应。
　　欧阳怎样，我不知道。我到小学当老师，心里有些不高兴。看明白了，这次安排，当小学老师就算最不好的了。
　　于是，我就对尚姐说：“尚姐，可千万别让我教小学生啊，我最最不愿干的就是当小学老师。”
　　尚姐点了点头。我心里拍手、蹦脚、暗暗称谢。
　　过了一周时间，欧阳已经走马上任了。
　　就在他离开我们的前一天，尚姐张罗的瓜籽儿、糖块儿，我们三人，在办公室举行了“心意沉沉”的欢送会。
　　这个欢送会，既随便，又简单，没有敬酒，没有请茶，但都说了些心里话，尽管语气低沉，但句句真纯，一字千金。
　　过去不好意思说的，今天也吐露了出来，过去不敢表现的，今天也拨开迷雾，惋惜的表白。小会儿开出了“情意浓浓”，开得“洒脱、自如、浪漫”。但气氛犹是那样沉重。
　　“相见时难别亦难”啊。这是欧阳玉珊的开场吟，声音很低沉，往下，他就没再多说过什么。
　　已经相处快三年啦，三年时间也不算短，对于我们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来说，走过的路，才有几个三年啊！在一起没感觉，这一说分手，我的心里一阵阵酸楚，脑子里像过电影一样，闪现出一组组的记忆和一幅幅的画面。这一刻，竟生成了面对面的思念。
　　尚姐与我倒随便些，能经常见面，可欧阳玉珊，恐怕是距离越来越远啦，我此时的心情很沉重，失落夹杂着焦灼，惜别缠绕着那深深的祈福与祝愿。
　　这是一次欢送，本该兴高采烈，喜气洋洋，可由始至终，三个人，一对半的郁郁寡欢。别离，固然是浓浓的情意；依恋，更少不了色彩浪漫。
　　尚姐很重感情，但人从来都是老成持重。她一直微笑着，尽管这微笑带着苦涩，这微笑的眼里，噙着即将散时盼相逢的泪。
　　只有欧阳佯作坚强，但也很少和我们对视，一直仰面看着天花板。
　　尚姐从挎包里掏出，欧阳玉珊到公社文化站任负责人的介绍信，递给欧阳的一刹那，屋子里的一切都停滞了，寂静得像死一般，足有三分钟。我下意识地偷看了尚姐一眼，她的泪水终于成了泪花，溅在了办公桌的玻璃板上，犹如散落的珍珠，滚动着散开。
　　欧阳玉珊的面部神经稍有点急促，仅在千分之一秒，立马又惊人般的平静。介绍信放在了桌子上，没有一缕风丝，它和我们赛着伴儿的，也一动没动。
　　谁也没说话，我顺手拔开一粒巧克力，通过尚姐递给了欧阳玉珊，轻轻地说了声：“希望能给你添一份力量。”说这话时声音有些颤抖。
　　我心里用泥土，用砂石，甚至搬来一座大山，重重地压着阵阵起伏的情感，不自主，而又不自然的把对欧阳的印象，深深地，深深地，埋在了心底。
　　今天，办公室里只有尚姐与我。“惜梅啊”她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我把你的意见向党委作了汇报，党委很重视，梁振林书记的意见是：暂时保留综合厂出纳员的工资和工作关系，由公社党委下派到湖滨大队作团总支书记，一则到基层磕打磕打，锻炼锻炼，二则在那里，争取早日把组织问题解决了，三则湖滨大队丛书记人好，老实厚道，不会让你为难。”
　　“你的基础挺不错，前两天县委宣传部还来人，询问你的情况，说要正式调你到县里，参加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讲用团。”尚琴接下去说。
　　我也拿不定主义，真的，我感觉到了“参谋人”，该有多么重要，我想说“和家里人商量一下”，可我又怕家里人的主意更糟，还不如自作主张的好。
　　权衡利弊，我也觉得去湖滨大队的好，与我家距离不算远，我家在坎儿上，湖滨在坎儿下，我也了解丛书记人很好。
　　到那里也许比以往还好。我正专心致志地思索着，尚姐好像刚才话还没有说完：“惜梅，公社党委对你有一条要求，让我向你强调一下。”
　　我点头。尚姐接下去说：“公社党委给你压了一副担子，要你重点把永安公社的文艺活动搞上去。”
　　“我怎么搞啊？”我问尚姐。
　　尚琴姐说：“党委有个设想，也纳入了永安公社文艺生活五年规划里了，这项任务非你莫属。你在农安七中战宣队不是来过永安演出吗？党委几个同志非常有印象。”
　　“是啊，我回来演出过，但我哪有‘把永安公社文艺生活搞上去’的能力啊！尚姐。”
　　尚琴副主任就把党委的初步规划向我梗概地说了一遍：“你下派到湖滨大队做团总支书记，不是实质，大部工作还是在公社，由你筹备‘永安公社毛泽东思想文艺俱乐部’”。
　　又稍细一点地说：“第一步建大礼堂，在街东段南侧，就是现在的那个公社大会议室东侧。此建筑已由公社副主任刘喜着手，并负责礼堂的全部装修。小修小改，还要大变样，又不能违背中央关于‘禁止大兴土木’的文件精神；第二步组建剧团，这项就要由你唱主角戏了，准备先业余后专业，由你组织会拉、会唱、会编、会导、会演的人员，唱革命歌曲，演革命样板戏，放电影，扭大秧歌都归你管，进而发动群众，培养各大小队的文化艺术人才。”
　　尚姐说得很轻松，像就在眼前，如数家珍。
　　我也有了点儿信心，可是，就我一个人不行啊，连个研究研究都没有啊。是的，组织上会给安排的，但我心里也该有个谱啊，我感到很茫然，也许，这就是“独立工作的开始”。
　　说完这话的第二天，正是八一建军节。也是由尚琴，还是在那个挎包里，掏出了《关于杨惜梅同志任湖滨大队团总支书记的决定》，落款是共青团农安县永安公社委员会，年月日上加盖红堂堂的椭圆形公章。
　　起初，尚琴还在取笑说：“又是一份介绍信，一个个把你们都开走了，剩我……”话说到这里，她鼻子一酸，声音由哽咽到停滞。
　　我也受不了了，这是三年的朝夕啊，三年的积累，三年的沉淀，仅仅几张加盖了红印的白纸，就把一段美丽的人生拆散了。
　　后来，我已经抱紧了尚姐，用右手轻轻地拍打着她的后背，呜咽着说：“尚姐啊，尚姐......我们还能有那样的日子了吗？我还能再坐在这个办公室梳理你的秀发了吗？尚姐，还记得你从家给我拿来的羊肉芹菜馅儿蒸饺吗？即使在我嘴里香一辈子，我也希望能再有这么一回，或几回呀！”
　　尚姐已经是抽泣着，抽泣着，抽泣着……，慢慢地，我们都擦干了眼泪，努力在恢复正常的谈话。
　　尚姐说：“走吧，惜梅，小鸟儿总要出窝的。”
　　我接下去说：“尚姐，你放心，小妹一定好好干，为尚姐争光，给姐妹们长脸。”
　　八月的天空，艳阳高照，松辽平原绿浪滚滚，郁郁葱葱。
　　高粱、谷子、玉米，都已秀穗儿，清新空旷的原野，散发出沁人心脾的芳香。
　　广袤的草原，时而涟漪涌动，时而碧波荡漾，在夏风的吹拂下，如无边无垠的大海，间有臻棵、刺梅，又有白色的芍药、红色的牡丹，秋菊含苞待放，金针花开黄灿灿，扑鼻耀眼。
　　无论是查干湖畔，还是波罗湖边，飞着水鸟，飘着鱼香，又有渔者垂钓放歌，为松辽平原这幅浓妆淡抹的水彩画，画龙点睛。“蓝蓝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这是多么贴切、逼真、形象的写照啊。
　　我看到了，科尔沁草原上白色的羊群，我看到了，纂在威武英俊的牧民手里的套马杆。
　　看见了波罗湖边的野鸭，看见了湖里张起依稀点点船的风帆，湖畔周边是片片绿草，间或点缀几朵小花，或红、或绿、或白、或蓝，稀疏得让那嫩绿更加美丽。
　　农闲时节，或牛、或马，或猪、或羊，在这绿茵茵的草地上吃草，耸立着两只耳朵，摆动着尾巴，是那样的自在、悠闲。
　　这里即将是我工作、学习、生活的地方，不由得想起小学时期到这里旅游的情景，想起了徐淑琴老师，想起了农安七中，想起了张凤仙老师，想起了钟秀兰、郝运来同学，好在于书云能常见面，我又想到了我的班主任李春芳老师。
　　想到这些，我又想起了尚琴姐，也不由自主的想起了玉珊，三人的小天地，差点儿三年，现在就像我们曾游历过了蓬莱仙阁，踱步过了“世外桃源”，品尝过相逢的喜悦，留下过离别的遗憾，留下了美好的回忆，留下了深深的思念。
　　现在，我单枪匹马，来到一个这样陌生的地方，感觉有些单调、寂寥、怅惘与孤单。哎，但愿一切会好起来的，我还年轻，要向前看，往远看。
　　已经是八月中旬了，我骑自行车来到湖滨大队，并没有带上那张“留给未来回忆”的介绍信，也不必携带行囊，径直奔向湖滨大队的四合大院。
　　湖滨大队的办公室，坐北朝南，距波罗湖北岸约两公里，十个生产小队，以自然屯儿划界，分布在东、西、北岸，湖南岸与光明公社相连。
　　见到了丛书记，还没等我开口，他就早知道了，说：“惜梅呀，欢迎，欢迎，不光我欢迎，全大队老老少少都欢迎啊，特别是小青年儿，听说你调来了，都乐得一劲儿蹦高高儿，说你是他们的好典范，好榜样，好标杆儿。”
　　“你伺候孙大娘的事，我们全大队都知道。你当孙大娘是谁呢？我们大队孙会计的二姑啊！”丛书记说到这，我点点头轻轻应了声：“听大娘说过”勾起了我对老人家的怀念。
　　“你节目演得也好，工作蛮不错，将来过家准能是一个儿，真就不次于李铁梅。”
　　丛书记四十多岁，个子不高但挺精神，话语不多竟办实事，老百姓信任，在公社威望也高。他向我交代一下工作，最后说：“原团总支的资料，文化大革命初期都给弄没了，咱们就新建吧。”
　　这一时期，我找了原团总支的几位老支委，建章建制，做一些准备组建新团总支委员会的筹备工作，等待下届公社团代会的召开。
　　在我们这里，那时候的大队团书记和民兵营长、妇女主任、还有治保主任，都不脱产。叫做“因公误工补工”，这个词儿是土改时期，村政府里各委员的补工方法。具体解释就是：因为办公事，而误了个人的工，要由村政府向当地村民百姓，摊派官工，给误了工的村干部补上。或补工给播种、或补工给间苗、或补工给锄草、或补工给收割……打场、送粮等等，甚至脱坯、扒炕、抹墙……
　　那是土改时期，私有制，没有集体；现在说的“因公误工补工”的“补工”，就是由大队补给“因公误工”委员的工分，到秋参加收益分配就是了。
　　我派到湖滨大队作团总支书记，就用不着“补工”了，因我本身带着工资，所以免去了不少麻烦。这样，公社可以随时调我回公社做一些事，在劳动报酬上就没有了公社与大队，大队与个人的计较了。
　　记得是八月二十几号，公社苏秘书把电话打到了湖滨大队，通知我明天回公社，接待三盛玉公社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来我公社慰问演出。
　　三盛玉文艺宣传队，我想能否有钟秀兰，能否有郝运来呀，猜想，张凤仙老师就不一定了。见一见老同学，见一见曾同台演出的伙伴儿们，这已是我很早也很长时间的愿望了。
　　这天我从湖滨回家很早。妈妈见我回来了，赶忙弄饭弄菜，并说：“这三年来把你忙的，都抓不着个影了，年节都不消停。”
　　“今天咋的啦？回来这么早呢。”妈妈接下去问。
　　我回答妈妈说：“明天三盛玉宣传队来咱公社慰问演出，我得早点去张罗张罗。”
　　果真是钟姐她们来了，张凤仙老师也来了，郝运来，还有几位，都是我的同学。有一个人我见到过，但不知是哪个单位的，也不知叫什么名字了。
　　后经介绍，原来是三盛玉文化站王站长，说他们公社的文艺宣传队是公社文化站牵头。编节目、排练、政审把关都由他负责。
　　这到给我提了个醒，让我心里一亮，想起了欧阳玉珊，我们公社的文艺俱乐部，把他拉进来，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啊。他才是一支笔杆子呢，写点当地的真人真事儿，演起来一定带劲儿，保证有说服力。对！铁定了，找尚姐，她对他说话好使，准能一把成。
　　但又猛然想起，自己的俱乐部还没个模样呢，禁不住，自己对自己好笑，“疯啦？！”
　　我是公社小会议室，见到三盛玉文艺宣传队的。
　　接见他们的必须得应该是公社领导，党委主抓文艺宣传的领导正是公社党委委员革委会副主任尚琴同志。
　　九点钟我们见的面，这钟姐、张老师，一见面，简直了，无法形容，这个拥啊，抱啊，拍呀，打呀，喜笑的脸上浸着泪花。一阵寒暄过后，都冷静了下来，诉说离别三年的情景，他们都说我个子长高了，郝运来还和我脚跟对脚跟地站在一起比个，边比边说：“在学校时你比我矮一头，怎么一转眼蹿了台了呢？”我回他一句说：“去你的，还那个滑稽样儿，没出息。”
　　十点钟，尚姐来看望他们，问寒问暖，说一些“你们办得好，向你们学习”，“你们的到来，增加了我们俩个公社的友谊”，“欢迎”“谢谢”之类的话。
　　当天晚上在公社大会议室演出，由尚琴副主任致欢迎词。
　　安排我报幕，有人还塞进我手里一张节目单。我说：“那哪行，不能本末倒置啊，得让客人多表现啊！”
　　尚姐扯过我耳朵说：“三盛玉原来和永安是一个公社，一家人。那位王站长还是苏秘书同学呢。这还是小事一段，更大的事，是今晚的节目你还必须得登台表演呢。”
　　我惊讶得“啊”了一声。
　　尚姐怕我不理解，就又接下去：“张老师说，就是为你来的，都想你了，来看看，让你上台配戏，是要找回三年前的感觉，特别是你钟姐。”
　　我只得报幕，我只得上场。当时感动得让我上刀山，下火海都在所不辞。但我保持冷静，把这情深深的埋在心底。
　　再化妆，台下的观众也能认出我来，当我这个李铁梅一上场，下面就一阵阵鼓掌，一些和我年龄差不多的，还一个劲儿地喊：“杨惜梅，李铁梅！杨惜梅，李铁梅！”
　　我只有尽可能想办法劝说，一定要保持良好秩序，给客人创造演好戏的良好环境。
　　客人，就是钟姐、张老师她们，非让我来一首独唱《红梅赞》，我成了惜梅、铁梅、红梅，三梅居一身的演员了。
　　三盛玉文艺宣传队，今晚慰问演出的节目除《红灯记》外，还有《海港》、《龙江颂》、《奇袭白虎团》等选段。
　　王站长一到永安公社，就约见了永安文化站的人，欧阳玉珊从头到尾一直在场，在王站长的拉拢、强迫下，也迫不得已地在演出后发了言。
　　欧阳玉珊的发言，主要是对三盛玉文艺宣传队，友情慰问的感谢。表示，一定学习友邻公社，学习你们的革命精神，任用你们的成熟经验，决心以老大哥为榜样，把永安的文艺宣传，特别是那即将开幕的俱乐部，办得更加丰富，更加多彩，更让群众喜闻乐见。又向观众、党委表了决心：
　　一定把永安公社文艺俱乐部，办成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阵地。寓教于乐，让永安人，在小地方看大戏，穷乡僻壤享受高深文艺，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拼上下，比高低。
　　听了欧阳玉珊的发言，我的心里增添了七分力量，减除了我不少的心理压力和负担。让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与幻想。
　　那个时期不讲究招待。第三天上午九点，三盛玉的朋友乘客运站大客回返。临走，她们拉着我的手，道不尽的惜别，说不完的依恋，带走了我的挽留与祝福，留下了对我的希望与期盼。
　　即将从事一项事业，就像到大江大河甚至大海里游泳一样，下水之前很难，不知里面的水温，不知它的流速与流量，不知哪里有暗礁，不知哪里有险滩，不知哪里的水深，不知哪里的水浅；当你义无反顾地跳下水去，顽强地游弋时，才会越来越熟悉，越来越自如，以致，竟形成对这种事物或环境地依附于眷恋。
　　组建俱乐部的事，是我心中的一块石头。有时，这石头竟成为我怀揣的一块美玉，五颜六色，放出万道霞光；有时却像一座山，压得我喘不出气来，感到脊梁渐渐地弯曲，手脚麻木，甚至全身都在疼痛，每根神经都在颤抖。
　　三盛玉文艺宣传队来我公社慰问演出，给永安公社革命群众送来的是阳光雨露，对我杨惜梅更是雪中送炭：
　　一、指明了办俱乐部的方向；二、坚定了我办好俱乐部的信心；三、披露出了文化站；四、牵出了欧阳玉珊。
　　在我预料之中，三盛玉文艺宣传队来永安慰问没几天，尚琴副主任就打电话找我，让我明天回公社，到我们的曾经办公室找她。
　　我也料定是要研究我们的文艺宣传队，研究俱乐部的落成、组建与启幕。
　　按尚琴姐的要求，按我们在一起三年的习惯，准时来到我们曾经的办公室。离开不到两个月，确实有了一点陌生感。
　　尚好，我手里还有那把钥匙，是尚姐不让我交出的。尚姐还没来到，我就开门进去了。
　　旧地重游，感慨万千啊！颇有一种“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只有桃花依旧笑春风……”的感觉。
　　哎！大雁秋去春又回，人生能有几迁徙啊？我对未来充满希望，但又感觉到很迷惘。惜梅呀，已经二十快出头的人啦……不想它啦，不争不抢，努力、奋斗，只想做一个天下的好人，老天有眼。
　　我又一次以主人的身份操起笤帚把地扫了一遍。这笤帚是多么熟悉和亲切啊，给我带来多少回想与思念，不由地让我心地凄然，回肠九转。看看尚姐的座位，又看了看那里，曾经坐过欧阳玉珊，又深情地把笤帚放下，又一次地坐在了我曾经坐过两年的座位上。
　　刚喘了口气，门开了，尚姐来了。
　　虽然这两个月也没少见面，但今天，此时此地，心情大大的不一样啊，我非常留恋我们在一起的日子，可惜今天是“遍插茱萸少一人”啊！
　　这个念头稍闪即逝。我向尚姐问了好，尚姐也对我做了一些关切，之后说：“稍等，欧阳一会儿也到。”
　　我听了，心里一亮，似乎眼前划过了一道曙光。
　　不到半个小时，两个月后的各具各位，今天复制了，此刻，让我百感交加，思绪万千。有一种盐的咸、醋的酸、蜜的甜，黄连粉、胡椒面儿统统地搅拌在一起的味道与感觉。
　　我们三个人甚至都知道，彼此多是佯装的喜悦与微笑。
　　自然，欧阳也说了说文化站的工作，对三盛玉文艺宣传队来我公社慰问演出，大加赞扬。说一个地方的文明礼貌，重在文化生活。
　　我跑了一点湖滨大队，仅是皮毛，无话可说。
　　“好了吧，各自的工作，各自的发展，各自的打算，就以后再聊吧。今天把你俩请回来，就一个议题-----组织永安公社文艺宣传队，建成永安公社文艺俱乐部。”尚琴副主任正式向我们交代了今天的会议议程。
　　“总是咱们三个人，别看人物小，人手也少，也做出过好几个决议呢。小心啊，别把我们搞成三人小集团啊！”欧阳玉珊开了个玩笑。
　　“那才不是呢，还许是‘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呢！”我调皮地说，说完看了看尚姐。
　　我们都笑了。“都没有芥菜子儿大的小人物，一捏巴还没有一个苞米粒儿大呢，形成集团也是个蚂蚁集团。”尚姐说。
　　“尚姐，可不行啊，你可不要轻视了，要真的成了帮，你可就是帮主啦！”我接下去说。
　　“都那么大，没什么区别，咱们都一样。我是帮主，你们就是帮凶啦。”尚姐说。
　　组织文艺宣传队，队伍建设落到我身上了，我表示：“明天我就拉名单，找人谈。”
　　“节目由欧阳选择，或样板戏，或地方小戏曲，或自编自演的真人真事儿，好人好事儿，或根据当前形势，做些说教、宣传。但要牢记一条，一定要走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这些是尚琴副主任向欧阳强调的。
　　那时，即使是三人，哪怕是两个人，这样的会议不能少了学习一两段毛主席语录，叫最高指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0年一月）
　　“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
　
　十
　　接下组建永安公社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任务，我非常高兴。事情具体，趣儿味儿性强，对于我来说是“资源丰富，门路宽广”。要找的对象，在我心目中早已形成，并供大于求。
　　我不用费力思索，就拉起了名单：于书云、莫东方、邢曙光、张瑞芳、周日辉、王淑芳、杨素琴、林淑英、赵淑芳、兰亚新、张素智、于树民、方学贵、朱洪雨、姜喜林、杜淑兰、盛富林、刘占友、张淑范等十九人，都是小学、中学的同学，我觉得这些同学都具备当演员的基本素质，起码他们都会唱歌。
　　我骑自行车，下到各个对象家去谈，想扯着尚琴姐一起跑两天，又一想，尚琴姐事多，总是那么忙，也就咬咬牙自己顶了。
　　在我眼里，我的份量，我的影响，值十五分；尚姐就能值一百分。人品、能力、社会影响，够我学到老的了。我很喜欢她，假如我是男生，一定想办法和她处对象。
　　想到这些又自嘲自讽地自问：“喜欢，是不就是爱呀？尚琴姐倒二十五岁了，我都二十快出头了，她咋还不找对象呢？”
　　“胡思乱想，胡思乱想。”禁不住自己傻呵呵地大笑起来，我也不知道这是自己笑自己呀，还是笑什么呢？
　　我下去了两天，谈了四个人，先谈的莫东方、邢曙光、张瑞芳，都是女同学；后来谈到方学贵，我虽然幼稚，头脑简单，但自己当时也一愣神儿，想到了“哎呀，他是男生啊，谈话不能那么随便呀，又不是在大庭广众之下。”
　　二十快出头的人了，近时间我的男女意识，似乎是随着我的个头的增长而增长了。不像早了，不分男女，不分场合，愿说就说愿笑就笑了。
　　以后的几个男生怎么谈呢？找尚姐？-----不行，找欧阳玉珊？-----那更不行，他不就是男的吗？咋找他呀……啊，有了，让欧阳玉珊，男生他谈，女生我谈，好，就这么着。
　　我没有直接找欧阳，和尚姐说了想法，他笑了笑说：“这才开头，以后这种事多着呢，怕什么，只要你把心放正，管他说什么呢？”
　　虽这么说，她还是给欧阳打了个电话，只说：“惜梅有困难，你帮他一把。”
　　没听欧阳怎么回答，尚姐撂下电话，就对我说：“去吧，他在站里呢。”
　　在去文化站的路上我又想：“得和他说清楚了，他谈男，我谈女，把名单交给他一份，各自分头下去，各走各的路，回来再碰头。”想到这里，我喜洋洋地差点没唱起来。
　　没多远，这就到了。早也来过文化站，但那时并不是欧阳站长。
　　七十年代的永安公社，只有道南道北两溜砖瓦房，个别还有的是泥土房呢。
　　说起永安公社所在地，还是一年前听欧阳讲过的呢，他说是听当年的校长赵宇迪的一名学生，后来成为了他的好朋友的讲过：赵宇迪当年是永安农中的校长，后些年年岁大了，辗转又回到永安中学当了副校长。
　　一九五八年，阳历八月一天的下午，当时任永安乡文教书记兼永安农中校长的赵宇迪，带他很喜欢的一名学生，让他随赵宇迪去选未来农中的新校址，并说以后永安农中就是红专大学了。
　　那个学生就和赵校长捡一些木柈子，装在土篮子里，又带上一把斧子，拿了一包钉子，从孙学海屯儿，骑自行车顺国道往西去了。
　　学生那年十五岁，坐在自行车大梁上，土篮子挂在自行车右把上，从孙学海屯儿出发，路过孙学海大桥，那时的大桥比平地要低下去十五至二十米，很吓人，也真的很危险，常常出事儿。骑自行车的人，一到这座桥都得下来，推着自行车走，大马车要过这座桥，得辕马好使，不然就不能通过。
　　大约走出三华里，越过路南的毕家窝铺屯儿不超一华里的样子，赵校长的自行车停下了，带着那位学生，拎着土篮子，右拐进约十米远，停下说：“就在这！于是这位学生把一土蓝的木柈子，按赵校长指划的位置，都钉上了。
　　赵校长指定的那块地，是一片白花花的荞麦地，已经一尺多高了。那年大旱，庄稼长势都不好，荞麦地秸稞矮，所以就把木柈子都钉到这了，要是高科作物，就不一定了，但也得是在这一带。选在公路旁，为交通方便也是个主要原因。
　　据那位学生后来说，当时钉出的样子是，长约十多米，宽七八米的两座房场，两房场中间相隔也不超过二十米。钉完以后，赵校长就用自行车带那名学生回孙学海了。
　　孙学海是一个自然屯儿名，一九五八年成立农中，先在羊角营子小学占了两个教室，后来羊角营子小学校址地面翻浆，房子有危险，两个班的农中，就搬到孙学海屯儿去了。
　　那年春季国家大搞“三献”，也不知是哪一级号召的，“献计、献策、献物”，孙学海屯儿有献出的闲置房子，所以就把农中搬到那里去了。
　　在回孙学海农中的路上，赵校长对这个学生说：“你看着吧，明天就有几十辆大车，送红砖，送砂子了。
　　果不其然，第二天真的有几十辆大车，把一车车红砖、砂子送到昨天下午用木柈子钉的框框周边了。
　　哪顾得上一左一右，一前一后的庄稼呀，轧得苞米、高粱青稞子卡卡直响，白花花的荞麦秧，都碾成泥了，大有陆游《卜算子?咏梅》之势，“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过不到半个月，修建永安农中的建筑工程就开始了，要不怎么说大跃进呢？起初，只从农安请了一位姓刘的瓦匠师傅，说让学生学习，就七爪八挠地都伸手了。隔一个冬天，一直到第二年夏天了才算建完。
　　最早上盖儿是苫的芦苇，几年后才换上的红泥瓦。
　　农中的学生也在这房子里上过几天课，但那时还没算建完，后来就不用了。
　　一九五八年十一前后，成立人民公社，永安乡划归了三盛玉，统一叫三盛玉公社了，农中的学生真的一大部分进了“三盛玉公社红专大学”。赵宇迪也成了红专大学的校长了。所以还没建完的两座红砖房，也就暂时那么放着了。
　　直至一九六一年，永安又从三盛玉公社分了出来，才确定把公社所在地设在这两座砖瓦房西边那座，东边那座当时邮局占用了。
　　后来，随着各个社直单位的成立，先后在公路北建一些大多是泥土房，如供销社、卫生院、修配厂、还有理发店等，但没有饭店；以后才在路南也建起了砖瓦房，那已是六七年以后的事了。
　　永安公社，以致现在的永安乡的地址，就是这么个来历。
　　当时建这两座砖房是赵宇迪亲自设计，亲自监工，就是一切用料都由他一人张罗。从建房那天开始，再没见他离开过那里，无论是白天或黑夜，也无论是刮风或下雨。就住在西座房的西边，中间隔一条道。在那临时搭的一间小土棚子，棚盖是用柳条子苫的，非常非常简陋。下雨时他躲进小棚子里，雨下完了，天不漏了，小棚子该漏了，这时他就不得不到外面站着去。
　　这些都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了。赵宇迪的那位学生讲得很清楚，讲的也很细，这是多人不知的事实，也该算个小小的历史。
　　说文化站，其实暂时只有欧阳玉珊一个人，和电影放映队走一个门。过去，文化站的事由电影放映队代管，在东街路南，门北开，窗子朝南，九月的天气，屋子里还挺亮堂。
　　还没等我说话，欧阳就吱声了：“惜梅，你说吧，怎么个下去法？”
　　“你谈男的，我谈女的”，说着我把一份名单交给了他。
　　他拿到手里看了一会说：“还有问题，这里男的女的我都不认识啊，你不在场我都找不着他们啊。”
　　“这也是实话”我想，“都是我的同学，我不到场也还是不行。我去组织‘供大于求’，没有我，那可就不一定了，谁知道他老大贵姓，差一个年龄段儿呢。”
　　最后达成协议，还得是我俩共同跑，男也好，女也好，都由我俩共同来谈。
　　很多事情效果不佳往往都是因为拖拉，天时、地利、人和，都在于争取与把握。所以我们无论办任何事，都要只争朝夕，“花开当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啊。
　　我与欧阳玉珊谈好后，当即下去。我们本着先难后易，先远后近的原则，这天选择了距离公社所在地较远的，民丰大队的林淑英和稍近一步的青山大队的方学贵，两人家的住址与我们的行程还顺线，这也算是个小小的方便。
　　林淑英住民丰大队最北部，是农安县与前郭尔罗斯蒙古自治县接壤的边缘。
　　说边缘，只是由一条不到一米宽三十多公分深的界沟相隔为界。这条界沟自古至今，也不知多少年了，沟这边叫界里，沟那边叫界外，顺着沟南帮有条道，这条道东至哪，西至什么地方，都说不清楚，人们只是把它叫做边道。
　　据我们念书时方学贵说，一放寒假，他就到这条沟以北去搂柴禾，那就是前郭尔罗斯地界了。
　　界沟以北是一片荒原，再往北走，到有居民的地方，就多半是蒙古人了。在界沟上若叉开两条腿，就可一脚踏蒙古，一脚踩大汉了。我们国家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社会生活色彩斑斓，我热爱它。
　　到林淑英的家，已是上午十一点钟，这天她正好在家。一见面，我就把欧阳玉珊作了介绍，嗣后，就是一通地寒暄，问这问那，问老师，又问同学。
　　林淑英情绪挺好，暂时没事干，但也没悲观，还打听了钟秀兰，也打听了张凤仙，我如实告知，林淑英的母亲老早就张罗午饭。
　　我对欧阳说：“就别客气了，我的老同学，没说的。”欧阳点了点头。
　　中午饭桌上，与淑英以闲聊的方式，把我们的意思说了出来，淑英说大队找她谈过，让她做妇女主任。参加俱乐部也是好事儿，但已答应人家大队了。
　　听了也挺高兴，自己的老同学，有出息了。俱乐部的人选，一大片子呢，人力资源保证没问题，只要我这些老同学都有工作，有事干就好。
　　下午三点才离开林淑英家，和淑英母亲我们称林婶儿，道了别。本应骑上自行车直奔青山，请方学贵，可这林淑英手拽着我的车后尾不撒手，不让快走，非要边走边唠一会儿，我怕晚了堵不着方学贵，急得火冒钻天的，还不好意思过份地往回撵她。
　　大约和我们走了有三里多路，看看前面就要到卧龙岗了，我不得不说，淑英啊，你当妇女主任了，再去开会，办事啥的，到我家住，姐俩好好唠，唠个透，唠个够。
　　这三里路走了一个多小时，淑英啊，热心肠，说听三盛玉那面来人说：“李春芳老师真是特务，松北联中三青团骨干，”还惋惜“这可怎么办！”
　　我说：“姐妹啊，那是哪时候的事了？通过内查外调，现在已经搞清啦，李春芳老师只是家庭成份高，属于子弟，评优秀、当模范，甚至入党入团都不受影响了。听这次张凤仙老师来说：“公社党组织要落实党的指示精神，‘培养可以教育好子女入党’，还要以他为典型呢。”
　　林淑英不往前走了，我与欧阳向她谢了别，骑上自行车，飞快地奔青山大队。
　　方学贵家住青山九队，沿去公社的小公路道边儿，也就二十多分钟，触进他家院子里了。
　　老学究了，在学校时就竟看些古书，三国、水浒、小五义、少清八义、施公案、包公传等，我都说不明白。
　　我们一进院，见他正捧一本儿书看呢，看我们来了，赶忙站起身来，还很惊讶地：“哎呀呀，哎呀呀，杨惜梅，杨惜梅……”接着又指着欧阳玉珊问我：“这是……这是哪一位……？”
　　我急忙接过话茬：“什么这个那个的，这是公社文化站的站长，欧阳玉珊，跟你一样，也是老夫子……”我说到这，欧阳打断了我的话说：“小方，你在看什么书呢？”显然，他这句话有些牵强，我才想起来，欧阳不愿让人叫他什么老夫子。
　　是啊，和他在一起时，只是这样想过，还没敢这么叫过呢，今天怎么冒出来了呢？自觉不好意思。
　　方学贵听说欧阳也和自己爱好相同，脸上露出了“伯牙初见钟子期”的微笑。对欧阳立马就称老师了。
　　向方学贵说明来意，谈了公社俱乐部的前景，他表示愿意参加，还来一句：“多谢领导栽培。”说这句话时一点开玩笑的表情都没有。
　　我看了欧阳一眼，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说：“方学贵呀，方学贵，你咋还这样古板呐？别捧着那些老古董啃啦，再啃二年你就成了孔乙己啦。”
　　听完我们的安排，方学贵又表起了决心：“到俱乐部我一定好好干，拜欧阳为老师……”
　　“你可行啦，”我打断了他的话，“能不能灵活点儿？一副老朽的架势，拍戏时，不让你演王连举，也得让你演刁德一。”我揶揄了他几句，因在学校时我们常开玩笑。
　　方学贵的问题解决了，这时天已将近七点，太阳已经落了，我才有些着忙，急匆匆地对方学贵说：“哪你也别走啦，在家听通知，近日就要集中学习……”
　　回到公社，已经快八点了，家家户户已经都打开了电灯。
　　欧阳家在公社东北，我家在公社正南。临分手时，欧阳要送我回家，说：“庄稼末棵的，一个女孩子，别吓着。”
　　我坚决不答应，说：“以后这种情况多着呢，送起来还没头了呢！”
　　没有更多的争执，欧阳说：“你走吧，我距你一百米，保护你安全到家。”
　　我怎么也不肯，欧阳说：“这是我的责任，真的要是你有个一差二错，我吃不了不得兜着走吗？”
　　实在没办法了，我只得骑上自行车，在前边走，也偷偷地看了他一眼，真的就在后边距我一百米左右。
　　也就十分钟，我到家了，临近屯子时，我从自行车上跳下来，站住了，等和欧阳告个别，再说一声谢谢。可谁知，他距我五十米远时，向我摆了摆手，什么也没说，调头回走了。
　　几天后，我回公社向尚琴姐汇报，说一说工作进程，也说了我们选中的人，有的大队不放，说要重用，另有安排等，之类的小困难。
　　尚琴微笑着，对我们工作感到满意。又强调，你们下去是代表组织谈话，组织谈话按规定必须至少两人，不然，原则上不生效。这涉及用人的事，别看的那么简单了。
　　本来，我想和欧阳谈完男生，剩下女生就我自己谈了，尚琴主任这么一说，真的，少了欧阳还不行呢。
　　组织人员的事，断断续续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天。这中间还有几次回湖滨参加会议、和大队团总支每月一次的民主生活会。
　　已经临近十一了，我与欧阳合计得跑一趟龙凤大队，到那里和刘占友谈一谈。
　　刘占友得比我们大十多岁，伏龙泉完小毕业。完小，就是现在说的从一年级一直到六年级，小学阶段都在这一个学校完成。与完小相对应的是初小，初小仅是从一年级到四年级。那时上五年级就要像现在高考或中考一样，那么严肃、严格，那么难。从初小到高小也是个很不简单的过度，那时五年六年级，就叫高小了。
　　刘占友拉得一手好胡琴，前些年跟地方戏班子，侍候过二人转，后来，文化大革命，把宣传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的戏班子给革命了，刘占友就回生产队了，再加一打三反，把那个戏班子划上了“地下黑俱乐部”，他就更得老老实实地在家趴着了。
　　我们和他一谈，先提钱儿，算计去了吃、抽、喝、用，能不能合得上。最后自己给自己做了个决定，说：“为了我们公社的伟大革命事业，一定参加。一旦老戏班子恢复演出，得让我还回老戏班子。”
　　“哎呀，真是你不打它就不倒。”我这样想的，没有说出口，不在说“抱着封、资、修的僵尸不撒手，也真是的。”
　　现在看得出，那个时期的老艺人，对从艺的“执着”了。
　　龙凤距公社有二十多里地，中午在刘占友家吃的饭。别看怎么挣，怎么讲，怎么提条件，用他的话说就是：“争讲，是以我的‘私’，对你俩手里掌握的‘公’，但我们个人之间，永远是朋友。”
　　中午饭还挺丰盛，他家和供销社隔壁，买的鱼罐头，炒的鸡蛋，他自己还喝的酒，我俩都对酒无缘。看得出刘占友常在外面混，人还挺讲究。
　　九月末，秋分已过，眼下就到寒露，天气渐渐有点凉爽。满山遍野青纱渐黄，一片收成的景象。
　　我与欧阳是下午两点多往公社回返的，那时候农村竟是泥土路，六七月份的大雨把路冲的坑坑洼洼，沟沟壑壑，经艳阳八月这么一曝晒，九月正好拐拐拉拉，巅巅哒哒，这一路，不知得下过多少次自行车，有时就得自行车骑人，扛着走。
　　我与欧阳来时就是这么来的，累得筋疲力尽，回去也还得遭此一劫。
　　破屋恰逢连夜雨，越瘸越摔跟斗，没走出三里路，到金家店东沟，我的自行车还出了故障，先是脚刹车飞轮儿的小千金倒了，没有刹车了，我就一抬一落一抬一落地摔打几下，这下更糟了，长粒儿滚珠又起码了，后轱辘一动也不动。
　　我急得脑瓜子都冒汗了，欧阳也折腾够呛，还没有工具。
　　就是推着也不走了，这自行车和我耍上了，我差点都要哭出来了。
　　欧阳一声不吭，没数落，但也没安慰我，只把他的自行车往路旁一闯，扛起我的自行车就往前走，走了二三百米后撂下，就又回来推他自己的……这样捣了两捣，好歹从这块烂泥巴拉里挣扎出去，往下就好走些了，又扛了我的自行车一段，回头走到他的自行车跟前，伸了伸筋骨，两手叉腰愰了愰，才扶上车把，上了车子往前蹬了。
　　快五点钟了，就这么一骑一扛，一骑一扛的到了赵家店，他说：“这就好办了。”到一个农户家，把我的自行车放在他家了，这可少了一个累赘。
　　欧阳从那家出来，到我跟前站住了，停了一会，思索了一下，说：“你骑我的自行车回去吧，我看看能不能修，若不能，我就走回家去。”
　　我一听可急坏了：“那怎么行啊？再不，你骑车带着我吧。”
　　“不行，我的车没有后货架。”欧阳说。
　　我看了看，想了一下：“也是的”。
　　真急死人了，我也想不出别的主意了，就愣愣地说“我坐大梁！”
　　“不不不，不不不，”他像触了电似的：“那怎么行呢？”说着，他把自行车交给了我，右手往外一挥，头往左一扭，眼睛都不看我，紧快地说：“走吧，走吧，不用管我。”
　　怎么能扔下人家，我自己走呢？就说：“你不走，我怎么能走啊？”
　　“都快五点了，你再不走，我只能到大队，给尚琴打电话，让她来接你了。”他有点紧张了地说。
　　那还得了。我怕把事闹大，就“行行行，行行行，我走，我走”。
　　无奈地推着他的自行车，走几步一回头，走几步一回头，见他直苗苗地站在路右侧，顺着太阳的光线，看着我。
　　再回头时，我的眼睛模糊了，看他的身躯，在午后柔弱的阳光下，是那么高，是那么大。
　　我相信，他的形象永远不会萎缩，永远不会改变；只是我，慢慢地，慢慢地，消失在了地平线里，消失在夜幕中。
　　十一公社放假三天。下边的大队，除春节、五月节、八月节外，都正常上班，也说不明白放没放，只是总得“围着庄稼转。”
　　趁公社放假，我跑了几天大队，处理处理团总支的工作。有两名青年写了入团申请书，这两天给他们填写了《入团志愿书》。又带上一个小包装的月饼，到丛秀梅家串个门儿，以示慰问。
　　丛秀梅是团总支副书记，比我大两岁，已经结婚，都有个小女孩儿了。我不在大队，团总支的日常工作都由她来管，有时也下到小队，公社开会，我忙不开，她也顶着过。
　　在湖滨大队转了三天，头两天跑各小队，十月三日，集中上来，开了个团总支大会，学习毛主席著作，每个团员都要做思想汇报，又表扬了这段时间的好人好事，从团总支角度，号召全体团员，秋收季节，多出工，多出力，吃苦在前，起先锋模范带头作用，为年终评定优秀团员奠定基础。
　　最后，每个团员都做一下，今年的秋收工作中，怎样“争先创优”地表态。会议结束，也已是下午五点半钟。
　　我在湖滨这块地面儿上转了两天，有个新的发现，见除耕种的大地外，不能种的盐碱地都空闲着，竟长些碱蓬子。碱蓬子是一种到老了还是很嫩的草，青稞时就可煮熟做猪饲料，秋后它的籽粒又很多，可连秸稞带籽粒一起做猪的饲料。
　　边看边在心里算个小账，湖滨大队地面上，碱蓬地有五百垧，能收碱蓬一百万斤，养猪两千头，等我说了算时，一定在这里办一座大型养猪场。
　　三天小长假一混就过去，公社及社直都正式上班。我还是得到我们的老办公室，那时尚姐就郑重地跟我说：“这个办公室的钥匙你用着，在没有新的办公室之前，这就是你的办公室。”
　　我上班，走进办公室，怎么也有点不自然，但还得顺其自然，好在这里有电话，与各大队、文化站联系方便。
　　打电话联系欧阳玉珊，电影队小王接的，说：“欧阳玉珊一早就与小尹子骑一台自行车出去了，还带的修车工具，到赵家店修自行车去了。有事吗？我转达。”
　　我说：“回来时，让他给我来个电话。”
　　小王问：“给你往哪打？”
　　我想说“老地方”了，但没敢说，怕引起误会。
　　女孩子大了，想法就多起来了，爸爸妈妈也常对我说：“说话、办事，可不能随随便便。”
　　我稍加思索，告诉小王：“往原来的‘一打三反’办公室打。”
　　我只能在办公室等待着。
　　将近十一点，欧阳与小尹子回到了我们的办公室。我刚要问一问情况，欧阳就说，：“上午就这么的儿了，下午一点我过来。”边说边把我的自行车钥匙还给了我，我也赶忙把他的车钥匙还给了他。
　　往外走时他还回过头向我强调：“下午一点”。
　　我答应着，听小尹子挺大的声喊：“不见不散”，又对欧阳小声地说：“哥们儿，挺熟啊！混上啦？”
　　听欧阳还了一句：“去你的，什么都说……”
　　下午一点，欧阳玉珊准时来到办公室，这次他稳稳当当的坐下了，没等我问什么，他就说：“下一步，下一步怎么办？”
　　“你说呢？”我反问。
　　“我说什么，组建人员不是由你管吗？”他回答，接下去又说：“找了个拉二胡的刘占有，还得找一个吹喇叭的呀。”
　　我说：“尚姐说太平岭儿有个老范头，喇叭、唢呐都会吹。”
　　“那都快七十的人了，再说他是出班子的呀，南北二屯有个红、白、喜事，给吹吹打打；样板戏、现代戏、歌曲，他那哪能伺候得了呢？”欧阳说。
　　研究来，研究去，目标锁定在四合大队孙广路身上。文化大革命前伺候过二人转，一九六五年夏季，公社组织各大队文艺演出比赛，他给大队演出伴奏过，还在台上表演过唢呐独奏《喜看公社粮满仓》、和《庆丰收》，吹的好，台下观众掌声不停，没办法又演奏了两支老曲子《百鸟朝凤》、《一枝花》。
　　这个信息也是尚姐提供的，但尚姐说：“很难请。老艺人都这样，不知能不能请得来。”
　　我把这个人选和尚姐说的情况说给了欧阳玉珊，他说：“难也的请，世上的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容易的，没好效果，省事就没有好质量；要攀高，要求好，就得迎着困难上。”
　　我觉得有道理，就表态说：“那我们还是请他的好。”
　　研究了半天，我还没问一问节前自行车的事呢。就问欧阳，那天是怎么走回家的？今天是怎么修好的？还表示了歉意。
　　欧阳玉珊好像不以为然，说：“这算个啥，男人就应该是女人的靠山……”说完他觉得有点儿不对劲儿，赶忙更正：“不不，我当过兵，习惯了，吃苦在前吗。”
　　你说他这个人啊，奸还不奸，憨还不憨，满肚子主意，就是遇一点点小的男女之间，就非常敏感。
　　不和他掰扯这类的事了，还得去四合大队，找孙广路啊。
　　我俩这次没走小乡道儿，出门顺公社门前的大国道，直奔西大边。过王屯儿，遇大平房，再北拐两公里，就是四合大队。孙广路住四合大队本屯儿东头，与生产队界比儿。
　　不巧，他家锁将军把门，问他家前院，说去老丈人儿家了，两口子领孩子一起去的，小舅子结婚，参加婚礼。
　　我们只得回大队去等，顺便求前院邻居，见孙师傅回来告诉他，说公社来人请他来了，有好事，让他出山。
　　大队只有一个看屋老头在大队，那时候这里把这个差事叫通信员，到现在也这么叫，已延续六十多年了，吃住在大队，那个年代下边都不通电话，有事就让他下个通知、送个信儿，所以叫通信员。
　　你还别说，就这个“官名”叫的在意，从土改到现在，四几年至今，都跨世纪了；比如大队长：土改当初叫农会会长；建立了行政村，叫村长；成立了农业合作社，取消了行政村，叫社主任；到人民公社化，毛主席提出一大二公，又提出三级核算队为基础，就又叫了大队长。
　　通信员这个角色，到多咱都得有。就像美国，有核武器，但没有地面部队，就得不到胜利果实；现在，有电话、电报、传真、手机、报话机，但有很多事情，没有人到场，问题就解决不了。
　　等吧，中午和老通信员一起吃的饭。老通信员说，大队干部都在下边呢，没事不上来。
　　欧阳有事干，他从挎包里掏出一本书看，还拿出一本递给我，说：“看吧，你不也是初中生吗？没事呆着干啥，展卷有益啊。”
　　我接过来，是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我问一句：“发凡是啥意思啊？”
　　他说：“就是陈述全书或某一学科的要旨。”
　　我没大听懂，也翻了几页，竟说些修辞知识，什么比喻、隐喻、暗喻、讽喻啦，什么对偶、对仗啦，又是借代、双关、映衬、摹状、移就啦，还有婉转、倒反、夸张等，我只看的是目录，不懂，就没兴趣儿了。
　　刚想合上书本还给他，这时他撂下了他的书本，说：“有兴趣儿吧？中学语文都讲过。”
　　我说：“不行，初中时没上几天课，课本儿上有，我们没学着。”
　　“听尚姐说，你还准备考大学，是吗？”我问。
　　“嗨，也不知什么时候恢复高考啊！”他回答着，叹了口气。
　　“你考就考中文系呗？”
　　“是的，别的科也都忘得差不多了，在学校时我就偏科。”
　　“念出来当作家？神圣伟大。”
　　“伟大什么呀？有几个鲁迅、郭沫若？丁玲、艾青打成了右派，赵树理、罗广斌不都自杀了吗？还说是自绝于人民呢！”
　　我哪知道那么多呀？只是跟着哼啊哈呀的。
　　我见他今天看的那本儿还是《文学概论》，我想，他以后可能是想当作家。
　　又到下午四点多了，孙广路也没信儿，只得再跑一趟。
　　欧阳说：“你在这等着，我骑车去看看，他若是回来了，或让他到大队来，我用车子带着他，或我回来告诉你。”
　　“我呆着也是呆着，咱就一起去看看。”说着，我也推过了自行车。
　　还巧，孙师傅刚进门儿，我们也到了。
　　孙师傅说：“没进院儿，前院邻居家就告诉我了。你们不来我这也就要过去了。让你们等着急了啊。”
　　“没关系，没关系，谁家还没个大事小情的。再说，我们来前也没向你打招呼，谁能预料到啊。”欧阳缓解着气氛说。
　　和孙师傅一谈，挺满意。谈到工资，他赶忙说：“那好办，那好办，我这也不是在外边干一年两年了，啥行情都懂。再说了，共产党还能亏着老百姓。”
　　最后还是得说：“什么时候上班，等通知。”
　　从孙广路家出来又五点多了，九月末还没进十月，正是庄家起身，天又刮风，路两旁的高粱、苞米，哗哗直响。
　　回走到往永新大队，欧阳玉珊回家的路时，他没有往回家的路上拐，还在我后边五十米远的距离跟着。我知道，他是担心我害怕，就站下，下了自行车对他说：“你咋不拐呀？往永新大队的路过去了。”
　　他说：“这庄稼末棵的，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女孩子一定要注意安全。上车子走吧，别害怕，我保护着呢，到哪里你才会安全我知道。”
　　“不用啊，没事的，总麻烦你也不是那么回事啊！”我推迟说。
　　他说：“你走吧，别推辞了，越推迟不就越晚了吗？”
　　我拗不过，只好什么也不说了。
　　一直到离我家二百多米儿，他才停下，调转车头往回走。
　　我想到了“他还得越过公社所在地，到永新大队，他家住的那个屯儿，差不多还得一个小时。那不就八点半多，快九点了吗？”
　　我的心里很觉过意不去。回到家，又想起了尚琴姐说过的：“欧阳这个人很好。”
　　
十一
　　演职员队伍初步形成，按程序，应向公社党委或主管领导汇报。
　　我们的主管领导是尚琴副主任，我的尚姐。所以，我像小学生期中考试或期末考试得了好成绩，赶忙跑回家，向父母亲或哥哥姐姐报喜一样，到公社办公室找尚姐。
　　不巧，县里来人考察羊角营子大队良种繁育场，公社有几位领导陪同一起去的，尚琴副主任是其中一员。
　　我只有等，但也得有点事打发这段时间，未加思索地就去了公社文化站。我把车子撂下，到欧阳玉珊的办公室，正好他在。
　　我想，向公社领导汇报，也应征求一下他的意见，就说：“玉珊，演职员队伍建起来了，得向公社领导汇报吧？”
　　“那当然，咱们走哪一步都得向公社领导汇报，这样才能得到领导的支持。俗话说，事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吗。”玉珊说。
　　“我找尚琴副主任，她陪县里来人去良种繁育场考察去了。”
　　“听听，说不定良种繁育场是我们下步编写剧本儿的好素材呢。”
　　“编写本地节目的事，只有你多留意了。”我对玉珊说。
　　“俱乐部在装修呢，很不错，在投入使用前，我们正好是建章建制、培养训练阶段，演职员上路了，马上就得排练节目。等俱乐部装修一完工，经一段时间的彩排，俱乐部就可以开业啦。”玉珊满怀信心地说，很坦然，很轻松，有一股子“稳拿胜券”的表情。
　　“是啊，我也去俱乐部那看过好几遍了，修得好，装饰的也不错，目前看，还算够得上咱永安公社的一大景观呢。”
　　俱乐部建在公社所在地东端路南，距公路，或许是未来的马路，五十米远，东西九十九米长，南北八十八米宽，是尚琴副主任偷偷找风水先生看的，九九为永远，八八为发达，建造前先圈的院套，墙高两米六十，下宽墙基，上封墙枕，墙围三百六十六米，门阔八米，墙厚三七，上梁之日选的是二八，一串串的吉祥数字。
　　尚琴请来的风水先生还给大院起了个名字，叫“吉祥苑”。
　　尚琴自己暴露的观点是“建筑应由外到内，由大到小，由粗到精，由易到难。所以，先修院墙，修完院墙就安院门，门高两米三十四，二三四以示递进，电动隐形，开时门缩至左右墙内，关时从两墙缓缓相对而合。
　　俱乐部主房高，檐下六米，檐上至峰脊两米。红砖红瓦，对开两扇朱红色实木大门，两门上半部各六毫米厚贴花玻璃，下半部喜鹊登枝彩色雕饰，门框宽二十四公分，厚十二公分，结实庄重。
　　内间筒状，宽一十六米，长六十六米，面积一千零五十六平方。舞台设在东端，宽长十米见方，台前沿内藏音响室，外安高射灯光。舞台上，两侧三道幕布，天幕宽四米，长八米。台上台下，左右两侧两部木制阶梯，梯分六步，木制扶手。舞台装置大方简单，均由综合厂出工岀料支援，一则为公益事业做一份奉献，二则便是对我事业表示支持。
　　观众座席，留足过道、边道，分三行，四十排，一色的长条木凳，每凳设四座，总共可坐四百八十人，人多时也可坐五百人。
　　从俱乐部，又谈到节目的排练，欧阳说：“慢功夫在排练上呢，俱乐部修得再好，没好节目也不行，必须节目过硬。”
　　“那是的，我今天向尚琴姐是一汇报，二请示，请示让演职员现在就集中，缺边少沿的还都得置办置办。”
　　“好，自编节目我多下工夫，一定办好。”欧阳表了决心。
　　尚姐也该回来了，再说，大食堂十一点半开饭。
　　回到公社，当时没见到尚姐。下午两点，还是在我们的办公室，我向尚姐先汇报了这段组织人员的情况，随后请示说：“俱乐部装修得差不多了，节目可别落在了后边啊，现在就应把演职员集中上来排练。”
　　边请示汇报，边把基本定了的演职员名单交给了尚琴姐。
　　她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边点头边说了句：“方学贵是个老实人，有点歪才，将来是把手儿，让欧阳多少再指导他一点儿。”
　　我问：“尚姐了解他？”
　　她说：“常给咱广播站投稿，写的还不错呢。”
　　我说：“那天见到欧阳还挺亲的呢，我也有这个打算，编写本地节目，他还是欧阳的好帮手呢。”
　　尚琴副主任同意了集中演职员、先培训后排练的方案。
　　第二天，我找苏秘书，请他帮忙给各大队下通知，让各大队通知到本人。
　　其实这样的通知正是让办公室下，对大小队有力度，免除大小队让来不让来的扯皮现象。
　　十月十五日，演职员到齐，在公社小会议室开会。首先由尚琴副主任讲话，她在讲话中，先谈了永安公社办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和办这个俱乐部的意义，她说：“一是宣传毛泽东思想，让毛泽东思想，让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占领我们公社的文艺阵地；二是活跃我们公社的文化生活，让广大社员能听到革命的歌声、戏曲声和当地文化的鲜活、具体、摸得着、看得见的活生生又模范又先进的事例；三是激发广大群众革命精神与劳动热情，促进我公社再上一个新台阶，创先进，争优秀，夺先锋。
　　尚琴同志还讲了一些具体事项，诸如：组织领导，规章制度，工资报酬等。宣布俱乐部由杨惜梅同志领导。最后鼓励大家，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学活用，演革命戏，唱革命歌，做革命人，用你们的精神力量，为我公社创造出经济财富。
　　下午，全体演职人员，讨论尚琴副主任的讲话，每个人都以斗私批修的革命精神，做出行动计划，表了“演好戏、办好文艺俱乐部”的决心，这天也算是开门儿红，一是该到的都到了，一个都没少；二是大家情绪好，斗志高，都有一颗积极向上的心。
　　下午五点，简单的说了说明天的工作进程，就下班，各自回家。
　　事事开头难，但今天，我觉得很顺利，很高兴，很开心。想，脚步轻也是走，脚步沉也是走，何不轻装上阵，把一切杂七杂八都远远地抛去，也不要想什么升学，也不要想什么入党，也不要追求什么更好的工作，像今天这样我就觉得很好。
　　没有直接回家，到我的办公室，给欧阳打了个电话，正好他也还没回家呢，我把今天的过程向他说了一下，他说：“我想去来着，觉得没名分，也不大必要，所以就等你来个信儿，你还真的打来电话了，我感谢了。”
　　他又说：“说真话，我挺喜欢这行的，因为在部队师政治部与文艺演出常接触。”
　　我说：“那你就常参加呗，文化站不正是抓文艺演出的吗？”
　　“不行啊，名不正言不顺啊！”他这也是心里话。
　　是啊，也不能总是“帮忙”啊。我心里有了个数，这也是我盼望的，觉得我一个人支撑这么个大摊子不行，不能一会儿找尚琴，两会儿找主任的呀。
　　这么大的事我一个人根本干不了，以后具体的事多着呢。
　　第二天，我来得很早，还是想找尚琴副主任。
　　已经是十月下旬，寒露已过，就要到霜降了，天气有些冷，我到公社时，大街上还没几个人呢，但生产队社员下地收割，起得比我还早。
　　来早了也闲不着，骑自行车到街东头俱乐部看一眼，老让人心里痛快了，是不是这就叫“赏心悦目”啊？不知什么时候，靠围墙里还栽了一圈杨树和一圈榆树，院子也平整了，看起来更宽绰了。
　　我又回到办公室，心想，找点事儿干吧，等尚姐来，咋的也得两个多钟头。
　　在办公室，翻翻这些演职员名单，通过几天培训的接触，对每个人派什么角色，心里初步有了点印象。
　　排《智取威虎山》，于树民、姜喜林谁去杨子荣，谁去座山雕呢？
　　我甚至闭上眼睛想象，又研究他俩谁瘦谁胖，想他俩平时说话的语气，谁声高谁声低，谁声粗谁声细，又研究他俩的行为形象，最后在我心中敲定，座山雕还是于树民，他的眼球大，嘴大，蒜头鼻子的鼻孔粗，鼻头大，正好虎背熊腰，还带点儿连巴腿，走起路来两肩下垂，两脚扎巴扎巴的。
　　姜喜林也有杨子荣的特点，长得帅气，灵通，大眼睛，双眼皮，两道剑眉，不粗不细，直往上挑，把眼睛显得炯炯有神，身板儿挺拔有力。我想象，他演起杨子荣来，唱出“愿红旗五洲四海齐招展”、“迎来春色换人间”、“誓把座山雕消灭完”的声音，又想象他插入虎穴“过关斩将”时，带着狐狸皮帽子，身穿羊皮大氅，大氅前襟半撩起的威武形象，又想象他两眼圆睁，左右扫视的雄风锐气，巴巴的，简直了。
　　琢磨一下盛富林，比一下郭建光，给盛富林也扎上腰带，打上裹腿，戴上一顶红五星的八角帽，也是“红星一枚闪闪亮”。
　　似乎研究起来没够，又研究杜淑兰，比一下阿庆嫂，长相，做派，真有点像，不是点儿，是有些像。想象中，给她扎上小围裙儿，穿上蓝地儿白花的麻花小袄，扎花的裤子，绣花的鞋，倾听她的一段段唱腔，“阿庆嫂，我细思量，”“开茶馆儿，盼兴旺，江湖义气第一桩，司令常来又常往……”“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等，不卑不亢，处变不惊，心思缜密，机智勇敢。
　　“像！像！像！”我一个人在屋里禁不住连连右手拍打大腿，失声叫喊。
　　又想过羊角营子的良种繁育场，场长柳占武，还是自己的亲戚呢，人帅气，正直正派，一身的官风官气，小场不到三十人，有车有马，种了不到三十垧地，竟是制种，每年给他们大队，乃至其他大队不少提供优质种子。
　　公社重视，县里也常有领导来人蹲点儿，柳场长自然也成了典型。一九六四年、六五年，还是公社的后备干部呢。
　　将来和欧阳商量商量，能写出一部什么戏，这可是真人真事啊！
　　又想在湖滨大队，利用它的山啊、水啊、神蜡、神白菜、神苘麻，波罗湖的故事，土庙子的传说等，写一部剧本儿，利用这里的外景，都能拍一部电影。
　　哎，冥思苦想，天真烂漫，幼稚多多，幻想多多啊！
　　转一下思维，抬头一看，墙上的挂钟，怎么已是上午九点了。
　　啊！不行，得找尚姐去，要欧阳玉珊过俱乐部这头来。
　　怎么说呢？可万万别让人家想错了。又一想，不能，百分之百的出以公心，没有一丝一毫的私心杂念。
　　一边走着一边想，不料已经走过了公社大门，调头又回返。
　　路过公社的自行车棚子，上面雨搭，下面车位，我挨个的车子细看，眼前一亮，尚姐的，孔雀蓝漆面，二七五小凤凰。
　　到办公室，见到了尚姐，我没开口她就问：“惜梅，有事吗？”
　　“有点儿事，到外边说。”我说着又想：“可别让尚姐想歪了啊！”
　　“说吧”。尚姐说。
　　我有点儿理直气不壮，声音不大地说：“我自己也太单薄了，还得排还得演，竟是些现代戏，得有个编写的人啊，当地真人真事，该写的也不少，再能帮我导一导，演一演，那就更好些了。”
　　“把方学贵利用起来，人还好，啥说道没有。”
　　我暗想，“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哎呀，尚姐，怎么搬出个方学贵呀？方学贵有方学贵的角色，怎么能代替玉珊呢？”
　　我简直有些手足无措了，但只能在心中，哪敢表现啊？但也不能无功而返，还是得提一提文化站。
　　“尚姐，我看人家三盛玉的文艺宣传，都是文化站牵头，咱们还不如让欧阳主管俱乐部，我当配角，还保证是个好演员。”
　　“那怎么行，这可不是我一个人定的，要你主抓，这是党委定的。你得摆正位置，你俩各是各的部门，相互是配合关系，两个单位是平级，你俩地位一般高，权利一样大，他管不着你，当然你也管不着他。
　　“那三盛玉呢？”
　　“三盛玉没办俱乐部，文艺宣传队是文化站办起来的，所以都由王站长管。”
　　我明白了，但我宁愿归文化站管。
　　尚姐好像看出了我想要欧阳，就强调：“欧阳与你配合，给你编写剧本儿，得公社说话，不然欧阳这个人，他是不会‘越俎代庖’的”。
　　我心里明白，不能隔着锅台上了炕；或扔下自己的事，去替别人做超越自己工作范围的事。
　　“惜梅呀，”尚姐把我的名字一拉长，把我吓了一跳，当她要说什么呢，我答应一声听下去，她接着说：“你是感到没有主心骨啊，那好办，我给他打个电话，让他常到你那去看看。”
　　后来，没隔几分钟，尚姐又有了一点改变的说：“不，我告诉他，文化站的工作，以文艺宣传队和俱乐部为重点。”
　　我听了，心里一亮，想一把搂过尚姐，但马上意识到“那样有点儿过份”。
　　尚姐笑了，说了声：“小丫崽子”。
　　我就摸不准是啥意思了，是对我的幼稚说的，还是把我的意思理解偏了。不去揣摩了，反正是捞得了个“马到半成功”。
　　我只希望尚姐能早些时候给欧阳打电话。
　　培训一周时间，人都很好，当然，这里多数是我的同学。见人合心马合套，就该上节目，分角色了。
　　把剧本儿发下去，让每个人抄自己的台词。那时也没有复印机，人手一本儿还浪费，只能备些纸笔，两人一本儿或三人一本儿，头顶头地抄，边抄还能边对。
　　这个过程就用了三天，就别说我们这帮兵有多积极了，有的人中午饭都舍不出工夫吃。抄完念，念完背，有点气氛，我也挺开心。
　　我是包干儿的铁梅了，把台词又复习了几遍。又指导大家说：“不要默读，要念，大声念，该喊的就得喊。”
　　哪行啊，把个小会议室抬起来了。
　　不行，我和苏秘书说：“得去大会议室。”
　　苏秘书说：“还什么大会议室啊，俱乐部现在就可以练了，舞台那头装修就装它的呗，你们练你们的，扯嗓子喊，你们就扯脖子喊，谁能管得着啊，自己的地盘儿。”
　　我想也是的，从十一月一日起，就到俱乐部去练了。
　　新装修，旷，有点冷，但我们这伙人心红热情高，没有一个人叫苦叫难的。我的意识还停留在背台词的水平，岂不知有的剧组都开始演练了。我被感动得几次偷偷地流泪。看他们表演得那么带劲儿，赶忙找尚姐，让她也来看看。
　　我找到尚琴副主任，她见面就对我说：“欧阳玉珊的事，我已在党委会上通报了，都同意，像咱们那天定的那么办。今天早一上班我就给他打了电话。”
　　“不不，我不是为这事儿来的，是想让你看看，我还让演员背台词呢，人家一伙一伙地演上了。演的都那么带劲儿。”
　　“都演上了！”尚姐也挺惊讶：“那赶快买道具，买服装，过两天就让党委和公社领导都看看，就算彩排了呗。”
　　“道具、服装得到农安去买，”我说。
　　“那没事儿，明天让蔡师傅开车，你与欧阳跑趟农安。”
　　这个汇报可收获不小，简直了，双喜临门。一、要买道具、服装了。二、欧阳真的参与进来了。我心花怒放，在回俱乐部的路上差点唱起来。
　　一进俱乐部大门，还隔演员“八百丈”远呢，就喊道：“号外，号外，特大的好消息。”这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卖报纸的口气，但我的“号外”在心里装着呢，没舍得让他们听，准备给他们一个惊喜。
　　“尚琴副主任答应了，明天去农安给我们买道具，买服装。”
　　我的话音刚落，俱乐部里一下子热闹起来了，蹦的，跳的，喊的，几个男生还一个劲儿地拥抱，把女生吓得一个劲儿地躲。连打更的老苏连长也操起木棒乱敲。吵嚷中，还喊着要求：
　　“惜梅呀，还得买一面大鼓啊！”
　　“惜梅呀，还得买一架洋琴啊！洋琴是领乐，没它可不行啊。”
　　……
　　我的同学们，我的演员们，我的队员们，你们太好了，为党的事业争光，为我们公社争光，也是为我争光啦。我心双手合十，谢谢，谢谢，有朝一日，我一定好好地报答。
　　第二天一大早，欧阳玉珊真的来了。
　　我太高兴了，但我知道，越是这种情况，越要控制住情绪。
　　蔡师傅的车是大解放，本来，驾驶室除司机外还可以坐两个人，但我老早就上到上边，靠前大厢板坐下了。
　　开车前，蔡师傅问：“惜梅呢？”
　　我听欧阳说，没看着啊，我赶忙答应：“在这呐，早就上来了。”
　　“下来呀，驾驶室里有地方，上边有多冷啊，这大冬天的。”蔡师傅大声地说。
　　“不冷，我穿着皮大衣呢。”
　　正说间，尚姐过来了，说要捎一个人，在孙学海屯儿路旁等着呢，是羊角营子大队一位干部，姓张，说到县里办事。
　　我想，是不是张叔啊。这时尚姐问他俩：“惜梅呢？”
　　我在车厢里坐不住了，赶忙答应：“在这呢。”一边答应一边站起身来。
　　蔡师傅又一次说：“哎呀！这大冷的天，你上去干啥？快下来。”
　　我说：“不冷，把我爸的皮大衣都穿来了。”
　　“不行，不行，快下来。”蔡师傅说。
　　“到孙学海下”。我说。
　　“那我们先走着，”蔡师傅说。
　　车开动了，我向尚琴姐摆一摆手，尚姐也向我们挥手。
　　五分钟就到孙学海了，张叔正在路旁站着呢，车还没大停稳呢，欧阳赶紧地跳出驾驶室，上了车大箱，像是命令似的，说：“快下去，到农安不把你冻干巴了吗？”
　　我说：“不用，你在里边坐着吧，我一点儿都不冷。”
　　这样推迟着，蔡师傅着急了，说：“惜梅，快下来。”
　　我拗不过，只得下、但我把爸爸的皮大衣，留给了他。
　　张叔和我爸都多少年了，所以我也很自然，只是蔡师傅说了些“你有出息呀，公社领导很器重你呀，等等”。还说：“都知道你和尚琴好，可别错了主意啊，尚琴是县委委员啊！”
　　十一月份的天气，离立冬只有几天了，驾驶室里，人们哈出的气，都挂在了风挡玻璃上了。我知道外边一定很冷，汽车飞驰，带着冷风，上面坐的人，得冻成什么样了呢？
　　车到万顺堡停下了，蔡师傅下去看看，说怎么觉得左前胎好像有点缺气。
　　停稳时，我又上了车大箱，要换欧阳下来，可他说啥也不肯，张叔在里边也说：“惜梅呀，在下面坐着吧，你一个女孩子，正理应该我上去，你们都是公事，只我是捎脚。”
　　我一听赶忙下到驾驶室，连连说：“不不，不不，你可别动，张叔，辈份在那呢。”
　　我在驾驶室里不止一次地想：“别看欧阳外表展扬儿的样子，内里不知怎么冷呢？我总想换一换他”。
　　按尚姐说的，到农安找到了黄龙大戏院的赵惠成，见了赵惠成，知道尚琴姐昨天就把电话打过来了。
　　赵惠成也是永安公社的人，文化大革命前考入的黄龙戏院，现在，在这干的不错，买道具，买服装的事，当然他比我们内行啦。
　　赵惠成带我们跑乐器商店，又到戏曲服装商店。真还不错，别看那年头儿物资紧缺，什么都要票儿证儿的，可就这类，什么也不要，只要钱，价卖的还不高。
　　我们和服务员谈起，他们说：“一切宣传用品，国家都倒挂”。
　　永安、农安，当天打来回儿。第二天到俱乐部，把乐器和服装，还有其他道具，往出一拿，喝！都围上来了，把演职员们乐的呀，一个劲儿地鼓掌。
　　他敲敲这个，他打打那个，你穿上了红的，她就挂上了绿的。都二十几岁小年轻的，这个扭啊，这个蹦啊，又唱、又喊、又叫，我挡都挡不住。
　　方学贵老实人，也不知谁把《打鱼杀家》的白胡子，给他挂上了，你看他老实，到一定的时候就不老实了，趁势，这顿扭啊，用右手从左腮下一捋长胡须，装出老生的样子：“喔哈哈……喔哈哈……”地嚎叫。
　　最搞笑的是拉二胡的刘占友，又干又瘦，岁数也大了点，小脸儿抽巴儿的，竟把舞狮子的串铃挂到自己的脖子上了，像芥菜疙瘩尖儿朝下的小脑袋瓜，灰耗子般的一双小绿豆眼睛，瘪竹签子的两只小耳朵，支棱着，脑瓜一个劲儿扑棱，串铃喤喤一个劲儿地响。笑的我都肚子疼。
　　邢曙光最小，差我四岁呢，在校学生。但她唱的好，今天像刚见世面一样，也摸起一件大花袄，两只袖，胳膊只伸进一半，穿了上半身，下半截还在地下拖捞着呢，自己还招呼“这不是婚纱吗？”又甩一甩袖子，说：“这才是道袍呢！”
　　一顿地神闹，有兴趣儿，又开心。
　　下午，真枪实弹的演练，该穿什么的穿上，该戴什么的戴上。
　　有人问：“谁来呀？”
　　我就回答：“先自己演给自己看，过了自己关，再让领导看，过了领导关，精益求精了，才能让群众看呢。层层过关，层层把关，为的是让我们公社的老百姓看好戏，听好歌，真正的提高文化生活。”
　　就这么欢天喜地的闹了一大天。临下班时，我打电话给尚姐，告诉她今天的情况和演职员的情绪，让她安排公社领导审查节目。
　　尚琴副主任答复，明天上午八点半听信儿，看公社领导有没有别的安排，并强调到时候让我给她打电话。
　　这一切都有欧阳的功劳，应该告诉他一声。电话接通后，我描诉了今天的情景。从听筒里都听见了，把大腿拍得“啪”一声，说：“这咋不早告诉我一声呢？”
　　我说：“百分之八十，明天公社领导来审查节目。要看，你得早点来呀，再说，尚琴副主任不是说了吗，你的工作重点是俱乐部，你可不能忽视啊”。
　　虽这么说，我心里还是想：“欧阳啊，欧阳，想吃吗，还怕烫，这个脾气不好，总得让人请，让人让的，该做的事就不能大大方方的，这个假咕呀，烦不烦？”
　　第二天，将近八点半，我正要给尚姐打电话，就见公社通信员小明子蹬自行车飞快地进了我们的吉祥苑，下了自行车，慌慌张张地对我说：“杨惜梅，尚副主任让来通知你，快做准备，公社领导都到齐了，一会儿来你们这里看节目”。
　　我答应着，也慌了手脚，喊方学贵，领几个人快去，看舞台能不能用，能用就赶快收拾出来。
　　两分钟功夫，方学贵喊过话来说：“能用，什么零部件儿人家装修师傅都上齐了。”
　　“第一重要的是，安全！”我对方学贵喊，并把“安全”二字咬得很重很重。
　　我听他问了装修师傅几句什么，也没听到装修师傅怎么说，就听他又喊过来：“安全百分百，装修师傅说了，在上面跑火车都不带哆嗦的。”
　　这时我放心了，向大家宣布：“今天，我们走上了历史的舞台了！我们要努力奋斗，做好这舞台的主人。”
　　大家听了，没腔没调的乱喊一气：“喔，我们上台了，我们上台了……”边喊边搬乐器的搬乐器，扛道具的扛道具，抱服装的抱服装。像黄鼠狼搬家似的，一趟一趟地一痛神捣腾。
　　说到就到，九点半的样子，领导来了，一行三十多人，哪是纯领导啊，连大食堂的刘师傅都来了。
　　我看没有欧阳，就想了很多：“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昨天还说今天早点儿，可人家公社领导都来了，他这又怎么了？”
　　正琢磨呢，他还真地就来了。事后跟我说：“我在不远处看着呢，见刘师傅、小明子都来了，我还有什么不可以来的了。”
　　我回答：“你咋这样呢，怎么就不记得尚琴副主任说的话呢？‘文化站以俱乐部为主’”。
　　“那只是尚琴个人说的，这样的事不是那么简单”。
　　“那你还等皇榜提名啊？”显然，我有点儿急了。和他在一起快三年了，虽然没什么拘束了，但还头一回这样不够尊重。
　　可我又想了，这个人怎么越来越谨小慎微了呢？也不是当兵人的性格啊。不在社会上说“臭老九，之、乎、者、也、尔、焉、哉”，是不是孔老夫子那一套，越学越矜持啊？
　　上午十点整，这也是我尚姐定的吉祥时间，预示着实实在在，十全十美，十成收获，干劲儿十足，还有把计划落到实处，理想早日实现等。
　　紧闭的第一道幕拉开，我以主持人的身份，在舞台上，向还没有坐好的公社领导，行了一个鞠躬礼，对着话筒说了声：“领导好！”
　　接下去：“请公社领导前三排就座。”
　　我在台上这么一句话，下面这三十多人可就乱了套了。见刘师傅、小明子，还有几位助理员，都站起又坐下，坐下又站起的无所是从。
　　我见状，赶忙加了一句：“今天到场的各位，都是对我们演出的关心者，支持者，也都是我们请来审视我们节目的，都有发言权，都是我们的领导。我们全体演职员，表示热烈欢迎，衷心地感谢，欢迎！欢迎！”
　　虽这么说了，也还是主要领导坐前三排，那些同志还是在后面坐的东的东，西的西，七零八落。
　　尚琴副主任站起来，回过身，对后边的人说：“都过来，紧凑一点，没听主持人说吗？都是领导，都坐前三排”。
　　尚姐这么一说，人们这才都归到前三排来了。
　　我见欧阳玉珊也在下面跟着他们搬来挪去的，真有点看不惯，就在台上，以主持人的口吻宣布：“文化站是俱乐部当然的业务指导，请文化站站长欧阳玉珊同志，到台上来”。
　　欧阳玉珊好不自在。但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并尚琴副主任一再强调的，也得让欧阳能够和演员们多接触接触。要自编节目，不熟悉演职员，也是一大缺口，得让他多听听他们的意见。
　　我又成了报幕员：“下面演出开始，第一个节目，由我们俱乐部于树民、姜喜林主演《智取威虎山》选段，‘打虎上山’。”
　　幕启，场景威然、形象、逼真，有山，有雪，有翠柏、苍松。一痛的鼓乐之后，杨子荣亮相……
　　这杨子荣，演的机灵、勇敢，气宇轩昂，大方洒脱，堂堂正气，活龙活现；座山雕，也演得彪悍、淫威，逼真、形象，很到位。
　　一阴一阳，一反一正，一腔一调，一招一式，错落得体，高低得当。初出茅庐，竟如此浑然天成，唱、念、坐、走，仰、卧、击、打，造型、过场，合理得当。把“观众”唱的各个仰视着舞台，嘴都忘记了合上。
　　《智取威虎山》后，“观众”还要求演，尚琴副主任忙站起来对大家解释说：“不能多演了，演戏演戏，就是要留住精彩与秘密”。大家也都表示理解。
　　临结束时，我到后台征求欧阳玉珊，有没有什么讲一讲，他摇头说：“没有，没有”。
　　在公社领导步出俱乐部前，我向众领导又深深地鞠了一躬，说声：“谢谢，欢迎再次光临指导！”
　　
　　十二
　　公社领导审查后很满意，党委书记梁振林，是老县委办公室的笔杆子，懂文艺，说：“这简直是一次观摩演出，好，有前途。”
　　还特别表扬了组织领导人说：“年轻有朝气，将来是把手。”
　　我们得到了公社领导的肯定，士气大增，我把梁书记对我们文艺宣传队的评语“这简直是一次观摩演出，好，有前途”向大家作了传达，并对评语进行了一次小小地讨论：“你们知道什么叫‘观摩演出’吗？”
　　大家说：“不知道”。
　　我说：“就是看到了我们的成绩，有向我们学习的含义。梁书记可不是随便说着玩儿的呀！”
　　这时大家禁不住地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像请战似的，喊：“明天我们就公开演出吧，我们行了，演出吧！”
　　一个个憋足了一股子劲儿，都在摩拳擦掌。什么“打倒美帝野心狼……”、什么“上战场……”、什么“再苦再累也要上……”等等，剧中的台词儿乱喊一气。
　　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冷静，一切过热都会导致冲动或膨胀，导致你的失败或不可收拾的下场。所以，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不断地告诫自己、警惕自己、抑制自己，要清醒，不失理智，不可忘乎所以。
　　切记，我们仅仅是开始，还没有像样地演出过一场，一定要把握分寸，要适时，要适度，要学会冷却，要学会低调。
　　我向尚琴副主任，汇报了演职员的情绪，也提出了初步意见和安排，打算先来一次各大队的巡回演出，边演边练，十分成熟后，再拉回俱乐部。一是加强自身建设，二可强化影响。我向尚琴副主任表态，破釜沉舟，有一场演不好也不回来。
　　尚琴笑了，说：“决心可取，精神可嘉。”接下去又问：“‘不回来’，你要上哪去呀？”
　　我回答：“学新四军，就地整编。”
　　想起了欧阳玉珊那气人的事儿，就向尚姐告了他一状：“欧阳玉珊嘴里说喜欢这行，还说在部队就参加过文艺宣传队，可一到真章就又躲又藏，咋那么不大方啊？”
　　尚琴姐笑了，说：“这个人办事很讲形式，一是部队出来的人，总想正正规规，二也是只我说那么一句，太简单点儿了。下次党委会，研究一下，给他安排个文艺宣传队的编剧兼指导员，或说指导员兼编剧。你们演职员里还没有党员呢吧？不能成立支部，就不能设书记。党委通过后，发个文儿，下个令，那时他就放开了，工作也能积极、工作也方便了。
　　尚琴姐一说，我多了不少的理解，心想：“也许就不怨他”。对那天自己的急躁情绪还有点后悔。
　　又经过几天的演练，见都要真枪实弹地登台表演，我也觉得时机已经成熟，就宣布放假两天，把家中一切都处理好，不要下去演出了，不是请假扒炕，就是请假抹墙了的。切记，缺一个人就要影响整个剧组。
　　正好，放假前，《关于欧阳玉珊同志任永安公社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并俱乐部政治指导员兼自编自演文艺节目采编的决定》文件下来了。是尚琴副主任把任命令交到欧阳手，欧阳自己连人带文件一起过来的。
　　拿过文件，看了一遍，当即向全体演职员宣读。宣读完毕，又像主持节目一样，宣布：“请我们指导员欧阳玉珊同志讲话”。
　　欧阳似乎和从前是两个人了一样，他往后退了两步，找到一处至高点，面对大家，先对公社党委的信任，对杨惜梅队长的推荐表示感谢，然后对在座的同志、老师们表示，“你们有很好的演艺、技艺和才艺，你们来自基层，来自实践，来自实际生活中，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我一定甘当小学生，向你们学习……”
　　后来他又讲了文艺宣传队暨文艺俱乐部的前景，讲在座每个人今后的发展，又讲样板戏对革命文艺的推动作用，又讲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最后鼓励大家：“演革命戏，做革命人，以剧中革命先进人物为榜样，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倾向，确立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让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牢牢地占领文艺阵地。”
　　大家热烈鼓掌。
　　十一月末，放假两天，也是让大家在家干活的日子。
　　阳光微弱，天气渐冷，不时从西北吹来阵阵小风。大地里，绿野变黄，青纱空空撩起，高粱、玉米、谷子、大豆也已一片片撂倒，路两旁格外旷荡，显得一望无际。
　　偶尔一两片树林，或三五条树带，落叶飘零，枯枝凄然，我心中不时唱起一首半雅半俗的歌：“十月里来秋风凉，家家户户洗衣忙。洗得那……
　　十二月一日，月头岁尾，良辰吉日，我们挑起“永安公社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大旗，敲锣打鼓出发了。
　　尚琴副主任的决定，要从东往西演，以示东风劲吹，太阳升起，吉祥如意。
　　羊角营子是第一站，在这个大队，我们还要优先良种繁育场，那里有一位既模范又先进的柳场长。
　　把良种繁育场作为开门红有两层意思，一是慰问先进，二是到这里全员体验生活，为下一步自编自演节目，做充分的思想准备。
　　把这两点意义说给了大家，你看这伙人啊，还真不是庐稳趄，这个说：“看看柳场长什么样。”那个说：“都有什么良种啊，有没有大骡子大马，牵出来溜溜。”也真的把场里的东西翻个底朝天。
　　我和大家通报说：“人们都下地了，晚上演出，现在自由活动。”
　　这下更来劲儿了，撒了鹰了，有的下南洼子，有的上东岗子，看种子田，看小排灌站，撵到地里和场里农工们唠嗑，都很活跃。
　　也到了解了不少情况，诸如有多少地，年产多少粮，每个劳日能均多少钱啊，甚至唠到场里农工有没有媳妇，有没有小孩儿啊，媳妇干啥呢，小孩多大啦，等等。
　　还真的搜寻到不少精华，通过大家广泛的采集，了解到良种繁育场，当年是青年突击队，那时柳场长是这个大队的团总支书记，也是由青年实验田演化成良种繁育场的。
　　小场三十多垧地儿，每年能制出良种七八万斤，有吉双2号，丰产3号，鲁单33，鲁单36等，高粱有胡脖矬，大豆有满仓金。
　　这些良种除本大队使用外，还供给其他大队，凡使用过这些种子的大小队，反应都很好。
　　还了解到良种繁育场的前景，县种子站要“收编”，将其纳入国家农科良种繁育部门，只是大队舍不得放手。
　　晚饭以贵宾相款待。饭后八点，在场会议室演出。
　　良种繁育场的会议室还真不小，东西长二十米，南北宽十二米，合二百四十平，这里是大队常常开个代表大会，全体党团员、全大队各小队队委会等，集中活动的地方。
　　一九七0年通的电灯，新线路，新灯具，二百瓦的大泡子点着了八个，演出场地锃明瓦亮。
　　不光本场农工，附近几个屯儿的老百姓来了不少，扶老携幼，小会议室挤得满满的。
　　那时候农村年吧儿的也没个什么热闹，有笑话形容：屯中有谁家老母猪下窝羔子，附近屯的小孩子都赶二三里路跑来看；来个锯锅锯缸的，父母亲都赶毛驴儿车，接住家闺女回来看两天。
　　公社“剧团”来演出了，自然是个大事了。
　　晚八点，先锣后鼓，嚓嚓嚓，锵锵锵，咚咚咚，接着洋琴、大喇叭、小唢呐。演出前，又是方学贵从后台出场，这叫打场子，头戴白地儿红边儿紧箍帽，冒尖儿高八寸，粗如牛角，上扎一撮红缨儿。天生的两条罗圈儿小腿儿，小屁股，蚂蚁细腰儿上勒一条六寸宽的板儿带，上身着蛤蟆绿对襟小袄，黑色粗布蒜头疙瘩纽襻，襻梗云子卷镶嵌，下穿火烧云色大红肥裤，足下蹬一双白底儿黑靿儿，戏剧朝靴，靴底厚不下于四寸。
　　出得场来一扭三晃，两只小胳膊一扎撒一扎撒的，帽上的红缨随之一晃荡一晃荡，走的从外往里圈的八寸小步，不足五尺的小身子骨向左倾斜，绕舞台三周，还来了两个没扬起八寸高的“飞脚”。两只小脚像捣蒜锤子似的紧捣，锣鼓歘分不出点儿的紧撵。稍慢后，随鼓乐还唱上了：“我飞起钢鞭就往下打呀，钢鞭之下是吴妈……”不知怎么还跑到《阿Q正传》上去了呢？驴唇不对马嘴，简直把人笑死了。
　　我喊了声；“方学贵，你干啥呢？”
　　他一回头，抽吧核桃纹儿小儿脸上，两只绿豆眼一眨巴一眨巴的，还冲我一笑，两只小手举到胸前，手腕子一耷拉，做了个鬼脸，小嘴一张巴一张巴的，眼睛还左看看，右看看的，把舞台上的演职员，还有跟前的观众，逗得捧腹大笑。
　　笑吧，就是为笑而来的。
　　正戏开始，自然由我报幕，还是县报告团的传统，向观众深深地鞠了一躬，问声：“大家晚上好？”回头示意欧阳玉珊，“首先由公社文化站站长，我们团队指导员兼采编欧阳玉珊同志讲话”。
　　欧阳像是有备而来，三大步走到话筒前，也是深鞠了一躬，道了声：“大家好”。接着讲：“今天是我们永安公社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开张的第一天，感谢到场的各位父老乡亲为我们剪彩！”
　　“为我们剪彩”，说的声音很大，语气也很重，带着鼓舞，带着欢心，并带头鼓掌。全场将近三百人，掌声雷动。观众气势高昂，演员们个个也都跃跃欲试，摩拳擦掌。
　　欧阳指导员又说：“我们的文艺宣传队刚刚组建，演出难免有不足或缺欠，希望大家在谅解的同时，提出宝贵意见，以利于我们不断提高，不断改善。”最后强调：“演革命戏，做革命人，从我做起，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斗私批修，抓革命促生产”。
　　今晚第一场戏是革命样板戏《奇袭白虎团》盛富林演侦查排长严伟才，正好他也是当兵出身，细高挑大个，着一身志愿军装，眉清目秀，鼻阔口方，走路快步如风，说话、唱腔声如洪钟，【西皮流水】唱到：“同志们一番辩论心明亮，识破敌人鬼心肠。美帝野心实狂妄，梦想世界逞霸强。失败时他笑里藏刀把‘和平’讲，一旦间缓过劲儿来张牙舞爪又疯狂……”唱得润腔润调，洪亮高亢，如行云，如流水，表情、表意、表心，体现了对美帝国主义的憎恨；又以【快板】唱道：“鸭绿江、白头山，唇齿相依，休戚相关。两国同饮一江水，两岸青山一脉连。锦绣江山属人民，不容美帝来侵犯。告别乡亲赴前线……”唱得情依依，爱恋恋，表现了中朝人民的深情厚意。
　　剧中的团长、政委、参谋、股长，崔大娘、大勇、顺姬，都表现得活灵活现，，体现了中朝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观众无不喝彩。
　　又演了《红色娘子军》、《白毛女》、《龙江颂》和《海港》等片段，直演到下半夜，也就是第二天的凌晨两点。我也数着、看着、算着，所有演员，不论先后，都登过了台，表过了演。
　　演员得不到演戏，那不比把飞毛腿捆绑上，不让他走路一样吗？别看事儿小，是个情绪问题，一定要照顾到。
　　大家演得好，唱得好。嘴快了，腿也快了，高兴、开心，别说第二天凌晨两点，就是演到天亮再演到天黑，连轴转也没怨言。
　　观众一个个眼睛瞪得铮亮，哪里还有睏意了，时不时的，还有年轻人也跟着哼啊，呀啊地唱，形成了互动。
　　散场时，良种场的老饲养员都喂马了。
　　柳场长早就安排好了夜饭，由于演窜了样了，半夜没停下，夜饭也变成了早餐。大白面馒头，吃的羊肉，喝的羊汤。
　　原来，柳场长自听到我们要来演出的信儿，就张罗起来了；到永安装的白酒，成箱搬的青岛啤酒，杀了两只大公羊。这不吗？我们昨晚就吃的羊肉馅儿饺子。
　　今晚的演出，我们感觉到了自己的不足，还没等我说呢，欧阳玉珊就像是自悔自疚似的点着头，自言自语道：“是啊，只是缺少了自编自演节目，唱了一宿，没唱着我们公社的事啊！”
　　而后就对我说：“惜梅，你想啥呢，我知道，今晚回去我就动笔”。又说：“此行不虚往啊，柳场长、良种繁育场，这里的人，这里的事，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是很好的写作素材。
　　演职员一睡就睡到上午十一点多钟，起来洗把脸又吃饭了，今中午吃的是香喷喷的大米饭。
　　我到厨房和老师傅说：“别浪费了，吃点大饼子也挺好，哪有那么多的大米白面啊？”
　　老师傅说：“一年的指标都在这两天上呢，这不是听说你们来吗，场长现到粮食所去领的吗”。
　　饭后欧阳与我合计，今晚也不能演了，就都回俱乐部吧，自由活动，愿排就排，愿练就练，晚上好好休息。
　　临行，柳场长和他们的会计、保管员都出来了，送了一程又一程，送出了足足有二里多路，希望我们能常来。柳场长说：“不然也没别的文化生活啊。”
　　欧阳接过来说：“柳场长，这次来，我们受益匪浅啊，你们搞得好，够榜样，不光繁育了植物良种、动物良种，就你们良种繁育场的自身建设，也够得上一颗宝贵的良种啊。我们回去，就以你们场为素材，在舞台上，展现一个活生生的，实实在在的，先进、模范、优良的良种繁育场，还不免要突出你柳场长，请领导多多配合啊。”
　　柳场长再三推迟。
　　我们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一直到目送他们回场。
　　晚上，我就知道欧阳要写东西，看样子自编自演的节目不写出来，他都不能睡觉。
　　在俱乐部宿舍，这伙人闹腾完了已经快九点了，看都安定了，我扯过张素智：“走，到西头看看去。”
　　素智不知所措，还没来得及反应，跟着就走了出来。到了我们的办公室对过，见灯亮着呢，就对素智说：“我猜得不错吧，准是欧阳玉珊在办公室，写良种繁育场，编本公社的节目呢。”
　　素智说：“是吗？那咱们进去看看。”
　　我点点头，扯着她的右袄袖，拐了一个小弯儿，就到了办公室门口。我俩站住了，小声问素智：“是敲窗户，还是敲门呢？”
　　素智也想了一会儿，说：“他坐的地方距离窗户很近。”
　　我们就悄手蹑脚地走到窗前，我用右手中指中节，对准他坐位的那块玻璃，“邦邦邦”三声。
　　里边喊：“谁呀？进来吧，我就去开门。”
　　我们没敢出声，悄悄回到门口，我拿出钥匙刚要开门，欧阳已把门敞开了，还边说：“进来，进来。”
　　我们进屋后，欧阳就说：“听到敲门声，我就知道是谁来了。”
　　“我们光敲窗户了，没敲门啊。”
　　“是吗？那是我没听准。”
　　我还没有问什么，他就指着桌上的稿子对我们说：“这不是吗？要编写一部良种繁育场的节目，正构思呢，是拉场戏，还是快板儿或评书，或是话剧，或是歌剧，是独幕还是多幕……反正素材充分，我打算用几个晚上，把它拿下来。”
　　素智说：“我们来打扰你了，耽误了你的宝贵时间。”
　　“没事儿，没事儿。”欧阳玉珊说。
　　进屋不到十分钟，素智就看着我说：“那我们回去？”
　　我没有回答，装作没听见。
　　“需不需要什么参考资料，若用，就吱声，我给你找。”
　　“不用，可能还得跟柳场长谈一次，这不用麻烦你，需要时我自己骑自行车跑一趟。”欧阳玉珊说。
　　我又问了他还需要什么，他说：“什么都不需要，只要有你们的精神鼓励就够了。”
　　最后他说：“快十点了，你们睡去吧。敢走吗？我送你们。”
　　“不用，不用，怕啥的呀，我们两个人呢。”
　　按尚琴副主任的安排，演出从东往西，明天到永新大队，距公社有十里地远，和三盛玉西北部接壤，土地不怎么肥沃，有的生产队一个劳日只勾到五六毛钱，贫困户多，五保户、救济户也不少。
　　我们决定，以访贫问苦的形式，上门送戏，到几户行动困难的军烈属、五保户家，灵活地，小规模地演出。
　　到永新五队，前刘家，这个队有四户军烈属、五保户，白天劳动力都下地秋收，我们就把四户老人集中到一起，当然也不排除其他观众，进行慰问演出。老人们很受感动。
　　晚上仍旧集中到大队，那里也已搭好了戏台，扯好了电灯。我们的人挂好了幕布，又是一个晚上的演出。
　　就这样，从东往西排，有时中间隔一天，有时中间隔两天，反正一个大队都不能落下，准备一个小队都不能少。这一演，只大队一级就要演到年末，将迎来新的一年。
　　欧阳玉珊的《喜看良种繁育场》独幕话剧，十二月十日定稿，他都是白天随我们工作，晚间编稿，期间我与素智，去过三次，一是好奇，看看写到什么样了；二是以示慰问。
　　十二月五日这天晚上，我又找张素智，她说了句“惜梅呀，你咋总带个灯泡呢？”我没明白啥意思，但她这天晚上，就是说啥也不去，拗不过，我就降低标准地说：“那你就只把我送出咱吉祥苑大门口。”
　　她答应了。
　　我用钥匙打开了办公室的门，还是悄悄地走进来了。欧阳还一愣，说：“素智呢？”
　　我说：“她今天不大舒服，没有来。”
　　“哎呀，那怎么行？你一个人多不安全啊？”
　　“没事儿的，她送我到大门口。”
　　“那有啥用，这段路差点有一里地，黑灯瞎火的。”
　　“没事儿的，你写吧”。
　　“那你就喝水。”他说着便要给我倒水，但没有找到相应的水杯，因我在这个办公室里从未喝过开水，就没有预备过我的水杯。
　　他就用他的水杯，试探着给我倒了杯水，说：“嫌弃不？”
　　我很为难，窘迫，踌躇，接过来还是不接呢？
　　这可不是思考起来没头的事儿，也就两秒钟，两秒！我想了不少：“不接，辜负了人家的好意，闪了人家的面子，不礼貌；接了，下步怎样处理？还是先接了的好，容我再做道理，免除他的尴尬，也顺其了他的自然。”
　　接过这杯热水后，感觉到我的体温有些升高。
　　他却很自然的，把暖水瓶拎起，轻轻地送回南面窗台的最左角。
　　我面临一个实实际际的大难题：“这杯水，喝还是不喝？喝，是归顺；不喝，是小小的挑战。
　　不过这段思考的时间很充裕，可不是两秒了，二十秒，五十秒，甚至再长一点时间都可以。
　　我还想过，就用他倒过来的这杯水，调调他的性子，治一治他的傲气。
　　“欧阳玉珊，你这也有名有份了，以后我、也让她们就都叫你指导员啦。”
　　“不不不，不不不，欧阳玉珊，欧阳玉珊。”他急忙说。
　　“你把柳场长塑造出个什么形象啊？”我算是切中主旨地问。
　　“当然正面形象了。”
　　“怎么个正面法啊？”
　　“有魄力，忠诚、老实、能干。”
　　“还有呢？”我问。
　　“大公无私，勇于自我牺牲，对国家，对公社，对大队作出了很大贡献。”
　　“你还不知道，他老母亲已经六十多岁了，柳场长从小就失去了父亲，家境贫寒。在大队作团总支书记时，组织上就曾几次上调任用，都因在家照顾母亲，失去了机会。”我接下去又说：“欧阳指导员，寒门出孝子啊！这一点也很教育人啊！”
　　“太好了，谢谢你提供的素材，我一定写进去。”
　　我进来的时间也不算短了，就问：“耽误你时间了吧？”
　　“没有，没有，没有，你提供的资料很宝贵。”
　　在我们谈话期间，他很注意桌上放在我这边的那杯水，曾说过一次“别让水凉了”，我装作了没听见。
　　我要回俱乐部宿舍了，就站起身来，说：“我回去。”
　　他也站起来了，说：“我送你。”
　　我说：“没事的，用不着。”
　　就在他彻底感到，我对用他杯子倒的水，“嫌弃”了的时刻，我释放出了一点点的希望，用右手端起了他那橄榄绿色的军用搪瓷杯，轻轻地，稍稍地，象征性地喝了一小口。
　　看得出，他的脸上闪过一道光芒。
　　送我回俱乐部宿舍的路一华里，不短也不算长，已经是十二月末的深夜，这个夜还是西北风飘着点儿小青雪，正好我们是从西往东，一路顺风。走出没到五十米，他就问我：“冷不冷？”
　　我感到一股暖流在我心房流动，回答：“不冷。”也回问道：“你呢？”他也说：“嗯，不冷。”
　　他今天没有像往常那样距离我那么远，仿佛很近，很近，我感觉到了他紧张的气息，我听到了他呼吸的急促声。这时我俩再谁也没问过谁什么，也没有说一句别的话。顺着扬起青雪的西北小凤，反倒感到很温暖、很温馨、很惬意、很幸福、很徜徉、很宁静。
　　现在感觉到了，一华里的路忒近了，我们很珍惜，所以走得很慢，很慢，很慢。一直到吉祥苑大门前，走了大约有四十分钟，这期间彳亍，有慢，有停，也有等，但都是默默地，默默地，只有青雪落地的嚓嚓声。
　　我让他停下脚步，他站住了，但示意先不要拉开大门，却轻轻地，慢慢地伸出了他的右手。
　　我没有去紧紧地握住，只是轻轻地碰撞了一下，以与“轻轻地，稍稍地，象征性地，喝了一小口”那橄榄绿色的军用搪瓷杯里的水相平衡。但却犹如触及到了二百二十伏电源一样，心脏加剧了跳动。
　　是主动，还是被动；是尝试，还是猎奇；是冲动，还是激情？香、辣、酸、甜；麻木、敏感。千滋百味，无从说起。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与异性的感觉，我似乎完成了一次彼此的安慰与洗礼。
　　回到俱乐部宿舍，已快到十一点了，人们都已睡下。
　　我没有脚步，也没开灯，轻轻地摸到自己的铺位，无声无息地钻进被窝，可怎么也难以入睡，心里一再地自我解嘲：“这睡与不睡，与欧阳玉珊没有任何一点儿关系。”
　　其实我真想的是尚琴姐，钟秀兰、张凤仙，想得更多的是徐淑琴老师。我有些迷茫，想以后的前景，也顾及眼前的事情。我想到复习功课，继续读书，准备高考。也不止一次地想让大哥做些工作，当一名女兵。
　　尚琴姐是我的主心骨儿，有一点儿小事儿都想跟她说一声，听一听她的意见；欧阳玉珊也多次关照我，人还很有主见，也是个依靠，但目前还不那么方便。
　　大海里的航船，是多么盼望航标、灯塔、雷达和指挥所发出的指令，哪怕遇到一艘同航，即使是它与我相背而行。
　　在我脑海里最后还是晃了一下：“他往回走是顶风，一定很冷。回到办公室，还能再接着写了吗?”
　　恨自己帮不上什么忙。
　　早晨起得不比别人晚，不过有点头晕。在洗漱室遇到了张素智，她没说啥，我也没提这个事儿。
　　照例是上午九点，我们又打着“永安公社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横幅大旗，从东向西。
　　今天是聚宝大队，虽说聚宝大队原属长岭县，但距永安公社所在地却不很远。
　　这里土地瘠薄，社员生活水平一般，但人的素质很好，很少有偷摸盗抢之事，家庭、邻里也很少有打仗斗殴现象，到了聚宝大队人人都有安全感。
　　党支部书记李凤林，是抗美援朝下来的，忠诚老实，人品好，几届的公社党委委员，他也是我们自编节目的一份好素材。
　　今天演出的时间比较短，因一连紧张的将近两周了，这里演出完了，准备放一天假，歇歇乏，有的还要处理一点家务。
　　演完后，散场还不到十点。没有自编节目实在乏味，就像熬粥没放碱，熬菜没搁盐，我心里着急，欧阳也挺上火，几次他想不参加演出，在他的文化站里写，我都没同意。确实，缺了他，我们团队不光我，大家都感到缺了主心骨儿。
　　今天是农历十月十五，风清月朗，在野外一眼能看出去二三里远。散场时都骑自行车，像中学生放学一样，自找相邻，自行编队，相互“再见”、“后天见”的招呼着，挥手的挥手，飞吻的飞吻。
　　有说有笑地吵闹声，越来越远，伴随着一个个的背影，渐渐地消失在澄澈清寒的月光下，夜幕中。各自回了个自心爱的穷家富家都是个家的家。
　　张瑞芳、方学贵、周日辉一路东北方向；兰亚新、于树民、张淑范三人一行，正南方向；朱洪雨、姜喜林、杜淑兰、王淑芳，还有几人，都和我一路同行，公社左近方向；只有赵淑芳，原地不动，她家就在大队东头，不到一华里。
　　大家都开拔时，淑芳真心真意地挽留我，让我到她家住，明天白天再走；我也实实在在地婉言谢绝。
　　欧阳玉珊今晚表现得最积极，像什么也不顾似的，一出聚宝，他把自行车蹬得飞快，我们大帮还在又说又笑呢，他已无影无踪了。我心里明镜似的，他是让编剧的任务给撵的，肩上的担子给压的。
　　我们七八个人，说说笑笑，吵吵闹闹，骑自行车，不紧也不慢地行进着。一路上，有到家的就离队，到公社时，只剩下了我自己。于书云和我一个屯儿，也不知什么时候下去了，这时我才想起来，白天就跟我说了，今晚去嫂子家给嫂子做伴儿，因哥哥去县里开会了。
　　十多点钟了，虽皓月当空，一个女孩子，也实在有些发瘮。越想越害怕，小时候妈妈讲的鬼狐的故事，一幕幕都浮现在眼前。
　　不行，实在不行，别逞能。没有办法了，万般无奈，只得找欧阳玉珊。
　　我料定，百分百的在文化站他的办公室里。也百分百地料定，他没有睡，在编写《喜看良种繁育场》这部独幕话剧，白天他说今晚一定脱稿。
　　嗯！找他去。
　　我硬着头皮，边走边给自己打气儿，只当是以此涨胆儿了。眼睛盯着，怎么就干蹬不到啊？也许这就是“盼望”的长度。
　　走近文化站，果真不出我所料，他的办公桌前台灯正亮着，我的害怕即刻云消雾散，距离他的窗子三米远，停住了脚步。
　　他像是雨中的一把伞，雪中的一盆炭，像一面墙，遮了风、挡了雨，又是我一座想象中的靠山。
　　我好解脱啊，但又很激动，心嘭嘭直跳，怎么也按捺不住，简直就要跳到了嗓子眼儿。
　　怎么去求他呢？
　　我往前又走近了三步，仅一米之隔，近在咫尺，但又像是眼前横着一条大河，或一座高山。这企盼，似乎好模糊，好遥远。
　　究竟是陌生的距离，还是尊重使然，这就是久旱的喜雨，这就是沙漠中的骆驼，找到了绿洲与甘泉。
　　我的心忐忑着，竟然感到疲劳，浑身酥软。
　　我又撤回了三步，扶着我的自行车，想稍事休息，缓解一下，糟糕！把自行车依倒了，“嘡啷”一声，屋里的人被惊动了。
　　欧阳玉珊开门出来，见到我说：“我早就看到你了，绕绕查查的，还不进屋。这回进来吧，怎么只剩你一个人了，她们呢？”
　　我像是受到了委屈的孩子见到了妈妈，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流淌，不住地小声抽泣。
　　“咋的啦，有人欺负你吗？”
　　“没有。”这时我差点没扑到他的怀里，说：“书云半路去哥哥家了，我不知道，我往家走，越走越害怕，……”这时我实在控制不住了，“哇”地哭出了声。
　　“别、别、别，有我呢，别怕，别怕。”
　　他的右手跨过我的脊背，揽过我的右肩，将我扶到屋子里，又用两手轻轻地按下我的两个肩头，让我坐下。回头用看样子是他常用的玻璃杯，倒上一杯水，放在我面前。
　　我刚刚坐下，还没来得及说什么，一晃，见他瞭了一眼他左腕上的那块双狮表，说：“快十二点了，我送你回家。”
　　我也实在是嗓子发干，就渴不择饮地端起杯子，一口气喝了一大半，不凉不热，似乎有点甜。
　　我跟他走出房门，他说了句“走吧。”我就骑上自行车，男左女右，拼排而行。
　　他没有说啥。只是我，有一种两军交战，我方投诚了的感觉。
　　骑得很慢，大约十分钟，到我家了。
　　没进屯儿，在屯西头我俩把车子停下，他问：“冷吗？”
　　这次的问寒问暖，我似乎不那么敏感，轻轻地回了声：“还能冷了吗？”说着向他靠近了一步，很不自主地把左肩靠在了他的前胸，没有称谢，只小声地说了句：“就这么站一会吧。”
　　我感觉得到了他也稍事紧张，但表现得还是那么自然。把右手放在了我的右肩上，说了句：“有我，你什么也不要怕。”
　　就这个姿势，我们默默地，默默地，站了足有十分钟。
　　“不累吗？”他边问边调整我们相互依偎的姿势，把右胳膊从我的左肋下插过去，他的左胳膊搭上了我的右肩，我也顺势紧紧地拥抱起他。开始，轻轻地，慢慢地，渐渐抱得一会儿比一会儿紧。
　　我们似乎都失去了自我，脸部自然而不自主的相贴着，并贴得越来越紧。心脏的跳动，相互敲击着。
　　我嗅到了男人那种坚毅、粗犷的气味，分享着矫健且无坚不摧的力量。他的嘴唇与我的嘴唇重合，又是一个自然而不自主的吻，且强烈着，直至吻得很深很深，直至舌的交割，齿的激战。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但由于过分的激动，全身已经酥软、麻木，那阵子的害怕和委屈的感觉，都已荡然无存，一股不可名状的热流从身到心，又从心到身，直至每一棵神经。
　　已经完全不知我的状态，只有美感和幸福，只有沉醉与飘然。
　　我好温馨，好慰籍，好惬意啊！愿永远是此时此刻，愿永远是今天。
　　这时的天，这时的地，这时的一切一切都属于我们，我们的幸福是何等的宝贵，我想不出世界上还有什么能与我的此时此刻相媲美。
　　为了这一刻，我愿牺牲我的一切，直至生命。
　　
　　十三
　　我沉浸在温馨与幸福中，回到家里久久不能入睡。
　　这天晚爸爸在家，走进房门，就听到了他呼噜噜，呼噜噜的打鼾声，我悄悄地通过堂屋，穿过爸爸妈妈的住屋，里边才是我的房间。二姐没结婚时，我俩住，自打我从中学回来，就独卧闺房了。
　　悄悄地躺下，没有一点动静，心中却翻江倒海，这就不必掩饰了，欧阳玉珊的形象：举止、言谈、走、坐、站，为人处世，甚至他的鼻子、耳朵，即使他短促的喘息，深深的一口呼吸，都在我脑海里、心目中，挥之不去。
　　我一次次地告诫自己，“到此为止，到此为止。”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听人家说，“陷进去就不可自拔了。”
　　我怎么就当了俘虏了呢？想：“坚强起来，坚强起来。”可又仔细一想，用得着吗？大惊小怪的，人家又没有主动出击，把住自己的关口儿不就完了吗。又没到什么样的程度，不想他了，想点别的事儿，用排除法，把他排除我的大脑，排除我的思考中。
　　这样告诫着，这样排除着，但还是久久不能入睡。就换用占领法，想工作，想明天的工作，想明天就要排练些歌曲……想啊，想啊，想，还是无法入眠。有了，听妈妈说，睡不着觉就数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数着数着，反倒越数越精神了。
　　越不想他，他越来，排除、排除，排而不除，闹心。已就是已就了，不排了。物极必反，想他，越睡不着越去想他，想、想、想……
　　浓重的眉毛，大大的眼睛炯炯有神，微笑的脸上总是面带春风，慢条斯理的谈吐，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可亲、可近，但又想回来了，“以后一定划清男女界线。”想得乱七八糟。
　　好了，以后我可以认他做哥哥，我可以拜他为老师，但绝不可逾越雷池半步。
　　雷池是什么呀？我还不知道什么样呢，只是常听那些人，一提男女就说“雷池”。
　　温馨、幸福，苦恼、闹心。又是醋坛子、盐篓子、糖罐子，花椒、大料，麻辣烫，都打开包装，搅拌在一起，说不清是什么滋味儿。
　　今天，五点起来，穿衣、洗脸、刷牙，一整套公式下来，吃了早饭，要去上班。
　　爸爸说话啦：“惜梅呀……”
　　吓我一大跳，也不知爸爸要说啥，“这自编节目的想法挺好啊，咱大队就没什么可编的吗？那老孙宝山给队里放羊，捎带拣柴火，”他停了一下又接着说：“你当那柴火自己家烧了呢？都给老五保户陈瘸子家送去了。有时还背着粪筐子，边放羊边拣粪，晚上回来把羊送到羊圈圈上，又得把一天拣的粪送到生产队粪坑里去。那可也是党员啊，还参加过抗美援朝呢！”
　　我听完，这才把悬着的一颗心，放进了肚子里，赶忙回答：“行啊，行啊，自编节目不是一时半晌的事儿，长着呢，怎么也得来采访采访，素材够，就编一编，写一写。”
　　我骑上自行车，直奔公社方向。临近时，不自主地把目光投向文化站，脑子里却急忙报警“到此为止！到此为止！”
　　最终，还是到了俱乐部，抬眼一看，大门还没开，就到近前敲了两下。不一会，打更的苏连长来了。苏连长是公社苏秘书的叔伯哥哥，也是当过几年儿兵，现在快五十岁了还没成家，人们都取笑他，这些年来都叫他苏连长，大号到现在我都不知道。
　　“你今儿个咋这么早？”苏连长的这么一句话，让我本能地看了一眼我的手表，啊，才六点四十啊，这老爸，把我都叨咕迷糊了。又一想，怎么能怨着老爸呢？乱套了，乱套了，简直乱了套了。
　　冷静了一下，我推自行车进院儿，院内鸦雀无声，我这才拍了拍脑门子，用右手大拇指与食指掐了两下鼻梁子上部，“啊，是啊，今天放假。”
　　但我还是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打开女舍房门，到自己的铺位上，背靠叠得整整齐齐的行李，两腿顺着睡床伸开放平，不过半分钟，又把双手插到脑后，不知不觉，眼泪顺着眼角唰唰地往下流淌。自己问自己“这是怎么了呢，给人家放假，自己倒忘了，咋这么混呢？”
　　这个点儿，还能有谁呢？也就只能有欧阳玉珊，或许早已起床，或许在洗漱，或许已经开始写东西了。
　　我躺在铺位上，眼睛模糊地看着天花板，不断地告诫自己：“冷静、冷静、冷静。”计算着，人们都上班，还得一个多小时呢。“好难熬啊！难熬！”
　　我已经是全神贯注了，根本没有了外面的一切。
　　八点钟，不行，还早。又在床上压了半个点儿，这才觉得外边已经该是熙熙攘攘了。
　　我推起自行车，跨出吉祥苑大门，又站住了，“干什么去呢？”事儿到不少，演职员都放假了，什么也干不了啊。能干的事还都在欧阳玉珊手里。
　　去文化站？有点不好意思。还是竟把这一个一个的矛盾推向那段“一个人走那段害怕的路，发瘆”上去了。
　　今天不害怕了，大白天也不会发瘆，一切也都不会发生，不！就当一切都未曾有过。何必呢？眼睛竟盯着那些犄角旮旯，看光明，看太阳。
　　真的，胆子就此大起来了，情不自禁的骑上自行车，直奔文化站，心想：“看看《波罗湖的传说》去，或许能给玉珊提出个一二三。”
　　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也的确什么都没发生过，我如平常一样，来到文化站。
　　车子刚放下，玉珊就从屋里迎出来，说声：“来啦？”又走到窗户下，动了动我的自行车。
　　“动它一下是为啥呀？这也可能是手脚不知往哪放了的表现，叫手足无措吧？”我心里这样想着，嘴上还是轻轻地答应了一声。
　　走进他的办公室，与电影队的尹子、小王都打过了招呼。稍后，他也回来了，我没有正面地去看着他；他也把目光扫视在屋里除了有我的地方。但还是我放松得快一些，他没进屋时，我已经拿起了他桌上的编稿。《波罗湖的传说》已经改成的《波罗湖的故事》看上了。
　　我问他为什么要改？他答复说：“传说的面较窄，现实的东西就不易写进去，改成故事那就宽泛多了，古的、今的、远的、近的，将来、设想，都能包罗进去。”
　　“不无道理。”我听了后说。
　　我一句“不无道理”，还引起他一段分析，说：“惜梅，你学过逻辑学吗？”
　　把我问的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就说：“什么逻辑学呀？”
　　“你不是在用逻辑学回答我的问题呢吗？”他反问我。
　　“你说的是什么呀？”我莫名其妙地问。
　　他笑了笑，说：“其实，人在生活中，每时每刻都在运用逻辑学，你说的“不无道理”，是运用了逻辑学双重否定的方法。”
　　我摇了摇头说：“不知道。”
　　他说：“双重否定就等于‘肯定’，‘不’‘无’不就是‘有’吗？”
　　我点点头。他说：“这你不就明白了吗？”
　　我想，他是不是在显示自己有学问啊？又想，不能，是要和我多说几句话，找点儿话题而已。
　　我又问：“《波罗湖的故事》要怎样写呀？”
　　“当然也要先写传说了，这占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就得写它的现实：养鱼啦，蓄洪啦，灌溉啦等等；第三部分该是对将来的设想：更大的水产品养殖，灌溉发电，旅游观光；我还想让它引松入湖，把现有湖面扩大三倍，到那时能跑机帆船，引松水路开成运河，让江湖通航，这就算第四部了”他说。
　　“有你的，咋那么敢吹呢？”这时我已经完全放松了。
　　“这不是吹，是伟大的设想，没有伟大的设想，怎么会有美好的现实呢？”看他也是忘记一切，很随便了。
　　我在任湖滨大队团总支书记，曾下去到各小队走过几次，也听过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那时没想到能编剧。现在可以正式地去采访，不要把美丽的传说和伟大的现实埋藏在饭碗底下，到时候就饭吃了。
　　我建议，现在我们就下去采访。玉珊攒了一大堆问题，不采访也真的就难以动笔。
　　十点整，我俩骑自行车去下坎儿，三华里，十分钟就到了。
　　先到大队，和看屋老头打个招呼，我们就下去了。
　　从西往东排。这是玉珊的主意，他说：“到末尾有一条道，从海清朱屯儿直通公社所在地，不就回去了吗？”
　　人家说了，我就听吧。三年来我发现，他的主观性很强，又很自信，所以他说要办的事，一般的我们不去反驳，包括尚琴姐。
　　最西边是卢家屯儿，没有什么突出的故事，只是当年屯主卢老爷土改时划上了地主，管制了十多年，直至五八年大跃进年代，年事已高才寿终正寝。
　　这家地主从来都是省吃俭用，过清贫日子，当初定为地主成份，也是深文周纳。屈也就屈在了“老爷”二字上了。本来是一种尊称，哪知成了划成份的依据了。
　　我说这些没啥用，就不用记录了吧。可他说啥不肯，还记了些细节，说不知哪里就用着了。
　　再往东南是土庙子，有个大户姓刘，一家二十多口，好几股人，从祖至今一直在一起过，没分过家。玉珊觉得这是我们当地的典范，起码能谈得上和睦相处、尊老爱幼。他详细询问，全面地做了记录。
　　又走过几个屯儿，等到湖滨的最东部，故事可就多了：这里有一条沟，算是波罗湖的支脉，叫老虎沟，“老虎”两个字的来历需进一步考证。沟宽，有的地段几十米，有的地段不超十米，长约几十里，已经出了永安地界，通过三盛玉的洪山大队，入万顺堡境内了。
　　沟水深浅不等，有的地方两三米，也有一两米深的。
　　沟两帮有一溜溜“地窨子”的遗迹，据当地老百姓讲，这些地窨子的历史，也不知能上溯到什么年代。一般的都是盐窝铺，即到这里来熬盐的人，挖个大坑，上面棚上盖，留出门，人就住在这里，也是有男有女，烧锅做饭，有的一住就是几年或十几年，在这里的职业是从这块盐碱地上，打扫出的土，收集起来就是盐土，放在烧热了水的大锅里，让盐土在大锅里把盐的成份融化到水里，然后，这盐水再经过几次煮沸，就熬成了盐，也有让盐水自燃结晶的，把水清除就只剩下盐了，这两种方法做出来的盐都叫做“土盐”。
　　在家也听大哥大姐说过，小时候他们就是吃这种土盐长大的。
　　距盐窝铺五十多米远，就是废盐土堆，一座座像小高山似的，可见这里曾经熬过多少盐，经历过多少个漫长的岁月。
　　据说在这里以熬盐为生的人，多是在家或在哪里犯过罪，跑出来避难的人，有的还是重犯，所以除熬盐外，和当地人们很少有来往。
　　这种土盐，腌制出的咸菜非常绿，吃起来口感也不错，吃了几百年，也没听说有什么副作用。不过，那年头就不知道钾、钠、溴的含量和什么加碘不加碘的了。
　　还用这种方式熬过硝，硝的学名叫“芒硝”，但方法很简单，只要用水把硝土溶解了就可以提出芒硝了。
　　芒硝是一种化学原料，那个时候做火药必不可缺少，当地人熬了芒硝，除了出卖，就是用来熟皮张，每年春天把这种芒硝给生猪的身上抹上点儿，或给马、牛、骡、驴等吃上点儿，有宽皮、撤火、健脾、开胃的功效。
　　芒硝还是一种无机化合物，白色或无色，是化工、玻璃、造纸、医药制作的原材料。
　　这里的地表还含有丰富的碱的成分，常常与盐、硝混在一起。
　　这些，仅仅是当地百姓的发现，若用科学方法分析，说不定还有些什么其他的成份呢。
　　当地老百姓还讲诉了波罗湖的一些其他光怪陆离的故事，除以前说过的神蜡、长出大白菜、长出苘麻外，还有“百十多平方公里的湖面，说干，一两天就干；说涨出水来，也就在下上个八小时的雨，哪怕是毛毛细雨，湖水莫名其妙地说满就满了。
　　有人探险方式的，在干了的时候，走到湖心看个究竟，见正中心有一个烂泥坑，人们都猜测是通向地河的一个洞，没有人走到近前去看过，离得最近的也没低于三百米。
　　湖里平时有很多鱼，若是湖水干枯了，那么多的鱼也不知哪里去了，甚至一条都见不着了；也真神了，一旦一场大雨或牛毛细雨下下来，湖水很快就涨满，这鱼大大小小也不知从哪里都出来了，又和没干过一样，数量还是那么多，品种还是那么齐全。
　　波罗湖东、西、北岸，于湖面一个水平，一马平川，除庄稼、碱蓬子占去三分之一的地盘儿外，就是上万亩的一片牧草，草原上的草全是菅草，高近一米，葱绿芳香，是牛、马、驴、骡等大牲畜的好饲草。
　　草原西、北两面环山，山高海拔不超千米。就这块不大不小的草原，曾为中朝人民在患难之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那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美帝国主义与南朝鲜李承晚集团，相互勾结，大肆出兵，企图强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中国为中朝友谊，悍然出动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
　　就在这个时候，朝鲜人民军空军，选定了中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大后方，在波罗湖沿岸，建起了空军演练基地-----打靶场。整天不分昼夜，飞机在上空演习。
　　后来，就在波罗湖沿岸的万亩草原上，安放上了一个又一个的“靶标”，供朝鲜空军飞机从高空向下轰炸。多年来，这里曾是硝烟弥漫着友谊，炮火铸就了中朝骨肉深情，为抗美援朝立下赫赫战功的地方……
　　故事太多太多，欧阳玉珊就像一头扎进葡萄园的狐狸，采呀、摘呀、拿呀、背呀、扛呀，再累也不觉腰酸腿疼。贪婪得简直是那个“到太阳领地拣金子的贪婪鬼”，说不定太阳猛地突然回来，把它也融化成为一块金，或一块银，让他永世不得返回人间。
　　等他在这“葡萄园”拣完“金子”，天色比傍晚还晚，后采访的几位老人，都没吃上晚饭。
　　他倒是吃“葡萄”吃饱了。我哪里去吃饭啊，饿得肚子咕咕直叫，像自行车没了气一样，瘪瘪的。
　　采访的最后一站是丛屯儿，丛书记家的那个屯儿，就在我怀疑饿得能不能骑得了自行车的当儿，丛书记来了，就是找我们到他家吃饭的。说：“你嫂子都等有两个小时了，还一个劲儿的要看看惜梅的小模样，听人家说长得可漂亮了，大眼睛，双眼皮，柳叶眉，樱桃口，一米六五的个头，鼓鼻鼓脸，杨柳细腰，干净、利索，能干。”
　　我哈哈大笑，说：“丛书记，你说平书呢呀？没看看我都什么样子了，风吹雨淋的，都快成老太太了。”
　　人家欧阳玉珊又有了“葡萄”，又有了“金子”，硬说不饿；我不行了，丛书记只说了一声，我马上实话实说：“丛书记，我们晌午饭还没吃呢呀！”
　　“到家了，怎么还外道呢？没吃怎么不回咱家吃去呀？”丛书记嗔怪地说：“不是自个找的挨饿吗？”
　　我还是有心思开玩笑，手指着欧阳玉珊说：“他不能饿了，你看不是都装满兜子了吗？吃的吃了，这又拿的拿了。”
　　“那能当饿吗？”丛书记认真地说。
　　丛书记家的饭还真有些档次，亮黄的苞米面大饼子，炖的鲫鱼，炒的鸡蛋，我们进屋，嫂妇人又拍的黄瓜，说让我们和老丛喝两盅。
　　我与玉珊都说：“不会喝，不会喝，谢嫂子了。”
　　我是湖滨大队的干部，当然和丛书记很熟了，虽不喝酒，嗑还没少唠。
　　丛书记说：“这是块风水宝地，三十年前湖中心有两只神蜡，后来有一个拉骆驼的南方蛮子，会看风水，不知他用什么法术，把两只蜡憋走一只，就在他离开这天的当晚，神蜡就只剩一只了。”
　　“前几年勃勃屯打井，还在地下挖出一只石刻的大蜡呢，”丛书记接下去又说：“在地底下很深的地方，不知那只石蜡和那么多年来在湖心里的神蜡有没有关系。”
　　丛书记还讲了这里的风水好，出过多少干部，出过多少老师，多少大校长，也就是中心校长等等。
　　别看没喝酒，这话比酒还醉人，把我都听迷糊了，一抬头看北墙上的大挂钟，已经十点二十分了，我急得“哎呀”了一声。
　　丛书记说：“急啥呀？坐地就没想让你们走，怎么也得住下。方便，三间房，两铺大炕。打滚儿睡都睡下了。”
　　我急得猴儿似的，什么睡不睡下呀，怎么我也得回家。
　　玉珊也强调：“不行，不能住，我回去还得整理，得抓紧写出来呀，元旦是不赶趟了，春节怎么也得脱稿。”
　　丛书记一看实在留不住，也就别耽误时间了。往出送我们时说了一句：“编的节目里可别忘了我呀，我也看看我自己是个什么样。”
　　“行，行。”欧阳连忙答应。并开玩笑地说：“哪能忘了党呢。”
　　丛屯儿东就是回公社的大道，一直通公社门前的东西公路，道东是海青朱，那就是羊角营子地界了。
　　这天晚是西北风，足有三至五级，虽没扬雪花，但唰唰一个劲儿地刮鼻子、刮脸。玉珊骑到我前面说：“多少也能给你挡点儿风。”
　　十多分钟功夫就到公社，一路无话，已经十一点半左右了。
　　我说太晚了，玉珊说：“到屋再说吧。”
　　说话间，到了文化站，玉珊上前开门，见锁将军把门，就小声叨咕：“这俩小子又都回家了？”随后掏出钥匙把门打开。
　　我俩进屋时他说：“忘了，今晚该我值班啊。”随后又说：“尹子、小王这两个小子也没替我一会儿。”
　　我们坐下，玉珊拿过暖水瓶，倒上一杯水，递给我说：“你先喝，暖和暖和。”
　　“我不渴，送我回家吧。”
　　玉珊还没有回答，猛然发现电话机听筒下，压着一张十六开大白纸，上面用毛笔写着两行大字：“今晚十二点前接辽宁省岫岩县海洋岛李大妈电话。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欧阳“啊”了一声。告诉我：“这是尹子给我留的条。”说着，他又把那张留言条拿到我眼前，我哪顾得上看。他就说：“岫岩李大妈是我当兵那暂，在海洋岛驻防时的老房东，待我可好啦，每次探家，老人家都事先给我准备很多海参、海蜇、螃蟹、大虾什么的，还给我拿过鲍鱼呢。”
　　我没心思听他讲这些故事。
　　见我不吱声，他又接下去说：“老人家对我像他亲儿子似的，非让我认老人家干妈。”又自言自语一句：“什么干妈亲妈的，处好了不也一样亲近吗。”
　　我着急也没用，自己不敢走，眼见他不接完电话也不能送我啊！这可怎么办啊？这个节骨眼儿，我也不能让人家出去送啊，这就没办法啦，急死了，只能等啦。
　　现在，什么心思都没有了，只能是眼睛死盯着对面墙上的大挂钟，耳朵有时幻听幻觉似的听着电话。
　　风在窗外的每一声呼啸，我心都一动，盼望着这就是电话的铃声。
　　欧阳也是急得抓耳挠腮，在地上走来走去。
　　我们等啊等，等啊等。十一点四十分、十一点五十分，到十二点时，就像电话机里要走出一位贵客一样，欧阳走到电话机前，我也把座椅挪到电话机旁，等，等候动静。
　　十二点已经过去了一分钟，欧阳玉珊眼睛不错眼珠地看，耳朵全神贯注地听，不敢动弹电话听筒，只能把身子向前倾斜，头低向电话机，一会儿左耳贴向听筒，一会儿又把右耳贴向电话听筒，这样反复了两三个回合，才直起腰来说了句：“不行”，从桌子上重新拿起那张纸。又仔细地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地念了一遍，还用手指点了点，“哼”了一声。
　　这样又持续了有十多分钟，说：“惜梅，你先趴桌子睡一会吧，我等。”
　　我摇摇头，没有吱声。
　　时钟已到十二点二十分，电话还没动静。我的心都要碎了，但只能故作镇静。
　　十二点三十分的时候，我突然眼睛一亮，精神起来了，说：“咋不给李大妈打过去呢？”
　　“我的惜梅呀，李大妈哪有电话呀！每次她都到电话亭去打。”
　　我说：“你往电话亭里打试试。”
　　欧阳玉珊说：“谁能记电话亭的电话号码呀？再说，就是你打过去，谁能去给你找啊，又谁知到哪里去找啊？”
　　先前很紧张，急得不像个样儿，这一番交流，忘了，放开了，百米赛跑，变成马拉松了。
　　见此形势，我就说：“豁出来了，自己回家！”
　　他说：“这个点儿了，还咋回去呀？不如你就拿两把椅子，接起来，躺下睡吧；我在我的座位上，打个盹儿，醒来还得写呢。”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别想别的了，只能了。
　　我没有“拿两把椅子”，只在我现在的位置上原地没动；他离开了电话机，回到了他原来的位置上。
　　我闭上眼，心却嘭嘭直跳，不知是紧张啊，还是轻松。偷偷地溜他一眼，见他身子后仰，两腿伸直，两手放在了肚子上，也闭上了眼睛。
　　外面的风声停息了，屋子里也死一般的静。
　　夜深了，已经是一九七一年的十二月十七日，农历辛亥十月三十儿。大雪的节气已经过去了九天，“小雪江插上，大雪地封严”，到“冬至不行船”的日子，已不到六天了，眼下就要数九，是一年中最冷的季节，这天也非常地冷。
　　“怎么还没生炉子呢？”我意识到，这是对温暖的渴望。
　　其实，我俩谁也没能入睡，现在明白过来了，这哪是睡觉的环境啊？
　　我在想，屋里明晃晃地开着灯，一男一女，又午夜时分，这不是自己给自己造势呢吗？的确也在想：有了的事，无人知晓，它到很平静；给人以错觉，本来没有的事，反倒说不清楚，惹出很多麻烦。
　　想到这里，看他已经闭上了眼睛，就悄手蹑脚地走到房门左侧，灯的开关近前，右手放在电源开关上，思忖良久，又轻轻地回眸看了看欧阳玉珊，不料却意外地发现，我的一切，甚至包括心理活动都在他的目光里。
　　我像偷了人家东西被发现了一样，浑身发软得如一滩烂泥，跑也跑不了，溜也溜不掉。
　　这时，见他打了一个让我按下的手势。我就像被抓了又被释放了的小偷儿一样，心里“唰啦”一下子轻松了。像似“他的手按下了我的手，我的手按下了电源开关”，刹那间，我深深地感觉到，屋子里唰地一下子一片漆黑，一切比死还寂静，直至屋子以外，直至天地间，万籁无声。
　　在回返我的位置时，不知不觉地走近了他的身边。
　　这时，我嗅到了一股生猛的男子汉气味，听到了呼呼粗犷的喘息声，感觉到了透过旧军装，穿过军大衣前襟的一颗男人的心，在嘭嘭地跳动。
　　这是走进了雷区，一动也不敢动，但又像围在了火炉旁，顿时驱除了我一身，包括心中的寒冷。
　　我温暖着，乖乖地接受着一双热乎乎大手地抚摸，浑身瘫软，又微微颤抖。香腮几经湿润，胸肌一次次饱尝着轻轻地温柔，樱唇吸吮着爱的甘甜，像禾苗，沐浴着阳光雨露，沙漠里久经干渴的骆驼，找到了甘泉与绿洲。
　　屋内数以万度的寂静，比寂静还寂静，我屏住呼吸，也感觉到他把呼吸的频率压得低了又低，仿佛一粒灰尘、一滴空气的一着一落都要发出巨大的响声。
　　这是一个非乎寻常的夜，我经受了幸福中的痛苦，同时也趟过爱河，浸泡着痛苦中的幸福。
　　我只算是初涉事端，不知人生的幸福与痛苦究竟有多深，究竟有多远，如果二者是比翼连枝，我愿把人生分给各半，愿与这种幸福朝夕相处；愿与这种痛苦浪迹天涯到永远。
　　我必须早早地离开文化站，但到哪里去？这次不能再那么早去俱乐部了，我选择了旅游加晨练。
　　五点，我对玉珊说：“我得走。”
　　“到哪去？”他问。
　　“回家。”
　　“那怎么行”？他制止。
　　“我到湖滨去。”
　　“怎么说？”他问。
　　“晨练。”
　　他点了点头又问：“早饭呢？”
　　我摇了摇头。他说：“八点半在俱乐部，我有安排，”又强调一遍：“八点半，在俱乐部，”他把“俱……乐……部……”拉得长长的。
　　我推开文化站外门，他要跟出来送，我回头用双手推住了他。
　　骑上自行车时，见东方已破晓，地平线是金色的，一眼望去金光闪闪，光芒四射，根根金色的锋芒，直刺那一堆堆玫瑰色的火烧云，在这数九隆冬的清晨，虽暖不到我的身躯，但我的心却很惬意。
　　走出二百米，正是往湖滨去的拐点，我情不自禁地从自行车上下来，回头再看一眼文化站，这时从俱乐部错北一点方向，一轮红日喷薄欲出，一秒一秒，冉冉升起，与俱乐部、文化站，三点成一线。
　　我默默祈祷，愿我们的俱乐部，愿欧阳的文化站，像这初升的太阳，给大地带来生机，给宇宙带来光明，也祝愿欧阳玉珊前程似锦，顺利成长，将来一定像这太阳，日照中天。
　　下坎儿到湖滨，沿草原里沙石小路，直奔波罗湖。明知没有什么新看点，也明知此来不是为了看什么，是躲，是熬时间。
　　按季节，湖面已该冻死，但看上去，还像似冰水参半。已经七点多了，又天气晴好，湖面的一些禽鸟，也已大肆活动。
　　野鸭是低空飞行，很少到湖面，常常在湖边转来转去。这个季节虽不产蛋，但也见得上总是一雄一雌，相离相望。
　　海鸥，当地人称打鱼郎，成群的在湖面上空，一声声尖叫。
　　湖边的水草早已枯黄，在寒冷的西北风里，显得低调凄凉。
　　这时我看见了晨曦射向湖面，瞬间变成了阳光，照亮西面的五台山，但已经没有了满目青山的景象，众多杨柳枝干裸露，在寒风下是那么萧条、凄楚、悲凉。
　　一条条山沟，远远望去，也显得是那样冷清、颓废、空荡。
　　我几次看了又看不常看的腕表，今天，指针走得格外慢。我计算着，十分钟的路程，就打二十分，八点回返，到俱乐部还不到八点半，没到上班时间。
　　不，要早一点，因玉珊说安排早饭。……又是一个挥之不去的玉珊？“对不起，昨晚耽误你的时间了。”
　　我想，这个点儿他是否还在梦乡，但愿梦里和我在一起。昨晚他也没睡好，让他在我走后的五点至七点，不！让他睡到七点半。嗨，少了一句嘱咐，我出房门时应给他下道命令，“给我睡到八点！”
　　我胡思乱想着，难挨的时间已快到八点了。还是玉珊，他这时或许已经起床，洗漱完毕，或走出房门，去大食堂，不！让他再晚走十分钟，我骑车回返，能恰好蹬到去大食堂的路口，与他见面。
　　想到这，把车子调过头来，一边骑车上行，一边一遍遍地看表。
　　上行的路，费力又费时间，我注意着速度，蹬的脚飞轮嘎嘎直响。计算着，告诫着，提醒着，赶早不赶晚。
　　真的提前到了，大不了停下来，站在路口等一会儿就是了。
　　八点十分我就到了路口，比预计能早三五分钟，他没有到，我想他是不是又在等海洋岛李大妈的电话啊，等，再等十分钟。
　　我不能直愣愣地矗在路口啊，得找点儿说法啊。
　　把自行车骑到我家的方向，又调回头，是从家来上班的样子。
　　我不错眼珠的盯着那路口，推着自行车慢慢地挪动着，等见了玉珊的影儿，再骑上去也赶趟。
　　已经八点二十五分了，还不见他的踪影，我着急了，该不会是出了什么事吧？
　　正想着，见他从他家的方向出来了，我一愣，马上明白过来，赶紧向上迎了一下。
　　他看见了我，打了个手势，意思是让我前走。
　　临近吉祥苑大门，回头看他先奔文化站，眼见在门前暸了眼腕表，没进门就调头奔俱乐部来了。
　　我先到的俱乐部，进宿舍，到自己的铺位坐下，见已有杨素琴、兰亚新比我早，互相说了话，不一会，人们已陆续到了一大半。
　　这时苏连长拎个包找我：“杨惜梅，早晨在家没吃饭啊？这是你家给你送来的。”
　　我一听就明白，这是玉珊回家给我拿来的，就连忙接过来说：“哎！谢连长。”话没敢多说，怕说出破绽来。
　　我打开热乎乎的包裹，见里面是饭盒，饭盒分两层，一层是菜盒，菜盒又中间有隔，今天的菜是一隔扒茄子，一隔烧豆角，下层是香喷喷的大米饭。
　　这个年月办置这么一套饭菜可不容易，特别是大米饭，那太难了。我还没吃，早就香到心里了。想“玉珊啊，玉珊，你咋就不怕麻烦？”按此，他今早也得五点多就往家返了。
　　我吃了一半，当然地留给他一大半。中午，我以同样的包装方式，送到文化站，放在他的办公桌上，回到俱乐部后乘机告诉了他。
　　我曾经想过，什么时候能大大方方地，两人围在一张桌上，有说有笑，尽情地吃，尽情地喝呢？
　　
　　十四
　　任何一种事物，适度，预示着永恒，低调也可能错失良机；而高温则演绎着膨胀，轻则导致失败，重则危及你的生命。
　　我感到与玉珊发展得太快，又想不该有任何幻想。
　　“到此为止！到此为止！”我不止一次的挂出这块“保险牌儿”的警示牌。可是，总有“事情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的理论阵阵来袭。
　　我们之间发生了的，或即将发生的，究竟是自然王国，还是必然王国我尚且说不清楚。但我一直是要把握控制权，偌大的事岂能放任，我坚定信心，要自己的事情自己管，“把自己管好！”
　　我严正地告诫自己，“到此为止！”只当过去什么也没发生过。我又给自己立下一条潜规则：“切忌回忆！拿起一块石头，把这段路堵上，不！是堵死：只把那个人当作是尚琴姐的人，我还能伤害尚姐的利益吗？我能夺尚姐的所爱吗？我能偷窃尚姐的东西吗？”
　　艰苦的思索着，简直不敢再提他的名字。是的，高温演绎着膨胀，轻则导致失败，重则危机生命。
　　这时我感到很可怕，已经没有了那种“无所谓或承担”的勇气。
　　难道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爱河”吗？我不会游泳，我感到很累，很累。甚至要找占卜先生算一卦，但算卦的事儿只听老一辈的人说过，我只是想一想而已。
　　“哎！”别说，还真得找她给我“算一算”，我的敬爱的徐老师。想到这里，差点儿没喊出声来。
　　过了元旦，我就二十一岁了，属龙的，农历二月二十七日日出卯时出生。“啊”，徐老师也不真是占卜先生，说生日时辰有啥用。
　　天气一天比一天冷，如果没记错，那是一九七一年的十二月二十六日，好记，是毛主席的生日。我把事情安排了一下，向玉珊请了个假，他很关切地问：“找徐老师干啥？”
　　“个人的事儿。”我回答。
　　“用我什么吗？”他问。
　　我摇了摇头。
　　“发生了什么事儿吗？”他又问。
　　我仍摇了摇头。
　　“晚下班前能回来吗？”
　　我还是摇了摇头。
　　下午两点左右，我来到先锋小学，见到了徐老师，经过这五六年的洗礼，徐淑琴老师老啦，还不到四十岁的人，两鬓就依稀露出了白发，外眼角也长出了鱼尾纹，一年多没看见过徐老师了，一见面，感到鼻子阵阵好酸，实在控制不住，噙在眼里的泪水，顺着内眼角，一滴一滴的，滴落了下来。
　　徐老师发现了忙问：“惜梅，咋的啦？”
　　我拉过徐老师的手，说：“什么也没有，只是想你啦。”
　　徐老师赶忙带我到她的宿舍，这时她的眼睛也湿润了，说：“你在公社，又在斗、批、改，又搞一打三反，现在又领导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我不好意思打扰你，只是默默地在背后里为你高兴。”接下去徐老师轻声地，还是像我在学校念书那暂一样，把脸凑到我脸近前问：“有啥事吗？”
　　“我只想看看你。”我还是那句话。
　　“啊，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处处都要谨慎啊，这年月呼上你一点事儿，一辈子都抖搂不掉。”
　　我想找个话茬跟徐老师说说，可怎么也找不出，竟是一些封了门的话。无奈只能破题而出：“你和姐夫是同学吗？”
　　“是啊，也算青梅竹马。”
　　“哎呀，惜梅，是不是有男朋友了？”
　　“没有，没有，没有。”我急忙回答。
　　“年龄还小，再说谁知以后谁有什么出息呀？你的基础有多好？”接下去徐老师又问：“和县报告团还有没有联系？”
　　“听尚琴副主任说，来过人，但没找我。”
　　“县里也不会忘记,以后肯定还会有发展。”
　　“徐老师，还在永新小学教过吧？”
　　“可不是吗，我就是从永新小学调到先锋来的吗。你们一起的欧阳玉珊，也是我的学生。”
　　“没听他说过。”我说。
　　“脑袋非常好使，那时他家很困难，虽然跟班走，但没上过几天学。冬天肯定是一天也没上过，夏天也是星蹦儿的上几天儿。我教他那暂，只是每次考试让同学通知他。”
　　徐老师像是在做调查报告一样，接下去又说：“没交过书、学费，也没领过书，不知他后来在哪学的，怎么学的，听说还会写文章呢，这不是在你们文艺宣传队，还编剧吗？这人你哪看去呀？”
　　我不断地点头，但插不上嘴，也不想多说。
　　我究竟找徐老师干什么来了，大概是为玉珊，但说起他来了，我倒觉得没什么可说的了。哎！可别了，总在他身上打什么转转啊！
　　现在发生的，我想向徐老师透露一点，征求征求她的意见；还想和钟秀兰说，也听听他的意见，可是快一年没见面了。和谁说也很难启齿，算了吧，自己梦自己圆吧。
　　下决心，警钟长鸣！又一想，鸣啥呀？管好自己就什么事都没有了。下决心，一心一意干好工作，尚好还没有一丝一毫的影响。
　　一切什么也没发生过，一切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在徐老师这待了半个下午，还一劲儿地怕耽误她上课。她说：“期末总复习，没事儿的。”将近四点钟，我向徐老师道别说：“就是工作压力大，出来走走，换换环境，也真的是想你了。跑过来看看你。”
　　徐老师说：“我盼你能常来，但也想你的工作一定很忙。不行啦，我已经老啦，看你们的啦，你们一定会很有出息。”
　　请假时本说不回俱乐部，可一大摊子事儿，不回去心还是放不下。四点半回到单位，玉珊见到我问：“不是说不回来了吗？”
　　我说：“回来了，怕耽误正事儿。”
　　“没事儿的，压力大就出去走走，有我顶着呢，什么也不会耽误。”
　　这时台上正排练大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指挥是邢曙光，倒是经过训练的呀，指挥得很不错，节拍儿、腔调都那么准确、娴熟，简譜、五线谱，要哪套来哪套。
　　七一年末，大兴革命歌曲，我们搞到一本《战地新歌》的歌曲集，就挑选我们感到群众喜欢的练，分配了几个有特长的演员学独唱，也考虑到参演的普及面，尽量让每个演员都有节目演，不出空白。
　　这样，一是增强竞争意识；二又调动了演员的积极性；三则做到了平等对待。这几年的经验告诉我：演员演不到戏，比不给他饭吃都难受。
　　于书云学唱《毕业歌》、莫东方《抗日战歌》、张瑞芳《战地进行曲》、周日辉《前进歌》、王淑芳《大路歌》、杨素琴《咱们的领袖毛泽东》、赵淑芳《军民大生产》、兰亚新《翻身道情》、杜淑兰《工农齐武装》、张淑范《红太阳照边疆》，竟一些经典老歌。
　　也难怪，那个年代出台一首歌、一场戏，甚至得中央批准，难度很大，事还多，不是大毒草，就是为资产阶级鸣冤叫屈，给你扣上一顶帽子，你就是反革命或牛鬼蛇神。哪有随便写的呀？我们每次的自编节目，都要经过公社党委审查。
　　再过五天就是一九七二年元旦了，按计划，按尚琴副主任的安排，元旦俱乐部举行大型文艺演出，节目要多样化，水平要高，时间要长，要制造一个抓革命、促生产，双丰收，双胜利的气氛。
　　我很自我约束地与欧阳玉珊研究了元旦节目：有样板戏，有革命歌曲，有《喜看良种繁育场》和《波罗湖的故事》两部自编剧。
　　《波罗湖的故事》编写的快，编写的好，排练也下了功夫，也很认真，因为演职员们感到这部自编戏质量的确很高。
　　《波罗湖的故事》写的是纯神话，作者把波罗湖拟人化，拟神化了，采取了古希腊神话故事的写作手法，把波罗湖拟为天神宙斯的一个不知所有的儿子，名字叫狄俄尼索斯，是天神之王宙斯与一名凡间女子塞默勒的儿子，唯一有凡人血统的正式神祗。
　　把掌管天界的第三任神王宙斯写的暴戾残忍，贪花好色。对与美丽绝顶的凡间女子塞默勒厮混后所生下的狄俄尼索斯，极不负责任，弃之而去。致使塞默勒与狄俄尼索斯母子苦无生计，历尽艰难，逃荒天之北际，地之北壤，荒无人烟的地方。那时波罗湖一带常有豺狼出没，是塞默勒为养活儿子，在这一带开垦耕地，疏通道路，屡屡施行善举，招来一批一批现在的善良农民。塞默勒由于苦难的折磨，又加年事已高，把儿子狄俄尼索斯养大成人后，她也无奈地离开了人间。
　　狄俄尼索斯与母亲相依为命，母亲离世，对他的打击极大，但他永不忘记母亲临终地嘱咐：“孩子，你是宙斯的儿子，身上有你父亲的神祗，你要为你父亲向人民赎罪，要给人类以美好、善良，让人类风调雨顺，丰衣足食，过着和平安宁的好日子。不要忘记，天神的儿子对人类只有奉献，哪怕牺牲自己的生命。”
　　母亲在世时，开荒辟田，架桥修路，但由于北荒沙漠蒸天，十年九旱，那时妈妈常常以乳汁、眼泪、口水为百姓灌田，因妈妈有宙斯的神祗，所以十有九成奏效。
　　妈妈去世了，天依然干旱，善良的狄俄尼索斯，只有眼泪，没有乳汁，就常常跪在垄亩、田间，向天神宙斯乞求，也向妈妈祈祷，让他们对农民保佑。这样苦熬了多年，只能以狄俄尼索斯的眼泪和妈妈通过冥神哈德斯，宙斯的兄弟给传递一点口水，维持庄稼的一般收成。
　　后些年了，狄俄尼索斯也渐渐地老了，宙斯见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就派了他的姐姐，主管农业之神，德墨忒耳来，保证这里的农业收成。
　　农业女神德墨忒耳来到这片有耕地，有蓄草的荒原，又见狄俄尼索斯老来英俊，老实善良，就对这里一见钟情，愿以身相许，嫁给了狄俄尼索斯。
　　古希腊故事，多在西元前八世纪。那时，特别是神话故事里，婚嫁不分血缘，不分辈份，不分嫡亲，基本属乱婚时代。
　　婚嫁后，两神誓以身为民，洞房花烛夜，美丽的新娘农业女神德墨忒耳就以天空的一轮皓月为榜样，化作一片静谧的湖水，发誓永远滋润、灌溉这里的万亩良田；狄俄尼索斯发誓，永远相守相望，也化做了西岸的五台山。
　　由于德墨忒耳尚未生育，就将未有乳汁的乳房，化作两盏神灯，给黎民百姓照亮。
　　故事编得好，舞台设计也独出心裁，利用烟花火炮，每次天神下凡，都有电闪雷鸣。宙斯与塞默勒分离，狄俄尼索斯每次与妈妈相聚，与德墨忒耳相聚都设计得绘声绘色，异光奇影，神气充盈，让人看了心旷神怡，无不感动。
　　这个故事，以抑恶扬善为主旨，给波罗湖以神秘色彩，写得光怪陆离，彩排时，观众看了无不喝彩，以阵阵热烈掌声表示满意。
　　《波罗湖的故事》由作者为主演，饰狄俄尼索斯，戏份儿多，有说有唱，头饰、服装都由他自己设计，场上的坐、打、走、念、喝都非常精彩。闪着金光的斗篷，带有两只犄角的风帽，靴、裤等装饰，都透出一股子神气。手执青峰宝剑，每一动作，都配以轰轰隆隆的鼓乐声，气氛渲染得出神入化，犹如身临其境。
　　与“我做青风，我化云雨，为黎民，为百姓，肝脑涂地，愿洒热血，浇灌着天下……”等唱腔、唱词搭配得如真如幻，天衣无缝。
　　以上所说只是编剧与欧阳玉珊的彩排。每次彩排他都是如此认真，如正式演出一样，我曾不止一次的想“要正式演出又能什么样？”这个人如此“严谨”，有时让我感到望而生畏。但他还是有另一种说不出的力量，总是让你挥之不去。
　　我曾多次痛下决心，甚至在心里就不提他的名字。这次看了他的彩排，就预见了他的演出，又是一次挥之不去的无奈。他戏编写的好，新鲜、火爆，楚楚动人，为什么演出也会那么好，我嫉妒，我恨。
　　我曾想离开他，回到我的综合厂。想离开，其实是一种另样形式的爱。我的顾虑很多，还不知尚琴姐一旦觉察到，会是个什么样子？但我怎么也不会去伤害她。
　　五天的时间到了，公社所在地颇有过节的气氛，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附近的老百姓来了不少，其中不乏来看“俱乐部”的。那时候，人们的生活虽有些困难，但爱美之心无损，还是穿红挂绿，有说有笑。
　　按尚琴副主任的指示，三天前就以生产大队为单位，发了俱乐部门票。票上印得清清楚楚：开演时间、结束时间和节目单。
　　那个时候样板戏必须在前，所以这天安排五场样板戏，《红灯记》开头；中间革命歌曲，从《毕业歌》、《大刀进行曲》、《战斗进行曲》、《前进歌》到《大路歌》；中间是《喜看良种繁育场》；又样板戏《沙家浜》；再革命歌曲《到敌人后方去》、陕北民歌《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军民大生产》、《翻身道情》、《工农齐武装》；再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下个才是《波罗湖的故事》；最后又是革命歌曲《延安人民心向毛主席》、《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井冈山上太阳红》、《伟大的北京》、《红太阳照边疆》、《伟大的祖国》，最后的最后是《我爱北京天安门》。
　　这时已接近午夜，但人们仍很兴奋，时时出现热烈的掌声和随唱声，形成台上台下互动，小有“火树银花不夜天”之感。
　　按时间计算，要演到次日凌晨三点。演出顺序按下发的节目单进行。演到《波罗湖的故事》时，因家里来人找我说“妈妈犯了哮喘病”。等我在家处理完毕回来时，“故事”已演完。这也许是鬼使神差，给我留下了终生的遗憾。
　　《波罗湖的故事》演出后，观众们都议论纷纷，一个劲儿地啧啧嘴，鼓掌、举大拇指，这更让我心中有如善泳者错过江河，善乘者痛失香车，善骑者没有了宝马良驹。
　　特别是演职员，这个赞叹啊，我听得多了，就制止说：“还能好过样板戏呀？”
　　嗨！真就有人敢说：“咱们的《波罗湖的故事》就是没拿到中央，若拿到中央也许就能拍成样板戏呢。”
　　我听了赶忙说：“再可不许这么说啊，会出事的。”
　　又有人说：“咱指导员自己编自己演，那还跑了它了，演得好，理所当然。”
　　七嘴八丫子，好在他不在场，若在场啊，都得把它吃了。
　　尚姐和公社其他领导也来观看了演出，当然都前排就座了。节目结束时对我说：“行！这几个月功夫没白下，演得好，有成绩。”
　　我听了很高兴，有一种成就感，心中“谢谢他，也祝贺他。”
　　元旦戏一连演了三天，天天爆满。稍远一点的龙凤、东安、民丰都赶大马车来，那阵子永安地盘儿很活跃，大车、小车、自行车，穿来走去，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络绎不绝。
　　也难怪，那时没个电视，又没有个别的文艺形式，人哪能甘受寂寞，所以俱乐部就成了消愁解闷儿，玩儿玩儿乐乐，消遣、释放的中心。期间也放场电影，但允许放映的也只有《平原游击队》、《地道战》或一些纪录片儿。
　　这时期的歌可把永安大地唱活了，走到哪里都能听到唱的。你可别说，唱的还都不错。我发现，真正的英雄在民间，也就是在人民群众中。
　　我向尚琴副主任说了这种情况，她也说：“可不是吗，我回到家听妹妹她们也都唱。”她还说：“向党委请示一下，组织一次‘永安公社各大队文艺节目汇演’，行不行？”
　　我说：“可得点功夫，要排、要练、也要下到各生产小队去演，质量上来了才能集中上来汇演。”
　　她说：“请示一下，就这么干，趁热打铁，把我们公社的文艺生活真正搞上去。”
　　我一万个支持，说：“那就要先拟各大队文艺节目竞赛章程或条例，得把大队能说了算的召集上来，开个会，现在就着手，春节正是好时机。再在俱乐部赛它几天，既活跃了永安人们的文化生活，又体现了党的号召，过革命化春节。”
　　说干就干，尚琴副主任，在党委会上这条意见通过的当天，就让我向各大队下通知，让副书记明天上来开会定。
　　第二天，尚姐非扯着我不可，给各大队副书记开了个务实会。会上一落实任务，二提出保证，三拟定各大队排练时间和到俱乐部汇演时间。
　　会上还确定了“这次文艺竞赛是由俱乐部主管，公社由尚琴副主任挂帅，俱乐部下去做具体指导，欧阳玉珊做节目总监”等具体事项。
　　我知道这又得忙一阵子，就与玉珊商量，由他在家组织俱乐部的日常排练，我下到各大队组织指导。
　　这已是一九七二年了，一月十日，我就开始了按各个生产大队走。首先是湖滨大队，这也算是有点本位主义，和我们大队副书记赵文龙碰面，做周密研究。
　　我是背着包袱先到湖滨大队的，心想，湖滨的文艺节目必须得好，不然，我自己就把自己否了。你管全公社，结果你自己大队一团糟，那往下我还怎么干了？
　　赵文龙过去组织过大队的文艺节目，那时他是大队团书记，也到公社汇演过，他还去过角色呢。我知道了这一点，心里似乎有了底。
　　与赵文龙副书记研究定下来后，我把俱乐部的一些剧目文字材料都交给了他，他说三天内抄完，决心挺大，我也觉得他能抓好。
　　人员由他挑选，我只看了一下，都是一些超过三十岁的人。我问他：“赵书记，咋不找年轻人呢？”
　　他说：“这些都是成手儿，老腿旧胳膊了，让他们换上新词儿新调儿，来它个枯木逢春，更惊人，还有滋有味儿。”
　　这个词儿也不知用的当不当，我听了都憋不住笑。要不他就说：“就用这把老药壶，换汤不换药。”或说：“姜，还是老的辣呀。船破有底，底破有帮，帮破了还有三千六百个老钢钉呢。”也不知哪来的这些俏皮嗑，弄得我哭笑不得。
　　“能行吗？”我憋住笑问。
　　“你擎好吧。”他回答。
　　我听了实在笑的不得了。
　　“惜梅，你就忙你的俱乐部去，还得跑面儿。咱大队的文艺节目我包了。就我上台唱他三天三夜，都不带穷词儿的。”
　　“哎呀！你唱的那些现在不行啦，都什么年代了。”
　　可他还有嗑唠，说：“千年的铁树开了花，万年的种子发了芽。”
　　我实在笑的受不了了，强说出：“赵书记，可不是开玩笑的呀。”
　　“我不是说了吗，你就擎好吧，搞文艺节目，手拿把掐。”
　　湖滨就这样了，看赵副书记那股子劲儿，能行。
　　回到先锋大队，我的家乡，正好遇上了老爸，他说：“你回来给张罗两天就不行？”
　　我赶忙说：“爸，我那还一大摊子呢，哪能顾过来呀，让你们王玉文副书记抓吧，还有团书记郭斌、妇女主任田霞呢。”
　　各屋走了一遍，该看的也都看看，对老爸说：“用什么材料就告诉一声，我马上送过来。”
　　“什么也不用，那天说的老孙宝山能不能給编一编呐？”
　　“能，能，这不才写完《波罗湖的故事吗》？”
　　“那个欧阳，小伙子真不错，又会编，又会演，我看不次于县里话剧团的老雷。”
　　爸爸说的老雷，就是能编剧，能导演，又去主要角色的县话剧团团长雷鸣。那可是远近闻名，曾以《红岩》小说为蓝本儿，编写过歌剧《江姐》，票房连续七天爆满，获省文化厅最佳编导奖。
　　“我看这小伙子将来也有大出息，有才呀，那狄俄尼索斯演的简直跟真的似的。”
　　我想：“怎么又提他呀！”就对老爸说：“眼下就写孙宝山。”
　　差不多每两天一个大队，我又跑了有十多天，有几天跑累了就坐办公室，打电话联系。
　　一出溜就快二月中旬了，再有十来天就过年了，下边各大队也都操办的差不多了，有不少大队下到小队演出也都进行的差不多了，甚至只等上来汇演了。我向尚琴副主任作了详细、全面地汇报，后尚姐又随我跑了两个大队，也看过了他们下到小队的演出，觉得时机成熟，就决定，二月九日，农历春节前六天，大俱乐部开始汇演。
　　那是那年代，什么文艺都没有，若是现在，都快过年了谁去看啊。
　　当时，这才叫过“革命化春节”呢。汇演前，俱乐部又装饰一新，布置了拉花、彩旗，灯光作了全面检修与调试，乐队也又添了几套新乐器，诸如吉他、月琴、古筝等。
　　汇演预告发到各大队、各小队，并划定，在俱乐部哪个单位坐在哪个位置等。
　　评委、贵宾在前两排，还邀请了三盛玉、伏龙泉、万顺等公社的文艺宣传队，光临指导。
　　这次汇演也恰逢农安县全面性质的穿插演出，即甲队到乙队所在地；乙队到丙队；丙队又到甲队或丁队所在地交叉演出即将来临。为此我们做了“出境演出”和迎接“客队来我社演出”的技术准备和思想准备。为交通方便，县里安排以片儿为单位。
　　我们永安与伏龙泉、三盛玉、万顺为一个片儿，交叉也就在范围内进行。所以，我们本公社的汇演也很认真，邀请了县委宣传部、县文化馆和县话剧团的一些领导、艺术指导和名家。
　　那个年月以精神为第一属性，只要精神好就是光荣，就是先进，就能是学习的榜样。我们虽不是榜样，但也得到过多次的表扬。
　　无论县里组织，还是我们自己的汇演，其实都应该是重在活跃文化生活，占领无产阶级革命文艺阵地，促进抓革命、促生产。
　　这次汇演后，显见永安公社的文艺办起来了，俱乐部也挺出名，甚至轰动整个农安县，各级领导又多次提出表扬。
　　我不敢忘记老爸的那个“孙宝山”，还得找欧阳商量。春节前还有几天了，就自己劝自己，等节后再说吧。
　　这年的公立二月十五日是农历的正月初一，过年。
　　腊月二十八，也就是春节前两天我才收拾利索从俱乐部回到家，老妈说：“寻思你不回来过年了呢，这家什把你忙的。”当然了，那些演职员比我早回去了两天。
　　我本想与欧阳玉珊轮流值班。但他说：“有我在，还用你值什么班儿呢？回去好好休息，愿遛达就来蹓跶蹓跶，骑自行车就几分钟，也没多远。”
　　我无话可说，但心动了一下，想：“还他值班，我没事儿来蹓跶，怎么可能呢？不行，何不我值班，他愿蹓跶就来蹓跶呢？也顺势看一看他能不能来。”
　　“我值班，不然在家也呆不住，你路远，在家休息吧。”
　　“不行，怎么能让你呢？晚上还不方便，再说了，你哪有那个胆儿啊！”欧阳说。
　　“我有胆儿啊，我值班，一定啦，你就不要来啦。”
　　他迟疑了一下也说：“我也决定了，我非值不可。”
　　冷静一会儿后，我头脑中挂出了那张“警示牌”，“他值就他值吧”，但我没说出口来。
　　我们都收拾完了，该是各自回家了，我说：“路远，你走吧，今天我就值这么一天，晚上，我让苏连长在这住，你就不用回来了。”
　　他不肯，非让我先走，说：“我在这还想写点儿啥呢，你回去吧，这里的事一切都由我安排。”
　　几经推迟，他执意不走，无奈，我只能回家，但我没有说来还是不来。看样子，放假期间，他天天在这是肯定的了。
　　我横下一条心，咬了咬牙，走出房门。他跟了出来，好象是远去的别离，他的情绪又是那样的寡欢与低沉。
　　我没有说让不让他送出来，把背包挂在了自行车前把上，推起自行车，慢慢地走向吉祥苑大门。
　　临到大门口，他停住了脚步，说：“我一定是天天都盼望你来。”
　　我回答：“不一定。”
　　这“不一定”有双重意思，或指他说的“天天都盼能来”，不一定；或说“我来不来”，不一定。留下这么个悬念，让他去思考吧。
　　二月十四日，是农历腊月三十儿，叫岁底，这天的夜晚也叫除夕。
　　从吉祥苑回到家，这天才是腊月二十八，还没到二十九、三十儿呢，他就把我闹的不得安宁，走、坐、卧，总像是不离我的身前身后，这仅仅是分手的第一天啊，怎么会这样呢？
　　我甚至有些熬不过，受不了，扔不下，甩不掉，一会儿出现了他一本正经的尊容，一会儿出现了他和颜悦色的笑脸，有时幻听幻觉的，耳边响起“有我呢，你怕啥。”或“有我在，还用你值什么班呀”等。
　　心里像缺点啥，又像多了点啥，怎么的也不相应。实在难熬，想找同学于书云玩儿玩儿去，排解排解，把他忘掉。但又一想，不行，怕一句半句说走了嘴。还是在家老老实实地呆着吧。
　　想别的事，想徐老师，想钟秀兰，想张凤仙，但都不起作用。我害怕了，怕是着了魔。我还想过，他在那用什么法术了吧，我咋就一分一秒也忘不掉呢？
　　我偷偷地掐一把自己的大腿，狠狠实实地，边掐边告诫：“忘掉他！忘掉他！忘掉他!”
　　这也不行，又是一次地“挥之不去”，我服了，彻底地服了。我缴械，我投降，甘当俘虏，甘当俘虏，甘当……心里挑出一面白旗，上写道：“别打了，别打了，我投降，明天早早去见你，我是你的俘虏，我是你的战利品。”
　　这是一剂灵丹妙药，立马缓解了，像把哗哗流淌的水龙头关闭了一样，当即销声匿迹。静了，静得脑子里一片空白，简直像死去了一样。把喧闹换上了企盼。明天，“明天早早去见他。”
　　由于寄希望在“明天早早去看他”，所以，这天晚上睡了一宿的香甜好觉，比梦香还香。
　　第儿天早五点稍多一点儿，就和妈妈说我出去走走，便骑上自行车，飞也似的，仅五分钟就到了吉祥苑，敲了几下门，苏连长出来了，又是那句老话，“咋这么早啊？”
　　我说钥匙拉宿舍了。苏连长也没在意。我直奔玉珊的办公室，果不出所料，他真的正在写呢。
　　我的到来，他像是早有思想准备，没有表现出惊奇，也没有说什么客套话，倒表现得很实在，说：“知道你会来，但没料到会这么早。”
　　我可见到他了，两只拳头在他胸前像捶鼓似的，“帮当、帮当”一阵子猛捶。嘴里还边叨咕着：“恨死你了，恨死你了......”
　　像是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他一动不动，说：“恨，你就打吧，发泄发泄，出出气就好了。”说着，用他那温暖的身躯，把我揽在了他的怀里，抱得一会儿比一会儿紧。
　　我像驾入了云端，在舒适、温暖、幸福中飘摇。
　　“你咋这么早？”
　　“你闹的!”
　　“我咋闹了？”
　　“你的灵魂，你的影子，你的……”
　　“我的形象，我的精神，我的……”我还没说完，他就抢了过去说：“可是我还活着呢，灵魂也不会出窍呀！”
　　“一天没见面就想得受不了，和你在一起，既安全可靠，又幸福，我一刻也不想离开你。”
　　“我又何尝不是如此啊？”
　　在他的怀抱里，是那么温暖，那么温馨，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搬过他的左手，看了看他的腕表，“不行，八点了，我得回去。”
　　他更是紧紧地抱住我说：“再呆三分钟，就三分。”
　　“那你怎么吃饭？”
　　“我回去，一个小时就能返回来。”
　　春节放假六天，和他在一起度过十二个阶段时间，预示着十二分的幸福；从家到俱乐部的路上跑了二十四趟，寓意酿造出二十四成的甜蜜。
　　两个人的世界，是人间最温馨、最美好、最幸福的天堂。
　　
　　十五
　　这个春节在家的时间不多，但基本是有效的时间都在家了。这么说也不对，应说：“该在家的时间一点都没少；该见他的时间一点儿也没误。”只是把我忙个人仰马翻，不过，只有我自己知道，他们看我，还是很平静。
　　这也就是我想要的效果。他给尚姐和我讲的《关公派差巧安排》的故事，这个春节我是“活学活用”了。
　　基本是早五点半“晨练”，晚五点半“饭后百步走”。只不过是我把这“百步走进化为千步蹬了。”
　　早五点半出，九点半归；晚五点半出，也是九点半归。中间在家帮妈妈嫂嫂干活八个小时，不正是有效时间吗？再从晚九点半至早五点半，又是一个八小时的睡眠。形成了一天二十四小时，三分法儿的“三八制”作息时间，均称和谐，有理有序，不偏不倚。
　　他讲的关羽的故事太启发我、太教育我了，关键时候用了真好使，有条有理，不紊不乱。我、他、家，三方兼顾。三方都很周到，三方感觉都很良好。
　　我暗暗称奇，妙！妙！心中再想叫第三个“妙”时，忽然觉得脸上发烧，额头湿润了，幻惑中，像似有一群人在发指，并“哈哈哈”地大声嘲笑。
　　大哥从部队回家来过春节，大嫂自然很高兴，小侄儿也有玩儿有乐；二哥七一年下半年分配到红城市教育局工作，又抢婚似的，春节带回了二嫂；另外，也有比我大的，还有的比我小。大哥二哥，大嫂二嫂都欢欢喜喜，自然我们也随之其乐融融。不用说，老爸老妈更是“乐不思蜀”了。
　　我家人口多，五间房，东间为大，爷爷住。老人家已经九十多岁了，又有些耳聋，基本是我们、包括二叔、三叔家的活祖宗。
　　每逢春节，给爷爷跪拜的有他的儿子、儿媳，闺女、姑爷，往下就是爷爷的孙子辈儿，我家一大帮，还有二叔家的，三叔家的，大姑家的，又多都娶了儿媳妇，找了女婿。就孙子辈儿的，也有近二十人。我不算小，排行还得第九呢，所以他们都叫我小九儿，比我小的也有这么叫的，外边人，个八的也有这么称呼的。我们下辈儿已经五六个了，大姐、二姐，又有叔家的三姐、四姐，她们也都有了孩子，这个辈份的已经称爷爷老太了，也就是太爷的意思。
　　老老少少，男男女女，五十多号人。年三十儿夜一直到初一晚，一伙接一伙的给爷爷跪拜，但爷爷已经不那么敏感了，有一条好，就是再小的，他也没有不认识的。能说清楚是谁的孩子，占什么辈份。
　　挨爷爷房间的东二间，是大哥大嫂住屋，正中间是厨房兼堂屋地，厨房西开门是老爸老妈住屋，通过父母住屋，才是我的房间。
　　二哥与二嫂两人都在红城工作，家自然安在红城。这次回来，把我的房间让给了他们，我挤到了妈妈身边。爸妈这铺炕上，一挤就是六七口。这还是两个姐姐家距离我们家较近，吃饭、玩儿在这，睡觉回家。不然，都有住露天地的。这是冬季，若是夏季或晚春、早秋，就真的在院子里搭铺了。
　　在爸妈房间的北墙上，供上家谱，家谱就是我们长叫的祖宗，年三十儿这天，也有二十九的人家，做很多样供菜，供菜的质量要求很高，色泽要新鲜，味道也要鲜美，供桌面儿得铺上红色的台布，摆得很丰满的供桌上，还要摆放上香炉，香炉一般都是铜铸的，临年近都擦拭得金光闪闪。甚至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人们抢着给祖宗烧香，供桌一头，常常放一摞烧纸，烧一阵子香，就有人给祖宗烧纸。
　　供桌上，祖宗前，还供一张“大纸”，大纸早先年有卖的，文革以来就没有了，只得人们手写，里面都写什么，我说不清楚，反正我家供的叫“大龙车”，“车”不念che,念做ju。所说的年午夜发纸就是把这张“大纸”烧了，意思是发往天堂，为家人祈福、报平安，这个来历我到现在也说不明白。
　　“发纸”时，要把祖宗的供桌抬到院当心去，距供桌不远处，燃起一堆熊熊烈火，火越旺越好，以示兴旺。早先年，燃火柴常有用芝麻秸秆儿的，以示人丁像芝麻那样多密，又“芝麻开花节节高”。
　　大火燃起，照得院子里通亮，一家男女老少都得围在供桌与火堆周围，烧纸的烧纸，烧香的烧香，燃放爆竹的燃放爆竹，人们个个都要围拢跪拜，就是我的九十多岁的老爷爷，年年都不例外，说“岁数再大也不能大过祖宗”，年年如此，以示团结，以示孝敬祖宗，基本家家都是这样，家家都是一幅“除夕午夜贺春图”。我家人多势众，更是热闹非凡。
　　“发纸”都要赶到午夜零点时分，即示辞旧迎新。个个村落，都赶在这么一个时间里，笼火的笼火，放鞭炮的放鞭炮，又烧纸又烧香的，一时间火焰四起，响声雷动，火光冲天，象是要把年三十儿这个漆黑的夜，烧成金光闪闪的火焰山。
　　在同一个时间里发完纸后，喧闹的世界嘎然宁静。因为自古至今的传统就是“年午夜不许大声喧哗”，意思是不要惊动了神。
　　发纸之前，甚至是刚黑天不久，现在说也就是七点钟左右，有的人家的规矩是到西南方向接神。拎着灯笼，走出屯子一段距离，得说“过年了，请祖宗回家吃宴席。”一类的请辞。然后你得示意领回家来，送到供祖宗的供桌上去，这就叫“接神”。
　　我们家是“不接不送初六撤供”，就是不接神，也不送神，到年初六那天就把供品都撤下来了；接神的人家到年初二还得送神，吃饺子，放鞭炮，还得说一些“保佑家人平安，明年再回来”等欢送词。
　　有的人家接神时，院里还铺上秫秸，意思是给回家来过年的神铺设了平坦的回家之路。
　　年三十儿这天白天，甚至全家人忙活一天，家家都是这样，供祖宗、做供菜、铺供桌、贴出门见喜儿、抬头见喜、春条、对联，贴横批、贴福字，横批、福字下都贴的挂钱儿。
　　门上贴的是门神，门旁的房墙上贴的是天地牌儿，天地牌儿有的坐南朝北，有的坐北朝南，以表示你家祖籍是什么地方发迹的。
　　抬头见喜儿贴在屋里一抬头就能看见的地方，预示喜事多多；出门见喜儿贴在出大门对面的地方，预示你一出门就能遇到喜事。
　　春联、春条都要写得很吉利，这都延续几千年了。春联作为一种文化，已经很规范，很艺术，意义很深，艺术性也很强了。比如在祖宗两旁的对联就要写：“敬祖宗年年增寿?孝父母月月平安”、“祖豆千秋永?本支百事长”、“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或“留得书香光照万代前程似锦?继承先人孝敬祖宗业绩生辉”等在外门两旁的对联有的是：“砌下芝兰新满径?尊前花月浩无边”、“玉树琪花香作锦?水光山色翠连云”、“清光自葆圭璋质?嘉荫还程杞梓材”或“共产党指引金光大道宽又广?毛主席挥手社会主义放光芒”。
　　进屋门、屋内各房门都要贴对联，贴横批、福字、挂钱儿。进屋门还要贴上门神，或尉迟敬德，或叔宝秦琼，都是唐朝大将，以示保佑平安。屋门对联常写“功业须当垂永久?行藏争不要分明”、“九天星宿檐前灿?四面湖山春至明”或“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等催人奋进的警语。也写些现代的颂扬的对联，如“社会主义无限好?共产主义更光明”、“翻身不忘共产党?吃水感恩打井人”等。
　　还有灶王爷，横批是“一家之主”，两边对联是“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的固定楹联。
　　那个时候能写对联的人不多，一个屯儿仅一两人。春节将近，头七八天，人们就自动自觉地错开时间，拿着大红纸，到会写的人家里去，求人家给写，会写对联的人一般的都尊称为先生，写完后，对不识字的人还得耐心地告诉：这副是正北的，正北是指祖宗说的，哪副是屋房门的，哪副是仓房门的等等。
　　直到一九六几年了，还有些人不识字，回去竟把“金鸡满架”贴到猪圈上去了，又把“肥猪满圈”贴到马棚上去了的，更有让人接受不了的是，有人竟把“骡马成群”或“肥猪满圈”贴到房门上去了。这种难堪甚至每年都有发生。
　　灶王爷是小年儿的事。小年儿的日子是农历腊月二十三，都叫“二十三，灶王爷升天。”这天家家都要吃饺子，但也有吃不起的，直到一九六几年了，还有这种现象。
　　吃了饺子，到晚上，也就在八点左右，把在锅灶上面墙上供了一年的灶王爷爷、灶王奶奶请下来，烧为灰烬，这叫“祭灶”。
　　“祭灶”也有不少说道，得给灶王爷爷灶王奶奶嘴巴沾上糖，以使其嘴甜，到天上玉皇大帝那为家人说些好话。
　　焚烧前，还要用秫秸等材料，扎一些小鸡、小狗、小马等，与祭灶同时焚烧，让灶王上天的一路有它们陪伴，既消除寂寞，又便于一路上的使唤。灶王在天上活动七天，给家人求银子、求钱，求子孙，求旺盛，求平安，七天到大年了，就要回到家中“下界保平安”了。
　　春节还有些规矩，诸如：长辈给晚辈压岁钱，以示今岁平安；春节期间不许说不吉利的话，如“完了”、“坏了”、“糟糕”等；脏水不能往外泼，垃圾不能往外扫，意思是财富不能往外流；不能剪头，不能洗头，洗头剪头会死舅舅；不可以洗衣服被褥，若洗了，养的牲畜会流产；春节的日子里，人们就是个玩儿，男人多打牌，女人们常常是梳妆打扮，剪纸、掷旮旯哈等。“旮旯哈”就是猪前腿的一块活骨，活骨的四个面儿，分坑儿、背儿、驴儿、砧儿，掷时分对儿、豹子等，玩儿时分掷、弹、欻。几个人一起玩儿，有输有赢。
　　年三十儿午夜后，人们长一岁了，见面都要祝贺一声“新年好”，有的地方还有同时拱手叩拜的动作，这样一直到正月十五前。
　　我这个年基本都在家，也按时陪伴了他。挺好，闹心的感觉一点都没有了，但不知离开他会是个什么样子。
　　我们俱乐部也定正月初七上班，但并不紧张，收拾一下屋子、剧场和院里院外，自由活动也有两三天，玩儿玩儿唱唱，一直到初十才开了个大会，说：“夹板儿又得扣上了，准备元宵节演出。”
　　不能老套子，元宵节就要加进灯谜等内容，搜集的谜语，做的彩灯，彩灯种类很多，人们很动脑筋，彩灯花样翻新，什么罗卜灯，白菜灯，西游记套灯，八仙过海组灯，劈山救母连环灯，转灯，走马灯……在吉祥苑外，挂出好几大溜。
　　表现最好的是演职员里的男性，勤谨，特别是在这些女孩子面前，显得心也灵了，手也巧了。于树民、方学贵、姜喜林、朱洪雨、盛富林、刘占友在玉珊的带领下，挖空心思琢磨，简直做出花来了。还扎了风筝，风筝上还带上了装有干电池的小灯笼。
　　说起风筝，到现在他们还每天早晨来到俱乐部，下了自行车，屋都不进，头一宗事是把风筝放起来，种类有八卦、有蜈蚣、有蝴蝶、有蜜蜂、有嫦娥奔月、有飞天蜻蜓，比高低，比样式，比大小、比轻重。听他们议论，正月十五这天，还要赛一场呢。公社所在地附近的农民，有不少已经约定要参加比赛了。这是他们自发的，但看形势也一定会很热闹。
　　几天儿，正月十五到了，元宵节，家家吃元宵，自不必分说，公社大食堂也炸的炸，煮的煮，蒸的蒸，忙不过来时还把我们的张素智、兰亚新、杜淑兰给调去帮忙了。
　　这天的节目也很精彩，还吸收了一些上次全公社大赛中的优秀曲目，四合大队自编自演的老调新词《红月娥做梦》，竟梦的是高粱、谷子、大苞米，新种子、新种法，大丰收给社员带来的喜悦；湖滨大队老艺人新演技的张玉生、王树田，唱的《波罗湖水波连波》，以忆苦思甜的形式，唱出旧时期波罗湖汇集了穷人的辛酸苦泪，如今浪花里飞出了幸福的歌。有悲有喜，凄迷高亢，委婉动听，扣人心弦。过场娴熟，动作精湛，鹞子翻身，蹲裆马步，都表演得很到位，男角儿都超过三十岁了，时不时的还来几个前滚翻、后滚翻，拿大顶等。
　　俱乐部的节目更是一次比一次精彩，这次的《波罗湖的故事》又多加了些元宵节特色，天神之王宙斯还手持令字灯，以示发号施令，农业女神德墨忒耳双手各持萝卜灯、白菜灯，以示天下农业大丰收。
　　邢曙光、周日辉、于书云、莫东方等都表演的独唱，歌声甜美、圆润，下面一个劲儿地鼓掌。说：“不次于马玉涛、郭兰英。”邢曙光唱的一首《唱支山歌给党听》，观众都评价说：“不雅于才旦卓玛”。
　　公社领导对永安公社的文化生活很重视，尚琴副主任由始至终，另有几位领导也长时间的观看演出，差不多又闹到半夜十二点，远处的有自行车，大马车，那时拖拉机不多，有的大队也开来了，这天观看演出的人，在一个小小的公社所在地，得超过两千多人次。
　　正月十五，正好是一九七二年二月润的最后一天。明天就是三月一日了，老爸让给孙宝山树个典型，编成文艺节目的事，已经提出有半年了，还不止一次，事实充分，再不抓紧写可就太不象话了，别让老爸太不高兴，所以我的压力很大。
　　老爸跟我说了，但我始终还没向玉珊说过呢。我这是亲眼见到了，编剧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实在是太累了。据玉珊说，还有风险，每句话，每个字，都要反复推敲，是要负历史责任的呀。
　　难也得办啊，不好出口也得说呀。
　　早上班，我就直接到玉珊在俱乐部的办公室。他已经铺排下，要写了。我进屋就问：“又要写什么？”
　　“尚琴传达公社党委意见，让咱们俱乐部总结一下半年来的工作经验。并指示，要从思想建设、队伍建设、水平建设和组织纪律建设着手，结合学习‘老三篇’，紧跟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进行总结，要从中总结出几条有推广意义的成功经验。”
　　“急吗？”我问。
　　“不急，说多往你那方面倾斜，给你记载一些成绩，以利于入党、提干。”
　　“别为我呀，成绩是大家的。”
　　“上边是这样指示的。”
　　“可别，可别。我有个任务都压半年了。”
　　“什么任务？亲爱的领导。”这时他已经不那么古板了，没有别人时，他都不止一次的跟我开玩笑了。
　　“什么领导不领导，说正经的。”
　　“说吧。”他摆出一份洗耳恭听的样子。
　　“先锋大队孙宝山，老退伍军人，老党员，还参加过抗美援朝呢。”
　　“他怎么了？”
　　“在生产队放羊……”我把事迹向玉珊介绍了一遍。
　　“事迹挺好，人的基础也挺好，素材不错，只是我得见见他，和他唠唠，还得挖一挖积极因素的思想根源呢。”
　　“我可以安排时间，让我老爸也参加，你们唠一唠。”
　　“你老爸？我看那老爷子不大搭理我。”
　　“哪的事儿啊，玉珊，我都没当你学，我老爸就当着我的面儿，多次夸奖你，特别是你演了狄俄尼索斯那次，老爸像是看中了似的，你听听，当我面儿是怎么夸你的。”
　　“嗯，怎么夸奖的？”玉珊右肘柱在办公桌面儿上，手托着下颌儿，恭恭敬敬地等候着。
　　见此，我还是想调侃他一下，就叉开话题，问他最近与部队有没有联系。
　　他急忙说：“别打岔，接着说，我听听。掌握你老爸对我的印象，我好知道见了面儿咋说话。”
　　我停了一会，他催促着：“说呀，你爸说我不好听的啦？”
　　“没有。夸你了，说你是白马王子了！”
　　“什么白马黑马的，说正经的，怎么夸的？”他认真地问。
　　“说你长得漂亮，人品好，有能力。当时我听了都有些不好意思，就像是说给我听的。”我说。
　　“啊，真的呀？可别骗我呀，若骗我到时候可让我尴尬呀。”
　　“这事儿我敢骗你吗？”
　　“那好，我试试。谈好了就动笔。”
　　“不是要总结咱俱乐部半年来的工作经验吗？”
　　“可以交叉进行，咱俱乐部的经验是材料，孙宝山得写成文艺作品，节目，或演、或唱，必须强调文艺色彩。”
　　“多暂到先锋去？”
　　“明天，你老爸说的事儿，我得抓紧。”
　　“那尚琴要的材料呢？”
　　“延后一两天。”
　　“玉珊，你又什么时候见到尚琴了？”
　　“昨天，下班时我们在一起走一段路。”
　　“春节见到过吗？”
　　“有一天我从俱乐部回家吃饭，见到她哥尚峰，到她家坐一小会。”
　　“尚琴在吗？”
　　“在家，给我们倒的水，但从她家出来后我想过，在家从没谈过工作上的事儿。”
　　“那能说明什么？”
　　“这也是一种素质啊，你问这些干嘛？”
　　“尚姐我已经半个多月没唠嗑了，只是碰过一两次面儿，真挺想她的呢。”
　　“啊。”
　　第二天，仅正月十七，公历三月二日，玉珊就要去见孙宝山。
　　我说：“不行，他这个时候正在山上放羊呢。”
　　就又定到明天，玉珊说：“今晚回家，让你老爸安排一下。”
　　正月十八，阳历三月三号，中午，玉珊到先锋大队，见到了孙宝山，也见到了我老爸，谈得很好，了解了孙宝山的一些自然状况，诸如多大年纪，放多少年羊了，家庭人口，家庭生活，国家有没有照顾等。必不可少的要了解，几年如一日地做这些好事儿的动机，目地，指导思想是什么。免不了要启发诱导，把这种朴素的思想境界拔一拔高。“拔高”，当时已经是写东西的人的一种手段，或说潜规则。
　　和我老爸也唠了不少，玉珊回来时向我做了“全面汇报”，老爸晚下班见到我，也对我说了。
　　老爸问他当过几年兵，在哪当的，今后还有什么打算等。
　　玉珊和老爸唠得很好，问了大哥在部队情况，也介绍了当兵的艰苦，还和老爸说现在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一旦有机会还要考大学。
　　两人唠得不错，互相都说对方好。我更感到特别高兴，曾闪过一个只能埋在心里，不可名状，又无法启齿的美好的企盼。这个企盼很珍贵，我很珍惜，也很惬意地把它藏在心底，只有我自己很自私很谨慎地去默默地偷偷去享受。
　　玉珊在先锋大约两个多小时的功夫，要回俱乐部前，和孙宝山约定，明儿中午，到他放羊的地方，再看一看，唠一唠。
　　临走，玉珊和老爸打招呼说：“杨书记，以后见。”老爸还作了更正，说：“叫杨叔，因为你和惜梅在一起工作。”还嘱咐，对我多关照。
　　玉珊当晚就把孙宝山的事迹拉出了框架，他对我说只能是快板儿或大鼓儿。因涉及的人只有孙宝山自己。事迹，加一些心理独白，把境界拔一拔高，演好了也能不错。
　　但到实际创作中，肯定会遇到一些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所以，第一次见面，就预约了第二次见面的具体事项。
　　这是在放羊的现场，湖滨上坎的一片小荒地儿，玉珊亲眼看到了，给五保户陈大爷拣的柴火和给生产队拣的粪了。数了数羊的数目，又唠了一些要了解的几个问题，说不上满载，也能说得上满意而归了。
　　玉珊写东西，总是人不静煞不下心，所以，真正出活的时间是在夜里十点钟以后。
　　孙宝山这个节目他定下来要写成一个数来宝。形式新颖，语言也要地方化、口语化，既流畅又容易听懂，便于传诵，宣传力度强，感染面儿广。
　　还征求过我的意见，听了他的想法，觉得挺好。
　　做了一些准备，又加把尚琴布置的那份材料还要策划一番，真正落笔孙宝山的数来宝，已经是三月十六日，农历二月二，龙抬头了。
　　这天玉珊对我说：“今晚不回家了，为了你老爸的任务，猪头肉不吃了。”我听了，心里凄楚怜悯，看着他累得疲惫的神态，默然地点了点头，轻轻说了声“谢谢”。
　　经过差点一宿的功夫，初稿基本完成，第二天拿给我看了。当即我就蹬车到先锋大队，找到老爸，给他念。
　　老爸听着，有时点头，有时摇头，有时赞称，又时说不。
　　我念完后，老爸提出四点意见：
　　一、部队杀敌立功说的少，有的事实没说出来。退伍回地方响应政府号召，起到一个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说的不深；二、思想境界拔得太高了，哪能谈到解放全世界呢；三、老孙家庭困难要说透，描述要细一点儿，才能感动人，特别是妻子多病，常常没钱买药；四、五保户老陈瘸子，烧了孙宝山给他拣的柴火，并不能生活就提高了……
　　哎呀，老爸提出的问题既准确又深刻，我想做点儿解释，怕老爸不听，他的脾气我知道。
　　看我为难的样子，老爸说：“不行我直接和欧阳说。”
　　我连忙说：“不用，不用，我能说好。”
　　老爸说：“你就把这块节目给我盯住，他写一段儿，你看一段儿，直到按我的意见满意为止。”
　　我连连答应，又立马回见玉珊，如实禀报。玉珊说：“这老头儿挺尖刻呀，行乎一点儿他都能挑出毛病来，忒厉害了。”
　　稍停，他看了看稿子又坚定信心地说：“没事儿，今晚一宿，明天再给他念，管保老人家满意。”
　　三月十八日中午，我拿了改好的稿子又见到了老爸。这次我都看出了，写得比上次好多了，真按老爸的四条一点不少，字也比上次工整了。
　　我念给老爸，老爸听得直个劲儿地点头，我念完，老爸笑了，说：“还可以，再下工夫是你们的事了，我希望能比我想得更好。”
　　我立马，乐颠颠地蹬回俱乐部，像传递喜讯的报马，报了这头报那头。见了玉珊。右手拿的稿子，往左手掌一砸，扬起头来，嚷道：“报告指导员大人，老人家非常满意！”
　　接着又是哈哈大笑，我兴奋得差点儿上前抱住他，突然听到后边有点响动，一回头，见是苏连长，但他哪在意这些事儿呢。
　　玉珊说：“今晚我再誊清一遍，加加工，明天就可以落实演员了。”
　　我说声：“好，鄙人自愿充当助手，志愿者。”
　　晚饭后，按老爸的指示，到俱乐部来盯着剧本的誊清与加工。
　　已是八点半钟，玉珊才从家回到单位，见我早就到了，还说了声：“对不起。”
　　“咋才来呀？”我问。
　　“路上办了点事儿。”
　　“见到尚峰了？”我问。
　　“你咋知道？”
　　我一听这是真的了，心里确实有点儿不舒服，就说：“是不是项庄舞剑呐，意在沛公吧？”
　　“什么呀，你咋还懂那些呢？”
　　“就你懂，拿我傻呀？”我装作生气的样子。
　　“这怎么还扯到鸿门宴上去了呢，哪跟哪呀？”
　　“你还不知道吗？”我反问他。
　　“哈哈，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那我是项羽了，我是刘邦，我也是项庄了。我什么都是了。”说完他又“哈哈哈”大笑。接着又说：“其实我呀，什么也不是呀，我的惜梅呀，你的小心眼儿我早就看出来了，多余熬那份心血。”
　　看看旁边没人，我又操起拳头，“咣咣咣，咣咣咣，”向他前胸猛捶了一气。
　　他挺着胸脯说：“打吧，打吧，谁叫我什么也不懂了呢。”
　　我觉得他真的不懂我的意思，心也就放下了，为自己祈祷，“但愿他真的不懂。”
　　自那以后，我觉得我的心很安宁，很平静。见到尚姐很亲近。
　　一闹哄已经九点了，还没坐下来呢。我说：“玉珊，抓紧，不是誊清、加工、整理吗?”边说我们边坐下。
　　“没那么多压力啦，轻松多了。”他接下去又说：“压力也是动力，无压力就会懒散，今晚也该放松放松了，懒散一下吧。”
　　“什么今晚？抓紧时间，我一会儿就要回去了。”
　　“老爸不是让你盯着点儿吗，你老早回去那还盯啥呀？”
　　“快写，快写，别磨牙了。”
　　“唉，惜梅，今晚换下位置，由你誊清，我‘盯着点’，这样对你也是个锻炼啊，不能一辈子总也不写吧？”
　　“不写，就指望你，指你一辈子。”
　　“啊，还能一辈子？三年后都不知谁哪去了呢。”
　　听了这话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就说：“你能上天呐，还是能入地呀？”
　　“不是上天入地的事，一旦你调到县里去，我还能跟去呀？到那时候你就不认识我了。”玉珊说着，操起笔在一张洁白的十六开纸上，写下两行八字：“少女的心?八月的云”。写完“云”字时，还把笔狠狠地顿了一下。
　　看了，我很生气，像是受到了多大的冤屈，默默地望着，望着，不觉潸然泪下。并且，知道我此刻是在用上牙紧紧地咬住下嘴唇，甚至，手脚都有些抽搐，实在控制不住，“哇”地哭出了声。
　　他急忙用右手捂住我的嘴，说：“别，别，别，不是开玩笑吗？”
　　我抽身站起来，向右跨出一大步，哭泣着说：“我走。”
　　“我错了，我错了。”边说边把我拉回来，按下我的两面肩头，说：“坐下，坐下。不说不笑不热闹吗？”
　　我真心地执意要走，他说：“不就一句话吗，何必动这么大的肝火呢？”
　　“这不是一句话，这是你的一颗心。请问，我的心就能像八月的云那样变幻无常、漂浮不定吗？你看着啦，你有什么根据？”
　　“没有，没有，是我说着玩儿的。”
　　“白纸黑字你都写到纸上了，还说闹着玩儿的，不光写，还狠狠地顿了一下笔，就像我怎么着了似的，今天才看到了你是一片黑心肠。”
　　我说着又要走，可他按得死死地，我气的身上没有了一点力气。
　　持续了有十分钟，我说了句，“还不知你安的是什么心呢。”
　　“海枯石烂，海枯石烂。”
　　“海枯石烂怎么的呀？”
　　“心不变，心不变。”
　　“你也写上。”
　　他就乖乖地把八个字的那张纸掀过去，在下面的一张纸上，刚要写，我说：“不行！”
　　“又怎么了？”
　　“有那八个字的印记，我心烦。”
　　“那好，那好。”说着他从一摞纸的中下部抽出了一张，说：“让它离那张远点儿。”刚要写，我又说：“不行！”
　　“又怎么了？”
　　“这张纸折了，写下了也不诚心。”
　　“好、好、好”，说着他又认真地从这摞纸中仔细地挑选了一张，举到我眼前，问：“这张行不行？”
　　我没吱声，他刚要写，我又说：“不行！”
　　“又怎么了？”
　　“你想写哪几个字？”
　　“海枯石烂心不变啊！”
　　我搬手指数了数，说：“才七个字呀，不行，比八个字少。”
　　“行、行、行，你说写啥就写啥。”
　　“好，”我说。
　　他擎着笔，等待着。我想了一会儿，一把将笔夺了过来，写道：“少女忠诚美丽的心，天上永不落的太阳。”给他来个始料不及，写完也把笔狠狠的一顿，说：“十六个字，压你一倍。”
　　他像是才醒过来似的，仔细地端详了一会，说：“好，好，有才华，我八个字，你十六个，我把她比作云，你把她比作美丽的太阳，剩我一筹，剩我一筹。”
　　“她是谁呀？”
　　“是你，你就是那天上美丽的太阳，永不回落。”
　　“在你心里，能不能是别人？”
　　“不能，永远不会的。”
　　这时我的气儿也消了，他把我揽在了他的怀抱里。我感到无比宽广，无限博大，享受着他轻轻地抚摸，接受着他一次次深深地吻。
　　我忘记了自己，忘记了同学，忘记了徐老师，忘记了钟姐，忘记了张凤仙老师，忘记了家……唯独有尚琴，我总觉得就在距我不远的地方，甚至我身旁。
　　爸爸妈妈今天乘农安大客，换火车去红城看二哥二嫂，给我留下了寂寞与孤独，我越发感到了玉珊的怀抱里，是多么的温馨、幸福和温暖。
　　
　　十六
　　与玉珊，从去年的秋季到今年的春季，这又到了夏季，也由于工作的关系，形影不离。他人忠厚老实，又宽宏大度，遇事足智多谋，无论工作还是生活，都给了我很多帮助。是我的靠山，顶梁柱，有他在，哪怕是仅有他的名字在，我就有十二分的安全感。
　　由于处处依靠他，当然地爱上了他。这一年来，总是怕他离开我身边，或怕我离开他身边，哪怕是他出去剪次头，吃顿饭，我都感到时间很漫长，哪怕他只是到门外喘口气儿，活动活动腰身，我都觉得离我很遥远。尽管如此，我们的相爱，还是百分百的“严格保密”。
　　预料地，唯恐发生地，果然发生了，“我陷入了不可自拔的泥潭”。
　　在幸福中痛苦着，也在痛苦中感受着幸福。我觉得时日过得太快，愿这是个无期的恒段，愿这样的时光漫长，漫长，再漫长。
　　非常珍惜这样的时间，我不想看到这里的日出，更害怕这里的日落，我盼望这里永远是日照中天。
　　这一年来，自己给自己编撰过很多很多的故事。每次离开俱乐部，下到生产大队或小队、回家或去什么地方，总把他设计在我面前，或幻觉上在我身边。
　　吃饭时，我自当是他挨着我身边坐下了；搬动东西时，似是他在帮着我，即使搬起一座山，也不觉得很重，就像是他在搬动着，我仅稍稍地轻轻着把手。
　　我在感受着爱的魔力的同时，又在一片花草、溪流、树林，灌木丛上，层层盘绕的野藤中，奋力地挣扎着。不想听到鸟啼蜂鸣，它会打破这爱的安静，空气的清新沁人心脾，不可自拔的身子却又酸又累；紧张的神经叫人恐惧，体温升高，心跳加速，感觉也在颤抖。我的身心在爱河中沐浴着飘摇的疲惫。
　　天下最知己莫过于玉珊。我的这些感受能和谁说呢？想到徐老师，想到书云，想到过钟姐，但怎么也不该让尚琴知道。想到的都是我的信赖，包括我的尚琴姐。但到头来还是“谁也没用，只能自己梦自己圆”。
　　珍惜着，珍惜着，这时间就像点燃了的蜡烛，一点儿一点儿地往下走。我觉得生活的温度若不是那么热，这蜡烛下沉的就不是那么快，一旦你身上佩饰了爱的花环，心房浸泡着美感，特别是不断的，接二连三的惬意、温馨与幸福阵阵袭来，这蜡烛也就像是和这美感同步，把这日历连着篇儿的翻了又翻，翻了又翻。
　　七月流火，不期，漫山遍野的青纱帐，随着地势与农作物品种的不同，有高有低，有疏有密，远远望去，一片绿的海洋，一浪浪绿色的波涛，间或有带状的行行树木，也有片片或方、或圆、或不规则形的树林，河流、沟壑、住宅、村庄，把个松辽平原点缀得参差错落，美不胜收。
　　我们曾携手田间小路漫步，我们曾在林荫道旁息坐攀谈，多次在晨曦里看波罗湖映照日出，面对夕阳看西岸的五台山。
　　多少事物，多少情景，让我终生不得忘怀，唤起我对人生的崇敬、眷恋、深思与憧憬。
　　人生是美丽的，我爱人生。爱那人与人的友谊，爱那一望无际的旷野，爱那无遮无掩的满目青山，更爱那寓教于乐的文艺工作；我常常躲避着那些相互贬低，相互倾轧，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政治游戏，寻味那些童稚的回忆，两小无猜的青梅竹马，相亲相恋的思念。
　　从春节到现在，在红城工作的二哥二嫂，已离开我们半年多了，这半年里，二哥寄来过三次家信，老爸老妈又去过一次，让二嫂尤为我多了许多牵挂。
　　她给我打过几次电话，问我的工作与生活，有时也问一句半句学习。二嫂大我六岁，属狗的，这年她二十七岁，去年与二哥同时毕业于东北师大。
　　虽说大六岁，但一直在校读书，所以，社会性格还有点嫩。这个春节期间，和我处的非常好。临回红城上班时，恋恋不舍，非让我陪她一天，还让我跟她到伏龙泉去照相，说她想我时就看看照片。
　　这一天很使我难忘，二嫂从她家谈到我家，从塔河谈到红城又谈到长春，谈到农安。小学、中学、直谈到东北师大，也谈了与二哥从同学到处对象，以致简单的结婚，都说出很多即幼稚，又朴实，但还很让人折服的道理，让我既感动，又受教育。也感受到了她初世社会的执着与热情。
　　对于我今后的前途，寄以很大希望，不夸奖说，认为我聪明、能干、基础好、上进心强、勉励我继续学习，一旦有机会还是要考学。
　　以后的电话里也给我讲了很多待人、接物、处事的道理，我觉得，她人实在，由于文化程度的关系，懂得很多道理，以后，我们可能多交往，多交流，或能够相互很知心。
　　与玉珊的交往，几次电话里差点儿和她说了。
　　二嫂是个热心肠，每次通话，没有不打听大姐、二姐的，还很关心大嫂，说大哥当兵在外，大嫂上班又带孩子，很不容易。也劝我，才二十一岁，千万别过早地考虑“个人问题”。
　　临近八月份了，她要随学生放暑假，我让她回咱家来住几天，她说啥也不肯，要在红城照顾二哥。非要我去不可，说我要是一周内不到，她就给寄路费来，逼着我非去不可。我说工作脱不开身，她说要向我们领导给我请假，并说工资她给开。最后他竟说出：“哎呀，妹子，实在是想你了，就算嫂子求你了。”
　　这话说的我无言以对，无论任何情况下，我都必须得答应。
　　七月二十六日，我向玉珊既公既私地请了事假，如实说明了情况，玉珊虽不感到突然，但也有一点迟疑，最后还是说：“既然二嫂这般诚意，我们更要十分珍惜。”接下去又说：“姑嫂间的关系，历来是一大难题，你俩在一个春节期间能处得不说相濡以沫，也达到了缱绻相依，这是很难得的呀。”
　　二十七日弟弟送我到客运站，玉珊也来了。我和玉珊说，回来的上一天给他打电话。我知道，就这么一句话，一准能把他定到电话机旁。玉珊也很肯定：“惜梅，你在那呆不过三天。”
　　红城的路并不远，但也得到农安换乘火车，走前郭，经大安，西行舍利、到保，途经四五个县的地界。
　　这是个农闲季节，从车窗往外望去，广袤无垠，绿色的边缘与蓝天接壤，白云变换着姿势，随风飘荡，有时由远即近，有时由近即远；有时混入火车的滚滚浓烟，有时如海市蜃楼，有时如绵延的高山。曾有过一群神马像是在漫步，又似疾驰飞奔，偶有个八离群，或整个马帮，一点点缓缓疏散。
　　这时，我看见了几幅八骏图从不同方向飘来，又活脱脱地飘向不同方向。从这个角度，到那个角度，从清晰到模糊，又从模糊魔变成另一种事物。有时是一座古老的城堡，有时又是匹马刀枪，似有炮火，似有硝烟，俨然两军对垒的一场鏖战。
　　八月的云变幻无常，总是让欣赏的人目不暇接。火车从始至终，没有离开过松辽平原。
　　这里是成长的季节，高粱、玉米正在拔节，谷子也已秀穗儿，零零星星的向日葵朝着太阳闪烁着金光，偶有洁白的荞麦开花，在绿色的海洋里，白帆点点。
　　羊群，如大片丰收的棉花，随风荡漾。牛马驴骡，八九成群，五七成帮，或三三两两，踢着撵着，啃着咬着，也有的埋头噬草，耷拉着两只耳朵，摇晃着长长的尾巴，显得是那么轻松悠闲。
　　火车，一路几次长鸣，这声音在空旷的原野，左右撞击，上下震荡。每一声长啸，都是几次迂回，走青纱，窜山林，经久不绝于耳。
　　从农安到红城，大约三个半小时。下午两点的样子，我与早早到火车站接应的二嫂见面，二哥当然也来了。
　　其实自己的哥哥，有嫂子来了，就不必打扰他了。可为表重视，二哥始终不离我身边。我想，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成年人，都工作好几年了，这不是见外吗？
　　小时候，二哥常常管教我，但他却最关心我。记得有一次爸爸到县里去开会，给我买回一个布娃娃，我非常喜欢，拿到手里不断的琢磨，好奇地把它的耳朵扒开，看里面装了些什么，又把它的肚子挑开了几条针线，想看看它的肚子里有没有肠肠肚肚。二哥见了数落我，一遍遍地从我手中把布娃娃抢过去，说：“再祸害就不给你玩儿了。”后来，还是他，拿针线一针一针仔细地给我缝上了。
　　红城我是第一次来，那时还没有几座楼房呢，显得很是空旷、宽敞。这是一座古老的城市，据史书记载，红城早在新石器晚期，境内已有人类生活。周时，为东胡族游牧地；春秋至秦，一部为秽貃所居，另部东胡游牧；汉、南北朝由鲜卑、契丹、室韦分据；至随、唐、辽、金、元、明，都有记载；清光绪、宣统年间，曾归属哪省，所辖哪县，也一清二楚；解放以后，一九四九年隶属黑龙江省，至一九五四年，划归吉林省。
　　红城地区十年九旱，春秋两季风沙为患。二哥二嫂由单位分配住房，三十六平有厨有厕两开间儿，虽说地房，但有六十多平的小院，显得格外宽绰、规矩、严紧。
　　二嫂用自行车带我回家，二哥曾争着要带，二嫂不肯相让，说：“我还想跟惜梅小妹多说一会话呢。”
　　屋里没有什么摆设，厨房是东间门外搭建一门斗式偏厦，面积在十二三平方米，有炉灶、煤箱、水缸，另有一张可供三四人就餐的小餐桌和四只一套的小木凳，煤箱上方是一悬挂在墙壁上的碗橱。
　　空间不多，但摆放得井然有序，既实用，又有一点艺术感。
　　二嫂是一个干净利索的人，从衣帽挂、脸盆架就看得出，她选的东西、用具、穿戴，都很有经济、实惠、大方、得体的艺术审美观。
　　我进屋还没坐下，她就从用木板搪起的，悬在北墙上的柳条包里，拿出一套丝织透花儿纳凉连衣裙，递给我，说：“这就是给你买的，我相中了，你快穿上。”并让二哥到里间回避。
　　弄得我措手不及，甚至来不及推辞，只有没加思考的连连说：“谢二嫂，谢二嫂。”心想，都二十多岁了，还没穿过这么好的衣服呢，激动得差点儿没把眼泪掉出来。
　　我只有忠忠实实地全套换上，还没站稳脚跟，又打开一个上有凉鞋图案的纸壳箱，随手把一双皮底皮面细条编织的全皮凉鞋，递给我，让我换上，我更加不知如何是好。
　　这回我可说话了：“二嫂啊，你们新成家，哪还不得用钱，我一个小姑娘，哪能这么奢侈呢？可别这样。”
　　二哥这时从里间走出来，说：“哎呀，你二嫂想你都想疯了，都不知给你买啥是好了，不信现在你说要吃二嫂的心，她都能马上就给你挖出来。”接下来二哥又说：“不知是哪股子神劲儿，你二嫂咋就这么喜欢你。”
　　二嫂接过来嗔怪地指着二哥说：“你当我谁都喜欢啊？就看惜梅好，比我亲妹妹都亲。”
　　“哪好？我的妹子就是个实实在在的女孩子，我们都随我爹妈，不挑吃，不挑穿，好将就，好伺候，不冻着，不饿着就行。”二哥说。
　　二嫂接过话茬：“杨喜武，你可别屈了咱妹子的材料啊，一米六五的个头，大眼睛，双眼皮儿，前发齐眉，后发盖梗，一笑俩酒窝，唇红齿白，杨柳细腰，身板儿笔直、坚挺，没说话先来个笑，聪明伶俐又能干，不挑肥，不拣瘦，谁见了谁不喜欢？”
　　我弄得挺不好意思，说：“二嫂，可别说了，你妹子除了傻、实在，还能有啥了？”
　　“会演啊，会唱啊，会舞啊，会蹈啊，手脚麻利，干活煞愣，品德好，人缘好，这不就行了吗？还求啥，咱又不是千金小姐。”
　　连说带笑，不觉已到下午四点钟了，二嫂猛地想起：“惜梅，你吃中午饭了吗？”
　　“下车都两点多了，在车上能不吃饭吗？”
　　“吃也是怕吃不好。快，快，跟二嫂去买菜，今晚咱好好吃吃。”
　　我当然的百般听从，跟着她就往菜市场去。一路上，二嫂紧着问我：“你爱吃啥，这个季节也没有酸菜炖粉条儿了。来吧，今晚二嫂给你来一个拿手菜，锅包肉，正好你二哥在粮库的同学昨晚送来一桶豆油，都赶上知道你来似的。”
　　“二嫂，就别费事了，自己家的人，吃点啥还不行。”
　　“那怎么行，妹子，不吃，嫂子也得做出来。吃，多吃点儿，二嫂陪着你。”
　　晚上的饭菜着实很丰盛，拿起碗筷，禁不住想起了玉珊，已经
　　六点钟了，不知他在做什么呢？也不知他吃没吃饭。
　　二嫂做得一手好菜，真的做出了锅包肉。
　　北京我去过，可是，讲究的吃喝并没见过。这道菜做得忒专业，二嫂做时还一道一道程序教给我：把里脊切成寸方，如筷楞子那样厚，抓糊，放进八分热油锅里炸透，捞出控好油，再二次过油，再捞出，大勺留少许底油，加白糖熬好挂浆，倒入番茄酱，咸淡儿相应，滚勺入盘儿。又香、又脆、又甜，不光好吃，还好看；正好是下来地瓜的季节，二嫂说啥也得做拔丝地瓜，这拔丝地瓜做得简直了，糖熬得火候恰到好处，地瓜挑选，断块大小都很相应。我好奇地拔出一块，喝！糖丝扯起一尺多长，酷似一缕蚕丝，在灯光下，闪闪发光。二嫂告诉我，吃的时候要蘸凉水，让挂上的糖硬化，这样既脆，又不会烫着嘴。
　　做着，唠着，说着，笑着，尝着，吃着，教着，学着，三个人的小天地，真的个其乐融融。
　　那个年头不兴喝酒，二哥二嫂也是刚出学生门儿，知道我不会喝酒，桌上谁也没提这个茬。
　　我心里实在是放不下玉珊，这时我想到的，不只是惦心他的吃，而是想到，他若在跟前是不是能好好学一手。
　　想着，想着，稍一走神儿，让二嫂看出来了，问：“惜梅，想啥呢？”
　　“没有，没有。”
　　“处朋友啦？可不能瞒着我们啊，那真要层层把关了，配不上妹妹的可不行，起码也得以你二哥为标准啊。”说完哈哈大笑。
　　“没有。看妹子长得丑八怪似的，谁要啊？”我说。
　　“出来了，就安心地在这住些日子，单位的事就不要想了，这几年把你张罗的，也该休息一段子了。”二哥关切地说。
　　“不能，不能，不能住几天，这俱乐部我一离开就多少个节目都缺角了，耽误事儿啊。来看看，哥哥嫂子都挺好，回去向老爸老妈报个平安。学学说说你们红红火火的日子就行了。”
　　“啥呀？不能！住三天两天可不行。”二嫂坚决不答应。
　　“春节放假我就来。”
　　“春节你来啥，竟说傻话。过年了，我和你二哥能不回咱家吗？”
　　我知道自己说走板儿了，不敢再多说啥，只是笑着：“没事儿的，没事儿的。”自己也不知自己说的是啥意思。
　　我深深地尝到了人想人的滋味儿，这一天，从坐上汽车到火车，从红城到二哥家，他一时一刻一分一秒没离开过我，微笑、招手、轻轻地对我说话，以致临别时的每一次回眸。
　　幻觉有时也会补充你的缺失，但多是勾起你的眷恋与情思，唤醒你的回忆和向往，带来的常常是痛楚，感伤，怅惘，凄婉与迷茫。
　　仅仅是一天，还是第一天，应该以小时计算，到八点才是十二个小时啊，现在是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七日的下午七点四十五分。
　　玉珊呐，玉珊，按理，我们离开还差十五分钟不到半天，忙你的事去吧，若没事儿就去看书，别再搅扰我了。
　　我把责任推给了玉珊，想和他说句叮嘱的话，猛然觉察到：“啊！你为啥不在我身边？”除时间外，我又在计算我们现在的距离有多远。我感到很失落，寂寥，且孤单。
　　这仅仅是我们暂短离别的第一个半天。半天！一天呢？两天呢？若真的三天呢？……我不敢往下想了，我感到害怕。
　　二哥二嫂的家，是幸福家庭，我这个妹子的到来，更增添了很多光彩，可此时此刻谁能知晓我心中的苦衷呢？
　　好难熬啊，好难熬啊！我在抑制，在加大力度的控制着，不断用“不要辜负了二哥二嫂的好意”，甚至用“我此刻的心情一旦暴露，那简直将无地自容了”的戒条鞭笞自己。
　　那个年代没有电视，怎么也不可能三人围坐着听收音机啊。二哥白天就买了晚八点十分的戏票，说是哈尔滨戏曲学院来的“小和班儿”，今晚的戏目是《三请樊梨花》，还有一场魔术和一场杂耍。
　　七点五十分，二哥张罗说：“穿衣服，看戏去。”
　　我哪有那份心思呀，这个时候感到浑身乏力，头脑发胀，又不敢说不去，别提了，这种滋味实在是让人受不了。
　　“惜梅，为啥买戏票，不去看电影呢？是想让你看看戏，学习学习，或许对你办俱乐部有些帮助。”二哥说。
　　我赶忙应付：“是啊，学习，学习。”
　　“将来恢复高考时，你考个艺术学院也挺好，起码有这段的实践基础。”二嫂说。
　　“二嫂啊，我这算啥呀？仅仅是像学校的学生一样，演演剧罢了，哪敢奢望艺术学院呢！”
　　说话间，我们走进了“红城市人民大剧院”。
　　舞台上也是三道布幕，幕景很深远，显得舞台特别宽敞。没设报幕员，用灯光打出夜蓝色的横幅，上方是“三请樊梨花”新仿宋一尺见方五个大字，下用八分见方楷书，写“并演出魔术?赠送杂耍”。
　　豫剧《三请樊梨花》表现的是薛仁贵之子薛丁山三次休妻樊梨花，又因战事所需，三次请回樊梨花的过程。由于豫剧咿呀咿，咿呀咿的，我也听不懂，只有几句打出字幕的“兵困寒江不交战，活活急坏薛丁山”和樊梨花唱的“练罢了阵法回府门，闲来总有事缠身，大敌西进常惦念，丁山总是梦里人。”能够懂一点意思。
　　人民大剧院那时算是装饰豪华，舞台背景也很好，这次小和班儿剧组的道具，档次也非常高。城有城墙，墙有垛口；门有门楼，无楼有斗；有山有水，有花有木，有村庄、田园，沙场道路。那时没有现在的三维动画，只有幻灯，但显示的也非常清晰、艺术，亦真亦幻，活龙活现。
　　小和班儿的小演员们，一个个手举长枪，身穿战袍，列队循环出场，有的翻着跟斗，打着把式，又有武士兵勇交战的过场。把舞台气氛渲染得热烈浓重。随鼓乐的强大高亢，舞台上打斗、说唱、过场都很逼真、动人。再现了唐?贞观年间不光农商繁荣昌盛，边关保卫也日趋加强，整个大唐都是一片太平盛世的景象。
　　“薛丁山总是梦中人”一句，我很敏感，触动了我的每一根神经。哎，人啊，爱恋中，何尝不是魂牵梦绕。禁不住地又想起了玉珊。
　　九点钟了，不知他睡下了没有？想往单位给他打个电话，即使是他经下班回家，我的心也会得到一点释放与安慰。
　　怎么可能呢？九点多钟了，哪里还有什么电话呀！况且，那个时候打一次长途，也得个八小时的功夫，或更长一些的时间。
　　就是戏中的这么一句话，把我搅扰的不得安宁。后来的魔术、杂耍，一点儿都没看进去。
　　其实我没心思来，又不能不来，看了一会，早就够了。一边想着玉珊，一边和他们坐在这里熬。这个时候我太难受了，简直要大哭一场，像是长了大病，怎么都不舒服。
　　散场已快十一点了，二嫂问我“怎么样”，我说“好”，二哥又问我，我又说，“很好，很好”。
　　几分钟就回到了二哥家。二嫂非要我和她住一个房间，我百般不肯，一则不能把她与二哥分开，二则我怕心里总想玉珊，晚上睡觉再出现点别个想不到的，一旦梦中说出来不就坏事了吗？
　　挣了有十来分钟，见实在不肯，就也只好安排我住进了里屋。屋子干净利索，白日采光好，晚上通风好，靠西墙一张木床，挂长方形洁白色蚊帐，二嫂现给我铺的加了厚，萱萱腾腾的，应该是很舒服。
　　我知道这是一个难熬的夜。也想过，在家时，晚下班不也是各回个的家吗？但不行，感觉到这是“分离”，是热恋的劲敌。古有“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名句儿，那是对“分离”之苦的写照，没有这种苦衷，何出此“又岂在”呢？
　　想了他很多很多，由于爱的深度，必然的产生过无聊的猜度，这种猜度也许正是爱的私欲感，或对外来“势力”的防范，想到他会不会见到尚峰，能不能又遇到尚琴，但这个念头却稍闪即逝，理智不允许我这样想下去。
　　这个时刻他当然已入睡，但我愿他此刻也在辗转反侧，甚至希望他能够入梦，我们在梦中见面，哪怕是强烈的温柔，粗俗的浪漫，隐私的暴露，梦里入仙入境，我俩双双张开翅膀，飞上蓝天，或到波罗湖，或上五台山，或划起小船，荡起双桨。
　　哎！想入非非，想入非非……。不想他，不想他……
　　我把身上的被子一把掠下来，狠狠地揽在怀里，右腿向上跨了一步，做出半爬半卧的姿势，嘴里默念着：“睡，睡，睡……”
　　这一夜就这么折腾着，但从未出过一丝一毫的动静。
　　四点钟，天已蒙蒙亮，在我的希望中多了一份内容，那就是听着二嫂的动静，一旦二嫂起床，那我就有理由起来了。
　　一直到六点，才听见二哥的动静，但声音非常非常的小，说：“我该起来做饭了。”
　　“做什么？”
　　“炖鱼。”
　　“惜梅不爱吃鱼，在湖滨大队还能缺鱼吃？”
　　“做什么呢？”
　　“包饺子，馅儿我都和出来了，你起来先和面，一会儿我和你一起包。趁这功夫我得和妹子一个被窝亲近一会儿去。”
　　“你呀，竟小孩子心儿。”
　　二哥到厨房里去了，脚步虽轻轻，但我也听得一清二楚。
　　嫂子果真来了，我赶忙闭上眼睛。她也像偷东西似的，悄手蹑脚，撩开蚊帐，慢慢地贴着我躺下了。不过，这是张单人床，她立着身子还躺不稳，就往下缩了缩。我想我也该醒了，就把身子往里挪了挪，也装作“哼”了一声，随后像是憋不住似的笑了。
　　二嫂忙搂过我，像小孩子似的说：“妹子，你真好。”
　　“哎，哪有你好，看和我二哥，在一个单位上班，和和美美的。”
　　“妹子，到我们这个年龄，你也会这样的。再有个三五年呗。”二嫂用肯定的语气安慰我。
　　“难说呀！”我用有点失望的口气说。
　　“不要难说，要争取！”
　　“二嫂，我得早点回去。”
　　“那可不行，刚来怎么能说回去呢？”
　　怕就怕二嫂的这句话，我已经预料到了，早归的阻力肯定很大。但我也下定决心，再大的障碍也得逾越，是江河，我趟过去，是高山，我也得爬。
　　不行了，实在受不了了，再呆几天甚至会急死。仅还不到一天的功夫，已经不是度日如年了，是度日如数年，甚至数十年了，我想到了《白蛇传》，想到了白素贞与许仙，但又想到了我们并没有那么难，这仅仅一天，况且才是第一天。我深深感受到爱情与亲情的比重，爱情与友情的差异。
　　二哥把面和好了，二嫂从我床上起来时，按住我，不让我起，非让我再睡一会儿。我怎么能够呢？
　　先是二哥擀饼，我与二嫂动手包。不一会儿，二嫂操起擀面杖，擀了几张，自己说“不圆”，又让我擀。我擀了几张，二嫂就夸赞擀得薄厚均匀，大小均匀，个个都那么圆，说将来我能当家。反正竟说些让我开心的话。
　　二哥二嫂怎么能知道我心里想啥呢？我怎么能让他们知道我心里的秘密呢？也许我的心只有玉珊知道，不然在送我上车那天，在客运站，他怎么会说：“惜梅，你在那呆不过三天”呢？
　　或许，这就叫“心心相印”、“心有灵犀一点通”或“思君如百草，撩乱逐春生”吧。
　　吃完早饭七点半钟，他们该是八点半到单位签到，这和我们上班差不多，也许能严格一些。
　　一直到八点十五分了，二哥才张罗走。二嫂说：“喜武，到我们综合科给我签上行不行？”
　　“你真胆子不小啊，我可不敢，那要查出来，咱俩都完啦。让惜梅在家呆一小会儿，你签完到就请假回来。”
　　“不行啊，上午要和小学部的张姐去新华书店填单子，预订下半年的《作文辅导资料》。
　　“和张姐说一下情况，让别人去不行吗？”
　　“综合科没谁了，单子必须得我亲自填，别人不掌握具体数字。若别人去，还得我先前做交代，一交代就得一上午，还不如我去了。”
　　他们争论着，研究着，我听着很着急，但我表现得还是很平静。
　　时间，这工夫又快起来了。二哥抬起左手，看了一眼腕表，急忙说：“秀萍，边走边研究，都八点二十了。”
　　二嫂叫李秀萍，东北师大毕业，和二哥同学，家住洮南县城，父亲在政府工作，姊妹三个她最小，另有一个弟弟，有些大家风范。个头，长相，都和她的性格匹配。不是说吗，眼主心，二嫂大豹子眼睛双眼皮儿，所以心就大，从不斤斤计较；鼻主魂，她蒜头鼻子高鼻梁，鼻翼厚重圆封，仰不露孔，所以看事有主见，从不盲目随从；个子一米六五以上，体重一百三十多斤儿，行动麻利爽快。气质好，坐下像个演员，站起来像个运动员。
　　回家过春节那次老爸就说：“你二嫂是有福之人，长的厚成。”
　　他们走出房门，出了院子，自院门咣当一声，这院、这屋，就像无风无雨的子夜，走进小树林一样的静，静得我好生发瘆。
　　我越发想玉珊了，恨不得一把见到他。实在话说，我已经没心思梳头洗脸了，心里一阵阵发慌，站不稳坐不安。
　　没多想，二哥二嫂出门不到十分钟，我就走出去，锁了门，上街买返程车票去了。
　　先到电话局，报了长途，我只能用火烧火燎地耐心去等，几天都不看一眼的腕表，今天三两分钟就看一次。等啊等，等啊等，九点二十八分，话务员喊：“杨惜梅报的农安县永安公社俱乐部电话已接通。”
　　“来啦，来啦，来啦。”我一边连声答应着，一边往电话机那跑。到了近前，还要等，这时话务员也在拿着话筒喊：“农安，农安，农安……”而后又“永安，永安，永安……”大约也得有七八分钟的工夫，把耳机递给了我，并催促“说话，说话……”
　　我听里面乱七八糟的，约两分钟，对方喊“说话，说话……”
　　“找欧阳玉珊，找欧阳玉珊。”
　　“我是玉珊，我是玉珊。”听像是他早有接电话的准备。
　　“明天到长春站前广场，喷水莲花那等我，下午一点，直至不见不散。”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我的心，刷地一下子，开了两扇门。不！连墙都推倒了，太敞亮，太敞亮了，我撂下电话，差点儿忘了付款，又拍手，又跳动双脚，旁边人都瞪着眼睛看着我。我哪顾得上这些呢？
　　疯狂了有十秒钟的样子，头脑猛一下子清醒了，才觉得自己失态，怪不好意思的，后又一想，“谁知我是谁，给谁打电话呀？”趁势，自言自语道：“明天就可以见到妈妈啦，明天就可以见到妈妈啦。”
　　这时好像有位岁数大一点的老大娘说：“看把孩子乐的。”
　　就没法说我多高兴了，看这节骨眼儿，三天不吃也不带饿的了，五天不喝也不带渴的了。
　　我急急忙忙跑到火车站，买了红城到长春的火车票。
　　车次还不少。我高高兴兴地自我研究着，买哪个点儿的好。几点到长春问题不大，反正是不见不散。关键是怎样能摆脱二哥二嫂。
　　拿车票说话，说：“不走不行，车票都买了。”
　　那他们会把车票给退了，再说自己花钱买票他们得一百个不答应。合计了半天，最后决定：
　　就去买票，不让它们知道。在他们上班以后，我“逃跑”，在他们下班前，给他们打电话告之。“逃跑”的理由就临时编造吧。
　　站在列车时刻表揭示板前，从头往下看：六点四十太早，七点三十，哥嫂也还没上班，只能选在十点。好，就十点，二六六次快车。
　　买了车票，随手掏出早已准备好了的一张报纸，撕下四分之一块儿，将车票板板整整地包好，放在内上衣口袋一个角上，用手捏了又捏，按了又按。
　　不用跑了，走着回二嫂家。这一路，愉快、轻松，差点儿没唱出来。
　　回到二嫂家，就收拾东西，还要轻装上阵，把自己从家来时穿的衣服准备好，鞋袜也都是来时穿的，但二嫂给买的，今天不能脱掉啊，要脱掉就露了马脚了。
　　轻松地，屋里屋外走动着，想向明天与玉珊见面的情景。
　　二六六次，到长春是下午两点五十八分，出了站台也得三点半左右。三点半，他那时准能来到。
　　二嫂今天下午两点就下班了，手里还拎一些菜。多亏我回来的早，要稍迟延一会儿，就要带来很多麻烦。
　　“中午吃饭了吗？”
　　“吃了，在对面小吃部吃了三个包子。”其实我哪有时间吃什么包子啊？
　　“早晨给你准备的没吃吗？”
　　“我出去走走，看那包子挺好的，就吃了。”
　　“哪能让你自己花钱呢？”
　　“没事儿的，三毛钱一个，还不到一块钱呢。”
　　“进屋，来帮我摘菜，今晚来个羊肉炒芹菜，再来一个烤肥鸭。”说着，她把一只完整包装，印有“北京烤鸭”字样的纸箱拿了出来。
　　晚上的饭吃得挺香，二哥还喝了一瓶啤酒。餐桌上我说：“明天我得回去，再不回去就误事了。”
　　“两天，只再留你两天。”二哥说。
　　“三天。”二嫂更正着说。
　　我听了，脑瓜子“轰”的一声，多老大。
　　反正我已买了票，就说：“那哪行呢？”
　　晚上九点睡觉，睡前唠了一些大哥当兵的事，又唠老爸都快六十岁的人了，回去劝他就别干了。
　　我昨晚一夜没睡，心里又有事儿，早就困得有点支撑不住了，但也只得挺着精神敷衍。
　　第二天照例，二哥起得很早，听跟二嫂说：“今天别去了，陪惜梅逛逛公园，逛逛商店，能买啥再给妹妹买点啥。”
　　听了让二嫂不上班，在家陪我，当时就觉得嘴唇火烧火燎的，两鼻孔呼呼往出冒火，额头冒汗了，脸也有些发胀，浑身无力，动弹不得。
　　自己劝自己：“冷静，冷静，再冷静。想办法，不要急，车到山前必有路。”
　　果真，早饭后，二哥说了声：“惜梅，二哥去上班了，你二嫂陪你几天。”就走了。
　　我真的像长了大病一样，今早甚至就没吃饭。二嫂说：“吃多少算多少，一会儿找一家饭店，吃酸菜炖粉条。别看酸菜是用醋淹的，吃起来和春节咱们在家吃的一个样。”
　　“我哪有那个心情啊，二嫂，让我回家吧，我好像要长病。”
　　“那快上医院看看，红城医大一院和长春医大一院是一家。”
　　我一听更糟了，就下定决心，快刀斩乱麻，横下一条心，“硬走”。就对二嫂说：“可先打招呼啊，咱俩上街，你一旦找不到我，那我就是走了，可别着急呀。”
　　“别吓唬我了，那还了得，把你陪丢了，你二哥都得休了我。”说完，我俩都笑了。
　　我哪来的笑啊，这才纯粹是假笑，装的呢。
　　穿衣服时，二嫂非让我穿她买的那套，我说：“逛公园儿，穿瞎了，我舍不得。”
　　我拿挎包，二嫂说：“你真要跑啊，拿什么挎包呢？”
　　“顺便买点儿小食品。”二嫂知道我爱吃点儿小零食，就没再加限制。
　　眼看到九点了，才出院门。边走边对二嫂说：“我可真要逃跑啊，告诉我二哥，别着急。”
　　“你可敢！”
　　用“以假乱真”的方法，打好了招呼，我们去的还正是火车站方向，我紧张的心情稍稍得到一点安慰。见有个电话亭，我说：“我往家打个电话。”
　　“不能打长途吧？”二嫂说。
　　“试试。”我边说边走过去。
　　拨通的是二哥办公室电话，二哥不在，一位女士接的，就告知：“我是杨喜武的妹妹杨惜梅，麻烦你和我二哥说一声，我乘十点二六六次火车去长春了。”
　　二嫂距电话亭有二十米远等着我，回到二嫂身边时，她问：“打通了吗？”我说：“报了，让我等。这还能等了吗？”
　　已经是九点四十了，我估摸二六六次该检票了，就对二嫂说：“我到里边去买点儿小食品。”
　　二嫂哪知我已经买好了火车票，就说：“看准生产日期，过期的可不能买呀。”
　　“明白。”一边答应着，一边回头向二嫂摆手。
　　我实在不忍心骗我的好二嫂，我回过头来，眼泪哗哗地落下来，走出三十米远，就哭出了声，还边呜咽：“二嫂，我的好二嫂，妹妹对不起你了，妹妹有罪……”
　　
　　十七
　　低垂泪眼，检票后上二站台，找到九车厢八排五号，是个靠窗子的好号，我看着车票对号入座。
　　可坐下了。对二嫂的愧疚，早已化作一肚子泪水，现在可以倾槽涌出了。借助乘桌，两只胳膊爬在桌面上，可下有了释放的条件，把脸贴近两只胳膊，呜呜地放声嚎啕大哭。我自己都觉得，这哭声惊天动地。像这个世上什么都没有了一样，一切都已销声匿迹，只有哭声，我的哭声。
　　在火车上，这种情形并非少见，但像我哭得如此悲伤，恐怕是不多。
　　边哭边想象，我的傻二嫂，你还在那儿等我呢吗？“二嫂，不要找我啊，我上了火车，已经坐下了。二嫂，不要喊我的名字了，妹子辜负了你的一片心，欺骗了你，你骂我吧。二嫂，不要等了，二嫂，不要等了。不要傻等了，二嫂，你回家吧。若不，你就给二哥打个电话……二嫂，这份情，妹子一辈子都扔不下。我一定创造机会，还你今天的‘债’，哪怕直到下辈子，到来世，当牛做马……”
　　我越哭越伤心，不敢想象二嫂此刻是个什么情景。越不敢想，越是挥之不去，我又开始了，无法抑制的想象：或许此刻，二嫂正在原地四处张望，且又不敢离开，还在等待我回来，离开了怕我找不到她；或许等得太久了，就慢慢地挪动挪动脚步，边走边看着两边的路，边四下张望，傻二嫂是何等的着急呀，多么盼望见到我的身影啊！甚至看错了也是一次解脱；或许二嫂已经走进了候车大厅，二嫂，能看见二六六次站牌吗？晚了，我的傻二嫂，你怎么能知道妹子已经踏上了长春的列车呀？
　　二嫂啊，我的傻二嫂，你不要再找了，不要再找了。妹子欺骗了你的一颗善良的心……
　　二嫂，妹子后悔了，此时此刻，妹子有心跳下火车，可我也想到了，那样麻烦就更大了，二嫂啊，二嫂，妹子不知怎么是好。
　　这时我感到我的手脚在抽搐，就不断的活动，以援自我救治。
　　火车的速度是无情的，车轮的铿锵声，汽笛的长鸣声，让我撕肝裂肺，我不知走了多远，也不知站了几站，只盼时间过得快些，好让二嫂早点离开车站，最好能早点见到二哥。我想，那位女士不会不对二哥学说的。
　　已经过了套保、大安，下个大站就是前郭了，听车厢里的广播已报十一点，我还在一阵声大一阵声小地哭泣着。这时，对坐的一位好心大娘，推一把我的左肩问：“姑娘啊，这是谁呀，让你这么伤心？”
　　我没有回答，只摇了摇爬在两只胳膊上的头。
　　“孩子，你哭的时间可不短啦，过分地悲伤对身体不好啊。”
　　我只能在心里感谢大娘。过前郭到农安，我的脸贴着胳膊更是越贴越紧，生怕遇见同学或其他熟人。
　　农安站停车十分钟，我好难熬啊，觉得时间很长很长，有时听到说话的动静很像熟人，起码是耳熟，我就把脸更是向下贴，象是要钻进地里头似的。
　　广播报，农安到站十一点四十六分。快了，前方到站该是长春了。
　　我想他能不能在车上，若是到农安开会或办事，也许赶这次车去长春。可是，不盼啦，也不用想了，这一个傻二嫂的牺牲打击就够大的了。即使他也乘这次车，见面也该是一场尴尬。行了，行了，快到长春了。
　　从红城到农安，眼下就到长春了，对坐的好心大娘还是推了我左肩一把：“孩子，快到长春了，惺惺，惺惺吧，不行啊，快睁睁眼睛，不然下车时冷不丁地见光，坐病啊。”
　　大概是车到开安，我慢慢抬起头来，按大娘说的，把眼睛眨了几眨，把两只衣袖伸了伸，抹了抹。向大娘点了点头说：“谢谢，谢谢，好心的大娘。”
　　“啥事儿啊，这么悲伤？”看得出，大娘是个好说好道，刨根问底儿的人。
　　我就把背着二嫂上车的事简单的说了一下。
　　“看姑娘就是个连人儿的人，姑嫂处得这么近，这可不多见。这一路，听你叨咕那几句，就知姑娘和这个二嫂是真心啊。”
　　向大娘道了谢后，我去了一次厕所，回到座位还没坐稳，列车广播就报：“前方到站，长春站，到达长春的时间是两点三十二分。
　　可盼到长春了，玉珊一定在站前喷水莲花旁等着我呢，这个点儿，他也许在出站口，但接不到时他会马上回到喷水莲花旁去等。
　　下了火车，小跑儿到地下通道，从地下通道返上去，直奔出站口，并不是走得急，而是情绪太激动，心脏呼呼一个劲儿地跳，跳得嗓子眼儿一个劲儿地发干。到出站口时，喘息了一会儿，但浑身还是有些突突，直到把车票递给了检票员，手还有些发抖。
　　冷静着，冷静着。我走出出站口，快速地环视众多的接站人，不见玉珊。又把目光返回来，仔细地，甚至一个人一个人地查看，没有玉珊。再次地伸出右手食指，以韩信乱点兵的方式，还是只能自己摇了摇头。
　　这时倒感到，接站的人太多，太闹。我用疲惫的身子挤出去，自己对自己说：“不用看了，路两旁肯定不会有他的，他一定会在那等着呢。”
　　也就五分钟的工夫，到了站前广场，见那喷水的莲花依旧喷着水，像以前一样喷得那样均匀有力，足有六米高，覆盖面积不少于百平方的一个圆，喷上去形成幕布，散发下来时，即是毛毛细雨，在午后四点的阳光下，放射出五光十色的光芒，与莲花池子相配，远远望去，如雄伟壮观的海市蜃楼，又像在云霞、雾霭中喷薄欲出的一轮朝阳。
　　这天是七月二十九日，天气晴朗得燥热，最低也得有三十二三度。现在我想，那天广场的人一定不会少，但当时感觉只有一座莲花池，再就是心中盼望的玉珊。
　　池中水光潋滟，与如烟如云的细雨、浓雾，又加我寻寻觅觅的心情，在午后的晴朗的城市广场上，交织成一幅古朴淡雅相恋相守相望的情思素描。
　　这些我已无心观赏，莲花池周边，我一眼就看见了站在东南角，面向西北痴望的玉珊。
　　啊呀，浑身的热血全部沸腾，腿脚有些酸软，但还是一步一步走到他跟前，止不住的热泪，扑簌簌地落在了胸前。看见玉珊，又想起了二嫂，悲喜交加。我上前慢慢地挽住他的左臂，抽泣、呜咽，想起二嫂，我又忘形地用疲惫的双手捶打他的前胸。
　　“怎么了，受啥委屈了吗？”
　　“没有，我是在想二嫂……”说到这里，竟泣不成声。
　　“二嫂怎么了，不是说二嫂对你最好吗？”
　　“不是的。我回来，到现在不知二嫂知不知道呢，还不知二嫂急成个什么样儿呢？”
　　“怎么个过程？”玉珊问。
　　我就把与二嫂那段过程讲诉了一遍。
　　玉珊听了，也打了个“嗨”声说：“那也不能这么办呐。”
　　我听了这话，更是委屈万分，就又咬又掐玉珊挽在我右胳膊里的左臂，说“就怨你，就怨你，就怨你。”
　　我们已经边说边走了，到十米远的东南方向，找了一副供游人小憩的靠背椅子坐下。
　　“你什么时候，咋来的？”我问玉珊。
　　“昨天就来了，坐大客，到县文化馆办点事儿，昨天下午到的长春，住在了人民旅馆。”玉珊说。
　　“等得着急了吧？”我问。
　　“没有，知道你今天这个时候准到。”
　　“咋没到出口接我呢？”
　　“我想了，但你电话里没说，我就没敢离开喷水莲花这个地方。”接下去，玉珊上下打量我一番，歪着头带着微笑问我：“咋造这么狼狈，眼皮还有些浮肿？”
　　“都是为了你。眼睛是哭二嫂哭的，二嫂太可怜了……”我一提起二嫂来，眼泪就止不住。
　　他轻轻地为我擦试着眼泪说：“二嫂好心，又遇上了你这么个心好，两好割一好，啥时候都错不了。”
　　“不知二嫂咋样呢，你还贫嘴。”
　　“是啊，还不快去打电话？”
　　“晚了，他们早就下班啦。”我看了看腕表，已经快到五点了。
　　“找个饭店，吃点饭。”玉珊说。
　　“我还能饿了吗？”我说。
　　“那也不能一口不吃啊！”
　　“不吃，一寻思就够。”
　　“哎，好了。”说话间遇一卖西瓜的地摊，玉珊走到近前，让叫开，挑好的买了一个，卖西瓜的给了一个网兜儿，他用它将它装上。
　　我托着疲惫困倦的身子，玉珊挎着工作包，拎着一个大一点儿的西瓜，延站前广场向前走。
　　我们走得很慢很慢，有时我就停下，坐在马路牙子上歇歇。
　　爱情是甜蜜的，但有时却含有很高成分的腐蚀剂。我此时此刻，已被爱情浸泡得心酥体软。真的病了，感到四肢无力，两只腿很沉重，走路很吃力。
　　没进饭店，也没找旅店，就这样在长春的夜色中随意地走动着。
　　斯大林大街的夜是美丽的，尤其这流火的七月与艳阳八月相交之际，两优齐选，构成天赋的浪漫。
　　站前灯火五光十色，彩灯的色调、造型，霓虹间插，时而迷茫，时而耀眼。
　　喷水莲花有时喷射，有时停歇，停歇时雨后彩虹，喷射时，在灯光的映衬下，形成绚烂多姿、彩色缤纷的雾霭。
　　街面宽敞，街路上，大车小车，由远既近，由近既远，随着高低起伏的路况，或单调、或成双、或繁华一片的车灯，时隐时现，让这条街路的夜色，辉煌致极，璀璨斑斓，跌宕绵延。
　　过了新发，即是人民广场。七八月之际，这广场只有绿色，杨树高挑着，榆树俯卧成墙，灯光在绿色陪衬下，显得更加明亮。
　　只有我，甚至带着呻吟，拿一件外衣铺在一堵树墙下，在这件铺下的外衣上，半卧着，右手掌根支撑着沉重的头颅，给这美丽的夜留下一点忧伤。
　　见我侧卧着,玉珊走向近前。
　　“吃点药吧，我这就去买。”
　　“不用的，过会儿就好了。”
　　“把手放下，枕上你的挎包，好好地躺下睡一会儿，歇歇乏。”玉珊接下去又重复说：“等着，我这就去‘夜间售药’。”
　　“不行啊，玉珊，深更半夜，你把我一个人扔在这里怎么行？你别走，我害怕。”
　　这是午夜，已是第二天的凌晨零点。
　　我见玉珊看了看腕表，点了点头，往我这边移动了一点距离，无奈地在我身边坐下。
　　忽然听到了一阵阵，“突突突，突突突”的摩托起动声，这也许是警察在巡夜。玉珊站起身来，像是有什么重大发现，惊喜地对我说：“惜梅，离这不过百米，就是长春市公安局，看那明亮的灯光下，竖着两行牌匾，左侧是‘长春市公安局’，右侧是‘长春市国家安全局’。这里一定很安全。好了，我在这附近转转，不会离你太远。”
　　说着，他要走，找“夜间售药”。
　　“你实在要去买药，我就往外圈儿凑一凑，在明处更安全。”
　　“你到公安局大门前，那边岗亭上还有值班人员呢。”
　　我实在不爱动弹，但还是“搬了次家”。约十分钟的工夫，他拿了药，乐颠颠地跑回来了，打开大西瓜，以瓜代水，吃了药。
　　他帮我又铺了铺，安排我躺下，说：“睡一觉，药到劲儿，就好了。”
　　安排完，他在距我三米远的一处灯光下，也不知是看书，还是看什么稿件。时间不长，我就安然入睡了。
　　疲劳把我带入了梦乡：我回到了三盛玉中学，念上了高中，清楚地记得李春芳老师给我们讲数学课，三角、几何、函数、微积分、勾股弦定理等；曲景春老师给我们讲文学。讲古代文学史，讲《诗经》，讲《古诗十九首》，讲先秦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直到唐、宋、元、明、清，甚至近、现代文学。我仍然是团支部书记、班长、课代表……去农安，考上了清华大学……
　　我觉得像是翻了个身，又梦见当了女兵，穿上了军装，戴上了军帽，飒爽英姿，迈着整齐的步伐，走进军营。集体学习，集体训练，打靶、攀高、翻墙，一幕幕，好惊险，好刺激啊。
　　还梦见了玉珊，好像他还在海洋岛当兵，我去看望他，带的家乡的蘑菇，粉条，鸭蛋，鹅蛋等土特产。他带我到大海里，乘坐硕大的轮船，像是船上有部队、学校，还有商店、饭店、旅店等。
　　梦里，我很轻松，很自在。但在一个梦里，梦见了二嫂，我见到二嫂，就拉住她的手，鼻子一酸，呜呜地大哭起来。二嫂还是微笑着，我越发感到她可爱、温暖，就把头扎进她的怀里……哭着哭着，我哭醒了，睁了睁眼睛，见身边坐着的玉珊，就把手伸过去，牵着他的手，呼呼然地又睡着了。
　　牵着玉珊的手，睡得很香很甜。越过东方的鱼肚白，直至一轮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四面已经响起了熙熙攘攘，嘈嘈杂杂，吵吵闹闹的城市的喧嚣声。
　　我清清楚楚地醒来，一只手还在牵着玉珊的手，禁不住鼻子发酸，一翻身，把头爬在了玉珊的膝盖上，呜呜咽咽地说：“玉珊，你跟我受苦了。”
　　收拾“行囊”，我们度过了一夜纯粹的街头露宿。
　　“睡得怎么样？”他问我。
　　“挺好，只是做了一大些个梦。”我回答。
　　“头还疼吗？”
　　“好了。”
　　这才有精神与玉珊研究今天的行动日程。
　　“不要忘记给二嫂打个电话。”玉珊提示我。
　　“哎呀，今天是星期天，不过我昨天临上车之前已给二哥去过了电话，当时他不在，是一位女士接的。”
　　“那二嫂会知道的。”
　　“玉珊，该怎样珍惜这一天的时间啊？”
　　“得先到新华书店，买一本张志公或吕叔湘的‘语法修辞’之类的书，将来考学，这都是语文课必考内容……”
　　“就知道你是这句话，书就是你的命根子。”
　　“逛逛南湖，再看看净月潭，下午两三点钟胜利公园儿，回车站，买票准备明天回返。行不？”
　　“听你的。”我说。
　　从人民广场乘十三路公共汽车，到南湖。
　　七八月份正是人们洗澡、冲凉的旺季，湖面树树杈杈一层人，差不多都穿着泳衣，戴着泳帽，有的游来游去，有的原地打“狗刨”，有仰泳，有蛙泳，侧泳、踩水，三招六式，五花八门。
　　玉珊在海洋岛当过四年的潜水兵，我看好象是见水就迈不动步，非要玩儿上一阵子才算开心。
　　哎呀，他又急又忙，并很内行的，跑到接待室租了两套泳衣泳帽，还租了两幅泳镜，看把他乐的，嘴都闭不上了。随手给了我一套，指着那边一群女生说：“去上她们那，让帮你换上。”
　　“我不会，也不游，你玩儿吧，我看着。你一宿没睡，游泳能行吗？”
　　“没事的，老本行了。”
　　他游的是好，不只仰泳、蛙泳，关键是这潜水功夫，一刹下去就是十几分钟，甚至时间更长一些。时间太长不见他上来，我都捏一把汗。也有小跳台，隔会儿他就去跳一下。我看得出，他是觉得跳台太矮，但也没有别的办法，只是像憋着一股子劲。
　　一次次让我下，我始终没有下，他说：“白租一套游泳衣了。”
　　我看他玩儿上三天五天也没个够，还着忙赶下个日程，就乘他上来的机会，说：“行了吧，再去一去净月潭。”
　　他贪婪地张开双臂，伸一伸腰说：“别急，让我再来一圈儿。”
　　这一圈儿，圈了整个湖面儿。从东岸游到北岸，北岸游到西岸，南岸是南湖大桥，再游回来，仰、侧、蛙，自由泳，盘点了所有招术，他是那么投入，那么开心，简直忘掉了一切。
　　我也实在不忍心把他叫上来，可时间不允许呀。他从东岸上来，双手撸一把头上和脸上的水说：“这要是大海该多美。”
　　我也顺便说了一句：“我们湖滨大队的波罗湖，有这一百个大。”
　　“是啊，也有待于我们去开发。”
　　随便吃了点中午饭，我们来到了净月潭。这是一片自然风景区，真山、真水、树丛、森林，分布其中古香古色的楼、堂、馆、阁，耸立在山峰之上的宝塔、宝殿，看在眼里，游乐其中，无不勾起对山水桂林、优雅雁荡、仙境蓬莱，乃至世外桃源的遐想。
　　登上山峰，攀上楼阁，至最高层，四周望去，片片古松古柏，高低起伏的山脉、丘陵，不等距离的大路、甬道，间或车辆，间或行人，缓缓蠕动。
　　殿阁造型仿古、逼真，有三层、四层，多者五层，雕廊画壁，彩色缤纷，各层内饰游龙飞凤，外檐参差错落，檐角坠饰铜牛铁马，或形态各异大小不等的风铃，让人一饱眼福，又心旷神怡。
　　潭水微波荡漾，山、林、树、路倒映，不时有白云从湖面飘过，一潭秀丽给游人展示了一幅神奇壮美的景观。
　　潭中有风船、帆船、木筏、皮筏、画舫、快舰。游人三三两两，也有成帮结伙集体群游，或高举旗帜，或拉起帐篷，星星点点稀疏沿岸。
　　时间紧迫，我俩只能走走看看。定三点返胜利公园，再不远就是火车站。当时叫“公铁联运”，就是火车与汽车联合运送旅客。
　　从净月潭到胜利公园，要中间换一次车，到达时已是四点多，看了老虎、狮子、豹、黑熊、狼豺，孔雀，最后到猴儿山看猴儿。
　　众多猴子有老有少，有大有小，有妈妈，也有孩儿。妈妈怀里抱着孩儿，上上下下寻觅食物，孩子两只小手搂着妈妈，亲亲昵昵，也有雌雄恩恩爱爱，在这个大家庭里，多见和谐，也其乐融融。
　　人啊，和这些动物有很多相通之处，但人间为什么会有战争、残杀、偷窃和掠夺，以致相倾相扎呢？
　　看了猴子的世界，让我想了很多很多。人类，什么时候才能是一片和平盛世啊？能像这猴子或其他动物一样，和谐、友爱、互相帮助、互相提携，天下太平啊？
　　紧看慢看，出胜利公园已将近晚七点。想找个饭店，好好地吃一顿。
　　顺站前往东，南拐五十米，天池饭店，一楼门市是饭店，二至五楼是天池旅店。那个年代只有共产党投资，百分之百的“国营大馆子”。
　　找个僻静的餐桌坐下，玉珊让我点菜，我一个农村女孩子会点个什么菜呀？大串联出过门儿，到过北京，见到过毛主席，还和毛主席握过手呢。可那时吃饭住宿靠接待站，自己从未下过饭店，这点菜的事，对于我很陌生。
　　“我不会点，都你要吧。”
　　“你爱吃什么？”玉珊左手拿着菜谱，右手食指指着一行行的菜名对我说。
　　“我什么都行，你爱吃啥，我就吃啥。”
　　于是，玉珊开始点菜了。服务员过来往小本子上记：酸菜炖粉条、锅包肉、肉炒尖儿椒。他又问我：“你点一个吧，爱吃啥？”我摇了摇头。
　　玉珊手指着我对服务员开玩笑地说：“你说，这摇头是什么菜名？”
　　“不知道。”服务员回答。
　　“不是茧蛹吗？”玉珊说。
　　“炸茧蛹啊？”服务员问。
　　“对呀，茧蛹不就是摇头姑姑吗？”
　　主食是两个四两米饭。约二十分钟，饭菜上齐，服务员问：
　　“用什么酒水？”
　　“什么也不要。”我回答。
　　“不不，来两瓶汽水，要红宝来。”玉珊更正说。
　　这么多饭菜根本吃不了，我有点埋怨地说：“要这么多，吃不了，多浪费呀。”
　　“这不为的是让你选择着吃吗？”
　　“一个酸菜炖粉就够了。”
　　“来一回省城，哪能光吃酸菜粉呢。”玉珊说。
　　四两饭我吃不了，就在刚端上桌时，我拨给了玉珊一半。
　　吃着、喝着、唠着，玉珊说：
　　“今晚可不能打野盘了，得找个旅店，好好地睡上它一宿，让它一觉闷到大天亮。”
　　“你说了算。”我回答。
　　结了餐费，玉珊手向上指了指问服务员：“上面能住宿吗？”
　　“不是写着呢吗，天池旅店。”服务员回答。
　　玉珊带着我，上了二楼“天池旅店接待处”，他拿出盖有“文化站”公章的介绍信，递给服务员。
　　“几个人？”服务员问。
　　“我俩。”
　　“有结婚登记证吗？”
　　“我俩是同志，不是夫妻，不能住在一起。”我抢着回答。
　　“那只有一套房间了……”
　　“哪呀，不是套间吗？两个房间走一个门儿，可以男女各住个的房间。”另一位服务员把话抢过来，作了说明。
　　接待的那位服务员像是醒悟了似的，抬起头“啊呀”一声，又连连敲打自己的脑门儿说：“对对对，对对对，我给弄混了。”
　　说着，他翻开旅店登记簿子，对着介绍信，指着玉珊问：
　　“你是欧阳玉珊吗？“
　　“对，欧阳玉珊。”
　　“年龄？”
　　“二十八岁。”
　　“职业？”
　　“文化站。”
　　“住几天？”
　　“明天就走。”
　　也照例问了我一遍……
　　然后，给我们分配了房间，五楼，十一、十二号。
　　我俩各自拿了房卡，上了五楼，找楼层服务员，服务员接过房卡，带我们到各自的房间，边走边说：“啊，十一号套。”
　　我也不懂什么十一号套，到开门时发现，两个房间一个门，需进了十一号，才能到十二号。
　　我和玉珊都说：“我们一男一女，这怎么住啊？”
　　“这还是高间儿呢，给大人物留的，打了电话人没来，不然你能住上吗？”
　　“能不能调一调？”我商量着问。
　　“都快十一点了，跟谁调去呀。”服务员回答。
　　我俩想不住，又太晚了，没地方去了。
　　“将就住吧，这个点儿了，还上哪去找啊？个人睡个人的觉呗，那有啥，脚正不怕鞋歪，人正不怕影子斜。”服务员说得很轻松。
　　无奈，只得进了房门。我俩相觑无语，以往牵手、拥抱、甚至吻，都是偷来的秘密，即使恋得难解难分，也只有我俩自己知道，到现在也还只是茶余饭后；这住进一个房间，就打是套间，也是一种公开地挑战呐！那年月，不是向党叫劲吗？将关系到今后的前途和命运啊，这不是不打自招吗？
　　按照房卡的分配，我住里间十二号，玉珊住外间。我俩都在想：“也许，这就是天赐‘党的考验’”。
　　说啥也得住了。也知道，若传出去，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未被发现的秘密，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情况下，只要你小心从事，即使有个风吹草动，你也敢于强装，“理直气壮”；相反之，一经留下痕迹，露出疑问或破绽，即使事实上真的是个“无”，哪怕你长一百张嘴，也说不清楚。
　　今天是一九七二年七月三十日，天池旅店，五楼十一号、十二号，两号一门，住一男一女，谁去给你证明歪的还是正的，曲的还是直的呀，清的还是混的呀！
　　好难，好难，好难啊！
　　我不想住，怕惹出以后的麻烦来。对玉珊说：“不行，我害怕。”
　　“谁不怕呀，白纸黑字，我们就是跑到天边，也抖落不掉了，就凭自己掌握了，不是叫“自觉革命吗”，我们就革一革吧。”他昨一夜没睡，显得很疲惫。
　　我只能想：“别折腾了，还能让他再在马路旁蹲一宿了吗？”牙一咬，狠下心来，说了声：
　　“睡吧，玉珊，管不了那么多了，看你都熬成什么样子了？”我给玉珊铺好了铺位，推了他一把，催促说：“去睡吧。”
　　我回到了我的十二号。
　　昨晚睡得虽晚，但今早却享受的是“日出三竿”，所以一点困意都没有，自己也在偷偷地想：“是不是守着一个美男子，把睡神修普诺斯给吓跑了呀？那就来个梦神墨菲斯也可以呀，给我点儿幻想，或许有个好日子，美梦成真呢。”
　　睡不着，竟一些无端的思忖，虽关严了门，但也能听到玉珊在十一号房间呼呼地酣睡声。
　　睡吧，睡吧，让他好好地睡吧。昨晚的一夜，也真够难熬的啦。想着，想着，修普诺斯一阵阵袭来，不知什么时间，阵阵香风把我吹入了梦乡。
　　梦里，我回到了湖滨大队，在波罗湖上空，摇曳着翅膀。像似一个月夜，我看见了美丽的月亮，时圆时缺，时而白云覆盖，时而天晴月朗。我挥动着双翼，随着白云，追赶月亮。
　　梦里，看见了久违的两支神蜡，是那样的硕大，粗壮，像两支擎天白玉柱，架起三条碗口粗的三十三万伏超高压输电线，银光闪闪，但不知从何地引来，也不知送往何处去。
　　还梦见了引松入湖，人工运河宽有百米，自东向西，从松花江泻出，直入波罗湖，像一条白色巨龙，蜿蜒绵长。
　　又梦见湖底是数百万吨的大油田，采油工人在湖里竖起高高的井架，钻机发出轰轰的马达声……
　　这声音振聋发聩，我不禁打了个寒噤，醒来发现玉珊守候在我的身边。我很自然，又像是很习惯，牵过了他的手，觉得很绵软，又很温暖，心中一股甜甜的蜜意。
　　“过来多长时间了？”我问。
　　“没多大一会儿。”他回答。
　　“咋不叫我呢？”
　　“你睡得正香，舍不得叫醒你。”
　　我示意要他吻我的脸，他把头慢慢的低垂下，用双唇轻轻地，温柔地，吮动着我的脸、鼻翼，一点一点移动到我的双唇。这时，我俩都闭上了眼睛，由轻轻到猛烈，进而到疯狂。两人的舌与牙齿展开激烈混战，厮杀得难解难分。由局部牵动全身，他的右手跨过了我的左肩，插向我的后背，左臂跨过我的右臂，紧紧地拥抱着，我已本能地张开双臂，不由自主地紧密配合。
　　我的周身全然无力，一场吻地战斗还在持续着。我把身体向睡床的里边移动，他先是半个身子挎在了我的床上，我又向里移，向里移，给他让出了足够的地方，他全身躺在了我的睡床上。先是仰卧，急促地喘息着，后又是侧向了我，把右臂从我的脖颈下伸过去，左手搬过我的右肩，又是一次吻与拥抱的高潮……
　　两颗心紧贴着，嘭嘭地撞击着，就在屏住呼吸的瞬间，我的头脑里泛起了冷静与清醒，快速地又一次亮出“到此为止”的警示牌。
　　我不知下一步是个什么样子，也不去想下一步。这是最后的一站，至此为终点，这也就是我们发展的最高峰。
　　“不越雷池半步，不越雷池半步！”我一次次地警告自己，也敬告着他。
　　“雷池”究竟是什么，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我也不想再知道。
　　他乖乖地听着我的话，我感觉到了他眼里流出了痛苦的泪，或许还参伴着滴滴的血。
　　抑制着，抚摸着。整次战役的战场，只界定在心房以上，因为我们是用“心”，因为我们是用“魂”。
　　临起床时，又有过一次吻的高潮。但在我的潜意识里感觉到，这即是“最后的晚餐”。
　　我很心酸，流下了惜别的眼泪，心里说：“欧阳玉珊啊，我的亲爱的，让我这样地称呼吧，我们再见了……”
　　这时我控制不住了，释放出了悲恸的哭声。
　　就这样，又一个痛苦地幸福了一个难忘的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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