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生命册（第三章）（2）

　　老万蹲在电视机前摆弄了一阵子，等到电视上出现画面的时候，他先是把灯关了，又拉上窗帘，而后小声说:“对不起了，各位，你们看吧。我得把门锁上，在外面给你们望着点“雷子”（警察）。”说完，他一边摄手跟脚地往门外走，一边又对骆驼说:“哥哥，尿的话，那边角里有一桶，将就将就……”然后，门轻轻地关上了，就听见了锁门的声音。
　　在电视余光的照射下，我发现，他们三人的脸是绿的。我知道我的脸也绿了。我们都绿着一张脸，木瓜一样地坐着……我们很害怕，气儿都不敢喘。下贱哪！我们真成了钻进风箱里的老鼠了。电视画面上出现的男男女女，一个个脱得光溜溜的，裸着一亮一亮的肉体……我的心砰砰直跳，头发一丝丝竖着，恐慌多于惊奇，极度地紧张!镜头一闪，眼前晃着一双巨大的、红色的高跟鞋，网状的黑丝袜，“咯嗜咯瞪”地走过来，跨过一道道白色的门，接着是叽里咕噜，是喘息着的女人……身后就是门。门虽然锁着，可我们还是怕……A菜，这就是狗老万说的，“A菜”?
　　当带子放到一半时，屋里的电话响了!电话铃“当嘟”一声，像炸开的炒豆一样，一直响个不停……我们吓坏了。我们扭过头，呆呆地望着放在书堆上的电话机，大气都不敢出!湖北佬颤声说:”关关关，关了吧！”
　　这时候，只见骆驼甩了一下袖子，站起身来，走到书垛前，拿起电话，“喂”了一声，紧接着，他看了看我们，咳了两声，说:……哦，哦，吃着呢，药吃着呢。雷尼替定（胃药），有，还有呢。没事……放心，放心吧……突然，他一脸庄重，严肃地说:不说了吧?我们正在开会。开一个很重要的会……嗯，不说了。你也保重。
　　打完电话，骆驼袖子一甩，一言不发，又重新走回来，坐下继续看录像……
　　绷紧的空气松下来了，廖动了一下身子，说:小情儿吧?
　　朱说:嫂子，嫂子。
　　骆驼先是不吭，很严肃地坐着……片刻，他淡淡地说:“查岗，查岗的。”
　　我有些吃惊，我终于看到了骆驼的另一面，狡诈的一面。他就像是一个天生的演员，他的演出到了逼真的程度。在一片叽叽歪歪的哼哼声中，他居然说“我们在开会”!我想，那一定是他老婆，当年的“系花”打来的……骆驼真是个人物啊!
　　往下，我们总算有了点活气，我们开始小声议论着画面上的男男女女……说实话，直到这时，我们才有了些感觉，头皮不再发炸了。
　　灯亮了，当听到开门的声音时，我们终于长出了一口气……一连三个小时，我们吃了一肚子“A菜”，小肚子发胀，都憋着尿呢。
　　老万摇着身子走进来，说:“怎么样，各位?过瘾吧?看炮兵演习……有灵感了吧?”
　　骆驼说:吊吊灰。
　　我说:狗球。
　　廖说:板麻养的。
　　朱说:小辣子。
　　我们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其实，我们只是表达了一种情绪，一种备受熬煎的情绪。四个成年男人，饿着肚子，来吃"A菜”。这里混杂着的是——欲望、惊恐、羞渐、刺激、堕落……还有尿意!
　　在回地下招待所的路上，顺着一条条胡同，我们走在老北京的夜色里。对于外乡人来说，北京的冷是透骨的，是“身在异乡为异客”，是“风刀霜剑严相逼”......我们一边走一边搓着手、哈着气、说着无用的废话。
　　骆驼说:脱光了，人跟鱼一样。
　　我说:牲口！人也是牲口。
　　廖说:白肉！白条子肉。
　　朱说:小日本的，倒温和些。
　　这时，湖北佬突然说:“得签合同，我们得跟“板麻养的”老万签个合同。”
　　骆驼说:“对！也对。签，我明天就跟他签。”
　　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还是湖北人聪明。廖说:“不是一本一万么?那就一人签一份。这样保险些。”
　　骆驼有领袖意识，骆驼很严肃地提醒:“记住，我们是一个团队。”
　　那时候，社会上才刚刚有“万元户”之说。一万，在我们看来，是个巨大的数目。我们接下了这个活儿，我们不再说什么了，我们心照不宣。
　　往下，昏天黑地的日子开始了。
　　按老万的要求，我们一人一本，每人每天“攒”四千字，六十天交初稿……如果能顺利过关的话，我们每人可拿一万元。往下，再接着“攒”。
　　现在回想起那段经历，可以说，真不是人过的日子……我就是在那段时间里学会吸烟的。
　　我们龟缩在地下室的格子房里，一个个都熬成了烟洞里的红眼老鼠……我们已很难凑在一起了。骆驼是一个习惯用左脚敲门的人。也许，作为一个有残疾的人，他必须极致，才能在这样的社会里生活下去。他那只残了的胳膊，肩膀头和牙齿的配合也到了让人吃惊的地步。穿衣服时，他先用右手把衣服套在胳膊上，而后肩头一耸，牙一咬，就提上来了……一瞬间就会把衣服穿得周周正正的。骆驼走路经常会晃着膀子，他右边的肩膀摆动的幅度很大，不时地要耸一耸肩，就像是很骄傲的一个人。其实，他不是骄傲，他是为了保持平衡。进门或出门时，他的左脚总是最先探出去，宽一些走，他是以脚代手探路的。
　　骆驼每天早上四点起床，先是一支一支地抽烟，不停地咳痰，他的烟灰缸总是堆得满满的……而后是一阵震耳欲聋的咳嗽声，炸了肺一样!他的写作从早上四点开始，一直写到下午四点，而后门“吮”的一声（他是用肩膀开门的），他拿着温水瓶走出来，甩着袖子，去打一壶开水，泡方便而吃。
　　寥是夜战晚上九点开始，一气写到第二天上午，把笔一扔，蒙头大睡。他要一直睡到下午才吃饭。他吃的是泡饭，打一盆米饭，就着一包榨菜，用开水泡一泡吃两顿。吃了饭穿着一双拖鞋，“吧嗒吧嗒”地四下串，拍拍这屋的门，再敲敲那屋门，探一头问:“板麻养的，写了多少?”你要是不理他，他就接着串。间或，我去敲他的门，就见他坐在屋里的床头上，扳着一双臭脚，这是他的思考方式……
　　朱成了“磨道里的驴”。他不停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动静很大，像戴着脚镣似的。要么就是倒立，他的思考方式是“倒立”，像壁虎一样贴在墙上。他住的那间格子房，墙上全是他的鞋印子。朱也吃米，他让人从家里给他捎来了一个小煤油炉子，想偷偷地做饭，被招待所的管理员小莉发现，给没收了。朱很懊丧，嘴里骂骂咧咧的。他的写作是从撕纸开始的，每每写上几行，他就开始撕纸了，一张一张，地下全是他扔的纸团……有时候，他敲一敲格子板，问:靠，怎么写?说完，他吃吃地笑了。我也笑。
　　我是全天候，二十四小时，不分昼夜。写不下去的时候，就睡;睡不着了，又爬起来写……这是个体力活。我坐在桌前，一日日开着台灯，白天也当晚上过，整日里掉头发，头昏脑涨的。我和他们不同，主吃面食。方便面分了好几种吃法，泡着吃、千着吃、煮着吃，吃了几箱子后来我在方便面里吃出了一股鸡屎的气味，一闻着就想吐。
　　我们住的格子房成了一间一间的囚室。我们各自困在囚室里，联络方式是相互敲格子板。我睡颠倒了，时不时会敲一敲朱的那一面格子板，问:“几点了?该吃饭了吧?”朱说:“刚送过水。”那就是上午九点有时候，也敲廖的这一面，没人应，那就是说，已是下午了，廖睡着了……还有的时候，实在是写不下去了，我就在北京的胡同坐串来串去，像流浪儿一样。我的烟瘾也越来越大了。有时候，半夜了，还去敲胡同口纸烟店的门。后来，我竟跟胡同口一家纸烟店的老头成了熟人，他说：住“红旗”的都是笔杆子呀。我没有回答他，我没脸回答他……我们走的是下路，我们是“枪手”。
　　偶尔，聚在一起时，我们就去邻近的小店半喝啤酒，打牙祭……而后就互相追问:“今天写够了么?”
　　驼驼说:“头三天，我都是一天八千字!今天才写了几百字，写不下去了……”
　　廖说:“脑壳子疼。我一天五千今天写三千，麻麻虎。”
　　朱说:“小辣子的，不是人干的……”
　　我说:“王八编笨篱，就编吧。”
　　喝醉了的时候，我们就大骂骆驼，说是他逼着我们签下了“卖身契”!而后逼他唱“花儿”。骆驼认账，袖子一甩，扬起脖子就唱:……板子打了九十九，出了衙门手拉手。大老爷堂上定了罪，回来还要同床睡!谁把俄俩的手扯开，快刀提到你门上来!……廖大声叫道:板麻养的，多好的细节呀，我用了!
　　朱说:“买！买吧用钱买!”
　　往下，我们开始划拳，玩“老虎、杠子、鸡”，谁赢了，吃一块水煮肉片……
　　这天夜里，凌晨三点，在服务台值夜班的服务员小莉突然尖声叫道:“妈呀，死人了!快来人啦!”一时，咕咕咚咚地，我们全跑出来了。
　　我们一起拥到了公共卫生间的门前，只见朱出溜儿在盟洗台前的地上，裤子在腰上半褪着，两眼紧闭着，昏迷不醒……我们三个赶忙把他扶起来，让他靠墙坐着，摇着他叫道:“老朱，老朱……”再摸他的鼻息，骆驼说:“还有气儿呢水，水……”
　　我说:“掐，掐他人中！”
　　服务员小莉在一旁捂着鼻子说:“裤子，快给他提上裤子……”吓死人了。
　　喊着，喊着，只见老朱慢慢睁开了眼，喃喃说：“家败的，我怕是不行了。一夜跑起十八趟，哥哥，我要走起了……”说着，他眼泪汪汪的。骆驼赶忙安慰他:“酸中毒，你是酸中毒，没事，我那儿有雷尼替定……”老朱又勉强睁了睁眼，说:“哥哥，冷，我冷！”
　　我拍拍骆驼，说:“别“雷尼替定”了，赶紧送医院吧。”
　　天太晚了，打不上车，于是，骆驼带头，我们三人轮流背着老朱往医院赶……一路上，老朱哭着说:“哥哥耶，我不行了，送我回家吧。我想回家。我实在受不起了，我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了……”我们轮流劝他:“你没事，你会好的......”可听了他的话，我们心里都酸酸的。
　　已是凌晨了，北京的风呜呜地刮着，寒气逼人。我们气喘吁吁地轮流背他，累死累活地，好歹在府右街后找到了一家医院，这是一家妇幼医院。在我们的央告下，总算把他收下了……我们坐在派院的走廊里，累得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了。
　　一直到医院开处方、登记名字的时候，我才知道他叫朱克辉。朱克辉得的是中毒性急性肠胃炎，因为我们那天晚上在北京的小摊上吃了顿水煮肉片，又喝了些凉啤酒，他贪嘴，吃坏了肚子……廖说:“板麻养的，入（肉）他吃了多一半!”
　　朱克辉在我们的看护下，输了一天一夜的吊瓶，病总算好些了……可他是城里人，从没吃过这样的苦。他还是说:“哥哥，哥哥耶，我实在受不起了，让我走吧。”
　　骆驼说:“钱还没拿到手，你怎么走?我有胃溃疡，比你还严重呢。希特勒说过一句话，‘不是他们踏着我们的尸体过来，就是我们踏着他们的尸体过去!’坚持！”
　　于是，我们就这样昏天黑地的“坚持”着，苦写苦熬。我们不再出门了，我们天天吃泡面，我们每天数着字数，我们已经没有了时间概念……一天，当我们穿着棉衣走出地下室的时候，才突然发现，树已经绿了。
　　最后半个月，我们实在是熬不下去了，我们就快要疯了。写不下去的时候，我们四个人聚在一间格子房里，喝酒、骂娘，各自说着家乡的事情……我们想家了!六十天的限期就快要到了。可是，我们已经没有钱了……那年月，四个人，一千块钱的伙食费，要说也不少了。可我们摊下来一人才二百五，加上抽烟，隔三差五地打打牙祭，再加上朱克辉看急诊、输水、拿药的花费，一算，骆驼说没钱了。
　　离限期还有五天，我们没钱了。我们看湖北佬，他是个细人。廖说:“板麻养的，别隙我，我兜里只剩一蹦铺儿。”我们不信，就地按倒，搜他，竟搜出一张五块的!于是，四个人共了产，打了牙祭，吃了最后一顿火烧夹牛肉……开初，我们还硬撑着，撑到第三天，当我们把各屋剩下的方便面、面包屑收拾干净的时候，就再也撑不下去了。我们三人联合起来，一再地逼骆驼，要他跟老万联系，让老万赶快送钱来。可骆驼说，他打过很多次电话，老万到广州去了，几天后才回来……怎么办?!
　　湖北佬灵机一动，说:“板麻养的，他不是有BP机么?你“扣”他!”
　　我们肚子里咕咕乱叫，我们都看着骆驼……我们押着骆驼来到服务台前，我们又甜言蜜语地哄着服务员小莉，四个大男人厚着脸皮赊下了电话费，骆驼一连呼了九遍，说是加急!
　　我们站在一旁，说:“再呼，再呼，呼死他!”
　　一个小时后，老万复机了。老万说:“操，不是订得有合同么?按合同办事。没钱了?没钱你们先借……等我回去再说。”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我们傻眼了。在北京，人生地不熟的，让我们找谁去借呢?这时候，我们再看骆驼。我们饿狠了，我们的目光像饿狼……骆驼一甩袖子，说:“我想办法，我来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