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生命册（第一章）（3）

　　我再也不到操场上跑步了。时间每一分钟对我都是宝贵的，我得张开每一个毛孔去吸收、消化那些由古人造出来的方块字，而后化蛹为蝶。我得把自己磨成锥子，顽强地钉在一个点上。我得是一张弓，把自己拉满，而后才能射出那支响箭!每当我看到梅村的时候，我都背过脸去，尽快地走开。我咬住自己的舌头，咬住自己的心，我的牙齿像铁钉一样坚韧。我得扛住自己，站稳了。
　　我要说，如果不是那些可怕的电话铃声，我就会在本校娶一个漂亮的女学生当老婆。而后戴着金丝眼镜，围着驼色的羊绒围巾(我童年的梦寐以求)，顺着讲师、副教授、教授、硕导、博导的台阶……一路走下去，成为一个著名的学者。
　　可电话铃响了。
　　我接的第一个电话莫名其妙。
　　电话里，一个老憨腔，上来就说:丢啊，我是你舅。
　　我一下子火冒三丈!我心里说:我是你姥姥。你谁呀?这时候，电话旁边出现了一个女人的声音说:叫我说，叫我跟他说。
　　接下去我就哑了。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我只有“嗯”的份了。打电话的是国胜家女人，按辈分我应该叫她三婶的。童年里我吃过她的奶，她奶上有颗黑痣。我说:三婶呀，你……她说:丢，丢啊，你三婶子可从没给你张过嘴呀。我说:你说吧。三婶你说。她说:我侄子，我亲侄子，我娘家兄弟的孩子，考大学了。你在省里，可得给录了啊!我说:三婶，他考多少分?报的是哪所学校?是不是第一志愿?她说:这吧，丢，让你舅给你说吧。我亲兄弟。你舅，让他说吧……
　　往下，我无话可说。我不能告诉她，在省城，我什么也不是，我只是一个助教，我只有一个床位……我说不清楚。我只能说，好吧，我给你打听打听。三婶最后还叮嘱说:该花钱花钱，该送礼送礼，到时候我还你。
　　这话重了。饥饿的年代里，我吃过人家的奶，我不能不问。可我问谁呢?我先是找了系主任。魏主任说:你去“院招办”问问，院招办的人跟省招办的人熟一些。我说:招办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找谁呢?主任看着我，看得我脸都红了。这时，他才说:你去找院招办的赫主任，我给他打个电话。在那个夏天里，为找这个赫主任，我三天往学院的招生办公室跑了十八趟。我记得这个“招办”的赫主任是个麻子，麻子点多，他躲起来了。于是，我动用了我刚刚在学院里靠微笑建立起来的、薄得像一张纸似的人事关系，我甚至觑着脸去找我那些家住省城有些背景的学生……总之，我打听来打听去，终于把三婶家亲戚、“舅家孩子”的分数打听出来了。
　　他的成绩是三百八十七分。那一年全国统一招生录取分数线是三百八十八分，他差了一分。差一分就没希望了。
　　我正替他惋惜，电话铃又响了。电话是三婶打来的，三婶说:丢，咋样啊?你舅家孩子那事，成了吧?我说:没成。他差一分。她说:多少?我说:三百八十七，差一分。她说:晦，不就一分么?你说说，给录了。我吓一跳，说:三婶，这可不是我说了算的。全国统一定的分数线，谁也不行。三婶说:丢，你不是在省里么?我说:我我我……三婶说:丢，我就求你这一回。孩，你办了吧?当年你连吃带咬的，奶头都给我咬烂了，我那奶水可没收过你一分钱呢……(别急，叫我跟他说。)丢啊，明儿，我就带着你兄弟找你去了。天坍下来，你也得给我办了!
　　当天晚上，我咬咬牙，提着两瓶酒两条烟，去给赫主任送礼。我想求“招办”的赫主任帮帮我，想办法把“舅家的孩子”给录了，这也算是我给村里人办了件事情。那天夜里，我先侦察好了路线，而后顺藤摸瓜找到了民政厅家属院二栋六单元三楼三零二房(据说，赫主任的小姨子在民政厅工作，这里有一套空房子，他躲到这里来了)。屋里有灯，这说明我找对地方了。那是我第一次单独给人送礼，没有经验，心里揣个兔儿，老怕被人撞见。我在楼道里站了很久，每当我鼓起勇气，要上去敲门的时候，总有人从楼上走下来……在黑暗中，我发现，找到这里来的人还真不少，这都是些有“门道”的人。我躲在楼梯台阶的后面。听见一男一女从楼上走下来，那女的说:一千够么?少不少?那男的说:够。够了。有局长的条子，都是熟人。楼道里很黑，我看见人一拨一拨地从上边走下来，我看不清他们的脸，但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等人都走光了，我才上去。
　　当我敲开门的时候，赫主任愣了，他看着我，说:吴志鹏，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赫主任不简单。麻子点多呀。学院那么大，人那么多，他跟我也就照过几面，居然能记住我的名字。我有些激动，我说:赫主任……赫主任摇了摇头，没容我说下去，手一伸，很勉强地说:进来。进来说。我就这样灰溜溜地进了门。进门后，赫主任看见了我手里提的东西。赫主任说:昊志鹏，课上得不错么。怎么也学这一套?我说:赫主任，我老家的一个孩子……没等我把话说完，赫主任就笑了，赫主任“星光灿烂”。赫主任再次摇摇头，仿佛很理解，也很无奈。他下意识地拢了几下头发，他的头发着实不多了，前边那一络用发胶粘在脑门上，看上去很滑稽。待赫主任象征性地拢了头发之后，淡淡地说:坐，坐吧。我忐忑不安地在沙发上坐下来，把手里提的礼物顺手放在了茶几上。
　　不料，突然间，他的态度变了。赫主任看着我，很严肃地说:小吴，不是我批评你。你年轻轻的，不该呀。你怎么……啊?说着，他很不屑地顺了一下舌儿:我告诉你，我不吃这一套。把东西掂走。有事说事，东西必须掂走!就这么三言两语，他把我打发了。我知道，是我的烟酒寒酸，人也寒酸。我手里没有某某领导写的条子。
　　我哭了。我的心哭了。我不知道该怎么给三婶说。
　　接下去，电话就多了，隔三差五有电话打过来。保祥家女人在电话里哭着说:丢，天坍了呀!我说:婶子，你别急，天怎么就坍了?她说:你叔的农用车在漂河撞着人了，让那边警察给扣了。这车是六家凑钱买的，你四婶、五婶、六婶，还有春成家……你打个电话，让派出所把车放了吧。我说:婶，这、这事……她说:你不在省里么?你一个电话，事不就办了。我说:我我我……句儿奶奶声音颤巍地在电话里说:丢，真欺负人哪!不叫人活了呀!你七叔都当了十六年的民师了，这会儿叫人裁了……都是因为咱没人哪!丢，你是省里大干部，你打个电话，给县里说说吧。说啥也不能裁你七叔，你七叔几天不吃饭了，寻死觅活的，咋办哪?海林家女人在电话里说:丢，你这个穷婶子你还认吧?你帮个忙吧，你侄子眼看就匪了呀!你不能看着他住监狱吧?丢啊，你救救他吧，弄好在省里给他找个事做，这对你不算啥，就一句话的事。
　　我的心一阵一阵揪着疼，就像是在火上烤。我知道我欠他们的，我欠他们很多很多。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心里说，我怎么不是省长呢?我要是省长，全都给他们办了。我很想腐败，可我没有腐败的条件哪!
　　我接的第二百二十七个电话是东城区公安分局打来的。接了电话，里边是一个男子的声音:你姓吴吧?我说是。他说:吴志鹏?我说是。他说:拿钱吧。拿钱领人。我说:怎么了?电话里说:你说怎么了?你这哥是怎么当的?你妹子干的事你不知道?拿八百块钱领人。回去好好教育。我说:你谁呀?我没有妹妹，凭什么拿八百块钱?电话里说:我分局的。一个叫蔡苇香的，你认识巴?我迟疑了一下，说:认识。她怎么了?他说:你说怎么了?在洗脚屋把人家玻璃门给砸了……你领不领?你要不领，就送她去“劳教”了。我说:等等，你等等。能不能少缴些钱?电话里说:你买红薯呢?还讨价还价?这是罚款!我说:那那那，分局在哪儿呢?他说:分局在哪儿?你说在哪儿?你不会问!啪一下，电话撂了。
　　天哪，那时候我一月才七十九块钱，原来才五十二块，刚提的工资。他一张嘴就是八百，我上哪儿凑钱呢?可她是老姑父的女儿，我已经找了她两年多了，我不能不救。
　　当我骑着一辆自行车赶往东城区公安分局的时候，一路上头嗡嗡的，人就像个火药桶，差点撞着人。我想骂人，我甚至想杀人!我好不容易在省城建立起来的一点点人事关系，在一次次求人办事、四处借钱的过程中已经用尽了。我的同事看见我都躲着走，生怕我向他们借钱。可我没有办法，我还得借。到了分局，我堂堂的一个大学讲师，却像孙子一样，见人就点头，一路叩问，终于问到了治安大队办公室。一个胖胖的警察对我说:你是昊志鹏?我说是，我是。他问:钱带来了么?我说带了。他说:不是你亲妹子?我说:也算是。一个村的。他噢了一声，说:你等着吧。他走了几步，又回过头说:这姑娘匪了。我抓她两次了，屡教不改。要不是看她怀了孕，就送她去“劳教”了。我惊讶地望着他:她……怀孕了?
　　等我见到蔡苇香时，她穿得是那样少，少得让人不敢看。她上身穿着米黄色的、露着半边奶子的丝绸短衫，下边是米黄色的绸短裤，头发烫得像鸡窝一样，脚上跟拉着一双红拖鞋，半蹲在那里，真成了一只“鸡”了。虽然是夏天，昨晚上下了一夜雨，她大约是冻坏了，缩着膀子，身子半弯着，我差点没认出她来。当着警察的面，她还埋怨说:哥，你咋才来呀?
　　出了门，我本想给老姑父打个电话，让人把她接回去。可她的眼像锥子一样瞪着我，说:缴了多少钱?我说:八百。她说:好，我会还你的。可有一样，不准告诉我爹。不准给村里人说一个字。要不然，我就说我肚里的孩子是你的，你信不信?我无话可说。这不活脱脱的一个女流氓么?
　　我说:香，我给你买张火车票，还是回去吧。
　　她说:我不回去。不混出个人样，我决不回去。
　　我说:香，老姑父都决急疯了……
　　她说:别提他。别提我爹。
　　我说:那你，就这么……
　　她说:你说这话有意思么?得了便宜卖乖。我爹把好处都给了你了。所有的机会你都占尽了，你还想怎么着?
　　我说:我听说，你，已经被抓了两回了。你说你……
　　她说:你的机会不也是送礼送出来的么?卖啥都是卖，我卖我自己，又没卖你。咋，心疼钱了?我说了，我会还你的。
　　我说:我是心疼你呀。
　　她说:别。丢哥，你是名人，我是贱人。各走各的路吧。
　　我这已经是第二次跟她见面了。调进省城之后，我平生第一次进脚屋，就是她给我洗的脚……我知道她恨我。她也恨她父亲。她是一颗仇恨的种子。她眼里有很多蚂蚁。我从小就熟悉蚂蚁，她眼里汪着一窝一窝的蚂蚁。蚂蚁的灯是黑的。
　　我说:你身子……
　　她说:这事你别管。我有办法。
　　我说:那你……
　　她说:你走你的。我走我的。钱，我会还你的。记住，别告诉我爹。说完，她很快混在人群里不见了。
　　我推着自行车，傻傻地在马路边上站着。
　　我几乎就要崩溃了。
　　我身上的“包袱”太沉重了，一个无梁村就快要把我压垮了。伟大领袖说，他身上既有猴气也有虎气。我倒很想变成一只狐狸。我要是狐狸就好了，我很想轻巧地把“包袱”甩掉，站在高处看风景。我想说:我是个孤儿，我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可我做不到。
　　我害怕接电话。我一听见电话铃声就头皮发麻!我始终也没有弄清楚是谁把单位的电话告诉村人的。我曾经怀疑过“油菜”。我在心里无数次地大骂吴有才，我不就在你那儿住了一晚么?你就把我供出来了？可我也知道，这与“油菜”没有多大关系。自分别后，“油菜”从未找过我。我想，我大约成了无梁村的一根“稻草”，成了他们惟一能抓住的东西。他们一旦有了困难，迫切地希望能得到一个“官人”的庇护。可我不是官员。
　　有一段时间，我试着想当一当“狐狸”。我很想当“狐狸”。我看不起自己，我蔑视自己，可我禁不住还是想当“狐狸”。每当有电话找我的时候，我就拿捏好腔调，对着电话撇一串北京话说:喂，你哪里?谁?找谁?噢，找姓吴的是么?什么，口天吴，他不在呀，不在。出差了。什么时候回来?这就难说了……喂，找谁?王，这里没有姓王的。胡?没有。没有这个人。打错了，你打错了。这是机关。喂，哪位?兔子?哪有兔子?谁是兔子?你?噢，你找……丢?谁丢东西了?找派出所去，乱弹琴。噢，找姓吴的，口天吴，吴志鹏是吧?好像……有，是有这么个人。可他走了。是啊，是。走了，调走了。调哪单位?那就不知道了……我甚至试着想流氓一下，我对着电话说:喂，我是谁?我是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我调你一万吨小麦。你谁呀……我是你大爷!
　　没有人愿意活在愧疚之中，每当我放下电话，回过头来，我心里的泪就下来了。我看见了无边的田野，我看见了家乡的牲口棚，我看见倒沫的老牛正在瞪着眼骂我呢:吴志鹏，你吃人奶拉猪屎，驴粪蛋外面光，真不是人哪!
　　我躲避电话，就像是躲瘟疫一样。流氓很好，流氓很轻松。你只要不把自己当人，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染一染，用墨汁把心染一染。我跳出来了，心一墨，我就跳出来了。有那么几次，我也来点恶作剧。每每有电话铃响起，凡是找我的，我把电话听筒拿起来，我坚决不说人话，不说中国话，我给他来叽里噜:first,second,third,forth}…听着那二百里外的声音，就像是跟“土地爷”说话。满嘴跑舌头，作的是假揖，烧的是空香。在乡村，只有土地爷是可以日哄的。
　　也有躲不过去的时候。一次，一位女同事大声喊我接电话，我不能不接。可我接了之后就后悔了。那个电话是老姑父打来的，我不敢推辞。老姑父在电话里说:丢，出事了。我一听，顿时心惊肉跳!我壮着胆子问:出什么事了?老姑父说:你六婶，也就是印家女人，还记得吧，你吃过她的奶。她孙女，三岁，去年掉河里淹死了。我噢了一声，竟然不敢大声回话。老姑父说:你听见了么?我说电话里有杂音，听着呢，我听着呢。老姑父说:好在她儿媳妇又怀孕了，就是坤生他口，偷偷托人让县医院查了，还是“龙凤胎”。不管怎么说，这算是一悲一喜，我心里松了口气。可就在这时，老姑父又在电话里说:这会儿他们正往省城赶呢！顿时，我的心又提起来了。我声音都变了，开始颤抖，说:怎、怎么了?老姑父说:难产。医生说，得剖腹……丢啊，你给找个好点的医院，平平安安地把孩子给生下来。要不，一家人都坍天了。我硬着头皮说:行啊，行。
　　我心里说，我又得托关系了。我找谁呢?可我还得找，我不能不找。有时候，我觉得我脸上真的刻有字，我就是一个卖“脸”的，村里人派我卖“脸”来了……当我四处求告，上下托人，终于把孕妇送进病房的时候，我才暗暗地松了一口气。我觉得，我终于给村里人办了一件事情。
　　可是，没过几天，又出事了。那天下午，我刚刚下课，六婶的儿子坤生又找到学校来了。他站在教室外边，脸苦得像楼瓜，眉头皱得像晒干了的生姜。我心里一沉，忙问:生了么?他说:生了。我说:是龙凤胎么?他说:是。我说:大喜呀。不料，就在教室的外边，他却慢慢地跪下了。他满脸都是泪，跪在我的面前。
　　我说:坤生哥，你这是干什么?
　　他神魂颠倒地说:……我看见阎王爷了。
　　我说:谁……怎么了?
　　他喃喃地说:阎王爷举着勾魂牌勾人来了。
　　我说:你起来，起来说。到底怎么了?
　　他说:兄弟，你是贵人，学问大，你给孩子起个名字吧。
　　我厉声说:起来!
　　他突然扑上来抱住我的双腿说:脑瘫。医生说是脑瘫！兄弟，你救救孩子吧。
　　轰的一声，我脑子一下子短路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他紧紧地抱着我的腿，说:兄弟，妞(病)重，妞就不说了。这男孩(病)轻，你得帮我保住，我求你了。
　　我哄着他，把他从地上拉起来。可我同样是六神无主。我只是说:你别急。想想办法，咱想想办法……我突然发现，这是个无底洞。他是想把我拽到无底洞里去。我吓坏了，立时就有了想逃跑的念头。
　　此时，坤生哥已经迷了。他像个疯子似的紧紧地拽住我，哀求说:丢，兄弟，我求告无门，只有来找你了。你嫂子剖了腹，还在病床上躺着，俩小的都在电箱里，一夜抢救花了五千七，我就带了三千块钱，就这还是凑的。人说，得再交两万，再不交钱就停药了!兄弟，妞我不要了。妞不说了，那男孩还有救，你救救他吧！说着，他又要下跪。
　　我拽住他，不让他往下出溜，再一次问:脑瘫?
　　他机械地说:脑瘫。
　　我继续哄他，我说:你别跪我。走，我领你去个地方。这是个无底洞，我不能再向人借钱了，我也借不来钱了。我对自己说，我不要脸了。我的脸已薄成一张纸，这人情我再也不能欠了。我领着他走上大街，在茫茫人海里漫无目的地走着。天黑了，到处是灯，彩色的灯，霓虹灯一处一处闪烁，晃得人心慌。我望了望天空，如果天上能下钱就好了。可天上下不来钱。他紧跟着我，一步不落地往前走。我却只想把他甩掉。我一边走一边想着甩掉他的办法。坦白地说，那时候，我随时都会抽身走掉。
　　走着走着，我终于想起了一个办法，甩掉他的办法。我把他领到了一家报社的门前，伸手一指，说:坤生哥，不是我不帮你，你兄弟一月才七十九块钱，村里一天到晚有人找，我已欠下了一屁股债，打死我我也拿不出那么多钱来。我说:我给你想个办法。
　　他神色迷离，两眼发直，说:你是说抢银行?
　　抢银行?我脑海里飘过了一丝念头，这念头把我吓住了。我也看见银行了，我看见了银行的大字招牌，“中国人民银行”。是啊，人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就往歪处想了。
　　我说:你找死啊。谁让你抢银行了?你看见了么，这是报社。你也别跪我了，跪我没用。我给你写几个字，你到报社门口，往地上一跪，把这张纸举起来，只要里边有人走出来，你就跟人说，边哭边说……这事，只要报纸登出来，说不定就有人管了。
　　他很无助地望着我，说:兄弟，你呢?
　　我说:我现在就去给你借钱，能借多少是多少。记住，他们不答应你，千万别站起来！说完，我拔腿就走。
　　我真是个流氓啊。我就这么把他撂在了大街上……我狠下心来，像逃跑一样大步往前走。我对自己说:别回头，千万别回头。一回头心就软了。等我走了一段路，拐过一个街口，侧过身，悄悄地回望着报社门口，只见他果然跪在了报社的台阶上，手里举着我写的那张纸。他很无助，不时地四下望着，他在找我呢。我眼里的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坦白地说，我没打算给他借钱。我已经很“孙子”了，借钱的人都是孙子。我堂堂一个大学教师，见人就借钱，这算怎么回事?我很无耻。我知道自己很无耻。童年里我吃过六婶的奶，吃过六婶撰的芝麻叶面条，我还吃过印叔的烤红薯，在大雪漫天的时候，印叔在麦秸窝里找到我，把我背回家去，给了我一块烤红薯。我上大学时，六婶塞我手里六角五分钱……这些我都记着呢。俗话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拿什么报呢?
　　我一时悲凉，一时气愤，心里五味杂陈，百感交集，只想一头撞到墙上去。我怎么活得这么窝囊?这么憋屈?说起来我是个大学教师，走出来也人五人六，体体面面的。可我算是什么东西?!我怎么就割不断这层关系?怎么就扒不掉“农民”这层皮呢?我心里说，我都快要给逼死了。我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
　　上午，我刚刚跟系里的主任吵了一架。老魏是个好人。一直对我很赏识、很照顾。就连我的职称，我的讲师资格，都是人家老魏给争取的。评讲师需要在国家级核心期刊发表三篇论文，可那时候我只发表了两篇，有两篇还在“路上”呢！是人家老魏在评委会上力排众议，给我争取来了一个指标。可老魏也开始对我有意见了。老魏一激动喜欢叩桌子角，他的指头弯起来在办公桌上连连敲击着说:志鹏，做学问应该心无旁鹜!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你说说，你都干了些什么?我说:我怎么了?老魏指着我的鼻子说:你，堕落。你，怎么能这个样子呢?一个做学问的人，不老老实实做学问。整天勾勾连连，到处拉关系，还到处伸手问人家借钱!一个知识分子，应该视金钱如粪土!你看看你，成什么样子了?一身的农民习气!说实话，那一刻我很不冷静，我就像是给人揭了秃疮上的疤，我就像是让人踩住了老鼠尾巴，“农民习气”这四个字太扎心，是我最不爱听的。我一下子暴跳如雷!我把手里的书往桌上一摔，说:我他妈就是“农民”。谁不是“农民”?查一查，查三代，谁敢说他不是“农民”?老魏气得嘴角上冒白沫，他没想到我居然出言不逊，敢顶撞他!老魏的语调突然低下来了，他无比失望地说:好，下不为例，我再也不说你了。你走吧。我当时一怔，赶忙挽回。我说:魏主任，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他摆摆手:不说了，不要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