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红的心（第十九章）

第十九章 天安门前受检阅 明抢暗发武斗紧

午饭是包子，吃完饭四个人睡了一觉，一直到下午4点才醒。醒来后四人到附近走了走，回来时听接待站的人说毛主席又要接见红卫兵了，叫大家做好准备。
　　“咱们赶得真好，没白来一趟，”王祥立说。
　　“那得看在什么位置，”杨雨生慢条斯理地说。
　　“是呀，什么位置好？”孔卫国说。
　　“要我说吧，跟着检阅的队伍，雄赳赳气昂昂的，毛主席肯定能看见咱们，”张任远说。
　　“检阅的队伍经过天安门就一下，几分钟，过去就再也回不来了，不好，”王祥立反驳道。
　　“在广场能从头看到尾，还是在广场好，”孔卫国说。
　　“也不尽然，”杨雨生说，“如果被安排到广场的南边，离城楼太远，什么也看不清了。”
　　“对，对，对，就在最前边，不仅看得清，等毛主席走下城楼来到红卫兵中间的时候，没准还能跟毛主席握握手呢，”王祥立兴奋起来。
　　“要是那样就太幸福了，”孔卫国也兴奋起来。
　　“别净想好事，那广场队伍的最前面不是人人都能去的，那是事前早安排好了的，一方面是安排要有影响的学校的红卫兵，还得考虑安全问题，”杨雨生总是比别人懂得多一些。
　　随后的两天，他们没敢出去，就在接待站等着通知参加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生怕把他们给漏了。可是，11月3日，当广播里传出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第六次接见红卫兵的实况时，他们失望了。不过，他们决定在北京等下去，毛主席肯定还要接见。
　　接下来的日子，他们参观了军事博物馆、历史博物馆、故宫、北海、颐和园等名胜古迹。11月9日，终于又听到接待站的人说，毛主席要第七次接见红卫兵了，这次有我们这个接待站的份，要大家晚上1点集合，向天安门广场进发。
　　晚饭后，每人发了面包咸菜，灌满了军用水壶，激动地等到1点下楼集合。
　　这个接待站有好几千人的队伍，按八排纵队排列排了有一里多地远。队伍沿长安街向西前进，在东四拐向北，然后顺东四西大街向西走，路上也有和他们这支队伍反向行进的红卫兵队伍。
　　队伍走走停停，前进的速度很慢，开始很兴奋的人们安静了许多。队伍在西单路口向南走，此时天已经蒙蒙亮了，疲惫的人们又有了点活气。走到宣武门，队伍沿前门西大街向东走，从前门东面走向天安门广场。
　　广场上已经是人山人海了，到处是红旗，语录牌。他们的队伍在纪念碑前面东侧停了下来。
　　“这就是咱们的位置？”张任远说。
　　“远了点，”王祥立说。
　　孔卫国向天安门望了望，说：“还能看清城楼上的人活动，就是看不清面孔。”
　　大家坐在地上，拿出面包和咸菜吃了起来。
　　广场上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一直不断，一直到将近中午，广场上的红卫兵骚动了起来，“毛主席万岁”的呼声震耳欲聋。孔卫国垫起脚尖向天安门城楼望去，能看见城楼上有些人影晃动。
　　“中间的那个肯定是毛主席，”孔卫国激动地跳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他的声音融合在这千钧万霆之中，这是一颗红心发自内心的呼喊，没有比这更真诚。
　　接受检阅的游行队伍在天安门城楼前从东向西缓慢地行进，为了多看毛主席一眼，走到金水桥的队伍就放慢了脚步，甚至停下来。
　　“还不如参加游行呢，离毛主席近，”张任远失望地说。
　　“咱们老站在这还真是看不清，”王祥立不甘心地说。
　　“别着急，等游行队伍走完后，毛主席肯定会来到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杨雨生自信地说。
　　“那恐怕也到不了咱们这，”孔卫国着急地说。
　　“等游行的队伍快完时，咱们赶快往前跑，”杨雨生比划着说。
　　一直到下午将近3点钟，最后一批游行队伍才走过天安门广场。在广场上等了大半天的人们开始往前跑，孔卫国四个人也跟着使劲往前跑，跑到国旗杆附近再也挤不动了，人们一个劲儿地向城楼喊口号。
　　孔卫国四人已经走散，他向天安门望去，只见城楼上的人向下挥手致意，然后从城楼东走到西。那挥手的一定是毛主席，“我看见毛主席了！毛主席万岁！……”孔卫国眼泪流出来了，直着几乎喊不出声的嗓子，继续着声嘶力竭。
　　城楼上的领袖在城楼来回走了几趟后，向百万群众挥着手消失在城楼上。
　　广场上的人们还是久久不愿离去，脚底下到处是丢弃的水壶、鞋、纸片等，有的人说毛主席还要下来，再等等。
　　孔卫国跟在场的人群又等了约莫一个时辰，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天气已经很冷了，孔卫国四个人穿的衣服都还很单薄，在接待站工作人员的劝说下，他们第二天回到了畿辅。四个人说好，休整两天再去别处串联。
　　孔卫国回到家后发现母亲的面色不太好，又憔悴了许多。向党告诉他说最近一段时间身体一直不太好，睡不着觉，非得吃冬眠灵不可，浑身疼痛，胃口也不好，看了几次医院，吃了一些药，花了好几十块钱，也不见轻。
　　孔卫国承担起了家务活，他没再和杨雨生等人出去串联。
　　肃反突然发烧肚子疼，说是急性肠胃炎，在省医院住了三天。由于向党和肃反治病，到11月25日的时候，家里一分钱也没有了，这个月的粮食也吃完了，离领下个月的抚恤金还有三天。
　　“小四儿，你去找你姨借几块钱，买点棒子面，”向党说。
　　“我不去找姨借，每次去她都说我，”孔卫国说。
　　“要不找杨大爷借借去？”向党又说。
　　“找杨大爷借他都带搭不理的，可不愿意呢，”孔卫国也不愿意去。
　　向党想了想，说：“要不，就去找你焦阿姨借借。”
　　“哪个焦阿姨？”孔卫国问。
　　“省社的焦淑琴阿姨，”向党说，“听说现在她在农校当书记。”
　　孔卫国走到火车站，从双洞子穿过，沿着小胡同打听着找到了农校。
　　焦淑琴是农校的走资派，本来也是被批斗的对象，可农校也没什么学生了，也就没什么事情做，她问了问向党的情况，没再说什么话，临走给了孔卫国十五块钱。
　　文化革命经过了两派争斗，在大联合的旗帜下夺了各级政府的权，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可是两派的武斗却越演越烈，古城的上空随时能听到枪声，死人的事经常发生。军队也开始“支左”了，可畿辅的军队又分两派，一派是省军区为首的地方派，他们支持最早的红卫兵，又称保皇派；一派是以驻军为首的野战军，他们支持运动开始时反工作组的那一派，又称造反派。两军明争暗斗，两派武斗不断升级，一时间，畿辅成了全国闻名的武斗点。
　　学校现在是一段时间被红联占据，一段时间又被红星兵团占据。1967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孔卫国被杨雨生从家里叫到学校，告知晚上有行动。
　　大约在晚上11点时，一些人集合到了一个教室，孔卫国看到，参与今晚行动的都是红星兵团纠察队的成员，只有孔卫国、杨雨生、王祥立三个低年级的。他们上了一辆大卡车，出了学校向西开去。
　　今天夜里没有月亮，汽车开了约有一个小时的样子，息了大灯，拐下了一条小路，在一片营房的远处停了下来。不一会儿，又来了几辆汽车，也下来一些人。几个头头在一起说了说后，招呼各自的人马绕到营房西面，在小树林里趴下。
　　有几个人悄悄地摸到营房的铁丝网前，把铁丝网剪开了几处口子，然后向大队摆摆手。
　　没有卫兵，人们匍匐着前进，从铁丝网处钻了进去，在几间小房子前停住。
　　孔卫国三人被叫到了前面，叫他们从上面的小窗户钻进去，拿武器。三个人站在一个身材魁梧的高年级生的肩上，小窗户一推就开了，三个瘦小的人钻了进去，跳到地上。
　　“呀！这么多枪支弹药，这是要抢弹药库了吧，”孔卫国说。
　　“你看看这军营，铁丝网没有巡逻的，弹药库没有警卫，这叫明抢暗发，”杨雨生说。
　　“里边怎么样？”头在外边问。
　　“里边有很多武器，”王祥立回答。
　　“赶快往外送，”头命令道。
　　三个人往外递抢，孔卫国递了几支步枪，杨雨生说：“你拿的是七六二，别拿那个，拿半自动。”卫国一看，杨雨生拿的那枪又轻又好，随手把手里的枪扔一边，把半自动步枪往外送。
　　王祥立抱过来一个弹药箱，是手榴弹，他把几个弹药箱摞一块，蹬上去，把孔卫国和杨雨生搬来的子弹箱和手榴弹箱送出去。
　　“有机枪和冲锋枪吗？”窗外问。
　　三人找了起来，果然被杨雨生找到一挺机关枪。
　　“动作快一点！，时间到了，警卫快巡逻了，”外边催促道。
　　里面加快了速度。
　　忽听外面叫：“行了，快出来。”
　　就听哨声响起来，人们开始往外跑。
　　王祥立蹬上弹药箱，把头伸出去，双手撑住窗框，双脚蹬在窗台上，“嗖”的一声跳了下去。
　　孔卫国跟着也跳了下去。杨雨生不慌不忙地从窗户上顺了下来，紧跑几步，来到铁丝网前，回头看看说：“慌什么？没看见那警笛光响没人来吗？”说着从铁丝网下钻了出去。
　　这时，营房的灯突然都亮了起来，警笛大做，有人跑过来嚷嚷着。
　　抢枪的队伍上了汽车，一溜烟开走了。
　　这正是：
　　红太阳，照当空，
　　人人想念毛泽东，
　　革命激情红似火，
　　不吃不喝也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