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物体自由落地

02、物体自由落地
　　“现在开始做第6套广播体操，原地踏步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每天“日出江花红似火”的时候，全校师生必须出操。
　　星期一的早晨，在做广播体操的时候，站在最前面的“小日本”回过头来对站在他身后的舒多多说了一句无来由的话：
　　“鸡子拉尿，奇啦怪啦！”
　　舒多多转过头将“小日本”的话传给她身后的杨树，说：
　　“妻子要上吊，气坏啦。”
　　杨树转过头跟黄阎王说：
　　“气死武钢花！”
　　“……”
　　黄阎王转过身看看了我，想跟我说什么，忽然发现水诗琴的眼睛像鬼子的探照灯一样正在朝我们这边扫射过来，赶紧将嘴边的话咽了回去。
　　舒多多的母亲水诗琴是我们学校的教导主任。因为她长得又矮又胖，体型浑圆，活像一口移动的水缸，加之整天将“阶级斗争是个纲”挂在嘴上，动不动就给人上纲上线，黄阎王们就背着舒多多管叫她“水缸”。学生中少有人不怕“水缸”的，谁见了她都就会像躲避瘟神一样唯恐避之不及。而水诗琴要的也正是这个“严生威”的效果。我们虽然有舒多多做挡箭牌，但也没有谁愿意主动去拿自己的血肉之躯往她的“水缸”上撞，更没有谁敢“司马光砸‘缸’”——除非是吃饱了撑的慌。
　　不过，再怎么着，水诗琴在我们学校也只是一个“中层”领导而非“中心”领导。一口缸再大也起不来多大的波澜。能尺水兴波的，自然只有马八万。
　　做完操，我们几个人冲在最前面跑到“一号”里抢到位置，然后按照做操时的高矮顺序在尿槽前一字排开。
　　“你刚才想跟我说么事？”我问黄阎王。
　　黄阎王转而问杨树：“为什么要气死武钢花？”
　　杨树正枪一样地端着鸡鸡用尿在墙上画圆圈，见问，不解地说：“我哪里说要气死武钢花了？我是数学课代表，气死她岂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那你跟我说什么来着？”
　　“我说什么来着？”杨树用左肩挑了挑正在解裤带的“小日本”，问，“你跟舒多多说什么了？”
　　“我说‘鸡子拉尿，奇啦怪啦’呀。”
　　“哈哈哈，”杨树一听，笑得浑身乱抖，乱抖之中，一泡尿失去了准心，尿到“小日本”身上。
　　“你你你……”
　　“小日本”本来就因为裤腰带系了一个死结，这会儿正憋得满脸通红，岂料自己的尿没有拉出去反而被杨树拉了一裤裆，真是又气又急，气急败坏，眼泪在眼眶里兜起圈子来。
　　杨树也不管“小日本”哭不哭，撸了裤子兀自怪笑。
　　我踢了这家伙一脚，说：“有这么好笑吗？”
　　“你不知道，舒多多传给我说的是‘妻子要上吊，气坏了’，哈哈哈……”
　　传话传话，传着传着就传成了不像话。
　　上课的铃声敲响了，黄阎王跟杨树边捂着肚子笑，边往教室跑。
　　我一边帮着“小日本”解开裤带，一边问他：“你说的‘鸡子拉尿’是怎么回事？”
　　“小日本”一边撒欢似的撒尿，一边对我挤了挤他的豌豆眼，说：
　　“我的，说马八万的干活……”
　　还是“小日本”有细心，善观察。家里养了鸡子的都知道，鸡子是只拉屎不拉尿的。“小日本”说的“鸡子拉尿”指的是马八万这几天的反常举止。“小日本”本名叫肖五根，因为他在班上个头最矮，加之他模仿电影里的小鬼子说话说得特别的像，且姓名又刚好与“小日本”有些音近，所以就得了这么个外号。
　　的确，马八万走路向来都是步履铿锵，虎虎生风的，可不知何故，这两天步子明显变慢了，变沉了。一双脚似乎不是在地上走而是在地上拖，所过之处，留下两道槽痕，就像我家的老牛拖着一张犁铧在田里翻耕。
　　昨天他讲授的课文是杨朔的《荔枝蜜》。
　　“这篇美文的写作特点有三。”他一边照本宣科，一边在黑板上板书：
　　第一，托物言志；
　　第二，先抑后扬；
　　第C，语言优美。
　　——他居然将“一”“二”“三”写成了“一”“二”“C”。
　　马八万在黑板上可是从来只写汉子不写英文字母或数学符号的。是快笔之误，还是走神了？我们瞧着马八万，就像瞧着武钢花给我们出的一道数学难题，百思不得其解。
　　到底还是杨树这小子数学课代表当的好，解题能力强，牙刷掉毛板眼多，不知是从哪里搞到的消息。晚就寝的时候，他叫“小日本”关紧寝室的门，然后向我们爆出了一个惊人消息：
　　“马八万跟武钢花搞上了！”
　　“屁！”黄阎王马上提出质疑，“他们俩搞上了？搞上了应该乐开花才对，可为什么这几天他像别人借他米还他糠似的?”
　　“听我说完嘛，是这么回事，”杨树将一截小指头插进鼻孔挖了挖，然后开始流畅地进行他的数学分析：
　　“这事儿才成50%，也就是说马八万单方面向武钢花的山头发起了进攻，但还没有攻下来。——难道你们都没有看见过马八万给武钢花献殷勤吗？”
　　“是呀，我发现马八万看武钢花的眼神好像带了钩子一样。”“小日本”说。
　　“嗯，我看见他给她提过水。”黄阎王歪着头想了想，说。
　　“你觉得这件事能成吗，班长？”杨树拿一双小眼睛问我，他那双眼睛小得就像是用小刀在脸上划拉出来的一道小缝缝。
　　我是班长，又不是他们的家长，我怎么知道成不成。按理说，一个锅要补，一个要补锅；一个有瞌睡，一个是枕头：正好。但我妈说过，鞋子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
　　“说说嘛。”黄阎王做了一个伸展运动，说，“我知道武钢花是很喜欢你的，你也很喜欢她。”
　　我虽然嘴皮子像刀子一样快，但黄阎王的这句逻辑混乱的话却像一块弹片，“嗤啦”一下拨响了我心中的某一根弦，我的心弦在一秒钟之内发出了一声只有我自己才能听得见的柔软：武钢花喜欢我吗？我喜欢武钢花吗？
　　“哎，管这些没用的干嘛，还是想想我们中午是喝西北风还是喝东南风的问题吧。”我岔开话题，推了杨树一把，说，“到了兑米的时间了，杨树，你是属兔的，腿子长，跑的快，快去食堂排队！”
　　
　　做住校生，我们每个星期都要从家里背米来学校食堂换餐票。
　　每斤米交三分钱的加工费。没有钱兑餐票的同学也可以让家长拉柴禾来抵加工费。有的同学回家一趟，既没有拿来钱，又没有拉来柴禾，想让食堂管理员张聋子赊账。张聋子的心比他的秤砣还硬，他反问道：“你要赊账，我怎么将你的生米煮成熟饭呢？”
　　张聋子是公社派到我们学校的贫下中农管校代表。听舒多多说，这张聋子是公社革委会主任张卫东的爹。他耳朵很有些背，你跟他说话，必须比跟正常人说话提高八度音量才行。张聋子不仅是个聋子，还是个秃子。他秃得很有特点，尖尖的脑袋顶上寸草不生，但脑袋周围的头发却出奇的茂盛，活像一个被剥了半截皮的红萝卜。
　　我们将米袋子从食堂的窗口递进去。张聋子接过，用一杆条秤给我们称重。张聋子在称米的时候，秤杆翘翘的，都快翘到天上去了。然后再用秤钩子钩了瘪瘪的蛇皮袋子除皮。他在除皮的时候，秤尾巴蔫蔫的，都快蔫到地下去了。
　　黄阎王见了，愤愤地说：“我在家里秤好了来的，明明是十斤，怎么一到你手里就只有九斤半了！”
　　张聋子根本听不清他在说什么，嘴里喊：“下一个！”
　　下一个轮到“小日本”。
　　“小日本”的父亲是生产队的机务员，开手扶拖拉机到公社供销社来买农药化肥，顺道给他带来了满满一蛇皮袋子米。我们几个帮他把米抬到收米室，米袋子沉得像一头死猪。
　　张聋子用条秤提不起来，就用磅秤磅。
　　我们几个齐声问他：“多少？”
　　他似乎听见了我们在问他，嘀咕一句：“一个结巴数字，四十四。”
　　“什么？只有四十四斤？我爹说是五十斤，是我们全家分得的一个月的口粮！”
　　“小日本”急得差点哭起来。看着他那可怜相，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用眼睛狠狠地剜那个老东西。杨树还忍不住学着“小日本”的腔调骂了一句：
　　“老东西，良心大大的坏了，拉出去枪毙的有！”
　　“小日本”偷偷用手扯了一下杨树的衣角，小声说：“算了，骂人不好。”
　　“怎么啦，掉下一片树叶也怕砸破脑壳？”黄阎王瞪了“小日本”一眼，说，“有我阎王在，还怕鬼不成！杨树骂的好，——难道他不该挨骂吗！再说，他是个聋屄，骂他他也听不见。”
　　称完米，开始兑换餐票。
　　张聋子将两圈老花镜抠到鼻尖上，一对死鱼眼越过镜片冲我们冷酷无情地说：“数清楚了，离开窗台概不负责！”
　　“小日本”把他兑换的餐票数了一遍，说声“不对”，数过第二遍后，将他的小脑袋钻进窗口，冲着正背对我们整理米仓的张聋子喊道：
　　“餐票不对，不是四十四斤！”
　　“是多少？”我们真替他焦急。
　　“是四十五斤。——他多给了我一斤！”
　　“什么，多给了？”
　　张聋子立马像陀螺一般旋过身子，倏地蹿到窗口，一把将“小日本”手中的餐票夺过去，吐一口唾沫在手指上，响响地数，还一边数，一边念:“一五，一十，十五，二十……真是数多了！”数完，他庆幸地奸笑着，从里面抽出一张一斤的票子，然后将余票还给“小日本”。
　　对于实诚的“小日本”，张聋子居然连句表扬的话也没有！
　　原来，这个张聋子是个假聋子，是个选择性的耳聋！
　　果真是良心大大的坏了。不惩罚他，不足以平民愤。
　　“班长，你说……”
　　杨树的话里所包含的潜台词我很清楚。
　　既然我做了这个班长，那么班长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
　　当天晚上，我就给“小日本”和杨树两人布置了侦查任务，命令他们三天之内摸清张聋子的活动规律。
　　第三天早上广播体操结束之后，我们几个人到“一号”集合。我让他们给我集体汇报。杨树说张聋子有每天到街上坐茶馆的习惯，我们上晚自习，他就去上茶馆，我们下晚自习的时候他也从茶馆里回来了。我们学校的铃，跟其它学校的铜铃不同，用的是套在犁上的铁罐头，声音极其洪亮，用锤子一敲就像几十头水牛在齐声叫唤。街上的居民和周边大队的群众大多参照我们的铃声作息，特别是公社的有些单位，明文规定上下班时间以皇歇中学的铃声为准。
　　于是我给他们下达作战任务，命他们在张聋子往来的途中埋下地雷。
　　“地雷的没有。”“小日本”说。
　　“我是要你们挖陷阱，让他栽进去来个嘴啃泥，狗吃屎！”
　　“那，万一栽进去的是别人怎么办？”杨树谨慎地提出疑问。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黄阎王也对这一“作战方案”的可行性提出质疑。
　　那就启用B计划。
　　我果断地做出决定，将他们招至我跟前，咬着他们的耳朵布置任务……
　　
　　第二天做完广播操，水诗琴让体育老师将散开的队形收拢来。
　　我一看这架势，心里暗暗叫声不好。因为每次将队伍收拢，总没有什么好事。
　　果然，水诗琴说：
　　“这个这个，今天把大家集合起来，是要宣布两项处分决定。处分决定之一：关于给予文勇敢、刘双河的处分决定。文勇敢，男，现年十六岁，系我校高一（2）班学生；刘双河，女，十四岁，系我校初二（1）班学生。此二人在今年暑假期间，三次发生不正当的两性关系，并致刘双河怀孕。此二人道德败坏，给学校声誉造成极坏的影响，为了严肃校纪校规，经校委会研究决定，给予文勇敢、刘双河开除学籍之处分，并将文勇敢以流氓犯罪移送公安机关依法惩处，以儆效尤。鱼米县皇歇中学一九七三年十月八日。
　　“处分决定之二：田耕喜，男，十四岁，田耕欢，男，十四岁，二人均系我校初二（2）班学生。二人于今年十月五日深夜一点左右潜入上马大队一社员家，学周扒皮搞‘半夜鸡叫’，引发全大队的公鸡提前打鸣，结果导致三个生产小队的群众提前起床，这个这个严重扰乱了群众的生活与生产秩序，在社会上造成极坏影响。为了严肃校纪校规，经校委会研究决定，给予田耕喜田耕欢警告之处分，以儆效尤。鱼米县皇歇中学一九七三年十月八日。
　　“这个这个，下面再通报一件事情。昨天夜里十点半钟，食堂的张大伯在街上采买食物回来，有人将他的房门撬开，然后将他的房门虚掩，在他的房门上方暗藏了一撮箕灶灰，张大伯一推门，‘物体自由落地’，撮箕掉了下来不仅扣了张大伯满身的灰，而且还这个这个将张大伯吓得高血压发作，住进了公社卫生院。有没有人知道这是谁搞的恶作剧？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是水诗琴，我是‘诗词歌赋无所不通、琴棋书画无所不晓’的水诗琴。这么跟你们说吧，在我们学校里，就没有我水诗琴破不了的案子！告诉你们，这件事我已经调查清楚了！但是，我今天不说出来，我希望有觉悟的同学主动检举揭发，更希望这个搞恶作剧的同学能主动交代！你是知道的，我们党的政策一向是这个这个坦白从宽……”
　　虽然没有使用扩音器，但从水诗琴的那两片薄薄的嘴皮子里所发出的声音简直就像马蜂钻进了我们的耳朵里，嗡嗡嗡嗡地响。　　
　　
　　月亮是夜的眼。
　　月亮夜眼圆睁，我也是无法入睡。
　　“告诉你们，这件事我已经调查清楚了！”
　　水诗琴说她已经调查清楚了，难道是谁出卖了我吗？
　　是“小日本”？不可能，我们整治张聋子本来就是为了他。是黄阎王还是杨树？也不会，虽说这件事是我的主谋，但门是黄阎王撬开的，撮箕是杨树放上去的，他们出卖我岂不等于是自投罗网？
　　那么，水诗琴究竟是不是真的掌握了什么线索呢？舒多多曾经悄悄地告诉过我，说她妈妈每天夜里都会在学生寝室门外听壁根，要我提醒同学，不要在寝室里讲流氓话。她妈妈说，一个喜欢讲流氓话的学生，将来一定会是一个耍流氓的人。她妈妈最恨的就是流氓分子。
　　不对，这件事我们不是在寝室里商量的，除了我们几个，寝室里的其他人应该都不知道。对，水诗琴是在诈唬我们，她是在敲山震虎，她是在跟我们打心理仗。
　　——水大主任你就吹吧，什么“就没有我破不了的案子”，什么“我是‘诗词歌赋无所不通、琴棋书画无所不晓’”，我就曾听伍飞说起过，别人给她水诗琴作的一副对联原本是“诗词歌赋半知不解，琴棋书画一窍不通”；横批，“水货”。
　　——水大主任，你就吹吧，你就是把天花吹得乱坠，也不过就是一个“水货”，你能破得了案？
　　不过，我虽然在心里给自己打气，但辗转反侧，就是睡不着。
　　“都睡着了吗？”
　　我望着窗外圆圆的月亮，问。
　　“睡不着。”
　　大家齐声回答。
　　“那好，”我提议，“我们就躺在床上讲故事吧。轮流讲，每人讲一个故事，谁要接不上来，就负责帮大家伙清洗明天的衣服。肥皂自理。——谁先来？”
　　“我来打头炮。”听出是杨树的声音。
　　“等等，”我想起了舒多多的话，“大家听的时候用枕巾把嘴巴堵上，防止听到好笑的地方笑出声来，——千万不要招来了‘水缸’。”
　　“咳咳，”杨树学着马八万的样儿先清了清嗓子，然后开讲。
　　“故事说的是有一个秀才进京赶考，途径一片古坟地，发现一只黄狼被猎人的夹子夹住了腿子，疼得哀嚎不已，秀才见了心生怜悯，就将黄狼解救下来放跑了。秀才走了一段路，又折转回来，心想，猎人到手的猎物被我放跑了，一定很懊丧。于是他将自己随身带的一个咸鱼夹到夹子上，算做是对猎人的补偿。等秀才进京赶考回来，发现原先那片古坟地上盖起了一座庙宇，前来敬香的人多得像牵线。秀才好生奇怪，问一个刚从里面上完香出来的人是怎么回事，那人告诉他说这个地方有菩萨显灵，将一只好大的咸鱼夹在猎人的夹子上呢。秀才一听，不由得大笑起来，笑过之后，他随手写了一首诗贴到庙门口。——你们知道秀才的诗是怎么写的吗？”
　　黄阎王是个急性子，催促道：“我们又不是秀才，怎么知道他写的什么，快说。”
　　月光从窗子照进来，我们看见杨树手捏枕巾，当着水袖，一边摇晃，一边在寝室里踱着秀才步，走一步，吟一句：
　　去是黄狼叫，
　　来是咸鱼庙。
　　地方无神鬼，
　　尽是人在闹。
　　“好，好，好！”
　　大家都被他精彩的“头炮”从床上打了起来。
　　轮到黄阎王讲故事了。
　　“我也讲一个秀才的故事吧，咳咳。”黄阎王也清了清他的破锣嗓子，然后开始讲。
　　话说有个秀才，因为有事要外出几天，临出门时叮嘱他老婆，说我不在的这几天，如果家里来了客人，你要好好招待。他老婆问怎样才算是好好招待，秀才便教他老婆说，客人来了，你先要问人家贵姓，如果人家说免贵姓张，你就问人家是弓长张还是立早章。接下来你要问人家吃饭了没有，——但你要记住，你是秀才娘子，不能问得这么没水平。秀才老婆问，我应该怎样问才算有水平呢？秀才说你要问人家用膳否。秀才老婆听得不耐烦了，说，记住了记住了。
　　果然，秀才的后脚刚出门，客人的前脚就到了。
　　秀才老婆就问客人：“您贵姓？”
　　客人说：“免贵，姓杨。”
　　秀才老婆一听，慌神了，心下埋怨道，说好了姓张的，怎么姓的是杨呢？但到底是秀才老婆，她灵机一动，问：
　　“请问您是公羊呢，还是母羊？”
　　客人听了心想，这秀才的老婆还挺爱开玩笑的，于是就笑着回答道：
　　“公羊。”
　　接下来该问什么呢？秀才老婆用手捂了捂额壳，忽然想了起来，兴奋地问：
　　“您骟了吗？”
　　客人一听，心想这个女人的玩笑也未免开得太大了吧，便沉下脸子说：
　　“没骟。”
　　“没骟？”秀才老婆说，“那就请您等一哈子。”
　　说着，她就跑到厨房拿起菜刀开始磨：霍，霍霍，霍霍霍……
　　客人一听，叫声“不好”，拔腿就逃。
　　……
　　黄阎王的故事笑得我们全寝室的人那是人仰马翻，杨树和“小日本”更是笑得连连叫唤：“肚子笑疼了，肚子笑疼了。”
　　这一夜，我们真快活。
　　这一夜，我们没有谁再去想明天等着我们的会是什么。　　
　　
　　也巧，第二天刚好是星期六。
　　下午放假，大家伙都要回家去准备下一周的粮草，有关“物体自由落地”的隐忧暂时被置之脑后。但我还是做贼心虚，思前想后，最后还是决定一个人悄悄到公社卫生院去探个虚实。说实话，张聋子住院的这两天，我的右眼皮老是打架。俗话说左眼跳财，右眼跳灾。这老儿该不会真的是我的灾星吧。
　　“长子，等等我！”
　　“长子”是舒多多对我专用的称呼。班上别的同学是不能这么叫我的，特别是女生。如果有谁也叫我“长子”，舒多多就会一口唾沫啐死她：
　　“呸，‘长子’是你叫的吗？中学生守则第三条就是‘尊敬师长’，师，就是老师；长，就是班长。他是我们的一班之长，你要尊敬班长！”
　　她这样说，搁谁谁也不服。
　　“你叫得为什么别人就叫不得？你是手电筒啊，专照别人不照自己啊？”
　　舒多多拽狠说：“我是手电筒怎么啦？我还是和尚，你还是阿Q，尼姑的脑袋，就我和尚动得，你动不得！”
　　“长子，长子……”
　　我停步，回头，果然是“和尚”。
　　“和尚……”话到嘴边，我还是改了口喊她名字，“舒多多，找我有事吗？”
　　“你走得好快呀，像一只公羊！”
　　舒多多“呼哧呼哧”地跑到我跟前，一张圆脸如向日葵似的朝向我。
　　我像公羊？你还像母羊呢。
　　舒多多的比喻让我想起黄阎王讲的故事来，我用鼻孔笑了笑，问她：
　　“你跟着我干嘛？”
　　“我知道你去干嘛。”
　　“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
　　“你是公羊，你一翘尾巴，我就知道你要拉屎。”舒多多边说边动手比划，一只手摸向我的屁股，一只手挠向我的腰。
　　我一把撩开她的手，严肃地说：“女人的头，男人的腰，只许看，不许挠。”
　　“小气鬼！”舒多多嘟嘟嘴，说：“多多的头，你可看；多多的腰，你可挠。”
　　“我可不敢往‘水缸’上撞，要是被你妈看见了，给我上纲上线，我可是黄泥巴掉进裤裆——不是屎（死）也是屎（死）。”
　　“有这么恐怖吗？”舒多多作生气状，说，“我知道你们背地里管我妈叫‘水缸’。不过，她也是没有办法，训导人是她的工作是她的职责。酒糟不好，你对糯米看嘛。丈母娘不好，你对媳妇看嘛。——看在我的份上，你就不跟我妈计较嘛。”
　　舒多多不失时机地对我使用比兴手法。我跟她妈自然计较不上，但我得跟她计较。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们农村的娃娃只跟啃泥巴坨坨的玩，你们吃商品粮的找啃本本的玩去。”不过，这句话没有当着她的面说出来。虽然没有说出来，但在我心中总感觉我和她之间存在着一条无形的“三八线”。
　　“放假了，你这‘糯米’不在家陪‘酒糟’，跟着我到底想干嘛？”我问她。
　　“瞧你紧张兮兮的。你不是要去医院看张大伯吗，我陪你去。我知道他在哪个病房。”舒多多说。
　　“我……我……”
　　“我什么我，”舒多多说，“你这两天的心事都在脸上写着呢，——张大伯身上的物理实验不是你们几个搞的难道还是鬼搞的不成！你们瞒得了别人，难道瞒得了我的火眼金睛不成？不过，你尽管把心放在肚子里，我绝不会出卖自己喜欢的人，我俩去卫生院就说是代表我们班全体同学来看望张大伯的。”
　　“……”
　　舒多多在“喜欢”和“我俩”这两个词语上加了语气重音。
　　我还能说什么呢。此时的我就像一个被人拔光了毛的无毛两足动物，只得不自在地跟在舒多多身后。
　　舒多多娇颠颠地走在我的眼睛里。她那圆得不能再圆的脑袋与我的胸口齐平，两条辫子像两条长腿似的，一前一后骑在她那浑圆的肩头。两条辫子在头顶上的中分线清晰可见。
　　街道距离学校不过十多分钟的路程，拐过两道弯，穿过一片杉树林，再拐两道弯，就踏上了皇歇街的青石板。
　　一溜儿幽幽的青石板将那些竹篾的、芦苇的、土坯的、木材的、砖砌瓦盖的和钢筋水泥的房子像剖鳝鱼似的逢中剖开，这就是皇歇街。
　　踏上青石板，我忽然想起一首关于皇歇街的歌谣来：
　　皇歇街，皇歇街，
　　十户就有九户歪。
　　只有一户算正派，
　　床底拖出和尚来。
　　“笑什么呢，长子？卫生院到了。”舒多多转过身，扯了扯我的袖子。
　　“喔，没笑什么。”我收起笑，抬起头，迎面正对着卫生院的门匾。由于油漆脱落，“皇歇公社卫生院”几个字变成了“白欠公社卫生完”。
　　街道呈东西走向，公社革委会、武装部、派出所、财政所等权力部门都在街道的东头，中小学和文教组都在街道的西头，农机站、农具厂、粮管所、新华书店、供销社和卫生院等主要单位集中在街道最热闹的中段。卫生院与供销社，一坐南朝北，一坐北朝南，卫生院的大门与供销社花圈店的门面正好“门当户对”，这让每一个走进卫生院的人都会产生出一种“完”的感觉。
　　我跟着舒多多走进门诊部。住院部在门诊部的后面。
　　走进门诊部的时候，我想过也许会碰到熟人或者学校的老师，但我绝对没有想到会碰见我的母亲。真是巧巧的妈妈生巧巧。
　　母亲也一惊，她怎么也不会想到在医院里碰到自己的儿子。
　　“你怎么在医院里，生病了？”
　　我们母子二人几乎是同时问对方这个问题。
　　我们母子二人问过对方后，又同时静默下来，一秒，二秒，三秒……
　　还是我先跟她汇报吧。
　　“我没生病。”我“蓬蓬”地拍了拍胸口，说，“我身体棒棒的，是学校的一个老师生病了。”
　　贴在我身旁的舒多多马上补充说：“我们代表同学来看望他。”
　　“哦……”母亲看了舒多多一眼，又看了我一眼，说，“我也是来医院看一个亲戚的。”
　　“亲戚？哪个亲戚？是舅舅吗？”
　　我舅舅本来是县一中的历史老师，可他已经好几年没有教历史课了，而是改做一些给历史老师们倒开水和打扫办公室之类的事情。舅舅身体很不好，一年四季都将一个药罐子背在身上。我曾问母亲舅舅得的是什么病，母亲说：“他得的是‘话痨’。”“话痨”是什么病？我还真是闻所未闻。“话痨就是话说多了惹上的病呗。”话多也会得病？我更是不解。于是，母亲便提着我的耳根告诉我说：“好吃的，烂尾巴；乱说的，烂嘴巴。古话说——古话里面有哪些是专门讲乱说话会吃亏的？你说几个我听听。”我想了想，一口气给她列举了“七嘴八舌”“东扯西拉”“说三道四”“夸夸其谈”“巧舌如簧”“胡说八道”“天花乱坠”“口若悬河”“众口铄金”“公说公有理婆说理不亏”“唾沫星子淹死人”“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母亲说：“对对，意思都差不多吧，就是祸从口出。你舅舅就是因为说不得的话他偏要说，这不，背了个‘老右’的恶名，被人家整得人不人鬼不鬼的了。——你可给我记住了，大人说话娃娃听，大人放屁娃娃闻。如果你嘴巴痒痒，就扇自己几个耳光。如果嘴巴实在痒痒，得了话痨，你也只能说死的不说活的，说小的不说大的，说远的不说近的，说从前的不说眼前的，说底下的不说上头的。”
　　现在想来，还真是这样，中国教育的核心理念不就是“听话”而非“说话”吗？老天爷给我们两只耳朵和一张嘴巴，不就是要我们多听少说吗？母亲虽然没有念过书，却懂得如此深刻的道理。让我好不佩服。
　　“是舅舅，嗯，不是……”母亲点点头，又摇摇头。
　　“不对！”我发现母亲的右手不自然地摁在左胳膊上，我将她的手指掰开，我看见了她胳膊上的针眼，针眼还在往外冒血。
　　“你是从采血室里出来的，你……”
　　“嘘，小声点，咋咋呼呼的。”母亲一把将我从舒多多身边拉开，回头对舒多多笑笑，说：“这位同学，你一个人去做代表吧，我们回去了……”
　　在我印象中，我有父亲跟没有父亲并无多少区别。
　　父亲于我近乎一个空洞的名词。
　　父亲在海南岛当兵，是一个营参谋。参谋不带“长”，放屁也不响。升又升不上去，回又回不来人。母亲一个人拉扯着我和妹妹腊月两个。一年到头，对于父亲，我们是人见不到影子，钱听不到声响。我家祖上用一担箩筐从江西挑到湖北的鱼米县皇歇公社蚂蝗沟子大队，并在此落籍。蚂蝗沟子大队有两大姓氏，非马即黄，唯有我们一家姓孙。蚂蝗沟子大队的人问我们姓什么，我们说姓孙，他们就问是不是孙子的孙。我们纠正说是孙中山的孙，是赵钱孙李的孙。但纠而不正，在蚂蝗沟子大队，我的太爷爷在人家面前也只能装孙子。我太爷爷过世后不久，我爷爷也过世了。母亲说爷爷是饿死的，他把家里能吃的东西都让给孩子们吃，他自己每天只喝洗锅水。爷爷临死的时候跟我父亲说：“土块啊，你要想活出一个人样来就去当兵，当兵可以吃饱饭，当兵还可以让全家人不受欺负。”土块是我父亲的小名。父亲大名叫孙土。于是，在下葬了爷爷之后，父亲就去验兵，一验就验上了。父亲是在有了我之后去当的兵。那时候参军的条件放得比较宽，结了婚的人部队上也要。我妹妹腊月则是我母亲在父亲当兵三年后的腊月回来探亲时怀上的，故给她取名腊月。
　　父亲多久回来探一次亲，我一点也说不清楚，我只记得，每到逢年过节，生产大队的干部会代表组织给我们家送来一张印有“光荣之家”四个字的奖状，对我母亲进行“以纸（资）鼓励”。
　　组织上来的人没有谁会去揭开我家的锅盖来看看。我妹妹腊月饿得嘴巴上几乎要牵蛛丝网。有一天，我放学回家，见腊月从母亲枕头底下摸出一样东西来。东西是用一块蓝布裹着的，裹得紧紧的。我们家难道还有什么东西金贵得让母亲裹藏得这么紧吗？我跟腊月齐心协力将布包解开，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竟然是一根胡萝卜。胡萝卜除了个头挺拔雄壮之外，并无什么异样。
　　“哥，真的是胡萝卜吗？”
　　腊月见了，小心翼翼地试探性地在胡萝卜尖尖上咬了一小口，然后兴奋地告诉我，说：“哥哥，是真的胡萝卜，只有一点点骚臭，好甜啊！哥，你饿吗？我们一人一半！”
　　“你吃吧。我不饿。”我咽了一口涎水，说。
　　夜里，母亲看着我和腊月都睡熟之后，她自己才上床睡觉。
　　自打我上中学后，母亲就强制性地将我分了床。上中学后的第一个周末，我回到家，见母亲正在房间里忙活，我问她干嘛。母亲说：“从今天起，你跟我们分床睡。”我一看，母亲分给我的，美其名曰是床，其实就是一个铺：一块废弃的门板搁在两条长凳上。
　　“这，这，这……”
　　“这什么这？”母亲从梳妆桌上拿过来一块半圆的镜片伸到我面前，笑着说：“你瞧瞧，镜子里的这张脸，嘴巴上都长胡须了，黑魆魆的像抹了锅灰似的。——你现在是个男人了，不能老跟女人睡一个被窝了。”
　　没有哪个孩子不希望自己快快长大成人，可是，孩子又总是害怕成人化。婴儿从寄生的母体中脱胎出来的时候之所以啼哭不止，便是对过去那种没有被成人化的生活的依恋。习惯了依偎在母亲柔软而温暖的怀抱里睡觉觉，分床的那段时间，我常常夜半惊醒。惊醒后要爬到母亲的床上去，但母亲坚决不许。于是我开始迁怒于我唇上的胡须。如果不长什么胡须，母亲就不会把我从她的被窝里赶出来。于是，我便像大队部从各个生产小队里揪坏分子似的，将胡须一根根地拔出来，绝对不手软。拔第一根的时候有一丝儿疼，拔第二根的时候有一丝儿痒，拔第三根时就有了一丝儿快感。我要将嘴皮上的“锅灰”抹去。我不要长大，我不要变男人。
　　奇怪的是，母亲跟我分床后，她也常常半夜醒来。
　　那天夜里当我从梦中醒来时，我听到母亲的床上有窸窸窣窣的声音。是母亲在找她的东西吗？果然，黑暗中听得母亲自言自语地说：“奇了怪了，怎么不见了呢……”
　　黑暗中，我说：“妈，你是找胡萝卜吧，腊月给吃了。”
　　“……”
　　“你不要怪她，她肚子饿找东西吃，是我让她吃的……”
　　半晌，才听到母亲的声息：“那不是吃的东西啊……”
　　我说：“胡萝卜不是吃的，难道还是看的不成。”
　　母亲说：“那不是胡萝卜，不是吃的也不是看的，那是妈的‘快活’，是妈用来……用来……挠痒痒的呢。”
　　“喔……”
　　我记住了母亲的话。
　　我花三个星期的时间从牙缝里生生挤出了五毛钱，星期六经过街上为母亲买了一把竹制的挠子。母亲收到我的礼物，一把将我撸进她的怀里。
　　“我懂事的孩子啊，你快点长大吧！”
　　盼望我快点长大的母亲，撸着我，眼泪无声地“吧嗒吧嗒”地滴落在我的头发里，滴落在我的心坎里。
　　现在，为了供我上学，母亲居然偷偷跑到医院里去卖血。我喝干了她的乳汁，现在又开始喝她的血了。还“男人”呢！我是个什么男人啊！我简直猪狗不如！
　　“妈妈，你以后再也不要卖血了！你要卖血还不如把你儿子卖了得了！”
　　“你这是在生妈妈的气，还是在生自己的气呢？”母亲笑笑，说：“妈妈不是卖血，妈妈是献血。医生说了，献血既能救别人的命，又对自己的身子骨有好处。你现在念中学了，有学问了，应该知道的呀，献一次血，能使人身子轻松一大截，力气倍儿长。你看我现在气色多好呀！”母亲说笑着，将她寡白的脸盘当镜子似的冲着我的眼睛晃了晃。
　　“切！”
　　我冲她做了一个苦瓜脸。
　　在从街上回到家里的路上，我紧挽着母亲的胳膊，心里有如刀割一般的难受。难受之后，便在心底里单方面作了一个决定：
　　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