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困惑》第三十章《这个计划我不要》

　　29. 困惑
　　《检疫证》对我们从事家禽养殖业的人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我们生产的种蛋出门要《检疫证》，苗鸡调运要《检疫证》，淘汰老种鸡也要《检疫证》。《检疫证》是我们养殖业的通行证，没有它就寸步难行，简直是我们的命根子。别看它只是一张小纸片，有时变得非常昂贵，上面的一个字价值千金。
　　92年，我们经常有苗鸡往外调运，所以总是《检疫证》不离手的。有一次，我们的苗鸡没能赶上黄昏最后一班摆渡船，只好乘第二天的头班摆渡船过江。这下子可倒霉了，我们的卡车经过葛隆检查站时，检查人员说我们的检疫时间过期了。不管我们怎么解释都无济于事。最后说要罚款处理，一张口就是2000元。我们急着要赶飞机航班，身边又没带这么多现金，好说歹说最后罚了500元。其实开一张《检疫证》只要15——20元。
　　这种对家禽的检疫，我们都习以为常了。可是05年我遇到的一次检疫，把我们搞得晕头转向。
　　我从上海大江公司买了一些旧的网架，请了一辆卡车天天在运，突然有一天被上海的检查站拦了下来。我还以为检查人员认为车辆超载了呢。检查人员说：“证件，把证件拿出来！”我不知所措地拿出一张发票，我想大概他们怀疑我们的网架是偷来的。“《检疫证》！”检查人员十分不耐烦地说。
　　我根本不知道运输旧的网架也要出示《检疫证》。当被告知需要出示木材的《检疫证》时，我急忙给大江公司打电话，请他们帮助去开木材运输的《检疫证》。可是，他们打了一圈的电话，也找不到在哪里能开得到这个旧木材运输的《检疫证》。我只好去央求检查的人，告诉他们旧木材是开不到《检疫证》的，木材《检疫证》是针对新木料的。可是，怎么也讲不通，到后来干脆把我们凉在那里不管了。
　　虽然我们的卡车和货物不像运苗鸡那样耽搁不起，但是，这个冤案也是急死人的，总不能为这个子虚乌有的证件而无休止地等待下去吧。真是有理说不清了，虽然心里非常气愤，但脸上还不能表露出来。眼看着要赶不上最后一班摆渡船了，司机灵机一动塞给那个检查的人200元钱，我们终于离开了那个不讲理的地方。
　　哦，原来是敲诈！然而，我们即使有再多的愤恨和不平，也不可能为了200元钱再去花时间告他。再说，我们也提供不出有效的证据,因为是驾驶员塞给他的，没有发票。
　　《检疫证》的用途是国家防止动植物疾病和虫害的传播，控制疫情蔓延的一个行政措施。然而到了某些人的手里，就成了生杀我们养殖业的特权，变成了他们敛财的工具。
　　给成批流通的家禽开具《检疫证》，是兽医一个十分正常的服务项目，也是必须履行的职责。兽医都是国家养起来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不需要自己去创收。适当收取每张15——30元的劳务费，尚且说得过去。动辄几千元一张的《检疫证》，岂不成了对养殖业的一个紧箍咒？尤其是在禽流感肆虐的时期，国家下拨了大量的经费，要求农业兽医部门扶持好家禽养殖业，开展生产自救，发文免除了许多费用。可是，一些人仍然置若罔闻照收不误。那时我们一羽苗鸡的销售价只有0.3元，已经亏得很惨，兽医却要收取每羽0.1元的检疫费，还美其名曰：已经减半收费了。根本不管我们的承受能力，一点同情心也没有，在我们养禽业奄奄一息时，还要收取我们销售额的30%的检疫费。
　　我们提出异议。他们说：“还没有接到文件，文件一到马上退还。”可是我们这些被管理对象都接到了文件，他们作为主管部门为什么还没有接到文件？
　　当禽流感疫情一过，他们竟然拿出了93年的文件，断章取义地说：每羽苗鸡要收0.2元的检疫费。我们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就去主管局找分管局长反映。我们提出：“禽流感时期收取我们的检疫费应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先退回。以后的检疫费收费标准，应该与周边地区接近。例如海门市每张《检疫证》收费20元，如果启东收50元——100元，我们还可以接受。”局长非常同情地答应了我们。
　　可是，当我再次去开《检疫证》时，兽医杨x却说：“要我开就要出钱。前面收到的费用，我已经上交，你们找上面去退。”我说：“那么能不能少收一点，按照这个标准，我们一年生产五、六百万羽苗鸡，光交检疫费就是近百万元，而我们公司一年的利润还达不到这个数目。”杨斩钉截铁地说：“不行。我是按照93年文件收的。”我小心翼翼地说：“可是，93年文件要求兽医参加免疫接种的。而我们什么也没有要你们做啊。你们也从来没有来鸡场看过或做过免疫方面的任何事情。”杨很不耐烦地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收费开《检疫证》，你们嫌贵可以不开。”这样的逻辑，我们非常无奈。因为苗鸡没有《检疫证》是出不了启东的。
　　当我们再去找局长时，局长无奈地说：“你们还是自己协商解决吧。这些文件可以这样解说，也可以那样解说。我是想支持你们的，可是，有些事确实有点吃不准”
　　同行陶伟说：“这样下去是在逼我们关门。要不我们请兽医吃吃饭，也许能少收一点。”我说：“向市里反映反映，也许能解决。”陆俊杰说：“这些小事，市里仍然转下来让局里解决的，反映了反而不利于解决问题。”我们非常的无奈，人在屋檐下，怎么办呢？我们照他们的理想去交费开《检疫证》。那肯定是没有这样的经济能力，不开《检疫证》，生产的苗鸡就不能销售。
　　为了生存，我们只好到海门去开《检疫证》，有时还到其他乡里开，那些主张大额收取检疫费的人，又想出种种办法不准我们到同情我们的兽医那里去开。其实这些人从来没有到过我们鸡场，其它兽医胆子小，都要到现场来看到了苗鸡才敢开出《检疫证》。这种规范的工作作风，就是因为收的费用低而被一些人排挤。我们想不通为什么工作的好坏标准，要以收取检疫费的多少而论。
　　其他了解我们养禽业艰辛的乡兽医，都不认同这种做法。可是，为什么要多数人服从少数人？我们非常困惑，93年的文件经过了几届的人大会议，为什么一字不改地能一直通行到现在呢？为什么人人都说我们是菜篮子工程，要支持我们，要为我们保驾护航。禽流感时期党中央下文件要扶持我们，而当年的文件却迟迟传不到办事人的手上，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却复杂得使我们焦头烂额，欲哭无泪。
　　我们非常困惑，但又不敢多问。也不敢提禽流感期间收取检疫费的事。要求退款想也不敢想。我更不敢直面现在的做法，偷偷摸摸的像地下斗争，舍近求远去海门开《检疫证》。到底是我们养鸡户错了呢？还是他们的做法错了？到底是海门执行的政策对呢？还是启东某些人执行的政策对呢？二个相邻的市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大的落差？国家的政策为什么能有这样大的弹性？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可以对《检疫证》随心所欲、信口开河地乱收费呢？对于这张《检疫证》，我非常的困惑！它究竟是国家控制动植物疫情传播的一个措施呢？还是一些人的敛财工具？幸运的是我们偷偷摸摸地到别的地方开检疫证，局里一直是挣一只眼，闭一只眼。
　　30. 这个计划我不要
　　88年和89年应该是我的事业十分艰难的时期，资金的困难已经到了生死的关头。我的鸡场已经到了朝不保夕的风雨飘渺之中。这时卫星乡的养猪标兵王谨欣跑来跟我说：“县粮食局的小黄要我们过去，说有一批粮食要处理。”
　　我和王谨欣满怀疑惑来到县粮食局。局长和科长都不在，只有小黄一个人在。他详详细细地跟我们讲了那批粮食的供应情况，他讲得很详细、却更含蓄。我们两个呆子怎么也听不明白。我想了想说：“我养的是出口鸡，粮食计划是由外贸公司提供的。王师傅养猪的粮食是由粮食局供应的。”于是我就先回家了。
　　过了几个月，我已经把这件事忘了。有一天，王又来了，十分为难地说：“小黄给了我好几百吨的粮计划，我就养这些猪，恐怕十年二十年也吃不完。”我说：“那你就慢慢的提吧！”他说：“可是，按规定到年底之前要提完的。我提了回来也没地方存放，做天囤也要做好几个呢，而且我也没有这么多的资金去购买。”我说：“那天我就觉得有点蹊跷，小黄说话有点躲躲闪闪的。”他说：“小黄让我直接把计划卖了，你要吗？你要我还可以送你一些，本来这个计划就是给我们两家的啊！”
　　我知道粮食局的粮食供应是实行双轨制的，有计划供应的平价粮，也有通过市场调节的议价粮。平价的玉米只有0.08元一斤，议价的玉米0.2元多一斤，两者价格相差一倍还多。这几百吨的粮计划转手一卖，就是几十万元的经济收入。我的心不禁颤抖了一下，对王说：“我肯定不要，我虽然很缺钱，但不义之财我不要。”王谨欣虽然是个老实的农民，但有文化、有头脑。听我这么一说，若有所思地说：“哪有天上掉馅饼的，我也不要了。我的几个儿子都很有出息，我不想蹚这潭浑水。”我们两个呆子就这样，不但把省力钱拒之门外，而且还得罪了人。事后王谨欣又对人家实话实说，把我彻头彻尾地暴露了。所以最后的罪过全记在我头上,有人因此对我怀恨在心。
　　外贸公司给我们鸡场供应粮食计划，这是天经地义的事。硬的计划是每出售一斤肉鸡，换回2——3斤的粮食供应计划。还有是到了年底，外贸公司有了计划结余，就再补贴一些，这是软计划，给面上的小鸡场少一点，像我们这样的规模鸡场就多补一些。
　　外贸公司的某某某，就给了我们几千斤的粮食计划，在填表格时，要我们提供当年的销售情况。当时我们鸡场的会计正好不在，张某某对这些账是清楚的，于是就由他填写了表格。可是，就是这区区几千斤的粮食计划，莫名其妙地被县检察院立了案，并且当作了非要查个水落石出不可的大案要案。
　　我的性格倔强，说：“几百吨的粮食计划可以随便发放，没有人去查一查，怎么只查我们这几千斤的计划？谁想查就一查到底，全县有多少的粮计划给了哪些人？都是由谁领去的？”这时有人提出来，说这是张某某的笔迹，要查张某某。我说张是办事人员，我是法人代表，要查就查我。
　　我到外贸公司去，他们说要查某某某，说他得了多少好处。我说：“我们鸡场是集体性质，外贸公司发的粮计划，并没有装进谁的私人口袋，要是有送礼，就去问问大队党支部书记和其它干部。”还有其他一些补到粮计划的鸡场头头也都来了，凡是能得到补贴的鸡场都是集体性质的。我们都很气愤，外贸公司结余的粮计划，说到底还是我们卖出口鸡创造的，最后的补贴又都补给了集体，为什么要查我们这些办事人员呢？
　　回到场里，我仍然很气恼，就找抓副业的大队干部说：“虽然张某某填了这几千斤粮计划的表格，但目前我们还没有购进这几千斤粮食。如果要我们担这种罪名，就请你们把这批粮计划退了吧！”大队副业干部有点为难地说：“我们去证明好了。”我说：“不行！这次一定要退，以后他们补给你们鸡场，是金是银，只要我们不沾边，你们尽管收好了。我不会穷极无聊到香臭不分的地步。”大队里拗不过我，只好去退了粮计划。
　　后来，在一次县人大会议上，我遇见了承办当年案子的检察长，我就理直气壮地跟他说：“当年的案子，为什么呼声这么大后来就销声匿迹了？我直到今天仍然有话想说，我多么希望能公开开庭，能让我有个说话的机会。别人说了那么多的‘随便话’，而我连申诉的机会也不给。今天我撞见了你这位检察长，是天赐我一个说话的机会。”检察长连连摆手说：“我们也是接到报案才去查办的，查是我们的职责，查清楚了，对你们也是有利的。”我说：“可是为什么就没有去查查陈某某呢？”因为那次王谨欣退出之后，是养猪专业户陈某某做成了这笔“买卖”。旁边一个检察官说：“那么你举报？”
　　是啊！虽然陈某某几次到我们场里来炫耀过这件事。但你管得了那些闲事吗？我也不想管这些闲事。陈某某是个文盲，又是个残疾人，拐着条腿，一只眼睛已失明。
　　我记忆犹新，陈某某穿着崭新的西装，没打领带，一双皮鞋嫌大了一点，走起路来有点杂音。两只手上戴了好几只粗粗的金戒子，敞开的衬衣领里露出一根粗粗的金项链，财大气粗地对我说：“我今年收入几十万元，光卖粮计划一项就进账四十万元，这个王谨欣真是个傻瓜。你知道他今年进账多少？”我说：“肯定比我好一点。”他又说：“赚钞票，要会动脑筋，死做是挣不了大钱的，要会做人，把干部拍正了，铜钿银子就会飞进来！”他眉飞色舞地高谈阔论着送礼经验：春节前给某人送了什么什么，给某单位送了一卡车的猪肉，给某某送了金、银首饰，给每个办事人员送一只猪腿。中秋节送了……国庆节又送了……元旦……真是个阔佬。他最后总结说：“总共送了二十多万元。”
　　过了些日子，陈某某又来了，还是谈他的生财之道。他一次次的显摆，我听了十分生厌，渐渐地有点瞧不起他。一次他又来说，县里要放在他那里开什么现场会议，他把我的照片放在他家的客厅里。我有点不高兴了，说：“哪来的照片？为什么要瞎放我的照片？”“帮你宣传宣传。”他开心地说。我十分不领情地说：“我是靠死做的人，不会动脑筋挣大钱的，请你以后不要帮我宣传。你是大江奔腾东流去，大进大出的大老板。我是小桥流水过日子，是永远学不会、跟不上的。”
　　我的先生说：“这种事多的是，你何必跟他一般见识。他是老实人，又是文盲，才到处说的，别人所做的‘买卖’比他大得多，只不过不放在嘴上说罢了。这叫做权力寻租。”我想想倒也是。陈跟我说，一方面是老实，想炫耀，另一方面是对我的信任，他是被权力寻租了，他本身是被动的。而社会上能有多少人能抵制这种权力寻租呢？又有多少人能主动出击滥用权力现象呢？出击权力寻租现象需要代价，要冒风险，抵制权力寻租同样需要代价，同样有风险。
　　做人难，做一个清白的人更难，在我非常激进无我而存时，我的思想观念与社会潮流格格不入，别人看不懂我，不理解我。我现在已经转变了，已经不再狂热、激进，已经是满脑子的挣钱措施。为什么我仍然被排斥、受挤压呢？难道我的思想观念又落后了？
　　我已坚信无我而存是激进的、不现实的，而我现在那种老老实实靠死做的想法和做法是正确的。虽然我的事业发展得不快，但我的每一分钱都是靠死做出来的。一缸清水见到底是我的原则，也是我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