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原村名的传说（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

三十五、西原人打狼-双份
传说1925年春，西原“红枪会”会员吉俊杰、吉俊泰兄弟二人和潘庄“红枪会”一名会员在某天晚上给红枪会总部（李村）送一份情报，在朦胧的月光下，把在月底觅食的一头小牛误以为是狼。于是三人商定击毙后，按三份来分割狼肉。
“砰”的一声枪响，那牛犊便倒地不动了。他们三人兴高采烈地跪上前去观看，惊得目瞪口呆。被打死的不是狼，而是一头牛犊。便心灰意冷地匆匆离去。
第二天，牛犊的主人发现自己的牛犊被人用枪击毙，经查访找到了肇事者，要求予以赔偿。理赔时调解人对事故的起因经过了解后，对价值作出评估，说道：你们约定按三份分肉， 现在仍按三份赔偿。“西原人赔双份”。
这就是“西原人打狼-双份”的由来。后来外村人就用这句话来调侃或戏虐西原人。

三十六、智擒座山鹰
民国时期，盘踞在黄龙土匪，经常到周边县域窃民众财物和挟持人质（俗称拉票），对人质开出高价赎金，不从或按期不交赎金者，便对人质割耳剁、手指捎给家人看，甚者予以杀害。本村被绑架枪窃者大有人在。骚扰得村民不得安生，天一黒家家户户就把门关上用杠顶住。
吉引祥在西庄高小教书，1928年的一天夜里被黄龙山的土匪绑架挟持到黄龙山孙家沟的匪窝，开出二仟大洋（银元）叫家里赎人。匪首见引祥是个胆小书生，在这深山老林不敢逃跑，就叫他每天劈柴烧火，给大小头目端饭倒茶、洗脚、扫地。在一次大雪过后，气温在零下20多度里，引祥乘机逃跑。次年吉引祥被当选为本村保长，初冬的某天中午，引祥和几位长者在天园寺门前台阶坐着晒暖和谝闲传，见一个鬼头鬼脑左顾右盼行迹怪异的陌生人从西边走了过来。
引祥问陌生人：“你找谁？”
“我想到这里买几头牛，不知有没有的？”陌生人回答说，“我是宜川集义镇人，初次来这买牛。”
引祥对陌生人再一仔细观察，不由心中惊愕。这陌生人是黄龙山土匪中的一个小头目，而且是他当年绑架挟持我到黄龙山。还谎称他是宜川人到此买牛，立即就想上前把他捉拿住。但他迟疑了一下想道：凭我和在坐的两三个老汉，是制服不了这个身高膀宽体强力壮的土匪，闹不好或马上喊人捉拿，他会跑掉。
为稳住这个匪贼，引祥心生一计说道：“前几天有几个人在我跟前说，现在到了农闲季节，想把牛卖掉，可不知卖了没有？”
转过对坐在他身边的尚文老汉说：“你把客人领上到东巷、后巷看看谁的牛卖，当个中间人。”并叮咛道：“多跑上几家人，叫客人从中挑选。”
吉引祥此时头戴礼貌、鼻梁上架着一副墨镜，这个谎称买牛的土匪，没能看清引祥的面貌，就顺从的跟着尚文老汉去了。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引祥立即动身叫了五个体强力壮的小伙子，说明情由，布置大巷北边一户人家的门道里，当尚文和这个陌生人从北边小巷走出时，这四五个小伙子像猛虎扑食一拥而上，便把陌生人摁倒在地，五花大绑。押解到保公所。
开始审问，这个陌生人口口声声说他是好人，不是坏人。此时引祥把帽子眼镜一下，手把桌子一拍，大声说：“老鹰，你还认识我吗？”
陌生人一听到叫他的绰号“老鹰”，不由得像筛糠一样发抖！慢慢抬起头，见审问他的人，竟是当年他绑架过的人。
便战战兢兢地说：“我是土匪，我有罪。我是土匪，我有罪。这次下山来是总头领梁占魁派我以买牛为名来踩点，瞅好目标后施机进行抢劫。”
捉住土匪的消息刹时传遍全村，群众蜂拥前来观看，观者人人义愤填譍，个个咬牙切齿！大喊道：“把狗日的皮剥了！把匪贼给杀了！把狗日的打死！”
有些人气愤难平，冲上去就拳打脚踢。
吉引祥大声喊道：“不能乱打！押匪贼游巷。叫众人都看一看土匪的真面目！”
押匪游巷，一壮年汉子在前鸣锣开道，四个壮年汉子左右排列押解，一人手提大马刀随后，从寺院经大巷到村北雅儿崖，把这个作恶多端的土匪便处决了。
从此，黄龙山的土匪再也不敢到西原村来了。

三十七 土地改革合作化
土地改革。1950年6月中央颁布“土地改革法”后，县上派工作队进住我村，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区别地打倒地主，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为宗旨，成立了土改领导班子。评定划分阶级成份，采取自报，民主评仪，报县批准，三榜定案。全村最终核定地主4户、富农8户、贫雇农151户。有11户分得房屋41间，有54户贫雇农分得土地620亩。经过土地改革运动，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为了贯彻农业税依率计征，达到合理负担的目的，1952年11月至1953年1月，以3个月的时间，进行了全面的“查田定产”工作，对土地逐块进行丈量，按好坏进行分等，共分24等。民主评定出各等级常年产量，登记选册，给各户发放土地证书。
农业互助组。土地改革后劳动人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但在生产中仍遇到不少困难，有的缺乏劳力，有的缺乏畜力或生产工具。于是中共中央于1951年12月发出《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号召农民相互变工，即组织“互助组”。1952年春，程俊怀等六户首先成立起西原村第一个互助组，随后各行政村相继成立起三至五户不等的二至三个互助组。互助组设组长、记工员，人劳出勤三晌记工一天，畜力出勤两晌（上午、下午）记工一天，采取用工相互平衡的办法，组织劳动生产。经过一年的实践，显示出互助组能按时耕作、产量提高的优越性，到1953年秋，全村互助组发展到31个，百分之80的农民都参加了互助组。互助组有常年和临时（农忙季节）两种形式。不少临时互助组最后都转变为常年互助组。
农业生产合作社。1955年3月，中村吉新民首先成立起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会计、入社农户。同年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文章中提出在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思想”，随后全国上下，掀起了大办农业社的高潮。1955秋，全村三个行政村，成立了东原、中原、胜利、西原、团结五个初级社。全村除地主富农外，全部参加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新形势下，干部和群众都提高了思想认识，于1956年7月，初级社转为高级社，并吸收地主富农入社。按社会主义原则，把社员私有的生产资料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组织集体生产，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男女老少同工同酬，取消土地分红，土地归集体所有。牲口农具折价归社，按股份基金，长短记入各户名下，
逐年扣除和偿还，至此，使土地私有制变为集体所有制。这是几千年来中国历史上生产关系最深刻的变革。彻底推翻了封建土地私有制。
人民分社。1958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定，西原乡划归龙门人民公社。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为一体的体制，提出生活集体化，劳动军事化，以生产队为单位，办起公共食堂，干活不记工，吃饭不要钱的所谓“共产主义”。
在“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天梯”的左倾思想指导下，大队收回分给社员的自留地、私人作坊、灰窑、空庄基地旧院子，各家族的祖祠也收归集体所有，共产风乱刮，公社“一平二”大大挫伤了群众劳动积极性。58年秋，棉花在地里摘不回来，被风吹雨淋，损失严重，小麦未按时下种，使次年减产，加上自然灾害（旱灾）的影响，导致出现低标准现象。即人们所说的“低标准”时期。1959年至1961年，集体分配给社员的口粮，每人每年平均只有160-180多斤。
1961年秋季，解散了公共食堂，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标单位制度，清理了“共产风”中被评调的物资，加强经营管理，给社员每人划分了三分自留地。并允许社员经营小型家庭副业，如养猪、养羊、养鸡等。年终按人、劳分配粮食，按劳动工日分配现金。从而提高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
1965年冬农村普遍开展“农业学大案”运动，大搞政治挂帅。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始终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大割资本主义尾巴。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被砍掉了，社员作小生意，卖饸饹，卖鸡蛋，瓜果都视为资本主义，受到批判。这种极左思潮，极大地限制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联产承包责任制。党的十一届三中会后于1980年各生产队将土地按好坏分为1、2、3等，按人口分到户，签订“农业生产责任制合同书”，按各户土地的常产确定每年上缴的农业税，由各户到粮站交粮，以粮抵税。土地承包到户，使农民吃了“定心丸”，农民在经营管理上有了自主权。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农民搞多种经营，并可“依法有偿流转”使用权，从而也充分发挥了土地的增产增值潜力，使农民收入不断增加、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自2005年起国家对种地农民又免征农业税，2005年开始又对种粮土地实行资金补贴。
土地承包制度，从1980年始至今一直未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