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回 革命红旗色不褪 代代鲜血染旗红

第二十四回 革命红旗色不褪 代代鲜血染旗红

先贤怀忧辞世去，
　　后辈振奋勇开来。
　　魏老爷子去世后，东圣水村的革命星火，依然在燃烧着，魏复民、魏复功、魏复丽、魏复敬、魏复海和魏玉聪、魏玉生、魏玉成等，都是革命的播火人，继续着捐财、献身扶持革命的辉煌事业。
　　在魏嵋健在的诸多子女之中，大姑复丽有必要加书一笔。
　　公元1960年编印的《益都县志》“革命遗址表”中详细记载道：“东圣水村魏嵋之家，1920年，益都早期党的活动地点。”
　　这是魏嵋一家的革命记实，理应视作铁板钉钉，青史留名。
　　公元1959 年，魏复丽在被盖茂桂先生采访的采访录中有语曰：“我与父魏嵋、二哥复中都在民国八年（公元1919）或九年（公元1920 ）时加入山东共产主义小组的……”
　　此采访录，至今记录在案，珍藏于青州市档案馆中。
　　由此足见，魏复丽是山东，乃至是全国最早的女共产党员。她将自己的青春年华，完全奉献给了艰苦的中华解放事业，奉献给了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待她青春已逝，暮年来临，需人照料之时，全赖她的继孙、魏玉琢之次子魏国顺供养。魏国顺对她虽然孝敬有加，然而，她的晚年生活并不舒心。叛徒杜铧儿曾是她的干儿子，文革之中她被打成漏网叛徒，倍受批斗折磨，苦不堪言。
这就是当年的混蛋逻辑：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狗熊儿混蛋。以此而推，杜铧儿是叛徒，他的干娘就必然是叛徒！
　　她经常遭到造反派们的揪斗。当被斗得难以容忍之时，她曾愤愤地辩驳说：“我不是叛徒，我是革命的。我认识宋庆龄和邓颖超，你们可以去调查，她们都可以为我做证。”
　　有一个造反派头目教训她说：“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的一场新革命，从前的革命者，而今可能是反动派。你嘛，就是反动派中的一分子。”
这话，也许有道理。当年的苏联即是如此。苏籍华人杨明斋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为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奔波于中苏之间，曾经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因出语不符合斯大林的口味，未加审理，便被莫名其妙地打成托派，喀嚓掉了脑袋。当年被杀的又岂止他一个，仅我们青州就摊上两个。
青州城北张孟口村有一家大地主，当家人叫王保南，是显赫一方的人物。他的孙子王元昌、王元盛兄弟二人，都是魏嵋的干孙子、魏复丽的干儿子，益都县早期的共产党员。特别是王元盛，也是魏复中式的“共产迷”。他在结婚的礼仪上，拜过堂以后，借亲朋欢聚的盛大场面，穿一身礼服，端一个葫芦瓢，用筷子敲击着，亮开嗓门，做开了宣传：
娶新娘，挂红灯，
亲朋好友你是听。
革命道路千万条，
惟有共产最革命。

娶新娘，披彩红，
诸位邻里你是听。
今后咱们是一家，
铲除贫富不平等。

娶新娘……
　　“盛儿！住口，入洞房去。”老爷子保南怒极，将孙儿的说唱喝住。
　　王元盛无奈，极不情愿地退回他的新房，一边走一边嘟哝道：“老脑筋，不开窍——我连这么点自由也没有吗？”
　　王元盛的新娘子，也是出身于大户之家，自小识文断字，深受“三从四德”、《烈女传》教育的熏陶。她性格温顺，人才出众，是当地四邻八村的人尖子。否则，王保南怎会选她作孙子媳妇呢？新婚之夜，新娘子脉脉含情，抿嘴微笑着，一边替丈夫宽衣解带，一边温情地说：“看你，宣传也不看场活，招爷爷生气……”
　　“咋？你嫌我？”王元盛白日挨了爷爷的训斥，已经窝着一肚子气，一听新娘子这话，哪里还按捺得住，将新娘子猛地一推，愤愤地言道，“骑马坐轿，各有所好。你别管我，我也不管你，我共我的产，你作你的新娘，咱俩两便吧！”
　　王元盛说完，将衣袖一甩，离开洞房，扬长而去。新娘子想不到王元盛的火气会这么大，紧赶几步，扶着门框，满含泪花地轻轻呼道：“元盛，你……”
　　王元盛头也不回，从此再也没有进过他的新房。后来，王元盛与兄长王元昌一起，被山东省党组织选派到苏联，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准备回国后承担党的重任。
　　王元盛兄弟俩，在苏联的高等学府里，是非常活跃的人物。他们不但刻苦读书，还积极参与苏联的社会活动。
　　党内有党，派中有派。当年的苏联，意识形态之争分为托洛斯基与斯大林两大派系。其斗争结局，托洛斯基被打成反党集团，遭到残酷镇压。杨明斋受牵连，也被打成了托洛斯基分子。王元盛兄弟的某些言论，也触怒了专横跋扈的斯大林。他们与杨明斋同是华人，而且是杨明斋组织来苏联留学的，杨明斋被捕后，自然也受到他的牵连。于是，这兄弟二人，也被莫名其妙地，未加审讯地送上了断头台。
此消息传回国内，乡人一直不敢声张，他那从未体验过丈夫温暖的妻子，却被冠以托派家属的罪名，长期带帽管制，抬不起头来。王元盛的妻子呀，真真是一个可怜的人。
　　当年苏联被无辜镇压的人到底有多少，天知道！他们的遭遇，正应了一句古语：
　　王者胸怀俱难测，
　　笑脸化作滴血刀。
　　何为是非？世上的是与非，全凭权盛之人一句话，古今中外尽皆如此。相当年，杨明斋屈死，谁敢问津？然而，铁肩担道义，敢于攀刀山的人毕竟不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山东的优秀党史工作者余世诚即其一。
　　余世诚在撰写中共党史时，探根求源，包打不平，斗胆跨国上书苏联共产党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为杨明斋鸣不平。戈尔巴乔夫确有王者大度，非常重视余世诚这个异国勇士反映的问题，竟然屈尊认错，下国书为杨明斋平反昭雪。
　　此次被昭雪的除杨明斋以外，还有大批同案苏联人及华人，王元盛、王元昌弟兄也在其中。那可怜的，白发苍苍的王元盛的妻子，至此才被摘掉反革命的帽子，过上人的生活。可惜，喜讯来得太晚，不久她便故去了。这个不幸的女人呐：
新婚之夜寡欢趣，
棒打鸳鸯两分离。
天各一方苦煎熬，
梦里寻他难相聚。
春雷拨雾何太晚，
鸿雁报喜实太迟：
欢泪纵横湿白发，
点点滴落黄泉地。
　　谁是英雄？余世诚堪称英雄。如果没有余世诚的奋斗，杨明斋何以得到昭雪？王元盛等一大批冤魂，何以能在地下瞑目？王元盛那个可怜的女人，又怎能含笑步入黄泉？ 这个于世诚呀，真真是：
浩然正气无所惧，
敢向虎口讨真经！
笔下一怒掀波涛，
沉海冤案见光明。
　　此为后话，无须多叙。话题回归原事。像魏大姑这样的人物，在那极左思潮泛滥的日子里，岂能有好果子吃？不像杨明斋一样被喀嚓掉脑袋就算不错了。
　　然而，这魏大姑太不看形势，太论死理，仍然咬定自己是革命的，坚持宋庆龄与邓颖超可以为她做证，并向造反派们扬言：“你们再整我，让顺儿推我到北京告状去！”
　　可怜的魏大姑，她哪里会知道，此时的宋庆龄与邓颖超们，也是自身难保哇，连革命元勋刘少奇都岌岌可危，何况她这样的无名小卒呢？谁曾料到，这一语，可将造反派们惹恼了。另一个造反派头目狠狠地踢她一脚，愤愤地说：“白搭，她们能为你做证？谁来为她们做证呢？”
　　听，那些造反派们如此放肆地反驳她，否定一切的嘴脸，暴露无遗了。这便是当年文化大革命的真实写照。
　　我此刻如此论述，并非有意指责当时的当事人。就实而论，文革一起，魏嵋的重孙魏勇也曾跳出来，拉一彪红卫兵斗这斗那。此一时，彼一时，那时节的若干活动，实难论谁是谁非，只是为革命者遭此恶劫鸣不平罢了。
　　在造反派们的摧残下，原本开朗的魏大姑，变得抑郁寡欢；原本硬朗的魏大姑，变得老态臃肿。她憋闷成疾，一病不起，于1967年含恨故去。这个魏大姑呀：
　　为救中华频征战，
　　巾帼英雄世罕见。
　　孤苦伶仃含恨亡，
　　一路怨泪洒黄泉：
　　一心报国，
　　有苦难言，
　　空洒热血肥中原。

　　历史已经证明，魏复丽对国家与民族的贡献功不可抹。依据魏复丽的事迹，文革后的1982年，益都县民政局，曾经给她整理好材料，上报省民政厅，为她申报烈士誉荣。然而，因当时极左路线余毒未清，圣水村的某些人怀着一己私见，投书省厅，说魏复丽“有变节嫌疑”。当年的有关领导，不愿招惹麻烦，未加进一步调查，便将此事搁置下来。因此，魏门的烈士中，惟独少着魏复丽一个人。若论她的贡献，这实在不公！
　　话接前文。魏复敬长孙、魏玉琢次子魏国顺做了革命先驱魏复丽的继孙，魏复丽给魏复敬一家带来的不是荣誉，而是灾难。建国以后，魏复敬之子魏玉琢在村合作社里当干部，一直耿直无私，敢于抵制浮夸瞒产的歪风邪气。有人竟给他扣上“受判徒魏复丽左右反对党的政策”，屡屡罢他的官，撤他的职，三起三落，令他百般遭难……
　　魏嵋去世后，魏家没有出什么显赫人物，魏嵋一家的民族奉献精神，自然也未得到应有的宣传。因此，在那极左思潮泛滥的日月里，魏嵋的贡献被埋没，魏嵋的后裔也常受歧视。
　　翻这些陈账，不是在替魏嵋后裔们诉苦，只是说明历史对魏嵋们太不公平，令魏嵋身居黄泉心里难于平横。时至今日，应为其正名。
　　东圣水村魏家，一直是革命的摇篮。
　　杜铧儿叛变后，青州的党组织长期处于瘫痪状态。1931年，山东省委派段亦民来青州，整顿益都的党团组织，重建共产党益都县委。省委来的领导，大都住在魏家。
　　贪腐，是统治者人不灭我我自灭的根源。这时，国民党反动派的官员，已经腐败至极，几达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的境地。国民政府的苛捐杂税，已经形成暴政，压得广大民众喘不上气来。国民党的元老派魏复丽，曾伤感地歌曰：
想中央，
　　盼中央，
　　中央来了更遭殃。
　　苛捐如牛毛，
　　杂税不入账。
　　三民主义丢脑后，
　　一跃成为刮民党。
　　哎呀呀，
　　国父泉下心不甘：
　　革命大业将危亡！
　　国民党的前身是同盟会、兴中会，1912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失败后，为了加强讨袁力量，与其余四党合并，始称中国国民革命党。后来人们尊称孙中山为“国父”，既因他是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也因他是国民党的创始人。
　　魏复丽是老兴中会、同盟会会员，也是国民党的老党员，她可谓国民党的创始人之一。由此足见：一个党派所奉行的政策，如果连自己的党派成员也发出怨声，那么，这个党派所从事的事业，是很难持续下去的。国民党后来的惨败结局，便说明了这一哲理。此，当为历史的借鉴。
　　当年的共产党山东省委军委书记张宏，是李立三、王明极左路线的忠实信徒。蒋介石叛变以后，陈独秀右倾守合，不准斗争，给初创的共产党造成了极大的损失；进入三十年代后，李立三与王明又左倾激进，号召全党硬拼硬干，令好不容易保存下来的力量，遭到了进一步损失。这正符合张宏的口味。他好大喜功，极左冒进，是一个标准的官迷。
　　张宏为了显示自己的领导才干，以此扶摇直上，便想借益都人民的革命传统，以及他们反暴政、求生存的革命激情，不看形势，不讲条件，急于学南方，建政权，立功升官。于是，他强制益都组织军事暴动。他以为，凭他的一声令下，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拉起一支地方武装，组建地方苏维埃政权，向上级请功讨赏，加官进爵。
　　当时的益都县委书记段亦民对此举极为不满，提出异议，认为时机、准备都不成熟，不可蛮干。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在张宏招集的县委会上，他严肃地警告张宏：“同志，这是驱羊入虎口，我不干！”
　　那张宏对段亦民极为不满，将脸一郎当，把桌子一拍，暴跳如雷地指责他说：“段亦民，你是怕死鬼！都像你一样，革命怎么能成功？”
“谁怕死？”段亦民无故受到指责，非常气愤，也将桌子一拍，愤愤地说，“你有种，和我一起打头阵。敢吗？”
“哼！无组织无纪律，哪里配作领导？”闻其言，张宏恼羞成怒，撤了段亦民的职，免了他的官。同时，张宏指定当时益都县委的组织部长郑云岫主持工作，负责指挥暴动，自己却躲在一边不肯露头。
　　公元1932年秋夜，阴云密布，月暗星隐，悲风习习。益都十区的数十名革命志士，在东乡指挥冀虎臣的率领下，紧急集合，匆匆上阵，凭着屈指可数的几支破枪，高举着锄头镢把，一鼓作气冲进国民党郑母区公所，与手握钢枪的守军展开了拼搏，打响了山东省武装暴动的第一枪。他们趁守军不防，曾一度占据上风，夺得几杆枪支。其结果，因武器低劣、策划不周、孤军奋战、后援不及而遭到惨败……
　　东圣水村魏家，历来站在革命斗争的最前线。在益都暴动的活动中，魏家依然是斗争的中坚。他们不但积极掩护省里派来的领导，魏复丽、魏复民、魏复敬、魏复功、魏复海，以及魏玉聪、魏玉成、魏玉生等，都不畏凶险，积极参加暴动，是法庆寺暴动队的主要成员……
　　当年的益都（郑母）暴动，愚以为并非益都党史上的光荣，而是一个教训。为了打造政绩，张宏拿群众的鲜血涂抹自己的辉煌桂冠，玩了一场飞蛾扑火、以卵叩石的拙劣游戏，严重地挫伤了益都县刚刚复苏的共产党元气，使共产党的活动又一次长期陷于低潮，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才由省里派专员来帮助恢复。我想，将大权交到像张宏这样的官迷手里，是严重的失策，不失败才怪呢！此，当为后人之戒。
　　说张宏是官迷，也可能有人以为责之不当：“这张宏是在执行上级的指示，怎可将账记在他的头上？”
　　对此，我也有一说。试想，同样是受极左路线的指示与威胁，当时的县委书记段亦民，为了维护民众的利益，能做到宁可被张宏罢官，也不支持张宏蛮干，他张宏某人为何做不到? 这不同样是对极左路线的态度吗？斥责张宏是官迷，又有何不可？
　　仔细研究《益都暴动调查报告》及当年人们的回忆录，不难看出，张宏在组织益都暴动时，自身的高高在上，漠视实际状况，严重脱离群众，蛮横粗野，一意孤行，也加剧了这次极左行动的恶果。为此，我的评价并不为过。
　　极左路线，将益都人坑苦了。然而，前车之覆，却往往不能成为后来那些官迷心窍人们之鉴，像这样的极左事件，在青州大地上竟屡屡发生。20世纪50年代，吹牛浮夸，益都堪称全国之最，饿死大量无辜百姓，有的村竟“家家贴白纸，户户闻哭声”；20世纪60年代，又疯狂破“四旧”，使青州文化古迹遭到严重破坏，几乎是连根拔除一扫空。全国各地都保留下许多文物，试看青州，还有什么文物可寻？这些，都是极左路线阴魂不散，给益都人们带来过极大危害。但愿青州大地上，以后少出点张宏之流的极左分子，多出一点克己奉公、为民造福的清官，以令青州辉煌事业得以延续和发展。
郑母暴动的失败，我对张宏有一评：
胸无点墨充智囊，
不会指挥瞎指挥。
勇士鲜血空自流，
黄泉路上难言悔。
　　撰文及此，有人极为关心这张宏的结局。好吧，索性捎带几句他的后事。
　　当年张宏亲自组织了博兴与益都两次暴动，他自己都是畏葸不前，逃避流血。当时的共产党山东省领导与他一样，左得要命，激进得出奇，不责己之过，只究人之责。一怒之下，撤消了张宏的军委书记职务，并开除了他的党籍。不久，这张宏也难逃国民党的牢笼，被逮捕入狱，与其它暴动人员一样沦为阶下囚了。侥幸的是，十六个被杀害人员中却没有他。
　　1937年，卢沟桥一声炮响，爆发了抗日战争。为了联合抗日，国民党释放政治犯，张宏才得以解放。
　　这个张宏，倒也是一条血性汉子。面对日寇侵华，大好河山遭到蹂躏，人民大众遭到涂炭之时，张宏背负着被撤消军委书记职务、开除党籍的沉重包袱，竟能忍羞忧国，挺身而出，拉起一支队伍，统帅几百号兵马，出没于青纱帐，周旋于北大洼，伏击敌伪，攻打堡垒，鏖战沙场，抵御外侮，实不失民族气节，倒是值得人们赞许。
　　一个人的命运，很难预料。张宏的结局不甚光彩，最终，因权力之争，被共产党抗日部队的领导处决毙命。至于此事的因由是非，不在我的探讨范畴之内，就让他人去剖析吧！
　　言归正题。益都暴动失败后，省委巡视员耿贞元化妆为算命先生，依然留守在魏嵋三子魏复民家里。当时指挥郑母暴动的指挥郑岫也被逮捕，他出卖了不少同志，其中就有耿贞元与魏复民。
获得郑岫的密报后，当时的益都县长杨九五，指派民团副大队长季瑞堂率队，在郑岫的带领下，到东圣水村捕人。
　　魏复民之子魏玉聪，当时正在坡里干活，发现有县警赶来时，拔腿就跑，欲回村报信，让耿贞元躲一躲。那些县警见有人逃跑，便在后面紧追不舍。
　　魏玉聪跑得满头大汗，张口气喘。当他路过村头场院时，适值其父魏复民在那里翻晒高粱穗子。魏玉聪慌急地对他父亲说：“爹，快躲，伪兵来抓人啦。”
　　“慌啥，趴下！”情势紧急，想躲也来不及了。魏复民急中生智，一木叉将儿子玉聪打倒，而后挑起高粱穗将他掩盖起来。
　　这些伪警来村里干啥，魏复民并不知情，他还想搪塞过去。
　　伪警扑过来，恶狠狠地问魏复民：“说！刚才跑来的那个小子呢？”
　　魏复民不慌不急，慢腾腾地回道：“早溜啦，向北。”
那队副刚要率队离去，那个带路的叛徒郑岫认识魏复民，便悄悄地对他说：“队长，他就是魏复民。”
“快！将这小子抓起来！”队长指着魏复民，下达命令。
　　伪警们闻令，一涌而上，将魏复民踢倒，捆了起来。魏复民一边挣扎，一边愤愤地指着叛徒郑岫的鼻子，骂道：“混蛋！竟敢出卖我，你能有好下场吗？”
就这样，魏复民落入了魔掌，随即押着他去村里逮捕省委巡视员耿贞元。
巡视员耿贞元藏在魏复民的家里，正为暴动的损失忧心忡忡，坐立不安。他毫无防范，一伙民团兵勇，撞开大门，向他扑来。身处险境，耿贞元面不改色，端坐在堂屋正面八仙桌旁的太师椅上，镇静地高吟道：
　　闭门家中坐，
　　等候客人来。
　　而后，他微微一笑，询问持枪围着他的伪兵们：“请问，先生们，你们是问吉还问凶，问寿还问财呢？尽可慢慢向山人道来。”
　　民团副大队长季瑞堂，将手里的手枪一晃，讥刺道：“先生，你的本事不小，先算算你自己的吉凶吧！”
　　那耿贞元也不恼火，回吟道：
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
　　福来笑相迎，
　　祸来不哆嗦。
　　吟罢，他缓缓立起，仰天大笑……
　　就这样，耿贞元被捕了。与他同时被捕的，还有圣水村的温子厚、泮永年等数人。
　　耿贞元，真不愧为英雄。被捕以后，他面不改色，大义凛然，将胸脯一挺，朗朗言道：“我就是益都县委书记，我就是郑母暴动的组织者。此事与他人无关，赶快将其它人放掉！”
当年的益都县长杨九五，是铁干的反共派，为了向国民党山东总部邀功，将耿贞元等二十七名被捕人员押往济南，关进监狱。
　　在这二十七名被捕人员中，有一个人值得一提，他便是牛玉昌。
　　牛玉昌，字瑞庭，生于1907年。他于1926年考入守善中学。守善中学是一所教会学校，校舍的北邻便是魏家巷。魏家巷的尽头有一所魏宅，那便是魏嵋城里的故居，魏嵋当年便住在那里。
　　牛玉昌一入学就结识了魏嵋的孙子魏玉聪，与玉聪结成义兄弟。魏玉聪常邀牛玉昌到他爷爷家里玩，一起听魏嵋讲述他亲身经历的革命故事。在魏嵋的熏陶下，牛玉昌开阔了眼界，提高了觉悟。1929年，牛玉昌考入省立第四师范，开始学习马列主义，参加学生运动，是当时非常活跃的积极分子。1931年，牛玉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于1932年担任省立四师的中共党支部书记。1932年夏天益都暴动时，牛玉昌是骨干分子，暴动失败后也被捕入狱，与魏复民一同坐牢。（牛玉昌在狱中一押六年，出狱后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后，牛玉昌致力于搜集资料，研究党史，曾于1960年年底撰写过《关于益都党组织变迁发展概况回忆》，文章的第一部分即是关于魏嵋革命活动的记述。最后，他曾担任过中共山东党史研究室主任一职。）
　　在敌人的监狱里，这些被捕的勇士们，都是好汉。不管敌人怎样严刑逼供，他们不推诿，不变节，不攀咬。在英雄们的感染下，就连那个曾出卖过耿贞元与魏复民的叛徒郑岫，也变得坚强起来，一口否认了自己原来的供词，为自己的怯懦遮了遮羞脸，以免遗臭子孙后代。最后，耿贞元、段亦民等十六名勇士，包括那个叛徒郑岫在内，被押往洛口刑场。他们昂首挺胸、高呼口号，慷慨就义……
　　益都暴动，引起当年国民党中央高度重视，上海《申报》上曾以《青州共产党暴动——计划破露二十七人被捕》为题，作过专题报道。
　　轻率组织暴动的张宏溜了，前来益都巡视的耿贞元却勇敢地站出来为民保命，两厢对照，反差有多大呀！为此，我对耿贞元有歌曰：
　　为救民众脱牢笼，
　　甘愿独上断头台。
　　顶天立地真英雄，
　　羞煞极左盲动派。
　　益都暴动失败以后，参加暴动的人们四处躲藏，魏家的男子汉们，能躲的都躲了起来，以免落入敌人的魔掌。魏复敬携妻带子躲到青岛，当了中学教师，成了一名颇有名望的俄语教员；魏复功携带家小逃到城东孟家庄子，更名马树梓，秘密从事地下活动。魏玉成则远离益都，携眷远避济宁，若干年不敢返里；魏复海、魏玉聪等也长期流浪他乡，多年不敢归里。魏复丽不肯躲藏，被关进益都监牢半年有余……
　　在魏家与耿贞元同时被捕的，还有魏嵋的三子魏复民。魏复民也被押往济南，一关三年有余。他的耳朵本来就有点背，在狱中便装聋作傻，一问三不知，三问乱答应。伪法官以为他是装的，便下令严刑追逼，令他几度昏死在酷刑下。当他醒来后，依然故我。敌人想试探他真傻假傻，让他当厅脱光羞辱他，他竟在厅上当众又拉又尿。敌人在他的身上实在找不出破绽，只得将他释放出来。当时，有人这样描述他的情态：
　　一问不答应，
　　三问装聋汉。
　　问他暴动“是谁领头干”？
　　他答“俺们家里没有面”。
　　骂他是个”大傻蛋”！
　　他问“叫俺吃啥饭”？
　　法官让他当堂亮丑，
　　他即一蹲大便小便。
　　哎呀呀，
　　臭气满公堂，
　　臊气扑人面。
　　臭得陪审四处躲，
　　羞得女录不敢看。
　　气得那个法官呀，
　　嘭呀嘭地拍公案……
　　魏复民被释放时，已经被折磨得奄奄一息，至家不久就与世长辞了。魏复民是当年青州一域名嘈一方的良医，积累了许多神效秘方。魏嵋也喜医，据说，有些秘方还是中山先生和潍县著名老中医、宋伯行之父宋汉清赠于他的。魏复民故去后将秘方传于儿子魏玉聪，让他以之济世。魏玉聪无子，临终之前，又将秘方交于叔弟魏玉琢。
　　此为后话，无须多表，复归正题。
　　魏复民牺牲后，他的孤子魏玉聪继承父志，依然从事革命活动，直至全国解放……
　　圣水魏家，经历了两次血的洗涤。1928年杜铧儿叛变，摧毁的不仅是青州一地的共产党组织，也摧毁了魏门的辉煌事业。从此以后的数年间，不仅青州共产党一蹶不振，东圣水村魏家也一蹶不振了。1932年张宏组织的益都暴动，既是对益都共产党事业的进一步摧残，也是对圣水魏门的进一步摧残。至此，青州的共产党组织垮了，魏家共产党堡垒也崩溃了。
这一现实，有一件事可证。
　　1931年，临沂地区苍山县也组织过暴动，他的组织者是共产党山东省委派去的胡维鲁。暴动失败后，胡维鲁被国民党当局关押六年之久。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达成互放“政治犯”的协议 ，胡玉鲁才被释放出狱。胡出狱后，省委派遣他潜来益都恢复党的组织。临行前，省委负责人告知他：“益都的东圣水村党的基础好，魏嵋家是我们的可靠据点，你可去那儿落脚。”
　　那时的胡维鲁，已经年过半百。他装扮成卖姜老人，挑着一担生姜，一路叫卖着来到东圣水。可惜，魏嵋的后裔，亡的亡，关的关，逃的逃，已很难寻到。他好不容易找到魏大姑，迫于形势，魏大姑不敢在东圣水村收留他，便派没有暴露的党员泮永年将他送到城北大陈家。
　　胡维鲁来到大陈家，大陈家也不适合开展党的工作。他无可奈何，在潘有年的护送下，又辗转来到东朱鹿村，在那里建立了特支，领导益都人民开展抗日活动，开辟出一片抗日根据地。
这一事实，足以说明，魏家在我党革命活动中的重要地位。
　　回头再说魏嵋的六子魏复功。魏复功同魏复民一样，也没有看到革命成功。
　　公元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侵华，外夷铁骑肆意践踏我国领土，我国人民奋起而御敌。在这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魏复功又披挂上阵，再显神威，投身于火热的抗日斗争中。国难当头，国共又第二次合作，并肩御敌，为卫国保家而血战。为此，魏复功分外兴奋，分外骁勇，成了抗日战争中的一员虎将。惟惜，两党、两军间的摩擦太多，大大地削弱了共同御敌的力量。否则，抗日战争何需八年？
　　有语曰：“一山不容二虎。”这也许是一条真理。抗战胜利了，国共两党本应继续合作，共建中华。谁曾料到，蒋介石旧戏重演，又一次翻脸，挑起了一场内战，谋图独吞胜利果实，单霸大好河山。
山东，是共产党抗日的重要根据地，自然成了两军的必争之地。于是，蒋介石派精兵重点进攻山东，连他的王牌七十四师也押上了，欲将中共的华东部队，扼杀于沂蒙山的群山丛岭之中。孰料1947年的孟良崮一役，蒋家丢兵折将，输得极惨，连抗日虎将张灵甫的孤魂也丢在了山沟里。
蒋介石怒极，急欲报复。为避开国军的武力雄峰，共产党的精锐部队，实行战略大转移。为免遭国民党的报复，许多地方骨干也随军北撤。当年老哥刘春生率益都的地方干部们向黄河北转移，魏复民之子魏玉聪时任益都县阳河区的财粮委员，便编在他的队中。当时的魏玉聪掩前护后，扶老携幼，表现得非常积极。身为十三村联防队队长的魏复功，他没有离开根据地，率领民兵们留守地方，坚持斗争。
　　有一天，魏复功与马树槛、马树杰、卢凤英、魏玉琳等八个联防队的领导，正在马树梗的家里召开紧急会议，因遭内奸出卖，被还乡团重重包围。他们措手不及，全部被捕。魏玉琳是魏复功的二女儿，当时还仅是一个大孩子。
　　什么是还乡团？所谓还乡团，即是共产党解放区里的外逃复归人员。这些人中，有的家中被划归为地富成分，被分了地，散了财；有的家里有被共产党镇压了的亲人；有的则属于有恶迹的地痞流氓。客观地讲，益都解放初期，某些地区在土改之时，曾一度奉行过极左铁血政策，错杀、错抓、错打过一批人。西南山区的某些村落，竟然动用了骑木驴、点天灯等惨无人道的酷刑。这样以来，也加剧了一部分人的对立情绪。这些人大都对共产党有着深仇大恨，他们的报复心极强，较之那些国民党的正规部队来，凶狠得多，残忍得多。魏复功落在这些人的手中，岂能有好的结果？
　　魏复功被捕以后，表现得异常顽强。敌人将他吊起来，恶狠狠地询问：“说，谁是共产党的干部？”
“我是，他们不是。凑在一块聊天。”魏复功被捕，自知难以逃命，便平静地说。
“共产党的粮食呢？枪支呢？藏在哪里？”还乡团头目又问。
　　“枪很多，粮食也不少，都转移走了。不用问，我不会说的。”对敌人的逼问，魏复功不屑一顾。
　　“打！”敌人怒极，几支皮鞭雨点般轮番落在魏复功的身上，抽得他皮开肉绽，血肉模糊。他呢，却咬着牙，哼也不哼。
　　当敌人再问他时，他艰难地摇摇头，低沉而坚定地说：“哼，别拿死来吓唬我。砍头碗大疤，二十十年以后，我还是一个共产党！”
　　魏复功历受种种酷刑，被折磨得九死一生。有一天，他被五花大绑，游乡示众。在闪闪刺刀的威逼之下，他依然面不改色，昂首挺胸，竟然嘶哑地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蒋介石”的口号。押解他的刽子手们怒急，挥起镢头将他砸得腿断臂折，脑浆迸流。他们一边打一边恶恨恨地怒骂：“奶奶的，叫你万岁！叫你万岁！
　　而后，这些人将魏复功填在了北城的一个枯井之中。这个魏复功呀，再也听不到革命胜利后的欢呼声了。其妻马氏，从1932年益都暴动失败以后，便领着玉琦姐妹们，改姓马字，潜往城东的孟家庄娘家。他们在孟家庄父老们的掩护下，艰苦度日，死里逃生……
　　这个复功呀：
　　舍生忘死为中华，
　　枪林弹雨目不眨。
　　日寇刀下幸未亡，
　　屈死同胞镢头下。
　　枯井为墓，
　　风吹雨打，
　　孤魂野鬼守漫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