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家街的后生们（二）

二
我们这群生长在青山环绕，翠竹环抱的汪家街的小男孩小女孩，伴随鹅黄色的嫩柳拂水临照，拭去一冬来的倦意；野地里的菜花是山村那张最俏丽的脸，流淌着浓浓的明媚春情；院里院外的那一树树桃花、杏花、李花，抛撒着热烈的鲜艳，迷醉人的心情长大。伙同和煦的春风追逐金黄色的蜜蜂、花枝招展的蝴蝶、白毛红掌的鹅、青色的老牛，还有院坝竹林里洒落的欢笑。
我们像地里的韭菜，一茬茬地生长着，大大小小共有一、二十个。整个村子也就巴掌那么大，加之小孩子都喜欢凑热闹，大家伙不聚在一起似乎还不行了呢！到坡上去找猪草啦，找野红苕啦，找野果子啦，打柴啦，拾粪啦等等，到田里去抠泥鳅黄鳝啦，捞虾捉鱼啦，甚至到河塘洗澡等等，基本上是集体行动，大人们见了我们这庞大的阵势，往往会说：“嗬哟！你们这是去打老虎嗦！”我们要么不理睬，要么回答说：“就是去打老虎！”至于生产队的晒场，那是我们的大本营，根据地，除了下雨天，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在那儿打仗、打国、捉猫猫等，闹得个不亦乐乎的，比晒场周围竹林里的麻雀还要闹得欢畅。
古人云：国不可一日无君。照此说法，任何一个群体都应有个头儿才对，不然这个群体就会如同一盘散沙，失去了凝聚力。你看那动物界里的蜜蜂，因为有了蜂王，众多的蜜蜂才不会各散五方。也许大家已经看出来了，我们汪家街这群小男孩小女孩，无论干什么都是成群结队的，肯定是有了头儿了。不错，我们是有了个头儿，那是大家公推的。不过，我们不叫她头儿，而是叫她总统。这称号够威风够气派够至尊的了，堂堂一国之君呢。也许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我们公推的这位总统不是男孩子，而是女孩子，她叫娟子。可能有人又会感到疑惑不解了，一个女娃娃家，怎么能招呼得动一、二十个小孩子呢？正因为这样，这女孩子才显得出类拔萃，不同凡响的呢。娟子亲自任命我为副总统。然后在下面设了几个大队长，各分管几个人，于是，在小山村汪家街就有了一个独立的儿童王国了。
娟子姓曾，名娟。汪家街有三户外姓，除了娟子这家外，还有就是姓田和姓黄两家了。
娟子是一个天生丽质，聪慧绝伦的小姑娘。
娟子的聪慧为全村人所称道。村里的一些老人都说自己几十年了，从没见过有这么聪明的小孩子，说她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是要中状元的。状元是什么，我们并不知道，但老年人在提到“状元”二字时，浑浊的眼里都发出了亮光，并不住声的感叹：“我们汪家街解放后这么多年了，也该出个把子人才了。”我们便知道了，这状元，一定是个让人羡慕死了的东西。
娟子在一、二岁时，全村的人她基本上能认得完，而且还知道自己该喊什么，很少有喊错的。她还奶声奶气地和大人摆龙门阵，用从大人们那里学来的和听来的与大人们摆谈。她总喜欢别人把她当作大人来看，所以她在与大人们讲话时，俨然大人模样，站在小板凳上（这样才显得她高），昂首挺胸的，一双小手不停地舞动着，好像在作演说报告，很有气派和风度。她不喜欢大人们把她当小孩来看。要是大人们把她当作是小孩，她就会嘟囔着个嘴，好像很生气的样子。大人们见了，便会笑着逗她说：“嗬哟哟！快看快看！娟子妹子这嘴巴翘起，能挂十二挑尿桶呢！”娟子见大人们一点儿也不知趣，明明晓得别个生气了，都还要来逗，太死脸的了，干脆不理他们了，看来在大人眼里，娃娃儿始终是娃娃儿，他们才不会把你当大人来看呢。于是，娟子便白了这些人一眼，然后跑去找小伙伴们玩去了。大人们便笑得更欢了，直夸奖道：“这个小妹子，今后长大了可怎么得了哟！”
娟子比我大一个多月。她是正月二十，我是三月初三。我的家与娟子家只隔了三家人。在汪家街，都是两三家人一排，横七竖八的密布着，拥挤而狭窄，杂乱又无序。走进村子，你会发现这里面的空间变得狭小了，头上的天被灰褐色的屋檐划成一块一块的，你便会觉得憋闷得慌，连喘气都好像有点困难，走出村子，你会不由地做深呼吸，长舒一口气。所以，谁家来了客，打“牙祭”（吃肉），那炒菜的香味，飘逸出来，全村人都能闻到。我们打小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一切都习惯了，而且觉得这样热热闹闹的，很好的。特别是全村的小孩子可以在一起玩耍，这儿是我们的乐园天堂，我们当然会说它好了。我们听大人们讲，有小偷到我们村子里来偷东西，小偷知道村子的地形复杂，他就在进村的路上插上香，好便于原路返回。晚上，有起来“解夜手”的人（当然，一个村子，那么多人，难免会有一两个要起来“解夜手”的），见了香，知道有小偷进了村，便把那香插到茅坑的粪上（村子里的茅坑除了解手的地方有遮拦外，其它地方都是敞露着的，便于好舀粪），小偷只顾沿着香走，当走到插在粪上的香时，“扑嗵”一声，整个人便掉到茅坑里去了，小偷也便成了瓮中之鳖了。所以，在汪家街，连小偷都不敢进来偷东西。大人说的话我们相信，因为在村子里，串门子时，往往都要从有些家里过去，不然就得绕很大一个圈子的。不过，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又是一个字号的，低头不见抬头见，所以从谁家里过都是没关系的，你只管当作大路走就是了。如果这家主人在家，彼此见到了，互相热情的打招呼。我们这一排两家人，要到“正堂屋”去耍，就得从娟子家里过。一般说来都不会去绕圈子的，就从娟子家过去就是了。
这“正堂屋”的主人是我的本家，也姓秦。这一家是汪家街当官的几家之一。有一个我该喊爷爷的，曾经做到了省议员，好像还当了道台什么的，他的儿子跟我父亲是平辈的，是国民党县党校校长，解放后被枪毙了。我们听村子里的人说，这是个大好人，大善人，对本家穷困的，他都会发善心，给予些救济。他是一点点儿血债都没带到有，一天只会教他的书，枪都没摸过的，不像那些土匪棒老二，专门抢劫杀人，带有很多血债。像这么好个人，怎么都不该拿来枪毙。大家在说起他时，都感到很叹息。在镇上大操坝枪毙时，整个人都吓软了，站都站不起来了。还说他的学生来保他，没赶拢，人就被枪毙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家在后来搞运动时并没受到什么牵连和影响。他的大儿子，我该喊大哥，是在我父亲的帮助下才跑了出去的。我父亲曾当过国民党的“甲长”，他是个很善良，很诚实的人，他为人的原则是宁肯自己吃亏也不愿别人吃亏。他在当“甲长”时，他所管辖的都是我们秦氏门中的人，所以他是尽量帮着自己这家人，而且我父亲在我们村里是辈份最高的，照村里人的说法是顶了天了。因而用“德高望重”来形容我父亲是一点也不为过的。解放后，我父亲不但没受影响，反而还很受大家的拥护和支持，在合作社任职。后来，我听父亲说，一家人都不帮一家人，那怎么说得过去呢？结果大哥跑出去后，还当上了一个大学的教授。后来他每次回村时，都会买东西来看我父亲，还请我父亲去他家（他兄弟家）吃饭，看来他也是个不忘恩与情的人。而这“正堂屋”便是他家的。至于什么时候修的，他和他的几个兄弟也不知道。大家便猜测说是有上百年的历史了。那正堂屋很宽敞，有四间房屋那么宽。中间有一道门槛，那门槛有一、二十米长，是用一根树子做成的，大约有一米高，我们小孩子在翻这道门槛时很是吃力。那时我们直抱怨，哪个修这么高来做啥子，是不是不想要我们这些娃娃儿进去哟！大家常对着这门槛发感叹，说用来做这门槛的树，不知道该有好大，至少都怕有牛脑壳坡上的黄柃树大。我在听大人们说后，头脑里便长出那我无法说出的巨大的树来，感到很是神奇的。那时，这“正堂屋”是生产队开会和大家娱乐玩耍的场所。
不知什么原因，娟子和我特别合得来。现在想来，我俩个才是真正的“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我虽然是个男孩子，却性格内向，性情温和，倒像个女孩子。见到生人和长辈就害羞，不敢说话，只是和同村的小伙伴们在一起时，才会有说有笑的。于是，村子里的人便都笑话我和娟子，说我俩个生反了。男娃儿像个妹子家，妹子家倒像男娃儿。娟子很喜欢我，俨然以姐姐自居，把我当作她的亲弟弟，处处护着我，不让我受一点点儿委屈，于是，我便叫娟子姐姐，娟子便叫我弟弟，喊得亲热得很。村子里的人又笑话我俩，说是一个一口一声“姐姐”，一个一口一声“弟弟”，喊到亲热完了，简直比亲的都还要亲。娟子听了，便会把头昂起来，直往后拗，连声说：“不该啊！不该啊！他就是我的亲弟弟！”大人见娟子那样子，又会逗娟子说：“该该该！汪家街，史家街！”娟子知道大人们又要逗我们了，便拉着我的手，对我说：“弟弟，走！懒得理他们！”于是，我俩的身后便荡起大人们爽朗而欢快的笑声。
我兄弟四人，我排行老四，是家中最小的。因此父母对我是特别的宠爱。记得父亲常说：“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原因是皇帝要靠长子来继位，老百姓则要靠幺儿来养老。我头上的三个哥哥，年龄都比我大得多。大哥甚至比我大了将近二十岁，他跟其他两个哥哥和我是同母异父。照我们那儿的说法是“同地不同天”。
我父亲在四十八岁时才跟母亲结的婚。可能有人要问，你父亲在当地算是有名望有能力的人，怎么四十八岁才结婚呢？其实我父亲在与母亲结婚前已结过几次婚了。有的死了，有的离了婚。我还记得有个叫朱幺娘的（因为我父亲也是四弟兄，他也是老幺，所以我喊父亲不叫爸爸，而是叫幺爷），我们在清明节“挂清”时，还要去为她烧纸，她就是在与我父亲结婚没几年死了的。我曾听父亲对我说过，他曾经多次去算过“八字”，十张“八字”有九张都说他没有后人（指男孩）。在农村，哪家若是没有男孩，他在乡邻面前都不敢高声说话，总觉得自己抬不起头来。若是你与人家骂架，人家骂你一声“孤人”，这家人就说不出话来了，只有回去暗暗伤心的哭自己的命苦。父亲结了几次婚，生了几个都是女该，唯独没生有男孩。父亲不得不相信“八字先生”的话了，觉得自己是“八字”上带来的没有男孩的命。没曾想，父亲在与母亲结婚后第二年，也就是他四十九岁，母亲三十九岁那年，却生下了个像妹子家的小男孩，那就是我。这对父亲来说，算得上是一生中最大的惊喜了，他怎么也没想到，他还会有儿子，他的香火还能延续，也算是对得起列祖列宗的了。父亲认为自己晚年得子，是他这辈子行善事积德积下来的。所以我是全家最宠爱的了。但这宠爱并非是溺爱，父亲怕把我娇惯坏了，二天不但成不了才，反而还会成为败家子。我记得他曾说过：“一根柴要烧，一个儿要教。”所以，有人喊父亲去吃饭，父亲是从不带我去的。有时母亲叫父亲带我去，父亲不同意，说是人家又没喊他，带他去干什么，便不带我去。我记得有一回，我撵父亲的脚，父亲叫哥哥把我抱回去，我又哭又闹又拼命挣扎。哥哥也想让我去，可他怕父亲，不敢说出来，我假装出没把我抱住，我便挣脱了，向着父亲跑去。等我撵上父亲时，父亲转身给了我一巴掌，生气地吼道：“给老子回去！这么不听话！”父亲这一巴掌把我打愣了，我没想到一向疼我的父亲会打我。父亲扭头走了，哥哥走上来抱起我，对我说：“喊你不要撵脚，你硬要去撵脚，这下子好了，打倒你就安逸了！”从这以后，我再也不撵过父亲的脚了。后来娟子知道了，还羞我，说我是好吃狗。我就生气地对她说：“还说是好姐姐呢，别个挨了打，她还好笑。”娟子听了，跑拢来，拍着我的背说：“弟弟乖，莫生姐姐气了哈！”我便笑着说：“这才像个姐姐嘛！”
我的三个哥哥也很喜欢我，可他们那么大个人了，不会再是小孩子了，也就不可能有我与小伙伴那样耍得那么默契，再加上我又没有姐姐和妹妹，虽然从母亲那里能得到母爱，我对母亲可以撒娇，却不可过分生气，不然就会挨骂的，所以在母亲面前不是很随便很随意的。而在姐妹面前就可以的，我也很愿意有个姐姐，可以跟她玩耍。现在娟子要当我姐姐，我当然是乐心乐意的了。而且娟子姐还可以当我的靠山，免省我受人欺负，还有我与娟子有着一种说不出来的亲切感。这也许就是时下说的前生缘吧。因此我一天到晚上一路下一路地跟着娟子，像她的影子和尾巴。有时一下子没见到了，心里面就发慌，要找到了心里才会安心的。俩个人，不管是谁去走亲戚，都要一同去，如果有一个不去，那另一个也不会去的。不知情的都会把我俩当作是双胞胎。晚上睡觉，俩个都要睡在一张床上，大人们想分开我俩，我俩死活不干，大人们拿我俩没辙，只得由着我俩。直到后来读书了，朝知书识礼方向奋斗了，朦朦胧胧地觉得该害羞了，朦朦胧胧地觉得该男女有别了，这时，我俩才没睡一张床。不过我与娟子姐仍是形影不离的。在我们村子里，大家都认为我与娟子是“八字”上带来的。
在我们这偏僻的小山村，迷信思想还是比较的浓厚的。毕竟新中国是从几千年封建社会走过来的，这些封建迷信思想在人们的脑里已是根深蒂固的了，要想把这些思想彻底清除掉，那可是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所以乡村便成了八字先生、风水先生、道士、仙娘婆等滋长的沃土。大家对他们所做的那一套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村子里大至修房造屋，婚娶丧葬，小到迁新居，修猪圈，或村人们自认为那点儿不顺利等这些鸡毛蒜皮的事，都会去找他们。
至于一个人的生辰八字，有点像现在的身份证，但它远比身份证重要而神秘，它与一个人命运是休戚相关的。所以，在乡村，把那“八字”看得极为重要，得秘密地收藏着。因为一个人从出生后，喜事和丧事都要看“八字”的。像男女之间的婚娶，必须得是八字相符才行，如果八字不符，俩个人结了婚，小则有病有灾，大则克夫克妻，反正两人是不会幸福的。所以，如果谁要是把“八字”弄丢了，那他就相当于把魂丢了一样，只是这魂丢了还可以招得回来，而“八字”丢了，却无法招回来的。乡亲们看到我与娟子好得来就像是一把韭菜样，便认定是“八字”上带来的。
八字先生，就是研究“八字”方面的专家学者教授级的人物，他能根据一个人的生辰八字，算出这个人的命好与不好，算出这个人活多少岁，好像他去翻了阎王爷的生死簿。我曾听父亲说有个叫韩信的，他去算“八字”，那时韩信已经是大将军，威风凛凛的，一般人你就是看到他都会打抖抖的。那“八字”先生看了看来人，知道是韩信，可见这“八字”先生确实是很神的了。他对韩信说：“人家算你活七十二，我今算你难满三十三。”我们都知道，人都是喜欢听恭维话，听好话的，听到心里那个舒坦，整个人都像要飘起来了样，简直有成仙的感觉。而那些不大中听的话，人们却是不爱听的，所以才有“忠言逆耳”之说，正因为忠言逆耳，所以有些人说忠言连脑袋都搬了家了。这“八字”先生应该是圆滑世故，洞悉事理之人，他怎么会对韩信说起这逆耳的话来了呢？难道他就不怕脑袋搬家的么？想来他对韩信拿捏得准的。韩信听了果然很气愤。韩信心里自然会想，人家都算我能满七十二，你却算我不能满三十三，你这不是太缺德了么，我俩素不相识的，你咒我少活四十岁，说我短命，你当真以为我当年在人家胯下爬过去，好欺负嗦！“八字先生”自然会察言观色，知道韩信恼了，于是，他招呼到韩信，一五一十地向韩信道出他过去曾斩白蛇等等重大错事来，我只记得斩白蛇一事，其它事已不记得，好像这些事都是围犯了天规的。并对他说，他每做错一件事都要折寿八年，他做错了五件事，五八四十，因此折寿四十年，所以他算韩信活不过三十三。看来这“八字先生”是神仙了。后来，父亲告诉我，说这是唱的戏文。我不知道这戏可信不可信，也许就跟平时大家信神一样，信则灵，不信则不灵。不知为什么，我对八字先生很反感。因为这些八字先生，尽是些瞎子、跛子、矮子，长得来怪模怪样的，看到就叫人恶心，这些人能知道个什么呢。
有一次，我听大人说，我们隔壁黄大叔家来了个算得非常准的八字先生，我出于好奇，便去听他跟黄大叔算八字。黄大叔家里围着很多村子里的人，我便从人缝里往前钻，钻到桌子前时，爬上板凳看“八字先生”怎么算。旁边有人问八字先生，说黄大叔的父母还在不在？八字先生说“在”。旁边有人沉不往气了，马上就有人说黄大叔的父母都死了，哪里还在。这就说明那八字先生没有算准。这时，只听那八字先生不慌不忙地说：“我说你的父母在，是太阳晒到在，月亮照到在。”这分明是在诡辩，看来这“八字先生”是磨炼出来了的。不过，从这件事后，我就不大相信八字先生说的那些鬼话了。
至于仙娘婆，我总是觉得她们疯疯癫癫的，完全像是得了神经病或神经病还没好的人。她们和八字先生是一伙的，专干些骗人的把戏。只不过八字先生是为活人算命，仙娘婆是装神弄鬼。说是能到阴间去见那些死了的亲人。我有个堂叔，小时候曾给一个仙娘婆带小孩。据说仙娘婆在“到阴”后，对阳间的情况就不晓得了。那一次，这仙娘婆“到阴”后，我的堂叔也跑去看稀奇，没好好带仙娘婆的小孩，结果仙娘婆的小孩摔到当门的阳沟里去了。有人就在喊：“仙娘婆的孩子摔到阳沟里去了！”喊的这个人也就把小孩拉了起来。后来，到了晚上，仙娘婆叫我的堂叔把她的小孩带好，她会拿好东西跟他吃。这也就说明了仙娘婆“到阴”是假的了。但村民们还是相信，并且来看“到阴”的人很多。我现在想，这也许是村民们把这当作是看把戏吧，为他们枯燥无味的生活增添些乐趣。人嘛，总是得找些乐子，不然不憋闷死才怪呢。
在乡亲们的眼里，我与娟子算得上金童玉女，是天生的一对，地配的一双。后来，我学习成绩好，乡亲们都认为好得天天跟娟子在一起，用乡亲们的话说是“跟好人学好人，跟巫婆跳大神。”
娟子的家庭条件比我家要好很多。主要是因为她爸爸是攀枝花钢铁厂的工人。她爸爸原来是石匠，攀枝花（那时还叫渡口，后来才改为攀枝花的）修钢铁厂时，当时我们这儿有很多石匠都被征用到那儿去了。那时那地方非常偏僻和荒凉，不像现在这么繁华。有好些石匠受不了那艰苦的生活，就跑了回来。只有像娟子姐爸爸那么老实的才没有回来。后来钢铁厂修建起了后，凡是留在那的石匠都成了攀枝花钢铁厂的工人，吃上了国家粮，每月是敲钟吃饭，盖章拿钱，全村人羡慕得很。而那些跑了回来的，都后悔得要命，可这世上没有后悔药卖得，不然他们全都得去卖那后悔药来吃的。村子里很多人都从迷信的角度来说娟子姐的爸爸，说他能吃上国家粮，当上工人，肯定是他家的哪棺祖坟起作用了。不管是什么起作用，反正娟子家有了这么一个固定的经济来源，就像一口井有了水源，永远都不会干涸的了。这样，娟子家便成了全村少有的富裕户了。我与娟子家，因为我俩的缘故，关系也好得跟一家人差不多。两家在逢年过节，生期往来，都是互相走动着的，我跟娟子则是那家吃得好点就在那家吃。只不过我大多数时候都是在娟子家吃的。我喊娟子妈妈叫“幺娘”，喊娟子爸爸叫“幺爸”。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