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第四章 第三节 反“右派”的斗争有些扩大化了，真正的

　　水沟滩洼生产队在大跃进的运动中，在县委、公社的直接领导下，从基础建设着手，兴修水利工程，开展水土保持的农田基本建设，大搞植树造林的绿化工程，新修公路三条，总长度十二点六公里，粮食产量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一，支援国家工业建设投资劳动力二万六千七百八十人次，各项工作都是发展的，成绩是巨大的，一直保持着全县先进典型的光荣称号。但是代理队长满田叔因为不堪忍受一浪胜似一浪的“浮夸风”而撂挑子不干了，工作一时处在了瘫痪被动的局面。
　　东风公社书记马先锋同志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建设前进道路上客观存在着的两种思想、两条路线斗争的具体表现。他还认为，作为领导干部，在强调农业生产速度的“大跃进”的同时，还必须抓好思想政治工作，抓好路线斗争。只有抓好革命，才能促生产。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最重要的因素。为了彻底解决农业生产第一线的生产队干部们中间存在像张满田同志这样的有抵制情绪，指挥不灵，致使党的方针、政策、路线贯彻落实不力，不能够一竿子插到底的右倾势力。再说了，农村干部中，还存在着那种千丝万缕、沾亲带故的家族观念，使得他们往往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瞻前顾后、畏缩不前，很难轰轰烈烈地开展工作。所以，他决定将全公社的大队、生产队干部们全部进了异地调动，回避交流。让他们离开本乡本土，变成脱产式的干部。马书记则亲自兼任水沟滩洼的生产队队长。
　　为了整顿、纯洁干部队伍，反击右倾机会主义，东风公社还成立了“反右派、整党风”的领导小组。在这次反右整风的运动中，满田叔因为在上次“放卫星”的会议上有不满的情绪，还发表了“这样的高调我实在是唱不上去”的右倾言论，理所当然地成了右倾典型，成了活生生的反面教材，受到了多次的批判斗争，最后他被开除党籍，戴上了“右派分子”的政治帽子。随后，在全县、全公社相继还有一百三十名机关干部、社队干部、民主党派人士也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
　　在这场政治运动中，水沟滩洼生产队被同时戴上了“五类分子”帽子的还有几个人。以前被定为半地主成分的张汉三，被戴上了“地主分子”的帽子；富农成分的张昌荣被戴上了“富农分子”的帽子；上中农成分的“秦州歹”，也因为前天耕地中，由于牲畜羸瘦，犁地的后半晌，一对拉套的老黄牛就干脆卧在犁沟地里不动弹了。恰在此时，驻队脱产干部们检查验收他的干活质量，因为没有达到耕地深翻的要求标准，挨了批评，他自己感觉心中窝火、窝囊，故意深深地插入犁头，使劲吆喝鞭打牲畜向前，下手过重，打断了牛腿，折断了犁杖，说他是残害家畜，破坏农业生产，被戴上了“坏分子”的帽子；解放前在县城的新巷子完小读书期间，曾经加入过国民党“三青团”的张修身被戴上了“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每次召开阶级斗争大会的时候，他们这些“地、富、反、坏、右”的五类分子们必须站会场，要求他们这些“阶级敌人”必须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一动不动地站着接受群众的批判，交代自己的罪行，解剖自己的反动思想根源。
　　在对敌斗争的大会上，最不服气的要算满田叔。他心里在想，旁边站着的这四个人，他们所戴的政治帽子倒还有那么点名副其实的味道和原因，而自己的这顶“右派分子”帽子则根本就是不贴题的。自己是老实本分的农民一个，过去还拉过长工，打过短工，土改运动中入的党，也积极从事了党的事业，担任了多年的农村基层干部，怎么着自己也算是个“左派分子”呀？只是说了一半句发牢骚的实话，也不是从心底、骨子里面就有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大跃进的思想，怎么就用这样莫须有的罪名、大帽子来罩着我？实在让人想不通！所以，每次站会，虽然无可奈何，但是看得出来，他是极不情愿的，总要和其他的“分子”们拉开一定的间隔距离，表示自己和他们这些“分子”有区别。在每次向广大贫下中农群众报告打招呼、自报家门角色的时候，他总是昂着头挺着胸：“忠臣，张满田报道！”从来不说“右派分子，张满田报道”那样既定俗成的句子。让他深刻检讨的时候，他还是哪句话：“爱说实话的张满田！”后面就没有了内容，逼问得紧了的时候，他干脆装病，说自己可是高血压呢，头痛、头晕，需要坐在地下休息。主持会议的脱产干部们也拿他没有办法。渐渐地，满田叔就破例地被“区别对待”了，允许他坐着接受批判。对于自己曾经的队长、现在的阶级敌人张满田，水沟滩洼的群众根本就仇恨不起来，也没有人吹胡子瞪眼睛地去批判他。平时见了面，平辈们依然喊他“满田好！满田吃饭了吗？”晚辈们还是以前那样：满田叔长，满田叔短的。
　　六子也总是觉得满田叔有些冤枉，但是那样的非常时期，也是没有法子的事情。偶尔回家看望母亲的时候，总要带上纸烟、烧酒去偷偷地看望、安慰满田叔一回。开始的时候，满田叔对于六子的探视不屑一顾，以各种理由推辞、谢绝、避而不见，六子也多次吃了满田叔的闭门羹。满田叔认为，自己的这顶“右派分子”的政治帽子就是六子那些上级的大干部们制造出来的。过去自己崇拜他们那些人有文化程度，有政策水平，有工作能力，现在看来，他们都是些狗屁不通！不讲道理，净冤枉好人。
　　
　　这天晚饭过后，满田叔坐在院子里借着月色编织着柳条筐子，根本没有留意到六子会三番五次地来看望自己，六子的双脚刚一踏进门槛，他便冷冷地说：
　　“县长大人，大跃进中咱们县上办了一百来号的县办、社办企业、工厂，什么时候又办起了‘大帽子’工厂？还有没有什么新出产的政治帽子给你叔再盖上一顶？”
　　六子知道满田叔人老实，脾气倔强，肚子的窝囊气憋满着，心里难受呢，非常理解和同情他此时此刻的心情。便赔着笑脸拱手说：
　　“满田叔啊，我也清楚您是一个忠诚的党的农村基层干部，但是，您老人家还是要想开一些呢，他们给您所扣的政治帽子也是事出有因啊！这次庐山会议上，就连彭德怀元帅那么大的人物也被打成了‘反党集团’呢，他难道就不是个忠臣？谁能够意料得到的事情啊！像我们这样心直口快的人，说不准那一天，谁都会犯那些预料不到的错误呢！”
　　“你说啥话？彭老总会反党？这不是颠倒黑白，天大的冤枉吗？”
　　满田叔老大一会儿都没有回过神来，手中的半成品柳筐顿时掉落在地，他愤怒地飞起一脚，那圆圆的柳筐咕噜噜地滚到了下院墙旮旯，六子赶紧搀扶满田叔进了屋子......
　　坐在满田叔那冰凉的大土炕上，二人心情非常郁闷，话少气长，心里好像搁着千斤巨石，特别沉重。他们没有像以前那样一坐下来就谈论公事，交流工作。而只是说了一些关于水沟滩洼村子里最近社员们生活方面的话题。
　　满田叔说，今年秋收打碾结束，生产队总共生产粮食大概有六十七万五千斤左右的样子，平均亩产也只不过有一百五十斤左右。为了夸大成绩，公社马先锋书记却在社员大会上宣布，平均亩产五百零一斤，已经上《纲要》、过黄河了！他向县委拍胸膛：保证今年给国家缴售公购粮三十八万斤！是实际总产量的多一半。为了应付县上的参观团，他又让保管员在生产队的仓库窑内置放了许多大大的粮囤，一直接到窑顶，囤子里面装了多一半的麦衣皮子，只在顶部地段尖尖地灌一节麦子、玉米、高粱、糜子之类的粮食来装样子给领导们看。上面的这些领导们也都是些大而化之的官僚主义者，“哎呀，这么多的粮食！给国家的贡献还确实不小哩！多产粮食多贡献嘛，应该的！水沟滩洼人民高姿态，有风格！”还一个劲地夸奖、表扬呢！这不，才到腊月初，还不到年关，由于浮夸虚报，收了过头粮，除留籽种外，公共食堂每人每天只能平均供应五两面粉的口粮，正值搞冬季农田整地大型移动土方量的工程，劳动强度大，饭量大的劳力，挨不了饥饿，干重体力活，根本没有力气，昏昏颠颠，摇摇晃晃，还说他们在“磨洋工”呢！现在眼看着生产队的仓库里面没有了一点储备粮、没有了一点牲畜饲料，不知道明年开春的生产这么个搞法，愁人啊！
　　六子说，今年全县征购任务完成了六千八百五十五万斤，超过了解放后任何一年的数量，害怕明年全县的社员群众生活发生困难……
　　整整一个通宵，忧国忧民的叔侄俩喝干了六子带来的三斤老白干，他们都醉了，酩酊大醉……　　
　　春节过后，因为粮食问题，全县多数地方都发生了群众生活困难闹饥荒的事故，部分公社发生了饿死人的现象。水沟滩洼生产队的社员群众中，直接因为与粮食有关的饥饿原因而造成非正常死亡的就有朱社军、贺喜声、张知卯等十四人。
　　借部分群众有饥饿恐慌心理的机会，暗藏的国民党残渣余孽认为这是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最好时机，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地进行了一场“五极军一师，救国起义为民”的反革命叛乱。先锋公社的富农分子孙和忠、原国民党巡官白浪亭、原国民党乡队副曹世虎、反革命分子王廷瑞、反革命分子邢天星造谣惑众说：“今年正月天上出现了五颗星星，代表着五个将领要领导农民起义，共产党压制的是‘五类’分子（指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现在‘五类’分子要抬头了”。欺骗群众说：“为了吃饱肚子，必须学习陈胜、吴广，揭竿而起，起来进行斗争，天时已经到了”。扬言要“推翻政府”。煽动、纠集了二十八人的队伍，于一天晚上抢劫了新庄生产队仓库粮食九百余斤。第三日晚上，又在先锋公社的白草湾地方秘密聚会，成立叛乱组织，扩充队伍，封官委职，预谋着更大规模的叛乱、破坏活动。推举孙和忠为师长，白浪亭、王廷瑞为副师长。同时设师参谋、军械、军医、秘书主任和外交通讯等等职务。下属六个团，团以下编制了营、连、班的建制，并且草拟了反革命口号及传单，商定了“起义”时间、地点、联络口令。第二天企图抢劫先锋公社的北苟粮库借以筹备军粮未遂。第三天下午的黄昏时间，孙、白、曹三匪煽动、纠集百余名群众，乘经川县荔堡公社逢集日之机，佯装数人打架斗殴，要求公社处理，其他匪徒则以看热闹为名，涌进人民公社，砸毁电话机，砍断电线，抢夺步枪四枝、自行车七辆、电话机一部。又冲进邮电局毁坏电话总机，抢劫现金三百元。同时向赶集的一般群众散发反动传单，一边呼喊着“谁要想吃饱肚子就跟着来！”的煽动性口号，一边即刻向预定的卫星公社进发。二十分钟后，在途径先锋公社雄武大队部时，抢夺了县、社三名干下乡部所佩带之驳壳枪、步枪、小口径步枪三枝。此时，参加叛乱者和被裹胁群众达到二百余人，他们包围了平凉地区公安处副处长安然所率领的干部、民兵前来剿匪的队伍十余人。双方交战数小时，剿匪队伍击毙叛乱分子一名，缴获枪支一枝。在平凉地区“平叛指挥部”的指挥下，调动9201部队一个连队的兵力，配合地、县民警、民兵八十余人相继赶到出事地点平叛，叛乱者这才纷纷仓惶逃窜。平叛队伍于次日凌晨，分别追捕、捕获孙和忠、邢天星等叛乱匪徒三十六名，击毙了匪首曹世虎。至此，上当受骗的群众已经觉醒，纷纷返回家中，有二百二十八人主动投案自首，叛首白浪亭也主动投案。
　　在这次平息叛乱的战斗中，击毙叛匪二名，逮捕四十三名，缴获各种枪支七枝，子弹三十九发，炸弹四枚，刺刀四把，马刀五把，斧头十三把，电话机一部，印章三枚，自行车十辆，各种粮食三千九百七十六公斤，面粉五十一公斤，粮票六公斤，人民币七千六百零八元，衣物六十九件。经司法机关审理，依法判处匪首孙和忠、邢天星死刑，判处叛匪四至二十年徒刑的三十三人，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六十六人，定为案内成员的五十八人，划为知情人的二百七十六人。
　　
　　在平息叛乱后的不长时间，根据本县实际，时任县长许国和同志，实事求是地向省委反映了由于粮食减产、虚报浮夸的工作作风、国家征收了过头的购粮任务，造成了群众生活困难的问题。地委根据省委指示，由地委负责同志带领工作组前来调查。地委工作组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从深挖落后根子入手，把许县长所反映的问题，被错误地视为“阶级敌人破坏”，认为县委的土改、镇反、社会主义改工作造极不彻底，整风和反右斗争也不彻底，农村两条道路大辩论根本不深不透，干部队伍严重不纯，不少政治不纯洁分子和历史反革命分子混入了党内，爬上了各种不同的领导岗位。因而地委工作组错误地结论为：“落后的根子是以县长许国和、副县长张万寿为首，以县人委为中心，从内部到外部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反革命集团”。并且强加给这个所谓的反革命集团以“破坏粮食政策、破坏财政收入、破坏农业合作化、打击陷害革命领导干部、支持包庇反革命、组织反革命暴乱”等等莫须有的罪名。经报省委批准，定为“许、张反革命集团”。受到株连的干部群众一千六百五十人，其中被逮捕判刑的一千五百零三人（作为副县长兼任公安局长的六子、妇女联合会主任兼任县团委书记的曹菊霞同志理所当然地也在其中），被依法管制的一百四十七人。几位前任的县委书记和前任地委书记也受到了株连。
　　这是全县历史上发生的最大的“冤、假、错”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