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我上初三那年寒假，因为没多少作业，加上有种已经长大成人的感觉，也是常常会和我比大好几岁的姐姐们出去玩，那天我和同学的姐姐小香又相约着去逛马路，当我们走到德厚街通往下寨村的那座唯一的水泥桥上时，就驻足在那里观看婉延流过的潺潺河水，河水清砌见底，却听见小香姐和路人打起招呼来，我回头一看：是两个翩翩少年，当我的眼睛望向其中一位时，心脏竟然猛然跳动起来，因为那双眼睛好像带电，能把人一下打的晕了起来。
　　此后我听小香姐说，他们其中的一位叫白全，一位是刚从砚山回到下寨老家来的，因为他的父亲是文山县供销社的职工，这次是调回德厚转运站来，母亲是老师，和我父亲在一个学校任教。
　　他们的家也就安在了德厚八歌山脚下，他们住的房屋紧紧连着转运站的仓库。
　　此后，我们便经常约在一起玩，也不知是什么原因，就莫名其妙地好上了，那些日子是我这一生中最甜蜜的日子了，白天，我们和大家一起约着去爬乐西村后面的古塔，晚上一起去看不知放过多少遍的电影，没在一起的时候，我也盼着天赶紧黑，黑了我就可以走上那座离他家很近的水泥桥，他也就会走过来和我一起去河边的那条小路散步，有时候累了，我们就坐在河边，背靠着千年古树看流水，有时候他就会牵着我的手过那条可以走捷径的独木桥，那桥是用半棵树坐成的。
　　开学后，坐在我们教室一眼便可以看到他家住的房子门前，他出来我也看的清清楚楚，那时候我每天就爱写李煜的虞美人这首词：春花秋月何时了，晚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写这首词首先是因为觉得词的意境有一种忧郁和怀念的美，再就是因为词里面有一个能字，能那是他的名字，是我情窦初开的爱人的名字！
　　终于到了放暑假，我和能的约会一直继续着，我们双方的父母似乎也知道了我们在约会的事，母亲告诉我说，年纪还小呢，还不要想这些事。
　　因为成绩不是很好，中学毕业那年，我并未考取高中，父亲要我补习来年再考。
　　转眼又到了冬季，却听他说要去当兵了，
　　补习那年，班主任叫王登龙，是我父亲的学生，也是我们的数学老师，不知是出于这种特殊的关系，还是其他什么，反正我觉得自己一下子学进去了好多东西，也是这次的补习，帮我在考工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文山报社印刷厂。
　　事后才听三哥说，他曾遇到王登龙老师，王登龙老师说，终于没辜负他的一番苦心。
　　八三年那年冬天,在茫茫白雪铺盖的路上，年仅十七岁，还扎着羊角辫的我，就这样带上母亲为我准备的一把暖水壶和一捆行李，坐上了德厚镇开往文山城的班车，告别生我养我十七载的故乡，亦和在故乡发生的那一段刻骨铭心的初恋，从此踏上了未知的人生旅程。
　　那年的雪下得很大，母亲说，是文山史上下得最大的一场白雪。
　　沿路的树枝都被雪团压断了，班车犹如一条注定爬行的蜗牛一样，晃晃悠悠地在公路上行驶起来。
　　改革开放初期的文山城，各种娱乐方式都还方兴未艾，我走进印刷厂大门，在大雪铺盖的印刷厂院子里，看到几块斜躺着的上面裱了白纸的包装板，走近一看，上面写着邓丽君的几十首禁歌。
　　和我同时进厂的有三个男的，后来知道其中一个叫泰宜春，一个叫余红，还有一个好像是叫孙绍红，女的那个和我同姓，叫何玲。
　　后来听说，八三年招的那一批学工，最后竟然没能留下一人，因为那三个男同事来上班后，发现他们还需要再读书，因为当时他们都才十六七岁，而何玲却因不堪忍受排版工作的乏味，在我调到玉溪后不久，就去吸毒卖淫了。
　　我们五个学工是厂医务室的刘医生接待的，听他说是厂长忙，所以此事就由他带劳了，他给我们读了印刷厂的规章制度，初出学校的我当时什么也没听进去，只听到他把推荐读成了推存。
　　后来我们便被安排进了不同的车间，我被安排去了另件车间，也就是专门排制表格的车间，后来听说这是排版中最好的一个车间了，因为表格字数不多，多数时间是坐着工作的。
　　当时和我们同时进厂的还有一批退伍兵，大概有十来人。每天我的工作台前总是有那些退伍兵来来往往地来找我聊天。
　　而富也就是后来的我的前夫，是和我一个车间的，就坐在离我不远的工作台，我也从未去发现过他，他也未曾找过我聊天，只是偶尔经过他面前时，抬头看着这个气质蛮好，但脸型却似平面的男人时，并感到一股袭人的寒气萦扰在其周围。
　　后来又听得同事叫他瘪二，才知他在家中排行老二，因鼻子没有鼻梁而得此绰号。
　　但瘪二却有一股城里人特有的气质，走路的脚步干净有力，他时常穿一套检察院的那种蓝色的制服，把经常练功的身体更是显得具有阳刚之美，风度翩翩这样的词语用在他身上可谓天衣无缝。
　　在一天下班回家的路上，我发现富一直骑着自行车跟在我后面，到了印刷厂给他们租住的房屋门前，他便邀请我去他宿舍玩一下。
　　那天我们一直说话，几次我要走，他都要我再玩下，到了天黑时，我说要走，他便说，天色也晚，就在这里住吧。
　　不谙世事的我，就这样和他住下了，我懵懂着让他褪去了我的衣服，他在我身上摩索起来。
　　一夜未眠，第二天天不亮我就回到了印刷厂宿舍，躺在自己的床上，我想，完了，我已经是他的人了，只能嫁给他了，一个声音在耳边回响：嫁给他吧，嫁给他吧！
　　但我猛又想到同宿舍的赵姐曾讲过的一件事，说曾有人用麝香打胎，于是我赶紧去药店买来了麝香止痛膏，把整个肚皮都贴满了。
　　下午，富来我宿舍楼下喊我，我更又跟着他去了。后来才知道，第一天晚上我们根本就什么事都没发生。
　　后来的日子，我和富相处竟然没有一丝恋爱的感觉，而且还经常莫名的争吵，加上父亲的反对，于是我就产生了和他分手的想法。
　　一个周末，母亲对我说：娟她二姐结婚，你想不想去参加？娟是我同学，我们俩从小相处甚好，娟人长得不错，五官周正，性格活泼，只是皮肤稍黑一些。
　　我便高兴的拎着综红色的小方包，身穿一条白色喇叭裤，脚蹬一双很时髦的白色高跟春秋鞋，上身配一呈V字领的黑底碎花小短衫，兴冲冲地赶回了老家德厚。
　　我和娟还有几个同学都作为伴娘陪伴着她二姐，在等候迎亲的车子。
　　因为新郎是文山造纸厂的，回老家迎亲也是按当地风俗办理。
　　终于迎亲的车子到了，是一辆大货车，从驾驶室里下来三个男的，因为知道其中一个是驾驶员，我便对娟说：二姐夫长得真帅！
　　娟瞟了我一眼，有些冷冷地说道：一般点。我说：到底二姐夫是哪个？娟说;矮一点的那个，是我爸爸他们一个单位的董叔帮忙给介绍的。
　　因为娟的二姐长得有些块大，看着和长得有些矮小的二姐夫自然不是很般配，我并不再言语了。
　　但其中的原因我们都心知肚明。
　　在我和娟都还在上初三那年暑假的一天夜里，一声巨响，把德厚街人民都震得从昏梦中醒了过来，我和母亲以为又是那里在放炮炸石头了。
　　第二天早上，却听已经出去买菜因来的母亲叫我：小民，赶紧去看，娟的二姐被炸了。
　　我赶紧起床穿好衣服，等我赶到公路上时，那里已经站满了或惊讶，或疑惑的乡民。我挤在中间，却听到和小坤哥同是下寨村的老二姐说：三只脚的难找，两只脚的要多少？
　　后来听说是因为娟在印刷厂的大姐，帮她二姐介绍了一个总站的男子，她二姐的男朋友小坤哥，因不能面对多年相恋的女友的背叛，就身系炸药，欲在和她二姐同归于尽。
　　暴炸后，小坤哥当场毙命，她二姐被炸得肠子都淌了出来，小手指也被炸掉一截。
　　娟的二姐住在文山州人民医院，我和娟也去看过她。病床上的二姐骨瘦辚辚，看到我时，有气无力地瞪着那双似乎比平时更大的眼睛说：民子来啦！
　　所以这次她的婚礼我去参与，似乎也是天经地义。
　　过完礼后，我们便上了前来接新娘的货车，在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颠簸后，终于到了文山造纸厂。
　　婚晏设在离造纸厂不远的灰土寨，晏席过后，我们便回到二姐新房。
　　新房新意荡漾，用录音机播放着当时流行的的高音乐，屋顶还布置了一些泛着粉红色灯光的彩灯。
　　本来就能歌善舞的年轻人，自然就崩跳起来，而我却一直在观察着那个长得很帅的伴郎，他身高至少一米七六，低着略显羞涩的大眼睛在那里崩着。
　　我一时不知怎样才能与他搭上话头，当我的眼睛从他的头部往下看时，却看到他裤包口袋里斜插着一本书。
　　我便随手一抽，把他的书抽了出来，拿过来一看：白马啸西风！
　　就这样，我们好上了，也知道了他名叫华，婚礼后几天，二姐他们并回二姐夫老家去拜访亲人，二姐夫就把钥匙交给华，让他帮忙看下新房。
　　那一夜，我们朦胧着睡在二姐他们的新床上，有些羞涩的华在我身上把他的第一次给了我。
　　虽然已经和富有过性的我，对性还是模模糊糊，只感觉华的那东西比富的大。
　　我们再次做时，我便用口咬住了它。后来我在华的日记中看到，民子竟然用口咬住了我那里，这个皮肤白皙，身材苗条的小女子，明明已经和我好了，却不来见我，还说是加班，加班会加在马路上，电影院里吗？
　　因为我和富并没有断绝来往，并且我心里也不知道和男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做那事又是为了什么？
　　八六年七月，在我怀有四个月身孕后，我们去领了结婚证，但我知道富和我都不是心甘情愿在一起的，包括他的父亲，当时还问过他：结婚，你想好了吗？
　　富一脸的无奈：还有什么办法！
　　同年十月，我们的儿子出生，前夫在我和儿子的面前说的第一句话是:野种!
　　因为在和前夫相处的时候还有过其他的男孩也在追我，而我在怀孕之后与之结婚的人却是前夫富。
　　后来才听富说，因为当时在追我的男友中，只有他具备和我结婚的条件，因为能也就是我的初恋还在昆明当兵,而当时只有十九岁就做了造纸厂副厂长的华还没到法定婚龄。
　　我无言，只觉一种卑鄙与无耻遍及他全身。
　　因为前夫多次说，要报复曾经和我好过的男朋友能和华，在听前夫的父亲多次说了退休后要回玉溪老家后，我便怂勇前夫，我们先调走。八七年十一月，我随前夫调往玉溪印刷厂。
　　在我和前夫相处的两年里,无数次亲眼目睹过他和他的弟兄们打过人，他们打人不是一般人的那种打法,也就像前夫说的：要人往那边倒就得往那边倒。
　　前夫和他的弟兄们无数次因我打过架，因为我在当时的文山城里用华后来说的算是一个小打妹吧。
　　华就因为和我好被跟踪过,但一直因为有我在旁边,所以没被打。
　　因为我并不爱富,加上他的劣行己让我父亲了解后,我便产生了要和他分手的念头。
　　但我也对华说过,我不想让你为了我挨打，但华说：没事,看我这一把身体,还是耐得住几下打的。
　　但富不肯放过我，我不在时他和他的朋友去到造纸厂找华谈判,并告诉了华我和他的关系已经到了何种地步。
　　但华说：我不管以前的她是怎么一回事,我只在乎她和我在一起后是怎样的一个人。
　　但华还是对我说:民子,其实华也爱你的，有那么多人爱你!
　　我不肯回到富身边,这自然激起了他的怒意，他纠结了他的弟兄们要给华一点颜色看看。
　　而华虽然是文人出身,但身为副厂长的他固然也有一帮兄弟,他们也准备好了钢管等斗殴工具，但后来因为华的同事刚好是华的朋友,在这人的劝说下这事总算不了了之。
　　但富一直骑自行车跟踪我,因为我们是一个单位并且是一个车间的人,他对我的行踪早也了如指掌。
　　无耐之下,我一念之差就又回到了他的身边。
　　二十年后我回到文山居住,见到了现为文山报社副总编的华,说起那事时华说:如果那次打起来你们不是我们的对手。
　　不管我是和前夫上街还是和他的朋友去买菜,总有男孩盯着我看或是过来想蹭一下，但凡是有这种做法的人,只要前夫和他的朋友在,那些人的下场都是横睡在地上。
　　有次我和前夫从一正在建筑的房屋下面经过,从上掉落一粒小石子在我头上:我哎呀一声。
　　前夫便冲向楼上,质问那帮建筑工人。而那帮工人手里都拿着锤等工具，前夫便丢下一句:你们等着!
　　随即回到印刷厂为他租住的宿舍里招来了他的弟兄们,并把这帮工人下班后回家时可能经过的路线全部堵死。
　　那帮工人下班无法回家，最后工头找到了刚从县法院调去检察院的前夫的父亲。前夫的父亲将那帮工人送至实验小学后面,以为没事后就回家了。
　　他刚一走,前夫他们马上出来将这帮人打得落花流水。
　　这次打架的结果是我们都被公安局传讯并录了口供还作了罚款处理,并在我们的档案里记下了不光彩的一笔。
　　但这事并未结束,被打的一个工人第二天被其他工人背到了前夫父亲的床上,因为那人被打得吐血,已经快不行了,后来这人被送去了县医院治疗。
　　当时亲眼目睹了这次群殴的还有实验小学的好多老师,于是这些老师就联名上告前夫的父亲将工人带去给他的儿子们打。
　　前夫的父亲在中院的朋友让他去看了老师对他的起诉后,他骂了声:扯淡!当场就撕毁的起诉书。
　　八六年中秋节,我们印刷厂的好多同事就亲眼看过我前夫和人打架的过程,后来他们说比看录像还好看,因为前夫是个练过功的人,打架时的每一个动作都做得非常到位。
　　而他的这次对打的对象是中院院长的儿子。
　　在前夫将他的门牙打掉之后,他留下一句话:你给我等着!
　　随即而来的是那人叫来一大帮带刀的弟兄前来拍打我家的门和窗户！我和前夫躺在床上，我对外大声说:他没有在,有什么事你们明天再来吧!
　　第二天那人果真带来了一大车人,而前夫这边却只有前夫和他的好朋友王先明两人(后听说王先明调至昆明白药集团任副总,又自创了一植物药业)！而王先明也是个练过太极推手的人,他们两人在和那帮人谈判的过程中显露了自己的功夫,最后那帮人悻悻而去!
　　在这种情况下,我为了不让能和华为了曾经和我的相识而受到伤害,于是在听前夫的父亲说了他退休后想回老家玉溪之后,我便怂勇前夫我们先调走。
　　前夫的父母当然乐意,因为他们也想他们的儿子离开文山,离开他的这一帮狐朋狗友。前夫的父亲随即给我们联系了玉溪印刷厂，一个月后，我们就这样搬去了玉溪。
　　玉溪印刷厂座落在的离玉溪城四公里远的红塔山脚下，和现在的师院相邻。到玉溪后，房管的负责人给我们安排了大概有十四平方米的一个单间宿舍，我们一家三口就在那里安下身来。
　　一个周末,我们一家三口骑着自行车回到富的老家下姚他三叔家，那日他和他三叔已经喝到天黑了还不想离去。
　　富酗酒,或许这是文山人民的共性，在我的再三催促下不得也才起身。
　　而这时的,连走路都成问题,更不要说是骑自行车了。我们就这样步行回印刷厂,而我儿子虽然只有一岁的人,却是长得白白胖胖的,我就这样背着他走,脚上还穿了一双细高跟鞋。下姚离我们厂差不多有十公里的路程,我一人背着小孩走,实在太累了,最后把鞋也脱了打着赤脚走，走到原来的红塔山粮食局我实在走不动了就对富说：你以后少喝点酒好吗,喝多了不能骑车害得我背着小孩走。
　　我的话音未落,只是富随手把自行车一扔：劈头盖脑的拳头便砸在了我的头上！
　　背着儿子的我无处躲藏,看到不远处有一公厕亮着灯光,我便哭着说:我要上厕所!
　　富阴阳怪气的地说:上厕所?却依然没有停下一直在砸我的拳头。
　　这时有一骑自行车的男子经过，这男子连忙停下来说:怎能这样打,怎能这样打呢?
　　富说:关你什么事?
　　那男子转向我说:我是师专的老师,他这样打你,你愿意和他离婚吗?
　　我不加思索就说道:我愿意!可是我刚来玉溪,我不知道法院在那里。
　　那男子说:我带你们去!
　　那老师把我们带到法院后就走了，我知道他是想让我知道法院在那里。
　　夜深人静的法院只有值班室的一老头在，我把儿子放下来把了一泡尿。他这时酒也醒了,自顾骑着自行车走了。
　　我又继续背着儿子走回红塔山印刷厂，八八年的玉溪印刷厂上面除了有一晚班开到九点的公交车外,几乎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回到家后,已经是凌晨一点多钟了。
　　富躺在沙发上问我:是谁送你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