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回 刘大炮炮轰王瘸子 吝啬鬼鬼欺孙寡妇

　　下面表一表刘醉诚的故事。
　　传说刘醉诚祖上出了个文化人，还爱唱戏，便为刘姓族人定了八辈名号：德艺双馨，国粹永传。传到刘醉诚这一代刚好是“粹”字辈儿，故原名为刘粹诚，他儿子是刘永顺，小名刘顺。谁知在办第一代身份证的时候，派出所办成刘醉诚。他指责派出所写错了名字。派出所拿出原始户口册子给他看：“你原始户口上就是刘醉诚，我们没有错。”他又说这是当初公社负责户籍的人员听错了。派出所说：“不管是你家人在报户口的时候是说错了还是工作人员听错了，我们只能按原始户口办。”
　　刘醉诚想：这名子给人的印象就是整天醉醺醺的，形象不佳，得改。于是，他又向派出所申请更改身份证姓名。派出所给他列了个清单，要求他必须提供清单上所列七种证明材料。每种材料他都要跑半天，并且有的证明材料还要送礼才能办成。老婆王月娥说：“醉诚就醉诚吧，反正什么事也不耽误，不就是个名字嘛。”外人见他常喝醉，觉得符合他的情况，也都叫他刘醉诚了。
　　刘醉诚火大性暴，有话就说，有屁就放。爱打抱不平，人们给他起个外号叫刘大炮。
　　这次分房没他的，他找到安置办。郝书记告诉他：“你儿子是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属于户口关系复杂的那一类。对这类人怎么安置须待上级研究后解决。你回家等着吧。”刘说：“我是凭合同来找，这与我儿子的户口有什么关系？当初签合同的时候，你怎么不说我儿子的户口不合格，不能给他安置？”郝书记说：“因为签合同的时候，当时的工作人员不知道你儿子的户口情况，现在知道了，当然得纠正。”“放你娘的屁！当初户口本都交上来让你看了的，怎么会不知道？你就是不讲理！”郝书记没想到他会骂人，便吩咐人把他轰出办公室。
　　在门外他不停地咋呼：“你安置办没正事儿！就像土匪一样，拿老百姓当猴耍……”其他工作人员对他说：“你儿子的确是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在安置的范围，拆迁办知错就改，不予安置并无不当。”刘醉诚说：“我儿子户口不在农村，可是我家其他人员在农村啊，怎么连其他人的也扣了？”人家说：“这是上面的事，你到上面问去。”
　　其实，在二〇〇四年的时候，当时的拆迁办为了求进度、尽快让村民签协议搬家走人，根本没按政策办。只要在村里居住的，不管户口在哪里，都给签了安置协议。现在刘醉诚知道与他家同样情况的有好多，人家都分到了房子，唯独扣他的，但是他不能攀，俗话说，千年邻居，万年街坊，自己没分到房子再把别人的房子攀下来有什么意思呢。于是他只好放弃用攀比的方式来维权。
　　刘醉诚回家后扒了两口饭说：“我要找开发区总部去。安置办这些畜生不说理。”月娥说：“你先别急。没分到房子的不光咱自己，他怀忠叔有文化，看看他怎么办再说。”
　　老伴王月娥可不是一般的农村老太太。她是魏庄王金生的闺女。王金生在五六十年代是踩百家门的人物，吹得一口好唢呐，四村八乡红白喜事都请他。当年他之所以把闺女许给刘醉诚，是因为刘醉诚他爹刘国奭与王金生是好朋友。
　　自从王月娥嫁到刘家，就为刘醉诚撑起了这个家。甭说别的，就说她这个店吧，虽然在开店之初耿怀忠帮了大忙，但里里外外都是她操心打理，她是人们认可的永顺酒馆的老板娘。
　　刘醉诚虽然脾气大，但在大事上总是听老伴的。老伴不让到开发区找，他就不找。但是他憋不住，常在街上骂骂咧咧地说安置办没正事儿，孬。这天，他又在说安置办的坏话，王瘸子说：“醉东哥，你不能说安置办孬，你没分到房子其实就是村里的事，与安置办没关系。”
　　“放你娘的屁！安置办给你什么好处了，你替他说话。”王瘸子碰了一鼻子灰，说：“你不信好人导就罢，算我没说。”
　　这王瘸子就是前文所说的王常乐。虽然他与王大葵同姓，但他对王大葵恨得牙痒痒。因为王大葵借了他两万块钱，三年了至今不哼不哈。这次他听见刘醉诚骂安置办，就萌生了点大炮的想法。想利用这门炮来轰王大葵。没想到这刘大炮就会不理解他的意思，反而让他吃了个闭门羹。他想，自己是个预备党员，尚未转正，别和一个粗人计较了，只好咽下了这口气。
　　刘大炮回到家把遇到王瘸子的事说与老伴听。王月娥说：“你忒鲁莽。人家常乐说得一点不假，就是村里的事。开发区俩眼一抹黑，知道谁家的情况？还不就是村里报上去的吗？”大炮说：“村里报我干什么？和咱家相同情况的多了，村里怎么不都报上去？我又没得罪村里。”老伴说“就因为咱没花钱。”大炮说：“噢，咱没花钱，村里就报咱家里户口复杂。那么耿怀忠可不是差钱的主，他怎么也没分到房子？”月娥说：“耿怀忠花没花你知道吗？就凭他那倔脾气，十有八九他也没花。”大炮说：“怎么张若汉家也没分到？”月娥说：“张若汉他老婆是有名的吝啬鬼，他花也花不多。”
　　大炮明白了原因，觉得骂常乐无理，冤枉了他。于是，他从自家店里提上两瓶酒和一只扒鸡就去找常乐谢罪。正当出门之时，常乐他老婆气咻咻地进来了。进门就说：“醉诚哥，你怎么这么横！你兄弟也是半百的人了，怎么说骂就骂。还‘放他娘的屁，’他娘都死了五六年了，还放出屁来了吗？除非你还能放出屁来！”大炮让一个兄弟媳妇骂了一顿，又尴尬又难受。但是，他没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再加上性急，连个自找台阶的话也不会说了。月娥说：“他婶子，消消气吧。我正说着他呢，我说：‘人家常乐是好心，让你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你怎么还骂人家呢。’他也后悔了，这不是正要提着酒找常乐赔不是去呢。”
　　常乐家果然看到大炮手里提着酒和扒鸡，她为自己刚才的鲁莽后悔了。急忙说：“醉诚哥……你看，我进来也没问个青红皂白就……这样吧，你别找他赔不是了，我脾气也不好，谁也别给谁道歉了。”大炮说：“不行，我得给常乐兄弟谢罪去。常乐兄弟是好心，我骂了人家心里有愧。”月娥说：“今天都在气头上，就别去了；过一天你兄弟俩好好聊聊就行了。”
　　常乐家走后，月娥说：“她要是不骂你，我真让你道歉去。既然她也骂了你，就扯平了，省下咱那两瓶酒和一只扒鸡吧。”大炮说：“噢，骂一句的代价就是两瓶酒一只鸡。明白了。”月娥说：“明白了就好，以后不能随便骂人，不然，咱这个店一朝就让你骂塌了铺。”
　　再说张若汉和他老婆林淑桂。他们老两口是过穷日子惯了的，整天省吃俭用攒钱。他老婆经常拿一个塑料袋到集市上捡菜叶。因为卖白菜的摊前，总有一些挑剔的买主趁卖主不注意的时候把白菜扒得很厉害，光买里面那个嫩心，扒下来的叶子其实也不老，但却没人买了。这时，林淑桂就把那些叶子装到她的塑料袋里，提回家。路上有人问时，就说捡回家喂兔子，其实是弄回来炒菜吃。
　　大家都认为她家里存了不少钱，但她仍拿着一角硬币像月亮似的，恨不能掰开分两次花。人们已经不叫她林淑桂了，而叫她吝啬鬼。
　　其实也难怪她吝啬，张若汉夫妇是那年政府卖户口的时候农转非的，经过托关系总算在金山造纸厂谋求一职，老伴林淑桂就在金山味精厂上班。后来味精厂和造纸厂都先后破产，他两口子都成了下岗工人，每月每人只领三百块钱的生活费，日子异常拮据。他们只有一个闺女芳芳是农业户口，二〇〇四年拆房时她才十六岁，还要供她上学，这样的日子，不吝啬怎么能过得去呢？
　　王大葵从他家只敲出五百元，这与王的期望值差距太大了，就算出一万他也作不了难。于是，王大葵路见张若汉时说：“看来你这份房子分不上了，你老婆那份也得按成本价买。你都不如孙寡妇家的小红，人家还有呢。”张若汉不解地问：“为什么？”大葵说：“因为你和你老伴的户口都在外面。”张若汉说：“俺有合同，合同上有俺的，凭什么不给俺？”王大葵说：“合同是〇四年签的，现在有了新政策，一律按新政策办，老合同都作废了。”张若汉又说：“为什么孙寡妇的儿媳小红能分房子，她嫁过来的时候是在签合同以后了，她有俺就应该有。”王大葵说：“你就别攀人家了。你还问为什么，你心里没数吗？”王书记说完扬长而去。
　　张若汉回到家对老婆说：“看来书记嫌咱出的钱少啊，人家孙寡妇的媳妇就有，她还是拆房以后才来的，咱是这村的老户就没有。”女人听说如此，气不打一处来。她治不了书记，却冲着孙寡妇撒气。在人多的时候，故意守着孙寡妇对别人说：“人啊有钱也行，有能也行，就怕没钱也没能。有钱的用钱买通了书记，就能分到房子；有能的把书记引到家里，关上门玩玩，也能分房子。俺就没钱也没能，俺家就分不到房子。”
　　孙寡妇一听，她话里有话。就说：“有的人不光没钱没能，那个嘴还浪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你知道内情吗？就胡说八道。”林淑桂说：“你骂谁？”孙寡妇说：“我骂谁谁知道。又没骂你，你心惊的什么？”林淑桂说：“咱俩有个浪的，没了男人就引得书记三天两头往你家跑。”气得孙寡妇上去就搧林淑桂的脸，嘴里骂道：“叫你胡说八道，再胡说八道，我就撕你那个×。”林淑桂也搧孙寡妇，最后两个娘们儿互相抓住对方的头发不松手。
　　这时，兴德、兴科也去安置办路过此地，见此情景赶紧把她们拉开。她俩手里各攥着一绺子对方的头发，披头散发，像两个疯子。
　　兴科拥着孙寡妇回到家里；兴德也把林淑桂劝回家。方林、常乐、刘超、胜利等五六个人就在那里闲聊。方林说：“这次不怨孙寡妇，林淑桂忒强势，也不知道她是中了哪里的邪，你分不到房子冲着人家撒气干什么？又不是人家不给你房子。”常乐说：“你知道不？这分不到房子的急，就像疯狗一样，逮着谁咬谁。前几天我就被刘大炮咬了一口，气的我可不轻。”方林说：“主要在人的品性，人家怀忠叔也没分到房子，人家怎么不乱咬人？人和人的素质不一样。”常乐说：“他是个老师，素质当然就高些。我是说就一般老百姓来说，没分到房子的确实急。”
　　正说着话，兴科把孙嫂安顿下，就出来了。来到大街上，见刚才看热闹的一堆人还在那里嘀咕。他们见了兴科忙打招呼道：“她们都没事了吗？”兴科说：“没事了。”方林说：“她俩这事没完，过一天还得打。”兴科说：“不会的，孙嫂虽然也不吃气儿，但是挺信劝，我一说，她就想通了。”方林问：“你是怎么劝的她？”兴科说：“开始孙嫂挺冤屈的，她说：‘我没招她，也没惹她，怎么她就会无缘无故地欺负我，真是活见鬼了。’我劝她：‘你和她一般见识干嘛，常言道，好汉怕醉汉，醉汉怕急汉。她没分到房子急了，你让她一步不就完了嘛。这事怨谁大家伙都知道，你若再不依，你不就和她一样了嘛。她不怕人家笑话难道你也不怕笑话吗？’孙嫂说：‘兄弟，我听你的，只要她不再找事儿，我就饶了她。’”
　　这时兴德也从林淑桂家出来了。大家见了他就问：“那吝啬鬼怎么样了？”兴德说：“总算消下气儿去了。”方林问：“你是怎么劝的她？”兴德说：“咳，我说：‘嫂子，守着矬人别说矮话，人家没了男人，不担病儿，你不该说人家那号话呀，你说人家那个，人家不急吗？’她说：‘她小红来的晚能分到房子，我分不到，这里面肯定有事儿，我就看不起这号人。’我说她：‘你说有事，有什么事？你有证据吗？要是出了人命，你就得去坐牢。以后可不能再说这种话了。’她说：‘我听你的，兄弟。’看来她有些害怕，嘱咐我：‘你再劝劝她去，别让她想不开了。’我说：‘你放心吧，只要你没事了就好了。’”说到这里，大伙都哈哈笑起来。
　　大家都夸奖兴德、兴科兄弟俩会办事。
　　常乐说：“这都是拆迁赔偿不公惹的祸。”方林说：“是啊，难道偌大个国家就拿不出一个比较合理的补偿方案吗？怎么搞得一个省一个赔偿标准，甚至一个县一个样。”兴德说：“如果一个县一个样就好些了，现在是一个乡镇一个样，甚至一个村一个样。”
　　这时，刘超不紧不慢地说：“说一个村一个样一点也不过。俺舅那村因修铁路需要全村搬迁。村里有一个大懒汉叫唐德元，但村上人都叫他躺着玩儿，才四十来岁，也不进城打工，整天浑浑噩噩地过日子。至今还住着他爹给他盖的那三间土屋，也没媳妇。但是他有个八百平米的大院子。是他老爷爷那辈子留下来的一个柴禾园子。在这次拆迁中人家得到赔偿五百六十万！”
　　兴德问：“他三间土屋怎么还得那么多赔偿？”
　　刘超接着说：“因为人家那村的补偿方案格外一个样：拆迁户可以选择按宅基地赔偿和按人口赔偿。他院子大人口少当然选择了按宅基地赔偿。他八百平米的院子可以获得八百平米房子。国家为了少盖房子，鼓励拆迁户选择现金赔偿。他懒，不想操心，就直接要了现金，按每平米七千计算，人家共得五百六十万元。这五百六十万是什么概念，是他做八辈子梦都想不到的天文数字。”
　　兴科说：“他祖上有这么大的柴禾园子，想必是个地主吧？”
　　刘超说：“我外公说，他祖上是个地主，但到了他爷爷这一辈子，不会过，家里二百亩地，济阴还有大买卖，全让他爷爷败光了。败光后，他爷爷参加了革命，还负过伤。荣誉证书上还有陈再道司令的大印，回家后每月还领着五块钱的荣军补贴。当然在土改时也没把他家划为地主。他那个柴禾园子就这样传下来了。”
　　方林说：“‘天上不能掉馅饼’这句真理被拆迁办彻底否定了。”兴德说：“‘天道酬勤’这句激励了历代无数人的箴言从此也成了空话。”刘超还说：“去年和前年拆迁的村子，看到该村实行这种政策都眼热。有的说‘早知如此，当初我们就不该听话，若抗到今年，也会享受这种待遇了。’这补偿政策真是一村一个样,一时一个样啊。”
　　方林说：“你们说说，要是你当官儿，让你制定一个拆迁补偿方案，你怎么制定？”
　　他这一问，把大家都问住了，谁也说不出一个更好的方案。最后还是兴科说：“要叫我制定补偿方案，我就以拆迁户原有房屋的面积作为补偿的基本依据。首先，将原有房屋分等级作价，当然作价数额要比实际价值高一些。愿意要钱的，直接给钱了事；愿意要房的，待国家盖起安置房后，定出售价，当然定价要比当地同等商品房的价格低一些。将原有房屋的作价冲抵，多退少补。公告后抢建的一律不赔。这样，拆迁户就没意见了，国家赔偿数额也不大。你们看怎么样？”
　　兴德说：“这么好的方案，人家政府想不出来？就你耿兴科想出来了？说明这样办不行啊，要行，政府不早实行了吗？还等到现在由你来制定吗？”
　　兴科说：“你要想否定，得先说出这方案与现行的方案比有哪些缺陷，你说不出来就别否。我认为这个方案是相对合理的，不会发生那种羡慕嫉妒恨的感觉，群众心里平衡了社会就和谐。另外，政府的实际赔偿并不比现行的方案赔偿大。我这方案让政府省了钱，让群众觉得合理，又易操作，难道不是一个好方案吗？”
　　胜利说：“你说的要把群众的原有住房作价高一些，把国家的安置房作价低一些，这不是明显让国家吃亏吗？”兴科说：“就得让国家吃点亏啊，因为只有让群众明显觉得不吃亏，他才有搬的积极性啊。即便是这样，也仍有个别的钉子户会坚持不搬，以谋求拿到尽可能大的利益。那就是极少数了。”
　　方林说：“你说的这方案倒是好操作了，不像咱村这方案，有些户口复杂的拆迁户得需要出具多种证据，政府很难保证拆迁户不造假。要是按兴科说的这样，政府拆多少房子就赔多少房子，管他家里有几口人干什么？管他是什么户口干什么？管他单位有没有福利房干什么？管他院子有多大干什么？反正土地是公家的，政府只对地上附着物赔偿，空白地是不赔的。”
　　刘超说：“咱说这些都没用。看看没分到房子的这三户最后怎么解决吧。搞不好就能出人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