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农协的“第一滴血”（一）

　　胡良绪从上夜校的工人中认出两张有点熟悉的脸，他回想起来了，从省城刚回到越州时，那天他和柳文彬从“晓园”去晓庄酒楼，坐的就是这二人拉的黄包车。
　　随着“北伐”取得节节胜利，越州的工农运动从“地下”'转入公开活动。为促进“工运”的发展，中共越州“特支”在“共进社”礼堂创办“工人运动讲习班”。“讲习班”以上夜校的形势，培训工人骨干，主要讲授北伐的意义和目的，军阀涂炭人民，帝国主义欺负中国，为什么要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等内容，组织学习《共产党宣言》和《工会组织法大纲》，讨论工会的作用和组织工会的办法。由柳文彬、胡良绪、童辅之、刘季培、郑义和赵辛兰等六名“特支”干事轮流主讲。
　　胡良绪记起来这两人的名字，“国字脸”大汉名叫白玉山，瘦个子叫胡友发。白玉山说，今天来上夜校的大多是跑黄包车的，有十几个人是他带来的，都是平日结交的一些同行。胡友发也说自己带来了十多个“大同车业”的工友。夜校散堂后，胡良绪把这两人留下来，找一处夜市摊叫了几个卤菜、两瓶烧酒，三个人边喝酒边聊。胡良绪要他们发动更多的工友，组织人力车工会，起来和车行老板作斗争，保护人力车工人的利益，争取工人应有的福利。
　　在“特支”的领导下，越州的第一个行业工会——人力车工会成立了。选举胡友发为主席，白玉山为副主席兼纠察队长，人力车工会成立不久，码头、卷烟、纺织、杂货、盐业、钱庄、药业相继成立了工会。由于行业工会组织发展较快，为方便领导，协调各工会间的活动，依据“省执委”文件精神，“特支”干事会反复讨论，决定成立越州市总工会。
　　限于“共进社”礼堂太小，总工会成立时好几百人的工人代表容纳不了，柳文彬想去见一见赵良雍，一来商量借用越州商会的大礼堂，二来是火线侦察一下，看这个准岳父是否对他看法有所改变。他花半天时间满越州市跑，精心采买了送给二老的礼品，厚着脸皮来到赵府。看着赵府气派森严的大宅，他不断激励自己：再忍一下，就当是当年韩信忍受胯下之辱，忍一忍就好了，我就要成为这一家的姑爷了。
　　柳文彬正考虑如何敲开赵府那两扇厚重的朱漆大门时，就见二老从另一方向走来。赵良雍和林氏是吃人家请酒后回府，并没有注意到站在不远处的柳文彬。柳文彬一见到二老就有些发虚，但还是鼓起勇气快走几步抢在二老前面。
　　“赵伯父，林伯母，您们好！”
　　赵良雍一见冒失鬼似的柳文彬，愣神了一下，冷着脸说：“不是让你别跟辛兰来往了吗？你还来我家干什么？”
　　“嘿嘿！嘿嘿！”柳文彬用讨好的笑化解尴尬：“伯父，我是真心爱辛兰的，请您给我一个机会，让您和伯母见证我对辛兰的爱……”
　　赵良雍不耐烦地打断他：“罢罢罢！请你高抬贵手，别害我女儿也别害我赵家就行。”
　　佣人从里面打开了门，赵良雍拉着林氏进府，要佣人关上大门。柳文彬见自己就要被关在外面，忙说：“赵伯父，我还有一件公事和您商量。”
　　“啊！公事？”赵良雍才回过脸来。
　　“是这样，我们越州市总工会就要成立了，想借用一下越州商会的大礼堂。”
　　“越州市总工会？牌子不小啊！怎么？这么大块牌子连开会的地儿都没有？区区越州商会怎么接纳得了你这么大官儿？你还是另寻高门吧！”
　　“我……”
　　“我什么我？我是不会把礼堂借给你的！”
　　赵良雍说完重重地关上门。
　　林氏道：“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给这年轻人如此难堪，就不能收收你的脾气？”
　　“要是对他客气，他就更加缠住辛兰不放，我就是要让他死了这条心。”
　　“可是，辛兰对他着了魔怔啊！”
　　“叫辛兰别在教会学校工作了，我带着她早点熟悉生意上的事。”
　　见柳文彬把大包小裹拎回来，胡良绪就明白了什么：“伯父不想我们在商会大礼堂开总工会成立大会？”
　　“岂止是不借礼堂给我？让我吃了个闭门羹！”
　　“好了好了，你消消气。不是还有我吗？我去试一试。”
　　“把这些东西带去。”
　　“不用了。”胡良绪玩笑道：“免得礼堂没借到倒蚀了本，这些高级补品你留着自个儿享用不好吗？”
　　没想到，胡良绪很顺利地就拿到了商会大礼堂的钥匙。
　　这让柳文彬对赵良雍更加气恨，也让他开始了嫉妒胡良绪，因为他已经嗅到了危险气味，辛兰父母很中意胡良绪做赵家女婿。
　　经过较短时间的筹备，越州市总工会在商会大礼堂成立。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省妇女协会组成代表团、越州各行业工会组织的代表和其他各阶层的代表出席了成立大会。会议情况，《民国日报》作了详细报道：
　　“越州自北洋军阀余孽肃清后，各种民众组织风起云涌，尤以工会多至三十余种，时开从来未有之创举，近来各工会有集中领导之必要，乃于昨日行总工会成立典礼。会场设于商会大礼堂，上午九点各工会代表及来宾两百余人到场，由主席团柳文彬、胡良绪等宣布开会，行礼如仪。次由柳文彬作政治报告，将国内政治详加分析，并举出此次北伐中工农表现的革命力量。次由全省总工会代表廖文清致训词，首述工人地位之重要与力量之伟大，举出‘二七’‘五四’及‘省港大罢工’诸役以证实之；次谓工人力量在工会，而使工会强固，必须严密组织、集中力量，最后嘱工友如何拥护工会，云云。训辞毕，选举柳文彬为越州市总工会委员长，胡良绪、郑义、赵辛兰、胡友发、白玉山等为执行委员，鲁先炳为秘书长。选举毕，通过总章及重要议案十四条，唱歌呼口号摄影而散会。”
　　总工会成立后，人力车工人的斗争更加坚强。履泰益车行的老板桑子银，原是一名拉布匠，改路子开车行，起初只有二十多辆“三台”牌人力车。他心狠手辣，只要车子租出去，不管刮风下雨拉客不拉客，租金分文不能少，靠残酷盘剥起家，没几年就发展到六七百辆车，被人力车工人恨之入骨。
　　越州市总工会根据人力车工人的严正要求，召开斗争桑子银大会。会场设在“晓园”，由胡友发和白玉山主持，各行业工会派人参加，共有几千人。参加斗争会的工人手持“打倒资本家桑子银！”“反对剥削，反对压迫！”“一切权利归工人所有！”等小旗，群情激愤，斗志昂扬。
　　桑子银的儿子见父亲被抓到了“晓园”，连忙去找商会的头面人物。因此，斗争会一开始，赵良雍和两名商会副会长就先登上主席台，警察局派三名警察跟着保护。桑子银刚被押上台，赵良雍就为其讨保。胡友发见状，义愤地大声呼起口号：“枪毙罪大恶极的资本家桑子银！”，一时间台下“打倒资本家！”“枪毙桑子银！”的口号此起彼伏、震耳欲聋。桑子银吓得浑身发抖，面色惨白，魂不附体，他下面台上流出一摊尿液。
　　赵良雍找白玉山：“跟你商量个事行不行？桑子银尚欠越州商会一笔款子，我出面保他三天，与他把账算清楚，等他把款子清偿了我再把人还给你，到时你们说放就放，说枪毙就枪毙，我赵良雍绝不说第二个字。”
　　白玉山道：“赵会长，你这话三岁娃子都不会信，我把桑子银交给你了还有回来的？”
　　“看你说的，他桑子银跑得了吗？履泰益还有这么大一个摊子在，他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但凡事总有个说法，你就真的这样把桑子银枪毙了？”
　　“枪毙不枪毙我白玉山说了不算，最高权力在总工会，总工会柳文彬委员长怎样说怎样算，你要为桑子银作保最好是去求柳委员长。”
　　“你们柳委员长现在在哪？”
　　“几个头儿在‘共进社'开会，你可以去‘共进社'找他们。”
　　赵良雍用拐杖在台上顿了顿，下台去“共进社”找人。
　　参加斗争会的工人们知道他为桑子银作保，有人指着他的背说：“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要不把他也抓起来批斗。”
　　有个带红袖章的纠察队员索性喊起口号：“打倒赵良雍！”“打倒蒋介石！”“打倒资本家的保护者！”，许多人跟着喊，局势一下子升级，保护赵良雍等人的三名警察见势不妙，拉开枪栓威胁那些喊口号的人，并朝空中放了几枪。
　　赵良雍是绝对拉不下脸求柳文彬的，但是他可以找胡良绪，胡良绪是仅次于柳文彬的二号人物，说话办事也是有分量的。到了“共进社”，赵良雍怕把矛盾激化，要跟着他的两个商会副会长和三名警察回避一下，他一人走进“共进社”，可找了几件屋子都是空无一人。最后听见最里间小屋子有说话声，他用拐杖推一推门，虚掩着的门开了。柳文彬、胡良绪和鲁先炳（从虎汛东区调任总工会秘书长）正开会研究事情，赵良雍出现在门口让三个人吃了一惊，越州商会会长来“共进社”，一定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伯父，您有什么事？”胡良绪问，他从里边出来。
　　“履泰益的老板桑子银被抓了，他们说要枪毙桑子银，你给我写个条子，让他们放桑子银一马。”
　　胡良绪说：“您放心，他们不会枪毙桑子银，但也不能就这样轻易把他放了，在台上斗一斗、在街上游一游是必须的，谁叫他平日对工人那么狠？得杀一杀他的嚣张气焰。”
　　赵良雍恳求道：“斗一斗就行了，游街就不必了吧？桑子银毕竟上岁数了，要他保证以后不再刻薄工人就是了。”
　　“好好好！您先回，我让胡友发把人移交给商会，由商会担保履泰益把每辆车租金减少四十文。”
　　赵良雍说：“我还是不放心，你得给我写一张条子，盖个印，我凭条子在他们手上取人。”
　　“好的，伯父，您等一下。”
　　胡良绪进屋去与柳文彬、鲁先炳商量。柳文彬皱了一下眉头，不无嘲讽地说：“他不是很了不得吗？工人阶级觉悟了，起来造他们的反了，他才知道害怕了？”
　　“你在怎么说话？他毕竟是辛兰的爹，你不也一口一个伯父地叫吗？何必说这些风凉话？”胡良绪责备柳文彬。
　　“我就不给他写条子！”听胡良绪这么一说，柳文彬更来气：“我不给他写一个字，让工人同志把桑子银斗争到死。妈的，这些资本家都是一丘之貉。”
　　鲁先炳说：“我们不是借用过商会大礼堂吗？就还他一个人情，让他给桑子银做保人吧！”
　　胡良绪知道柳文彬在赵府吃了闭门羹，眼下还在气头上，不跟他计较。胡良绪写好纸条，签上自己的名字，再让鲁先炳和柳文彬签名。
　　赵良雍拿着纸条往“晓园”走，碰到工人纠察队押着桑子银走出“晓园”大门，他找到胡友发和白玉山，把盖有总工会大印、三位头儿签名的纸条交给他们。胡友发看了纸条说：“你来晚了一步，游行队伍已经出发了，总不能把这几千人全部堵回去吧！”
　　“这……这怎么办？”从赵良雍额头上滚落豆粒大的汗珠子。
　　“怎么办？先让桑子银游过几条街，等被他压迫的工人们觉得解气了，我们再把人交给你。”
　　在“共进社”小会议室里，柳文彬、胡良绪和鲁先炳三人策划着一场声势更大的行动。
　　越州警察局，警察耀武扬威，横行霸道，经常在街上欺压平民百姓，特别是对人力车工人处处刁难，随便打骂，任意处罚。对此，人们虽怨声载道，但却敢怒不敢言。
　　斗争履泰益老板桑子银的第二天，总工会向人力车工会发出“打倒警察局”的通知。积怨已深的人力车工人听说要打警察局，都争着报名要去。经胡友发、白玉山挑选，将一百五十名年轻力壮的工人组织起来，手持车把前端的横铁作武器，由胡友发、白玉山领头，威风凛凛地去冲打警察局。
　　到了警察局门口，工人们蜂拥而上，先将大门两边的木栅栏打得稀烂。三个站岗的警察见势不妙，吓得赶紧往内跑。于是，一百五十名敢死队员趁势冲了进去，把警察局局长桂永新抓住，用绳子捆起来，穿上一双烂草鞋，腰里系一根草绳，戴一顶用红绿纸扎的、能活动的大乌龟帽，由纠察队员牵着游街示众，桂永新边游街边打锣，几乎把整座越州城都游遍了。沿途市民纷纷聚集，争相观看，昔日威风凛凛的警察局长，现在成了众人耻笑的大乌龟。
　　桂永新被工人押着游街后，感到自己已威信扫地，第二天一早就收拾行李，灰溜溜地搭船逃往省城去了。
　　有了桂永新的离职，才有越州市新一任警察局长的登场，而此警察局长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熟悉的张小白。
　　
　　武装工人纠察队，被柳文彬看成自己的得意之作。
　　越州市总工会成立后，柳文彬就在各行业工会挑选年富力强的工人，组建越州工人纠察队。工人纠察队是工人自己的武装，由总工会直接领导。但是，一支四五百人的队伍成立后，武器装备成了大问题，柳文彬为此绞尽脑汁，他接连跑了几趟省城，在省总工会好不容易找廖文清搞了五条“汉阳造”和一百发子弹，按廖文清的说法，这是从省总工会牙缝里挤出来的。柳文彬当然不会满足于这五条“汉阳造”，他想在省城多活动活动，说不定还有意外收获。机遇终究还是来了，一次在新华大学李元昊老师家里，柳文彬见到一个身份神秘的人，那人听柳文彬说要搞枪，从李元昊家出来后私下联系柳文彬，说他手上有十来支长、短枪，只是他眼下经济顿挫，这十支长、短枪他不能白送，需柳文彬按市场价半价购买。柳文彬半信半疑，但又不想放过这次机会，回越州后募捐弄到百十块现银，带着鲁先炳、胡友发、白玉山和几名纠察队员来到省城。那人见到现银后说：“今晚你们跟我一起去挖枪支。”“挖枪支？”柳文彬疑惑道。“实不相瞒，本人是原北洋军阀的一名军官，我的部队被北伐军打散，身边只剩十名亲随，我让这些亲随把枪弹找一处地方埋了，脱下军装化装成平民才逃出城去。”夜黑后，那人领着柳文彬等人来到一条铁路边，找准方位后就开始刨土。费了一番周折果真挖出两支短枪、八支长枪和几百发散弹。
　　有了这十支枪和那五条“汉阳造”，柳文彬才有了底气，他把工人纠察队好好地打理了一番，队员穿戴着统一的服装和标识，纪律严明，除备有那些枪支外，每个队员都有自制的木棒作为随身武器。
　　
　　全国解放后，南安县女县长易莲在审查女匪首“山里红”卢香妹时，就卢香妹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所犯罪行进行了多方调查，最后确认卢香妹虽然没有其匪首丈夫黄德发罪大恶极，但手上也沾了不少革命先烈的鲜血。卢香妹也低头认了罪，但辩称是为其两个小儿报仇，最多算报复杀人，她没有主观上反对革命的动机，只能反映在当时斗争的复杂性和残酷性。易莲认为卢香妹即使在抗日战争中亲手击毙当了汉奸的匪首丈夫，把有两百多名土匪的虎头寨变成了抗日武装，在日本第十三师团池田支队进攻越州的途中，以“掏肛行动”配合米、麦两姓民团，拖住两千余日军步骑兵三个昼夜，延缓了日军侵占越州的步伐，为国共两党政府机关撤出越州赢得了时间，但在解放战争期间接受国民党委任，公开与人民为敌，加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屠杀我党干部和当土匪时涂炭生灵，其罪恶是主要的，功过无法相抵。“山里红”卢香妹在刑场上倒也镇定自若，场面有几分悲壮，大喊“我儿孝胥和孝舜，妈来阴曹地府与你们相会了！”
　　卢香妹不知道，她在阴曹地府不可能见到两个儿子。她被押赴刑场时，她的两个儿子就在看热闹的人群中。他们早已长大成人，并且先后成了家，大的叫陈志刚，小的叫陈志强，从养母米小兰口中知道女匪首“山里红”是他们生母，虽说对生母没有任何印象，但是看见“山里红”被五花大绑押到台上，愤怒的人群朝她身上扔东西，心里还是一阵阵被揪似的刺痛。“山里红”被执行死刑时，米小兰一手拽着一个强行把他们拽出人群，不让他们亲眼目睹那一幕。“山里红”被枪毙后，尸首就地掩埋在荒草洼里。他们记住了生母尸首埋迹之处，以后每到清明那天深夜，他们偷偷来到生母坟前烧纸，直到七十年代末期，“地富反坏右”都摘掉帽子后，他们才给生母移了坟，在坟头立了块碑，石碑上刻着“生母卢香妹之墓”。他们只对把他们当亲生儿子一样精心抚养的养父母陈宏章、卢香妹感恩，对生母卢香妹有一种说不清有多深但又丢不下的感情，把那个遗臭万年与他们有血缘的生父黄德发彻底抛弃了。
　　在尚家屯住着时，卢香妹头胎生了个女娃，几个月时夭折了。第二胎生个儿子，不方便在身边养着，香妹和黄德发商量，将娃子秘密送到郑庄给香妹原夫郑二柱抚养。黄德发霸占香妹后倒也说话算数，派手下送二十块大洋给二柱，叫他另娶一房妻室。二柱得了黄德发的银子，却忘不掉与他一起吃了几年苦的香妹，无心再娶。黄德发知道后，硬要派人去把二柱给“办”了。香妹说：“而今我上了你的贼船，都没有回头路可走了，你还吃那一门子醋？”黄德发道：“知道还有个男人在惦记你，我和你一起睡不安稳。”香妹说：“你要是杀了郑二柱，我就一枪让你脑袋开花，给二柱报仇，让你比他死得还惨！”当时香妹已练成双枪同时连发，比黄德发厉害得多，黄德发也知道香妹的脾气，她是个说得出便做得出的人，只得忍了，再也不提要“办”二柱的事。
　　儿子养到半岁后，因流匪生涯的特性要四处奔波，不得不考虑给娃子找个地方寄养。黄德发提出把娃子送到小卢庄香妹的娘家。但香妹不同意，香妹当土匪的事传到小卢庄后，娘家的声誉倒地，卢姓族长把香妹父母兄妹打入另册，不准他们进祠堂上祖坟，香妹不想给娘家再带来困扰，就当她没有娘家了。想来想去，只有偷着送到郑庄让二柱抚养合适。黄德发当然是有顾忌的，因为郑庄就在桃花山脚下，把儿子寄养在郑庄，他怕天门寨得知消息，危险性是肯定存在的。但是考虑来考虑去，除了郑庄再无合适的地方。
　　一天夜半，黄德发和香妹敲开二柱家的门。二柱见了黄德发，瞬时间想起那天香妹被抢走的场景，愤怒地浑身打着颤，牙齿咬得嘴唇要出血，但是见到香妹怀里抱着娃子，那娃子脸蛋像极了香妹，他的眼中露出迷惘：“你们？”香妹说：“二柱，你受苦了，你怎么不找一房媳妇呢？找房媳妇陪你下地给你烧饭洗衣你天天睡热炕不好么？二柱，我知道你一根死脑筋，可是万事都会有变化的呀，如今我是回不到你身边了……”香妹说着哽咽起来。“我就是不找，你管不着。”二柱道。香妹控制住自己不流泪：“二柱，我求你一件事，你一定要听我的。”“什么事？”香妹说：“二柱，我生了娃子，想让你抚养，随你姓郑，名儿都起好了，叫郑孝胥。”黄德发拿出一袋银元放在八仙桌上：“我不会让你白养！”二柱说：“家里突然多了个娃，庄子里人怎么看我？”“这好办！”香妹一笑：“我也想到了，明儿我给你买一房媳妇，就说这娃子是媳妇带来的。”二柱犟牛：“我不要媳妇。”香妹说：“你不要媳妇，可娃子要娘，没有个女人，你怎么好养娃子？”两天后，有个带娃的女人嫁到了郑庄。这女人二十七八，长相不差，穿着很体面，自称死了丈夫，守寡招单身汉欺负，干脆寻个老实人嫁了。
　　两年后，香妹在虎头寨又生了个男娃，这次没有等娃子断奶，就秘密地送到郑庄，女人正好跟二柱也生了娃子，便对外声称一胞双胎，两个娃子共一人喂乳，也方便省事。
　　黄匪夫妇生子后送到郑庄寄养之事，并没有瞒过天门寨。天门寨三当家梅云松派两个弟兄以入伙为名打入虎头寨，虎头寨发生的任何事都通过这条内线传到天门寨。当初张小白、段江和秦安玉三人被“山里红”卢香妹抓到虎头寨后，为解救张先生等三人，梅云松曾向大当家陈宏章提出过到郑庄扣押两个娃子作人质，以此逼迫黄匪夫妇放了张先生等三人。陈宏章问两个娃子多大了，梅云松说一个两岁，一个还在吃奶。陈宏章摇摇头，说娃子是无辜的，扣押尚在吃奶的娃子作人质，这缺德事我们天门寨不能做。
　　连着三年饥荒年成，虎头寨养不活几百人了，黄德发和香妹经过商量，决定派一部分匪徒下山“驻点”，就是让这些匪徒少则几人，多则几十人驻扎在条件比较好的村庄或者村庄附近的小山、老林和芦苇荡等隐蔽的地方，不定时地找村庄索要财物。三年间从虎头寨派下山的匪徒达两百多人，只留守几十个亲信和精悍匪徒在山上。因为南安县东乡一带较为富庶，有余粮余钱的庄子不少，甚至有像米家庄这样闻名百里的巨富之乡，于是土匪便一股一股地奔东乡而来。而此时各个村庄正风起云涌成立农民协会，随之建立起了农民自卫武装。农协为壮大声势，往往拿这些小股流匪“开刀”，在短时期内就灭杀了不少匪徒，虎头寨派下山“驻点”的股匪几近全部覆没。
　　香妹亲自带一股匪徒下山，扬言要替两个儿子报仇，报复杀害农协干部，其实是桃花山天门寨做了谋划，其目的是引蛇出洞，趁虎头寨分兵时各个击破，以期铲除黄德发这个匪界毒瘤，未料事与愿违，让黄德发又逃过了一劫。这是后话。
　　
　　在省高师读书的徐尧根、刘雪云、单成、冼星云、徐国珍，以及在江河大学念书的周保中、皮瑞林、李衡九、王子英、曲阳春等陆续回到南安，参与家乡的“工运”和“农运”。徐尧根、刘雪云、周保中、皮瑞林、徐国珍、王子英等六人来到双桥镇，与陈兴、米宝瑞、赵辛梅取得联系，充实了双桥镇党支部的力量，秘密发展党员，成立农民协会，以双桥镇为中心向四面八方辐射，在南安县织成了一张无形的大网。
　　国共合作的南安县党部正式公开，并设立了农民部。不久，县农民协会成立，与县党部同设于南安县城南关公祠，由县党部执行委员、农民部长陈兴任农协委员长。县农协的成立，加速了农民运动的发展，广大农民尤其是那些贫苦的佃户纷纷加入农协，全县成立了七个区农协和两百多个乡农协，参加农协的会员达到六万余人，成为全省“农运”发展最快的县份。
　　陈兴在南安县第一次农协代表大会上，兴冲冲地讲了全县农协发展之迅猛，但是在“形势大好”之后又讲了“严重不足”，双桥、三河、白果这三个“农运”的中心地带，却还存在“死角”，有几个大庄子至今没有建立起实质性的农协组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可笑的讽刺。接下来县农协的主要任务是加强这三地的领导，不仅要建立农民协会，还要发动广大农民反对劣绅、抗租减息、禁止烟赌、解放妇女。
　　宝瑞和古凡、周子谦及另一化名“崔柄”的四名党支部委员受到了陈兴的严厉批评，这四名支部委员没有完成所包片区的任务。古凡、周子谦包白果镇片区的蔡李垸（主要是蔡姓和李姓居民）；崔柄包三河镇片区米家庄；宝瑞包双桥镇片区的麦家堰。陈兴对这三个村庄的局势进行了分析，这三个村庄都是家族势力庞大，有着几百年的封建基业，树大根深。蔡李垸的蔡姓族长蔡定襄是南安县最大的土豪，也是最大的劣绅，以前仗着在省军政府有人，垄断了包括美孚洋油在内的几桩大生意。此人很会钻营，现在又深得国民党当局赞赏，出任了国民党南安县团总。米家庄善名远播，米姓族长米敦厚可算是开明绅士，在米姓族人中极具威望，对佃农也很好，每逢荒年主动免除田地租金，没出现过饿死人的事情，因此，很难发动佃户闹减租减息，更不用说把族长抓起来游街批斗了。麦家堰的麦姓家族情况比较复杂，土地和财富被本族几个大地主把持着，这些地主每家养有三五十家丁，轮换着在村子里巡查，把麦家堰搞得壁垒森严，铁板一块，外面人不容易渗透，是一块难啃的骨头。
　　“蔡、米、麦这三大姓所处地段是越州中心位置，东乡又是远近闻名的富庶之乡，按照普遍的经济规律，越是有豪富的地方越是有剥削和压迫，试想，在农民运动风起云涌的南安县，留着这三块啃不到的骨头，不是对我们工作的一种否定吗？”
　　陈兴手一挥，又说：“省农民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我们一定要把这三块骨头啃下来，作为向大会的献礼！”
　　他将包片区人员做了调整，认为这三块骨头中蔡李垸最难啃，他自己带着徐尧根、刘雪云、周保中、皮瑞林、徐国珍、王子英等六人抓蔡李垸，把原先抓蔡李垸的两名骨干党员古凡、周子谦抽出来，让古凡协助崔柄抓米家庄，周子谦协助宝瑞抓麦家堰。
　　麦家堰也的确水泼不进，风吹不入，这让宝瑞和周子谦见识着了。他们去麦家堰几次，没有几个在田地里忙活的佃农搭理他们，他们看这两个外地人的眼神要不就是惊异，要不就是疑惑，好像他们是从番邦海外来的。周子谦没有宝瑞的顾忌，他深入到村子里面，找到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年轻人，大概这是整个麦家堰最穷苦的庄稼汉了。周子谦掏出自己买的一盒“哈德门”，给这年轻人敬了一根，并用洋火给他点燃。两人坐在树荫下一边吸烟，一边交谈。年轻人名叫麦子七，刚满十六岁，但看上去少年老成，黧黑脸，额角上生了细细的皱纹，胡子拉碴，好像二十多到三十的样子。家里弟兄姊妹多，光兄弟就有八个，他排行老七。因为家里穷，麦子七只念过半年私塾，就被爹从学堂叫回来帮家里放牛了。周子谦向他宣讲种田人为啥这么穷，脸朝黄土背朝天还不得温饱，而豪绅地主不劳动，为啥反而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麦子七脑子不笨，很快听明白了一些道理。周子谦再次掏出“哈德门”，给麦子七续上了一根，麦子七可能是第一次吸上洋烟，觉得过瘾，于是一口接一口猛吸，被呛得咳嗽起来，眼里泪水直流。周子谦开始讲述共产党的主张、方针和政策，鼓动麦子七去联系更多的贫苦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同豪绅地主作斗争。麦子七两眼放光，异常激动，他说：“我试试！”
　　晚上，在双桥镇喜利来茶点铺，周子谦把他找到麦子七的事说与宝瑞和辛梅夫妇，宝瑞很兴奋，认为终于将水泼不进、风吹不入的麦家堰撕开了一条缝儿。不用说，以麦子七的家庭条件和社会背景，麦子七虽然交往的人不多，但一定和他一样都是麦家堰的佃户，两腿伸出来乌七八黑的庄稼汉，只要麦子七联系上十多个这样的穷苦农民，宝瑞和周子谦加以辅导，这十多个穷苦农民又去联系他们的同类，不就等于有了成立农协的基础了？然而，辛梅听了却皱起眉头，她说事情绝不会那么顺利，麦家堰是个家族势力比较大的村庄，族权掌握在麦姓族长麦生银手上，你组织农协要造他的反，说什么他也不会坐以待毙。
　　宝瑞道：“那按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就让麦家堰成为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的盲区？”
　　辛梅说：“在麦家堰这样特殊的地方，我们不能单靠麦子七去联系那些佃户，还要主动出击去争取更多的劳苦大众，只有占多数的劳苦大众觉醒了，革命斗争才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周子谦觉得辛梅说的有道理，便称赞道：“嫂子果然是个不凡的女性，分析事情能一针见血。”
　　宝瑞问辛梅：“你有什么好主意让我们去争取麦家堰大多数劳苦大众？眼下正是水稻插秧的季节，农民都散落在田地里忙活，他们哪有闲工夫听我们讲这些革命的大道理？”
　　辛梅想了一想：“西瓜，我白天见到街上有人用架子车拉着西瓜叫卖。”
　　宝瑞丈二和尚摸不著头脑：“西瓜？什么西瓜？”
　　辛梅道：“你们从明天开始，每天拉一车西瓜到麦家堰，给那些插秧的人送瓜到田间地头，他们一边吃瓜一边听你们讲革命道理，一定会听得进去。”
　　周子谦眼里放光：“嫂子，你这招行，我们明天就去卖西瓜，与劳苦大众近距离接触。”
　　“不是卖，是送！”辛梅说：“既然是穷苦大众，哪有钱买西瓜吃？”
　　周子谦一拍大腿：“好，送！送！”
　　辛梅又说：“送也得送巧妙点，你一陌生人，和谁都不沾亲带故，肯雪中送炭拿西瓜给插秧的人吃，能不引起麦姓老爷怀疑？”
　　“你说要怎么样？”宝瑞问。
　　“那些佃农大都没有钱，就是有钱插秧时也不会带上。你就让他们先赊欠着，说日后上门去取，这不正好建立了一条与他们联系的通道？”
　　次日太阳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宝瑞和周子谦就早早起身，拉着一架子车西瓜到麦家堰。他们在学校里演出过小剧，有做演员的基础，所以装扮得七八分像瓜贩子。其实，他们并不着急要去卖瓜，早上庄稼人刚下田地，要趁凉快做功夫，只有等到近中午十分，太阳烤得人汗流浃背、口干舌燥时，才是他们在田间地头兜售的好时机。他们之所以赶早把瓜拉来，也是趁早上凉快。到了离村子不远的树林子后，便把车停放在路边，两人走进树林子里小憩。
　　“你吸不吸洋烟？”周子谦从衣袋掏出“哈德门”，问宝瑞。
　　“我不敢吸，你嫂子不准许我吸，怕我染上烟瘾。”
　　周子谦一笑，自己叼上一根，点燃。
　　后来宝瑞想：那天如果不是周子谦先说起，他是不会向周子谦吐出心中烦恼，更不会道出米、麦两姓之间的宿仇的。
　　周子谦吸完一根烟，把烟屁股往地上一掼，再狠狠踩上一脚：“妈的，要我和古凡去蔡李垸包片，陈兴这小子真会安排，像长了眼睛似的。”
　　宝瑞一惊：“怎么了？”
　　“我和古凡都是蔡定襄的内侄，蔡定襄是我们姑爷，要侄儿发动群众去斗姑爷，这不是长了眼睛还是咋的？”
　　“什么？蔡定襄是你们姑爷？他也是我的远房表叔呢！”
　　“真的？那我和古凡与你不还有点转折亲？”
　　“那岂不是吗？幸会幸会！”
　　“不错，蔡定襄是土豪劣绅，还是国民党地方团总，他垄断美孚洋油，用黄桶牢关押欠他租子的佃农，他对蔡李垸的穷苦百姓有罪，可是，我和古凡到省城念书，都是他蔡定襄供着的呀！我们怎么好去革他的命呢？”
　　“别发牢骚了，我们既然选择了革命这条道路，就要与封建家庭决裂。”
　　“蔡定襄是你远房表叔，令尊大人莫不是米姓族长米老爷？”
　　“正是。”宝瑞点点头。
　　“啊！米姓乃一方豪富，米老爷更是善名远播，没想到他儿子也参加了革命，你们这些人更不容易，革命首先革到自己家族的头上。”
　　“这是革命的必由之路。”宝瑞道。
　　如若这个话题就此终止，不会引起宝瑞的情绪爆发，是周子谦接下来的话，让他不再淡定。
　　“这些日子我反复揣摩，觉得派我和古凡去蔡李垸，不会是陈兴随意安排，就像有人查清楚了我们和蔡定襄的关系，有意让我们去发难蔡姓家族，去革蔡定襄的命。”
　　“啊！”
　　宝瑞心下一颤，他想起陈兴不容通融，执意安排他来麦家堰的情景，一股愤懑压抑不住。
　　“你还别说，我也感到里面有些什么，绝不会是陈兴的随兴所至，也不会仅仅只是巧合。比如让我来麦家堰，甚而当初派我来双桥镇，处处都像是一种刻意。”
　　接着，宝瑞跟周子谦讲了米、麦两姓在康熙年间的那场战事，讲了米、麦两姓各立族规，两个家族老死不相往来。
　　周子谦听后内心惊悸，没想到宝瑞比他更难，深深地陷于尴尬的泥潭。
　　“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事情绝不会那么简单，不然何以偏偏安排你到麦姓的地盘发动群众，成立农民协会，闹抗租减息？又何以安排我和古凡去蔡李垸，去革我们亲姑爷蔡定襄的命？这一切的背后，一定有一个人在故意设局。”
　　“这人是谁呢？不像是陈兴自己所为呀！”宝瑞道。
　　“可能是‘省执委’的那个人，陈兴只是听命于此人而已。”周子谦说。
　　
　　米、麦两姓哪个家族先来独龙山定居，各种府志、县志没有记载，只能以各自的家乘族谱为据。《米氏家乘》载：米世泰，字良玉，号东山，原籍江西吉安，洪武一十七年中举人，后登进士，任礼部给事中，调都督佥事，于永乐二年慕山水胜状游越州，置碑铭一块，雇人抬着择地，经运粮湖北岸时，碑石忽然坠地，认为是栖身之所。世泰选落碑地偏东地势高处的山丘定居，后族人相继迁于此。”算来米姓已在此地定居六百多年。麦姓的族谱已毁于一场火灾，想和米姓较真没有族谱为据，只得使些不入流的小计谋。据传，不知哪朝哪代，米、麦两姓为争独龙山的冠名权，有过一次交锋，麦姓族长用点心、糖果哄来几十个娃子，在府官坐轿子前来调查时，齐声喊：“麦家山！麦家山！”不知是因那府官是外地人，对此地方音误解，还是小儿口齿不清，把“麦家山”喊成了“麦家堰”，此后“麦家堰”就作为地名固定下来，这也是麦家堰只有山没有堰却以“堰”为名的原因。这只是传说，在正史野史中查找不到。
　　麦姓人家遍布独龙山北麓，从简陋的民居和族人的穿着来看，肯定没有米姓那么富足，然而并不影响他们心情快乐。
　　大田插秧丘对丘，
　　哥一丘来妹一丘，
　　但愿老天下暴雨，
　　冲垮田埂成一丘。
　　从那边传来歌声，青年男女一边劳作一边喊唱歌子。
　　“咦！这是不是《插秧歌》？”周子谦竖着耳朵。
　　“这是民间的插秧歌调，我们米庄人劳动时也会唱的。”宝瑞说。
　　“这调子好听，就是听不清楚歌词。”
　　“许多古代诗人也写《插秧歌》，杨万里就写过‘田夫抛秧田妇接，小儿拔秧大儿插。笠是兜鍪蓑是甲，雨从头上湿到胛。唤渠朝餐歇半霎，低头折腰只不答。秧根未牢莳未匝，照管鹅儿与雏鸭。'”
　　“宝瑞兄，我也记得一首《插秧歌》，‘手捏青苗种福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成稻（道），后退原来是向前。'”
　　“不错，你能背诵欢喜和尚的《插秧歌》。”
　　“什么欢喜和尚？”
　　“你能背诵这首《插秧歌》，却不知这首歌的由来？”
　　周子谦笑说：“我还真不知道，你讲给我听听。”
　　宝瑞便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个和尚对人很好，经常帮庄稼人做活，但是也喜欢和人开玩笑，人们叫他“欢喜和尚”。有一日，他遇见四个后生在插秧，便与他们打赌：“你们四人插两亩田，我一人插两亩田，看谁先插完。”四个后生不服气，心想，论插秧，我们四人的功夫好手脚快是没说的了，难道我们四人还比不上你一个？就马上答应比个高低。四个后生咬咬牙，不直腰，不歇气，不揩汗，两手像车水，插得飞快。欢喜和尚一看，不对，弄不好我要败阵。头脑一转计上心来，隔着田埂甩过去一只破草鞋，草鞋一落水田，化作一条大鲤鱼，游到第一个后生脚边，后生丢掉秧把，动手捉鲤鱼，鲤鱼一跳，落到第二个后生面前，还溅了他一身泥浆，第二个后生也丢下手里的秧苗去捉鱼，大鲤鱼三跳四跳满田跳，四个后生追来赶去满田捉；直到天黑，二亩田还有一大半没插上秧，看欢喜和尚的那两亩田，已经齐齐刷刷插上秧苗。欢喜和尚将最后几束秧插上，唱起了山歌：“手捏青苗种福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成稻（道），后退原来是向前”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周子谦说。
　　日照一阵比一阵强烈，一股热浪朝林子边缘逼近，宝瑞用毛巾揩了一把脸上的汗：“日头都快要当顶了，走，我们去卖西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