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商道车马痕

　　（接上）
　　
　　*梁朋的跌宕人生
　　
　　《史记·天官书》中记载:“在东部天空的苍龙、房、心等星宿附近，有一组星，名为天旗。天旗共有十二颗，其中四颗组为“天市”，另有六颗组为“市楼”。古人认为，天上与人间是相互感应的，天上的星象与人世间生活气象也是相通的。而且，《史书》中还记载：天市星明亮，星星多，是人间物产丰收的瑞兆；而天市星过亮，则是人间的征税斩利手段苛刻繁多，会于商贩不利。
　　当然，这些深奥的说法，以我这点儿有限的鸡零狗碎的知识，根本就无从考证，所以免不了要意会，这都是在古代科学那种科学技术不发达的状况下，古人趋于盲目迷信，属于一种牵强附会和臆想吧？既不成规矩，也定不了方圆。
　　其实，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一直施行的是重农抑商的政策，中国的商业和商人，一旦成了气候的，很快就转入了官商一流，与老百姓的生活割裂开来，否则难以一直昌隆下去。所以，老百姓更多见到的，则是民间的集市贸易，属于日常生活用品的互利互換。
　　你见过农村中那种自发的集市吗？这种集市，都是跟着各个村落的“会”在自由移动，而每个像模像样的村子，也都确定了某个日子作为自家的村节，俗称为“赶会”。
　　不用谁去组织，也不用谁来管理，只要到了某村有“会”的那一天，四方的乡民，都会收拾好自家出卖的货物，早早来到“赶会”的村中大街，在大街两旁自行占据一方地盘，摆开自家货物，任人挑选。这种约定俗成，不知起于何时。当然了，这都是些小商小贩，比如村里的补元佬是买豆腐脑的，兼卖着用蜂蜜粘成红绿黄蓝的大米球，用沙哑的嗓音很谗人地招徕：“大米蛋，又能吃来又能看。”所以他的担子旁边总站着几个舔嘴抿舌的小孩。
　　小孩大多没有钱，有时几个小孩凑上五分钱，从旁边卖酸梅糖的老汉那里买来一勺酱黄色的面面或是一颗大米蛋，倒在手心里，轮流着你舔一口我舔一口，酸酸甜甜的，美得哧哧偷笑。这些小孩当中，就有后来当了老板的梁朋。
　　梁朋小时候最害怕的人是二秃老汉。
　　二秃老汉春天在自家园子里种上好多扫帚苗。扫帚苗小的时候绿茵茵的，能当菜吃。这是二秃老汉最紧张的时候，生怕有人偷了他的扫帚苗去做蒸粿徕。只要梁朋他们这些小孩从他的扫帚苗跟前走过，二秃老汉就摆出一副老鹰赶小鸡的架势来，直到把他们吓跑为止，经常把梁朋他们撵得脚不沾地，好几次都跑丢了鞋。后来扫帚苗越长越高，越来越红，越来越硬，二秃老汉就不紧张了。秋天，扫帚苗已变成一人来高，二秃老汉便它们扎成长长的大扫帚，逢到哪里赶会，他就像猪八戒扛钉耙一样，扛着扫帚去卖上几把，一冬天的称盐打醋钱就有了。
　　也有买卖做得大一些的，那就要属买卖牲口的了。但他们从不喊价，而是在那里鬼里鬼气地捏指头，也断不了咬牙瞪眼，偶见还听见有人说：“唔，牙口不好，这个数吧。”对方就瞪眼，声音陡然放大：“一只狗也不止这个价。”旁边就会有人劝和：“买卖不成仁义在……”
　　另外就是些买农具的，买罈罈罐罐的，卖家纺粗布的，卖狗皮膏药的。多少年过去了，乡村集市的成分和规模，变化依旧不大。只是后来的年月中，不见了卖牲口的，多了些卖成衣的，买小孩子玩具的，买叫不上名字的时新玩意儿的。
　　也听说过那些大的。比如在早些时候，晋商驼队的“走西口”，规模宏大，影响深远，貿易路线直通到银夏并去往包头，甚至通向了俄罗斯的恰克图，带去了南方的茶叶绸锻和中原的粮食铁器，換回来北方的毛毡羊皮和金银玉器。
　　所有这些，能不能算得上是资本主义的萌芽，实在不好定论，因为过去的商人是没有地位的，家有五亩土地的老农不会羡慕商人那种漂泊不定危险伴身的日子。这些“走西口”的人里边，真正发财的也只是有数的几家，大部分人还是靠给别人做苦力，拉骆驼，当保镖，挣上几个糊口钱，能养活了自家的老小就不错了。还有的人过黄河渡口时，波涛打翻了羊皮筏子，葬身在水族他乡。也有去了再也回不来的，从此流落在那些偏远地方成了家。
　　从一些干过这种营生的老人们口中讲起来，过去经商的历史，其实是一部浸透着血泪的惨痛史。中国商业的兴旺发达，其实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根据官方全力倡导的意图，逐渐展现开来，并从此而一发而不可收拾，演绎出了万千光怪陆离乃至见怪不怪的人间奇事来。
　　当然了，南方人觉醒的早，他们走私的电子表、喇叭裤、蛤蟆镜都出现在电视画面中了，中西部地区的人还迟迟醒不过来。直到八十年代中后期，国家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已经颁布好几年了，才有一些胆大的家伙，“犹抱琵琶半遮面”地试探开来。
　　在梁步隆当年所有教授过的学生中，经商的人并不多，赵本原算一个，但他只是个异数，小学毕业之后就窩在村里，尽干些不法勾当，虽然依靠偷坟揭墓倒贩文物暴富了，人们也大都不把他往正经人里边数，即使有眼红的人，说出来的话语里也掺杂了不少的贬低和恨意。
　　从八十年代后期的改革大潮中学会了“冲浪”，又能立于浪头腾跃，可以称得上是正经八百的商人而且积累了为数不少资本的，梁朋算一个。
　　梁朋六十年代曾经被打成“坏分子”发配回原籍，八十年代初落实政策又重新返回了北京，收回了在北京新街口地段的街面房产，和他的儿子们经营起了饭庄。
　　在北京这个人口庞大的城市里，只要是卖“进口”的东西，就一定亏不了，所以梁朋的生意越来越兴隆，据说后来还发展成大酒楼了。这酒楼能不能日进斗金，村里人不知道，但村里人一听说梁朋开着大酒楼，就觉着那真是了不得了。
　　梁朋的年龄和刘培刚的女婿吴大丑不相上下，在梁步隆第一茬的学生里是年龄最大的，比梁佐和梁启他们大了六七岁。他一九四七年不满二十岁时，刚刚从刘家庄小学校毕业，就听从父母之命，和他的媳妇月娥成了亲。
　　梁朋成亲才半年多，就接到了岳父死在北京的讯息。梁朋的岳父算是个不大不小的商贩，在北京的新建口一带拥有两间前店后居的铺面房,专做当时很兴盛的颜料生意，卖那种家家户户都要用的着的金鸡牌染料袋色，家眷则仍然留在老家。岳父家中，两个女儿已经相继出嫁；小儿子却还不满六岁，跟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岳母，在老家村里过活。
　　那时，在北京天津一带做小生意的平遥商人很多。平遥这地方人稠地少，所以外出讨生活的人也很多。人们常说：凡是能听到麻雀叫的地方，就能看到平遥人的影子。这话不假，过去在北京天津一带，开颜料店茶叶店和绸布店的平遥人，扳着指头数数，就能数出不少来。到了七十年代，若是走在北京大栅栏的绸布店里，猛不防还会听到老年的售货员和你说两句嗄里嗄气的平遥话。
　　岳父的突然去世，改变了梁朋一生的命运，让这个脚踩黄土地的农家子弟，一脚就跨到了京城的天子脚下。岳父一出事，家里能出面主事的就是这两个女婿了。但二女婿是出了名儿的秀才，刚刚考取了国立太原师范专科学校，根本就瞧不上岳父的这摊子商贾买卖事宜，一推六二五，躲得干干净净。这一来，等于是天欲降大任于斯人，作为大女婿的梁朋，就只好只身去往人生地不熟的北京，先是处理了岳父的后事，扶送岳父的灵柩回到原籍下葬，然后又领上媳妇再次起程，前去北京定居，并接手了岳父留下来的一摊子生意。
　　以前的北京新街口，泛指积水潭这么一大片的地方，曽经是元大都时期最繁华的商业地段，往南可通到西海，沿着西海还可通到后海，还有作为通埠的港口，因此聚集了不少的买卖商家。这条街热闹的商业气氛，就这样持续了六七百年。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新街口更是发展成为了和北京二环线内与西单一样齐名的商业街。
　　不过，梁朋首次来到这里的时候，这儿有的还大多是那种小型的商铺。梁朋的铺面拥塞其中，既不醒目也不寒碜，既发不了大财，也不至于到闭，维持而已。
　　如果，事情就这样四平八稳地继续下去，那么，梁朋很可能就发展成为一个像他最初到了北京之后，照得相片中的那样一个人，头上戴顶六瓣瓜皮样圪瘩帽，身穿开叉长袍，外罩肥短的团花马褂，脚蹬千层底布鞋，两手统在袖笼里，脸上挂着的是得意的微笑。第一年回老家探亲时，他还带上了一顶灰色的宽边礼帽，鼻梁上架着茶色眼镜，手里还拎了根当时很时髦的文明棍，说起话来，小巫见大巫，吹吹谝谝，云山雾罩，沾染了些“京油子”的浮夸习气。
　　有一天，他正这样儿走在村里的街道上，突然就遇见了正要从学校回家去的梁步隆。梁朋吐了吐舌头，腰一弯头一低，就钻进了一家临近的门洞里。他不敢让自己的老师看见自己现今这副嘚瑟的样子。
　　没想到，偏是梁步隆眼尖，竟然背着手走进门洞里来，像看怪物一样端祥了他半天，顺手拿过梁朋手中的文明棍来说：“穿上马褂，我就不认识你了？你，梁朋么！名字还是我起的呢。”梁朋窘得满脸通红，声音抖抖地说：“梁先生，我，我……”梁步隆就说：“你说你，又不是叫花子，捏着这么根讨吃棍作什么用呢？”说着随手一扬，就将那根文明棍扔到对面的房顶上去了。梁朋不敢吭气，从此再也不敢戴礼帽拄棍子了。但是，他沾染上的那种“京油子”作派，却再也改不掉了。
　　村里本分的人也看不上他那种羊疯乍美的轻狂样儿，指着他的脊梁骨发笑，说他是“越撇戴钟，露显三分”。这是土话，“越撇”，大体上是不知分寸的意思；“戴钟”的典故则来源于清朝末年。那时候，闹钟这种东西，刚刚从西洋进入中国，还只是豪富人家才有的时兴摆设。有些人为了在人前显富，出门时就把闹钟用绳子拴挂在胸前炫耀。民国时候兴起的怀表，则是这种戴钟现象的进化。这种夸富的现象，和今天的人开辆豪车、戴个名表、背个名牌包包，完全是一个意思。各个时代都有各种夸富的形式，可谓是形形色色，晃人眼目。然而，“越撇戴钟”这句话，却非常生动地刻画出了梁朋当年的得意和轻狂。
　　其实，梁朋也就是一个京城里生活较为安定的小商贩而已，定时给岳母寄回去一定的养家钱，闲暇时再和京城里的三老四少们打打牌遛遛鸟，世事若不发生变化，估计一生也就这样过去了。
　　但是，命运似乎从来就不肯让人一眼望到头，其中的峰回路转，更是让人有时绝望有时欣喜，有时又像做梦一样真假难分。
　　因为接着就解放了，社会的各个层面都在进行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再接着，就开始实行公私合营了。梁朋的商铺被合营进一家街道工厂，他本人也成为这家街道工厂中的普通一分子，工厂里的同事们都是和他差不多身份的人。
　　他们，既不是那种资产雄厚的大资本家，可以坐在家里依靠食利来当寄生虫；他们，也不是那种赤手空拳的无产阶级，忠心赤胆地拥戴每一个上级派来的领导；他们，都是些曾经拥有一定资产的小商贩，身份有点儿不伦不类，既是革命政权可以依靠的中间分子，又是需要接受劳动改造的对象。这种改造，对于他们来说，介乎情愿与不情愿之间。
　　脱掉长袍马褂，改穿了中山装的梁朋，到六十年代中期时，已经和他的媳妇月娥共同生下了五女二男七个孩子，日子过得有些拥挤不堪。但梁朋还是热爱这个新社会的，新中国建设中蓬蓬勃勃涌现出来的生机，新中国这种日新月异的变化，尤其是人们精神面貌的改变，都让他感觉到新鲜，有时也会热血沸腾。他给他的七个儿女，依次起名为：爱新，觉新，永新，瑞新，还有后边的这个新，那个新。
　　事情起源于他和这家街道工厂新来的那个厂长的缘分。
　　过来人都说，人与人之间确实是有缘分的，好的缘分结善果，坏的缘分结恶果。但缘分这东西是个怪东西，里面似乎存在着某种相生相克的基本原理。比如说，有的人互相一见就心生暖意，从而关系越走越近；有的人互相一见面就心生厌恶，从此走向了敌对，也未可知？
　　梁朋就说不上来是为什么，刚一看见他们的这个新厂长露面，脸上的表情立马就僵硬起来，鼻子不是鼻子，嘴巴不像嘴巴，而且还悄悄的和同事说：“怎么放着这么多人不用，偏偏从哪里找了这么个十不全的人，来给我们当领导呢？难道好人都死光了吗？”他又不会装，日后见了这个厂长估计也没个好脸色。
　　梁朋的藐视可以理解，因为他们的厂长也确实是个怪人，首先是外形就比较怪，脑袋平端在肩膀上，没有脖子，脊背上却像驼峰一样耸起个包，按现在的说法就是个残疾人。据说是，小时候爱两手拄地玩倒立，有回没立好，一下脑袋窩在地上，就把脖子窩进胸腔里去了。
　　人都是感性动物，你首先就把别人当作敌对方了，你还能指望别人会把你当作朋友吗？别人又不是傻子。
　　况且，残疾了的人，身上大都有一股特异的坚毅和敏感，而且生怕别人因他的残疾而瞧不起他，所以经常在讲话的时候，难免会故意地拿腔捏调，好显示出几分权威来。这个残疾人厂长如果发现有谁对他带有不恭敬的神情时，一般不用语言来反击，而是在分配工作时，特意“照顾”你去干那些苦脏累的活计。
　　要说也可以理解，他就一个街道工厂的厂长，你能指望他有多么宽广的胸怀和多么高超的领导才能呀？所以，梁朋这算是自讨苦吃，既然他总是对人家没有好脸色，当然也就成为了厂长经常“照顾”的对象。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