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农村和农民的肚子

　　（接上）
　　随着梁如石后来用十来年的时间就做到了国务院副秘书长的位置上，梁如石的外在影响力更是越来越大了。再往后，梁如石每次从北京回到省里或是回到县里，省里县里都要派专车迎接，并指派专人接待了。
　　梁如石回老家住在县招待所的时候，一直在这个招待所当炊事员的小弟弟跑过来看他。梁如石随口向他们介绍：“这是我最小的一个弟弟。”梁如石走后十来天，这个弟弟就被任命为了这个招待所的副所长。
　　梁如石的三姐夫，在村里专门为屠宰户收购生猪，每天开着一辆电动三轮车走串十村八乡。村里的这些流动车辆大多不挂牌照，这是农民特有的狡猾之处，纯粹是为了逃避交纳交通运输管理的费用。农民嘛，能省点就尽量省点了，他们有的是逃避这些检查的巧妙办法，只要不被抓到，就好说，况且他们去的大多是穷乡僻壤，被抓到的概率还是很小的。
　　但凡事都有个例外。有一天，这个三姐夫就被交通运输管理站设置的检查点查到了，他被工作人员带回管理站内交罚款时，便抱着侥幸碰运气的心理说：“我是梁如石的三姐夫。”没想到，人家还真就把他放了，罚款也免了。但可笑的是，有一天，交通运输管理站在不同的卡点上查住了六个不挂行车牌照的人。这些人开着大小不一的电动三轮车，而且年龄不同，相貌不同，却异口同声地说：“我是梁如石的三姐夫。”得到消息后前来查看情况的交通运输管理站站长，好奇地歪着脖子，围着这六个人转了两三圈，嘴里惊惊乍乍地说：“吔吔吔，好不日怪呀！这梁如石究竟是有几个三姐夫呀？”
　　这些情况，有些是梁如石知道的，也警告过这些亲戚，凡事不要越轨；有些则是他不知道的，而且鞭长莫及。毕竟，他也没有长着千里眼顺风耳不是？附炎趋势，也是有人要“附”有人要“趋”，是不是？其实现在，一般人连人家梁如石的影子都看不见。
　　做为一个普通老百姓，国务院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级别秩序情况，咱是说不清楚的。不过，就咱见识过的那些县一级的机构，就足可以让人眼花缭乱的情况来看，就别说是国务院了。闭上眼睛想来，也不外是层楼别院，机构套迭，外加岗哨林立，等闲人连探头看一眼的资格恐怕也没有。要不，怎么会有“一入候门深似海”的话流传下来呢？
　　说两句题外的话，就是当官，也还是要分什么务虚的还是务实的吧？这就更让我们这些老傢伙们不知道应该从何说起了。比如说，我年轻时候看《水浒传》，总是感到疑惑不解，因为书里面明明写的：林冲，八十万禁军教头。我还以为林冲率领着八十万军马呢，所以我就一直想不明白：怎么一个拥有八十万军马的统帅，会惹不起一对高家的父子呢？硬是被整治到了那个惨不忍睹的份儿上；林冲怎么都不知道领着自己那八十万禁军进行反扑呀？后来年岁大了，终于弄明白了，敢情林冲这个八十万禁军教头，就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大学教授呀？对于那八十万禁军，他也就只有教授权，并没有指挥权和调动权。
　　所以，不懂不能装懂，咱还是从咱眼能看到的、耳能听到的、自认为还能理解了的这些东西说起吧。
　　八十年代初的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刚实行的时候，农民们确实欢欣鼔舞了一阵子，分到手中的土地使农民们尝到了暂时的甜头。但很快，这种甜头就不复存在了。八四年，就有了一种“特种税”；紧接着各种税费层迭而来；尤其是进入九十年代初开始实行分税制改革以后，地方财政面临的压力就进一步凸现了，农民的负担也随之迅速攀升，并呈现出了不可逆转的恶化趋势。
　　农民负担的上升幅度，超过了农民能够承受的范围，以致农民对付收缴税费的行为，也由一开始的“抗费不抗税”，变成了“抗税又抗费”。
　　农民们认为，税是交给国家的，作为公民，理应交纳，所以他们不抗；费则是各级地方政府追加上来的，属于巧立名目的盘剥行为，既不合理又不合法，所以他们不予缴纳。
　　这种情况下，乡村一级政府征收税费的难度就越来越大了，因而也出现了上级压下级、一级压一级的情况。没有下级可压的村一级组织，甚至不惜借助一些黑恶势力，来打压部分顽固抵抗的村民。到了这个份儿上，农村的基层组织已经和村民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对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农村中的基层组织，还有什么公众信任与基本威信可言呢？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国内的农业、农村、农民这些“三农”问题，集中爆发了。在全国范围内，不仅出现了四川“抗税斗士蒋大清”聚众一万多人带头抗税，乃至扣留上层干部而引发的暴力事件；还出现了河南农民王幸福自费秘密调查二百三十多起暴力征税事件的新闻，引起了全国农民的拥护和反响。王幸福一度被推举为“维权农民的代表”；至于各地出现的因拒交税费而发生的小打小闹，更是时有耳闻——这些，都是有新闻记录可查的史实。
　　这个时候，听说梁如石就开始专门负责处理这些方面的问题了。他一年之中还会到全国各地去走动巡视调研，然后商讨解决的具体办法，研究当下快速爆发并令人棘手的“三农问题”，开始着手研究和解决迫在眉睫的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农村稳定问题，研究农业产业化和农业结构的调整问题。
　　要说呢，梁如石绝对算得上是一个有良知的政府官员。早在九十年初期，他在接到反映农民农村情况的报告时，都要认真审阅，并指示身边的工作人员去往发生风波的地方进行实地调查。他自己，也每年都要抽出一定时间来，进行两次微服私访。他还曾经两次潜回到家乡来，和王治国梁二钵这些桑梓父老们盘膝坐在一起，进行过彻夜的长谈，耐心聆听他们的心声，详细了解他们眼下面临的困境。
　　考察和长谈的结果，使梁如石的心情极为沉重。毕竟，他也是一个农家出身的子弟，可说是虽然已经“脱胎”却尚未“换骨”的农民后代，祖祖辈辈的农民“烙印”尚且留存在记忆中。
　　当然了，站在梁如石的位置上，梁如石看到的不会是单单一个村庄；他比王治国们站得高，想得也深。当时全国十三亿人口中，有九亿农民呢。除了东南沿海少数商业贸易发达地区，靠刚刚兴起的乡镇企业和外商引资解决了吃饭问题外，广袤的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年平均收入还不足两千元，农民的贫困问题可说是触目惊心。这不能不说是个严峻的急待解决的问题。
　　每次回到北京以后，梁如石都会彻夜难眠。他在写给上面的报告当中，详尽地叙述了亲眼看到和亲耳听到的有关农村问题的真实情况，对农村存在的文化基础教育差、农村基层政权执政能力弱、村干部不作为和乱作为现象严重、农村乡村两级债务沉重等问题，尤其是着重强调了农村政权面临的最重要的信任危机等诸多问题，作出了详尽的分析，提出了好多自己的意见。他还多次在报告中写上了“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很危险”这样恳切的话语。
　　可叹可笑的是，梁如石在一次微服回乡私访的时候，不慎走漏了消息，引发了一场数千乡民围堵“八府巡按”，集体拦车告状的故事。
　　这个消息走漏的原因，是因为王治国老婆的妹妹嫁在不远的邻村，她那天恰巧来走亲戚时，碰上了梁如石正与王治国、梁二钵，以及王洪礼、文景他们几个村干部，坐在屋子里促膝长谈。她从王治国老婆的嘴里听说那个白脸庞的人就是梁如石时，原本要办的事情也不办了，带着一脸的虚惊和激动，匆匆赶回了五里路外她所住的村庄里，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了正在呼吁农民起来抗税抗费的村干部李疤子。
　　第二天一大早，当梁如石正要坐车返回县委招待所的时候，治保主任德昌慌慌张张地跑进院里来说：“不行了，不行了！走不了了。几千个外村的人，堵住了咱们村去往县城的汽道，说要拦车告状，要状告乡政府滥收费用欺压农民。是李村的那个李疤子带的头。他们说了：既然国务院下来的人，那要放在过去，就该是八府巡按了，是拿着皇帝宝剑的钦差，有先斩后奏的权利。所以我们一定要见一见这个大官，让他听听我们的呼声，让他给我们解决解决这些事情，让他为我们农民出出气。他是一定有办法整治这些胡作非为的底下干部的。”
　　村主任文景说：“这狗日的李疤子，当年出风头虚报产量调门儿最高的是他，如今领上村民闹事的也是他。这个老孙子，跳起射脚地不安分了一辈子了。他这是要搞事情呀。”王洪礼就说:“这可怎么办呢？如石的安全也是要紧的。老百姓么，激动起来动粗时，可一概不管你是谁的……”
　　所有人都面面相觑，一时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还是王治国能沉得住气，他拍拍饭桌说：“慌什么？去县城也东面那不止一条道。我看这样办吧，德昌，你开你着的手扶拖拉机来，带着如石从村西的土道上走；洪礼和文景，你两人负责护送如石去县城；再让司机开着空车从东面的汽道上走。咱们就给他来个金蝉脱壳计吧。”
　　王治国说着，还扯下自己肩上搭着的脏毛巾来，把梁如石的分头包在里面，又脱下他灰不灰蓝不蓝的中山装褂子来，给梁如石披上。人们看着就都笑了。梁二钵就笑着说：“这是观音菩薩赠给唐僧的八宝袈裟。”梁如石也笑：“把他的，人民公仆怕见人民。这要传出去，岂不是成了天大的笑话？”
　　谁说不是呢？可农民是天底下最较真的一群人，他们才不懂得什么叫务虚什么叫务实呢，和他们讲纯理论的东西是说不通的。他们希望梁如石就是戏台上的包公、海瑞那种刚直不阿的青天大老爷，手中拿着尚方宝剑，大手一挥，三下五除二，立竿见影地为他们铲除不平，还他们以久已缺失的公道。这种原始朴实的愿望，和他们的文化水平低，思想意识还长期停留在从戏台上看来的那种见识，有很大关系。
　　梁如石凭一己之力，当然实现不了他们的这种愿望，所以只好来个“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了。
　　毛主席他老人家早就说过:：“重要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这个论断，就是在几十年后的今天看来，也依然是那么急迫和不容忽视。除了新中国的开国领袖毛主席，中国历朝历代的帝王们，谁说过这样明智和有远虑的话呢？晋朝的那个惠帝，在人民没有粮食吃的时候，甚至说出：“为何不吃肉糜”这样的蠢话来。封建帝王们高高在上，只知道视农民为草民，将他们看得如同草芥一般轻贱，除了一味地向他们横征暴敛之外，有谁真正关心过他们的真实生存状况呀？
　　纵观中国社会发展的几千年历史，每个朝代的社会管理者，都没有对农民进行过任何形式的实质性组织，所以农村才会长久地存在着宗族祠堂，乃至一些帮会之类的组织。直到新中国建立，成立初级社后又发展为人民公社，农民才算得上是真正有了组织的人。但是，自从八二年确立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到后来实行三十年土地承包制度不变，农民实际上又复归为原来的松散群体，况且早先的宗族祠堂等一些起制约作用的团体也已经不复存在，再加上这个群体的劳动者素质比任何一种产业大军的文化科学水平都低，各种乱象也就应运而生了。
　　更令人担忧的一种现象是，年轻一代的农民不肯安分守土了，不愿意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了，他们开始背起自己单薄的行李，不顾一切地流入城市了。
　　“农民工”，这是时代赋予他们的特殊称呼，而且是标记非常清楚的一种称呼。他们干着城里人不愿干不肯干的脏活累活险活，挣着微不足道的低薪工资，但他们还是前仆后继地来了。就像细菌侵占肌体一样，他们用他们粗糙卑微的形象，不屈不挠地濡染了中华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每一座大大小小的城市，上演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农村包围城市”。他们这样做，不为别的，只是为了吃饭，只是为了生存。
　　不知是谁，曽经写下过这样振聋发聩的一段话：“坚硬和粗糙，是我们得到自己想要东西的基础。是生活，把我们打造成了钢铁履带；我们隆隆滚过上天给予我们的时间和空间，辗碎所有的柔情和羁绊，走向同样寂静的死亡地带，没有人可以例外。”
　　这段话很无情，像锋利无比的手术刀一样，剔骨除肉地切割开一切繁琐的掩饰，一下子就直接切入了所有人的人生要害。
　　说到底，人生也不过就是一个过程，或长或短，辉煌也罢，平淡也罢，一个朝代接着一个朝代的人，谁不得一寸一寸地碾压属于自己的这份短暂或者漫长呢？只是，相比起来，农民碾压的格外艰辛罢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