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公墓

　　一
　　一转眼，半个多月过去了。樱花大街的施工紧张进行，看来，国庆节通车是没有问题了。路两边拆迁后的的建筑垃圾蒙盖上一层绿色的防尘网，远远望去，大槐树和远近的绿树，都笼罩在一片绿色中了。唯一没有完成拆迁任务的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们，迁坟。
　　这件事情区里倒是议论了一番。概括起来，大致两种意见，一种是给大家补贴，自己想办法找墓地，但是，补贴多少不好把握。还有大家在家找墓地有困难。还有后患，就是到稍远一点的地方非法占地，私下合同，最后又出现其他问题。另一种是建立公墓，同时建大一点，预留其他郊区村拆迁等情况，把需要迁的墓地集中到公墓。缺点是稍微远了点。现在看来，区里建公墓的做法是符合实际的、正确的。最后定了只管三代人，以现在家庭在世的最年长者的祖父辈为迁坟的补偿范围，每个人（脑袋）500元，另外，其他不再补偿范围又自愿迁到公墓的没有补偿，公墓按照每个穴位6000元标准收取。逍遥村以外的人不在此范围。
　　经过反复论证，公墓建在了磁山镇盘龙峧的山脚下，背山面河，视野开阔，风景秀丽，不占耕地。
　　文革从指挥部听到消息后，感觉领导决策挺好。就赶紧告诉了奶奶。杨树丰听了以后，高兴地说：“我这老太婆多活了几年，算是给老祖宗办好事了。要不他们还不在范围内，要么没有人管了，要么你们还要花钱的。”
　　“就是远了点。大家都有汽车了，路好走，不算什么。”文革说。
　　“那里是山区，风水好。让咱们村的后代都有出息。”杨树丰开心地说。老太太从二十几岁守寡，带着春强、春生一路走来，现在，看着重孙子们都上大学、上研究生了，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就对文革说：“什么时候迁坟啊？我这个年纪，说不定哪天就走了。你请天假，明天带我过去上上坟。那天说去没有去成，这几天一直做梦，梦见你爷爷，梦见那些死人们。看来，他们是知道了。”她停顿了一下，又说：“叫上你大爷。让文强也去。别让文韬过来了，他忙，不能放下工作，跑这么远上坟。”
　　文革听奶奶说话，自己不由得笑了。这老太太，厚此薄彼，我请假行，他怎么不能请假，无非他级别高，离家就远一点。然后，顺着老太太说：“听您的。我服从领导听指挥。”
　　老太太像似想起了什么，对文革说：“这件事不能只想咱们自己，都在一个老坟上，那几个没有后代的老人，要把他们迁到公墓去，这钱我出。你记着不要落下一个。”她一边掰着手指头，一边说：“秀才爷爷老两口的，他孩子贵祥的要迁，贵祥这个要立碑，写清楚他是怎么被鬼子杀害的。桂成的也该在碑上写，让孩子们知道这个，没有坏处。”
　　“行，都按您说的办。公墓的石碑都是现成的。不过，桂成爷爷的不好写。墓碑都是写生平光彩的，桂成爷爷写什么，写怎么败家的。”文革应承道，他想，说按照老太太的办，到时候不办她也不知道。但还是说了自己的真实想法。
　　“亏你还是大学生，还天天写文章。你得想从桂成的身上看到了什么，学到什么。”老人沉默了。
　　二
　　杨树丰坐在大孙子文革的汽车上，微微闭上眼睛，村里近百年的沧桑变化，祖坟上那些人当年的音容笑貌，一幕幕浮现在眼前。她在琢磨，大孙子说的桂成，就不能立碑吗？
　　“桂成是什么时候突然好了呢？”她使劲地想着。“应该是入社后的冬天，对，是冬天，年前的最后一个大集。”
　　那年冬天，杨树丰带着春强、春生两个儿子，坐着大鹏的大车去武罗赶集。年前要买过年的东西，给孩子们买鞭炮、添置新衣服。刚刚出村，碰上了桂成，他穿着破棉袄，杨树丰喊：“我也赶集。”
　　大鹏没有搭理他，说到：“这家伙是完了，一阵好，一阵孬的。”
　　“怪可怜的，让他上来吧！”杨树丰看着这个叔伯小叔子，想着桂春的嘱托，不由得心生怜悯。
　　桂成往前车牌的右侧一坐，高兴地说：“赶集了，赶集好。”春强、春生看着傻子，高兴得直笑。
　　到了集上，大鹏让桂成在大车处，不要乱跑。可是一转眼，桂成不见了。杨树丰好埋怨大鹏。
　　桂成来到包子铺前，下手就要拿出锅的包子。老板拿起擀面杖，就要打他。这时候，一个穿着红棉袄的妇女挡住了老板，说：“给他5个包子，我给你钱。”
　　当桂成接过5个包子的时候，眼睛一下子亮了，他瞪着发直的大眼睛，含着满眼的泪花，激动地说：“你，你，一点红！”就在那一刹那，桂成的脑子一下子清醒了！
　　武罗解放后，醉春楼被封，一点红接受教育后，在县回收公司看门。看门现在看来也许不是什么惹人眼球的岗位，但是在当时就是工人了。在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巨大的年代里，她的地位一下子上天了。当她看到已经疯傻的昔日情人，心里悸动了一下，人类天然的善良占据了上风。她挡住了老板的擀面杖，并出钱给桂成买了5个包子。
　　疯是什么病？傻是什么病？精神病是什么病？这是最神秘的病灶。我一直想，精神病的治疗与思想教育活动应该统一研究。我们大多的精力都放在了有形的物质层面，而人们内心世界，在看不见、摸不着的思想层面研究的不够，同时，有许多主观的东西掺杂其中。
　　桂成用黑乎乎的双手捧住5个热气腾腾的包子，双眼朦胧地看着一点红，颤抖地说：“你，你，好吗？”
　　一点红看看桂成凌乱的头发，满脸满身的泥土，她愣住了，“他疯吗？疯子能说出这样的话吗？”
　　桂成好了，这是一个令逍遥村每个人都意想不到的事情。等大鹏和杨树丰找到他的时候，他像一个正常的人一样，说了许多感谢的话。还向一点红介绍杨树丰和大鹏。
　　就这样，一点红和桂成按照新社会的办法，办理了结婚登记。用逍遥村唐国华的话说，旧社会把富二代的桂成和做妓女的一点红都变成了鬼，新社会把他们变成了人，桂成和一点红是真正翻身做主人的代表。文化人就是不一样，唐国华这个老夫子总结得很到位。
　　桂成由于早年身体的透支，文革前就去世了。一点红大概是七几年去世的。
　　杨树丰回忆着过去，转头对文革说：“我给你这个大学生出出主意，桂成的碑文就这样写：什么时间，干什么。什么时间，疯了。什么时间好了，什么时间去世。”
　　“奶奶，你要是有文化，一定得当个大干部。”文革恭维着老太太说。
　　“让孩子们知道过去，是好事。我看，坟上有几个后辈没有人，都迁到公墓。孩子们上坟的时候，给他们讲讲，有好处。行不？”
　　“都听您的。”
　　三
　　一家子来到坟前，儿媳妇张梅扶着老太太往前走。杨树丰有好多年没有上坟了，别看老太太从旧社会过来，本心眼不信神不信鬼的。她自己从没想到这么能熬。桂春的坟前，竖立着县民政局立的两块黑色花岗岩墓碑：王桂春烈士之墓；白莉莉烈士之墓。
　　看着黑色的墓碑，杨树丰哭了。孩子们也跟着哭了。她嘴里念叨着：“我有十几年没有上坟了。都是孩子们来看你们。不要埋怨。我想，我快找你们去了。今天来，告诉你们，我们村拆迁了，大家都要住进楼房。我们是真正的城市人了。电灯电话，楼上楼下，汽车面包，都有了。县里说，你们的骨灰可以迁到忠义岗去。我没有那样，我想让孩子们上坟方便，上坟的时候说起来，一块儿指着坟头说。公墓好，不像这里，又泥又土的。现在不让烧纸了，孩子们给你买了一大堆鲜花，你也要跟上形势。当年为了解放，牺牲了，现在还要为环境好，做点贡献。这拆迁进城，比100万都值钱。你告诉白莉莉，你们俩过了，好长时间了。我来了，不要多嫌我。我们俩当时有约定，我什么身份都行的。你不用为难的。”杨树丰说着，想笑，可是已经不能自己，泣不成声了！孩子们也哭成一片，最先哭的是儿媳妇张梅。
　　哭完了，杨树丰接着说：“我一说过去的事情，就管不住自己了。下次迁坟的时候，我就不过来了。让春生和孙子们过来。你不要生气，我告诉孙子了，把秀才爷爷等后辈没有人的，全部迁到新公墓。让他们和你们团聚，感受我们新社会的好时光。行了，孩子工作忙，我就不耽误他们时间了。吃的、穿的都丰盛，不烧了，烧了就不能用了。咱不能老思想，要跟形势。”转脸对孩子们说：“你们都穿新衣服，一会儿还要上班，都不磕头，我们用新礼儿，鞠躬！”
　　这片坟地是70年代村里化方田的时候，集中到这里的。70年代，这里还是盐碱地，不知道怎么，气候变化还是水浇地的原因。现在，都是好地了，不管种什么庄稼，都长得绿油油的。杨树丰经常说：皇帝没福民遭难，这是党有福气，我们都跟着享福哩！
　　听着奶奶的话，文革突然想起一个人，小时候住在他家小巷尽头的老油根。这个下放到逍遥村的大学教授，永远的长眠在这里了。他的坟现在哪里？他突然想，要向骆正祥了解情况，最好把他迁到公墓。他虽然与这个村子没有多大关系，但，他的故事就是一段历史！
　　四
　　远处有不少前来上坟的人。大多是办拆迁、迁坟手续后到坟上看看的。
　　大家互相摆手打招呼。有的互相说一下，这是谁？那是谁家的坟？明媚的阳光下，穿着新鲜的新一代已经远离了战争、贫困、饥饿的折磨，开始新的生活了。
　　正往回走，文革的电话响了。他低头一看是天利的电话，就对张梅说：“天利！”
　　“文革，老父亲心肌梗塞，昨天下午住进医院，没有抢救过来。现在在火葬场。后天火化。”
　　“天利，节哀！我马上过去。”
　　“怎么了，单位有事？”
　　“不是，奶奶。我送你们回去，我和张梅去火葬场。福海叔叔去世了。”
　　“福海是咱们一家子。怎么你和张梅去啊？都去吧！看看需要什么帮衬着？这个白事，你得往前点。还在办公室工作呢？拎不清哪头轻哪头重！这要是原先在村里，你们得陪灵的。一天三遍纸，都不能少的。”杨树丰90多了，脑子依旧灵光。张梅拉着杨树丰的手，娇嗔道：“奶奶说的对！老太太，您咋就那么明白啊！”
　　五
　　王福海不是个心里平和的人，当然，这和他的生活经历有关。他从小背着汉奸崽子、地主崽子的恶名长大，看着爷爷、父亲被批斗，心里对这个社会，对周边的人，不可能没有戒备心理。好容易熬到了改革开放，自己日子好了，大儿子腿瘸了。只有天利当上副乡长，他才扬眉吐气起来。后来，儿媳妇胡丽丽也在大企业里当了处长，王福海感觉苦尽甜来，可以过幸福晚年了。
　　拆迁的事情没有达到他想象的目的。后来，他想通了，不能因为这个耽误天利的前途。他和后老伴暂时住进了天利的楼房。他不想和儿子、儿媳住在一起，除了不自由，还是放不下天一。天一只能先租了个城中村的平房，他和弟弟、弟媳住在一起是不可能的。其实，后老伴和儿媳住在一起，也不是常事。暂时吧，儿子说了。晚上，他正和老伴商量，还是搬走，和天一在一起，互相有个照应。新房子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交工呢？
　　老伴说，听说天利有事，纪委找他谈话了，最好，这几天不要说，往孩子心里填堵了。老伴说者无心，王福海听者有意。纪委找他谈话，那一定是有事情。再加上他知道闫二虎和天利走得很近。又加上蔡虎兴被杀，这一切的一切，别人不知道深浅，他是知道的。他突然想起宅基地的事情，天利没有把自己的宅基地放大到新的界线，还是有眼光的。要不，王文山抓住这个，就要了天利的命了。
　　现在这事，纪委找上门，能没有事吗？要不找一下文韬，毕竟自己本家。唉！总是不如人家啊！天一还想破了人家的风水，自己家还是不够厚道啊！王福海越想越不是滋味，突然感到头晕。就对老伴说：“你赶紧给我那那个降压药，还有那个救心丸，我感觉不舒服。”老伴一边拿药，一边说：“还是给天利打电话吧！”
　　“先吃药再说。孩子不容易。”王福海坚定地说。他吃着药，坐在沙发上，闭着眼睛，依然默默地想。想着大槐树下，父亲被吊起的揪心的瘆人的场面，想起天利小时候顽皮的样子，想起改革开放初他承包工程给现在的老伴买冰棍的样子，想起他站在7层楼顶上指挥吊车的飒爽英姿……慢慢地、慢慢地失去了知觉，失去了记忆，失去了所有的烦恼，带着他要当天下第一、取天下之利的梦想，轻飘飘地飞了起来，下面是一片鸟语花香的田野。
　　杨树丰带着儿子、孙子到火葬场吊唁王福海，令天利无比感动。他赶紧磕头。奶奶奶奶地叫着，痛哭不已。“奶奶，您这么大年纪了，怎么来了！我爹一直在家说您，说家族里的事情就数奶奶明白了。”
　　“孩子，别哭了，注意身体。福海侄子走的急，大家心里都不好受。你也不小年纪了，要想开。你和文革一直说的来，让他在这里。”杨树丰冷静地说。
　　这个葬礼上，最痛不欲生的是王福海的后老伴。她虽然已经跟了王福海20多年了，但是，远的近不了，近的远不了。王福海在世，她是这个家里的一员，王福海不在了，她就是外人了。这边的孩子，不是自己的，不认这个妈；自己的孩子，离开时间长了，早已经忘了这个妈！最要命的是，她是个农民，没有退休工资，谁赡养她？她有孩子，要是没有孩子，还可以进养老院。她想抓住所有的东西，最后，靠墙墙倒，靠人人跑，靠自己自己已老，什么都靠不住了。现在，她才知道，什么是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