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七章 脱贫路上

　　一芳兴冲冲地去找队长，队长却说：“你家三个小叔子是一等一的壮劳力，出去搞运输，虽然说给队里交钱，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忙季节，生产队需要身强力壮的人干活，要应付大队、公社的各种检查。再说，我不是吓你，那条船上死过两个人，经常闹鬼，你从外乡来不晓得这些事。”
　　队长的一席话就像盆冷水，浇得一芳冷透了心。她就去找婶婶商量，纪英说：“这是好事，我支持。队长是个只顾面子不顾里子的人，对上面的人拍马屁，哪里会关心群众的事。这件事你放心，交给我办好了。”
　　队长的态度很明确，就是不让三个小叔子搞运输，婶婶有什么办法说服队长呢？一芳半信半疑地陪纪英去了队长家。她百思不得其解，纪英提着那么多纸钱干什么？队长家又没有死人，这是让人很忌讳的事呀。
　　纪英来到队长家大门口的庄稼地里，拔掉一些庄稼，就在空地上烧起纸来，边烧边哭。队长和家人都蹦出来了，还来了不少人围观。一芳为痛哭的纪英捶背抹胸。
　　队长很窝火，但又不能发出来。他想，当着大门烧纸钱，真倒霉晦气，“大家都散了，散了。”他喊着，就和他女娘把纪英搀回自己的家。
　　“纪英，出什呢事了，你要这样对我家？”队长带有责怪的意思轻轻地问。
　　“我是为了你，为了你家。我家死鬼托梦，他被小鬼缠在船上，过不了奈何桥上不了黄泉路。他英勇救人，本应该是烈士，说队长没有上报，让他不得超生。”
　　纪英这么一说，队长脸色发紫发青，手也开始哆嗦起来。当年队长担心，如果死者被追认为烈士，生产队就有长期负担家属和子女的责任，于是就故意没有申报。纪英也不知道有这么回事，不然依她的性格，怎么可能放弃？
　　后来，队里出了些钱物把丧事体面地办了，这事就这么过去了。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死鬼又找回来了。队长是相信有鬼的，他小时候遇见鬼的事情，在他心头一直有阴影，要不然那条水泥船也不会长期废弃。
　　“他……他想怎么样？”队长想起了当年沉船被打捞上来时见到死者的惨状，心中十分恐惧，嘴唇瑟瑟发抖。
　　“叫四个侄子住在船上，这群小鬼就不敢胡来，他就找机会超生。”纪英边说这哭，“新良在外打工又回不来，只能让在家的三个侄子上船了。我和新贤自身难保，怎么供得起三个侄子的报酬呢？”
　　队长被吓得不轻，马上问一芳说：“你……昨天……找我出证明盖公章是什呢事？”
　　一芳已经完全明白纪英的意思，她是想用队长怕鬼的心理来达到目的。一芳卖关子地说：“其实也没什呢，本来想用队里的那条闲置的水泥船让三个小叔子做运输的，唉，也不能让队长太为难啊。”
　　“这件事我同意了，马上给你们出证明。正好也成全了纪英的想法，两全其美。”队长爽快地答应了，并立即从抽屉里拿出纸头和公章，出具了生产队的证明。
　　“这件事你还要和大队书记打打招呼，他不同意还是办不成。我家死鬼再找怎么办？”纪英说。
　　队长出了证明就感觉轻松了许多，似乎死鬼已经放过他了，他又有点趾高气扬起来。说：“大队的事我可以和书记说说，但是不一定帮得上忙。现在变成老任家的事了，你看看，他们家什呢时候请大队干部吃顿饭的？”
　　队长说得没错，大队干部从来没有端过老任家的碗。不过，不少群众把能请大队干部到家里吃饭喝酒看成是荣耀的事，而干部们把到群众家吃饭认为是给人家面子。每年从正月初二到正月十五，人们争先恐后地请干部吃饭，大队书记专门排了一张到群众家用餐的日程表，被安排上表格的人家都感到特别有面子。会自豪地和亲友们说，那天大队干部都来参加，你们可要早点来。当然，除了春节，平时社员家有个什么大事小事，比如嫁娶、贺寿、上梁等等都得请大队干部赏光。
　　记得韩桥大队朱学童刚刚自由恢复支部书记职务，就想着老百姓没油水，自掏腰包请代销点的人喝酒，让他们到肉联厂进点便宜的下脚料猪肉卖给群众。在韩桥，哪有群众请干部的事？可这是在平桥，入乡只能随俗。要大队盖章，不请大队干部撮一顿，怎么好启齿？
　　一芳想着，请干部们吃饭老任家从来没有搞过，公婆反对怎么办？再说一桌酒菜花销也不少，还不如给书记悄悄地送点土产。
　　于是，她带了不少土产去找书记。书记说，这些东西谁家都有，拿回去吧。对一芳提出的在证明上盖章的事只字不提。
　　一芳提着被退回的土产，含着泪从书记家出来，途中遇到放学回家的新贤。她说：
　　“书记的儿子和我同学，听他说，经常有人送烟酒鱼肉。要不要我和书记的儿子说说。”
　　新贤的话启发了一芳，怎么能送土产呢？人家烟酒鱼肉肯定也不少，得送人家不常见的东西。她去了趟平桥供销社，根据书记的身材买了块布料。
　　她带着布料去找大队书记，书记正弯着腰在拌猪食，一芳称呼他书记，可他头也没有抬。一芳又轻轻说：“书记，这块卡其布料，给您做条裤子。”
　　书记一听有“布料”，马上直起身，说：“你这么客气，还买什么布料？”他接过布料看了看，还真不错，又说：“你那个运输的报告带来了吗？大队的章就在我包里呢。”
　　“带来了，带来了。”一芳激动地从口袋里掏出生产队已盖章的报告，书记看了看，便签上了“同意生产队意见”的字样，加盖了公章。
　　一芳喜出望外，又急乎乎地去公社。听人说，只要小队、大队同意了，到公社盖章很方便。
　　一芳终于办完了小队、大队、公社同意使用农船外出营运的三级证明，她乘坐着队里那原来闲置的水泥船，陪着三个小叔子，来到海通市高墩圩桥堆场。在李大爷的见证下，三位小叔子与堆场签订了营运协议，开始了水路运输。
　　俗话说得好，树挪死人挪活。三个小叔子囿在生产队，除了有力气能干活外，其他看不出他们有什么能力。然而，外出搞运输后，挣钱快不说，对外交往来还挺有能耐，他们很快认识了不少人，并建立了联系。除了堆场的任务，其他还掌握了一些客户，活儿做不完，钱挣不完。
　　他们把所挣的钱都集中到一芳那里，让嫂子张罗着盖房子。他们还利用运输的便利，为家里组织了不少免费和廉价的建筑材料。也就一年多工夫，他们就分户盖起了同样的瓦房，各自都找到了心仪的女娘。
　　对老任家新娶回的三位女娘，一芳可没有让她们闲着，个个都干起了绣花的活儿。
　　老任家脱贫了，正在往致富的路上走。可是，一芳瞅着生产队的人们，仍然按照队长的要求，在农田精耕细作挣工分，过着贫困的生活，心里不是滋味。她想为大伙寻找一条脱贫的路，于是就找队长汇报自己的想法。
　　队长说：“吴一芳，我知道你文化高，脑子好用。你自己绣花也就算了，念你男人不回家而独守空房，让你消磨消磨夜里的时光。你说要让三个小叔子去运输也依了你。你可不能再给我出难题，如果把其他劳力鼓动起来，到时候农活谁来干？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队长，这个不矛盾，田肯定是要种的，要不然吃什么？但是大家都围着一亩三分地转，分配水平怎么能提高？群众一年能吃上几次肉？”一芳据理力争。
　　“你年纪小不懂，从大跃进到现在二十多年了，大家就是这么过来的，我们生产队都听上面的，从来没有搞过资本主义。”队长用长者的口吻说。
　　一芳无语，再和队长谈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她又想找大队书记谈谈，左思右想觉得也不妥，他是个雁过拔毛的人，哪可能主动为群众想？唉，这类人只唯上只唯己，想让他们带领群众致富难呐。
　　不多想了，没有组织的力量，一芳也只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让女人们学习绣花技术，这还是能做到的。但是，大家都绣起来了，销路怎么办？社员们是赚得起赔不起的。想到这里，她犹豫起来，还是去韩桥市场考察并向秀珍请教一下吧。
　　通过考察，她得到了一条重要信息，韩桥市场以及外贸公司，对绣品和床上用品的需求量很大，供不应求，这是一个极好的商机，机不可失啊！
　　她的三个小叔子自己挣钱了，但是没有忘记嫂子一芳的话：“你们用的是队里的船，自己挣了钱可不能忘记乡亲们，也要为他们挣钱找路子。”他们利用朋友的关系，抽时间走访了不少企业，为生产队的男劳力找到了不少赚钱的活儿。
　　这两个方面信息，在一芳脑海中撞出了火花。我们生产队离韩桥、距海通仅有十五公里，又有运河和国道的交通便利，只要肯吃苦，让队里的人富起来真不是难事。
　　她就想召集相关的人碰碰头，商量商量队长和大队书记不想考虑的事。说白了，这是一个非组织的秘密活动，所谓非组织，就是不是小队和大队以组织名义召开的会议。所谓秘密，就是他们暂时不想让生产队和大队干部知道，担心会坏了群众脱贫的好事。
　　碰头会在新贤家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一芳、纪英和一芳的三个小叔子五个人。
　　一芳说：“今天把大家拢到一起，是商量解决我们生产队的贫困问题，照理说这是队长和大队干部考虑的事，实际情况大家都知道，他们还是老思想，不可能挑起带领群众致富的担子。”
　　新贤在房间里做作业，听了一芳的话后抢着说：“三中全会都召开了，要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行改革开放，一芳姐我支持你，那些干部还是老顽固。”
　　“哈哈哈，我闺女都明白的道理，可干部们怎么想不通呢？我受到一芳的启发，也想过群众穷的事，但是我没有挣钱的路子，当时连自己家里也穷得叮当响。本来，新贤初中毕业就不再让她读书了，多亏了一芳的帮助。后来她又带着我绣花，我的家境才好起来的。现在自己的日子好过了，也不能忘记了乡亲们。怎么干？我听一芳的。”纪英说。
　　“我们出去做运输，不光挣了钱，还开了眼界，建立了关系，掌握了不少来钱的路数。这些都是嫂子的功劳，我们自己日子确实好过多了，过去和我们一起干农活的乡邻们太苦。我表个态，我们兄弟三个听嫂子的。”老二代表三个兄弟说。
　　“你们都给我戴高帽子，表扬我，我倒感到了压力。既然信任我我就胡言乱语了。我们五个人分成三个组：你们兄弟三个一组，老二当组长。你们的任务就是，发挥运河、国道和离海通城近的条件，千方百计地为队里男劳力介绍活儿干，让他们走出去挣钱。我们妯娌四个一组，负责绣品培训、加工和销售。第三个组是婶婶，可能的话新贤也让她参与，她学政治，对上面的政策懂得多，正好也让她锻炼锻炼。婶婶在队里时间长，有威信，负责组织发动群众，把挣钱的活儿，都尽量落实到户到人。”一芳说。
　　“现在婶婶大张旗鼓地去宣传，肯定会遭到队长和大队书记的反对，会适得其反。”一芳又担心起来说。
　　“那怎么办？”大家都盯着一芳。
　　“我们韩桥做猫匾那会儿，是学童书记家先带头，他儿子朱众辉一边在公社放电影一边推销猫匾。社员们马上就跟着做。我们生产队队长的女娘心灵手巧，婶婶把她工作做通，让她学绣花，等她挣到了第一笔钱就好办了。书记的两个弟弟，虽然与书记分了家，但是他们的影响力还在。把他的一个弟弟介绍到电厂拉煤灰，苦脏累挣钱多；另一个弟弟种养是把好手，把他带到海通港农贸市场看看，我相信他会成为种植养殖专业户。把领导的家属带头致富的事，悄悄地挨家挨户的一说，群众致富的热情谁也挡不住。”
　　这一着还真灵，整个生产队乃至于全大队，群众脱贫致富的热情迸发来了。让人哭笑不得的是，纪英倒成了解决群众和干部之间矛盾的协调人。
　　一芳三个小叔子为男劳力介绍了船运、打工和长途贩运等好多活儿，人们欣喜地看到，农村劳动力正在向城市转移。
　　一芳可忙乎起来了，全大队的女人都来找她培训绣花技术，她还专门把秀珍请过来做了几次辅导。全大队机绣和手绣的家庭手工业蓬勃发展，产品出口供不应求。一芳自从换亲嫁到新良家这么多年，终于第一次绽放出灿烂的微笑。
　　后来，大队已经改成为村，大队支书自然叫村支书。村支书被海潮县授予“脱贫致富带头人”称号，他从县里领奖一回到村部，就召开了支委会，他指着铜牌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对过去的工作进行深刻反思。第二天，一芳家里家外人头攒动，锣鼓喧天，村支书带领大家把海潮县政府颁发给他的“脱贫致富带头人”的铜牌挂在了一芳家的堂屋。支书诚恳地说：“吴一芳同志才是真正的群众脱贫致富的带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