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5章 十九路军淞沪抗战

　　国军二十六路军起义后，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五军团，发表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宣言》，于起义第二天将起义部队开进苏区。
　　却说历史已经进入了一九三二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为掩护炮制伪满洲国傀儡政府的阴谋，由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串通日本上海公使馆助理武官田中隆吉，蓄谋在上海制造事端。田中隆吉与女间谍川岛芳子策划，于一九三二一月十八日，唆使日本僧人天崎启升等五人向马玉山路中国三友实业社总厂的工人义勇军投石挑衅，与工人发生互相殴打。田中操纵流氓汉奸乘机将两名日本僧人打成重伤，日方传出其中一人死于医院。随即以此为借口，指使日侨青年同志会一伙暴徒于十九日深夜焚烧三友实业社，砍死砍伤三名中国警员。二十日，又煽动千余日侨集会游行，强烈要求日本总领事和海军陆战队出面干涉。二十一日，日本总领事村井苍松向上海市长提出道歉、惩凶、赔偿、解散抗日团体四项无理要求。二十二日，日本驻上海第一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发表恫吓性声明，以保护侨民为由加紧备战，并从日本国内向上海调兵。二十七日，村井向上海市当局发出最后通牒，限二十八日十八时以前给予满意答复，否则采取必要行动。国民党政府为集中兵力在江西“剿共”，对日继续执行不抵抗政策。军政部长何应钦急电第十九路军忍辱求全，令上海市长吴铁城于二十八日十三时四十五分全部接受日方提出的无理要求。暂时下野的蒋介石委托国民党元老张静江说服蔡廷锴避免与日军冲突，并调宪兵第十六团接替上海第十九路军防务。日方接到吴铁城答复表示“满意”，却又以保护侨民为由，要中国军队必须撤出闸北，不待答复便于当晚突袭闸北。
　　事变初期，驻上海日军有海军陆战队一千八百余人及武装日侨四千余人、飞机四十余架、装甲车数十辆，分布在虹口租界和杨树浦，另有海军舰只二十三艘，游弋在长江口外和黄浦江上，由海军第一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指挥。
　　一月二十八日午夜，陆战队分三路突袭闸北，攻占天通庵车站和上海火车北站。上海军民义愤填膺，担负沪宁地区卫戍任务的第十九路军三个师共三万余人，第六十、第六十一师分驻苏州、南京一带，第七十八师两个旅驻守上海，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指挥下奋起抗战。防守市区的第一百五十六旅，在前来接防的宪兵第十六团主动配合下，打退由横浜路、虬江路、宝山路进攻的日军。二十九日夺回天通庵车站和上海北站。日军败退租界。通过英、美等国领事出面“调停”，达成停火协议，缓兵待援。
　　上海民众纷纷组织救护队和义勇军，积极支援第十九路军抗战。二十九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威胁中国政府，诬指上海事件是中国排日运动引起的。南京政府于三十日仓促迁往洛阳。至二月二日，日军从国内增调航空母舰两艘、各型军舰十二艘、陆战队七千人援沪。蒋光鼐急调第六十、第六十一师参战。二月三日，日军破坏停火协议再向闸北进攻，被守军击退。日本内阁遂增派第三舰队和陆军久留米混成旅援沪，由第三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接替盐泽指挥。七日,野村改变攻击点，以久留米旅进攻吴淞，陆战队进攻江湾，企图从守军右翼突破。第十九路军依托吴淞要塞及蕰藻浜水网地带与日军激战，第六十一师将进攻纪家桥、曹家桥及偷渡蕰藻浜的日军各个消灭，其余日军又龟缩租界，由英、美等国领事再次出面“调停”，以待援兵。
　　上海战况于日军不利，日本内阁于二月十四日又调陆军第九师参，改由第九师师长植田谦吉统一指挥。同日，中国政府派请缨抗日的张治中任第五军军长，率所部第八十七、第八十八师及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增援上海，归第十九路军统一指挥，接替从江湾北端经庙行至吴淞西端的防线，为左翼军。第十九路军为右翼军，担负江湾、大场以南及上海市区的防御。十八日，植田发出最后通牒，要挟中国守军于二十日十七时前撤退二十公里，被蔡廷锴严词拒绝。二十日植田令日军全线总攻，采取中央突破，两翼卷击的战法，以第九师主突江湾、庙行结合部，企图北与久留米旅围攻吴淞，南与陆战队合围闸北。守军第十九路军与第五军并肩作战，密切配合，利用长江三角洲水网地带及既设工事顽强抗击，并组织战斗力强的部队夹击突入江湾、庙行结合部之敌。经过六昼夜争夺战，日军遭受重创，由全线进攻转为重点进攻，再由重点进攻被迫中止进攻。
　　淞沪抗战激励了全国，后方官兵纷纷请缨抗战，但是蒋中正拒绝再向上海增兵。而日本内阁决定组建上海派遣军，派前陆军大臣白川义则任司令官统一指挥。二月二十七日起，上海日军又得到陆军第十一、第十四师的增援，总兵力增至九万人、军舰八十艘、飞机三百架，战斗力骤增。
　　当时中国守军总兵力不足五万，装备又差，而且经一月苦战，伤亡比较严重，左侧浏河地区江防薄弱。白川汲取前三任指挥官正面进攻失利的教训，决定从翼侧浏河登陆，两面夹击淞沪守军。三月一日，白川指挥第九师等部正面进攻淞、沪，以第三舰队护送第十一师驶入长江口，从浏河口、杨林口、七丫口突然登陆，疾速包抄守军后路。淞沪守军腹背受敌，被迫退守嘉定、太仓一线。国民革命军在江湾一带抵抗日军进攻至三月二日，由于日军在太仓浏河登陆，形成腹背受敌的局面，于是被迫全线撤退。三月三日，日军占领真如、南翔后宣布停战。
　　这次战役，中国军队在人民支援下浴血奋战，连续击败日军进攻，使敌三易主将，数次增兵，死伤逾万，受到沉重打击。但政府当局妥协退让，不继派援兵，守军寡不敌众，防线终被日军从翼侧突破而被迫撤退。
　　由于上海的战事让长江航运中断，列强位于华中的利益受损，于是逼迫日本政府谈判。中日在英、美、法、意各国调停之下，于三月二十四日在上海谈判，五月五日签署《淞沪停战协定》。日军返回战前防区（上海公共租界北区、东区及其越界筑路地带），国军暂留现驻地（沪宁铁路上的安亭镇至长江边的浒浦一线），交战区划为非武装地区。不久，国民党政府将英勇抗战的第十九路军调往福建剿共。
　　让我们来看看红军中央苏区的情况。按理说，在目前国内一片抗日救国的声浪中，蒋中正和他的国民政府面临着巨大压力，已经分不出精力考虑对苏区的大规模围剿。对于中共来说，无疑是一个发展的大好时机，红军也应该有一个较大的发展。问题是，如果这个有利时机把握不好，取得发展的有利时机就会稍纵即逝，甚至还会因为对形势作出错误的判断而遭受挫折和失败。
　　让我们来看看有关中共领导班子的一些近期情况。
　　就在一年前的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出席会议的除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二十二人外，还有全总、海总、铁总党团和团中央等单位十五人。这次全会是由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主持的，陈绍禹在会上概述了会前他根据国际文件写成的题为《两条路线》的小册子的观点，指责李立三的错误是在“左”的词句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指责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未加以丝毫的揭破和打击，在主要问题上继续着立三路线。文章提出了一系列比李立三还要“左”的观点。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等通过这次全会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
　　全会通过了《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中国共产党中央四中扩大会告中国工农红军书》、《中国共产党中央四中扩大会告在狱革命战士书》等文件。
　　全会撤销了李维汉、贺昌二人的中央委员职务；补选韩连会、王尽仁等九人为中央委员；撤销了瞿秋白、李维汉、李立三三人的政治局委员职务；改选了中央政治局，选举出周翔宇等九人为政治局委员，毛咏芝等七人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向忠发、周翔宇、张国焘三人为政治局常委，向忠发任总书记。
　　陈绍禹于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并担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宣传干事。十一月，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学习努力，能说一口流利俄语，深得米夫赏识，进入直属斯大林的小团体。一九二七年二月，米夫率联共一工作小组访问中国，并出席了五大，陈绍禹任翻译。中共六大，陈绍禹也参加了翻译工作。斯大林会见中共领导人他也担任了翻译。以马克思理论家自诩。
　　一九三零年，米夫被派到中国，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一九三零年底，陈绍禹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次年一月，中共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陈绍禹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主持中央工作。三一年九月，陈绍禹去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由秦邦宪担任临时中央总负责人。
　　一九三一年六月，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斯大林指示米夫以国际名义指定，由陈绍禹为代理书记。同年九月，党中央机关遭到破坏，陈绍禹随米夫去苏联，前往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中央政治局同时也决定，周翔宇赴中央苏区出任苏区中央局书记。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秦邦宪、张闻天（洛甫）、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六人组成。秦邦宪、张闻天、卢福坦三人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由原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二十四岁的秦邦宪负总的责任。
　　秦邦宪又名博古，江苏无锡人。早年就读于苏州工业专门学校，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一九二五年入上海大学学习，参加五卅运动。同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一年四月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
　　一九三一年九月一日，远在苏联的陈绍禹向中央发出了长达一万二千字的《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对毛咏芝为首的苏区中央局进行批评。
　　《指示信》说：
　　根据××同志来此的报告，中央很欢喜的知道最近八个月来中央苏区党所领导的红军与群众的艰苦奋斗的情形，中央苏区现在正处在与敌人长期的艰苦的内心作战状况中，敌人倾全国的力量来进攻苏区与红军，单在江西便有二十师以上的兵力，你们正依靠着红军，围绕着广大群众，继续冲破敌人的“围剿”。但这一苏区根据地还很流动，与周围苏区还没打成一片，群众的积极性还没充分的表现出来，苏维埃临时中尖政府也还没建立，而非苏区群众的拥护苏维埃运动又很微弱，这些都使你们执行阶级战争的任务更加严重，需要你们以最大的努力来实行国际和中央的一切指示。为着这个中央必须给你们以新的指示。
　　《指示信》首先肯定了苏区取得的五个方面的重大成就，接着指出：
　　但并不因为有了这些伟大的成功，我们便不需要执行严格的自我批评来检查中央苏区还存在着的错误和缺点。恰恰相反，只有我们愈加认识和纠正了我们的错误和缺点，我们的成功才能愈加扩大和巩固，中央苏区现时最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这种错误表演在巩固根据地和红军问题上头；
　　第二，这种错误表演在解决土地农民问题上头；
　　第三，这种错误表演在党与政权的关系和群众在政权中的作用上头；
　　第四，这种错误表演在工人运动和反帝斗争上头；
　　第五，这种错误表演在党内和群众中缺乏思想斗争和教育工作上头。
　　《指示信》概括说：
　　综合这一切的错误与缺点，很明显的看出中央苏区对于工人对雇主的斗争，农民对消灭地主阶级的斗争，贫农雇农对富农的斗争，整个苏区的工农劳苦群众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区的斗争都还缺乏更宽度〔广〕的发动，而没能使之达到极高度的尖锐化。造成这种错误的最根本原因，无疑的是由于阶级路线不明确和群众工作不充分，这对于进行阶级战争的基础的推广和力量的增强是要受着很大的损失的，而首先要影响的便是红军的巩固和扩大与他在长期作战中所遇到的困难。
　　《指示信》说：
　　在这里中央必须指出，党中央过去对于联合富农政策的错误，立三路线的领导，三中全会得和路线的影响，这是造成苏区错误的主要来源，苏区群众在实际生活中对于这种错误路线的反抗，苏区党的领导在许多政策上决定的正确，红军的英勇团结，是战胜这些错误的有力的前提，但我们同时要指出只有在中央局扩大会后，苏区才向着国际路线转变，而且在这一转变中间，你们对于上述的根本错误，也还没有深刻的了解与执行及时的纠正。
　　关于如何夺取红军的胜利，《指示信》指出：
　　红军愈加胜利，反动统治总要用他最得力的力量来作最后挣扎，并且帝国主义还要来直接组织他们，但因为他们中间的矛盾无法消灭，尤其是因为苏维埃运动已遍及长江流域而群众斗争又日益发展，他们便不能［不］以全部力量都集中到一起来进攻一三集团军与中央苏区，在这里我们有坚决的信心，只要中央苏区能发动更广大的群众，围绕着红军与敌人进行长期的艰苦的战斗，你们必能继续冲破敌人的“围剿”，瓦解敌人的主力，以实现一省几省首先胜利。
　　因此，现在中央苏区的中心任务应是：最大范围的发动群众，巩固并扩大红军，支持长期的艰苦的阶级战争，以冲破敌人的“围剿”，并扩大苏区和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在这个根据地上建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最大限度的实施苏维埃政纲。
　　关于各个击破的军事策略，《指示信》说：
　　在军事策略方面，集中红军主力，实行各个击破敌人，这是我们的原则，但不是说要集中主力，便连一部分的必要的分兵配备去发展游击战争，去巩固后方，去袭击敌人的力量都不要了，也不是说只有诱敌深入的办法，才可各个击破敌人，在力量许可时，我们还要用追击敌人的办法来消灭敌人。这一切都是巩固根据地的必要条件，同时也就是进行长期的艰苦的国内战争必要条件。没有这，战争的胜利是不会巩固的。
　　但我们同时要指出：红军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抛弃游击主义的传统与小团体的观念，这在红军已在进行大规模战争与担负着争取一省几省首分胜利的任务是不相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