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8章老麻雀展露才干

　　惩办了奸臣，赶走了小人，平反了冤案，这些说到底都是“拨乱”的内容。要换血，只拨乱不够，还要“反正”，这是需要人才的。于是，众多的人才进入了帝国的权力中心。
　　内阁还处于过渡阶段，但是六部已经迎来了两个牛人。这两个人，照着土匪片里的台词说，是两只洞庭湖上的老麻雀。
　　王恕（1416年－1508年），字宗贯，号介庵，又号石渠。三原（今属陕西）人。明朝中期名臣。
　　正统十三年（1448年），王恕登进士第，选庶吉士。后为大理寺左评事，迁左寺副，又历任扬州知府、江西布政使、河南巡抚、南京刑部左侍郎、左副都御史、南京兵部尚书兼左副都御史、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官至少傅兼太子太傅等，历官十九任，也是首任河道总督。正德三年（1508年）去世，年九十三。追赠特进、左柱国、太师，谥号“端毅”。
　　王恕历仕英宗、代宗、宪宗、孝宗、武宗五朝，扬历中外四十余年，刚正清严，始终一致。与马文升、刘大夏合称“弘治三君子”，辅佐孝宗朱祐樘实现“弘治中兴”，史称“始弘治二十年间，众正盈朝，职业修理，号为极盛者，恕力也。”与其子王承裕并为“三原学派”的代表人物。有《王端毅公奏议》等作品传世。
　　吏部尚书王恕、兵部尚书马文升。这两个人，一个管人事，一个管国防。朱祐樘用他们，目标也很明确：一个整顿官场，一个整顿部队，干的全是得罪人的事。刚即位的时候根基不稳，还要客气客气，现在内阁运转良好了，万安之流滚蛋了，当然也不用客气了。
　　说他俩是老麻雀，原因是俩人在进京的时候都已经过了退休年龄：王恕七十一岁，马文升六十一岁，全是混迹官场多年的人。当然，在这之前，都混得不怎么样。
　　原因在于两个人都有共同的毛病：犯小人。比如王恕，长期从事地方工作，体恤民力爱抚百姓，走到哪里都能造福一方，堪称是明朝“最佳地方官”，可偏偏就是和小人过不去，和粱芳斗，和妖僧继晓斗，明知实力不如对手，却终究誓不低头。斗来斗去官越做越小，直到成化二十二年被勒令退休。马文升也差不离，作为军事官员，他常年从事战斗工作，汪直在边境上惹了事，还都是他给擦屁股。可就这样还是得罪了汪直，被罢官回乡。
　　现在二位老麻雀雄赳赳气昂昂回来了，虽然历经沉浮，依旧斗争不减，上任就出杀招。王恕管人事，一出手就搞大考察，上至中央五品以下官员，下至地方大员全在考察之例，然后又更尽一步，接着把京城内外所有的官员也都划到考察范围，合格的留任，优秀的升官，不合格的滚蛋。仅浙江一地，在弘治元年七月就有一百五十八名官员被清退。一省尚且如此，全国可想而知。
　　马文升（1426年－1510年7月13日），字负图，汉人，号约斋，又号三峰居士、友松道人。钧州（今河南禹州）人。明朝中期名臣、诗人。
　　景泰二年（1451年），马文升登进士第，授御史，历按山西、湖广，迁福建按察使，升左副都御史，入为兵部右侍郎。历辽东巡抚、右都御史、漕运总督。弘治初年任兵部尚书，后改任吏部尚书。明武宗时上疏乞去。正德四年（1509年），遭权宦刘瑾削秩除名，次年去世，年八十五。不久后复官，获赠特进光禄大夫、太傅，谥号“端肃”。加赠左柱国、太师。
　　马文升历官五十六年，一生功勋显著，先后辅助代宗、英宗、宪宗、孝宗、武宗五朝，与王恕、刘大夏合称“弘治三君子”。
　　马文升更不差，严查军队腐败，专抓大蛀虫，干的事和王恕差不多，手段更狠，犯到他手里想滚蛋都不成，坐牢没商量。
　　这一下可好，京城里大小官员全乱套，送礼的，威胁的，说情的，天天挤破头皮。可两位老麻雀油盐不进，谁威胁？看看谁狠！谁送礼，就先治你！
　　两位老麻雀还给朱祐樘提议：要建立严格的干部选拔制度，六部的干部举荐由各部负责，地方的干部举荐由地方巡抚负责，有敢送礼请托的统统法办，举荐人员不合格的，连同举荐人一起惩办。两人还建议：干部选拔问题责任重大，要不皇上你也辛苦辛苦，亲自把关？
　　这就叫制度反腐。
　　朱祐樘一切照准，还在文华殿上贴上全国所有京官以及六品以上地方官员的简历资料，亲自核查，严格把关。如此，成化朝积累下来的垃圾一扫而空。
　　当然，这两位心里装着老百姓的老麻雀，之所以能得到朱祐樘赏识，也要拜一个人所赐：怀恩。
　　怀恩（？--？），明代著名宦官。本姓戴，因族人犯罪而受到牵连，很小就做了宦官，赐名怀恩。明宪宗时被提升为宦官机构中的最高领导者：司礼监掌印太监。他廉洁不贪、正直忠诚；明孝宗幼年时期几度危难，怀恩调护得以保全。弘治元年（1488年）闰正月二十八日，为了表彰怀恩的功德，明孝宗特批为他建造显忠祠。
　　自从凤阳回来后，怀恩一天都没休息过，人事调整，纠正弊政，样样工作都得替朱祐樘分担，司礼监天天加班加点不得消停。但他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推荐人才。
　　王恕和马文升都是怀恩的铁哥们，当然不是唯一的铁哥们。作为一个几经沉浮的老宦官，怀恩看人眼光极准，他所推荐的人才，固然与他私交不错，却都能做到人尽其才，人尽其用。比如刑部尚书何乔新、户部尚书李敏，都是由他举荐的，这些人也同样将在弘治朝的各类活动中成为中流砥柱。在他的努力下，新鲜血液不断输入到帝国的肌体内，史称这段时期“正人汇进”，作为举荐人，怀恩功不可没。
　　大明帝国这个疲惫的病人，在一系列的换血中，逐渐排除毒素，重新焕发出健康的活力。
　　朱佑樘是明朝历史上一个相对而言比较正常的皇帝。他的一生虽然没有大的建树，但却也没有暴政。
　　朱祐樘不是暴君，但他是十足的昏君。
　　朱佑樘一改朱见深荒废政务的传统，勤于朝政，他治理下的弘治年间，成为明王朝最稳定的一段时间，平民百姓也得以休身养息。但到了晚期，民生凋蔽、流民四起，百姓困苦不堪
　　朱佑樘也意识到了养藩制度对明朝政治的巨大危害。制定了限制郡王无限娶妾的制度，意图通过控制娶妻数量来抑制宗室数量的增长。这一想法的初衷是非常好的，但受制于封建王朝家天下的制度，这项措施并没有取得太大的成效。而他放纵朱明宗室和皇亲国戚兼并土地，却加剧了百姓的苦难。
　　朱佑樘废弃开中制，实施叶淇制定的开中折色，导致卫所军屯供粮形势恶化，明廷为了眼前利益，而损坏了边境的长期安定。最终盐引售卖成为明廷皇亲国戚、各地朱明王府的特权。最终结果是边境军粮供应恶化，而明廷各地朱明王府、皇亲国戚却通过售卖盐引中饱私囊。
　　明朝洪武时期为了防卫瓦剌和鞑靼对中原的袭扰，设立九边进行防御。由于九边距离帝国的统治中心遥远，后勤补给困难重重，为了减少这种负担，洪武帝（洪武三年）与山西商人达成了一个协议，山西商人向大同、居庸关等几大边关要塞输送粮食，山西商人获得了合法贩卖“官盐”的资格。这一举措，在一定程度上虽然减轻了朝廷补给九边的负担，但是却损失了相当大份额的盐税。山西人商人不仅获得了河东盐池的盐引，也迅速的垄断了两淮的盐引。帝国虽然节约了每年九边的500万石的后勤供给，却也损失了大规模的盐税，在更大程度上减少了国家的财政收入。简单地说，明初是商人把内地的粮食、粮仓运到边防，然后官府以什么来补偿呢？给你盐引，相应的运多少粮食给多少盐引，然后拿这个盐引到盐场去领盐、去销售，商人赚的是差价（输粮换引），这个叫开中制。所谓盐引，就是垄断运销盐的凭证。
　　所谓“开中”，也就是国家利用手中的食盐专卖特权，吸引商人纳粟于边，官给引目，支盐于坐派之场，货卖于限定地方。为了达到制度设计的目的，明朝廷方面曾努力为商人开中销盐提供方便。
　　在开中制下，封建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着盐的生产，掌握着盐的专卖权，可以根据边防军事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地出榜招商。应招的商人必须把政府需要的实物（如粮、茶、马、豆、麦、帛、铁等）代为输送到边防卫所，才能取得贩卖食盐的专门执照——盐引。然后凭盐引到指定的盐场支盐，并在政府指定的范围内销售。
　　明朝开中制比宋朝开中制的优越性在于调动了百姓运送军粮的积极性，不足之处就是让利给盐商，减少了政府的收入，但是在明初，总体来说还是利远大于弊。故《明史•食货志》曰：“有明盐法，莫善于开中。”
　　开中制的有利之处远不止节约国力民力，还促进了边境的开发。开中制一出，商人为了节省运粮成本，招募大量农民在边境附近开荒种地，充实了帝国边境，对国家的边区开发有积极意义。
　　但是，有利于明朝的开中制却正是在朱佑樘的弘治年间遭到了破坏，其原因就是朱佑樘本人滥发盐引，明朝皇亲国戚利用权势侵占盐引，最终导致开中制彻底崩盘。
　　这些做法导致很多商人空有盐引而无盐可支，只能在盐场等着取盐，这叫“守支”。由于开中制被破坏，无盐的情况愈演愈烈，成化末年，仅两淮盐场就有五百余万引盐无法支取，甚至有守支数十年的情形，大大打击了商人的积极性。这种情况下，做开中盐生意的商人就越来越少，边境粮食也遇到了危机。
　　弘治五年，户部尚书叶淇提出纳银领取盐引的办法，被孝宗皇帝批准，这就是“开中折色”。从此，商人不再需要往边境运粮，只需要缴纳银两，就可以做食盐生意了。这个方法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一年之内，国库增收白银百万两。
　　然而，叶淇变法违背了开中制的初衷：纳粮开中解决的是军粮问题，纳银开中解决的是国库收入问题。更重要的是，大明王朝为了这百万白银的眼前收入，把军粮问题抛诸脑后，更不要说开中制引起的农民实边等连锁反应了。
　　明朝成化年间延绥巡抚余子俊曾说：“运输于河套米豆值银九十四万两，草六十万两，每人运米豆六斗，草四束应用四百七万人，约费行资八百二十五万两。”
　　由此可见，向边境运输价值170万两的物资，却要耗费825万两的费用，运费是物资价值的5倍。
　　可想而知，开中制在弘治年间被破坏，虽然满足了眼前利益，但祸害却是长远的。是典型的为了眼前利益而遗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