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7章周洪谟心装百姓

　　万安踉踉跄跄滚出朝堂的那一刹那，刘吉就认定自己完蛋了。多少年来，他和万安狼狈为奸，共同进退。万安做的那些坏事，他都没得跑。就说那献给朱见深的“夫妻生活理论指导文章”，他刘吉也没少写，不但流传于当世，甚至百年之后，还被大文豪王世贞收录在个人编选的文集里，可谓写出风格，写出水平，写得遗臭万年。
　　甚至，在当时的官场上，刘吉的名声比万安还坏。万安最多是个“行政不作为”，刘吉就更了不得，不但紧跟万安罢工歇菜，而且粱芳搞经济，他也没少分油水，还特别擅长打击报复，凡是弹劾他的官员，用不了多久就会被他想办法死整。照着胡汉三的话说：吃我的东西，你得给我吐出来；拿了我的东西，你得给我送回来。
　　这样的人，罢官滚蛋都算轻的，对于他，各类御史言官们更是口水漫天飞，弹劾的奏章炮弹一般地砸来，大有炸平刘吉家祖坟之势。
　　很快，刘吉等来了关于他命运的裁决：升内阁首辅，总领百官。折腾半天，不降反升，相反摇身一变，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这般恩宠，难道是天上掉馅饼？
　　朝臣们呆了，万安滚蛋了，彭华滚蛋了，粱芳下狱了，和他们蛇鼠一窝的刘吉反而升官了，这叫什么世道？
　　刘吉自不必说，新领导的知遇知恩当然感激涕零，于是成天里瞧着领导眼色行事，跟屁虫似的跟在朱祐樘屁股后面。但是弹劾过他的官员，过不了多久又被他找机会打击报复。更糟糕的是，他现在是首辅了，总领百官的人物。小人爬高位，不是祸害更大么。
　　看似是这么回事，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首先在提升刘吉为内阁首辅的同时，朱祐樘不动声色的又做了两项任命：吏部右侍郎徐浦，礼部右侍郎刘健入阁，连同刘吉，组成新一届内阁政府。这两个人，都是朱祐樘从太子时代开始就分外倚重的能臣。从此以后，内阁的政务大事，基本都由他们两人操作，所谓内阁首辅刘吉，只不过是挂名的。
　　这就是朱祐樘的苦心之一：刘吉虽说不干正事，也并不是不能干事，虽然心术不正，但处理政务的经验远远强于万安之流。还有一套自己的人际网，骤然彻底更换内阁班子，新提拔的干部虽然有工作热情，熟悉工作毕竟需要时间，而大规模的人事调整更会带来很多抵触，让老干部配合一下，把新干部“扶上马送一程”，才是最好的选择。刘吉，正是合适人选。
　　不怕刘吉陷害同僚？不会，刘吉这种人，只陷害领导不喜欢的忠良，领导喜欢的，巴结还来不及呢。事实果然如此，刘吉在内阁里夹起尾巴做人，凡事从不自作主张，充分发扬民主精神，密切配合二位同事工作。不但放手让权，还经常提建设性意见。从此，歇班已久的大明内阁，又开始隆隆地开动了。
　　罢斥万安之流，是为了整顿官风。留用提拔刘吉，也是为了整顿官风。关键看怎么用。
　　苦心之二，则是为了拨乱反正。
　　既然要拨“乱”么，就要知道是怎么“乱”的，为什么“乱”，成化朝的“乱”是要拨，可上上下下盘根错节，早就结成攻守同盟了，派个不是一路货的人，只能被耍没商量。
　　所以刘吉才是最合适的人选，他既是这些“乱”的参与制造者，又是“乱”的了解者。好比满清大官僚曾国藩常说的话：以贼平贼，事半功倍。刘吉，就是个被招安的土匪。
　　刘吉（1427-1493年12月24日），字祐之，号约庵。北直隶博野（今河北博野）人，明代政治人物，于成化二十三年十月至弘治五年八月（1487－1492）任内阁首辅。
　　刘吉是正统十三年（1448）进士，曾参与编撰《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英宗实录》等典籍，并曾为明英宗及其太子朱见深讲读经史。朱见深继位后，渐受重用，成化十一年（1475）成为内阁成员，与万安共同排挤刘珝。明孝宗即位后，出任内阁首辅，任内虽与刘健等阁臣对孝宗多有谏言，但继续排除异己。虽恋栈不退，最终在弘治五年（1492）告老还乡，一年后去世。
　　刘吉与万安、刘珝在成化年间因尸位素餐，被戏称为“纸糊三阁老”；他本人又因耐受弹劾、稳居内阁（前后长达十八年），被戏称作“刘棉花”。
　　当然，也有人建议防着刘吉会干纵容包庇欺上瞒下的事，但朱祐樘知道刘吉不会，倒不是因为此人热爱正义，而恰恰因为刘吉是个彻头彻尾的小人：当年为了巴结朱见深，他可以整一切好人，今天为了巴结朱祐樘，他同样可以毫不留情的整一切坏人，包括他的“亲密战友”们。在六亲不认这条上，他比包公还“铁面无私”。
　　于是，在刘吉一番上窜下跳后，一大批成化朝时代劣迹斑斑的官员遭到了惩办查处，许多的冤假错案得到了纠正，许多劳民伤财的苛政得以叫停，许多曾遭排挤陷害（包括被刘吉本人陷害）的忠臣良将得以平反复职。当然，刘吉也没忘了干点公报私仇之类的“日常工作”，但总体说来，干得还算不错。
　　比如拨乱反正的事里，最难干的就属所谓“平反昭雪”了。蒙冤的忠臣你要平反，否则以后谁给你当忠臣。可你要冒冒失失地平反了，也就证明你爹错了。封建时代谁都可以错，惟独皇上不能错，否则“皇上的威信在群众中下降”，那就要影响社稷安稳了。
　　所以历代皇帝给本朝忠臣平反的时候，都要小心翼翼，既要表扬忠臣，又得把黑锅转到奸臣小人身上来背，绕来绕去总免不了让先皇“丢人”。可刘吉办这事，却用了另一种办法。
　　比如成化朝曾有个叫贺钦的给事中，是个出名的能臣，就因为阻止朱见深“弘扬佛法”，被一撸到底轰回家。这样的人，平反容易，既平反又要保住朱见深的面子，貌似有点困难。
　　刘吉办到了，他是这么找平反原因的：“先帝（朱见深）是很欣赏贺钦的，但是为了能让他多加历练，所以才让他经受磨难，以成大任。现在请皇上启用他，也是为了不辜负先帝的苦心嘛。”
　　既保住老爹面子，又“落实政策”，可谓皆大欢喜。当然，什么“朱见深的苦心”，全是拍马屁，鬼都不信，也只有刘吉这种小人能说得出口。这就是小人的工作水平。
　　在查办奸佞这条战线上，刘吉同样做得不赖，主动检举揭发，积极配合司法机关惩治腐败。在他的“积极表现”下，一批成化朝的蛀虫遭到惩办，国家更追回了大量赃款。最倒霉的是山东、河北、江苏的几位地方官，他们都是刘吉多年的亲信，那些破事刘吉更没少参与分红，可法网一撒照样全倒霉，刘吉却摇身一变做了“污点证人”，做沉痛状向朱祐樘“交代问题”，朱祐樘总是好言抚慰：改了就好嘛，组织上还是相信你的。
　　刘吉拨乱反正的事基本都是用这种方式办的，说他滑头也好，无耻也罢，总之事办成了，也全是正事好事。所以，那几年虽然许多人骂他，好些人轮番上奏折弹劾他，可人家官越坐越稳，终于混了个新名号：刘棉花（不怕弹劾）。
　　还是那句话：无用的小人滚蛋，有用的小人为什么不用一用？朱祐樘就用得不错，恰如那句古诗所言：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没能耐的皇帝，好人也没法干好事。有能耐的皇帝，小人也能干好事。这就是朱祐樘与他父亲的区别。
　　整顿了纸糊的内阁，泥塑的六部当然也跑不了。还没等朱祐樘发话，言官弹劾的奏章再次满天飞，成化朝时代的部长们，统统被骂得体无完肤，几个最该骂的相继滚蛋了，比如吏部尚书李裕、刑部尚书杜铭、右都御史刘敷，都是成化朝时代混了多年的吃货，统统卷铺盖滚蛋。
　　但是子弹不长眼，不该挨骂的人，也被骂了。比如当年六个泥塑尚书里仅有的明白人：礼部尚书周洪谟。
　　周洪谟（1421年～1492年），字尧弼。叙州府长宁县人（今四川省长宁县）人。明正统十年（1445年），进士及第，殿试榜眼，并授翰林院编修一职，后修《环宇通志》。景泰元年（1450年），周洪谟上疏劝皇帝亲临经筵（经筵是指中国古代皇帝研读经史而举行的御前讲席），勤于听政，因陈时务十二事，不久升为侍读。周洪谟修过《英宗实录》、《宪宗实录》。明宪宗继位以后，周洪谟在皇帝面前直言时务，并提出“君主保国之道有三：曰力圣学，曰修内治，曰攘外侮”。皇帝为之赞赏，并采纳其建言。弘治五年（1492年）享年七十二岁，谥号文安。
　　不管怎么说，礼部尚书周洪谟是不该受到指责的，他有缺点，看上去很“软弱”，从不和不良现象正面冲突，他也很会拍领导马屁，很会和内阁大员们搞关系，说了很多违心话，办了很多违心事。可别人这么做是为了混事，周洪谟这么做，是为了做事。
　　那些年里，低调的他也做了很多事，抵制权贵的土地兼并，配合地方官整治跋扈的采办太监，劝说朱见深停止劳民伤财营造宫庙，在这个位置上，他做了一个有责任心的能臣可以做的一切，更重要的是，西南少数民族叛乱是在他的安抚政策下平定的，荆襄流民也是在他的建议下得以合理安置的，仅这两条，他已功德无量。
　　而那些弹劾他的人，在那年头里，或者什么事都没有做，或者比周洪谟更过分。那些所谓义正词严的弹章，代表的并不完全是光明与正义。
　　所以，弹劾周洪谟的奏折，其内容写得也非常搞笑：不是说周洪谟和万安是老乡，就是说周洪谟妄议“御制文字”（即朱见深的亲笔墨宝），都是些上不得台面的理由，总之是为骂而骂。
　　但朱祐樘是个明白人，他更清楚周洪谟与那些“泥塑”的区别。于是，那些满纸荒唐言的弹章统统被朱祐樘扔进了垃圾堆，当然，为了应付舆论压力，升他官是不可能了。于是周洪谟被罚了两个月俸禄，留任原职。
　　感激于朱祐樘既往不咎的周洪谟抖擞精神继续干活，身为礼部尚书，他一如既往地做好本职工作，狠抓人才培养，也没忘了管闲事。比如广东郁林发生民乱，又是他上书请旨安抚百姓，使暴乱地区重新恢复了和平。总之，皇帝在变，时代在变，周洪谟还是那个周洪谟。
　　当然，比较起来，这些都是小事，在他最后的官场岁月里，他还干了一件大事：厘正祀典。
　　所谓厘正祀典，就是要确定祭祀的规模、人数、编制以及财政预算。周洪谟当了数年礼部尚书，朱见深常年从事“封建迷信”活动所带来的灾难，他看够了，也受够了，他也知道，指望当皇帝的自己廉洁自律，那是相当的不靠谱，解决问题的方法只有一条：完善制度。
　　于是从弘治元年开始，在征得朱祐樘同意后，六十七岁的周洪谟将人生所有的心血投入到这部祀典的编制中，他博览群书，旁征博引，夜以继日的工作，终于编制出一部足够庄严神圣，又节俭实用的祀典，从此以后，明朝皇帝的“封建迷信”活动终于有了制度上的限制，所谓想修庙就修庙，想占地就占地的荒唐事也少有发生了，就连几十年后那位信奉太上老君的嘉靖皇帝，也正是迫于这部祀典制度的限制，只能缩在深宫里自己胡搞，终不能为所欲为肆意劳民伤财。按照现在许多“唯物主义”者的说法，周洪谟干的同样属于“封建迷信活动”，但是从爱惜民力的角度说，在那个时代里，这是一次惠泽苍生的“封建迷信活动”。
　　任何一个时代，所谓盛世，指望道德是相当不靠谱的，只有制度，以及正确的执行制度，才能相对的靠谱，这正是周洪谟的贡献。但这并非是弘治十八年唯一的贡献，在往后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事也同样如此。
　　补充说明一下，周洪谟所做的这部祀典，不仅成为后世明朝诸君的祭祀规范，更成为代明而起的清王朝的祭祀规范。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政府性的祭天活动：1916年袁世凯在太庙祭天，也同样是沿用这套规范进行的。作为规范的制定者，他的姓名今天已然陌生，但其心血流传若此，他的人生已无憾。
　　弘治元年十月，无憾的周洪谟已然身心俱疲，他终于再次向朱祐樘请求辞职，这一次朱祐樘允许了他。干了一辈子文化工作，他确实应该歇歇了。
　　按照一般官员退休的惯例，封赏，返乡归养，安享晚年，都是正常的举动。退休的周洪谟，却做出了不正常的抉择。
　　他没有回老家四川长宁县，而是来到了家乡所属的四川叙州府。当然不是为了贪图大城市的繁华，他将自己所有的积蓄，连同退休时朱祐樘的封赏，统统拿出来做一件事：办学。按照他的话说，搞教育既是为了“有裨风教”，更是为了“以正人心”。他把人生的最后热血都奉献给了当地著名的学府：翠屏书院，在之后的岁月中，这所书院始终是四川著名的文化圣地，英杰辈出，许多的青年俊才从这里走出苍茫的群山，然后改变了山外的世界。
　　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周洪谟没有这么说过，却用一生做到了。弘治四年二月，积劳成疾的周洪谟与世长辞，享年七十一岁。临终前还心忧朝廷，为朱祐樘上了《安中国定四裔十事疏》。噩耗传来，朱祐樘深为悲痛，特命官员前往致祭，并赐名为“文安”。
　　是呵，文安，文安，与文化教育工作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周洪谟，此时终于可以安息了。
　　而在离他千里之外的湖北省，根据勋阳都御史郑时的上奏：周洪谟逝世的消息传来时，“流民万户，尽做婴儿啼。”
　　即使到今天，去四川或湖北或者广西一些乡镇旅游时，游客们依然可以发现保存完好的周洪谟祠堂，而且历经数百年，当地居民依旧时时拜祭，香火不绝。
　　对于这位“泥塑”尚书，这位在弘治朝初年饱受了诸多口水与非议的官员，这位今天依然被许多“历史学家”评价为“无能”的老臣，关于他的评价，上述的这一幕幕已足够。
　　所以虽然他不是主角，但我依然在有限的篇幅中用尽量详细的文字记录下这个人，只因这样的一句话：心里，要装着老百姓。
　　一个心里装着老百姓的人走了，然而更多的心里装着老百姓的人留下了，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