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3章 应对“九一八”事变的措施

　　关于向日方提出紧急严重抗议，但是军事上采取不抵抗方针的问题，十九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就日军侵占沈阳事件照会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提出严重紧急抗议，要求立即电告日本政府迅令关东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将日军撤回原防。二十日，外交部又向日方提出第二次抗议，要求日军立即退出占领区，恢复原状，并保留进一步提出正当要求之权力。
　　在日军的武力进攻面前，东北边防军司令张学良遵照蒋委员长的命令，严令部下“力持镇静，不得抵抗”。在北平的国党要人吴铁城、李石曾、张继等于十九日赴协和医院与张学良、于学忠等会商应付日军方针，再次决定，无论日方如何压迫，始终持不抵抗主义，并对日侨予以安全保障。
　　关于向国联报告事件真相，请国联主持公道的问题，十九日，外交部电令出席国联大会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报告日军侵占沈阳事件，施肇基在国联发表声明，指出日军对此事件应负完全责任。
　　二十一日，施肇基致函国联秘书长德鲁蒙，请国联根据盟约第十一条规定，立即采取步骤，阻止事态扩大。
　　二十二日，国联讨论施肇基所提要求干涉日军强占满洲事件案。施详述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经过，要求国联“仗义执言、出而干涉”，使日军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恢复事变前状态，并赔偿一切损失。此后，随着事态的一步步扩大，中方一直表示完全信任国联，遇到日本采取新的侵略行动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向国联申诉。
　　九月十九日，国民党中执会为九一八事变通电各省市及海外各党部，呼吁全党团结一致，努力救国。二十二日，国党在南京举行全市党员大会，蒋中正在会上发表《国存与存，国亡与亡》的演说，劝民众勿作激烈之举动，等待国际解决，如国际不能解决，则一定起来抵抗。蒋委员长说：“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
　　同一天，国党中央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号召全国同胞“确实团结，坚定沉着，加倍刻苦”，“救国御侮”。
　　二十三日，国民政府发表《告全国国民书》，呼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团结一致，信任政府。”
　　二十八日，因学潮严重，国党中央又发表《告全国学生书》，书中强调：“人民应受统一之指挥，政府有军事处分之权衡，宣战与否人民所不必问，此后如再见于国家有害者，职责所在，不容姑息。”
　　为了消除党内的严重冲突，九月十九日，在北平的李石曾、张继、吴铁城急电广州“非常会议”汪精卫等，劝他们停止反蒋，并且指出，以今日之形势，民族之利害，实超出一切利害之上，今日惟有剿赤、救灾、御外三事为国人所同情，希望粤方俯纳调停，共倡和平。
　　二十日，国党中常委临时会议致电粤方谋求和平，粤方停止了入湘军事行动，令粤桂军撤回原防，宁方何应钦也中止入湘，返回江西。二十一日，蒋中正议定与粤方停止军事行动，敦促胡汉民即日上任。但粤方通电全国，提出要以蒋下野为前提。二十三日，陈铭枢、蔡元培、张继由宁出发去广州，与粤方谈判息争抗日问题。
　　调整机构设置成为时局需要。事变发生后，外交成为当务之急，在此严峻关头，国民政府却出现了外交乏人的局面。由于南京政府不以武力抵抗、寄希望于国联裁决的做法遭到民众的强烈不满，对外交部长王正廷的具体处置十分反感，九月二十八日，南京、上海等地数千向国民政府请愿的大学生在外交部砸伤了部长王正廷，王正廷提出辞职，外交部人心惶惶，一些人甚至不敢到部上班，拟定接任的施肇基还远在日内瓦，代理部务的李锦纶是一个由美返国、中文欠佳的华侨。为弥补此一空缺并加强外交决策机构，九月三十日，国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设立“特种外交委员会”，戴季陶任委员长、宋子文任副委员长，各部院许多重要负责人士参加，在非常时期讨论和决定外交事务，指导外交工作。
　　外委会是蒋中正在原国党中央政治会议外交组的基础上，指定若干相关人员加入而组成的，政治会议外交组原有十二人，即胡汉民、王宠惠、王正廷、孔祥熙、宋子文、吴稚晖、李石曾、王树翰、张群、朱培德、刘尚清、贺耀祖，召集人为王正廷、宋子文。其中胡汉民在汤山被囚获释后与蒋已对立；王宠惠为海牙国际法庭法官，不在国内；王正廷已辞职；王树翰、刘尚清属东北军系，并未离开张学良来南京就职；张群为上海市长，难以分身。因此，外交组成员能经常出席外委会的为孔、宋、吴、李、朱、贺六人。蒋中正首批指定的六人为监察院长于右任、考试院长戴季陶、立法院代理院长邵元冲、代理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丁惟汾、教育部政务次长陈布雷、国民政府委员邵力子。
　　让我们来看看中共对九一八事变的回应。九一八事变后，中共迅速作出反应,，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行动起来，武装保卫苏联。
　　就在“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处在最前线的中共满洲省委当即发表了中国抗战史上、也是二战史上受侵略国家向法西斯国家发出的第一个宣言——《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第一时间揭露了事变真相，戳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阴谋。随即，中共中央于九月二十日和九月二十二日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深刻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图谋，严厉谴责了国民党政府“高唱无抵抗主义与和平镇静的忍耐外交”的卖国辱权的不抵抗政策，号召全体中国人民“驱逐帝国主义滚出中国”。
　　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中供中央发表了《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决议》对事变的定性是：“这严重的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殖民地政策之产物，是日本武装占领整个满洲及东蒙的企图最露骨的表现，是将满洲更殖民地化，而作更积极的进攻苏联的军事根据地的实现。”
　　《决议》认为：“满洲事变对于中国事变发展的前途，将给予决定的影响。日本帝国主义残酷的暴行，毫无疑义地将激起广大的劳苦群众的民族觉醒。在党的正确的领导之下，这个民族的觉醒能够很迅速的转变到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争斗，正在急剧高涨中的反帝述动的高潮将以更大的力量向前开展。农民的饥荒与土地争斗的紧张，城市工人运动争斗进攻与政治性质之日益明显，士兵群众情绪的动摇与不安，给苏维埃运动与红军的争斗以极大的顺利，造成了全国革命危机先决条件更进的成熟。这事变给予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以新的重大的打击，群众的民族的觉醒与革命争斗的剧烈，北方军阀的巨魁张学良的军事的财政上的丧失，民族的武断宣传的破产，国民党政府对于帝国主义的投降屈服与无耻的揭露，这些将更加促进国民党统治的崩溃与破产，及胜利的革命争斗的顺利的客观环境。”
　　《决议》号召：“党在这次事变中的中心任务是：加紧的组织领导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胆地警醒群众的民族自觉，而引导他们到坚决的无情的革命争斗上来。抓住广大的群众对于国民党的失望与愤怒，而组织他们引导他们走向消灭国民党统治的争斗。”
　　“估计到在这次事变后士兵情绪的动摇和不满，这些士兵在经常军官的保国卫民的欺骗宣传之中，而一旦地身历了国民党的卑鄙无耻，反抗与愤懑的情绪是必然增涨的。党应该加紧士兵中的工作，各省委应该派大批的同志到白军中去发动他们的争斗，组织他们的游击战争。这是真正的武装拥护苏联及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之方法之一。”
　　由于爆发了“九一八”事变，南京国民政府忙于应对事变，蒋中正也被这突发事变搞得头痛，一时间也抽不出时间和精力考虑围剿红军的问题，于是在中央苏区就出现了暂时的平静。政治工作、经济工作和军事方面的工作都蓬蓬勃勃开展起来。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至二十日，全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叶坪村召开，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等重要文件，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并选出六十三人为中央执行委员。
　　二十五日，组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也称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
　　二十七日，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毛咏芝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
　　为了庆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瑞金人民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为了防止国党的飞机来捣乱，庆祝会在黄昏后举行。当时大家都打着灯笼和火把参加庆祝活动，所以叫做提灯庆祝大会。
　　为了给代表大会助兴，当时主持瑞金工作的邓希贤还特地组织县里的艺人们，排演了采茶剧《活捉张辉瓒》，再现了第一次反“围剿”时在龙冈万功山活捉张辉瓒的生动情景。剧中还出现了朱德总司令的舞台艺术形象，这也是革命领袖的艺术形象第一次出现在舞台上。
　　在这次大会上，继续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在中央苏区，战士每天早晨出操都要高呼“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准备和组织着自己的力量，随时同帝国主义军队直接作战；并领导全国工农劳苦群众和红军武装保卫中国革命的朋友——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