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电影以及有关的那些事情（16 ）

　　第三篇曾经的辉煌
　　核心提示：从1976年秋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们国家度过了一个非常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大乱刚刚结束，大治尚未开始；沿着原路前行的脚步虽然已经收住，但却还来不及转过身来；文革的“脏水”可能连同“孩子”一起被彻底泼掉，而清澈纯净的水源还没有找到，于是，盆子里空了。当时的电影也是这样：凡文革中生产的影片不问青红皂白一律禁演，正在拍摄的当然也一律下马或另打鼓、重开张，而新影片的酝酿和创作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基本上没有多少新的优秀影片问世。然而，这却是我看电影最多的一个时期。随着文革前的老电影一批批解禁，平均每周至少也要看上两、三部影片，尤其是我在空军四六七医院体检期间，每晚上都要溜出去到隔壁的研究所看上两、三部，属于“忍饥挨饿”后的“暴饮暴食”。所以，在这一个并不算太长的时间段里，我等于把文革前十七年的相当一部分优秀影片集中进行了一次大检阅。
　　1、历史风云（上）
　　在十七年的电影中，有一大批影片是反映历史题材的。由于特殊的原因，我首先记住了《武训传》，我当时因为想看看究竟是什么样的影片能引起毛主席如此重视，并且称其为开创了“利用电影反党”的历史，所以，看的就格外上心。
　　《武训传》是由孙瑜编导、赵丹及黄宗英主演、昆仑影业公司于1950年摄制的。影片取材于中国近代史上的真实人物武训以“行乞办学，让百姓读书”的经历，显示了中国电影自问世以来厚德载道、注重社会内涵的文化传统。虽然由于影片在拍摄过程中实际上跨越了新旧中国两个时代，但从整体上看，《武训传》仍然是一部叙事完整、具有深刻内涵和强烈感染力的优秀之作。特别是在情节设置上，影片以武训的兴学经历为线索，串联起一系列细节化的场景，既突出了武训这个支撑起全剧的核心人物，也在剧情片的样式中融入了较为写实的人物和生活场景的描绘。影片一开始，是1949年12月5日，即武训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纪念日。在平原省堂邑县（现山东省冠县）柳林镇武训的祠堂和坟墓前，一位女老师正在向孩子们讲述着故事……当然说的是武训的故事。武训靠着乞讨聚钱，经过三十多年的不懈努力，修建起了三处义学，购置了学田三百余亩，积累办学资金达万贯之多，这无论是在中国还是世界教育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事情，所以冯玉祥称颂他是“千古奇丐”。　　
　　《武训传》的原剧创作于1944年。最初的主题是歌颂历史上的传奇人物武训“行乞兴学”的义举。影片于1948年7月在中国电影制片厂投入拍摄，但在完成三分之一的摄制工作后因经济困难而停拍，最终由昆仑影业公司买下了拍摄权和已完成的胶片。1949年7月，导演孙瑜出席了新中国第一次文代会，深受鼓舞，在晚宴上，他就《武训传》的拍摄问题征询了周总理的意见，回厂后又对原剧本进行了重大修改，在肯定武训的义举的同时，使武训的兴学之举以悲剧告终。同时，新剧本中还增加了周大发动武装起义的情节，以和武训的改良行为进行对比。1950年，《武训传》上映后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并被评为当年十部最佳影片之一。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应当重视〈武训传〉的讨论》之后，新中国电影史上展开了第一场对电影的大规模的批判。以康生等为首的一些政治人物为捞取政治资本为影片罗织了种种罪名，使影片的创作者乃至历史人物武训长期蒙受不白之冤，也开启了以简单的政治视角粗暴干涉电影艺术的先河。直到1986年，影片才基本得到平反。　　
　　本片也是著名演员赵丹的代表作之一。在影片中，赵丹以精湛的演技，亦庄亦谐、亦喜亦悲地塑造了武训这个具有特定内涵的历史人物，堪称是他最具代表性和成就最高的银幕角色之一。赵丹，山东肥城人，1915年6月生于江苏南通。1932年步入影坛，1933年加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先后拍摄了《十字街头》、《马路天使》、《丽人行》、《乌鸦与麻雀》等多部经典影片；解放后，他又主演了《为了和平》、《李时珍》、《海魂》、《聂耳》、《烈火中永生》等优秀影片。由于他既热爱表演艺术，又有刻苦钻研的精神，加之形象好，极有表演天赋，从而成为中国电影史上一位艺术大师级的人物。1、历史风云（中）　　
　　赵丹主演的另一部影片是《林则徐》，此片是由郑君里、岑范编导，赵丹、韩非、温锡莹、秦怡等主演，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于1959年出
　　品的。该片主要讲述的是：十九世纪初，英帝国主义的大批鸦片毒害着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民。清朝道光皇帝宴宁特委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去广州禁烟。禁烟一事，遭到反对派头目穆彰阿和琦善的阻挠，他们暗中破坏。林则徐依靠广州官兵和群众，一面整顿残破不堪的海防，一面迫使英商交出全部鸦片，取得了虎门销烟二万多箱的胜利。1840年，英政府以此为借口发动了侵华战争，林则徐在人民支持下打败侵略者，但却遭到清廷内部反动派的迫害，被革职发配新疆。　　
　　《林则徐》是一部历史人物传记片，围绕着虎门销烟和鸦片战争的历史事实，成功将“民沾其惠”、“夷畏其威”的爱国封疆大吏林则徐的形象再现于银幕，展现了鸦片战争前后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这部影片充分继承了中国古典艺术的优良传统，并突出了中华民族的特色，善于用意境烘托人物感情和内心世界的变化。赵丹在片中表演出色，随心所欲，沉稳有致，不疾不徐，张弛有度，成功塑造了林则徐这一光彩照人的民族英雄形象，感动并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大众。该片既是新中国电影中的经典之作，也是在美国上映的第一部中国彩色故事片。　　
　　最初接到拍摄《林则徐》任务时，赵丹还是很有信心的，因为当时他刚刚成功主演了历史人物传记片《李时珍》。但在读了剧本之后，他感到很难找到作为一个演员最想从人物身上找到的最具个性化的东西，剧本提供的林则徐形象太四平八稳、威武严肃了，几乎找不到一点表演的冲动。就在一筹莫展而不免惶然之时，赵丹从埋首研读的鸦片战争史料中，有幸见到了几幅林则徐的画象：饱满聪慧的天庭、神采奕奕的眸子，特别是那莞尔微笑的神情，让他仿佛从中看到了一个蔼然可亲的普通老人，意外地触发了创作灵感。随后，他又从浩如烟海尘封多年的史料之中，觅到了难得的有关林则徐的宝贵记载，虽只是几段简练文字，却把其个性特征活生生地勾划出来了：明朗，活跃，精力充沛，生气勃勃。因此，他最终确定“阳刚”和“和蔼可亲”作为角色的性格基调。经过艰辛探索和不懈追求，赵丹深刻理解并充分把握了林则徐身上所表现的爱国精神、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以真挚浓烈的感情、丰富鲜明的色彩、精巧细腻的刻画，栩栩如生地塑造了这位中国近代史上反帝爱国的民族英雄，成为他艺术最为成熟、创造力最为旺盛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典型形象。　
　　实际上，林则徐不仅做官做的明白，而且作文也有很高的水准。他的几幅对联一百多年来为广大民众所熟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充分表达了他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大义，丝毫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崇高境界；“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则充分显示了他宽广的胸怀。同时，林则徐是一个家教很严的人，他小时候受到父亲良好的管教；成年后，林则徐对自己的孩子也同样很重视管教。他曾经写过一幅对联：上联：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下联：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则增其过。很好地表达了他对财富和子女的态度。联想到现如今大家热议的“富二代”现象，我们就禁不住有点忧心忡忡。我们能不能学学我们的老前辈，用辩证的观点来对待财富和后一代，是不是对他们才真正有好处呢？　　
　　另一部反映清朝抗敌的影片叫做《甲午风云》，表现的是1894年，号称远东第一舰队的北洋水师同日本舰队展开海战，但由于清廷的腐败无能，最终致使北洋水师五艘军
　　舰沉没，七百多将士阵亡，远东第一舰队即告土崩瓦解的悲剧式故事。说起这部影片的拍摄过程，可谓一波三折。1959年初，吉林省委书记吴德等有关领导在长影小礼堂里审查林农导演的《船厂追踪》。吴德在赞扬了这部片子之后又说：“今后还是可以生产一、二部重大历史题材的影片的，像上海的《林则徐》，在全国放映很受观众喜爱。我们也可以搞一搞这样的片子嘛！我们是有能力的。可以多花一些钱，多花一些时间，花他两年时间！你们看怎么样呀……”但当时并没有具体指出要拍《甲午风云》。实际上，《甲午风云》的剧本早在1958年的《电影文学》杂志上就发表了，但在当时没有列入拍摄计划，其原因主要是厂里正全力以赴地赶拍反映“大跃进”中涌现出来的新人新事类“艺术性纪录片”。　　
　　时间到了1959年的八、九月份，长影厂党委突然决定要拍《甲午风云》，并把任务交给了导演林农。林农找来剧本看了一遍，表示恐怕很难完成任务。其实，林农是有顾虑的。在头一年整党整风的时候，林农曾经莫名其妙地受到了留党察看二年、行政降一级的处分，理由是不配合形势，态度消极。对于拍摄新片、特别是驾驭历史题材，林农确实是从政治导向上心有余悸。但厂领导态度坚决，林农只好接受。1960年二、三月份，《甲午风云》的剧本终于修改完稿，四、五月间，正式开拍。编剧叶楠、导演林农、摄影王启民以及演员李默然、浦克、周文彬、庞学勤、方化、李颉、王秋颖、宋雪娟等人开始了历时两年的眩晕之旅。然而开拍不久，就有人传话，说是转达厂党委的指示，对林农抗拒省委指示一事进行批评教育。原来，省委领导明确指示不要慈禧出场，可在最后剧本定稿后，依然有慈禧上朝的戏，这是明显的搞阳奉阴违，这样做就是资产阶级的历史观。当时，林农急忙申辩：厂领导转达的指示只是删掉慈禧游颐和园的戏，并没有说完全去掉慈禧这个人物；其二，慈禧仅有的一次出场，是揭露她的腐败无能向日本屈膝投降的场面，有着深刻的反面教育意义。最后，在厂长亚马的支持下，拍摄才顺利进行。六月底到七月初，大部分内景样片完成时，全组来看样片，省里主抓文教的书记也来了。看完后书记很不满意地说：你的创作思想有问题！这里头就没看到渔民的戏。林农解释说：“这是内景样片，表现渔民和打日本的戏，大都在外景，现在还没拍呢！”第二天，摄制组大队人马拉到旅顺去拍外景，大约拍了十天左右，厂领导派人到外景地转达指示：一是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在戏中要突出人民的作用，具体地就是要在结尾时，加上渔民揭竿而起；二是邓世昌是资产阶级革命家，最后要同满清决裂。尽管这不符合历史史实，邓世昌也不可能和满清做最后的决裂，但林农怕引火烧身，于是就加了两场戏：一是在最后海战中，眼看北洋舰队就要失利的时候，邓世昌命令王国成下海游回威海去找李大爷，并说“要想打日本，靠朝廷不行了”；另一场就是邓世昌和日舰相撞后，王国成回到威海，由李大爷撞钟为号，渔民打起火把，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宣誓要抗日到底，至此影片结束。十月上旬，林农被派到北京观看了话剧《甲午海战》的演出后，根据话剧的内容进行了一些补拍，然后再重新剪接好全部样片，此时已经到了当年的年底了。在审查时，省委领导认为“渔民揭竿而起的结尾，没有力量，邓世昌和日本军舰相撞后就应该结束，这样才有力量……”林农根据上述意见，以邓世昌和日本军舰相撞后为结尾，然后带片到北京送审，顺利通过了。1963年年初，影片正式在全国公开放映。1964年，该片获得“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扮演民族英雄邓世昌的李默然也获得最佳男演员奖。　　
　　李默然，原名李绍诚，1927年12月生于黑龙江省尚志县。1945年参加业余剧团，1947年起先后在东北文协文工团、东北文工团、东北人民艺术剧院话剧团任演员。1954年起任辽宁艺术剧院演员、副院长、院长。先后在话剧《尤利乌斯.伏契克》、《智取华山》、《市委书记》、《报春花》中担任主要角色。1962年在影片《甲午风云》中成功地塑造了邓世昌的形象，后又在《兵临城下》中饰演东北民主联军姜部长。文化大革命后参加拍摄了《熊迹》、《走在战争的前面》、《检察官》、《花园街五号》等。李默然的表演富于激情，演出气度恢宏，正气凛然，感情真挚而充沛，并善于抓住关键时刻，在一连串的情感爆发中，展示出人物的内心世界。他重视对人物基调的整体把握和处理，同时又善于选取最能表现人物内心生活的动作细节，使人物个性鲜明。在他的表演中，本色与性格化、生活与夸张等艺术上的辩证对立因素被较好地统一起来。　　
　　由于李默然刚毅深沉而又富于激情个性的表演，使邓世昌这位爱国志士在文革前就家喻户晓；文革后《甲午风云》开禁重映时，邓大人的形象则更为人们关注和热议。其时，正是花期已过、青果未生的季节。全国上下正全力以赴投入到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之中，人们把个人和国家所遭受的一切灾难及其祸根都统统记到了“四人帮”的账上，甚至是仍然按照文革中形成的思维方式、运用文革式的习惯语言控诉着揭批对象的罪行，发泄着心中的愤怒；而对于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下一步究竟该怎么走、走向哪里却没有明确的思路和目标，急切需要一个像过去毛泽东式的“大救星”来指引方向，引领前进。于是，银幕上的邓大人就成了最好的隐喻，启发着人们急切呼唤现实中的“邓大人”走上前台，承担起他的历史使命。所以，一时间“邓大人”这一称呼在人们的口中使用的频率颇高，邓姓的男士也因此而沾光不少，几乎都被周围的人称为邓大人，这就如同一部《乔老爷上轿》的电影使姓乔的人士一夜之间都成了“乔老爷”一样，成为一种有趣的现象。（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