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电影以及有关的那些事情（17）

6、火红的年代（中）

　　同一时期，由叶丹、傅超武根据话剧《钢铁洪流》
改编，傅超武、孙永平、俞仲英导演，于洋、郑大年、温锡莹等主演的《火红的年代》则是上海电影制片厂文革故事片的开山之作，它讲述了钢铁工人在苏联专家撤走之后，自力更生炼出特种钢的故事，也拍摄于1973年。因为上影厂当时找不到合适的男一号，剧组便开动脑筋，专门去北影厂借调了正在干校劳动的于洋出演主角。本来于洋从文革开始已靠边站了多年，想不到上影厂却给了他一个天赐良机，于是使出浑身解数，演得激情四射，光彩照人，完全符合当时对一号正面人物高、大、全的要求，从而凭此得以一举翻身。后来，在文革中于洋又主演了讲述海军制造军舰的故事片《第二个春天》，以及阴谋电影的代表作《反击》。
1974年由李文化编导、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惊险故事片《侦察兵》，讲述的是1947年解放军某侦察队化装打入敌人内部获得准确情报并最终配合大部队歼灭敌人的故
事。说起来，这部影片与文革前类似题材的老片拥有许多共同的元素：黑白片，惊险、悬疑、紧张，情节集中，节奏紧凑，没有多余的人物和场景打岔，加上由六十年代的当红英俊小生王心刚主演，于洋、于蓝、于绍康等诸多名角助阵，着实让许多观众以为是老片重现，也让许多大姑娘小媳妇患上了相思病。只是由于影片在创作上脱离不了当时的那些原则，所以把敌人表现得太弱智了，尤其是我军侦察排长郭锐化装成敌军处长把那个唐山炮校毕业的胖子炮兵团长“忽悠”一番的情节显得极为虚假，也令人印象极其深刻。两、三年之后，每当我看到各级领导们检查内务卫生时，用戴着白手套的手指去摸暖气包片或床头柜的后面，就情不自禁地想起了电影里王心刚用戴着白手套的手指摸了摸炮管后的批评：“你们的大炮是怎样保养的？太麻痹了！太麻痹了！”我敢肯定，对于那时共和国空军的战斗力我等凡夫俗子不好妄加评论，但若论内务卫生水平，空军绝对是全军第一，当然也是全国第一。
《闪闪的红星》是那一时期难得的一部各方面都叫好、至今仍令人难以忘怀的影片。该片根据李心田的同名小说改编，由王愿坚、陆柱国执笔，李俊、李昂导演，八一电影制片厂于1974年出品。影片讲述了一个普通的根据地儿童潘冬子在战争中迅速成长为小英雄的故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闪闪的红星照耀下，潘冬子积极参加对敌斗争。为了掩护乡亲们撤退，潘冬子的母亲壮烈牺牲，潘冬子也由此变得更加坚强。他在战斗中破坏了吊桥，切断了敌警卫团的后路，使敌人缴枪投降；他巧妙地把盐化成水，躲过敌人的搜查，送给山上的游击队；他和椿伢子把情报送给游击队，搞沉了敌人的运粮船，破坏了敌人的搜山计划；他沉着机智地应付了胡汉三多次狡猾的试探和盘问，最终满怀仇恨砍死了胡汉三，有力地配合了游击队攻打姚湾镇的军事行动。后来，在江南坚持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奉党中央命令，准备开赴抗日前线。潘冬子戴上那颗闪闪的红星，加入了红军的行列，踏上了新的征途。
这是一部具有澎湃革命激情和优美抒情风格的影
片，尽管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使其带有概念化、脸谱化的痕迹，但清新而不失凝重的节奏、严酷而充满豪情的基调、美丽如画的风景、优美明快的插曲以及幻觉、象征、蒙太奇等电影手段的大量运用，给当时精神生活贫瘠的广大观众带来了难得的视觉享受。尤其是宋大爹送潘冬子乘竹筏顺江而下去镇里米店当学徒（实际是侦查员）的镜头令人印象深刻：潘冬子蹲坐在船头，宋大爹持长竿稳站在船尾，脚下是奔流不息的清澈江水，眼前是此起彼伏的道道竹排，身边缓缓掠过的座座青山，头上还有翱翔于天空的雄鹰，从而构成了一幅天人合一的立体画卷，再配以李双江那高亢激昂的歌声，在中国的电影史上留下了经典的一幕。由祝新运饰演的潘冬子虽然经常说着一个成熟的革命者才能说出来的话，眼睛里有时也闪烁着一个成熟革命者才有的火花，但他那人见人爱的形象和机智勇敢的斗争精神，还是成为少年儿童们学习的榜样和效仿的偶像，几乎影响了几代人的成长。而刘江饰演的胡汉三更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乡团”在后来不久进行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成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们的代名词，一句“我胡汉三又回来了”时至今日仍然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调侃言语之中。还有，由李双江演唱的《红星照我去战斗》和由邓玉华演唱的《映山红》这两首插曲，从影片上映时起，就被广大观众广为传唱、经久不衰，直到现在，还经常出现在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演唱会和林林总总的聚会上。
1975年9月13日，全省一百八十名应召入伍的飞行学员在省城集结。晚上，省军区专场放映了一部故事片《车轮滚滚》。该片是由今欣、伊一青导演，达奇主演，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的，主要讲述了胶东解放区的一支民工小车队在1948年冬勇敢支前、舍生忘死保证淮海战役取得胜利的故事。据我所知，这部影片在当时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后来也很少被人们所提及。除了男主角那高大的身影外，其具体的故事情节也没有给我留下多少记忆。但从那一天起，我穿上军装，踏上了一段新的征程。所以，我牢牢地记住了这个日子，也牢牢地记住了这部影片的名字。 （待续）
6、火红的年代（下）
我刚入伍的时候，正是邓小平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军委工作之时，针对军队存在的“肿、散、骄、奢、惰”等问题，他提出“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同时，作为实际上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也在全国上下各条战线开展了大刀阔斧的整顿，力图以此来弥补七、八年的文革动乱给我们国家和军队造成的严重混乱和巨大创伤，使各项工作尽快恢复到正常的轨道。与此相呼应，一些电影工作者也试图恢复文革前新中国电影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传统，生产出既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又具有较高的艺术性还具有较强的现实性的电影。
由张天民执笔编剧、于彦夫导演、张连文和李仁堂等主演、长春电影制片厂于1974年出品的《创业》就是一部将政治性、艺术性、现实性紧密结合的影片。其主要故事为：1949年秋，裕明油矿青年工人周挺杉在党的地下工作者华程的教育下，决心粉碎帝国主义的封锁，甩掉“中国贫油”的帽子。十年后，周挺杉钻井队以革命加拼命的精神，创造了新的纪录，但中国还是没有甩掉石油落后的帽子。不久，北方草原上几口油井喷油，周挺杉带领钻井队前来参加会战。他和政委华程提出，要打破洋框框，走自己民族工业发展的道路。但前线会战副指挥冯超和总工程师章易之主张走老路，冯超还使用两面派手法千方百计制造障碍。周挺杉和工人们响亮地提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他们靠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起家，靠艰苦奋斗创业，与冯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油田会战的紧要关头，苏联修正主义背信弃义，断绝了油料供应，冯超又里应外合，制造了停钻和井喷事故。周挺杉在油田党委的领导下，揭露了冯超的历史和现行的反革命罪行，教育了章易之，终于为国家拿下了大油田、抱上了“金娃娃”，粉碎了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封锁，使我们国家基本上实现了原油自给，唱出了一首中国工人阶级战天斗地的正气歌。
该片以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我国石油会战为背景，以铁人王进喜等为生活原型，反映了中国石油工业艰难多舛而又轰轰烈烈的创业史，塑造了周挺衫、华程等石油工人形象。影片虽然在表现阶级斗争和知识分子等方面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但在表现人物关系上，却大胆地突破了“三突出”的原则，华程与周挺衫既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又是同志加战友的关系，周挺衫从一个拉骆驼的穷苦孩子成长为无产阶级先进战士、创业的英雄，党的领导干部华程是其引路人。尤其是从整体上来看，影片拍得气势磅礴，震撼人心，表现了“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的豪迈气概。周挺衫带头跳进桨池用自己的身体搅拌水泥浆的镜头和“满怀深情望北京”的歌声也曾令无数观众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然而，当1975年2月江青调看了影片之后，认为《创业》在政治上、艺术上都存在着严重问题，勒令创作人员深刻检查，不准再洗印拷贝，不准发表评介文章，不准向国外发行，并与姚文元、于会泳一起给其罗列了十大罪状，还要揪出“黑后台”。在巨大的压力下，编剧张天民忍无可忍，于1975年7月给毛主席和邓小平写信据理力争，毛主席看后当即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毛主席一番话，让挥舞大棒的人全傻了眼，《创业》才得以重见天日。当然，这些斗争的过程是在后来揭批“四人帮”时我们才了解到的。一部影片就这样成为一个政治事件；由政治引发的一场危机最后还得靠政治来拯救。
另一部引发政治事件的影片叫做《海霞》。《海霞》是根据小说《海岛女民兵》改编、由北京电影制片厂于1975年出品的。说起来，这部影片开始创作的时间比较早。1972年，国务院文化组决定恢复故事片生产。此时，谢铁骊的女儿正在阅读南京军区作家黎汝清的小说《海岛女民兵》，谢铁骊也好奇地翻阅起来，读罢感觉主题很好，表现
了海岛女民兵苦练本领、保卫祖国的故事，内容健康，生活新颖，而且政治上也很保险。于是，他立即着手改编，很快就写出了电影剧本，取名叫《海霞》。北影厂迅速将其列入生产计划，谢铁骊也立即组建摄制班子，挑选了王好为任副导演、钱江任摄影、谢芳饰演海霞。随后与王好为和钱江一道南下，先到南京与黎汝清商讨剧本改编，后赴温州采访小说原型汪月霞，再从浙江沿着海岸线到福建和广东寻找外景地。因为《海霞》说的是一群年轻女民兵的故事，所以除了北影厂的年轻女演员以外，大家还在全国各地寻找漂亮的女孩子。最后，选定的演员阵容为：由文革前已经成名的王苏娅出任女配角阿洪嫂，由在北京前门一家副食店发现的张力维饰演彩珠，从北京的小学里找到蔡明出演小海霞，由天津的中学生洪学敏扮演玉秀。因为谢芳的年龄偏大，所以最终改为由福建省京剧团的演员吴海燕扮演海霞。
正当大家拉开架式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江青对送审的样板戏《海港》极为不满，下令由谢铁骊和钱江接替重拍，接着又指名让他们拍摄《杜鹃山》，因此《海霞》只得草草下马。1973年，北影厂任命谢铁骊为核心小组组长后，心有不甘的他立即邀请老搭档钱江任导演兼摄影并任摄制组组长、陈怀恺和王好为任导演协助钱江，并将摄制《海霞》的报告提交中央，得到了周恩来、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的“圈批”和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的“批准”，国务院文化组的副组长于会泳还将多年的音乐创作助手王酩介绍给摄制组任作曲。这样，于1974年7月《海霞》再度上马，全体演职人员南下福建漳浦外景地投入拍摄。由于女主角吴海燕是京剧演员出身，舞台表演色彩比较明显，所以拍摄时只能多给她背影、侧面的镜头，在与其他演员配戏时，镜头也更多地落在其他人身上，这也正好与编导原来要塑造一批女民兵英雄群像的初衷相吻合。然而，这也成了最终违反“三突出”原则的重罪之一。1975年初，《海霞》后期制作完成，送中央审查。文化部于会泳、刘庆棠等人看后大为不满，令其三度修改、三度退回，几番折腾，最终被定性为“黑线回潮的代表作”，于六月份将全部底片和样片予以查封。这期间，《海霞》被中央领导和总参领导几次调看，反响却很好。这主要得益于影片比较细腻地反映了海岛女民兵们的真实生活，加之其散文化的结构、抒情的音乐、优美的风景、温情的细节，而且还有一大群美丽活泼的姑娘，这些对于文革时期的人们来说实在是难得的艺术享受。面对于会泳们的种种责难和围剿，谢铁骊和钱江一道先后四次上书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据理力争，直至毛主席在信上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最终，在邓小平的主持下，政治局集体审看影片后决定：《海霞》按作者修改过的影片上映。这样，《海霞》才终于和广大观众见面。
该影片的编剧谢铁骊是我国著名的导演，1925年生于江苏淮阴，只读了四年小学便辍学。1940年，他参加新四军，在文工团先做演员，
后任团长，也创作了一些剧本。1950年，谢铁骊调到北京投身电影事业，于1959年导演了第一部故事片《无名岛》。六十年代，他执导了《暴风骤雨》、《千万不要忘记》等，尤其是他编导的《早春二月》以浓郁的抒情色彩和典雅细腻的艺术风格奠定了在中国影坛的突出地位。文革中，他被江青选中，第一批走出“牛棚”钻进摄影棚，主持导演了《智取威虎山》、《龙江颂》、《海港》、《杜鹃山》和《红色娘子军》等五部样板戏。进入新时期，他又先后导演了《大河奔流》、《今夜星光灿烂》、《知音》、《红楼梦》等一大批优秀影片。
我第一次看《海霞》是在1975年的10月。当时，部队正在河北省满城县的农村拉练，学员们与农民伯伯一道进行忆苦思甜教育，部队放映组专程来驻地慰问演出。成天看惯了留着寸头或光瓢且浑身散发着汗臭的同类、听惯了“日落西山红霞飞”或“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战歌的我们，突然看到一大群英姿飒爽的美女在自己的眼前飘来飘去，听到一曲优美动听的“大海边哎，沙滩上哎……”在自己的耳边绕来绕去，那种莫名、激动的心情是不难理喻的。还有，当时尽管也是在农村的一个场院里放映，但因为有部队参加，也就有了另一道风景。凡是有过军营经历的人都知道，部队看电影，放映之前有一个必备的节目，那就是拉歌！区队与区队之间，队与队之间，大队与大队之间，你拉我，我拉你，什么“某某队——来一个！”“来一个——某某队！”什么“一二三四五六七，我们不唱让给你！”什么“让你唱、你就唱，扭扭捏捏不像样！”各种口号花样翻新、层出不穷，山呼海啸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就这样，数百名血气方刚的大小伙子扯着嗓子拉一阵、唱一阵，唱一阵、拉一阵，歌声此起彼伏，口号震天撼地，那场面，那阵势！那是怎样的青葱岁月啊……
转过年来，记得还看过两部令我印象深刻的影片：一部是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的黑白故事片《长空雄鹰》，表现的是抗美援朝期间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飞行员战斗生活的故事，因为做一名合格的“长空雄鹰”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所以尽管没有记住具体的故事情节，但却牢牢的记住了这部影片的名字；另一部是长影厂拍摄的彩色戏曲片《节振国》，它令我印象深刻的原因是：尽管也是京剧，却与当时垄断银幕的那几部现代京剧样板戏无论是在场面调度上还是在唱腔的设计乃至音乐伴奏上都大相径庭。后来我才知道，虽然《节振国》当时是在全国首次公映，但却是在1965年摄制完成的。（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