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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电影以及那些有关的事情(九)

作品名称:说电影以及那些有关的事情      作者:许建胜      发布时间:2012-10-11 10:38:05      字数:3063

第二篇 另类的巅峰核心提示:从1970年到1976年,是我从初中到高中再走进部队这所大学校的时期,也是我们国家经历的一个特殊时期。在这一时期内,以“样板戏”为代表的电影走进了一条以“三突出”理论为创作原则、以“斗争哲学”酝酿的“强冲突”为叙事模式、以非此即彼的“二元论”为判断标准的死胡同,从而生产了许多畸形的电影作品,成就了中国电影另类的巅峰之作,也酿成了一场并非只限于电影文化的闹剧。但在那时,我们的思想是随着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我们的情感是随着社会的大潮一起翻涌。我们没有那些事后诸葛亮们站得那么高,我们也没有那些事后诸葛亮们看得那么远。于是,当时我们不自觉的就随波逐流,觉得观看的那些影片也非常精彩,所以也就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记忆。
1、样板戏(上)
在此之前,经过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疾风暴雨式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以及大批判、大斗争,基本摧毁了“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建立了“无产阶级红色新政权”——革命委员会,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高潮已过,尘埃落定,总结经验,幡然醒悟:靠“四大”填不饱肚子,要闹革命更要促生产。所以,该复课闹革命的就复课,该上山下乡的就下乡,工人上班、农民下地,该干嘛的就应该干嘛。此时,我和我的伙伴们尽管只能老老实实地坐进了教室里,但却心猿意马,根本听不进老师都讲了些什么,心思早就飞到了晚上:晚上有电影!而此时的银幕上基本都被样板戏电影所垄断。
关于样板戏的概念,许多人都说是江青的发明,而本人认为这并不确切。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1965年3月,《解放日报》的一篇关于评论《红灯记》的文章中,就将其称为现代京剧的“样板”;1966年11月,在一次首都文艺界大会上,江青才在讲话中将这一名词指称到《红灯记》、《沙家浜》等剧目上;1967年5月,为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发表大量文章,称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和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以及交响乐《沙家浜》等为无产阶级文艺的样板戏。至此,“八个革命样板戏”的概念便在全国流通开来。后来,陆续上演的现代京剧《龙江颂》、《杜鹃山》、《平原作战》等也被观众统称为样板戏。
实际上,这些样板戏是从六十年代初开始进行的京剧革命的成果,而它们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来自小说、电影、话剧和地方剧种的改编或移植。《红灯记》就是先有故事影片《自有后来人》,后有凌大可、夏剑青改编的沪剧《红灯记》,再移植为同名的现代京剧;《沙家浜》也是从根据崔左夫回忆录改编的沪剧《芦荡火种》移植而来的;而《智取威虎山》更是在最初的演出本中特地标明“根据小说《林海雪原》并参考同名话剧改编”;还有根据电影《打击侵略者》而创作的《奇袭白虎团》,根据电影《白毛女》、《红色娘子军》创作的同名芭蕾舞剧,以及后来的根据影片《平原游击队》改编的京剧《平原作战》等。
众所周知,这种改编或移植主要是根据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并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针下按照“三突出”的原则进行的。所谓的“三突出”原则,就是: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在沪剧《红灯记》中,讲述的是一个“祖孙三代本不是一家人”的奇特家庭与日寇英勇斗争最终完成送情报任务的故事,着重表现了一号主人公李铁梅在斗争中锻炼、成长的过程;而在京剧《红灯记》中,一号人物由她的父亲李玉和所取代,突出塑造了一个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英雄的高大形象。沪剧《芦荡火种》旨在歌颂党的地下工作者,所以阿庆嫂是一号人物,主要表现她与胡传魁、刁德一等斗智斗勇,最后利用胡司令娶亲的时机,引导着郭建光率领的新四军化装成戏班子进入沙家浜,将敌人一网打尽;但因为这有歌颂刘少奇领导的白区工作路线之嫌,所以京剧《沙家浜》中便将郭建光上升为一号人物,最后也是由恢复健康的新四军伤病员长途跋涉从正面攻入沙家浜,以突出武装斗争的决定作用。根据同名话剧改编的京剧《龙江颂》和根据淮剧《海港的早晨》改编的京剧《海港》,为了突出阶级斗争这个核心,就把原剧中思想落后但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烧窑师傅和调度员改变为隐藏多年的阶级敌人,他们时时梦想变天,天天伺机破坏,因此也就增加了阶级斗争的火药味。
在这些样板戏中,一号主角都是完美无缺的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他们根正苗红,革命性最坚定:杨子荣出身雇农,“从小在生死线上受煎熬”;柯湘出身工人阶级,“三代挖煤做马牛”;李玉和是铁路工人,方海珍是码头工人,赵勇刚是贫农的儿子,吴清华和喜儿更是苦大仇深。他们胸怀革命豪情,不食人间烟火:李玉和即使上了刑场也是“飞舞到关山,要使那几万万同胞脱苦难”;杨子荣在茫茫雪原上“恨不得急令飞雪化春雨,迎来春色换人间”;方海珍更是“胸怀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走向那共产主义,要把世界彻底变个样”;而江水英则“莫叫巴掌把眼挡,四海风云胸中装”、“消灭帝修反,人类得解放”。在样板戏中除了阶级感情以外,什么爱情呀亲情呀统统被放逐,无论英雄人物还是反面角色,都是男无妻、女无夫,只有阿庆嫂有个没露面的丈夫还在上海跑单帮。《林海雪原》中参谋长与小白茹的恋人关系到了《智取威虎山》中变为纯粹的同志关系、战友关系,柯湘、方海珍、江水英不仅没有亲人,而且也完全没有任何性别的意义。
但是,由于当时的时代潮流和社会语境以及长期受到的文化熏陶,我们这些平民百姓都以无限的热情和质朴的情感接受了这一切,丝毫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所以,当在北京举办的“八个革命样板戏汇演”取得巨大成功后,中央文革和江青开始筹划将样板戏迅速搬上银幕,以巩固京剧革命的成果,扩大样板戏的影响。就这样,调动全社会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汇集举国上下所有的优秀人才、用最好的技术和胶片、全力以赴将样板戏以电影的形式呈现在全国革命群众面前的战役打响了。于是,一种被称为是“样板戏电影”的片种在浓厚的政治气氛下粉墨登场。
第一部样板戏电影是《红灯记》,由成荫导演,浩亮、刘长瑜、高玉倩主演,于1970年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完成。影片取材于抗日战争时期,叙述了一个非血缘关系的家庭祖孙三代共产党员为安全地将重要情报“密电码”送给柏山游击队而与日寇展开前赴后继殊死斗争的故事。第二部是由谢铁骊导演,沈金波、童祥苓主演,由北京电影制片厂于1970年拍摄完成的《智取威虎山》。影片取材于解放战争时期,叙述解放军某团参谋长少剑波率领一支小分队深入林海雪原剿匪,发动群众,并派侦察英雄杨子荣巧扮匪徒,打进威虎山匪窟,最后配合小分队消灭顽匪座山雕的故事。而由长春电影制片厂于1971年摄制,由谭元寿、洪雪飞、马长礼、万一英主演的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则取材于抗日战争题材,叙述十八位新四军伤病员和革命群众与敌人巧妙周旋的故事。《奇袭白虎团》(1972年)取材于抗美援朝时期,讲述了志愿军战士深入敌后、消灭敌人的战斗故事;《龙江颂》(1972年)取自于农村题材,叙述村民齐心协力战胜洪水的故事;《海港》(1972年)取材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叙述码头工人排除敌人破坏完成重大任务的故事;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取材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叙述海南琼崖地区的一支女红军队伍与地主恶霸南霸天展开斗争、解放椰林寨以及吴清华在党代表洪常青的指引下成长为娘子军连战士的故事;等等。此后,还有《杜鹃山》、《平原作战》、《磐石湾》等,造就了李炳淑、杨春霞、李光、李崇善等文革后的一批重要京剧名角。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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