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七章 朝科机遇

　　朝科从1972年7月中旬到1973年8月中旬，一直在本生产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8月下旬，高岭公社通知召开全公社贫农代表大会，每个生产队派1名代表，以大队为单位组团，会期三天，食宿自理。
　　江城大队接着补充通知：各生产队代表每人带15斤干柴3斤玉米粉，到高岭街的桂新公家集中，会议期间吃饭、讨论都在该地点。晚上住宿各位代表自找亲戚朋友解决，家离街近的可以回家过夜。
　　桂新公本是国茂公后裔，解放前就从弄壬屯迁居高岭街了。他的家住在高岭街北端（俗叫高岭街头），他的“街屋”与人家一样，都是三进两层的骑楼。桂新公时年78岁，他从小学道，今是老道公。他家现有6口人，住得非常宽敞。
　　桂新公与歪挡、弄敢、吞团、弄壬四屯的人都是五服之内同宗共祖的，所以这些屯的人来赶高岭街时，都以他家为“据点”。他们常进他家寄放雨伞雨帽、箩筐扁担什么的，买得物品或卖不完的物品也常寄放他家，他们都习惯地称他家为“东家”。这些屯子里的人，平时若到街上办事，也都爱进他家歇歇脚，喝瓢生水什么的。
　　桂新公为人和善大度，他对来往的族人和他们的一切行动从不反感更无怨气。他常对这些来往的族人说：“你们各人寄放的东西你们各自要记清楚、要管理好哦，丢了或互相拿错了，我可不负责的哦！你们可以在此寄放东西和歇息，但是谁也不准在我家里吵闹和打架哦！”为了表示对这些族人的来来往往不嫌烦，他特意在第一进的外厅里摆了三张长条凳，若挤着坐大概能坐下20人。多年来，每当公社召开各大队干部会议，江城大队的人都自然地以他家作为分组讨论的地点，好像他家就是公共场所一般。这一次的全公社贫农代表大会，江城大队的代表们还在他家办起了临时的小饭堂哩。反正这一切都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
　　桂新公为何能这样的宽宏大量呢?这除了他个人的修养外还有另外的原因：一是这些都是同宗共祖，躲不开的，你既住在街上，又是大户人家，倘若街日子你都把大门关起来，那分明就是怕与族人来往，那你就变成小气的人了。再说，如果那些族人经过你家门前都躲躲闪闪，怕进你家，那就显得你与族人生分，没有人情味了。你开了门，那些族人也是不敢不进去打打照面的；二是桂新公是个道公，人来人往越多，请他卜卦算命择日的机会就越多，他的生意就越兴隆；三是京道自“解放”以来一直是大队干部，歪挡、弄敢、吞团各屯都属于京道所在的大队，而且他与京道只隔四代，他怎好意思拉下面子不支持京道的工作呢?所以，他家的热闹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
　　朝科没有想到他能出席这次公社大会，因为他明白，他是学生出身，队里的“老贫农”社员多的是，贫农代表是轮不到他当的。可是生产队指导员黄俊文却对他说：“朝科，我们队干研究过了，让你去参加这次公社的大会。”朝科听了很不好意思地说：“我是刚毕业的，到生产队还不足一年呢?我是学生出身，怎能当得起贫农代表呢?”黄俊文笑了笑道：“这你就不清楚了，你的个人出身是学生，但你的家庭成份是贫农，另外你又是我们队的‘贫协小组长’啊，你当得代表的，你放心去开会吧，没有人会质疑你的资格的。”于是，朝科如期参加了这一次公社召开的贫农代表大会。
　　会议开到第三天，中午，江城大队的代表们都在桂新家收拾自己的东西正准备回去，大队革委主任忽然说：“大家先不忙着回家去，我们大队还要接着开一个会议。”于是大家都坐下来等着。
　　大队会议的内容是选举三位民办小学教师，以补充当前本大队教师队伍的空缺。主任说：“这次选举的条件是，政治表现好、贫下中农反映好、高中毕业的知识青年、男女不限。大家先酝酿酝酿，然后提出候选人名单，最后再投票，以票数从高到低排名，前三名当选。”
　　会议依照这样的规则进行，选举结果，韦朝科有幸当选为大队民办小学教师，被分配在弄敢小学任教。
　　过了两天，江城大队“教育革命领导小组”与“贫下中农管理学校领导小组”联合发出通知：新当选的民办教师和在职的青年教师，一同到大队部参加政治学习和培训，时间三天，自带伙食。
　　韦朝科参加大队的培训之后，于当年9月1日正式到弄敢小学报到，第二天就正式上课了。从这一天起，韦朝科开始步入了人生的另一条生活轨迹，这条轨迹最终联接到文化教育战线上去了。
　　弄敢小学只设有初小，只有一至四年级四个班，每班20至30人不等。大队小学一般只开设语文、算术、常识、图画和音乐五门课程，语文和算术是主课，占绝大多数的课时。
　　弄敢小学原有两位老师，一位名叫黄立印，时年40多岁，是公办教师；另一位叫黄佳盟，时年21岁，是民办教师。后来加禁校增设高小班，因师资不足，把立印老师调去加禁校了，于是就由韦朝科来填补弄敢校之空缺。
　　朝科与佳盟共事于弄敢小学，两位年青人相处得很好，配合得相当默契。朝科任的课是三四年级语文、一二年级算术，外加图画和常识；佳盟任的课是三四年级算术、一二年级语文，外加音乐课。教学有条不紊地开展。
　　当时民办小学教师的工资，是执行“大队统筹加国家补贴”制，即由各生产队负担每个老师每月30斤干玉米，国家每月补贴12到20元，各人的补贴金额跟教龄有关。韦朝科是刚选上来的，他的补贴当然是最低一档的，每月12元。当时大队干部的工资是完全“大队统筹”制，国家没有补贴，他们的报酬是每月36斤干玉米外加20元左右的统筹款，这跟大队小学教师的高端差不多。当时公社脱产干部的月工资也不过是30至35元，但他们有政府发给的“粮本”，享受国家牌价购粮。
　　朝科和佳盟都住在学校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就像兄弟一般。他们利用放学后的时间，上山打柴、翻土种菜。
　　朝科与佳盟的生活习惯有所不同，佳盟爱抽烟喝酒并讲究周末加菜，而朝科没有抽烟喝酒之好，他时时记挂着体弱多病的母亲和几个年幼的弟妺，时时为家庭的经济困难而担忧。他那每月12元的补贴金他只用6元，留6元资助家里的生活。家盟则不同，他一领到补贴就急着要加菜，他经常一到星期六就到敢上屯里去转悠，经常到社员群众家去买酒买鸡回来。他主张周末加菜，费用共同分担。他自己的津贴往往领来不到半月就花光了。尽管如此，但他的周末加菜主张却难以放弃。他没有钱了，却照样到屯里人家去买鸡买酒，人家叫他付款他就打借条赊帐。有时候他叫朝科去买鸡来加菜，然后叫朝科先记他的账。俗话说：“先到为君，后到为臣。”佳盟前一年就在敢上校当老师了，而朝科来该校还不到一个学期呢，所以一切都得听他的。
　　朝科跟佳盟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才了解到佳盟有超前消费的观念，他曾对朝科说了一句“名言”：“大食大用天来送，不食不用鬼来弄。”他笃信李白的那句诗：“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然而朝科对那句“名言”却不以为然，没有认可和附和他的观点，这使佳盟很不高兴。朝科不好意思说什么了，只得将就于他。
　　这一天是星期六，“江城大队教育革命领导小组”通知全大队所有教师于下午集中大队部开会和学习，地点是江城校的一个大教室。江城校与江城大队部紧挨着，这里设有初中班，五年前朝科就在这里初中毕业的，他对这里很熟悉。
　　这一天的会议开得很晚，天黑了才散会。老师都没有吃晚饭，一散会大家都趁着朦胧的月光赶夜路回家。朝科正要回吞团，佳盟突然拉住他说：“你家离此太远了，我家倒很近，请你到我家住一晚，明早再回去也不迟啊！我们现在都饿了，你什么时候才能走到家呢?我家条件艰苦点，你若不嫌弃就到我家去。我们随便弄点东西吃就睡觉，好吗?”
　　“好的，那我就不客气了，就到你家去吧，明天是周日，不用急着赶路的。”朝科也很想到这位同事家去看看，于是就乐意答应了。
　　佳盟带着朝科，只走20来分钟就到了。佳盟的家也是杆栏式
　　2层结构，人住楼上，楼下住牲口。可是他家楼下三面通风，没有禽畜的影子。佳盟的家也是很穷的，她有个哥哥和一个弟弟，哥哥早已成家，哥与嫂另立门户去了。他妈妈已经过世，老弟读书不在家，老父一人守着老屋。早些年佳盟家中实在困难，老父把楼板都拆去卖了，只剩下几块楼板架着两张床——一张是老父的，另一张是他的。
　　天刚黑不久，佳盟的老父就早早地睡了，蚊帐下得严严密密的，没有一丝缝隙。佳盟走到老父床前道：“爸！我的朋友来了，家中有些什么吃的吗?”他老父在床上只是咳嗽了一声，并不言语，动也不动，部是不吭声。佳盟点起如豆的煤油灯，叫朝科坐在他的床沿上，他自把着灯，将家中米箱和厨柜翻了个遍，最后找出一点什么东西来，然后就到火房去，接着就听到涮锅洗碗的声音。不一会，火房里便有忽闪忽灭的火光映射过来，后来又一片漆黑了，紧接着就听到佳盟走出屋外的脚步声。少时，屋后外面响起一阵“沙沙拉拉”扯芭蕉树枯叶子的声音。再过一小会火房里又重新亮起了几抹火光来。朝科判断，一定是佳盟家中没有柴火了，他是去扯干枯的芭蕉叶来当柴的。
　　朝科在黑暗中静坐了大约半小时，佳盟终于把着灯将大半碗“清水煮素面”送到朝科面前的方凳上，他对朝科说：“夜了，家中就只有这点东西了，将就吃点吧，没什么东西招待你，真不好意思啊！”
　　朝科道：“我们既是同事，又是好友，就不用说这样的话了，有面条吃就很好的了，你若到我家去，也许还吃不上面条哩。”
　　佳盟有点不好意思道：“只是清水面，什么荤的都没有。”
　　“别说这些了，你也一起吃吧。”朝科道。
　　“我的一碗还在火房里，我这就去拿来。”佳盟说着就摸黑去火房，把他的一碗也拿来，陪着朝科一同吃着。
　　朝科也是饿了，他对这碗清水素面并不挑剔。可当他吃了两口之后，便觉得这面条是没有煮熟的，面条中还落入了一些黑色的蕉叶灰，对此，朝科装着毫不在意和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他努力地把面条吃得干干净净。他知道佳盟是真心实意请他的，只奈何家中实在拿不出什么好的东西来。他记得他的伯祖父桂元公在世时常说的一个故事，那故中有一首诗曰：“有情吃水饱，无情吃饭饥，瓜花情义重，扬州不改圩。”佳盟就像那个扬州故事中的那个老同了。这碗清水面虽然较难吃，但里面充满着友情与义气，朝科心里很是感激。
　　朝科与佳盟共事了一个学期，情况又变了，大队“教育革命领导小组”为了解决边远山屯适龄儿童上学困难的问题，经与大队革委商量后，决定增设“马拉”屯和“吞烈”屯两个校点。为此，大队革委对本大队小学教师作了适当的调整，将黄佳盟调到“吞烈”校点去；将黄立印老师从加禁校调到“弄敢”校点来。于是1973年下学期即1974年上半年，朝科便与黄立印老师共事了。
　　黄立印老师是位长者，他当时40多岁，朝科将他当作父辈一般看待，对他十分的敬佩和尊重。黄立印老师对朝科也很好，他时时关心和帮助他。这位黄老师性格很好，他从不发脾气，态度和蔼可亲。他多才多艺，会弹秦琴和拉二胡；会修“无线电”和钟表；会做一般的木工。他身材比较小个，但能吃苦耐劳，他给周围的群众留下良好的印像。朝科与他共事于一校，关系无疑是合谐和融洽的。
　　立印老师家在定福大队敢奋屯，他家离弄敢校很远，要走两个多钟头才能到达。他有三个小孩，家事比较多，因此，他常要利用放晚学后和晚上的时间回家看看，所以朝科常常夜间独处于校舍之中。
　　因为弄敢校地处敢上屯和敢下屯的交界处，周围五六百米都没有人家，周遭显得比较冷清和荒凉，尤其是夜晚。每当立印老师回家时，他就交代朝科不要离开学校，好生在学校守着。
　　1974年7月上旬的一天晚上，立印老师回家去了，朝科独自守校，他一边批改学生作业，一边听着墙上的有线广播喇叭的播音，他无意间偶然听到一则令他兴奋不已的消息。
　　喇叭正在播音：“……关于高等院校招收工农兵学员的通知”。朝科忽然听到这个颇为新鲜和很感兴趣的内容，他立即停批本子，凝神聆听起来：“……凡是具有高中文化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或回乡知识青年，年龄在二十五岁以下、未婚……都可以报名申请……”接着他又听到县革委的补充通知：“……由生产队贫下中农推荐……大队革委会通过……公社革委会审察后报县革委会批准……”朝科认真听完这一段广播之后，心情开始激动起来，他觉得自己完全符合这些条件，不妨报名申请试试。他决定立刻动笔书写报名申请书。
　　朝科连夜赶写报名申请书，他在申请书中陈述了自己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后，经过“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政治思想上的进步和提高，以及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实践的心得体会，并写了自己对当前政治形势的认识；写了自己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所取得的成绩。他知道，如果光谈理论，没有实际事例，那就显得苍白无力、空洞无物、没有说服力，正所谓的“只有骨没有肉”，那是没有希望的。他决心写好这一份申请书，决意按自己的思路着笔，还要进行详略调整、加以润色。于是，他重点写了他回乡之后如何“为革命钻研科学知识”，如何几经实验和调查研究，找出了有线广播时响时不响、声音时大时小的原因，并如何排除了故障，使“广大贫下中农”和“革命群众”听清听全党和毛主席的声音。他还重点介绍了他如何刻苦钻研，成功自制半导体单管收音机的生动事迹。最后他写了自己对“为革命上大学、管理大学、改造大学”的认识和决心。
　　朝科这一夜彻夜无眠，把所有的精力全部投入到这份报名申请书上去了。他根本没有料到，在没有任何范本和参考资料的情况下，他决意这样地写，后来竟然成功了。
　　鸡啼夜深，他直写得头昏眼辣，只因他写文章有一股蛮劲，写不完成决不罢休。洋洋万言，一夜成文。第二天是星期六，恰好正值隔周进行的星期六下午集中大队部学习的时间，此时的朝科胸有成竹、信心满满。他决定趁去大队集中学习的机会，第一个向大队“教育革命领导小组”递交这份上大学的《申请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