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0章朱夫子楚辞集注

　　南宋高宗建炎四年，朱熹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三明市尤溪县），后随母迁居建阳崇安县。晚年定居建阳考亭，故后世有考亭学派之称，其游历甚广。建阳也被誉为“南闽阙里”。南宋诗人、哲学家，教育家。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继承了北宋程颢、程颐的理学，完成了理气一元论的体系。
　　朱熹为绍兴十八年（1148年）进士，绍兴二十一年授任泉州同安主簿，绍兴二十二年到任。任满后，请求为辞官，潜心理学研究，四处讲学，宣扬他的“太极”即“天理”和“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体系，成为程（指程颢、程颐）朱学派的创始人。
　　朱熹任同安主簿前后5年，经常往来于泉属各地访友求贤，寻幽览胜。同安至泉州相距百余里，安海地处泉同之间，为必经之地,因此，朱熹往返两地，常在安海歇息过夜。每次路过安海，则访问朱松遗迹遗事，招集镇中耆儒名士讲论经学，对安海文风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淳熙二年（1175年），与陆九渊为首的另一学派在信州（今上饶）鹅湖寺相聚，就两学派之间的哲学分歧展开辩论。
　　淳熙五年（1178年），经宰相史浩推荐，朱熹出任南康（今江西星子县）知军。八年三月至八月，朱熹任江南西路茶盐常平提举，来到抚州常平司官邸。在任期间，他募集钱粮赈济灾民，百姓得以安生。拟调直秘阁，他以捐赈者未得奖赏不就职。宰相王淮以浙东大荒，改荐朱熹为浙东常平提举。待捐赈者得到奖励，他才赴绍兴就职。后官至秘阁修撰、焕章阁待制兼侍讲。
　　绍熙间（1190年～1194年），朱熹应在祥芝芝山讲学的著名学者邱葵的邀请，到芝山游览，与邱葵互相唱和，并留下题咏芝山的诗文，其诗曰：“床头枕是溪中流，井底泉通石下池。宿客不怀过鸟语，独闻山雨对花时。”后人将此诗刻石立碑于芝山上。
　　庆元二年（1196年），为避权臣韩侂胄之祸，朱熹与门人黄干、蔡沈、黄钟来到新城福山（今黎川县社苹乡竹山村）双林寺侧的武夷堂讲学，并写下《福山》一诗。在此期间，他往来于南城、南丰。在南城应利元吉、邓约礼之邀作《建昌军进士题名记》一文，文中对建昌人才辈出发出由衷赞美。又应南城县上塘蛤蟆窝村吴伦、吴常兄弟之邀，到该村讲学，为吴氏厅堂书写“荣木轩”，为读书亭书写“书楼”，并为吴氏兄弟创办的社仓撰写了《社仓记》。还在该村写下了“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观书有感》）的著名诗句。朱熹离村后，村民便将蛤蟆窝村改为源头村，民国时曾设活水乡（今属上塘镇）以纪念朱熹。在南丰曾巩读书岩石壁上刻有朱熹手书“书岩”二字，在岩穴下小池壁上刻有朱熹手书“墨池”二字。
　　朱熹还先后到过乐安、金溪、东乡等地。在乐安流坑为村口“状元楼”题写了匾额。应陆氏兄弟之邀，到金溪崇正书院讲学，并书“一家兄弟学，千古圣贤心”相赠。在东乡路过润溪（水名）时，留有《过润溪》诗。
　　庆元六年卒。嘉定二年（1207）诏赐遗表恩泽，谥曰文，寻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公。淳熙九年，冯去疾提举江南西路，特建南湖书院（今富奇汽车厂址），以纪念朱熹。
　　朱熹的《楚辞集注》，值得关注。
　　《楚辞集注》八卷。附《楚辞辩证》二卷，《楚辞后语》六卷。
　　《楚辞集注》作于朱熹任潭州（今湖南长沙市）荆湖南路安抚使时（1193年），或者有感于赵汝愚被罢相出朝之时（1195年）。《楚辞集注》书前题署的时间为庆元五年(1199)，可知成书于1199年。
　　《楚辞集注》一至五卷以王逸《楚辞章句》为依据，定屈原作品25篇，为《离骚》类，并将《离骚》以外各篇，冠以“离骚”二字。其编次为：卷一《离骚经》，卷二《九歌》，卷三《天问》，卷四《九章》，卷五《远游》、《卜居》、《渔父》。卷六至卷八为《续离骚》类，并于各篇之上冠以“续离骚”三字。其编次为：卷六《九辩》，卷七《招魂》（上宋玉）、《大招》（景差），卷八《惜誓》、《吊屈原》《鵩鸟赋》（上贾谊，《哀时命》（庄忌）、《招隐士》（淮南小山）。
　　《续离骚》类的篇章取舍与《楚辞章句》不同，因朱熹认为“《七谏》、《九怀》、《九叹》、《九思》虽为骚体，然其词气平缓，意不深切，如无所疾痛而强为呻吟者”（《楚辞辩证》上目录），故悉删而不录。并增补贾谊《吊屈原赋》与《鵩鸟赋》，又将扬雄的《反离骚》附录于后。
　　《集注》注释体例，多以四句为一章（偶尔有六句、八句为章的），先释词之音义，再释章之大意。每篇题下有小序，属题解，对作者、题意、写作背景、作意等加以简明阐述。多取《楚辞章句》说法，又颇发挥己见。仿《毛诗》体例，于某些章下，以赋、比、兴手法加以诠释。
　　《楚辞辩证》分上、下卷。上卷《离骚》、《九歌》，下卷《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九辩》、《招魂》、《大招》。列专条考证旧说得失。《楚辞后语》系据晁补之《续离骚》、《变离骚》补定而成。录自荀况至吕大临五十二篇作品。此为未完成稿，只有前十七篇有解题、注释，后三十五篇只有解题而无注释。录拟骚之作，意在说明《楚辞》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朱熹注释《楚辞》，是有其政治目的的。南宋时期，宋金民族矛盾尖锐，在宋统治集团内部存在主战、主和两派，朱熹属主战派，他借注《楚辞》发挥这一观点。极力颂扬屈原忠君爱国之心与高尚品质，以寄托自己的爱国之情；同时斥责扬雄失节，臣侍王莽为“屈原之罪人，而此文（《反离骚》）乃《离骚》之谗贼矣”（《反离骚》解题）。此实为对投降派及混在主战派阵营中的投机者的间接批判。
　　《集注》是在汲取王逸《楚辞章句》与洪兴祖《楚辞补注》的成果基础上撰写的，既肯定了《章句》与《补注》在训诂方面的成就，也指出其在释义上的不足。
　　其学术价值在于：
　　一、对王、洪的误解加以辩证。如关于《九章》，王逸说：“《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于江南之野，思君念国，忧心罔极，故复作《九章》。章者，著也、明也，言己所陈忠信之道甚著明也。”(《楚辞章句•九章》解题)。洪无异说。朱熹对王逸的某些望文生义之说，加以纠正：“《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既放，思君念国，随事感触，辄形于声。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也”（《楚辞集注•九章》解题）。从《九章》各篇诗的内容看，朱的说法颇符合实际，并广为后人认同。
　　二、另立新说。如《招魂》，朱熹认为不但可招死人之魂，也可招生人之魂。“后世招魂之礼，有不专为死人者，如杜子美《彭衙行》云：暖汤濯我足，剪纸招我魂”，盖当时关、陕间风俗。道路劳苦之余，则皆为此礼，以祓除而慰安之也。”（《楚辞辩证•招魂》）。此说不失为创见。
　　三、探求作者言外之意，阐发微词奥义。如释《离骚》“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云：“言与世已不同矣，则但可屈心而抑志，虽或见尤于人，亦当一切隐忍而不与之校。虽所遭者或有耻辱，亦当以理解遣，若攘却之而不受于怀”。因此，《集注》为继《章句》、《补注》之后影响较大的一部《楚辞》注本，受到学者们的普遍重视，并且流传极为广泛。但此书亦有一定缺点。朱熹从其理学观点出发，认为此书可“增夫三纲五典之重”（序）；对表现手法极为丰富的《楚辞》，仅用赋、比、兴加以概括，未免迂腐；亦有望文生义之病，如将《怀沙》解为怀抱沙石自沉的意思；有的注也欠准确，这些都是应当抛弃的。
　　朱熹的长期从事讲学活动，精心编撰了《四书集注》等多种教材，培养了众多人才。他的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其中最值得关注的，一是论述“小学”和“大学”教育；二是关于“朱子读书法”。
　　朱熹在总结前人教育经验和自己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基于对人的生理和心理特征的初步认识，把一个人的教育分成“小学”和“大学”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阶段，并提出了两者不同的教育任务、内容和方法。朱熹认为8~15岁为小学教育阶段，其任务是培养“圣贤坯璞”。鉴于小学儿童“智识未开”，思维能力薄弱，因此他提出小学教育的内容是“学其事”，主张儿童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具体行事，懂得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养成一定的行为习惯，学习初步的文化知识技能。在教育方法上，朱熹强调先入为主，及早施教；要力求形象、生动，能激发兴趣；以《须知》、《学规》的形式培养儿童道德行为习惯。朱熹认为15岁以后大学教育，其任务是在“坯璞”的基础上再“加光饰”，把他们培养成为国家所需要的人才。与重在“教事”的小学教育不同，大学教育内容的重点是“教理”，即重在探究“事物之所以然”。对于大学教育方法，朱熹一是重视自学，二是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相互交流。朱熹关于小学和大学教育的见解，为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增添了新鲜的内容。
　　“朱子读书法”六条，即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这是由朱熹的弟子对朱熹读书法所作的集中概括。其中循序渐进，包括三层意思：一是读书应该按照一定次序，前后不要颠倒；二是“量力所至而谨守之”；三是不可囫囵吞枣，急于求成。熟读精思即是读书既要熟读成诵，又要精于思考。虚心涵泳中的“虚心”，是指读书时要反复咀嚼，细心玩味。切己体察强调读书必须要见之于自己的实际行动，要身体力行。着紧用力包含两方面的意义：一是读书必须抓紧时间，发愤忘食，发对悠悠然；二是必须精神抖擞，勇猛奋发，反对松松垮垮。居敬持志中的“居敬”，强调读书必须精神专注，注意力高度集中。所谓“持志”，就是要树立远大志向，并以顽强的毅力长期坚守。“朱子读书法”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我国古代对于读书方法的研究成果，其中不乏合理的内容，值得我们借鉴。
　　人们曾用这样的话赞美朱熹：“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归。”乾道三年（1167），偕学生林用中、范念德从福建赶赴岳麓书院，与张栻会讲三月，会讲的主要议题是“太极”和“中和”，然后同游南岳。朱张会讲，盛况空前，学生多达千人之众，其声势为全国之最，史称湖湘学派自此之后，才去短集长，臻于成熟。淳熙十二年（1185），他还动员衡州官府重修石鼓书院，提出把书院办成德行道义之实的教育机构的方针，使书院教育走上正轨。在石鼓书院复兴后，应湖南提刑宋若水之请，撰写了一篇名垂千秋的《石鼓书院记》，由张栻亲书，后人镌制成石碑，置于石鼓书院内，使“石鼓有声于天下”。他一生三次监南岳庙，但都只是遥领食俸，并未亲临南岳。明万历中（1587～1598），与李宽、韩愈、李士真、周敦颐、张栻、黄干同祀石鼓书院七贤祠，世称石鼓七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