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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喷薄欲出

作品名称:开天辟地      作者:绿叶草根      发布时间:2013-01-20 17:34:54      字数:8253

  第28章喷薄欲出
  
  一、革命先烈彭干臣
  彭干臣,安徽英山县(1933年,后隶属湖北省),落令河村人,中农家庭出身,1919年考入安徽省第一师范学校。在《新青年》等刊物影响下,1921.04他与蔡晓舟等4名革命青年在安庆创建了安庆社会主义青年团。6月,在青年团和省学联领导下,爆发了驱赶军阀和要求增加教育经费的“6.2“学潮。彭干臣等学生代表率领一师、法专、一中等中高等学校学生前往省议会请愿。当几位代表要求见议长和议员进行交涉时,安庆镇守使马连甲下令对学生进行镇压,一师学生姜高琦、戴文秀等当场倒在血泊中,随之爆发了罢课罢工罢市的”三罢“斗争,迫使军阀增加了教育经费,并抚恤了姜高琦家属。
  安庆学界在菱湖公园建造了姜高琦烈士墓。在姜高琦血衣亭子里,彭干臣满怀激情地题词:“干革命的真精神是干,是要彻底的干”。
  “6.2”学潮后,省学联改组,彭干臣、许继慎、汉清泉等被选为学联委员。
  1923年“二、七”惨案后,彭干臣等组织省各界“二、七”惨案后援会,汇出两千块银元捐助死难者家属和受伤工人,并编印了《二七惨案特刊》。
  是年秋,曹锟贿选当上总统,安徽省学联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贿选的示威游行。并捣毁贿选议员张衍、何雯的住宅,与警察发生冲突。第二天,反动报纸登载“暴徒”、“学匪”暴乱的消息,称彭干臣为“敢死队队长”。不久,北洋政府下令通辑,追捕学生领袖36人。彭干臣亡走上海,寄住在律师李次山家。是年6月,陈独秀派柯庆施到安庆重新建团,12月建党,彭干臣这时任一师党支部书记。
  1924.05,安庆党组织选派彭干臣、许继慎等人赴上海,考取了黄埔军校第一期。东征陈炯明,他与陈赓同在一个连队,他任连长,陈赓任党代表。彭干臣身先士卒,屡立战功,因而屡次晋级。在战斗中,他失去一支手指,战友为他惋惜,他却笑而吟诗:
  
  革命诚艰巨,吾指何足惜,
  留得头颅在,可为党效力。
  
  1925.10,党派他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6,受命提前回国参加北伐。叶挺独立团扩编为24师,叫挺任武汉镇守使时,彭干臣是卫戍司令部参谋长。叶挺西征夏斗寅板军时,彭干臣代理卫戍司令。南昌起义后,接替朱德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发布安民告示,维持治安。
  1928年,已是中央军委委员的彭干臣奉中央之命,协助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工作,同年,李次山将其女江鲜云介绍给彭干臣成婚。
  1929年夏,周公代表中央在上海领导举办军政干部训练班,彭干臣以经理身份与妻子一起负责训练班的具体工作,地址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和麦达赫同路(今泰兴路)一幢三层楼花园洋房里,学员中有著名的共产党人许光达、王首道、张爱萍、黄大青和蔡申熙等。教课的有周公、李立三、项英等。周公每次都化装,由邓颖超陪同前往。彭干臣夫妇负责学员的接送、住宿、膳食、上课和安全。在白色恐怖下,训练班共办了三期,每期三十人,自始至终,从未出过差错。周公称赞彭干臣是“一位出色的将才经理”。
  1930.05,彭干臣携妻赴奉天任满洲省委军委书记,组织东北地区的军事斗争。同年12月,到天津任顺直省委军委书记。1931年他又回上海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上海“一、二八”抗战时,彭干臣积极协助岳父李次山和闸北区委书记蒋经开,将上海安徽中学的爱国师生组织成一个营的义勇军,协同十九路军抗击日军。这营壮士大多为国捐躯。
  此后,李次山发起皖民抗米抗捐斗争,并领导上海抗日救亡活动,成立了东北义勇军后援会,李次三,褚辅成、杜重远和黄炎培均为该会常务理事。蒋介石诬蔑该会假抗日救亡为名,行毁党祸国之灾,并以此罪名和其他罪名,把李次山开除出国民党,抄了家,并投入牢房。1936年,李次山在高压迫害下“虚归道山”。
  1932年,彭干臣奉命赴湘赣根据地工作,后来,他任赣东北红军参谋长,彭杨军校校长。
  1934年秋,王明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中央代表曾洪易把彭干臣单独囚禁起来。是年终,方志敏奉中央之命率抗日先遣队出师北上。1935初,彭干臣协助方志敏率红十军团二万多人北上,牵动大量敌军,名震一时,后在赣东北陷入重围,方志敏被敌人俘虏,彭干臣在苦战中牺牲。
  李次山在临终前,嘱人把彭干臣家属送往英山。当时,中共英山中心县委书记魏文伯(化名魏新民)将彭干臣的子女转送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
  1950年,周公致书英山县的一位烈士之女,内称:彭干臣为国牺牲,伟大光荣。
  1956年夏,陈赓大将奉周公之命,把彭干臣之子彭伟光送到中南海紫光阁,周公把彭伟从头到脚端详一番,对邓颖超说:“是的,他是彭干臣的儿子。”邓颖慈母般地对彭伟说:“你爸爸在上海和我们一起秘密工作。他是一个机智乐观、干起事来不顾一切艰难的人。对于他的牺牲,我们是很悲痛的。今天见到你,我和周伯伯都非常高兴。这样,对我们失去的战友彭干臣烈士就有所交待了。”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实现了周公的遣愿,使彭干臣在内的一批被湮没的英雄得以重见天日。
  
  二、恽代英和利群书社
  
  
  长江流过荆楚,荆楚人才辈出,除了中共创始人中的董必武、陈潭秋外,恽代英亦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辉煌的一页。
  恽代英,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教官。原籍江苏武进人,1895年生于湖北武昌。中华大学毕业。学生时代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是武汉地区五四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1920年创办利群书社,后又创办共存社,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
  利群书社是一个半工半读的进步团体。它经售《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新青年》等革命和进步书刊。社员们一方面参加卖书、送报、采购、记账、做饭、洗衣等劳动,一方面自修课程,恽代英主持书社全面工作,领导大家彼此切磋,相互帮助,在学业和社会的了解上都有了进步。
  为实行工读结合,经恽代英倡议和推动,利群书社先后组织了利群毛巾厂和黄冈浚新小学。恽代英和社员们经常下厂下乡,接触工农、向工农学习。
  恽代英还为毛泽东代售《湘江评论》。毛泽东的《创刊宣言》特别是《民众大联会》等雄文,在武昌进步青年中广为流传,赢得了解恽代英等一批进步青年对他的钦佩。
  湖北督军王占元血腥镇压武汉爱国学生运动,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六一”、“六三”惨案。恽代英怒火满腔,挥笔写了《武汉学生被官厅解散最后留言》,将惨案真相公诸于世,愤怒声讨王占元捕杀学生的滔天罪行。他将该文油印稿寄给毛泽东,毛泽东立即在《湘江评论》临时增刊第一号(1919.07.21)上刊出。
  1919岁末,毛泽东率驱张代表团赴京,途经武昌,住在恽代英处。两位战友一见如故,抵掌夜谈,共同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交谈中,恽代英说出创办利群社的计划,毛泽东十分赞赏,连声称好,并将驱张宣言交给恽代英。恽代英马上交给互相社、仁社的成员,广为散发。
  1920.02,利群书社开始营业,是年夏,毛泽东的文化书社也在长沙诞生。两社交往密切,往来不断。恽代英和利群书社成员廖焕星到长沙、衡阳活动;文化书社成员唐际盛、卢斌等人到长沙第一师范二部学习。利群书社办起了利群毛巾厂,实行半工半读,搞得有声色。文化社也办起了织布厂。毛泽东请利群毛巾厂派人帮助他们,恽代英将林育英(张浩)派去协助文化书记。
  文化书社与利群书社都出售马克思的著作和革命及进步报纸书刊,成为长江中游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新思想的阵地。
  
  三、深情依依
  
  1921.06.29傍晚,湖南长沙小西门码头,天黑细雨,风平浪静,中年的谢党哉为毛泽东、何叔衡送行,送了一程又一程,直到毛、何执意不让再送,谢才停步,六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毛、何接李达通知要去上海参加中共“一大”。毛、何走了一程,回头一望,谢党哉还没走。二人摆手让他同去。他挺着高大的身驱一直目送毛、何消失在茫茫夜雾中,他才慢慢扭头回去。
  谢觉哉,清末秀才,此时虽还未加入中共,却早就忧国忧民、追求进步、从事民主改革活动了。他目前除了教书和其他职务外,还主编《湖南通俗报》。毛泽东常读此报,不时与谢觉哉为办好报纸办交换意见,为谢哉觉义务参谋。
  1925年,谢哉觉加入中共后,又相继主编《湖南民报》、《湖南半月报》,毛泽东给以诸多关心和支持。
  
  四、何叔衡
  
  毛泽东终生难忘、黄三也终生难忘的何胡子,大名叫何叔衡。
  何叔衡,湖南宁乡县人,生于1876年农历五月初五即端午节。他从小随父亲在家一边读旧学,一边干农活,20岁考取秀才,又与三个好朋友一起在云山小学教过书,他们四人被人称之为“云山四友”。云山四友后来由何叔衡带头,先后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在学校里组织学生会,提倡写应用文,学习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何叔衡30岁才上长沙第一师范讲习科,他不耻下问,以学习知识为荣。在学校的礼堂里,他向同学学做体操,练习跳舞。舞蹈是最简单的那种集体舞。照音乐走舞步,动作很简单。他年龄大,手脚不活动,动作不协调,常常引人发笑。他既不笑,也不灰心,他想着把各样知识学好,将来才能把学生教好。
  1918.04.14,是个星期天,毛泽东从一师来到附小,告诉陈绍休、李维汉和黄三,明天到蔡和森家开新民学会成立会。
  翌日成立会,何叔衡一直在场,还发表了质朴的意见。但他认为年龄太大,不配与20岁的青年们为伍,便没有入会,后经毛泽东和众人七说八劝,在1918.08发展第二批会员时,何叔衡终于加入了新民学会。
  何叔衡在一师讲习科毕业后,与毛泽东、周世钊一起在楚怡小学教书,并积极参加新民学会的一切活动。1920年,他在毛泽东领导的驱张运动中,率代表团到衡阳,和第三师的夏明翰等人一起做宣传鼓动工作,并亲自向吴佩佩孚做工作。
  1920.09,何叔衡被任命为湖南通俗教育馆馆长,主办《通俗日报》、谢觉哉、周世钊也在那儿当编辑,熊瑾玎管总务。开会讨论报纸工作时,毛泽东也参加,常提出些好意见、好办法。大家把《通俗日报》办得很有生气,发行量从过去的六七百份增加到六七千份,成为在湖南影响很大的进步报纸。
  1922.05,反动军阀赵恒惕下令查封《通俗日报》以后,何叔衡又协助毛泽东先后办过船山学社、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等革命组织,还共同发起留法勤工俭学活动,二人配合默契,工作有成。大家评论他俩是:毛润芝所谋,何胡子所趋;何胡子所断,毛润芝所赞。
  毛泽东、何叔衡一起参加中共一大后,回湘开始着手建党。他俩主办的湖南自修大学1923年被迫解散以后,学生们大部分都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此时,中共湘区委员会又创办了两个类似党校的“湖南学校”(又称“湘江中学)”,公开招生,何叔衡担任校长,姜梦因作教务长,夏明翰、罗学瓒、郭亮、陈昌、曹典琦、萧三等都是教员。
  湘江学校没有湘江学会,会员有毛泽东、何叔衡、罗学赞、夏明翰、廖锡瑞、熊董玎、姜梦因、陈昌等12人。学校初办时,因资金困难,会员每人拿出50元作开办细费。职工队伍昌并将自己的薪金拿来资助办学,还把自己收集的书也赠给了学校。
  
  五、马林和尼克尔斯基
  
  上海、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武汉、济南、长沙、广州等地以及在日本、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中都有了相同性质的组织。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积极活动,与工人运动结合,使中共建党条件日趋成熟。
  1921.01,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伊尔库茨克)代表维经斯基再度来到北京。李大钊在北大图书馆两次会见了他,并组织北京小组的成员与他座谈。维经斯基希望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和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迅速联合起来,举行中共一大,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李大钊完全赞同他的意见。
  3月,李大钊著文论述了这件事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维经斯基对于此次中国之行,甚为满意,因与各地小组的联系已有李大钊负责,所以,他就向远东书记处汇报了中国之行,远东书记处又把情况在电报上向共产国际和列宁作了汇报。
  此时,世界局势又有了变化。
  苏俄虽然粉碎了十四国武装干涉军,而无产阶级革命只在苏俄周边小国成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久候不来。
  1920.07.19—08.07,列宁再度召集各国共产党、社会党共67个组织的210余名代表,举行共产国际二大。大会通过了《共产国际章程》和《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明确规定共产国际是世界性共产党组织,加入共产国际的各国政党都是它的一个支部。这一规定,利在阻止各种机会主义分子混入共产国际,弊在不适应各国千差万别的情况而搞一刀切,势必滋生强迫命令与教条主义等等负面影响。
  李大钊感谢苏俄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和帮助,并请他向列宁转达中国同志对他的敬意。他说:“你们开辟的十月革命的道路已经成功了,给我们作出了榜样,我们也将坚定不移地走这一条道路,直到赤旗插遍全世界!”并提出,希望共产国际派两位同志来华,帮助建党,同时交流革命斗争经验。
  大会还通过了列宁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与《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的报告》,把眼光转到东方各国,鼓励和支持各国建产共产党式社会党组织,宣传共产主义,发动反帝民族革命运动。
  为贯彻共产国际二大精神,加强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联合,1920.09.01—08,共产国际执委会在伊尔库茨克召开了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中国、印度、日本、朝鲜、土耳其等国的150余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大会发表了对东方民族的宣言,号召东方各民族人民团结起来,开展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在会上作了长篇报告。他说:70年前,我们的导师卡尔﹒马克思发出过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我们,卡尔﹒马克思的学生,他的事业的继承者们,可以把这个公式加以扩大和补充,我们可以说:“全世界无产者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大会还决定,成立东方民族宣传委员会,开办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用三种文字出版《东方民族杂志》。这次大会,可以说是共产国际二大的继续和补充,它时于推动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的革命运动起到了积极作用。
  为了加强共产国际同远东各国革命者的联系和对远东各国革命运动统一领导,1921.03,共产国际正式建立了远东书记处(驻赤塔)。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内设置按国别划分的科,如日本科、中国科、朝鲜科、蒙藏科。各科均由该国共产党人主持,也有部分苏俄工作人员。中国科的第一书记是张太雷。其任务主要是沟通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并协助解决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与共产国际关系方面所出现的问题。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的建立,标志着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正式开始。
  恰在此时,维经斯基关于对中国情况的考察报告转到了共产国际和列宁手里。
  列宁读了远东书记处发来的电报,了解了维经斯基中国之行的情况和李大钊的要求,马上召季诺维也夫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拉狄克共商中国革命问题。三人商议结果,对中国一方面建立共产党,一方面扶持孙中山的国民党,然后促进国共两党合作,庶可联合一致,打倒全国的各派反动军阀。李大钊要求派两个人去,列宁提了远东局的尼克尔斯基,狄克则推荐了享克?斯利夫内特即马林。实际上,共产国际早在1920.08,就已决定派马林常驻中国。
  列宁对拉狄克的意见马上表示赞同,因为他也十分了解马林。
  马林,荷兰人,原名享克?斯利夫内特,熊腰虎背,身材伟岸,络腮胡,金丝镜,当时40岁上下,来华后胡须剃去多半,只留短短胡须。他通晓英、德、法语,精通俄语,以荷属(殖民地)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参加共产国际二大,列宁在二大上结识此人。列宁曾与马林交谈几次,对马林非常赏识,让他协助起草二大的《民族与殖民地问题提纲》,新当选为执委会委员,列宁又任命他为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秘书,而列宁则兼任这个委员会的主席。
  列宁亲自向马林交代任务,并作了详细指示,然后以共产国际全权代表去中国执行任务,并让他到上海与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兼远东局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会合,以使任务完成得更圆满。
  马林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第一位正式代表。
  马林,1883年生于荷兰鹿特丹,读书能过目不忘,在阿姆斯特丹念大学,主攻政治经济学,研究了《资本论》,19岁参加荷兰社会民主党,被派去爪哇群岛工作,曾发起组织、成立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此次奉了列宁之命,化名安德雷森作远东之行,从威尼斯乘轮船,经印度洋、马六甲海峡、中国南海、东海,于1920.04动身来华,于06.03抵达中国第一大商业都会上海。
  因种种原因,马林未走“维经斯基故道”,而是直接到了上海。
  主要原国是共产国际远东局对中国情况了解不准确,与吴佩孚合作,而不与孙中山合作,而且认为张作霖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工具,因而敌对张作霖。孙中山则认为吴佩孚是老牌帝国主义的工具,而张作霖与日本帝国主义有矛盾的一面。中国太复杂,远东局顾此失彼,搞错了合作对象。
  中国北方的情况,他一点也未掌握,而且,控制中国东北的日本侵略者已经知道马林赴华,不准他通过满州里,他只好带着暗号,到上海先与接替维经斯基的尼克尔斯基会合,再从上海打开工作的突破口。
  中午,轮船靠岸,马林无心观赏黄浦两岸风光景物,却特别注意接应之人。果见到一两洋人,手拿一张报纸,独立码头棚栏边。马林不动声色,上得岸来,手提一只大皮箱朝握报人走去。去至身前,用英语问讯,对方亦用英语回答。
  “先生,你拿的可是今日的《字林西报》?”
  “不是,是《电报》。”
  “有几版?”
  “是号外。”
  暗语对过,握报人挥手招一辆马车,二人上车,车夫速行。刚行不远,见身后一人,头戴巴拿马草帽,也雇一辆马车跟踪而来。持报人以车资加倍,请车夫速往霞飞路,好歹摆脱了那巴拿马草帽。
  到了东方饭店,平安住下,才问持报人,乃赤色职工国际派驻中国代表弗兰姆。弗氏告知马林,英国情报机关已知马林行踪,要求中国不允许马林在上海登岸。现虽已平安上岸,危险依然存在。
  翌日,马林与尼克尔斯基会合。尼克尔斯基,23岁的俄国小伙子,高挑身材,待人热情。他给马林介绍了中国和上海的现状详情。
  马林、尼氏二人很快接上关系,又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接了头。马林同李达、李汉俊会面,低声用英语交谈。湖北人李汉俊,潜江人,1920.12担任上海小组代理书记,懂英、德、日、法四门外语。李达1921.02接任上海小组代理书记,懂英、日两门外语。
  马林、尼克尔斯基与“二李”交谈之后,马林又到北京专门找李大钊商谈,取得一致意见后,李大钊派张国焘护送马林到上海。张国焘回北京后,马林与李达、李汉俊商议,同时与陈独秀书信交谈。各小组的意见达成一致后,由李达、李汉俊写信通知北京、广州、长沙、武汉、济南和海外的共产主义代表前往上海,参加中共一大的建党工作。
  各地党组织接到上海发来的通知,都非常重视,很快派出了自己的代表。身负重任的代表们,通过各种途径赶赴上海。
  由于党的组织处于秘密状态,又没有统一的章程,所以各地产生代表的办法不尽相同,到达上海的时间也先后不一。
  共产党北京支部接到通知后,专门在暑期补习学校开了一次会,推选去上海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李大钊是发起人之一,本应是当然的代表,但他因公务繁忙,脱不开身,所以会议经过讨论,推举张国焘、刘仁静作为共产党北京支部的代表。
  张国焘会后立即动身赴上海,参予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刘仁静于6月底启程,并在南京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年会之后,于7月上旬到达上海。
  广州共产党支部接到通知后,也开了一次专门会议。除广州的成员外,陈独秀和武汉来的包惠僧也出席了会议。陈独秀说他因一件公务上的急事不能离开,提议派陈公博、包惠僧两人去上海参加代表大会,还要包惠僧在开完上海的会议后直接回武汉。这一提议得到了大家的同意。
  陈公博于07.14同他的新婚妻子经香港转赴上海,07.21到达。包惠僧原是武汉小组负责人,不属于广州小组,所以算是陈独秀指定的代表,他于07.15从广州乘海轮北上,20日到达上海。
  湖南共产党组织的发起人毛泽东、何叔衡决定亲自前往上海出席代表大会。当时长沙的政治环境非常恶劣,他们不得不秘密行动。06.29,一个漆黑欲雨的夜晚,毛泽东、何叔衡登上了长沙开往武汉的轮船,然后由武汉转赴上海。
  武汉小组所派代表董必武、陈潭秋,07.20到达上海。
  济南代表是王尽美、邓恩铭。张国焘从北京去上海时,在济南下车停了一天,对王尽美、邓恩铭表露了一些左倾观点。张国焘走后,他们随即也乘火车南下,所以抵沪时间较早。
  旅日小组由于路程远,所以晚到一些。他们决定让周佛海利用暑假回国开会。周佛海从日本鹿儿岛动身,抵沪时已是七月中下旬间。
  旅法小组因路程过于遥运,时间上已来不及,因此就没有派代表回国参会。
  上海共产党组织的代表是李达、李汉俊,他们除参加大会外,还负责会议的筹备、联络和会务。李达夫人王会晤,为各地来的代表们准备好了住处。
  07.23,外地代表全部到齐。
  于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日子来临了!
  
  2012-9-8渝秀改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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