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北方吹来十月的风

莫斯科，源于巴尔达语，意为“密林”。密林中流出了莫斯科河，莫斯科城因莫斯科河而得名。
1147年，第一居民区在莫斯科河边诞生，它是莫斯科城的前身。居民区中有了一个木制的小城堡，这里又是克林姆林宫的前身。
自公元12世纪，俄罗斯人在一次次的征战中发展了一座莫斯科城，尤其是13世纪，鞑靼蒙古人向西的扩张，给莫斯科的发展创造了一个空前的良机。莫斯科成了物流和交换的中心。虽然18世纪的被得大帝将都城搬到了圣彼得堡，但莫斯科并没有失去中心的位置，因为所有的沙皇都要到莫斯科加冕。
莫斯科曾被横扫欧洲大陆的拿破仑一把火烧掉了木头城，但是俄国人民最终把拿破仑赶出了俄罗斯，莫斯科又成了重生的火凤凰。
如今劳动人民当家做了主人，使莫斯科更加辉煌；克林姆林宫，列宁主义占据着核心位置；红场燃烧着全世界共产主义者的希望。
刚刚成立的苏维埃政权面临的是可怕的饥荒和敌人的疯狂破坏，然而，更迫切的任务是：组织国家经济建设，巩固苏维埃政权。
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列宁对社会主义的基本设想是：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无商品、货币的产品交易，实行严格的劳动纪律。列宁当时认为，按照这种构想建立起来的制度，能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
然而，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长青。列宁曾多次引用歌德的这句名言，他也在开创社会主义苏维埃政权建设时实践着这一准则。
1918春夏时节，美、英、法、日纠集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乌克兰和其他反苏维埃国家共14个国家100万军队武装干涉苏俄。
在苏俄红军同干涉军作战的同时，布尔什维克党加快了同世界各国主要是欧洲各国的共产主义联合的步伐。
此时，而对饥饿、叛乱、内战、党内分歧、外国干涉，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的困难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小农经济犹如汪洋大海，而资本主义经济又相对落后，大工业生产远远没有发展起来。这些就是苏维政权所面临的俄国实际。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战时共产主义经济政策是必要的。但是它的局限和有害性逐渐显示出来：它挫折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加重了连年战争造成的困难。
在理论与实际相冲撞时，列宁总是向实际方面倾斜，他不断地修改自己的理论，以适应变化了的实践。现实使列宁考虑进入社会主义的迂回曲折道路，这条路就是实行新经济政策。
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内容是：用粮食税代替粮食收集制，把私人资本主义引导到“合作制”资本主义等等。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把商品经济关系引入到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之中，把市场经济引入社会主义。
从表面上看，这是从单一的计划经济向后退步。列宁说：“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自己所作的退却都是不够的，必须再退却，再向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
在1918年的俄共七大上，列宁说：社会主义将来是什么样子，什么时候达到完备的形式——这些我们都不知道，也不能说。
他的回答，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基本品格。
苏俄在军事上粉碎了十四国武装干涉，在政治上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在经济上渡过了饥荒，这一切都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
于是，世界革命中心在此，立即成为事实。
1919.03.02—06，在列宁的亲自组织和领导下，共产国际一大在莫斯科克思姆林宫举行。来自欧、美、亚三大洲20多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右派社会民主党的52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大会决定发动各国人民革命，以扰乱干涉军的后方。大会通过了《共产国际行动纲领》、《共产国际宣言》和列宁所作的《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和报告》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的建立，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共产国际设执委会和执行局两大机构，列宁当选为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任执行局书记。
各国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当然支部。
自此，列宁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和领袖。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是国际共运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从1921年起到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的22年中，中共一直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因此，中国革命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都必然地打下了它的烙印。
共产国际成立后，为了推动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发展，针对许多国家尚未成立共产党这一情况，共产国际把帮助各国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当作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
由于共产国际成立之前，北洋军阀政府下令封闭了中俄边境，断绝了中俄交通，使中国的早期革命组织未能派代表参加共产国际成立大会。尽管如此，有关共产国际成立的消息还是通过报刊电台等新闻媒介传到了中国，给正在寻求救国道路的中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李大钊为此专门著文，欢呼共产国际的成立。与此同时，五四运动的爆发，中国工人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些情况也通过各种途径传到了欧洲，引起了共产国际和列宁的密切关注。
所以，就有了维经斯基（汉名吴廷康）“记者团”的中国之行。
北洋军阀害怕十月革命，更害怕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中国燃起类似十月革命的革命烈火。因此，他们拼命扑火，哪怕是一点火星、一点火种。
1920.04虽是早春季节，但却朔风凛冽，春寒料峭。即使如此，浓浓的春意仍闯过寒风，直往人们心中流入。
北大教授、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请俄文系教授鲍立维代表他去迎接春天的使者。鲍立维到北京火车站迎接到了北方来的客人，维经斯基一行。
维经斯基一行，名义是“记者团”，实际是俄共（布）小组，是经共产国际批准，由俄共远东局海参崴书记处的领导人之一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派遣来的。“记者团”又像旅行团，维经斯基、夫人库兹涅佐娃，秘书马马耶夫、妻子马耶娃；翻译杨明斋（俄籍华人、俄名马迈耶夫）。随后从海参崴赶来的萨郝扬诺娃和从哈尔滨赶来的斯托扬诺维奇.伯格曼，也都是俄共（布）党员，协助“记者团”进行工作。
当时，维经斯基的公共身份是筹办“俄华通迅”社的俄文《生活报》新闻记者，实际上他们此行的主要任务是了解中国国内的情况，考察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可能性。
所以，这些北方来的客人是在履行共产国际交给他们的重要使命。而共产国际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列宁，则是第一个把眼光投向中国的世界伟人；他通过五四运动，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和希望。
列宁的眼光，是真正无产阶级导师和战略家的眼光。
维经斯基肩负列宁交付的重要使命，来到了中国。
维经斯基，原名格里格里.纳乌莫维奇.札尔欣（沃依琴斯基），又译维经斯基，在华期间化名吴廷康，笔名魏琴、卫金等。俄国人。是共产国际帮助成立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人。
　　1920年1月到海参威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3月经共产国际同意，受俄共(布)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分部的派遣率领3名俄籍人来中国，4月到北京，结识李大钊、张太雷。后赴上海，会见《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和《星期评论》编辑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等，向他们介绍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情况，帮助创立中国共产党。1920年11月在上海会见孙中山，畅谈中苏关系和苏维埃制度。次年1月离华回国。1927年5月参加中共“五大”。7月回国后被罢黜在共产国际的工作，到全俄农业合作社工作至1929年，后从事教育工作。1953年在莫斯科病逝。
鲍立维奉李大钊之命，迎接到吴廷康（维经斯基）和夫人，才走了几步路，就有几条嗅觉灵敏的北洋警犬似乎闻到了什么，立即在他们一行后面暗地跟踪。
鲍立维是联共（布）党员，以文化联络员身份来华工作，先在北京大学俄语系任教授。鲍立维在北京任教期间经常与李大钊接触，语言沟通上存在障碍，急需一名英语翻译。因鲍通晓英语，又与华北明星报社社长、北洋大学法科教授福克斯相识，因此在他与福克斯会面时提出了紧迫的请求。福克斯当即应允，愿帮其忙。
　　张太雷当时在华北明星报社任翻译兼编辑工作，于是福克斯便将他报社最优秀的一名翻译推荐给了鲍立维。其时，鲍立维受党组织派遣刚从海参崴到达天津，以天津为窗口，了解中国的国情。在福克斯的力荐下，两人在天津见了面。鲍是汉学家，懂汉语言文字，但只会文字表达，而口语交流不畅。自结识了张太雷后，鲍立维经常去天津张太雷处了解情况，进行多方面工作。
　　1920年秋，胡政之被聘为天津《大公报》副刊编辑，邀瞿秋白、耿济之、沈颖等俄文专修馆的同窗吃饭。此后不久，瞿秋白与沈颖同赴天津，采访鲍立维，瞿的俄语说得相当流利。1920年10月16日，张太雷在天津与即将赴俄的北京《晨报》、上海《时事新报》记者瞿秋白长谈，瞿当晚就住在张太雷处。在场的还有五中（即现在的省常中）同学吴南如（即吴炳文）。同窗相聚，自有一种难以割舍的同学之情，当夜自是一个不眠之夜、促膝长谈之夜。吴南如等人的回忆文章中透露的谈话内容不多，瞿与张太雷的彻夜长谈的内容就更是无人知晓的了。
　　更为可惜的是，鲍立维与张太雷的频繁接触，几乎没有什么文字记载。鲍本人更是守口如瓶。迄今为止，尚未见到鲍的任何回忆文章，更未见载于前苏联档案中关于鲍立维和张太雷接触情况的汇报。
　　鲍立维在华期间因贪污公款受到党内处分，后联共（布）派伊文到北京大学来，调鲍到加拿大去工作，鲍立维没有接受组织上的调遣。在这样的情况下，鲍立维又去了天津，后移居国外，不知所终。张太雷深知其事，从此再没有与鲍立维有任何组织上的联系。
　　据说，鲍立维先移居香港，后从香港去了澳大利亚，最后又去了美国。他在美国期间也没有留下片言只字。自此，最先来华工作的联共（布）党员，连同中共早期的建党史料，永远地淹没了。此乃后话，不提。
鲍立维牢记李大钊的嘱咐，装作与吴廷康谈生意。专拣人多的地方边谈边走，从容应付，终于摆脱了特务的钉梢。
鲍立维盛情款待了二人后，又在寓所约李大钊来见，双方经鲍立维介绍，熟同家人，当晚俄共（布）小组都在鲍立维寓所会齐，过了几天，萨赫杨诺娃、斯托杨诺维奇二人也来会合。
吴廷康、李大钊在北大红楼几次密谈、磋商，并在李大钊主持下与在北京的一些进步人士和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青年进行了多次座谈，使吴廷康对中国革命问题有了更透彻的了解。吴廷康兴奋已极，觉得这比在远东局看过的所有资料都要具体得多、生动得多，特别是陈独秀、李大钊分别已经在上海、北京进行建党准备工作的突破性进展，使吴廷康喜出望外；原来五四运动就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原来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在中国产生了那么深刻的影响。
维经斯基既温文尔雅，又直言不讳。通过杨明斋的翻译，他对李大钊表达了他和俄共（布）的意思：“共产国际和列宁同志都对中国共产主义的斗争表示极大的钦佩和寄予极大的希望。中国应该有一个像俄国共产党那样的组织。我们渴望能早日见到共产国际的东方支部。”
“我可以告诉维经斯基先生，在中国，党的组建工作，实际上已经在酝酿过程中了。党的名称还没有商定 ，我建议维经斯基先生，尽早与陈独秀先生见面。”
“ （不明白地）陈，独，秀？”
“我们不清楚陈独秀，伯格曼同志，还有北大的俄籍教授鲍立维（柏烈伟）都只介绍过你李大钊同志。”
“李大钊：不，我跟陈独秀先生还是不一样，陈独秀是中国最有号召力的刊物《新青年》的创办人和主编。”
一个月之后，杨明斋便带着维经斯基走入前大门火车站，坐上了南下的火车，很快抵达上海。

第4章共产主义的幽灵

木日金刀，同心救国，呼风唤雷击长夜。
南陈北李，携手建党，开天辟地著雄文。

1920.02中旬，陈独秀从北京住所后门翻墙遁迹，摆脱了北洋政府北京警察厅的羁绊，回到上海。北京铁窗生活的折磨使得他身体虚弱、疲惫不堪。妻子高君曼带一双儿女从北京赶回上海。此后，她对丈夫的身体尤为关心，甚至要他在一段时间内尽量少外出。同时，她满心希望丈夫在北京被捕受惊的事不再在上海重演。胸怀革命大志的陈独秀告诉妻子，他不属于她一个人，他属于整个四万万人民。
此时，他正殚精竭虑，与李大钊携手筹建中国共产党。
1919年，《新青年》杂志社迁到广州。9月陈独秀由广州回到上海主持五四运动领导工作，《新青年》迁回上海，但仍保留北京编辑部。10月4日下午，法租界巡捕房查抄《新青年》编辑部，拘押了陈独秀等人，后经马林、孙中山等营救，陈独秀等人被保释。虽然有惊无险，但是高君曼心头总是悬着铅块，提心吊胆老是折磨着她。
　　《新青年》又停刊5个月。12月第7卷起由陈独秀一人主编。12月1日第7卷第1号《新青年》刊登《本志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说明》指出“现在从7卷1号起，划一标点符号和行款”。
　　1920年5月1日，《新青年》7卷6号“劳动节纪念号”出版。发表蔡元培“劳工神圣”的题词、孙中山“天下为公”的题词和李大钊的《“五一”运动史》、陈独秀的《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等文章。同时登载《旅法华工工会简章》及唐山、山西、长江等地的劳动状况调查。
　　1920年末，胡适提出《新青年》应“声明不谈政治”，遭到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的反对。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起，《新青年》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公开出版的机关刊物，北京编辑部被取消。
　　1921年2月11日，由于上海《新青年》杂志社出售《阶级斗争》、《到自由之路》等书籍画报，法国巡捕房以“言词激烈，有违租界章程”为借口，将《新青年》杂志社强行封闭。
陈独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未能说动两个儿子延年、乔年。延年、乔年当时都信奉无政府主义，他们在锯木厂拉大锯，半工半读，陈独秀去看他俩，他俩以无政府主义者的习惯，称爸爸为“同志”。陈独秀和两个小同志谈了筹建中共之事，两个儿子居然都不同意。
新文化运动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但除马克思主义之外的形形色色的主义都跑进中国，特别是无政府主义居然占了很大的市场。要建立共产党，就必然同无政府主义和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斗争。
怎样斗争呢？
就在这个时候，陈独秀在上海寓所里迎来了吴廷康一行。
1920.04的一天，陈独秀正在给远在北京的李大钊写信，商讨有关建党的事，高君曼突然前来通报：有一男一女两位俄国人和一位中国人，说从北京特地前来拜访。
三人带着李大钊的亲笔信，他们把信拿给陈独秀一看，方知他们是维经斯基和夫人库兹涅佐娃.萨赫杨诺娃，还有翻译杨明斋。他们由李大钊精心选择了一个机警的青年，以经商为掩护，才护送到上海的。
杨明斋介绍说：“维护经斯基一行在北京期间，结识了李大钊先生，他们表示要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所以李先生介绍他们来专门访问陈先生，了解上海建党的情况。”
陈独秀同维斯基的此次会面，加快了在上海乃至南方建党的步伐。
维经斯基一行在上海除会见了《新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外，还会见了《早期评论》主编戴季陶与编辑李汉俊、沈玄庐，还有《时事新报》负责人张东荪等人。
　　沈玄庐（1883-1928)原名宗传,字叔言，后改名定一,字剑侯,号玄庐,别署子丞。诗人。浙江萧山人。早年任云南某县的知县。曾在家乡推行社会革命运动。辛亥革命初，曾任浙江省参议会议长。1917年与侯绍裴等创办《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五四运动时，参与主编《星期评论》。此时发表提倡新文化思想的文章和新诗。1921年曾与谭平山创办共产主义小组，编辑《劳动与妇女》。他的新诗多反应工农大众的苦难生活和反抗斗争，1920年创作长篇叙事诗《十五娘》，反映农业资本主义化过程中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是其代表作。沈玄庐曾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以后又是杀害共产党人的刽子手。他于1928年8月28日遇刺身亡,划上了毁誉参半的人生句号。
　　沈玄庐是浙江萧山衙前镇人，1883年10月出生在一个官宦家庭。他19岁中秀才，1903年任云南楚雄府广通县知事，在广通兴办教育，以爱民为箴言，因惩治贪官污吏而得罪上司，于1909年辞官回乡。
　　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这一时期，寓居沪上的沈玄庐经常阅读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和李大钊创办的《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并与孙中山、朱执信、胡汉民、廖仲恺等人共商中国社会的改革问题。五四运动爆发，沈玄庐积极参与组织上海各界的声援活动。为了进一步启发民众的革命觉悟，沈玄庐与李汉俊、戴季陶在上海创办了《星期评论》。《星期评论》社当时还有邵力子、陈望道、刘大白、俞秀松、丁宝林等人，在当时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中产生很大影响。
　　1920年春，陈独秀到上海创建共产党组织，住在渔阳里6号，后来这里成了《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和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诞生地。3月间，共产国际派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分局的维经斯基和夫人库兹涅佐娃、秘书马迈耶夫来华了解情况，指导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经陈独秀介绍，戴季陶、沈玄庐与维经斯基建立了联系，参加了陈独秀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沈玄庐与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杨明斋、李达等共同发起成立上海共产党组织，沈玄庐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参与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党纲》。嗣后，沈玄庐和陈独秀等一起指导上海的工人运动，还与俞秀松等在浙江创建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与宣中华、刘大白等浙江第一师范进步师生在杭州成立“悟社”，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
张东荪（1886年—1973年），原名万田，字东荪，曾用笔名“圣心”，晚年自号“独宜老人”。1886年12月9日出生于浙江杭县（今杭州市）。现代哲学家、政治活动家、政论家、报人。曾为研究系、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民主社会党领袖之一，曾任中国民盟中央常委、秘书长。　　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后，任中国公学大学部学长兼教授，国立政治大学、私立光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教授。辛亥革命后，曾参加袁世凯的御用政党----进步党。五四时期依附北洋军阀，为研究系重要成员之一，主编其机关报《时事新报》。1912年出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府秘书。1921年曾参加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会议，不久，以介绍新思想新文化为名，与梁启超等人宣扬基尔特社会主义，挑起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大革命后，张君劢组织国家社会党，出版《再生》杂志，宣传国家社会主义，编辑《自由评论》，参与蒋介石的文化"围剿"。1941年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改称中国民主同盟)，先后任华北支部委员、主任委员。1944年9月被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1946年1月，作为民盟代表之一，出席重庆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8月，国家社会党与民宪政党合并，组成中国民主社会党，为主要领导人之一。在此前后，著文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宣扬走"中间道路"。1948年曾参与北平和平解放的活动。建国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民盟常务委员等职。1951年因卷入“美国特务案”，于1951年6月被破获后，撤消了其民盟内外一切职务，并于1953年5月被开除出民盟。1973年6月2日逝世于北京“秦城”监狱。此乃后话，不提。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陈独秀以亲人之情接待维经斯基一行。在座谈中，陈独秀和维经斯基都认为，在中国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条件已经基本成熟。陈独秀经过同维经斯基、李达、李汉俊等人的反复商谈，使建党工作有了眉目。
说干就干，是陈独秀一贯的风格。
陈独秀确实是敏于行动之人，在与吴廷康（维经斯基）交谈数次以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筹备工作很快就有了长足的进展，并以此推动全国各地共产党组织的建立。
在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座谈中，吴廷康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实际情况和苏俄的对外政策，同时了解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政治形势。在此基础上，吴廷康同李大钊等中国革命者又讨论了建党的有关问题。
吴廷康提议：北京已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我们也不能落后。我提议，上海是不是先组织一个秘密团体——马克思研究会，为共产党的建立做好组织准备，你们意见如何？
众人一致赞同。会上，陈独秀被推选为研究会的负责人。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筹备组成立了，大家举杯庆祝，叮当一片。陈独秀、李大钊两位历史巨人，一南一北相继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实际上已成了共产党发起组的前身。
当时在日本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留学的周佛海暑假回国省亲来到上海，张东荪告诉周佛海，陈独秀要见他，因而他与张东荪、沈雁冰一起去环龙路渔阳里2号见陈独秀，陈独秀与他谈了几句，就叫他参加座谈。
在座的吴廷康正谈话：“中国现在新思想的潮流虽然澎湃，但是：第一、太复杂，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使思想界成为混乱局面。第二：没有组织。写文章、说空话的人多，而实际行动一点也没有。”他建议由《新青年》、《星期评论》、《时事新报》几家联合起来组建中国共产党。话刚落音，却吓走了张东荪。
沈雁冰、周佛海则热烈赞成。周佛海心想：建立一个革命党，就有我们青年的出路。我以后要当一个折冲樽组、驰聘于国际舞台，为国家争光的大外交家。
国民党人赞同吴廷康意见的人比较多。
戴季陶是沈玄庐拉来的，开始时同意；后因孙中山得知此事，骂了他一顿，他就在起草党纲完毕时，指着内中一条：“共产党员不做资产阶级政府的官吏，不加入资产阶级的消费品市场团体。”借口说他不能同孙中山和国民党断绝关系，也退出这一运动。
戴季陶年轻时还是不错的。1905年，14岁的戴季陶赴日本留学，在日本大学（前身是日本法律学校）读法科，在那里认识了蒋介石，日后戴季陶将自己的亲儿子过继给蒋介石，也就是蒋纬国。1909年，回到上海。时值晚清，投奔江苏巡抚瑞澄，被任命为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主任教官。瑞澄奉旨调升湖广总督后，戴季陶没了靠山，辞官另找出路，逐步投向革命派，先当上海《中外日报》记者，继而转入《天锋报》，写出大量的反清文章。几个月后，19岁的他，成为《天锋报》总编辑。清政府已盯上了他，下令拘捕，以致他立即逃到日本躲风，还进了同盟会。回上海后，在《民权报》上写下大量反袁世凯的文章，被袁世凯下令“提究”——关入牢狱。他这时才懂得：“百万锦绣文章，终不如一枝毛瑟（枪）。”被营救出狱后，便直接投身反袁斗争，协助黄兴起义。最后，还在孙中山身旁，当上秘书。陈炯明叛变时，戴季陶劝蒋介石立即回广州，保卫孙中山。
　　1912年5月，财政总长熊希龄签订《监视开支暂进垫款章程》。舆论大哗，群起攻击熊希龄卖国。5月20日，戴季陶在《民权报》上发表署名“天仇”的短文，题曰《杀》。全文曰:“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此四人者中华民国国民之公敌也。欲救中华民国之亡，非杀此四入不可。杀四人而救全国之人，仁也;遂革命之初志，勇也;慰雄鬼在天之灵，义也;弭无穷之后患，智也。革命初成，不少健儿，以全国之国民而无人敢诛此四贼，以救全国人民之生命财产，以保五千年荣誉之历史乎?吾殊不敢以此诬我国民也。”
　　22日，午后4时，租界巡捕房以“鼓吹杀人”为由，拘捕戴季陶入狱。同牢监犯问戴季陶因何被捕，戴慨然说:“苍颉造字累我，鸦片条约病我”，“我住租界，我不作官，我弱，我为中国人，有此种种原因，我遂此矣。”当晚，其妻子探监，勉励说:“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翌日上午，此案开庭审理，戴季陶被交保释放，改期再审。
许多人没有想到，戴季陶还是“五.四”期间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1919年继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之后，戴季陶尝试用马克思主义说明中国伦理问题，称赞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天才”，称马克思是“近代经济学的大家”、“近代社会运动的先觉”，他撰文批判有人企图压制思想解放，说：“翻译马克司（思，下同）的著作和研究马克司批评马克司的著作，岂是可以禁止的？又岂是能禁止的吗？”李立三在一次党史报告中甚至说：“中国党的发生是由六个人发起，陈独秀、戴季陶……”但党成立的时候，戴季陶表示要忠于孙中山先生，不能成为共产党员。由于世界观的不同，戴季陶终于渐渐与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了。后来直接充当蒋介石的“文胆”和幕后参谋。
此时，戴季陶因在上海做投机生意，失败回四川，船到宜昌，投江自杀，遇救后觉得无颜见四川父老，又回上海做投机生意，并与蒋介石结拜为弟兄。
一直到1949年解放前夕，蒋介石逃台湾时，他逃到广州住宋子文家里，想起当年悔不该退出中共建立运动，因而万念俱灰，服毒自杀而死，结束了并不光彩的一生。
离了张屠户，不吃混毛猪，革命自有多人干，其中沈雁冰就是一个。
沈雁冰，原名德鸿，作家，浙江桐乡县乌镇人，1896年生，1916年北京大学预科结业后，进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1921年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是五四运动最著名最有实力的文学社团之一。
沈雁冰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但在1927的白色恐怖中失去了与党的组织联系。
关于党的名称，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陈独秀拿不准，就写信征求李大钊和张申府等人的意见，李、张商量后复信、明确、干脆、果断：“共产国际的意思就叫共产党。”
1920.05的一个早上，三个西装革履的男人就来敲陈宅的石库门了。
举手敲门者是沈玄庐（仲九），一个性急的中年人，手里拎着一瓶日本清酒。他是上海《星期评论》的创办人，浙江省议会议长。
在他身后的一位，则是提着一只小藤蓝的年轻人，而皮黑幼黑，颧骨突出，他叫陈望道，原浙江第一师范大学校的语文教师。
另一个就是戴季陶，陈宅常客了。
陈独秀穿着睡衣下楼，脸上不悦，他昨夜握笔撰文，熬到鸡叫。
陈独秀：（边开门边抱怨）什么事？一个个都是属公鸡的，天还不亮就嚷嚷！（可一看到陈望道，立即表现得喜出望外之状）哟，这不是陈望道先生吗？（边说边露出满面笑容）
陈望道：（打开手提藤篮，规规矩矩地取出一册英文书籍，递给陈独秀）完璧归赵。
戴季陶：（笑眯眯）这叫完壁归陈！还有一册，要完壁归戴！
陈望道：（果然又取出一册书，恭恭敬敬奉上）归还戴先生！
戴：（收下书，对陈独秀解释）我给他的是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是我从东京带回来的，他主要是根据日文版翻译，你那本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供他翻译时做重要之参照，仲甫，你知道不知道，陈望道先生可是躲到他义乌老家挑灯夜译，足足花了三个月工夫哟！陈先生，快取译稿，给仲甫兄过眼！（陈望道从提篮中小心翼翼地捧出一大叠文稿，递给陈独秀）
陈独秀：（掀稿而念）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环视大家，激情难抑）你陈望道已译出了《共产党宣言》就是半个共产党人了。你沈玄庐、戴季陶虽身为国民党员，但向以《星期评论》为壕堑鼓吹社会主义，也该是半个共产党人了。既为国民入道，便是政党。我们上海共产党组织也该应运而生了。”
还不等大家开口，忽有一戴眼镜者推门面入，连呼：“这个主意好！这个主意好！”
李汉俊来了，他也算是上海《星期评论》刊人之一。三个月前，《星期评论》编辑部从爱多亚路新民里5号搬到了他在白尔路三益里17号的秘室，他便成了这本明星杂志的中坚。
随后，沈雁冰、刘大白、陈公培、邵力子、张东荪、施存统、俞秀松等人来了，还有一个女同志也来了。他们都是奉陈独秀之召，前来参加秘密会议的。
1920年5月1日，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李达、俞秀松、陈公培、沈玄庐、施存统等人在上海澄衷中学举行了中国第一次纪念“五一”的集合。大会之后，以《新青年》杂志社为核心，又举行了筹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共产党”的集会。
李汉俊（1890—1927），原名书诗，又名人杰，号汉俊，湖北潜江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早年留学日本，接受马克思主义。回国后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大力推进建党工作，为召开中共一大做出了卓越贡献。1922年回武汉组织学生、工人开展革命活动。1927年被反动军阀杀害，年仅37岁。
　　李汉俊1890年4月出生于湖北省潜江县沱埠垸袁桥村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少年李汉俊聪慧过人，勤于学习，并萌生了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他6岁进私塾念书，有过目成诵的聪慧。小小年纪，就具有多方面的知识，并娴于辞令辩才。李汉俊年幼时曾听他父亲给他讲了中国历史上一次次农民起义的故事，他从中学到了许许多多的爱国历史知识。20世纪之初，中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四方列强大肆侵略，华夏大地已是“瓜剖豆分，千村寥落”。李汉俊如饥似渴地汲取新知识，了解世界发展的大趋势，萌生了拯救国家民族的念头。他说：“我们求学是要成为有用之才，以便有朝一日为国家民族扬眉吐气而出力。”
　　李汉俊是中共创立时期最有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之一，他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被誉为马克思主义的播火者。1904年，年仅14岁的李汉俊东渡日本求学，留日期间受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影响，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李汉俊通晓日、德、英、法四国语言，十分勤奋地学习马克思原著，并用以指导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说：李汉俊是中共中“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1918年回国后他以饱满的热情和旺盛的精力，从事翻译和撰写工作，创办《劳动界》，他参加编辑的《新青年》、上海《星期评论》、《共产党》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的最重要刊物，影响了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等人在内的整整一代革命青年。
五四运动后，李汉俊以人杰、汉俊、汗、先进、海镜、海晶、厂晶等笔名在《民国日报》、《新青年》、《建设》、《劳动界》、《共产党》、《小说月刊》等报刊上发表了60多篇译文和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为早期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做出了杰出贡献。
早在1919年9月，李汉俊就萌发了在中国建党的思想。1920年初，他和李大钊、陈独秀等开始着手组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
1920年春，李汉俊参加了上海《星期评论》的编辑工作。4月，共产国际东方局维金斯基经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与李汉俊、陈独秀举行会议，提出组建中国共产党，李、陈均表赞同。5月，李汉俊与陈独秀等发起组织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6月中旬，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等6人开会，正式筹备成立共产党，选举陈独秀为书记，并起草党纲十条，提出“用劳农专政和生产合作为革命手段”。8月，与陈独秀等7人发起组建了上海共产党，这是中国大地上的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和联络中心。李汉俊还负责帮助各地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并担任联络工作。1920年夏他写信给董必武、张国恩，希望武汉也建立共产党组织。董必武曾回忆说：“1920年，李汉俊这个从日本归国的学生，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在上海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并到武汉来同我商量，我决定参加，并负责筹组党的湖北支部。”同年12月，他成为代理书记，负责全面领导工作。
1920夏季，陈独秀冒着酷暑，在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城市上海，踏踏实实地开始了组建共产党的活动。八月份，他决定召开一次更为重要的会议。
1921年初，李汉俊与陈独秀等组织筹划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