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1）

　　祖父病了。起初只是伤风感冒，不曾想感冒痊愈，却引发浑身病症，就此卧床不起。因为生病，祖父茶饭难进，久而久之完全瘦脱了相：他的脑袋像被掏空，两眼和两腮窈陷，仿佛除去百褶裙一样皱的黢黑的皮，就只剩下几两骨头。刚发病时祖父尚能下床行走，料理自己的穿衣饮食；没过多久，手脚开始不听使唤，需要搀扶才能下地；再后来，双腿瘫软无力，形同虚设，完全无法下床，需要把三餐送到他床头；最后发展到要人将饭菜喂进他嘴里。尽管母亲毫无怨言，从不嫌弃，对祖父照顾得无微不至，但她毕竟不是妙手回春的医生，也不是无所不能的神仙，无法从根源解除祖父的病痛。
　　并非没去医院，只是翻来覆去的检查和治疗均未见起色。最早，父亲带祖父到乡卫生院做过几次检查，只说有严重风湿，开了半月的药毫无疗效。乡卫生院条件简陋，没有什么检测设备，即便有也很落后。医生推荐父亲去县医院，于是父亲又带祖父去县医院做检查，全身上下、里里外外检查个遍，仍然一无所获。这些检查已经耗光家里全部积蓄，连母亲压箱底的钱都翻了出来。最令人痛心的是花掉这么些真金白银，却连个响都没听见，全打了水漂。所以说穷人生不起病。
　　祖父这一辈子没进医院瞧过病：普通的小病小痛能忍则忍，忍不住的自我诊断，用些土办法治疗；自己治不好的，就遍访邻里，集思广益，把各种疗法都试一试；再不济，就请村里一位当过赤脚医生的老爷爷给瞧瞧。还别说，靠着这些办法，治好了他这辈子所有的病痛。至于大病，祖父曾言：“如果我真患了什么治不好或者要倾家荡产才能治好的病，那就甭医了，我自行了断，上吊、吃药、跳井，免得拖累后人。”此次检查还是父母亲费尽唇舌的劝说，把祖父劝说烦了才答应的。
　　父亲从县医院回家，准备凑钱再带祖父到市里的医院检查，像贪官污吏搜刮民脂民膏似的四处找人借钱，亲朋好友一个不放过。祖父说什么也不肯再答应，还特别恼火地责备父亲：“去什么去？花的冤枉钱还不够多吗？你们的日子还过不过？我自己的身体自己最清楚，人到了垂死的年纪，谁还没点病啊痛啊的，治了也白治。”
　　也有人好心劝父亲：“别折腾啦！就算真有什么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能够治好，到这把年纪，又能多熬几年呢？到时候还不赔了夫人又折兵？咱农村穷苦人都是小病自我诊断，大病自我了断。”
　　父亲不以为然，认为肯不肯治是大人的问题，治不治就是儿女的问题，做儿女的总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大人躺在床上等死吧！哪怕只有一线希望，也值得一试。
　　祖父死活不愿再去医院，无论父母怎样相劝都无济于事。眼看着祖父一天比一天消瘦、憔悴，双眼和两腮陷得越来越深，父母亲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到处求人帮忙，希望有人能凭三寸不烂之舌说服祖父。可祖父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谁人劝都无动于衷，好像上医院就跟上刑场一样，有去无回。父母一时没了办法。
　　母亲用上最后一招——就是哥哥和我。她说祖父最疼我俩，兴许我俩的话他反而会听，即便我俩只是不明事理的孩子。父亲对此不抱希望，认为是多此一举。母亲坚持一试，因为除了这招，她束手无措。父亲虽不大相信我们，可也黔驴技穷，只好应允我们勉强一试。
　　母亲把我们该说的话，该有的举动交待得一清二楚，尤其是哥哥。哥哥当时已经上初三，正值青春期，单论身量，已和父亲不相上下。在许多问题上，他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连父亲也常常与他商量事情，征询他的意见。因此，母亲把大部分的任务都交给哥哥，只让我在一旁应和他。
　　我扯着哥哥的衣摆，跟在他后面畏手畏脚进了祖父的房间。祖父的房间虽不宽敞，但向阳，且开着一扇大窗，既温暖，又明亮。过去，我顶喜欢在祖父的房间里玩耍，搜刮他的“古董玩意儿”。自打祖父卧病不起，他的房间好像骤然变得阴暗凄冷，甚至有点阴森恐怖，我就极少再到祖父的房间。
　　房间里弥漫着中药味、尿骚味、汗臭味以及老年人独有的气味，令人恶心作呕。我强忍呕吐感，吸紧鼻子，放慢呼吸，尽量使自己少吸入房间里的异味。以前，这无以名状的复杂异味在祖父的房间从未有过，即使偶尔滋生异味，母亲马上就会把祖父的被褥清洗干净，打开窗户迎纳阳光，点上一种烟气清香的中草药熏遍每个角落来驱赶异味。可是现在，母亲分身乏术，已经来不及清理，令人难以忍受的异味充斥整个房间。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照出空气中漂浮的灰尘，也把整个房间照得亮堂堂。祖父的房间里家具寥寥无几：一张满是刻痕的雕着“喜上梅梢”的老式松木床，罩着打有补丁的陈旧发黄的蚊帐；床头立着一个两开门的漆面剥落的狭长衣柜；床的正对面，窗户的右下方，有一张未曾上漆、腿垫木块、摇摇欲坠的柜桌，桌面堆放乱七八糟的杂物；柜桌旁边是一个挂着锁，但并没有锁紧的大木箱，箱子上蹲着个矮胖黢黑的中药罐。除了这些，就只剩下墙腰钉子上挂着的几件衣服。其实，我和哥哥的房间配置和祖父的差不离。如果非要挑个好的，只有父母的房间还算拿得出手，至少有一台彩色电视机和一台座机电话，算得上是高端产品。
　　我们听见祖父一声短促而微弱的咳嗽，慢慢挪步到他床边。我们出声叫祖父。祖父听见我们的声音，把朝内躺着的脸极其艰难缓慢地翻转过来，挤出一丝微笑，笑容是那般的难看，整张脸像发霉的腐竹皱成一团。我瞧见祖父的病容，着实吓一跳，这还是那个最疼我的、天下第一慈祥的祖父吗？祖父的脸上没有一星肉，没有一丝血色，完全是一层又糙又皱、布满老年斑的黑皮包裹着头骨；眼睛深陷而空洞，眼白发黄，眼角残留些许污垢；花白细软的头发掉得所剩无几，沾了一枕头；白胡子许久未刮，参差不齐；每一次呼吸都使尽浑身力气，似乎要把内脏一股脑喘出来；身上散发着令人窒息的恶臭，这或许就是死亡的气味。看着在死亡边缘线煎熬和挣扎的祖父，七分悲痛三分惊吓，我鼻头一酸，眼泪夺眶而出。我马上就要哭出声。哥哥用手肘搡了搡我的肩膀，提醒我不准哭，我才把已经到嘴角的哭声又咽了下去。
　　祖父看见我们兴奋不已，脸上从始至终挂着丑陋的微笑，或许是不想让我们看见他痛苦的一面而强颜欢笑，也未可知。他试图从床上坐起来，方便同我们说话，可他的身体是诚实的，他办不到。最终在哥哥的协助下，他才勉强坐起来，背靠在床框上。他见我脸上挂着泪，伸出同样皮包骨的苍老的手，摸摸我的头，用蚂蚁大小的声音说：“男子汉大丈夫，有什么好哭的呢？爷爷没事，过两天就好了。”我的眼泪像决堤的洪水冲垮故作坚强的内心，哭声如惊天巨雷，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挡。
　　我哭起来便一发不可收拾，脑袋空白，把母亲交待的话忘得一干二净。哭声把母亲招来，完全打乱了哥哥的步骤，也搅黄了母亲的计划。我十分的内疚，可没有办法，我的情绪已经无法被自身左右。大家都以为白忙活一场。谁曾想我这一哭，把祖父的心哭软了、哭化了，母亲和哥哥稍微一劝，祖父竟然出人意料地答应了。原来哭也能解决问题。
　　去市里的那天，父亲雇来一辆带顶棚的三轮车。父亲为祖父穿戴整洁，把祖父从床上背起，掂了掂，站在原地发愣，一定是察觉到祖父轻如鸿毛。祖父很轻，但父亲的步伐迈得缓慢沉重。去市医院，要先到乡里，然后坐中巴到县里，再转大巴到市里，不知道祖父那瘦得跟火柴棒似的病体，能否经得起长途颠簸。
　　左邻右舍不约而同地前来相送。每家每户都用红包，或者随处扯些红纸红布，包好一些钱塞给祖父，嘴上说着祝他老人家早日痊愈的吉祥话；或者说这点钱帮不上什么忙，权当给老人家买点水果、吃顿点心。这也是村里的一个不成文的习俗——但凡哪家有点病痛或者灾难，大家便会自发包点钱，数额不大，可数量一多，也是可以解燃眉之急的。锦上添花不算美，雪中送炭才是情。翌日，母亲到溪沟野地采撷各种凉茶，煮了一大锅擂茶，炒些简单的配菜，来酬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