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2）

　　农忙结束以后，母亲连续数日将攒下的几篮子鸡蛋提到街上出售。每天提着满满当当的一篮子鸡蛋出门，傍晚又提着几乎原封不动的篮子回家，然后依偎在墙根慨叹：“太难卖啦！卖鸡蛋的也忒多了。蹲蹲站站一整天，没卖出几个，腰酸背痛不说，还搭了一顿饭钱，不值啊不值。我看这些鸡蛋势必要臭在篮子里喽！”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家开始顿顿吃鸡蛋，水煮蛋、蒸蛋、炒蛋……各不雷同的做法。母亲闷在厨房里，研究出许多种鸡蛋的新做法，并乐此不疲。其中有一种鸡蛋饼，是她的得意之作。她将做好的鸡蛋饼赠予亲朋好友和街坊邻居品尝，博得一片赞誉。母亲自信地说：“明年，不，是以后的中秋节都不需要买月饼了。”此种说法我不敢苟同，鸡蛋饼虽好，可我还是喜欢月饼要多些。只半个多月，我们家就消耗掉两百多个鸡蛋。
　　有一天，母亲又发明了一种鸡蛋丸子，欣喜若狂地熬了一大锅，起名“萝卜香菇鸡蛋丸子羹”。说实话，那一锅汤还真香，馋得我口水直下三千尺。晚上，母亲把左邻右舍聚集到家里品尝。男人续了一碗又一碗，女人赶紧向母亲询问做法。其中有人赞美道：“好味道！完全可以媲美松丸子！”松丸子是客家人从小吃到大的美食。得到如此的赞誉，母亲心里像吃了蜜一样甜，把独家秘方毫无保留公之于众。
　　品尝结束，女人们帮忙捡拾碗筷后都各自回家去，男人们则在我家门前的一株枇杷树下支起一张八仙桌，围桌闲谈。这是一株古老的枇杷树，即便祖父这般年级也不知道它的真实贵庚。有人认为，村子有多老，它就有多老。至于它究竟是野生还是先人手植更无从查起。枇杷树主干粗壮而高直，布满经年累月的人为伤痕，枝叶不甚繁茂。这株枇杷树虽然伫立在我家门前，可不属于我们家，也不属于任何人。它也没什么值得争抢，因为打我记事起它就没有结过枇杷。哥哥指着枇杷树问父亲：“爸，这棵枇杷树是不是公的？从没见它结过枇杷。”这句话把在场的人逗得捧腹大笑，成为村民常挂嘴边的笑料。
　　从人类文明诞生一刻开始，庄稼人就与劳作为伍，同辛苦作伴，像被牢牢地拴在土地上的耕牛，已然有些麻木。所谓的“农家乐”不过是富人建立在富庶的基础上而创造出来的新鲜词汇，误导那些手脚不曾沾过泥的人，以为庄稼人拥有自己的无限乐趣。大文学家陶潜向往的田园生活也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有房子、有田地、有钱花、有酒喝、有仆人可以使唤，这样的田园生活，吾亦向往之。谁不想过“人在床上呼呼躺，钱从天上滚滚来”的日子；退而求其次，能坐办公室，人模人样，保养得细皮嫩肉，也是好的，确乎有些接近上等人了；再次之，人劳累一些，但报酬颇丰，可以预见改善的将来，也能接受；不到逼不得已，谁会选择脸朝黄土背朝天、起早贪黑、日晒雨淋，却还要担心饿肚子的生活，最重要的是看不到日子的尽头，仿佛只有苟且、苟且、再苟且。所以，我对“农家乐”的提法不甚苟同。如果一定非找出一个乐趣不可，大概就属乡亲们晚饭后或乘凉或取暖而齐聚一堂的闲聊，谓之“讲古”，讲过去的奇人异事。正是从“讲古”中，我学到了不少笑话、谜语、离奇古怪的故事，也得知了先祖是何时从何地迁来的、村子的发展史、甚至一些民族国家的历史。
　　这天的夜很黑，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头顶的枇杷树树枝上临时吊的一盏昏黄的白炽灯的照明范围有多宽，人的视野就只有多宽。稍微远些的地方就被黑暗笼罩，只能看见一个个方形亮窗毫无规律的分布，宛若夜空中的星辰。黑暗中偶尔响起几声犬吠，抑或是小孩的哭闹声，随风越飘越远，最终又消失于黑暗。秋夜的风已经带有些许寒意，吹得枇杷树瑟瑟发抖、翩翩落叶，也吹得人不自觉裹紧衣服。
　　虽已入秋，可还有很多令人厌恶的不要命的蚊子寻光而来，嗡嗡乱飞，吸食人血。不知是我血甜还是身上臭，抑或是我细皮嫩肉，蚊子专挑我叮，叮得手脚全是包，瘙痒入骨忍不住抓挠，越挠越痒，越痒越挠，不挠破皮绝不罢休。父亲在枇杷树下生起一堆火，往火上撒米糠，顿时浓烟滚滚。这是村里人常用的驱蚊方法，简单有效。我围着浓烟左三圈右三圈地跑，嘴里一边念着顺口溜：“烟啊烟，烟那边，那边芝麻香，这边鸡屎臭。”
　　父亲用铝茶壶泡好满满一壶自家掐的细茶，给在坐的每位大人都斟上一碗。我掰开手指头数，光大人就不下十人。不知道母亲从哪个柜子角落里搜刮出来半袋炒花生，撒在桌面。我看见花生，眼前一亮，立马钻到桌子旁边剥起来，还抓起一大把准备塞进口袋。母亲见状，拍了一下我的手背，警告我：“少剥点！火气大！”老安伯的孙子也在往口袋里塞花生，可母亲并没有制止，母亲一点也不公平。哥哥可没有口福，母亲强行叫他去洗澡，不洗完澡别想打花生的主意。我猜哥哥这个澡绝对洗不干净，心里觊觎着花生岂能好好洗澡。
　　大人聊天，天上地下，云里雾里，我很多都听不懂。听不懂，就爱插嘴，一插嘴，父亲就朝我拉下脸来，横眉怒目地说：“大人聊天，小孩掩耳！”我迅速用双手捂住耳朵，冲父亲做一个抖搂舌头的鬼脸，心里想：凭什么！嘴巴和耳朵长在我自己身上，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想怎么听就怎么听。大人有什么了不起，管天管地，还管人拉屎放屁！我可不敢真的说出声，否则非被揍得连亲娘都不认识。
　　我试图真的不去听，心无旁骛地专注于吃花生。我尚未掌握剥花生的技巧，全仗一口没有冒齐的乳牙老鼠般啃壳取仁。只有祖父最疼我，坐在我身旁用糙黑如松树皮的布满老年斑的手帮我剥花生。我也最疼祖父，把桌上剥好的红润饱满的花生仁匀出一半给他。他指着颗牙不剩的口腔，满脸慈祥地说：“茂茂真懂事！可惜爷爷的牙掉光喽！嚼不动！”我探头探脑地仔细研究起祖父的口腔，果然一颗牙都不剩，只能在微光下瞅见两排退化的顽强的牙床，导致两腮凹陷。
　　可是，我的专注力抵不过好奇心，约束不了自己的耳朵。还好，只要不插嘴，谁知道我有没有偷听？
　　有一个叫王国源的大哥哥——论年纪，出于礼貌，我喊他一声哥；若论辈分，他比我还小一辈，得管我叫叔——抱怨道：“一年到头，脸朝黄土背朝天地拼命干，也挣不了几个钱。种一辈子田终究不是上策，还得另寻他路，依我看来。”他前年结婚，去年当爹，和哥嫂分了家。今年是他第一年自己种田，必定是没有尝到什么甜头，才会生此抱怨。
　　“年轻人，少怨天尤人，多卖力！你还这么年轻，日子有的是奔头，只要勤劳肯干，总会越来越好的。”祖父边剥花生，边开导国源哥，“有金子，有银子，赛不过一双手长满茧子。”
　　“老太公，理嘛是这么个理。可是一年辛苦下来，除了能混一口饭吃，啥也剩不下。种田完全是靠老天爷赏饭吃，得看老天爷的脸色，老天爷高兴不打紧，万一哪天不高兴，吃饭都成问题。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农民，都在为一口饭发愁。”
　　“知足吧！你们呀，是赶上了好时代。吃上一口饱饭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如果你们也和我一样经历过忍冻挨饿的岁月，你们就会明白。”祖父掏出口袋里常备的已经发黄的白色棉质手帕拭泪，（祖父有迎风流泪的毛病，故而不知此时落泪，是因为风，还是想起了什么不堪回首的往事。）接着说，“我们那时候，就指望有一天能吃饱穿暖，便心满意足。当下的生活，虽然说不上多好，可也总不至于让人冻着、饿着。当然，现在和过去是无法相提并论的，时代不一样，追求的生活质量就不一样。国家不也正在努力建设小康嘛。”
　　在座的，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都十分赞同地点点头。
　　“小康小康，少数人的安康。啥时候才能轮到咱？”国源哥感叹。
　　国源哥的父亲，长了一张马脸，人称老马。我与他同辈，故也叫他老马哥。他坐在外圈，翘着二郎腿，右手食指和中指夹着半根烟，烟灰积了好长。他用沙哑的声音、略带埋怨的语气说：“我觉得年轻人应该要趁年轻，脑子和手脚都还灵活，去学门手艺活，要是在读书上没有搞出什么名堂的话。所以我四下托人找关系，希望源子能够拜师学艺，学点真本事。结果呢？叫他去跟‘大光头’学木匠，他不肯；叫他去跟‘单只佬’学篾匠，他又不肯；叫他去学一些吹吹打打的玩意儿，他还是不肯。不肯也算了，那就踏踏实实种田，非跟我说要出去打工。”‘大光头’是村里最好的木匠，因一根头发都不剩的脑袋而得名。‘单只佬’是村里唯一的篾匠，因老婆早死于难产打了一辈子光棍而获此外号。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小伙子。学一门手艺，等于端了一个铁饭碗，别人想砸也砸不掉。”祖父批评国源哥。
　　国源哥默不作声。父亲给所有人添一遍茶，问国源哥：“源子，你是不是已经有了什么计划？”
　　“计划倒是谈不上，”国源哥似乎早就想把心事一吐为快，苦于没有恰当的时机，父亲的问话给他提供了机会，所以他投去感激的目光，“就是我有一个初中同学，好些年没见，前两天偶然在安远街上碰面，寒暄一阵。上学那会，他的成绩贼烂，比我还烂得多，从来没有跳出过班级倒三。不仅如此，还总是隔三差五就给学校、班级或老师招惹麻烦，名声臭到极点，初三没有念完便被学校劝退辍了学。”国源哥喝了一口茶润润嗓子，继续说：“他告诉我，他一辍学就搭上去广东深圳的大巴车，只身一人去那里谋生。还别说，他小子挺有门路，也挺有本事，几年下来，挣到不少钱，出大头帮家里盖起三层小洋楼。过去大家提到他，总是不屑一顾，眼里充满鄙视，现在全大变样，都竖起大拇指表示佩服。我和他关系还不错，上学时，帮他给老师解释过一次误会。他说，如果我想去，他愿意把我介绍到他们厂里，就当还我一个人情。我觉得不失为一次机会，不妨也出去闯一闯。”
　　“他昨两天才跟我提的，我是不怎么同意。跑那么老远，人生地不熟的，岂不是两眼抓瞎。村里有不少年轻人在外地打工，听他们的父母讲，也没挣钱，有的甚至还要家里倒贴，否则过年回家的车票钱都没有。我也没有一口回绝，孩子大了，有自己的想法，做大人的不好肆意插手。我也没有资格说什么，自己这半辈子活像一头拴在田里的牛，走得最远的不过就是县城，那些个大城市长什么样也不清楚。大概全是电视里一样，摩天大厦直入云端，我猜。今天既然说了出来，不妨征询一下大伙的意见。对了，光明，”光明是父亲的名字，老马哥望向父亲，眉头皱得像麻花一样，说，“你结婚前不是在外面闯荡过好多年吗？谈谈你的看法呗。”
　　国源哥没等父亲开口，抢先一步说：“我觉得完全没问题。先不管打工赚多赚少，能糊口便不算亏；家里的田全给哥哥和嫂子种，也可以增加一些收入，岂不是两全其美。”
　　父亲听懂老马哥的深意，也明白国源哥的心思，左右为难，一时说不上话。父亲沉默一阵儿，才说：“在我看来，去城市里打工未尝不是一种门路，至少我不反对。我不敢妄称打工有多好，但一定比在家里种田强，只要能找着事干，又有肯吃苦耐劳的恒心。源子也说了，种田靠老天爷赏饭吃，而城里完全不一样，机会要多得多。”父亲接过国源哥递来的一根烟，掏出打火机，准备点着，犹豫片刻，转而把烟挂到右耳上。然后，一口气说完一大串：“我那时候，改革开放还不久，农村掀起了“打工潮”。许多人都像我一样，怀着一颗战战兢兢的心，跟随“农民工大部队”踏进城里。说来惭愧，我打工那几年，因为年轻气傲，今天嫌这个老板脾气臭，明天嫌那个老板吝啬鬼，所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在哪个岗位上都待不长。可说句老实话，那几年我也挣了不少，只怪自己大手大脚，花得比挣得还快。当然，一个大小伙，身处繁华，身边没有半个人约束，又没有任何负担和压力，也就见怪不怪了。假使换成现在的我，绝对判若两人。成了家的人，有了责任，有了压力，自然而然会钝化自己的傲气，收敛自己的野性。”
　　老安伯打趣地问父亲：“打工要有你说的那么好，这么些年你怎么不去呢？”
　　“安哥，我倒是想去来着，可是，你看我，上有老父是下有幼儿，我能撇下他们不管吗？”父亲解释道。
　　“这倒是！”
　　父亲建议道：“如果源子真的去，我有个建议，最好两公婆一起去，有老婆在身边管束他，不至于让他在灯红酒绿的大城市里玩野了心。”
　　国源哥绝对视父亲为他的钟子期，眼神中洋溢着感激之情。老马哥似乎依然不太同意，眉头依然紧蹙，又不好当众撕破脸，只好频频陪笑，笑得比哭还难看。
　　老马哥说：“现在外头不太平，上半年闹得凶的非典才结束没多久，指不定啥时候又出什么事，还是家里安全。”
　　“井里的鱼养不长，怕摔的孩子长不大。况且非典疫情已经过去了，我们不能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国源哥说。
　　“小马，”祖父用极其温和的语气说，“如果孩子想去，就让他去吧！你家的源子比我们家光明强，起码会和你商量商量。当年光明对我只字未提，留下一张纸条就走了。要是在外能一帆风顺，自然最好；倘若混不下去，撞了南墙，自会回头。”
　　父亲尴尬地笑了笑。祖父此话出人意料，或许是当年父亲的出走给他的触动太大。这件事我也是后来才听父亲提起的：父亲在十八九岁的时候，早已辍学帮家里干农活。他厌倦了日复一日的繁重农活，于是在打工潮掀起的背景下，萌生出门闯一闯的念头。他知道祖父肯定不会同意，就在饭桌上留下一张纸条，一声不吭地南下广州。祖父拾起纸条，气得差点吐血。
　　老马哥缄默无言，一个劲拨弄着手里的花生壳。其他人也不吱声，场面异常尴尬。
　　终于，后排的鸿伯站起身来，掸掸衣服上粘住的花生皮，讲：“时候不早了，你们聊，我得先回去，不然我家的臭婆娘又该喋喋不休地损我啦！”
　　父亲笑眯眯地问：“还不晚呀，这么急着走？今天晚上要交公粮啊？”
　　“交个屁！裤裆里的玩意儿都快缩到肚子里去了。”鸿伯说。
　　此言一出，所有大人都笑个半死。只有我们小孩，不解其中意，不知道有什么可笑的。
　　鸿伯补充说：“明天有酒吃，二十几里路，得赶早。”
　　……
　　接下来发生什么我可就不知道了，因为我困意顿生，趴在祖父的怀里睡着了。不知大家是如何费尽唇舌地劝老马哥，又或者是他自己想通了，总之，他最终同意让国源哥去深圳打工。
　　第二年，还没等开春，国源哥小两口就背着大包小包离开老家，前往深圳。离开的时候，国源嫂子抱着牙牙学语的儿子，哭得死去活来，迟迟不肯撒手。他们的儿子，大家叫他小国源，不知道即将发生什么，妈妈哭，便也跟着哭。这一幕，把很多人，尤其是女人，都感动得潸然泪下。老马哥骗小国源去买糖，才止住哭声。国源哥的兄长国海哥骑摩托车送他们两口子去乡里坐车。父亲帮忙送行李。我不肯放过任何一次坐摩托车的机会，也闹着一起去了。
　　我们村子分为上、中、下村，我们家在中村。中村基本都姓王，又根据分支的不同来分割为房，我们家在一房。整个一房总共有十几户人家。在此之前，说来奇怪，村里已经有许多人随着打工潮而背井离乡。我们一房除了已经归来的父亲外，也有好几个外出务工的，但都是单亲外出。从国源哥夫妇离开这一天起，小国源成为一房第一个留守儿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