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叔父之死

　　年年清明，今又清明，又到了去乡下扫墓的时节。与往年“清明时节雨纷纷”不同，今年却是一个艳阳天。晨曦的阳光，一片片金黄，与阳光同色的大片油菜花，在柔和的春风吹拂下，轻歌曼舞、摇曳多姿，远远望去像由金色的花和绿色的叶搭配而成的飘动的黄地毯，不时可见“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的画面。还有那一垄垄的萝卜菜，开着素雅的小白花，点缀其中。
　　随着惠农政策的落实，国家对农村投入资金的加大，特别是“村村通水泥路”的政策，使家乡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先前的黄泥巴路，已成为记忆，取而代之的是一条条宽3.5米左右的水泥路，干净而整洁，方便了父老乡亲的出行，也使家乡的楠竹、杉木、高岭土、长石粉等物资能方便运出大山。
　　这几年，故乡的山绿了，水清了。故乡的山，虽不险峻，但也蜿蜒。青石褐岩，丛林郁郁葱葱，错落有致，魅力无限。故乡的水，凝蓝如脂，光滑润泽，纯净无瑕，娇嫩莹艳，生动神秘，犹如瑶池泄下的玉液，又像飞天女神的披纱，让人遐思。
　　我的叔父叫曾会祥，人称“会贩子”。已去世五年了，他的坟茔，就在老屋后山东面的一座山包上。这山的名称叫黄牯坨，传说是赵神仙的座骑——一头大黄牛。有一天他骑着大黄牛经过这里，那牛拉了一堆屎，后来就化作这座山，这也无从考究。山上埋葬着我众多的乡亲和上几代的祖先。坟头对面是一条长长的山脉，两山之间是一条山沟，山沟的出口在七十年代筑了一个水泥坝，成了一个小型水库。墓地四周，到处都是碗口粗的杉树、枞树在风中呼呼作响，好象在为他的含恨恨不平。然而在他的坟头，每年清明，有几株蔷薇，开着白色的花朵，又像是在祭奠叔父的亡灵。
　　叔父58岁就辞世了，他只有两个女儿。每年我和堂姐在清明节前后，去他老人家坟前焚香祭奠，除草培土，寄托哀思。每次堂姐都会带上香烛、冥钱、鞭炮、清明吊等物品前去扫墓。扫墓时，我们都是怀着哀伤和内疚的心情，而堂姐总是要痛哭一场。一桩桩往事，便会在堂姐的泣诉中浮现在眼前。
　　叔父一米七的个头，年青时身体壮实，皮肤黝黑，干农活时常赤着胳膊。他鼻子较大，一年四季理着平头，表情较严肃。他幼年好学，五十年代毕业于湘阴县第十六完全小学。虽然文化不高，可在那个年代，也算得上一个小知识分子。他的毛笔字和钢笔字都写得很漂亮，算盘能顶在头上打。是村里有名的文化人。
　　叔父的一生，是勤劳的一生，也是劳碌的一生。因祖父生前做生意，攒了一些钱，土改时，祖父被划为富农，所以父亲和我们都成了富农的后代，受人欺压，又不敢吭声，只能忍受。
　　说起来，叔父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货郎担，那时村里人买东西要到五六里外的公社里的供销社去，加之社员手里没钱，个把月上不了一次街，日常用品就靠叔父一付货郎担。只要他货郎鼓一摇，村里的婆婆老老就拿着鸡毛鸭毛、破巾旧片、废锅烂铁什么的，找叔父兑洋火、换针线，不是货币交换，而是原始的实物交易。这付货郎担，是他赖以养家糊口的活计，无论天晴下雨，春夏秋冬叔父挑着它，嘴里不停地唱着货郎小调：
　　“有破钢、烂铁、废纸、鸡毛、鸭毛收么落——
　　“有洋火、肥皂、手巾、针钱、扣子买来——
　　人们说起“会贩子”，常唏嘘着：“好人啦，好人！”
　　叔父还能作一手针线活。早些年，农民家都不富裕，那些裂了缝，开了口的鞋子、衣服，都舍不得丢掉，许多人没工补，就拿着找他。他只要闲着，也不收钱，到了你家给他来一袋烟，或一小杯酒就让他口都合不拢了，这就是现在的“志愿者”吧。叔父好口土烟，一个铜水烟筒，视如珍宝，爱如性命，一坐下来就叭哒叭啦起来，吞云吐雾，乐悠悠的。因为早晚坐在床头吸烟，久而久之屋里的帐子都被他的烟熏得乌黑乌黑的，婶娘常骂他“老烟鬼”，“看你把床上搞成了狗窝。有时烟呛得别人咳嗽得不得了，放下鞋子，问明啥时来取？捂着鼻子扬长而去。叔父很讲诚信，说一不二，答应了的便一定会如期修好，等人来拿或送过去，从不食言。
　　到七十年代中，那货郎担淘汰了，修补补的手艺用不着了。叔父就从生产队出来说是到铁路上搞“副业”，每天向生产队上交一元钱。一元钱，现在看来很少，但是在七十年代，猪肉只有七毛钱一斤，这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于是生产队长就破例同意了父亲的请求。其实在湖北做生意。
　　那时候，从商是不允许的，说是搞资本主义的“投机倒把”，搞不好要挨批斗。所以叔父不敢光明正大地外出，只能偷偷摸摸走。叔父做的什么生意呢？就是贩木材，听说赚了点钱。到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了，政策好了，可以“恭喜发财”了。分田到户，农户积极性空前高涨，叔父家里的日子渐渐富裕。七九年，我的家乡正在兴建水库，田少人多，叔父带头迁移到六湖安家。六湖移民，家家要做房，于是叔父抓获这个机会，开了个建材店，做起建材生意。但当时木材市场并没有放开，不许外运，公路上到处设有木材检查站。叔父只好利用晚上的时间，八九点钟将木材装车，披星戴月赶路，第二天早晨必须赶回家中，让人家神不知、鬼不觉。那年代，公路路况很差，沟沟洼洼，跑生意又苦又担风险，但叔父从来不放弃。顺利的话，一趟也能挣几百元钱，于是最早成了村里的“万元户”。
　　到了八十年中期，叔父已是当地的致富能手。他致富不忘乡亲们，办起了家私厂，让乡亲们在厂里做工，工价比在城市里打工的还高。他常说：“只要大伙来做事，我少赚几个，大家好，我就高兴！”每当年终乡政府给他戴红花回来后，除夕他就会走家串户发压岁钱。特别是孩子们围着他转，一边口里喊会爹爹给您拜年哟！一边伸出小手……
　　在我的记忆中，勤劳的叔父，他待人诚恳，心地善良，乐于助人。仍愿自己吃亏，也不愿意沾别人的便宜。特别是对待我们几个堂侄视如已出，尽心帮助。我们读书的学费基本上是叔父出的钱。村里人谁家有困难叔父总是解囊济救，从不要别人还情。
　　叔父不知为我们侄儿及自已的女儿操了多少心，跑了多少路，花了多少钱。而他自己却舍不得乱花一分钱，有时一年到头难得买一件新衣服。他总是谆谆教诲我们，吃差点，穿差点，并不要紧，关键在于做人要有尊严。要在学习上、工作中不能输给别人，否则就会丢人现眼。
　　后来，两个女儿都成家了。可叔父也得了肝病，病魔缠身，身体渐渐垮了下来。
　　此时正是“法轮功”风行之时，在朋友的介绍之下，他不去医院治病，却虔诚练起“法轮功”来。初时他说：很有见效,随着练功病渐渐轻了。但不到半年，突然病情恶化，卧床不起。我们苦苦劝他去长沙大医院治疗。他死活不肯，睡在床上还口中念念有词，手舞足蹈。后来硬逼着去湘雅医院诊治，已转为肝癌晚期，无法挽回他的生命了。病魔日肆，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最后悄悄爬到水缸里淹死了，结束了他的人生之旅。
　　一时间，天悲人恨。我们作晚辈的深为没有好好在他身边服侍、孝敬他老人家，心感愧疚。更为害人的邪教——“法轮功”而愤恨！它不只是夺走了叔父生命，使其英年驾鹤西归，更是毁了一颗善良的心。“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待”，这成了我们作侄子的心中永远不能平复的痛，不能原谅邪教的恨。
　　悲愤之余我吟诗一首以奠叔父亡灵：
　　异端邪说乱视听，
　　假恶丑骗包其中。
　　“法身”缥缈为何物?
　　信徒“圆满”有哪人?
　　多少善良留余恨，
　　几多家庭降祸星。
　　奉劝伊民早自省，
　　远离邪教过新生。
　　每次来到叔父的坟头，每次念及自己的成长历程，每次回忆起父亲的音容笑貌，一些陈年旧事就会像电影片中的镜头一样，一幕一幕，栩栩如生地在眼前晃动、跳跃，就会心生凄楚，泪眼朦胧。我也忍不住要诵一篇这首诗,以寄哀思。
　　我希望，我的泪，在无雨的清明；却像清明时节之雨滴，淅淅沥沥,绵绵续续，告慰一下叔父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