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集：到上虞当情报员

　　上虞敌工委办公室。白天。
　　第二天，一个三十几岁穿便衣的日伪军工作委员会主任老王对董鹤棣说：“你以前的情况我们都知道了。你原是在国军挺进部队里当报务员的，为我们浙东游击纵队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情报，因为身份暴露了调到我们这里工作。你也不用背思想包袱，老想着你犯了错误来这里工作的。这里也是我们敌工委工作的前线，今后你要和日本鬼子伪军直接打交道，比你在家乡的国军部队里工作更危险，但也更有价值。当一个敌占区情报员，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进进出出，是需要一个人的智慧和勇气的，比一个安定地坐在电台前动动指头的报务员更不容易啊！”鹤棣听了点点头。
　　老王又说：“你来到这里，原来的名字暂不能用了，为安全起见，给你改一个名字。你原来的名字叫董鹤棣是吗？”
　　鹤棣点点头说：“是。”
　　老王说：“你知道你爸给你起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吗？”
　　鹤棣说：“我爸给我起的名字，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我想大概就是鹤走路样子吧？这名字是我父亲按祠堂辈分排号起的，我属棣字辈。”
　　老王听了点点头说：“你爸会给你起这么个名字,说明你爸也有点文化呀，这名字很有意思。”
　　鹤棣说：“我爸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他年轻的时候在宁波钱庄当过职员，后来因钱庄倒闭了才回到家里种田。”
　　老王点点头：“这就是了，果然你爸是个有文化的人。鹤、棣，鹤走路的样子，鹤从千里外飞来落在地上，稳稳地一脚一脚地在草地上往前走，观察着眼前的山光水色和湖泊森林，很有诗情画意啊！鹤是一种候鸟，它们到秋天天气冷了就从会从北方飞到南方来，明年天气热了它们又会从南方飞到北方去。它们在高空飞行时会很有秩序地排成长队，头鹤在高空鸣叫起来会一连鸣叫九声，”老王闭目想了一下说：“你的名字就叫‘鸣九’吧，这名字还是从‘鹤棣’衍生出来的。把你的姓字连起来就叫‘董鸣九’，你看好不好？”
　　鹤棣听了高兴地说：“好，好，老王同志，叫‘鸣九’好。在高高的天空，鹤长鸣九声，响彻云霄，这名字既有诗意又有豪情！”
　　老王点点头望望肖东说：“你悟性很高啊，就是这个意思。”
　　老王接着对鹤棣说：“董鸣九同志，你现在在这里的任务是和汪伪政治保安局绍兴支局的联络员何畏联络，他有情报会送到你这里来。他把情报送到你这里来后，你马上乘航船把这情报送到余姚城区联络站林雪那里去。林雪是何畏的表妹，当然也是临时结拜的。董鸣九，你的任务就是这样简单。但从百官到余姚有四五十里路，来来回回，现在这里只有航船可乘，也就是说你在航船里要坐大半天时间。这段水路很长，百官的航船上午八点钟开出到下午四点钟才能到达余姚。要实足坐八个钟头；航船上没有饭吃，你自己带点干粮。你会晕船吗？不会晕船，那还好些。航船上也会有日伪军的特务和汉奸的。你在航船上尽量不和人说话，因为你说话的口腔是宁波口腔，他们听到你的口音会识别你是从那里来的。总之，你现在在这地方工作，就要时时小心处处提高警觉。好，鸣九同志，我就走了，你有啥事情就向余姚的林雪汇报，林雪会告诉我的。林雪是个老交通员了。”
　　就这样，董鹤棣，就在上虞百官联络站工作了。
　　从这时候开始，她的官名就叫董鸣九了。但以后熟识她的同志，感到叫董鸣九有点繁杂，干脆就叫她小董。叫多了，大家连正名也忘记了，见面就叫小董，小董。后来小董自己来个去繁就简，把“小”字改为肖字；把姓氏的“董”字改为东南西北的“东”。这样“小董”就成为“肖东”了。我们为叙述的方便，从现在开始也就叫她为肖东吧。
　　肖东感到老王就像她在和益乡的虞天刚老师，也像刘默，他们对她既严肃又亲切。她目送着老王离开，心里暖暖的，又有几分留恋。他既是她的上级，又是她的老师。
　　笔者话外音：从此肖东就以做单帮卖零头布作掩护，在上虞百官为中共敌工委当秘密联络员。从此肖东长期奔走在杭甬、杭临公路上以及水路坐航船在萧绍和慈溪、宁波递送情报。靠她机警和勇敢，从敌人的心脏取得了一份份日伪军去绍兴、诸暨、百官、余姚、上虞等地的扫荡的重要情报，及时送到浙东敌工部。她配合金萧支队的活动，探察了日伪军进犯金华等地的行动规律，掩护往来的四明山交通人员、传递党的文件，为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肖东在敌工委工作整整了三年，她在那里四面八方来来去去奔了多少路程，传递了多少情报，我们现在也无法详细地知道，只能就我们现在所能知道的略述一下。
　　上虞的百官是个交通枢纽，杭甬、杭临公路在此连接。水路上通萧山、绍兴；下达余姚慈溪和宁波；是日伪军重要据点，驻有大量的日本侵略军和汪伪和平军。浙东区党委日伪军工作委员会在这里设立联络站，收集敌人情报。肖东以做单帮生意为掩护，常住宿在百官下市头糜家。重点联络的人，有打入汪伪上虞政府政治保卫局绍兴支局的何畏，和以后接替何畏打入伪上虞县政府工作的杨志清。余姚镇联络站站长林雪，她和何畏以表兄妹相称，肖东现在就经常往来百官与余姚的航线上给这两个联络站传递情报。
　　
　　百官下市头糜家。白天。
　　肖东穿着普通农妇衣裳，她仍梳着一条大辫子，下面脚着一双布鞋。
　　肖东来到了百官糜家，糜家给她一间房间单独住着，她自己开伙做饭。因为上级给她的津贴一天一斤半大米。一斤半大米，是一个人一天的粮食。一个月也就四十五斤大米的钱。日常开支和买菜买盐买酱油的钱都包括在里面了，当时的地下工作者就是这样的待遇，当个小学教师，一个月当时一般有300斤稻谷一月，稻谷砻成米要打个七级，也就是有200多斤大米一月，这待遇比当个小学教员差了四五倍。所以生活上极其艰苦。在家乡当小学教员时，钱没了她就回家向父亲要一些，如今离开家几百里地了，来回不便，生活上有什么困难，也只有自力更生了。而现在的办法，只有节约，别无他法。所以日常生活她只能买些起码的必需的食物。她买来一些豆芽和咸菜，主人家见了问肖东：“肖东，你总吃这些菜？怎么不买点鱼肉呀？”
　　肖东说：“我不爱吃鱼肉，我就喜欢吃这些素下饭。吃鱼肉我肚子会不舒服。”房东听了摇摇头。
　　肖东在糜家住在大妈住着的隔壁一间小间里，她把小间整理得清清爽爽，搁了一张用门板和两条长凳支起的小眠床。在床边的一块板头上和地上，摆放着一些各色各样的零头布，和最受农民欢迎的芝麻色的余姚布，还有花花绿绿的一些洋布。
　　她现在是以卖这些零头布为生的一个做单帮的小商人。
　　
　　百官航船埠头。白天。
　　上午八点钟左右，肖东肩上背着一个大包袱，里面装着一些零头布。她穿着芝麻布上衣和一条黑布裤子，脚着一双家纳鞋底的黑面布鞋。轻巧地来到人上人下的航船埠头。见岸上有许多人，有的带着孩子，有的背着各样东西从搁在河边的跳板上走到航船上去。这是只方头方脑船上挂着白帆的有蓬的大航船，船上与岸上搁着一块长长的有六十公分阔七八长的一块长跳板。也没有护栏，走上去会向下一晃一晃的，向下望跳板能看到下面深深的波浪滔滔的河水，使人心慌。大人们一脚一脚地慢慢地走上去，孩子们由大人拉着孩子慢慢似横移似的小心翼翼地走上去。肖东大踏步地走上去。对于自小跟随父亲在田塍上奔来碌去，在去城里卖粮谷和油菜籽等农作物时在搁在河边和船上的跳板上走上走下走惯了的肖东不当一回事，她连一只脚宽的船边都会走，从来不会掉下河去。即使掉到河里她也不怕，她会游泳。于是她背着一包零头布的包袱来到航船码头看了船上一下，她就独自轻巧地从跳板上走上船去。
　　
　　百官航船里。白天。
　　在上遮两扇大篷的狭窄航船船舱里，面对面坐着两排人。走进舱里去时，一步一步要从人们的脚上跨过去。她边走边看座位。这时候离开船时间还早，所以座位还空，她就在靠近前舱的一个座位上坐下来。她左边是一个抽着旱烟的老人，右边是个带着个七八岁男孩的妇女，感到很安全。
　　这时已经有不少乘客了，时值隆冬，航船上的乘客，大都是农村来的人，都穿着厚厚的棉袄和棉裤；有的戴着只露着两只眼睛的罗索帽，有的戴着黑色的破毡帽，双手呵着热气，也有个别穿着长袍戴宽边呢礼帽的。肖东很注意这种人。这种人是当地乡绅老板，也可能是区乡公所的事务员，也可能是特务；而一般教书先生是不戴这种帽子的，普通百姓戴不起这种帽子——这种帽子很贵。当地男人大都戴着一顶黑色尖顶的毡帽，所以肖东看见这些人，故作没见他们似的避开他们的视线，更不和他们说话。
　　一会，人渐渐多起来，两边都坐满了人。船佬大穿着破棉袄裤，腰间扎条布带穿着草鞋坐在航船的后艄和船头。待船快开时，一个穿长袍的瞎子先生叫一个小孩子扶着来到船舱里，乘客们就自觉地让出一个位置让瞎子先生坐到中间一个位置上来，估计他是每天坐在这个位置的。
　　他坐下后，一会就从他随身带的一只招文袋中摸出一面小铜锣来，敲起当当响的小锣唱起新闻来。瞎子说是唱新闻，唱的不是新闻，实在是旧闻；唱一些戏剧故事，如《桑园访妻何文秀》《盘夫索夫》《龙凤呈祥》等。在“议论莫谈国事”的复杂时局里，瞎子不敢唱新闻，唱新闻牵涉到国民党和日伪政权的事，就会被特务抓去做规矩。于是瞎子就唱一些古书。航船上的人都抬头听瞎子唱着“私自托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绵绵动听的古老的故事。这下子大家都不互相看人了，自然也没有人注意肖东了。“古书”唱一会，瞎子唱累了停一下，人们都又互相看看。他们有认识的，讲着家长里短的闲话。听他们说话，肖东一下子也听不懂，要仔细听才听得懂一点。他们说话的口气和宁波话不一样，他们说的是余姚、上虞话。旁边的人问她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她一说话人家看看她。虽然她在挺进部队里待过一段时期，与夏法枝等外地人说过话，也学过官话，但她是个报务员，日常的工作是用手指说话的，所以与部队的人们交流不多，说话也不多，官话——现在叫普通话，并不怎么会说，她说的还是生硬的宁波话。于是她只装作听新闻，不和人家说话。再说瞎子唱的是古书，大家只听古书，也没人说话了。
　　傍晚航船靠岸了，大家都一个一个地走上岸去，肖东跟其他人一起上岸，她背着她的大包袱，走上岸。顺着老王告诉她的路向岸上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