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8章商朝青铜国宝传奇

　　商朝青铜国宝踏勘三人小组，盘古、文更星一致推举任烛为组长，两人一神立即穿越到21世纪，来到中国国家博物馆门口；盘古化身普通人，与任烛、文更星买了门票，随着人流走进博物馆，边走边看边议论。
　　任烛：“青铜器源远流长,其历史可以上溯到公元前三千年左右。”
　　旁边一学者：“自奴隶社会的夏代开始,中国进入了青铜时代，到春秋时代结束。经夏、商、西周、春秋到封建社会的战国、秦汉，每一时期都有着前后承袭的发展演变系统。”
　　盘古：“我国古代青铜器种类繁多、形制多样，包括:礼器、生产工具、兵器、车马器和其他用具。其中礼器又包括了时期食器、酒器、水器和乐器。”
　　文更星：“那个辉煌的时代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青铜文物,有的堪称无价之宝。”
　　学者：“青铜文物也好,无价之宝也好,都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
　　说着说着，已走到四羊方尊身边，看那国宝时，个个热血奔涌，说不完的民族自豪感，抒不完的中华爱国情。每个人都要前后左右看个端详。虽然每个人都想多看一会儿，但是没有人违背规定，总是在看完规定时间后恋恋不舍地让下一个人观看。
　　四羊方尊是商代晚期青铜礼器，祭祀用品。1938年出土于湖南宁乡县黄材镇月山铺转耳仑的山腰上，现属炭河里遗址；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这里。
　　四羊方尊的说明非常精准：四羊方尊是中国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中最大的一件，其每边边长为52.4厘米，高58.3厘米，重量34.5公斤，长颈，高圈足，颈部高耸，四边上装饰有蕉叶纹、三角夔纹和兽面纹，尊的中部是器的重心所在，尊四角各塑一羊，肩部四角是4个卷角羊头，羊头与羊颈伸出于器外，羊身与羊腿附着于尊腹部及圈足上。同时，方尊肩饰高浮雕蛇身而有爪的龙纹，尊四面正中即两羊比邻处，各一双角龙首探出器表，从方尊每边右肩蜿蜒于前居的中间。
　　任烛小组，人人都有蜃梦镜，把个国宝的立体摄像和说明文字都收藏得滴水不漏。
　　据考古学者分析，四羊方尊是用两次分铸技术铸造的，即先将羊角与龙头单个铸好，然后将其分别配置在外范内，再进行整体浇铸。整个器物用块范法浇铸，一气呵成，巧夺天工，显示了高超的铸造水平，被史学界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位列十大传世国宝之一。
　　出土的同类青铜器有人面方鼎等。
　　任烛小组瞻仰了四羊方尊后，接着瞻仰了后母戊鼎。
　　商后母戊鼎，又称司母戊鼎、司母戊大方鼎，是商后期（约前十四世纪至前十一世纪）铸品，于1939年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基本陈列展厅内。
　　商后母戊鼎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器厚立耳，折沿，腹部呈长方形，下承四柱足。器腹四转角、上下缘中部、足上部均置扉棱。商后母戊鼎器身与四足为整体铸造，鼎耳则是在鼎身铸成之后再装范浇铸而成。商后母戊鼎，形制巨大，雄伟庄严，工艺精巧；鼎身四周铸有精巧的盘龙纹和饕餮纹，增加了文物本身的威武凝重之感。饕餮是传说中喜欢吃各种食物的神兽，把它铸在青铜器上，表示吉祥、丰年足食。耳廓纹饰俗称虎咬人头纹，这种纹饰是在耳的左右作虎形，虎头绕到耳的上部张口相向，虎的中间有一人头，好像被虎所吞噬。耳的上面还有两尾鱼形。足上铸的蝉纹，图案表现蝉体，线条清晰。腹内壁铸有“后母戊”三字，字体笔势雄健，形体丰腴，笔划的起止多显峰露芒，间用肥笔。
　　商后母戊鼎是已知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商后母戊鼎的铸造，充分说明商代后期的青铜铸造不仅规模宏大，而且组织严密，分工细致，足以代表高度发达的商代青铜文化；2002年1月18日，被国家文物局作为国家一级文物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
　　商后期（约前十四世纪至前十一世纪），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母亲（即商王武丁之妻）铸鼎。
　　1939年，商后母戊鼎在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出土，消息被日军获悉，村民担心被日军发现，重新埋入地下。
　　1946年6月，商后母戊鼎被重新挖出，运送南京并拨交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保存。
　　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建成，商后母戊鼎从南京调往北京，存于国家博物馆。
　　1970年代，学术界对商司母戊鼎的铭文提出了新的考释：将“司”改释为“后”。
　　2011年3月底，商后母戊鼎的标牌和解说词进行改名。
　　商后母戊鼎以云雷纹为地，器耳上饰一列浮雕式鱼纹，耳外侧饰浮雕式双虎食人首纹，腹部周缘饰饕餮纹，柱足上部饰浮雕式饕餮纹，下部饰两周凸弦纹。器腹部内壁铸铭“后母戊"，是商王母亲的庙号。商后母戊鼎器身与四足为整体铸造，鼎耳则是在鼎身铸成之后再装范浇铸而成。铸造此鼎，所需金属原料超过1000千克。
　　商后母戊鼎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武官村位于安阳市西北3千米的江河北岸、殷城宫殿宗庙区和王陵区之间，属于殷墟遗址重点保护区，武官村区域先后发掘出了上千座墓葬，还有十几座王公大墓。
　　商后母戊鼎是已知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商后母戊鼎在塑造泥模、翻利陶范、合范灌注等环节中，存在一系列复杂的技术问题。商后母戊鼎的铸造，充分说明商代后期的青铜铸造不仅规模宏大，而且组织严密，分工细致，足以代表高度发达的商代青铜文化。此外，经光谱定性分析与化学分析的沉淀法所进行的定量分析，“后母戊”青铜鼎含铜84.77%、锡11.64%、铅2.79%，与战国时期成书的《考工记筑氏》所记鼎的铜锡比例基本相符，从中可见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内在传承。
　　1963年，中国邮政发行商后母戊鼎图样的邮票。
　　2012年7月8日，中国邮政发行“商后母戊鼎”图样印章
　　2005年，商后母戊鼎在殷墟博物馆展出。
　　2002年1月18日，商后母戊鼎被国家文物局作为国家一级文物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
　　任烛小组又参观了人面方鼎，接着一不做二不休，甚至穿越到商朝殷都，向铸鼎工程师请教，竟然与考古学者的分析毫无二致：四羊方尊集线雕、浮雕、圆雕于一器，把平面纹饰与立体雕塑融会贯通，把器皿和动物形状结合起来，恰到好处，以异常高超的铸造工艺制成。在商代的青铜方尊中，此器形体的端庄典雅是无与伦比的。此尊造型简洁、优美雄奇，寓动于静，被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这件器物被认为是传统泥范法铸制的巅峰之作，由于这件杰作达到的水平令人难以置信，一度被误以为采取了新的铸造工艺。
　　任烛小组还来到黄材镇姜景舒家，赞赏他和他的两个弟弟，特别赞赏了姜景舒胸怀大局、让四羊方尊完美无缺的爱国感情。
　　姜景舒讲了四羊方尊和他们兄弟三人的故事。
　　1938年4月的一个上午，湖南省宁乡县黄材镇的转耳仑山上（后来属炭河里遗址公园），姜景舒、姜景桥、姜喜桥兄弟三人正在半山腰垦荒栽种红薯。忽然锄下“当”的一声金属碰撞声，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一件硕大的金属器物出现在姜景舒三兄弟眼前。他们不知道这个墨绿色、带有4只卷角羊头的东西为何物，猜想肯定是个宝贝。
　　如获珍宝的三兄弟，不停地打量着这件宝贝，并用工具敲敲打打，不小心竟将器物的口沿敲掉了手掌心大小的一块碎片。姜景舒把它抱回家后，用老式的杆称称了重量，大约64市斤，虽然并不清楚这件宝贝到底有何价值，但不凡的外形和如黑漆般的色泽，让姜景舒以为挖到了“乌金”，倍加珍惜。
　　姜景舒挖到宝贝的消息很快在镇上传开了，由于长沙历来就是青铜文物出土的宝地，文物贩子在乡村往往布有很多眼线，因此黄材镇万利山货号的老板也在第一时间得到了消息，他当即开出了四百大洋的价钱要购买这件后来被称为“四羊方尊”的稀世珍宝。那时的姜景舒还只有17岁，生活在一个有10多口人的大家庭里，家里就靠爷爷做豆腐、父亲做短工的微薄收入度日，听说这件东西能卖个好价钱，也就只能忍痛割爱了，毕竟在当时能够解决温饱问题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在经过当地保长、甲长和乡绅的层层盘剥后，四百大洋最后到姜景舒手上就只剩下二百四十八块了。姜景舒在卖掉宝贝时还下意识地将那片敲下来的碎片留下来做纪念。1976年，他将残片献给了国家。
　　四羊方尊在被黄材镇的古董商买进后，很快辗转到了长沙县靖港镇某商号，一些心怀不轨的商人通过文物贩卖的渠道秘密放出消息，打算密卖宝物，内定起价二十万大洋。
　　当时的长沙因文物盗掘走私现象严重，政府部门对出土文物走私现象的查处也十分严厉。四羊方尊出土的消息很快被长沙县政府得知。为防止奸商贪利将国宝卖给外国人，长沙县政府立即派警员前去查处此事，并将四羊方尊没收，上交了湖南省政府。宝物充公之后，被放在了时任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的办公室里，张治中虽然知道这是个宝物，但并不知道它有什么价值，竟把宝物作为笔筒放在几案之上达3个月之久。
　　不久，日寇进逼长沙，四羊方尊被送到了湖南省银行保管。1938年11月，国民党湖南省政府和省银行均迁往沅陵。为了不让完整的长沙城落入日寇之手，当局决定实行“焦土政策”。11月12日，延续两天两夜的大火，烧毁了长沙城近80%的建筑，史称“文夕大火”。这把火不但烧掉了长沙城，也使四羊方尊在战乱中遗失了。
　　1938年四羊方尊出土、截获的消息，曾轰动三湘，当时，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均在长沙。建国后，向来关心文物的周总理，于1952年亲自责成文化部派人追查四羊方尊的下落，经多方查询，最后得知四羊方尊在随湖南省银行内迁沅陵的途中，车队遭到日机轰炸，运载四羊方尊的车辆不幸中弹，四羊方尊被炸成了20多块。之后这些碎片就一直被丢弃在湖南省银行仓库的一只木箱内，十几年无人问津。
　　得知这一信息后，经文化部指示，相关部门迅速通过专家会诊、攻关，经过将近一年的时间终于把破碎的四羊方尊修复了。所幸，修复后的四羊方尊几乎看不出破损的痕迹。这样，经过战火洗礼的四羊方尊才又得以重新面世，并成为了我国国家特级文物。
　　1952年，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专家蔡季襄在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的仓库中，找到这个破碎的宝贝。又过了两年，修复四羊方尊的重任落在了国内文物修复大家张欣如身上。张欣如上世纪30年代便在河南省开封市的“倾古斋”学习古玩修复，1954年4月，张欣如调至湖南省文管会，当年5月，便接到任务修复四羊方尊。清洗碎片、烙铁焊接……每天，张欣如都把30多公斤的方尊放在腿上，一手扶着，一手作业，丝毫不敢分心。两个多月后，四羊方尊终于修复成功，再次展现出3000年前的瑰丽身影。美中不足的是，尊的口缘部分始终还缺一块残片。原来，农民姜景舒在卖尊给古董商时，曾有意识留下锄掉的一块碎片作纪念。这事儿于1976年才被湖南省博物馆原馆长高至喜发现。为此，高至喜远走宁乡县，千方百计寻找到姜景舒三兄弟。至此，尊口上的云雷纹残片才终于完璧归赵。
　　1954年，湖南省博物馆成立，1956年省文管会将四羊方尊移交省博物馆收藏，1959年国庆10周年时，四羊方尊调往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以后就一直留藏在该馆。四羊方尊作为全国排名第三的十大传世国宝曾多次出国展览，并作为中国古文物的精华和古代青铜工艺的杰作编入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和各类教材。
　　四羊方尊以四羊、四龙相对的造型展示了酒礼器中的至尊气象。羊成为青铜重器着力表现的对象，有其独特的象征意义。先秦时期，人们对羊的个性有两个归纳：善良知礼；外柔内刚。羊“跪乳”的习性，被视为善良知礼，甚至被后世演绎为孝敬父母的典范；外柔内刚也被引申出许多神圣的秉性，传说的始祖皋陶敬羊，《诗经•召南》中也有“文王之政，廉直，德如羔羊”的说法。羊最通俗或民间化的象征意义便是“吉祥”，至少从汉代开始，羊就与吉祥联系在一起，汉代瓦当、铜镜等铭刻中多见“宜侯王大吉羊（祥）”铭文，吉祥有时直接写成“吉羊”。
　　湖南出土的以四羊方尊为代表的着力表现羊的青铜器，既保留了原始的图腾崇拜，又有替代羊作为牺牲献祭给神明的意思，同时还包含了对羊等家畜养殖兴旺的期盼，也可能萌芽了后世关于羊的种种观念。
　　任烛：“四羊方尊被史学界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确实如此，令人慨叹，令人自豪。”
　　盘古：“2000年5月，中国历史博物馆首次遴选馆藏青铜器十大顶级国宝，四羊方尊位列其中。”
　　文更星：“2013年08月19日，四羊方尊被确定为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的文物名单。”
　　任烛小组在黄材镇告别了姜景舒，又到武官村拜会吴培文。
　　吴培文的爱国故事，实在令人钦佩。
　　1939年3月，河南安阳武官村人吴培文的叔伯哥哥吴希增在吴家祖坟地里探宝，探杆探到13米时，碰上了坚硬的东西，拔出来一看，头上带着铜锈。在不确定是否为文物的情况下，吴培文他们找了十七八个人，趁着夜幕动工挖掘，为了防备日本人发现，到天亮再用原土封住洞口。第二天晚上，挖掘队伍扩大到40多个村民，连挖了三个晚上，1939年3月19日晨抬上来一个铜锈斑斑的庞然大物，正是震惊后世的青铜器国宝后母戊鼎。因大古董商肖寅卿要求粉碎，没有卖出，埋藏于吴家大院焚书坑内。后因汉奸告密，日寇三次来吴家大院掠夺，吴培文用中国人的民族骨气和智慧，舍生忘死，与日寇周旋，三次转移大鼎，保护了国之重器，后母戊鼎在吴家大院埋藏保护了八年之久。
　　吴培文（1922年8月17日—2006年12月16日），出生于安阳市武官村中医世家乐善堂，受吴家大院家风家训“白云怡志、清泉洗心、积德其厚”熏陶，自幼就读于国立童子军新学堂，勤奋好学，从小树立了极强的爱国主义精神。
　　任烛小组一齐赞颂了吴培文，然后才依依惜别。
　　在回光明殿途中，任烛小组决定，在适当时机，举办中国十大传世国宝研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