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在独山镇外北边，沿着公路向西约一公里处，有一个面临公路的小学校，三营十连就临时驻扎在这里，副连长、司务长、上士和炊事班，已提前到来，他们在小学校门前迎接队伍。部队的到来，使这个已经放寒假、冷冷清清的校园变得热闹起来。几天后，又有一批苏中海安、如皋和皖南枞阳、望江的新兵补充了进来，全连由9个班扩充到12个班，淮海被调整到二排八班，原来6班的副班长成志刚当了八班班长，副班长是一个由军区通讯团调来的六九年的山东兵叫张沂生，两个老兵仍然是原来六班的任中英和庞根祥，其他8个新兵，4个黄海兵，2个海安兵，1个如皋兵，1个望江兵，黄海兵中除淮海和蔡凤楼，还有一个叫刘洪湘，一个叫储义民。刘洪湘是六六届高中毕业生，今年已25岁，全排除了排长他年龄最大，在家是个生产队长，临入伍时填了《入党志愿书》，转到部队来批准。而在八班，班长还不是党员，两个老兵也不是党员，只有副班长是党员，因此班长和大家对刘洪湘都很尊重，他自己也显出不同于一般新兵的样子。而储义民，谈起来和淮海两家的关系还很近。建国前后，他们的父母都在华东野战军第一0二师十一团，储义民的父亲是团政委，母亲是团政治处主任，淮海的父亲是团参谋长，淮海的母亲刚参军时在师卫生科，当时储义民的母亲是卫生科教导员。一九五五年转业后，储义民的父亲任黄海地委组织部副部长，后任地区行署副专员，母亲任地区妇联主任。到独山后，父亲在来信中告诉淮海，储政委的老二也是你们这一批兵，但淮海没有想到就是储义民，因为储义民没有一点干部子弟的样子，他六八年高中毕业后，下乡插队，很能吃苦，皮肤晒得像一面古镜，已经像个农民。在一次闲谈中，他无意中说出了一0二师，淮海才知道。
　　他们每天清晨起床出操，嘹亮的口号声，划破了大山的岑静。上午练习队列，下午政治学习。呆头呆脑的仇杞帅，摆动着同手同脚，总是走不好队列。“向右——转，”他向左转去，和左面的人来了个脸对脸。“向左——转，”大家都转向了前面，他一人转向了后面。他的班长说：“真没办法，看来你只能去养猪。”让老兵给他单独操练。
　　一个星期天上午，十连和驻在独山镇里的十一连比赛篮球，由淮海当裁判。他脖子上挂着一只哨子，提前来到球场。球场上连里的上士刘玉林和一排的新兵大个子吴永贵在玩球，见到淮海，刘玉林老远把球扔了过来，淮海接过球扔向球框。刘玉林是六九年兵，他喊淮海“老乡”，说他也是黄海县人，和吴永贵都是青松公社的。
　　不一会儿，十一连的连长唐大肚子带着队伍过来了，淮海见到了陆建国，陆建国的篮球和乒乓球都打得有很高水平，属于兴奋型的，人多的时候，特别是当有女性在场的时候，他就兴奋起来，能超水平发挥。十连的水平远远超出了十一连，十连一排的钱志平，打组织后卫，三排的李东山，打大前锋，两人绝对都是受过正规训练的高手，还有二排七班的胥晓军，球也打得很好。“高干子弟”沈进主动要求上场打中锋，但他却是不会打球，拿到球拍两下不是走步，就是被人断去，空有那么高的个子，投篮就像舞姿优美的舞蹈，但就是球投不进去，豆芽似的身板，被人一撞就跌倒，倒挂着两道眉毛，吃力地来回奔跑。十连开局打得不好，就让吴永贵上场换下沈进，局面一下打开了。沈进下场后对淮海说：“今天发挥得不好，你又老吹我犯规。”十一连只靠陆建国一人，比分拉得很大。后来为了友谊，在胜局已定的情况下，又把沈进换上场，钱志平和李东山也下场休息，最后十连以小比分获胜。
　　“二姑娘”蔡凤楼成了全连的先进人物。他每天早晨起床号吹响之前一个多小时、还是满天寒星、月亮西斜之时就起床，先到连部门前扫地，然后再把本排门前扫干净，白天则去扫院子，又到伙房帮厨，帮伙房挑水。他的行动带动了大家，于是，每天早晨那个时候，人们就都起床打扫卫生。后来，就开始争夺扫把，谁能拿到扫把，就把扫把放在床头。不管怎样争夺，总有人拿不到扫把，他们也照样那时起床，有人扫地，有人就拿着畚箕站在旁边等着装垃圾，还有人空手走来走去，反正不能躺在床上。再后来，又有人将各人的洗脸盆、漱口缸拿出来排好，挑来水放好洗脸水、漱口水。学校整个院子里，直到角角落落，什么时候都是干干净净，不断有人反复地打扫。派公差时人人都将手举得很高，争着要去。班长、副班长、党小组长、老兵的衣服鞋袜，一脱下来就被人拿去洗了——在新兵中，争做好事蔚然成风。每周的连里点名、每天的班务会讲评，都有很多人受到表扬。只有淮海和七班胥晓军，每天睡到起床号吹响才起床。班长成志刚每次班务会都不指名地批评淮海：
　　“有人到现在还没有行动，是不是在等着要干什么大事？不要总以为自己是城市兵，蔡凤楼同志不是城市兵吗？为什么就积极上进，争当标兵。干部子弟有什么了不起？那是父母的功劳，不是你的功劳。”
　　淮海也不讨许多老兵的喜欢，在他们眼里，这个“新兵蛋子”是个没大没小、不懂规矩的人。老兵可以像长官一样任意训斥“新兵蛋子”，“新兵蛋子”在老兵面前，不能随意讲话——开玩笑更是大逆不道。但淮海完全不遵守这一套，不仅对老兵，就是对连长、排长，也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什么时候说就什么时候说，嘴巴很厌，爱乱开玩笑，学别人的讲话。还会给人起外号，例如：副连长杨金坤，长着小胡子，就说他是《地雷战》里偷地雷的日本工兵小队长，司务长潘长寿是句容人，就用他的家乡方言叫他“霞扎”（孩子），一排长脸上有几个麻子，就叫他“群众观点”，刘洪湘人称“知识分子”，叫他“拾纸分子”，五班有3个人，一个大圆眼睛的老兵叫“猫眼司令”，一个姓毛的叫“毛驴太君”，洪水淼叫“猪头小队长”——《烈火金刚》中的3个日本鬼子全有了，一个头上有块疤的海安兵，被他叫作“一块八”，有个很瘦的兵被他叫做“六龄童”；他还把绰号起到了别的连，在独山时，十一连的连长带着队伍来和他们比赛篮球，淮海就叫他“唐大肚子”，十一连连长姓王不姓唐，因为淮海觉得他像他们商业局的总帐会计唐刚的儿子唐烽......刘洪湘一次曾义愤填膺地说：“所有人的绰号都是他起的。”此外，他还有一些行为也让人很看不惯，例如：每次大便后，都要关上门用水洗屁股，一次任中英问他：“你大便后不擦吗？”他说：“擦呀。”“那你还洗什么？”他说：“习惯了。”任中英说：“没必要，有人谈论你了，影响不好。”是啊，有些人在家乡时，大便后用稻草、麦秸擦，这里的老乡用掰开的麻杆刮，现在用纸擦，难道还不干净？他又像个娘们一样擦雪花膏，用香皂洗头，每天晚上还刷一遍牙。还有，别人都是一个脸盆，一条毛巾，洗脸、洗脚不分，他却是两只脸盆、两条毛巾。成志刚一次很鄙夷地说：“城市兵我见得多了，也没有这么讲究的。怕脏来当什么兵！”但他也得过一次第一，就是整理内务，他和成志刚叠的被子和大衣，被评为样板，连里组织各班来观看，还让他作现场表演。
　　八班长成志刚，从一开始就和淮海过不去。在新兵刚到南京的那天，他拿了一张纸和一枝笔，叫淮海写几个字。写罢，他拿过去看了看，说：“中学生，字写得也不怎么样。”第二天，他又无缘无故地在班务会上说：“城市兵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也不是农村来的。”他的家在宿迁的乡镇上，也是吃商品粮的所以也以城市兵自诩。他有个特点，一生气就满脸通红，一直红到耳朵、脖子，阴着肉泡眼，说话恶声恶气。二排七班长胡大荣——因与军区胡副司令同名，人称胡副司令——是六八年兵，资格最老，其他班长、老兵都是六九年以后的兵，排长不在时都由他代理排长。他喜欢开玩笑，见淮海年龄小，常逗他玩，两人常常打打闹闹。每当此时，成志刚就在一旁红着脸、阴着小肉泡眼，怒目而视，但碍着“胡副司令”，他一直隐忍不发。有一天晚上，“胡副司令”又和淮海打闹，手脚重了一点，淮海吃了亏，变了脸，抡起拳头打了“胡副司令”两下。这下可让成志刚给逮住了，召开班务会，要每人都发言批评淮海。只有任中英没有发言。“二姑娘”和刘洪湘“火力”最猛，“二姑娘”说：“路淮海在家时就天天跟人打架，他这种行为，就不配解放军的称号。”都是一条船上来的家乡人，他们的脸面竟也能撂得下来，“二姑娘”在新兵船上时和人探讨到部队后怎么和老乡相处的问题，原来这就是他的处世之道。第二天淮海对“二姑娘”说：“看在我们从小就认识的份上，昨晚的事我不和你计较，如果下次再这样，我就对你不客气。”“二姑娘”满脸涨得通红，结结巴巴地说：“怎、怎么，你还想打我？”淮海说：“瞧你这副浓包像，我打你了，你快去报告成志刚啊！”但刘洪湘第二天主动找淮海打招呼，说他实在是没办法，班长叫发言，他不能不发言。这让淮海对他很鄙夷：这人真险恶，拿人当垫脚石，还两面讨好。刘洪湘的父亲原先也是干部。1949年大军南下时，部队缺少干部，就征调了一批地方干部入伍。刘洪湘的父亲一到部队就担任了连副指导员。一次，通讯员在给他擦枪时走火，打伤了他的腿，就转业，安排在海门县邮电局任股长。但他家乡观念很重，又留恋家里土改时分到的一亩三分地，想回家发家致富，就辞去了公职，回家务农，并做着贩卖牛皮的生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不久又当了村长，又买了十几亩地，成了一个新“富农”。未料不久农村开始实行合作化，个人的土地、农具、耕牛都归集体所有，牛皮也由供销社统一收购，他的发家致富梦破灭了，而国家又取消了干部的供给制，开始实行工资制。这可将他的肠子悔青了，由国家干部成为不脱产的农村村长，老伴和几个子女也在乡下务农，他于是又向组织要求恢复公职，未被批准。所以，淮海和储义民谈论他们父辈的话，就如一根根钢针，扎进了刘洪湘的心里，他妒嫉他们，巴不得他们出什么事才高兴。
　　一天晚上，熄灯号已经响过，大家都已脱衣上床，准备睡觉。只有淮海还坐在那里洗脚，胥晓军睡在被窝里和他闲聊。胥晓军说：“淮海你知道吗？我们地直青年队的那个王光华也在这里，就在西边六一0部队。”
　　淮海说：“就是那个常和你打前锋的王光华吧。你怎么知道他在这里？”
　　胥晓军说：“今天我到六一0部队卫生所看病，见到他了。他听说你在这里，说过几天要来找你。”
　　成志刚从地铺上抬起头，脸红脖子粗地吼道：“你们不睡觉，还在啰嗦什么！”
　　淮海擦干脚上的水，趿着鞋子出来倒洗脚水。刚走到门外，就见连长从门口急匆匆地走过去，通讯员小杨跟在他后面，只听连长喊道：“紧急集合！”随后响起了急促的哨声。
　　淮海一见，扔掉脚盆，像子弹一样飞奔进屋，打好背包，背上枪和黄帆包，跑到操场上。连长、指导员和连部通讯员站在操场上，见淮海第一个跑到，连长看了看手表。不一会儿，全连集合完毕，连长喊口令，队伍围着操场跑了起来。15分钟后，队伍停下，再看队列里，每个人的背包都变得松松垮垮，服装也不整齐，有人没戴帽子，有人没穿棉袄，很多人衣服扣子没扣上。连长扫视着队列，喊：
　　“沈进，出列。”
　　沈进走出队列，大家一看全乐了，只见他像个竹竿一样立着，背包全部散了，披在身上，裤子反穿，裤子屁股部分在前面鼓了起来。连长说：
　　“只跑15分钟就这样，如果跑几个小时怎么办！”
　　他又走进队列，在淮海后面停下，然后走到队前喊道：“路淮海，出列。”
　　淮海全副武装整齐地出现在队列前。连长说：“看看人家，怎么就一点不乱的呢，路淮海同志还是第一个到操场的。”又叫淮海转过身来让大家看。“大家都要向他学习。”淮海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获得了连部的口头表扬,为排里争得了荣誉。
　　大年三十，部队也和地方老百姓一样热闹。院子里被打扫得干干净净，窗户玻璃擦得锃亮，学校门口挂着“欢度春节”的横幅，插着许多彩旗。刘洪湘裁了一叠红纸，在挥毫写对联，“二姑娘”在一旁磨墨。各班都在包饺子，大年初一吃饺子是部队的传统。这一批新兵都来自南方，那里过年吃汤圆，大部分人不会包饺子，老兵就一边包一边教他们。“哎呀呀，你这包的是什么啊？一到锅里就化了。”庞根祥的浙江老家虽然过年也不吃饺子，但他已经当了两年兵学会了包饺子，“这样，先把两边捏紧，再挨着边捏紧。”他尖声尖气地指导着望江兵吴宗立；任中英在擀面皮，他一人擀面皮可以赶上全班人包。
　　炊事班长带着两个炊事兵来收饺子了。
　　五班的沭阳老兵冯家富冲他喊着：“天王盖地虎。”
　　他随口应了一声：“宝塔镇河妖。”
　　五班的霍丘老兵王志强对他说：“三爷，大年三十给我们摆一个‘百鸡宴’吧。”
　　炊事班长矮矮的个子，一张白净长脸，像一只瓢，下巴很长，好像随时都能掉下来，下巴颏上有一小撮山羊胡子，外号叫“座山雕”。他说：“要吃‘百鸡宴’找我的参谋长。”
　　七班副班长王宝财，一个身材高大的宿迁兵，宽阔的大脸上生着许多黑痣，翻着厚厚的嘴唇，像座山雕的参谋长大麻子——跑过来，两手夹住“座山雕”两肋，举了起来。“座山雕”两腿乱蹬，“参谋长”把他往旁边一扔，一屁股坐在一只面盆里，弄得身后一片白面，拍打着屁股跑了。
　　晚饭后，连里在学校的小会堂里举行联欢晚会，每班出一个节目，沈进报幕。新兵中文艺人才还真不少，二班的云海滨的笛子独奏《我是一个兵》，六班的李建群唱了一段京剧《沙家浜》中郭建光的唱段《朝霞映在阳澄湖上》——据他说，他的家乡苏中海安县李堡镇有一个京剧团，他是京剧团的演员，七班的蒋跃表演了一段快板，八班的节目是小合唱《我是一个兵》，淮海手风琴伴奏，沈进给他们指挥。唱罢，沈进喊道：“请路淮海来一个独奏好不好！”大家鼓起掌来，淮海演奏了一曲二胡曲《北京有个金太阳》。沈进将他的节目放在了最后，是诗朗诵。只见他面对着观众，凝神屏气，突然两手向上举起，喊道：“啊！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然后，换成前弓箭步，左臂向后伸直，右肘屈起，放在胸前，“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接着他表演了京剧里的一个旋子，停下来右手上举、左臂向下托天按地，“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又双臂斜着向上举起，“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亮相，放下双臂。
　　熄灯之前，宿舍里空气有些沉静，许多新兵沉默不语坐着，长这么大第一次离家过春节，生出了思乡的情绪。李建群伏在枕头边写东西，他的老乡“一块八”走过去取笑说：“又给‘红苹果’写信啦。”。李建群在家有一个女朋友，据他说就是镇京剧团演阿庆嫂的演员。但据一个海安兵说，李建群在《沙家浜》剧中演的是抢包袱的刁小三，他一般都是演这种角色，在《智取威虎山》中演“溜子在外面撞墙了”的一个小溜子，在《红灯记》中演请李玉和去赴宴的特务，只有一句台词：“酒宴上有的是酒，足够你喝的了。”而他的女朋友演的是被刁小三抢包袱的妇女——前几天李建群给女朋友没写完的信，晒被子时掉在外面被人捡到，信上说他的女朋友：“你的脸就像一只红苹果。”六班的曹大财坐在地铺上，眼泪汪汪地对人说：“去年三十晚上，我和我爸爸上街卖喜纸......”
　　大年初一清晨五点，轮到淮海站最后一班岗。他背着枪在院子里巡逻。寒风凛冽，天气寒冷，四周群山壁立，远近鸡犬之声，此起彼落。他东望故园，离家千里，关山阻隔，路途漫漫，不由涌起一阵强烈的思乡之情。每年此时他正在放鞭炮，他想到他的兄弟和伙伴们，他们今年放鞭炮时是否会想到他呢？东方渐渐露出了曙色，大山里也响起了一阵阵鞭炮声，沉寂的大山醒了。全连是他第一个在这大山里迎来了1971年的春节。
　　上午，营部在独山小学内组织各连之间进行拔河比赛。外面热火朝天，人声鼎沸，淮海却一人愁眉苦脸地坐在宿舍地铺上，他生病了，到独山后他就经常感到肠胃不舒服，站岗时又受了点凉。早饭时，他看到平时最爱吃的饺子，却一点胃口也没有，只想呕吐。他去找卫生员小李要药吃，小李说没有药，要带他到西边工程兵六一0部队卫生所去看，他懒得走动，不肯去。副指导员和小李进来了，副指导员说：“叫你去看病怎么不去？跟小李去吧。我的胃也经常不舒服，吃点药就好过了。回来叫伙房给你做一碗病号饭。”
　　淮海和小李来到西边工程兵六一０部队卫生所，卫生所里有一个女卫生员，淮海在这万山丛中、男人的军营里，第一次见到一个美丽的女兵，心情立刻好了起来。他惊异地注视着那个女兵，他的目光如电光一样，射中了那个女兵的心，她的脸红了起来，低着头，显得有些不自然。她给淮海取了药后，拿出一个《病员就诊登记簿》，请淮海写下姓名和单位名称。淮海离开时，她跟在后面，一直把他送到门外，淮海走了几步，又回过头去，见她还站在门口望着他,这一回她的目光没有躲闪，直看着淮海。青春是歌，青春是火，青春是桃花，青春是丘比特的神奇的箭。淮海是有着很深的女兵情结的，况且这又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兵。显然，那个女兵对他也很有好感。然而，他们并不在一个部队，茫茫群山，云遮雾障，他们以后还能再见面吗？
　　大年初三，天空飘起了雪花，纷纷扬扬一连几天，遮天盖地，将群山妆点得一片白茫茫，他们冒风踏雪，来到独山镇，在一个大门上方的墙上镶着大红五星、红军时期镇苏维埃政府的会堂里，集中听教导员上了一堂政治课，终于知道了这支部队的性质、任务和此行的目的地：自六十年代以来，中苏两国的关系日益恶化，直至发展到兵戎相见。苏联在中国边界陈兵百万。1969年3月，在我们即将召开“九大”之时，侵犯了我国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被我们打败。以后，又准备乘我国20周年国庆之际，向我国发射原子弹,形势十分严峻，林彪发出了一号命令，将中央领导都疏散到全国各地，学校已经不正常上课，修战备公路，挖防空洞，准备打一场核战争。可是，毛泽东主席轻松地化解了这一危局，根据他的指示，中国于当年9月，分别在地上和空中，进行了两次核试验，震动了全世界，震慑了苏联。但当时中国是一个贫铀国，在那样的国际形势下，产铀就成为解放军一项光荣而神圣的使命。1970年秋，一支集勘探、采矿、冶炼，全程生产制造核武器的原料——铀的特种部队，在南京军区建立了，番号为南字六0七部队。部队是一个团的建制，直属军区司令部领导，共四个营，一营在江苏溧水，二营在南京栖霞山、幕府山，三营和团部在皖西大别山，四营由国家地质工业部一支勘探队改编，负责在苏南、皖南和皖西等地勘矿，这就是他们这支部队。这支部队的征兵是在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从南京、苏中、苏北、皖南几个地区已经参加过当年新兵体检未被录取的人员中征招。到苏北来带兵的陈参谋和巫副营长，他们只接到来带兵的命令，但没有对他们说是为哪个部队征的兵。因为巫副营长是军区司令部警卫营的副营长，陈参谋又是军区司令部的警卫参谋，再加上身高不得低于1.72米的要求，所以就有了黄海这批兵是到南京来守卫长江大桥的说法。
　　大年初六上午，部队出发了。从一早开始，太阳就从东边的山坳子里升起，是冬日里一个难得的晴朗的天气。队伍排成纵队，4人一排，每个连的最前面，有一个旗手举着红旗。队伍从南面出了独山镇。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平坦的农田，田里爬伏着过冬的发黄的麦苗。高高低低大山在远处静静地耸立。在靠近大道的一处地方，现出一座独立的泥墙草顶的农舍，门前有一群鸡在结着冰冻的硬土地上觅食，一只红色的大公鸡，拍了几下翅膀，把头一伸鸣叫起来——司务长潘长寿说了一句“雄鸡一唱天下白”——屋旁有几只瘦得像野猪一样的黑色的猪，哼哧哼哧把嘴伸到一堆去年的腐草中拱着——原来这里养猪不是圈养，而是像山羊一样散养。一个4、5岁的小男孩，手里拿着一块红薯，站着门前好奇地望着大道上的部队，一个农妇也端着碗从屋里出来，站在门口望着。
　　前面出现了一条不太宽的河，从道路中流过，一座桥将被水隔断的道路联系起来，桥上有“毛叉河桥”几个字。过了桥，道路渐渐崎岖，远处的山迎面而来，道路蜿蜒曲折地沿着右边的一座座大山山脚向西南延伸，路的左边是悬崖，悬崖下是一条山涧，可以望见低低的下面，涧水像一条白色带子在闪光。山上树枝上的雪在融化，树枝还发着褐色，没有生气，水珠从树枝上滴下来。山脚边到处是垂到道路上的去年的枯萎的艾蒿、长长低垂的茅草。走了很长的路，没有见到一个行人，更没有见到车辆通过。
　　新兵们虽然是第一次进行这样的徒步行军，背着背包、大衣、步枪，觉得有些累，但个个兴致都很高，一边行军，一边说笑。储义民在讲他当红卫兵时到北京串连的事，“这点路算什么，当年我们准备步行去北京，走了五天，到了徐州，实在走不动了才爬上火车。”“文革”初期搞红卫兵运动时，淮海还在上小学，没有资格当“红卫兵”出去串连，他们就成立了一个“红小兵”造反组织。一天，他们也打着红旗，带着干粮，出发了，准备向南到伍佑镇，然后向西到大冈镇，再向北到龙冈镇，转向东回城，这一趟大概有五、六十里。但他们出了东门还不到5、6里，就走不动回头了。1969年麦秋季节，他们学校到龙冈公社万牛大队去支农，他们是打着红旗、一路高歌走去的，也有20多里。
　　队伍在继续前进，脚步声、步枪枪托和军用水壶的碰击声、人们的说话声、咳嗽声响成一片。只有“二姑娘”蔡凤楼愁眉苦脸，一声不吭，他脚上有鸡眼，弯着两条腿，脚在地上拖着，就像每走一步都要使出全身的力气。胥晓军把他的枪背了过去。最前面的十二连唱起了歌：
　　“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
　　歌声传到后边，整个队列都齐声唱了起来：
　　“祖国要我守边卡，扛起背包我就走，打起背包就出发......”
　　一曲唱完，沈进从队列里走出来喊道：“10连的同志们，我们再来唱一支歌。‘三大纪律八项要注意’预备——唱。”他起头唱道。可是没有一个人开口。“同志们，为什么不唱啊？”他大声喊着问，人群里响起一片笑声。“哦！错了。重来：‘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预备——唱。”
　　“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要注意，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大家一齐唱了起来，歌声在大山里回荡，惊醒了冬天沉睡的树林。前边的天空中，挺立着一座座连绵的灰色的山峰，风从山上吹来。左边山涧的水流、沙滩、苇塘和岸边的树林，都笼罩在一片阳光中。
　　近中午时，队伍停下来休息，喝水、吃干粮，然后继续上路。这时前面的地形又渐渐开阔起来，大山向远方退去，让出了一块块农田，道路左边的山涧流进了一条宽阔的大河，河面上有一座大桥，靠近桥头的地方有一块半截埋在地里的石碑，上面刻着“响洪甸镇”几个字。走过大桥，向西拐弯，就进入了一个集镇。镇子不大，有两条平行不到100米长的小街，南边紧挨着公路的那条街道上，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土坑，坑里还有尚未融化的积雪，公路的另一边是农田。镇上大概有百十户人家，有砖砌的房子，也夹杂着泥墙草顶的房屋。街上没有多少行人，猪、鹅和鸡群在街上游荡。许多房子由于时间长久，经风吹雨打，发出暗淡的颜色，灰朦朦的。靠着公路的人家，房屋周围都围着半人高的竹栅栏。沿着公路南边，有一排电线杆向西南方向伸展过去。
　　队列穿过小镇，继续向西南行进约七、八里，走过一个小石桥，桥的那边是一个大门，大门上写着“响洪甸水电站宿舍区”，进门后转向南走过约一里路，出现了许多砖墙瓦顶的建筑，有些房屋建造在街道后面高高的半山腰上，街上有很多人，有停泊的卡车，行驶的自行车，还有商店、剧院和路灯。街道的最南边，公路到此而止，出现了一条河流，冬天水浅，可以看见河底大大小小的鹅卵石，河上有一个舟桥部队在建一座桥。队伍从桥上走到南岸，出现在眼前的，是一个三面被群山围着的山沟。这里不是天尽处，却是地尽头；这里就是他们的目的地，他们要在这里安营扎寨、开矿炼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