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六章

　　公司的活越来越忙了，老板在不断地招收新工人，我管的这只队伍已经扩大到十几个人了。
　　吴老板新招来一位年龄大些的工人，姓董。董师傅是山东人，四十多岁了，焊接技术不错。
　　董师傅是从一家规模大些的私企辞职过来的，我问他是不是因为这里的工资高？他告诉我工资待遇都差不多，而且这边工作环境还要差些。我问他为什么在原来的公司不干了？他告诉我，是受不了车间主任的气；车间里许多工人们都给主任送礼，他觉得自己凭本事吃饭，没有送过礼。虽说每天努力干活，可是车间主任还是处处刁难他，一气之下便辞职走人了。我说你为什么不去找老板理论，他答道；当头的是老板的亲戚，不管用的，弄不好还会挨顿揍。
　　吴老板安排董师傅焊接油罐的封头，这个活原是蹲在上面焊接。董师傅个头高，岁数大些，而罐体要经常转动，蹲在罐上有些困难，和我提出要在一旁搭架子站在上面焊接。我觉得他的想法不错，有现成的脚手架，也费不了多少时间，站在架子上也好干活，而且排除了安全隐患，于是就同意了。
　　其实经常有工人从罐上面摔下来。就在前不久，一个刚来几天的工人就掉下来摔伤了，而且伤势较重。家里来了几个人伺候他治伤，这里是没有工伤的说法；于是家属提出给些钱回家养伤，吴老板没有答应。后来他们全家跪在吴老板的办公室不起来求他，才给了一千块钱；一家人痛哭流涕地离开了公司。
　　我刚回到办公室，吴老板便满脸不高兴地找到我说：“张工是你让他们搭的架子？咱们从来没有这么干过，也不嫌费事!”我听了答道：“没错，是我的主意。董师傅说他腿脚不好，在罐上面蹲不住，要求换人；还说不行就请假歇班，可是又没人能接替他，只好想了这么一个办法。”吴老板听了无话可说，其实就是搭架子费了点时间。
　　吴老板经常对我讲，现在的工人一个个岁数不大到都学会偷奸耍滑了；干起活来就像电影里的慢镜头，没有一个真卖力气的；哪像他当初年轻时在工厂干活，那是真舍得卖力气。
　　吴老板也经常给工人开会，他每次开会讲话有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从头骂到尾，讲一句话骂一句街。
　　吴老板不太善于言谈，讲话内容无非是不老实干的给我滚蛋!还有就是他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三条腿的蛤蟆找不着，两条腿的人有的是!上班偷懒不干活的，让我看见了就给他来个大嘴巴子扇!
　　开会的工人们听得已经习以为常了，脸上有时还露出麻木的笑容；工人们围着一圈听着吴老板嚷着骂着的在讲话，那情景倒有几分像看耍猴的。
　　尴尬的是，每次吴老板讲完后，必定让我接着讲话；这应该把我放在了领导的位置。为难的是，我不知道说些什么好，只好讲些要提高产品质量啊！干活时注意安全啊!
　　每当我讲到安全问题；吴老板便插话道；干活不小心受伤的，我只管送医院给你治，就是死了一分钱也不会赔你的！有本事你就去告我！
　　吴老板是个抠门的人，买的工具设备不是二手货就是劣质产品，因此给安全留下许多隐患。这里也算做我打工的公司工伤事故较多的地方。
　　一天，我刚走出办公室不远，听到有人大声喊道，着火了!我闻声望去，只见切割钢板的乙炔瓶的气管起火了，火焰不断地向气瓶燃烧过去；附近的工人吓得四处逃窜，有的还趴在地上。我虽说距离挺远；但心中清楚爆炸后的威力，还是本能地往一个料仓的罐体后面躲去。
　　这时，我看到一个身影，飞快地奔向气瓶；是薛龙!只见他迅速关上气瓶开关，又利索地扑灭管道的火焰。我被吓出一身冷汗！一场灾难避免了，一切恢复正常，工人们又各自开始工作。
　　我马上找到吴老板，告诉他事情的经过，督促他马上换掉全部老旧的割枪和破损的气管。
　　一天张广涛拿着图纸到办公室找我。我正在和他讲解着；一辆警车开进大门，下来一个警察推门问道，你们吴老板在吗？我告诉他在最里面的一个房间。这时我见到一个青年人从警车中下来，胳膊缠着纱布挂在胸前，像是受伤了。我忙问张广涛：“这是什么情况？”他答道：“张工您了不知道，那天您了歇礼拜了；小赵他们有一个新来的工人晚上找老乡喝酒回来晚了，借着酒劲便咣咣地砸大门。进来后吴帆骂了他几句，这小子不认识小老板，两人就动开了手。吴帆拿起一根棍子把他胳膊打骨折了，当时就住院了，看来这是报警了吧！”
　　吴老板的儿子除了打架有些特长；不仅念书不行，对学技术方面更是不感兴趣。每天只是吃喝玩乐打游戏；游手好闲，碌碌无为，远不及父辈。这也就印证中国一句老话，富不过三代。
　　后来听说在警察的调解下吴老板赔了那个工人五千块元。不久，小赵告诉我，他们不在这里承包活干了，他们的人都走了，只有他自己留在这里等着结工钱。
　　公司加工的产品看来有季节性，春季活忙，冬季活不多了。公司的人员一天天少了起来，吴老板也不再招人了。薛龙告诉我；每年都是这样，到年底人就走的差不多了，第二年又开始从新招人。
　　严冬到了，整个公司还剩下七八个人，工人们穿着厚厚的破棉衣在呼呼的北风里忙碌着。
　　我的办公室点了一个小蜂窝煤炉子。办公室是靠边的第一间，朝东开了挺大的窗户，门窗还是老式木头的，屋内四面透风，温度很低。我穿着厚厚的防寒服，还是冻得一天也暖和不过来，恨不得把小炉子抱在怀里。
　　快下班的时候，我坐在炉子边烤火，“哐”的一声，屋门被推开了，和薛龙一起焊结构架的小刘慌慌张张的跑进来喊道：“不好了!薛龙砸着了!”我听后说了一句：“你快去告诉老板!”便急忙向现场跑去。
　　小薛被两个工人搀扶着，表情看上去有些痛苦，但好像伤势不重，见我来了，便坐在了一堆钢材上。
　　算是这小子命大，他用天车旋转钢架时钢丝绳脱钩，钢架倒下来把他压在下面；万幸的是钢架一头砸到放在一旁的型钢上，下面有些空隙，否则的话性命难保。
　　我问了一下他的伤势情况，他咬着牙倔强地说，没事，张工。这时吴老板来了，他没有安慰几句受伤的小薛，也不张罗着去医院，而是张口骂开了：“妈的干活不知道长眼睛，要是砸在脑袋上不就玩完了！妈的就不知道小心点！”
　　其实我心中很清楚，钢丝脱开是由于质量不好又老化了，但是没人敢说出来。我见到小薛的眼里流出了泪水，不知道是因为伤痛还是伤心地流泪。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大声说道，赶紧扶他到办公室躺着吧!过了一会，我见到没有动静送薛龙去医院，便问他怎么样，他告我诉胸口痛的厉害了，还有些喘不上来气。我心中不由有些冒火；马上找到吴老板：“怎么还不送小薛去医院？”他倚在床头看着电视，说了一句：“用得着上医院吗？”我说：“还是去检查一下，没事不更好吗!”他听了不情愿地说了一句，那就让吴帆拉着他去医院瞅瞅。
　　薛龙住了两天医院，出院后需要养伤；不干活是没有工资的，他就结清工资回家去了。走的时候他伤感地对我说：“张工!明年我说什么也不回来了，这里不是人呆的地方。我给老板卖了这么多年命，受伤住院他都没有去看过我。”
　　薛龙应该是公司最优秀的员工，不仅技术全面，还有组织指挥的才能，是我的一个得力助手。他一直是我重点培养的工人，我向老板建议让他担任了带班长。可当我向老板提出应该给他涨工资时；却遭到了拒绝；其实现在他的水平如果换一个地方工资肯定要多不少。薛龙走后不久，我也离开了公司。
　　薛龙还很好学，当他看到来临时抢活的一个铆工在用自己带来的手提电脑制图时，便问我画图好不好学？问我能不能教他，我告诉他可以学着画一些简单的图还是不难，尤其是他这样有识图知识基础的；但是要下决心有毅力。
　　薛龙听我说可以教会他制图，便跑到街里买回来一台手提电脑。我帮他装上了制图软件，下载了了我原来画的图纸，还给了他一本机械制图的书籍。我教给他制图入门的方法，没有几天他就可以画出简单的图形了。
　　这里再插一段这个铆工的故事；他有三十五六岁了，是他们这几个来干抢活的核心人物。他在农民工里算作文化较高的，自己学会了机械制图。他曾经应聘过机械设计，但是干了不长时间就辞职了，原因是工资太低，而且发现继续干下去前景也好不了。他说家是农村的，现在最需要的是钱，于是他又干起了电焊工。我当时对他讲，这样选择是正确的；随着大学生人数的增长，普通的工程师变得更不值钱；今后缺的是技术工人，尤其像你这样高水准的铆工。
　　记得有一次招来一名工人，二十多岁的样子，小伙子的言谈举止看上去文化不低。奇怪的是他什么技术也不会，干的是辅助工，每天用砂轮打磨焊道。我于是问他原来是干什么工作的，他有些不好意思地告诉我，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因为学的专业不好，很难找到工作，家里是农村的，上学时还欠下不少账；只好先找些挣钱多的活来干。他告诉我每次找活干从来不敢说自己的学历，如果老板听说他是大学生就不会雇佣的。
　　每当我想起这些从农村来的年轻人——眼前便浮现出他们穿着被电焊烫的百孔千疮破旧不堪的衣服；在风吹日晒还有刺鼻的电焊烟雾中的工作画面。让我回想起几十年前，我和他们年龄相仿时插队农村的情景。历史有意思地来了个倒转，当初我们生活在城市的青年到农村当农民；而今天农村青年又来到了城市当了工人。
　　我眼前的这些年轻人面对艰辛的劳动，艰苦的生存环境，没有怨言，他们总是面带着微笑，内心似乎很满足。他们被冠以一个莫明其妙称呼；农民工。其实他们就是中国新一代产业工人。
　　在高楼大厦的建筑工地，在工厂的流水线，农民工出现在各行各业最艰辛繁重的工作中。我们今天改革的成果，是离不开他们的奉献；他们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是他们用自己的肩膀扛起了城市。他们风餐露宿，流血流汗；他们“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我们这些人的小康生活；更不能够实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且变得越来越富。他们应该是这个改革开放年代受到尊重的人。